防卫过当案例分析

第一篇：防卫过当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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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过当案例分析

核心内容： 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防卫过当具有两方面的特征：

一、在客观上表现为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并造成了重大损害;

二、防卫行为必须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本文通过四个案例来解析何为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案例分析

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防卫过当具有两方面的特征：

一、在客观上表现为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并造成了重大损害;

二、防卫行为必须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本文通过四个案例来解析何为防卫过当。

案例1：

2005年11月28日9时许，广州大学生张**从番禺南村搭乘一辆公交车，在车上张**发现有一男子正在扒窃乘客财物，于是立即提醒乘客注意防盗。当公交车行至洛溪上漖站时，张**刚下车，突然被涉嫌盗窃的嫌疑人覃某(33岁，广西人)持刀从背后袭击刺伤，双方随即发生扭打，张**夺刀反击覃某，覃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张**也身受重伤。据警方调查，死者覃某曾因吸毒、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当日民警还从覃某身上搜获一台手机，经核查是一名事主于当天7时许在公共汽车上被人盗去的手机。同时，也有群众指认覃某经常伙同他人在公交车上及公交车站从事盗窃乘客财物的违法活动。公安、检察机关综合现场勘查、调查访问及有关证据材料证实，张**的行为系正当防卫行为。

案例2：

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1月25日向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南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害人李**要与朱**谈恋爱，多次对朱**进行纠缠和拦截，遭拒绝后竟进行威胁恐吓，并伺机报复。1993年9月9日20时许，李**携刀强行进入朱**家，与朱**的母亲刘振玲口角撕打起来。李**扬言：找你算帐来了，我今天就挑朱**的脚筋。正在撕打时，朱**进屋。李**见到朱**后，用脚将其踹倒，一手拿水果刀，叫喊：不跟我谈恋爱，就挑断你的脚筋。说着就持刀向朱**刺去。刘振玲见李志文用刀刺朱**，便用手电筒打李**的头部，李**又返身同刘振玲撕打，朱**得以逃出门外。此时，被告人朱晓红进入屋内，见李**正用刀刺向其母亲，便上前制止。李**又持刀将朱晓红的右手扎破。刘振玲用手电筒将李**手中的水果刀打落在地。朱晓红抢刀在手，李志文又与朱晓红夺刀、撕打。在撕打过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程中，朱晓红刺中李**的胸部和腹部多处。经法医鉴定：李**系右肺、肝脏受锐器刺伤，造成血气胸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案发后，朱晓红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朱晓红的行为系正当防卫行为。

案例3：

被告人何某(女，35岁)于某年6月15日回娘家，在小荒山上与身高力强的搬运工人王某相遇。王某身揣屠刀一把，拟去正操办婚事的弟弟家杀猪宰羊，见何某孤身一人，顿起淫心，先以秽语挑逗，要求发生两性关系，被何某责骂拒绝。王某即亮出屠刀威逼何某脱衣服。何某见王某身高体壮，相貌凶恶，且手持屠刀，而周围一片荒野，既不见房舍，又不通行人，自己赤手空拳难以抵御，便假作应允，说到前面找一地方，以作援兵之计。走到山脚，何某见前面有一堵矮墙，下面是一个很大的粪池，便走至地边，佯作解衣，并招呼王某也过去。当王某在池边一只脚着地，一只脚脱裤子时，何某奋力一推，将王某推落粪池。粪池既深且大，王某又不会游泳，落入粪池后拼命挣扎，双手撑住地沿，几次想爬上岸来，均被何某掰开双手，将其再次推人粪池。何某一面不让王某爬上来，一面大喊“抓坏人”。由于正值中午，路上没有行人，直至王某无力爬上时，何某才穿上衣服，拼命地跑到前村告诉农民，并带领几个村民返回粪池捉人。当赶到现场时，王某已被淹死在池内。

何某前期将王推入粪池的行为系正当防卫，而后期阻止王上来的行为已经不具有防卫的性质了，因为王在粪池的时候已经丧失了犯罪的能力，不具备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属于事后防卫。何某应当预见自己不让王上来的危害性，但由于抓人心切而没有预见，其行为构成过失至**亡罪。

案例4：

被告人：温宗州(别名周峰)，男，22岁，安徽省巢湖市人，饮食个体户，住在江苏省南京市尚书里48号，1997年9月25日被逮捕。1997年8月24日清晨6时许，被害人余慈勇及孙强波、曹宗玉(孙、曹均另案处理)三人，到南京市尚书巷48号被告人温宗州所开的“缘房”包子店，由孙强波买了6只烧卖，未付钱即离开。温宗州上前索要烧卖钱，遭到拒绝。余慈勇把腰间别的单刃尖刀亮出来，并扬言要用刀捅人。余慈勇一伙还将温宗州硬往瑞金路方向推，温宗州不从，其店里的帮工杨春、高龙锐跑出来，双方发生争执和扭打。余慈勇将腰间的单刃尖刀拔出来，对温宗州进行威胁。温宗州即上前夺刀，刀被抢落在地，后被温宗州抢到手，即向余慈勇的腹部及背部连刺数刀，又朝孙强波身上刺了一刀，致使余慈勇肝脏破裂，急性大出血死亡。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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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法理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就是说防卫人在实行正当防卫的过程中，应当预见自己的防卫行为可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了不应有的危害后果。在少数情况下，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即在实行正当防卫的过程中，防卫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防卫行为可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因为轻信能够避免而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是，也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防卫人在实行正当防卫的过程中，明知自己的防卫行为会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却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情况的防卫过当在主观上就出于间接故意，是一种故意犯罪行为。结合本案而言，被告人温宗州在将刀抢在自己的手中而被害人赤手空拳的情况下，明知自己向被害人的身体(包括要害部位)连刺数刀的行为会超过防卫的必要限度，可能造成被害人伤残或死亡，但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此，温宗州的行为属于间接故意，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只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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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案例分析

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案例分析

XXXX XX 授课教师：XXX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案例：

被告人李某于1999年7月2日，为防止他人在自己饲养的鱼塘内偷鱼，就在鱼塘的四周架设了电网，并写上“偷鱼者防电”字样。夜晚，李某离开鱼棚到家中睡觉。当日夜晚，王某携带偷鱼工具到李某鱼塘内偷鱼，手刚一触到电网，当即倒地身亡。次日晨，李某听说王某触电后，即先到鱼棚内切断电源，而后对王某进行了人工呼吸，但无效果。为掩盖自己的罪责，李某将鱼棚四周的电网全部拆除，而后伪造了王某自己用电偷鱼不慎死亡的现场。

看了这个案例，我们可能想知道到底李某为防止盗窃私设电网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答案是否定的，李某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已经算是防卫过当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包括以防卫装置进行防卫的情形。在本案例中，李某为了使自己的财产权利免受不法侵害，而私设了电网，其目的是为了防盗。虽然防卫装置是预先设定的，防卫效果是在不法侵害发生时产生的，所以也符合防卫适时性的要求。当然，以防卫装置进行防卫也存在防卫过当和因故障而防卫不适时的情况。因此，对于因防盗而非法设置电网的行为，不能否认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防卫的意图，客观上具备一定的防卫性，但是由于防盗而造成偷鱼者死亡，则属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防卫过当。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

李某在某市场以卖水果为生。2007年1月15日，李某守在水果摊前卖水果。王某要买水果，于是过来询问价格，感觉价格合适并买了5斤水果。傍晚王某来到李某的摊位前，说是因为水果不好吃想退掉已买的水果，李某不同意。于是王某拿起水果扔向李某，李某随即躲闪没有打到李某。王某因为水果没有打到李某，更加愤怒，于是上去朝李某的脸部打了两拳，因李某长得瘦小，王某长得高大，不敢还手，还是躲闪。王某于是上去掐住李某的脖子朝其腹部用脚猛踢。李某想跑，王某拽住他继续殴打。李某情急之下拿起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王某腹部刺去，王某倒地。李某拨打了110与120，王某经鉴定构成重伤。

在本案例中，被告人李某在遭到王某的不法侵害时，一度采取了克制与躲避的态度。后为避免自己的人身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被迫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王某刺伤。李某将王某刺伤后没有继续刺伤王某，而是拨打了110与120。其防卫程度与不法侵害的性质与程度相适应，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以上两个案例是防卫过当还是正当防卫，稍微利用法律的知识就可以明了地分辨出来，那有没有既可以认为是正当防卫，也可以认为是防卫过当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经典的案例：

被告人张津龙，男，29岁，河北省新乐县人，系个体业主。2000年某日下午3时许，被告人张津龙在某市场卖布。刚饮过酒的被害人李志泉走过来指着一块布要张拿给他，张某问明情况将布拿给李某。李某接过布简单看了一下，嫌布小，即扔到张某的脸上，张某拿过布也抽了李某的面部一下，双方发生口角，后经他人劝开。张某为避免事态扩大，急忙收拾部分布离开市场。当日下午5时许，张某返回市场收拾余下的布时，被等候多时的李某发现。李某即追上去用拳头击打张某的面部。将张某的近视眼镜打碎落地，眼镜碎片划破了张某的眼皮，但张某没有还手。接着李某又用右臂夹住张某的颈部，继续殴打张某。由于李某身高体壮，张某身体瘦小，张某挣脱不开。张某为逃脱挨打，情急之下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着李某乱捅，将李某的右手臂捅伤，但李某仍未停止对张某的殴打，张某又将李某的左腹部捅伤，李某才将张放开，张某也没有再捅李某。李某的腹部伤，经法医鉴定为重伤。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张津龙的行为属于防卫性质没有异议，但对其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构成防卫过当，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津龙的行为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理由是：被害人李志泉的侵害只是使用拳击，并未使用凶器，而张津龙却用水果刀对李志泉乱捅，按照防卫的手段、强度相适应的标准来衡量，张津龙的防卫行为显然超过了必要限度。同时，李志泉的侵害行为尚未达到对张津龙的生命构成威胁的程度，张津龙却使用凶器进行还击，致使李志泉重伤。从这个角度看，张的防卫行为也是超过了必要限度，应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津龙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理由是：只要防卫行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非此不可，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也无论造成的损害是轻是重，防卫都是适当的。李志泉一只手夹住张津龙的颈部，另一只手用拳猛击张的头部，致使张无力反抗，挣脱不得，身体受到严重的威胁。李身强体壮，张身体瘦小，张是为了摆脱李的不法侵害才用水果刀乱捅的。乱捅中，李的手臂被划伤，但仍未停止侵害，直到腹部被刺中，李才松手，张也随即停止了反击行为。由此可见，张津龙的防卫行为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近代刑法理论认为，正当防卫是将本来应由法律保护的利益在法力所不能及的紧急情况下，赋与公民奋起自卫的一项正当权利，它本身意味着对国家刑罚权的一种补充。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这是有条件的。我国刑法理论对正当防卫行为的构成条件作了必要的限制，即在主观方面特别强调正当防卫行为人的防卫意识，并通过刑法中“错误理论”中的认识错误来区别“正当防卫”与“假想防卫”的构成要件，通过其防卫意识判决行为的合法性，区别“挑拨防卫”与“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在客观方面特别强调行为人行使正当防卫行为时的时间与方法，以及对抗程度的适度性，恰当性。以“正在进行”(即紧迫性)限制其正当防卫的时机，区别“正当防卫”与“防卫不适时”(事前防卫与事后防卫)的构成要件。通过其方法与程度“大体相当”的判断，限制其行为“防卫过当”。

本案例中之所以产生以上不同意见，究其原因，是基于对以下问题理解不同所致。其一，关于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其二，关于无限度防卫的范围。

一、准确理解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即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起始时间。不法侵害开始的把握。在理论上存在两类观点：

一是单一标准说。如着手说(即不法行为的开始就是不法行为的“着手”)、进入现场说(即只要不法侵害者进入侵害现场，侵害的危险就己存在，就是不法侵害的开始)。在实践中广为接受的为着手说。

二是双重标准说。双重标准说采用一般与特殊两种标准确定不法行为的起始时间。一般标准为着手说，即着手就是不法侵害开始实行之时，特殊标准为紧迫标准，即对于那些严重危害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等暴力行为，虽然尚未着手实行，而只要临近着手，由于其己使合法权益面临着遭受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性，就应将其视为不法侵害的开始。例如杀人、抢劫、强奸、伤害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从犯罪未遂说来讲尽管未达到着手的程度。但是，由于其给公民的人身权利造成的威胁迫在眉睫，亦应视为不法行为己经开始，可以对其实行正当防卫。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开始，应当是指不法侵害行为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其己经开始实施，并且使其侵害对象受到直接威胁，如不采取防卫行为，将会受到侵害的。因而，其特点为：

其一，客观方面不法侵害有一定积极的作为，且己经开始，因而不同于犯罪未遂的着手。

其二，从侵害行为的程度上看，该侵害行为的对象己经受到现实直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达到了如果无防卫措施，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将会受到损害的程度，对这一标准可简称为危险紧迫说。就本案来说，张津龙在李志泉打碎张的眼镜，碎片划破了张的眼皮，李又用右臂来住张的颈部，继续殴打张，张挣脱不开时，即侵害行为的对象己经受到现实直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张为逃脱挨打，才掏出水果刀朝李乱捅，也即如果无防卫措施，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将会受到损害。因而本案被告人采取防卫行为是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要求的，即：侵害行为己经开始，且人身危险己经直接迫近。

我们对一个案例分析，是认定它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必须要有理有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里我只是以几个简单的但经典的案例分析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区别，由于知识有限，分析存在一定的不全面性，还望包涵。最后感谢刘耀彬老师为我们授《刑事案例与法律》的课程，正因为有了老师具体生动的讲解，我们才能够对看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法律有了一定的兴趣。顺祝老师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全家幸福，桃李满天下！

第三篇：从两个案例着手谈假想防卫过当

黎宏：从两个案例着手谈假想防卫过当

作者：黎宏，男，汉族，湖北罗田人，1966年8月生，中共党员。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原题：论假想防卫过当 转自：公诉实训

一、假想防卫过当处理的司法困惑

所谓假想防卫过当，是指不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但行为人误以为（假想）存在，并对该假想侵害实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反击，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对假想防卫过当该如何处罚，我国刑法理论界的探讨寥寥无几，而司法实践中却争议巨大，以下试从司法实践中的两个争议案例展开探讨。

案例1：“谢某某假想防卫过当案”。某日晚11时许，被告人谢某某起身如厕，见陌生人史某某（男，16岁，送奶员）骑自行车从其家门口经过，谢某某觉得其形迹可疑，遂尾随其后查看。见史某某向前骑至一拐角处，将自行车停靠在该处路灯下；拐进小弄至另一户门口，用手开门旁的窗户。谢某某跟至史某某身后约5、6米处停下，查问史某某是干什么的，史答：“你管我是干什么的！”谢某某听后未做声，返身至一邻居家，对邻居讲：“有贼，快跟我去捉贼！”并从门后取了一根晾衣用的铁杈返回现场，见史某某正欲推自行车离开，遂用铁杈向史某某头部打去，击中史某某的嘴部，致史某某7颗牙齿脱落。随后赶至的邻居认出史某某系送奶员，谢某某也发现了自行车倒下后从篓筐中散落在地的牛奶瓶，才知道史某某原来是送牛奶的。经法医鉴定，史某某的损伤已构成重伤。对于此案，检察机关以谢某某犯故意伤害罪起诉。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基于主观臆断，误认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不法侵害，出于防卫的目的而致人重伤，属于应当预见而未预见的疏忽大意的过失，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宣判后，检察机关以原判定罪不准、量刑不当为由提起抗诉，认为谢某某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谢某某由于认识错误，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不法侵害误认为存在，对臆想中的不法侵害实施了防卫，并造成他人重伤，其行为属于刑法理论中的假想防卫，是对事实的认识错误。谢某某实施加害行为时，虽然史某某已准备离开现场，表面上似乎基于臆断的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但是防卫制度的立法目的旨在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因此，谢某某在臆断被害人史某某系小偷欲逃离作案现场时，持铁杈击打被害人，主观上是出于正义的目的，其臆断导致不法侵害也符合常理。但依照情理分析：通常小偷受到盘问时应有惊慌表现，但被害人没有这种表现，他有充分的时间逃离却没有逃离，亦未反抗；谢某某也有条件进一步核实对方身份，但他由于抓贼心切，对此应当预见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其行为符合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原审人民法院认定谢某某犯过失致人重伤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诉讼程序合法，⑴因此驳回了检察院的抗诉。但这种判决结果遭到了某些学者的批评，认为“谢某某的行为成立假想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控、审双方的观点都有偏颇之处”⑵。

案例2：“蔡某某假想防卫过当案”。2011年9月19日，被告人蔡某某驾驶小客车到加油站准备加油，见身穿加油站工作服的唐某正追赶手拿挎包的被害人管某，蔡某某误认为被害人管某是抢劫犯罪嫌疑人，遂驾驶小客车对被害人管某实施碰撞并拖行大约13米而未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导致被害人管某受伤，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当天，蔡某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警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他刑拘。该案因案情较为复杂，2011年12月28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将本案移送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受理，此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补充侦查两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3次。2012年9月19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2013年5月27日，蔡某某故意伤害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提起公诉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仍然坚持第一次开庭的意见。相反地，蔡某某的辩护律师则认为，蔡某某的行为属于假想防卫，假想防卫是过失犯罪，不能以故意犯罪论处，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⑶。

历经两年之后的2013年12月19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当事车主蔡某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判决理由是：蔡某某出于见义勇为的动机欲拦截被害人，但是，被拦截的被害人既未持械，也没有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蔡某某使用车辆作为工具驱车拦截有失妥当；在被害人欲逃离时，蔡某某变向、加速追赶，以至最大车速达到35.9km／h，远远快于普通民众通常奔跑的速度，其作为一个有多年驾驶经验的人员，应当明知其行为会发生致人受伤的后果；被害人被撞倒以后，蔡某某未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致被害人被车辆碾压、拖行，有放任被害人受伤的故意；因此，构成故意伤害罪。蔡某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考虑到本案确因蔡某某误认为被害人是违法犯罪人员而不当使用车辆拦截的起因，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法院决定对其减轻处罚。⑷至此，争论了两年之久的该案终于落下帷幕。

上述两个案件都涉及到刑法典中没有明文规定、刑法理论上也很少探讨、但司法实践中却较为常见、处理棘手的“假想防卫过当”问题。案例1中，检察机关认为对被告人谢某某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范围量刑。对假想防卫（过当）以故意犯罪论罪并予以重罚的做法，其理论根据何在，尚需进一步的探讨；从重罚的社会效果看也不一定理想。如果对谢某某的行为重刑处罚，极有可能挫伤公民见义勇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偏离刑法设立正当防卫的宗旨，因此，在综合考虑了本案发生的起因以及被告人的主观目的之后，二审法院最终还是维持了被告人谢某某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原判结论。但这种判法也有失偏颇：尽管降低了对被告人的处罚，一定程度上褒奖了其见义勇为的积极性，但是，这种专重被告人的防卫动机，置被告人对正欲离开的臆想“小偷”采取用铁杈击打其头部的事实有认识而不顾的做法，明显违反了我国刑法典第14条、第15条有关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的规定。其不仅不利于保护无辜的被害人的利益，而且也根本没有考虑到即便是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的反击，也不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限度要求。

案例2实际上也是一起假想防卫过当案件，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被告人蔡某某出于防卫动机，对误想的抢劫罪犯即被害人管某实施了开车撞击的制止行为，从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3款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来看，对抢劫罪犯的防卫，采用这种形式的防卫手段似乎也并不过分。但是，“碰撞”之后，“拖行大约13米而未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则有过当的嫌疑。因为，即便是刑法典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特殊过当防卫，也必须符合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就本案而言，在不法侵害人被撞倒之后，其已经丧失了不法侵害的能力，这时，行为人理应采取比较温和的防卫手段，但行为人仍然用汽车将被害人“拖行大约13米而未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导致被害人管某受伤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结果，不得不说有超过必要限度即过当的嫌疑。从持续两年多的复杂、周折的审理过程以及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大相径庭的意见表达来看，本案实际上也面临着案例1的困惑：即到底应当如何在保护公民见义勇为的热情和防止滥用正当防卫权伤及无辜之间进行合理平衡？

从学理的角度来看，上述两个案件的处理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争议，主要还是缘于假想防卫过当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使然。假想防卫过当，如前所述，就是误认存在成立正当防卫所必要的前提要件即“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并基于该误认而实施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产生了过当结果的场合，是假想防卫和防卫过当交错或者重合的一种情形。这种场合，纯粹将其理解为假想防卫，会忽略其防卫过当的一面；相反地，仅把它考虑为防卫过当，则会忽略其假想防卫的一面，因此，如何确定假想防卫过当的性质特别是罪过形式，便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同时，假想防卫过当尽管是对假想的不法侵害进行的防卫，但终究也还是出于防卫意思的行为，只是由于其偏离了行为人假想的正当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产生了过当结果而已，具有防卫过当的特征。防卫过当，依照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2款，“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假想防卫过当是不是可以享受防卫过当的优遇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日本，以1966年7月7日的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的判决⑸为契机，对假想防卫过当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在，关于假想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虽然有四种不同的见解：（1）假想防卫是违法性的错误，即便有正当化事由错误的介入，也不排除故意；⑹（2）假想防卫是事实错误，但侵害程度客观上过当的场合，不排除故意；⑺（3）假想防卫是事实错误，正当化事由的错误排除故意，只有在存在处罚过失犯规定的场合，才成立过失犯；⑻（4）故意犯、过失犯两类型均存在⑼。但认为故意犯、过失犯两类型均存在的“二分说”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同时，有关假想防卫过当是否应当适用或者准用日本刑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的防卫过当规定减免处罚，尽管仍然存在激烈争论，但判例已经明确地采用了肯定说。⑽以下，笔者试结合我国和日本的相关规定与学说，对与假想防卫过当处罚有关的主要问题即假想防卫过当到底应当如何定性、对其是否能够减免处罚等，进行探讨。

二、假想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

假想防卫过当，是行为人误认为存在正当防卫的前提事实，即“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行为的情形。这种场合，由于不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且“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因此，肯定不是刑法上所允许的作为排除社会危害性事由的正当防卫，而是刑法所不允许的侵害行为。这是确定无疑的。只是，成立刑法上的犯罪，除了具有侵害行为、造成危害结果之外，还要求行为人在引起该结果时，主观上必须有罪过即故意或者过失，否则不成立犯罪。因此，在处理假想防卫过当的时候，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假想防卫过当场合下的行为人的罪过形式。对此，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如下观点：

（一）故意说

认为假想防卫过当的重心在于防卫过当，由于行为人对反击行为超过防卫限度这一点有认识，因此，成立故意犯。如我国有学者认为：“假想防卫过当的行为人在主观心理状态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直接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把假想不法侵害行为有效地制止住，而是要消灭不法侵害的来源，采取过当的防卫措施；另一种是行为人放任对对方合法权益的损害，不管假想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强度以及危害结果等，不考虑防卫限度。前者表现为犯罪的直接故意，后者表现为犯罪的间接故意。假想防卫过当的行为人在心理状态上发生了变化，由不具有违法性的特征而变为具有违法性的特征，这样，较之于假想防卫，假想防卫过当就引起了案件性质和法律后果的变化，一种是故意使意外事件变为故意犯罪，实现了罪与非罪的转变；一种是使过失犯罪变为故意犯罪，实现了犯罪性质的变化。”⑾简言之，在这种观点看来，假想防卫的场合，行为人本应只成立过失犯或者意外事件，但由于其中掺杂的防卫过当行为中，存在行为人有意而为的情形，使得整个假想防卫过当行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过失犯和．意外事件转化成了故意犯。

应当说，上述见解看到了防卫过当、特别是行为人有意实施的防卫过当行为对其误以为存在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假想防卫的定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面，值得肯定。但是，防卫过当行为并不总是行为人的有意而为，还存在因为行为人的过于自信或者疏忽大意以及在当时的情形下，由于高度紧张、恐惧或者惊愕，不能抗拒或者难以预见是否过当而引起的场合。将这种场合下的假想防卫过当一概认定为故意犯罪似乎不太妥当。

日本也有主张假想防卫过当成立故意犯的学说。这种学说以行为人只要对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有认识就足以成立故意的严格责任说为前提，认为假想防卫之类的排除违法事由的错误是违法性的错误，不排除故意，因此，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不管对过当事实有无认识，都能成立故意犯；只有在该种错误的出现属于在所难免的场合，才能排除责任。福田平教授就持这种见解。他认为，将排除违法性事由的错误看作为具有否定排除故意效力的禁止错误，认为只有在该错误难以避免的场合才阻却责任；而在能够避免的场合，仅仅只是能够减轻责任而已的见解，“在理论上是能够得到支持的。”⑿关于假想防卫中的错误，福田教授认为：“在对作为排除违法事由的前提事实的存在具有误认的场合，行为人对属于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具有认识。即这种场合，行为人对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侵害有认识、容允，并且加以实现。因此，行为人在这种场合，直接面临着该行为是不是被禁止的问题。只是，这种场合，由于行为人对作为排除违法事由的前提事实的存在具有误认，提供了该行为是被允许的错误回答而已，”将对假想侵害的误认即错误理解为了禁止（违法性）错误。另外，就检讨假想防卫是否成立过失犯的见解，他批判道：“在过失犯罪中，行为的决意，不是实现构成要件结果，而是面向刑法上不被否定的结果。这里，行为人并不直接面临该行为是不是被禁止的问题。因此，将对作为违法阻却前提事实的存在具有误认的场合（这种场合，行为人认识、容允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侵害并且加以实现）看作为过失犯，在本质上是不妥当的”⒀。

福田教授的上述见解，尽管能自圆其说，但即便在日本学术界，也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认同。因为，作为该见解前提的严格责任说本身存在不妥之处。受目的行为论影响的严格责任说认为，故意的内容就是对符合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容忍（构成要件的故意），而将有关排除违法性事由的认识以及违法性的意识，则作为和故意不同的责任要件，因此，该说认为，即便在由于假想防卫而杀害他人的场合，也构成杀人罪。⒁但是，一般认为，这种理解过于形式化。成立故意，行为人不仅要对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有认识，还要对作为违法性基础的事实有认识。换言之，故意的认识内容，是“犯罪事实”即“符合犯罪类型的可罚的违法性事实”，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⒂假想防卫的场合，行为人尽管具有“杀人”的意思，但其以为他所杀死的是“正在进行加害行为，依法可以被杀死的人”，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具有符合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但并没有面临规范的拷问。换言之，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因此，将假想防卫的场合（包括假想防卫过当在内）认定为故意犯是有问题的⒃。

（二）过失说

认为假想防卫过当的重心在于行为人对作为防卫行为起因的紧急不法侵害存在误认，本质上是假想防卫，因此，构成过失犯。如我国有学者认为，防卫过当以正当防卫为前提，即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的过当，不是所有的防卫行为的过当。假想防卫由于不是针对正在进行的、实际存在的不法侵害行为而发生的，缺乏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所以不是正当防卫，也就谈不上防卫过当了，更无所谓“假想防卫过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只认定“假想防卫”，便于统一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⒄该见解认为，假想防卫的场合，不可能是故意，而只能是过失，在连过失都没有的时候，只能是意外事件。⒅我国的司法实践也多半倾向这种观点。如在前述“谢某某假想防卫过失致人重伤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谢某某的行为成立假想防卫。理由是：谢某某基于臆断，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不法侵害误以为实际存在，出于防卫的目的致人重伤，被告人谢某某对此应当预见而未预见，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同样，在“蔡某某假想防卫过当案”中，蔡某某的辩护律师也认为，蔡某某的行为属于假想防卫，假想防卫是过失犯罪，不能以故意犯罪论处，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确实，形式地理解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2款，似乎可以说上述观点合情合理。但是，仔细分析之后，便可发现其中的不足：（1）会推导出极不合理的结论来。如果说“防卫过当以正当防卫为前提”，假想防卫不是正当防卫，所以，假想防卫的场合不存在过当问题的话，则意味着假想防卫的场合，即便行为人对假想的不法侵害有意“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也只能按照假想防卫的一般情形以过失犯处罚。这样，就极有可能为假想防卫者的借机伤害他人之举提供逃避公正制裁的合法借口，助长滥用防卫权的不当之风；（2）有片面之嫌。将假想防卫过当一概看作为“假想防卫”，是仅看到了该行为中的起因即“假想防卫”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发展过程中的“防卫过当”的另一面。防卫过当的场合，对所造成的侵害结果，行为人难以说没有故意。如果说这种场合只是构成过失犯的话，明显是对客观事实的视而不见；（3）会导致处罚上的不平衡。在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行为人有两个过错（起因上的误认和防卫限度上的误认），而假想防卫的场合，行为人只有一个过错（起因上的误认）。如果说假想防卫过当就是假想防卫，对二者一律同样处罚的话，则明显评价不足，会导致处罚上的不平衡；（4）“防卫过当以正当防卫为前提”的说法本身也值得怀疑。防卫过当以存在事实上的侵害为前提，但绝不是以存在正当防卫为前提。防卫过当和正当防卫是互斥关系，而不是递进关系。行为一旦被评价为正当防卫，就决不可能是防卫过当；相反，行为一旦被评价为防卫过当，也就不可能再被评价为正当防卫了。因此，“防卫过当以正当防卫为前提”的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嫌。既然前提已经被限定为“正当防卫”了，其中怎么可能出现“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过当”行为呢？因此，笼统地说“防卫过当以正当防卫为前提”的观点值得商榷。

在日本，也有认为假想防卫过当成立过失犯的见解。但这种见解的逻辑是，对过失的紧急不法侵害的误认导致了对故意的防卫过当结果的误认，使得行为整体具有过失犯的特征。如庭山英雄博士认为，假想防卫过当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假想防卫和过当防卫竞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防卫过当的性质。防卫过当的本质在于其故意，假想防卫的本质在于其过失性，在防卫过当中混入过失犯的要素是没有道理的。从这个理由出发，庭山博士认为，误认存在紧急不法的侵害，继而实施了超过防卫限度行为的场合，“后一行为的偏离相当性的认识，实际上来自于前一行为的误认，如果没有前一个误认就没有后一个误认，所以从行为整体来看的话，容易将其把握为假想防卫的一种。”⒆换言之，庭山博士认为，“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没有前一对紧急不法的侵害的误认，就不会有后面的过当的防卫行为，因此，前一个误认对行为整体具有支配力量，使得在该行为整体上具有过失犯的特征⒇。

上述见解，对“假想防卫过当”中行为人对超过防卫限度的事实没有认识的场合而言倒也妥当；但是，在行为人对过当事实有认识的场合，对错就很难说了。因为，在行为人对过当事实有认识的场合，该种认识并不能被根据前一次误认所形成的过失犯的特征所化解。此时，仍说该行为整体上具有过失犯的特征恐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按照上述见解，会得出不均衡的结论来。因为，在通常的、没有假想前提的防卫过当的场合，只要行为人对过当事实有认识，就要作为故意犯处理；而按照上述见解，“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即便行为人对过当事实有认识，也毫无例外地要构成过失犯。同样都是对过当事实有认识的场合，为什么在处罚上差别如此之大？相反地，在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行为人具有起因上的误认和防卫限度上的误认两个过错，主观责任更大，理当受到更重的处罚才对。因此，上述见解不仅理论上有问题，而且还会导致处罚上的严重失衡。

（三）二分说——本文的观点

由于单纯的故意说或者单纯的过失说均有偏颇之处，因此，便出现了将上述二者兼顾的所谓“二分说”。这种学说将假想防卫和过当防卫并重，认为在行为人既对不法侵害有误认，又对防卫的必要限度有误认的场合，排除故意，可以成立过失犯；但行为人只是对不法侵害有误认，而对超过防卫限度这一点没有误认的场合，可以按故意犯处理。

如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教授认为：“尽管存在紧急不法的侵害，但在超过了相当性的程度，而且，对该超过缺乏认识的场合”，“着眼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可以说该行为完全是基于正当防卫的认识而实施的，因此，难以对行为人进行谴责。故意要被否定，但在误信行为相当的一点上有过失的话，应当成立过失犯。”前田教授将“尽管不存在紧急不法的侵害（客观面），但误以为存在（主观面），并且超过了相当性程度的场合”即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区分为两种：即“误认实施相当防卫行为的场合”和“明知超过相当性而实施行为的场合”。就“误认实施相当防卫行为的场合”而言，前田教授认为，“尽管客观上没有紧急不法的侵害和相当性，但（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与完全的正当防卫对应的意识，在有关故意的成立与否上，没有必要将其与通常的假想防卫区分开来”，排除故意。但在“明知超过相当性而实施行为的场合”，“即便对紧急事实有认识，但只要具有过当性的认识，就不能说（行为人）具备正当防卫的主观方面，即便是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有过当性的认识的话，也要成立故意犯。”(21)即认为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有过失犯与故意犯之分。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在行为人既误认不法侵害存在，又对防卫限度有误认的，不得作为故意犯处理；相反地，行为人只是对不法侵害存在误认，而对超过防卫限度没有误认的场合，可以作为故意犯处理(22)。

二分说是目前有关假想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的多数说，本文也同意这种观点。上述单纯的故意说或者过失说的问题在于，固执地坚持一种形式而排斥另一种形式，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事实上，在行为人误认存在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而决定进行反击之后，假想的事实便演变为行为人实施防卫行为的动机，对于整体上的过当行为的性质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影响了。假想防卫过当的整体性质，取决于后面的过当行为发生时行为人的认识（即是否认识到行为超过了防卫的必要限度），正如“大义灭亲、为民除害”的故意杀人罪当中，决定该行为性质的是杀人行为发生时行为人对于其行为及其后果是不是具有认识，而不是取决于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良好动机。

在我国，关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能否包括故意，理论上尚无定论。(23)传统学说认为，防卫过当不可能是故意，特别是直接故意，(24)但是，典型的防卫过当本身是指行为人认识到正遭受紧急不法的侵害而进行反击，结果超过必要限度的场合。就反击行为超过必要限度这一点，行为人完全可以具有认识，即故意。此时，虽说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行为人是出于防卫的动机，但从法条规定来看，即便是对不法侵害进行反击的正当防卫，在程度上也有一定限制。加害人在进行不法侵害时，虽说其生命、身体等法益的保护程度降低，但既然法律明文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则表明此时的加害人的生命、身体等法益的保护程度绝对没有降低为“0”，即完全丧失，否则就不会有“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要求了。既然如此，明知自己的反击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可能对加害人的生命、身体等造成重大损害，但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该种结果发生的场合，就要构成故意犯，这在理论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25)我国的司法实践也是这样处理的，对于防卫过当致人重伤、死亡的，通常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如在“韩霖防卫过当案”中，一审法院认为，韩霖面对赤手空拳追赶的王某等人，在尚未遭到再次殴打的情况下，手持匕首刺中王某，其行为系防卫不适时，已超出防卫的范畴，韩霖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不当，不予支持。据此，法院判决认定韩霖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相反，二审法院则认为，王某等人的不法侵害行为从围攻韩霖时已经开始，且已达到有必要进行防卫的程度；王某等人追赶韩霖的行为，是不法侵害的持续而非中止，此时韩霖所面临的不法侵害的威胁并未消除或者减弱，即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韩霖对不法侵害人实施防卫行为是适时的、必要的。但该防卫行为已经明显超过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行为的必要限度。判决认定韩霖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26)。

要注意的是，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除了故意和过失类型之外，还存在一种因为没有罪过而不构成犯罪的类型。其存在于行为人就假想防卫和防卫过当这样两种违法行为均没有罪过的场合。具体而言，就是当时的情形足以让行为人误认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从而激起了其本能的自我防卫动机，但在防卫的时候，“行为人在慌乱之中，根本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更温和的方法可以使用，在防卫行为人的主观认知中，其行为已经是符合必要性的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根本没有逾越尺度的预见或者预见可能性，从而根本欠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场合。(27)换言之，行为人在假想防卫和防卫过当的时候，均没有任何过错，即便发生了“重大损害”，也只能作为意外事件考虑，而不能认定为犯罪。

三、假想防卫过当能否减免处罚

成立正当防卫具有限度要求，即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否则就不是正当防卫，而是防卫过当。依据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2款规定，防卫过当要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假想防卫过当具有防卫过当的一面，因此，其是否也可以享受“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优遇便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我国学者对其持否定态度，理由如下：其一，会导致过失程度更严重、主观恶性较大的假想防卫过当反而比过失程度轻、主观恶性小的假想防卫处罚还轻的不合理现象；其二，会导致在其它情节相同的情况下，作为故意犯罪的假想防卫过当反而比作为过失犯罪的假想防卫处罚还轻的失衡现象；其三，有悖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立法精神。(28)笔者认为，假想防卫过当能否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减免处罚，应当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出发进行讨论，而不能简单地对其一概否定。

（一）假想防卫过当的学说评析

关于假想防卫过当能否减免处罚，中、外刑法学者从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根据的角度出发，有过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不同见解。了解这些见解，对于我们判定假想防卫过当是否应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减免处罚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1．违法性减少说的见解

这种见解认为，防卫过当之所以要减免刑罚，是因为防卫过当的场合，即便超过了必要限度，但通过对紧急不法的侵害人进行反击，产生了使行为人的正当利益得以维持的防卫效果，在这一点上，属于违法性的减少。从这种立场来看，在客观的正当防卫状况（紧急不法侵害）不存在的时候，因为缺乏违法性减少的前提根据，不存在正当者的利益需要被维持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存在防卫过当，所以，在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不存在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减免刑罚的余地。(29)对此，批判意见认为，仅以违法性减少说来说明防卫过当减免刑罚的依据是不充分的。因为，如果说防卫过当减少了客观的法益侵害即违法性的话，则通常要给予其“应当”减免处罚的优遇，而日本刑法第36条第2款仅仅是规定“根据情节”“可以”减免处罚；同时，仅以违法性减少为由，也难以对免除刑罚的情形加以说明。因为，防卫过当的场合仍具有违法性，但却可以享受“免予处罚”的待遇，这显然不是仅以违法性的减少所能说明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尽管造成了严重后果，但由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责任，所以要免除处罚。如此说来，完全撇开有责性，无法对防卫过当场合可以免除刑罚情形加以说明。(30)因此，违法减少说所主张的“在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不存在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减免刑罚的余地”的见解是值得商榷的。

2．责任减少说的见解

这种见解认为，防卫过当之所以要减免刑罚，是因为其是在行为人面临紧急不法侵害的紧迫事态下所发生的行为，行为人存在恐惧、惊愕、亢奋、狼狈等异常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导致反击行为超过必要限度，属于责任即谴责可能性的减少。因此，在责任减少说看来，是不是可以作为防卫过当减免处罚，关键在于行为人当时是不是处于恐惧状态。即便是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只要行为人在异常恐惧的心理状态之下实施了行为，也能够认可其责任的减少，可以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理由是，从行为人责任的角度来看，假想的场合和现实存在的场合，都只能追究同样的责任。(31)

确实，在防卫过当的场合，既然行为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了重大损害，就表明该行为不具有合法性，没有作为正当防卫加以正当化的余地，因此，减免的根据，只能求之于行为人主观责任的减少。但是，完全采用责任减少说，正如上述否定说所言，结果“会导致过失程度更严重、主观恶性较大的假想防卫过当反而比过失程度轻、主观恶性小的假想防卫处罚还轻的不合理现象”。因为，假想防卫的场合，行为人在误认紧急不法侵害的一点上具有过失的话，就要作为过失犯处罚，没有任意减免刑罚的余地；而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行为人不仅在误认紧急不法侵害这一点上具有过失，而且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进行反击这一点上也有过失，即具有双重过失，尽管如此，除了作为过失犯处理之外，还要作为防卫过当处理，享受减免处罚的优遇，确实有失均衡。3．违法、责任减少说的见解

由于单从违法减少或者责任减少的方面难以对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根据做出全面、妥当的说明，因此，国内外现在的通说便试图并用违法减少说和责任减少说来说明防卫过当减免刑罚的依据。如日本的多数说认为，防卫过当，作为针对紧急不法侵害所做出的反击行为，意味着其具有维持自己或者他人利益（加害人的利益也并没有降为“0”，也仍然要保护）的一面，因此，违法性的减少是不能否认的；同时，由于防卫过当多半是行为人在恐惧、惊愕、亢奋、狼狈等异常心理状态下实施的，因此，也能认可其责任减少。(32)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也认为，防卫过当乃基于防卫而构成的犯罪，在防卫过当的情况下，防卫人主观上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客观上所造成的损害中有属于应给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即防卫过当的主、客观因素决定了其社会危害性较通常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小，所以，对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33)可见，我国刑法学界有关防卫过当减免处罚根据的通说理论类似于国外的违法、责任减少说(34)。

按照违法、责任减少说，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由于紧急不法的侵害客观上并不存在，违法减少的方面难以被满足，因此，不能直接适用有关防卫过当的规定。但在行为人的责任减少和通常的防卫过当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而且，防卫过当中，存在和违法减少类似的客观情况的时候，可以“准用”防卫过当规定，对行为人减免处罚。(35)这种见解的结论，因为与前述日本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结论(36)一致，同时也符合学界目前有关防卫过当减免处罚根据的通说理解，因此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但问题是，假想防卫过当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准用”即比照适用防卫过当规定(37)的说法，有类推解释的嫌疑，让人难以接受；同时，何谓“存在和违法减少类似的客观情况”，意义也不明确。

（二）假想防卫过当的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关于假想防卫过当的处罚，从防卫过当减免刑罚根据的角度来分析，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应当另辟蹊径，从责任原则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首先可以肯定，无论从违法减少还是责任减少的角度，都难以对假想防卫过当行为直接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为，依照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2款的规定，所谓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场合，其意味着，防卫过当是在其它方面均符合正当防卫要求，只是在防卫限度上没有达标而已，如此说来，成立防卫过当，首先必须符合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即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但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由于所谓“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是行为人所误认的、臆想的，客观上并不存在，因此，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绝对不能直接套用刑法典第20条第2款“防卫过当”的规定，否则，就是直接违反现行刑法典第20条第2款的规定。

这个问题对于责任减少说而言也同样存在。责任减少说的根本理由在于，行为人处于恐惧、惊愕、亢奋等心理上的异常状态的时候，即便作为正当防卫前提的紧急不法侵害客观上并不存在，也还是能够以行为人心理上的异常状态为由，将假想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同样对待。但这种考虑，也同样会使假想防卫过当变成为防卫过当，违反刑法典第20条第2款的规定。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上述推论均会导致刑罚处罚的失衡。如前所述，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行为人通常构成故意犯或者过失犯，而假想防卫的场合，行为人通常构成过失犯。如果说在具有双重过错（起因上的误认和防卫限度上的误认）的假想防卫过当之中，行为人仍然构成防卫过当，能够享受减免处罚的待遇，而只有一个过错（起因上的误认）的假想防卫的场合，虽说行为人能构成过失犯，但却不能享受减免处罚的优遇，这岂不正好落入反对者所称的“在其它情节相同的情况下，作为故意犯罪的假想防卫过当反而比作为过失犯的假想防卫处罚还轻的失衡现象”的窠臼了吗？因此，从防卫过当的处罚根据的角度来探讨假想防卫过当的处罚勉为其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从责任原则的角度出发，寻求对假想防卫过当的妥当处罚。理论上讲，故意的假想防卫过当，是在行为人误以为存在紧急不法侵害的前提下，出于（应当减免刑罚的）防卫过当的认识而实施的行为。从我国刑法所坚持的、定罪量刑必须遵循的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来看，可以说，虽然行为人造成了“重大损害”，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其所担责的范围也只能限定于行为人所认识或者应当认识的主观责任范围之内，否则就有客观追责之嫌。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虽说行为人客观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既然行为人主观上只有防卫过当的认识，即误认为自己是在进行防卫，只是超过了必要限度而已，则就其客观上所引起的重大损害结果而言，也只能在其主观认识即防卫过当认识的限度之内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此说来，故意的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即便行为人就其所引起的损害结果构成故意犯，但由于其主观上只有防卫过当的认识，因此，对于该结果，应当在防卫过当的范围内追究其责任。换言之，行为人就其所引起的过当防卫结果构成故意犯罪，但享受“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待遇。“举重以明轻”，如果说故意的假想防卫过当能够这么处理的话，则过失的场合也当然能够同样处理。

只是假想防卫过当作为假想防卫的一种，受到刑法有关假想防卫规定的制约。在刑法学当中，典型的假想防卫即本不存在紧急不法的侵害、但行为人误以为存在而实施反击的场合，属于事实认识错误的一种，通常作为过失犯处理，但没有减免处罚的优遇。如果说作为假想防卫之一种的假想防卫过当在成立过失犯的基础上，还能享受防卫过当的优遇，则无疑会导致二者之间的轻重颠倒、处罚失衡，因此，在假想防卫过当是否享受防卫过当待遇以及如何享受的问题上，还必须斟酌权衡其与不可能享受减免处罚待遇的典型假想防卫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前提，以下对假想防卫过当该如何减免处罚的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在对作为假想防卫过当前提的不法侵害事实的误认上，行为人连过失都没有的场合，可以直接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减免处罚。因为，从责任的角度来看，在对防卫行为的起因即不法侵害的假想或者说误认上连过失都没有的场合，行为人所实施的防卫过当，和实际存在不法侵害场合的防卫过当之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二者都是在恐惧、惊愕、亢奋等心理状态下，出于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进行反击的目的或者对不法加害进行反击的本能而实施的，在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上完全一致。如身材高大的便衣警察甲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偶然看到正在被通缉的女贩毒犯A，于是上前实施抓捕。女贩毒犯A拼命挣脱，并大喊：“救命啊，有人耍流氓！”傍边经过的路人乙不知真相，顺手从路边拿起一块砖头向便衣警察的后脑部砸去，致使便衣警察甲重伤致死，毒贩A逃走的场合，路人乙的行为具有假想防卫过当的嫌疑。但就当时的情况（警察身着便衣，没有表明身份；女犯大喊“救命啊，有人耍流氓！”）来看，可以说，路人乙在假想防卫的起因上没有什么过错，换作其他人，也足以认为当时正在发生不法侵害事实。尽管此举最终造成了便衣警察死亡、毒贩逃走的结果，但作为行为人的路人乙完全是为了使他人人身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只是“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而已。既然如此，在上述场合下，有什么理由不对路人乙比照防卫过当的规定，对其减免处罚？相反，如果不考虑上述情况中行为人的具体认识情况，不将其作为防卫过当减免处罚，而是作为故意伤害（致死）罪处理的话，则会让社会公众对不法行为的制止、抵抗产生犹豫，由于害怕惹麻烦，从而招致整个社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见危绕路、见死不救”的冷漠风气

(38)。

其次，行为人对不法侵害事实的误认（侵害错误）有过失的场合，能够有限度地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减免处罚。因为，对不法侵害事实的误认有过失，实际上就是通常的假想防卫的场合，而通常的假想防卫一般是作为过失犯处理的，不享受减免处罚的待遇。如果说对不法侵害的误认有过失的场合直接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对行为人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话，则会出现尽管都是假想防卫，但责任更重的假想防卫过当要减免处罚，而责任较小的假想防卫则不能减免的结局，二者之间明显失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上述场合，一概不能适用防卫过当的规定。因为；上述场合，仍是行为人在防卫过当心理支配之下的行为，总体上仍能看作为防卫过当，享受减免处罚的待遇。只是，受通常的假想防卫不能减免处罚的影响，假想防卫过当在享受减免处罚待遇的幅度上要受到一定限制。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在对不法侵害事实的存在有误认，但对过当事实没有误认的场合（故意的假想防卫过当），享受减免处罚的待遇，但不得低于通常的假想防卫的处罚。其原因，只要将相关情形进行对比，就能一清二楚。如对误以为前来买西瓜的顾客是偷瓜贼而用自己摊位上的西瓜刀将其右手砍断（重伤）的场合，尽管在误以为顾客是小偷这一点上存在过失，但在用刀砍手这一点上则没有过失，存在故意，因此，这种场合属于典型的、故意的假想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范围内，按照刑法典第20条第2款有关防卫过当的规定，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是，相反地，在没有过当情节的、通常的假想防卫的场合，如误以为顾客是暴力抢劫犯而将其右手砍断，其处罚只能依照刑法典第235条规定的过失致人重伤罪定罪，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范围之内进行，不能享受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待遇。同样是因为对不法侵害事实有误认而造成他人重伤结果的场合，行为人有两个罪过（对不法侵害的误认有过失、对过当事实的误认有故意）的，最高可以免除处罚，相反地，只有一个罪过（仅只对不法侵害的误认有过失）的，则不能免除处罚，至少要判处6个月的拘役。这显然在处罚上有颠倒轻重之嫌。如此说来，在以刑法典第20条第2款对故意的假想防卫过当进行宽大处理的时候应当有一定限制。

二是在对不法侵害事实和过当事实都有误认，但在后者的误认中存在过失的场合（过失的假想防卫过当），其处罚必须高于通常的假想防卫所成立的过失犯。如在误以为对方要侵害自己，本欲以竹竿进行反击，慌乱中将手边的钢管当作竹竿，将对方打成重伤的场合，对行为人的处罚，不得低于通常的过失致人重伤罪的量刑。因为，这种场合下，尽管也成立过失犯，但行为人有两个过失，责任较重；相反，通常的假想防卫的场合，行为人不仅只是成立过失犯，而且只有一个过失，责任较轻。因此，在最终的处罚结果上，即便说过失的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可以享受防卫过当的待遇，但最终的处罚必须高于造成同样结果的、通常的假想防卫的场合。

三是对不法侵害事实和过当事实都有误认，但在后者的误认当中连过失也没有的场合（意外事件），其处罚只能减轻至单纯的过失犯的程度。因为这种场合与通常的假想防卫场合相比没有什么两样。如行为人误以为大呼大叫、赤手空拳地向自己冲来的对方要攻击自己，于是顺手捡起路边的一根建材用的木条向对方头部挥去，不想上面有个钉子，正巧击中对方的太阳穴，将对方打死这种情况，最多只能依据我国刑法典第235条规定的过失致人重伤罪，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范围内处罚。因为，上述场合，尽管造成了致人死亡这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重大损害结果，但却是由于行为人意想不到的原因（木条上有钉子）造成的；即便说行为人的行为是假想防卫过当，构成刑法典第233条所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最终也不能低于过失致人重伤罪的处罚，否则会造成轻重失衡。

四、结语——兼评上述两个案例

尽管我国刑法当中没有明文规定，但从正当防卫的基本宗旨以及刑法以保护法益为本的一般原理可以推导出，即便是针对假想或者误认的不法侵害进行反击，也必须遵守正当防卫的一般限度要求，否则，就会助长滥用正当防卫权之风，不当侵害无辜的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如果行为人有意对自己所假想或者误认的不法侵害人进行超过必要限度的反击，造成重大损害的话，就要构成故意犯罪；对超过防卫限度进行反击、可能造成重大损害的事实应当预见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因为轻信能够避免，以至最终没有预见而造成损害结果的场合，就要构成过失犯罪。换言之，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根据行为人对过当事实有无认识，可以区分为故意犯和过失犯。在针对假想侵害进行过当防卫的场合，由于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有防卫过当的认识，因此，其责任的追究，只能在其主观认识即防卫过当的认识限度内进行，否则有追究结果责任的嫌疑。只是在以刑法典第20条第2款防卫过当的规定处罚假想防卫过当时，必须注意假想防卫过当本身所具有的假想防卫的一般特征，注意其与通常只能作为过失犯处理而不享受“减免处罚”优遇的假想防卫之间的平衡。

基于以上立场，就本文开头的两个案例，笔者认为：就“谢某某假想防卫过当案”而言，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适用刑法典第20条第2款的防卫过当规定，减轻处罚。因为，本案当中，尽管陌生人史某某“形迹可疑”，使加害人误认其是小偷，因而产生了“使他人财产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动机，但是，用铁杈击打赤手空拳、“正欲推自行车离开”的“小偷”头部，致使其7颗牙齿脱落的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且造成了重大损害，属于故意的假想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由于谢某某是出于应当减免刑罚的防卫过当的认识而实施行为的，按照我国刑法一贯遵循的行为人只能在其认识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的主客观一致原则，同时考虑到与通常的假想防卫要作为过失致人重伤罪处罚、没有减免处罚待遇之间的平衡，因此，对谢某某应当减轻处罚，判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样说来，原判对被告人谢某某“判处有期徒刑1年”大致妥当，只是“过失致人重伤罪”的定性，确实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就“蔡某某假想防卫过当案”而言，笔者认为，对被告人蔡某某应以过故意伤害（致死）罪定罪，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范围内，适用刑法典第20条第2款的防卫过当规定，减免处罚。尽管本案也属于故意的假想防卫过当，但就侵害事实的误认或者说假想而言，难说被告人蔡某某具有过失，这一点与上述案例1的场合大不相同：

首先，在作为假想防卫过当前提的事实误认一点上，可以说，被告人蔡某某连过失都没有。因为，在案发当时，被告人“见到加油站员工追赶手持挂包的被害人”，这种紧急情形足以使当时路过此地的一般人误以为加油站正在发生抢劫案。事实上，坐在车里的被告人蔡某某也是这样理解的，其“以为被害人实施了抢劫行为”。

其次，发生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重大损害后果。这种损害后果，难以用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3款的特殊防卫进行辩解。因为，虽说依照我国刑法典第20条第3款，对抢劫罪犯可以实施无过当限度的特殊防卫，但就本案而言，不能适用本条款。因为，当时，“抢劫犯”已经得手，正处在被“被害人”唐某追赶的状态；换言之，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已经结束，并不存在符合刑法典第20条第3款所规定的特殊防卫的成立条件。对没有借助其它任何工具或者手段（如开车或者骑摩托车）实施抢劫，并且已经结束暴力加害行为、正处于逃跑状态的“抢劫犯”，使用车辆作为工具进行拦截，有防卫手段不合适的嫌疑。

第三，行为人对该种防卫过当的结果难说没有故意。就本案而言，发生这样的结果或许并不是行为人所希望看到的，但行为人明知对一个已经结束暴力行为、正凭借两腿在逃跑的“抢劫罪犯”采取驾车撞人这种极端方式进行拦截或者说反击，而且最大车速达到35.9km／h，远远快于普通民众通常的奔跑速度，并且未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至被害人被车辆碾压、死亡。作为一个具有多年驾驶经验的人员，难以否定其主观上的伤害故意（间接故意）。因此，就上述事实而言，可以说，被告人蔡某某的行为属于故意的假想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只是因为被告人蔡某某是出于防卫意思而实施该行为的，因此，即便造成了过当结果，但最终也只能在故意伤害致死的量刑幅度之内，按照刑法典第20条第2款的规定，享受防卫过当的待遇，减免处罚，并且不受通常的假想防卫过当的处罚限度的影响。法院最终考虑到被告人具有自首、家属愿意代为赔偿或补偿等多个从宽处罚情节，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应当说，这种量刑结果是妥当的。但仅凭一个自首的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以及对被害人有补偿的酌定从宽情节，就从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减至缓刑，减轻处罚幅度跨度太大，有过于突兀之嫌。本文所提倡的、假想防卫过当行为具有防卫过当的一面，一定条件下可以享受刑法典第20条第2款规定的“减免处罚”的见解，不仅可以为本判决结果提供法理依据，还可以弥补其量刑说理上的不足。

第四篇：防卫过当的认定

防卫过当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内容提要】正当防卫是各国刑事立法对公民个人所规定的一项重要的私人救济权利，对于保护个人、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该权利由于是公民个人行使，难免会因夹杂个人的感情色彩等而运用不当，因此，世界各国在规定正当防卫制度的同时，对于正当防卫都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如何正确掌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防卫过当的判断基准，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等不同的观点，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应采以主观说为基础，兼采客观说的综合为妥。关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从我国的犯罪论体系出发，应当认为包括间接故意和过失两种。刑法理论对于防卫过当的研究的复杂程度远超过了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处理，对于实践中的正当防卫的认定，应注重对一些重要证据的收集，如防卫人的情况、被害人的情况、二者的比较分析等。

【关键词】防卫过当 限度条件 判断基准 罪过形式

正当防卫是各国刑法对于个人权利救济所规定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的制度的确立，对于在公力救济缺失的情况下，通过私力救济保护个人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私力救济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受害人个人的感情色彩等诸多弊端，因此，必须慎重适用。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在公民之间，其自然的自卫权没有任何必要诉诸武力。不必攻击，只需向法院申请即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等待法律的救助，就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此时，他们才可以行使这种带有攻击性的权利。”可以说，正当防卫制度就像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则可以较好地保护权利，否则，则容易导致私刑的滥用。基于此，各国刑事立法在给予正当防卫的合法化事由的地位的同时，也对超过正当防卫限度的防卫过当行为科以刑事责任。因此，如何正确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防卫过当的若干问题，以期在实践中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

一、防卫过当的判断基准

如何正确把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关键。一般而言，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包括必要性和相当性两个方面，其中，必要性是指防卫行为是为排除不法侵害所必要，必要性并不要求没有其他避免方法。实际上，必要性的限定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或者说对正当防卫的限定并不是主要靠必要性，而是靠相当性。相当性通常意味着防卫人保护的法益与防卫行为所攻击的法益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但问题在于，这种必要性和相当性的判断基准是什么，理论上存在不同的学说。

（一）学说评述

关于防卫过当的判断基准，理论上存在不同的学说，在这些不同的学说的指导下，司法实践中的判例也不是趋同一致。具体而言，有如下三种学说：

1．主观说

该说主张以防卫人本人主观认识为准，只要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认为是正当防卫的，就是正当防卫，防卫人本人认为是防卫过当的，就是防卫过当。即认为“若据防卫者主观的方面而定现在不法侵害，以及适当防卫之标准时，是则侵害之为现在不法与否？防卫行为过当与否？均须自防卫者主观的方面求之。防卫者自信其为现在不法之侵害，自信其所为行为，为防卫上所必要之加害行为，是为紧急防卫。”

这种观点考虑到了防卫人本人的主观感受，毕竟，即使对于相同的侵害行为，不同的防卫人采取的防卫手段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防卫人，面对类似的侵害行为，由于面对不法侵害时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下，也会实施不同的防卫行为，所以，对防卫人本人的主观方面予以关注是正确的。可以说，该说考虑到了防卫人本人的具体状况，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但问题在于，主观说仅仅以行为人本人的意志作为评价的标准，对于统一的法秩序而言，显然是违背的，毕竟，法秩序的维持、建立需要一套统一的标准，如果仅以行为人的本人的意志为标准，则不同的人需建立的同的标准，显然这样是有违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目的的。况且，对行为人实施防卫行为时的主观认识，我们通过何种方式去得知，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2．客观说

德日刑法学的通说也持此观点，认为防卫是否过当的判断是一种客观的判断，必须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综合的判断。毫无疑问，客观说综合考虑了卫防卫行为当时的情况，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去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可以说，为防卫过当的认定提供了较为明确、客观的标准，避免了主观说的标准不明确性及对法秩序造成的混乱。但问题在于，仅综合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综合的判断，而不从行为人个人主观上的特殊情况进行特别考虑的话，也难免会苛刻行为人，难以发挥正当防卫制度应有的功能。该说似乎是站在一个所谓“客观公正”的立场来认定已经发生的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殊不知，防卫行为是一种在紧急状况下实施的行为，不同的人面对相同的侵害，或者说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面对相同的侵害的情况下，由于心理上的紧张、惶惑等，所实施的防卫行为也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毕竟防卫行为是在面临紧迫的不法侵害的情形下实施的。

实际上，不少国家的刑事立法也对客观说的此弊端作了一些修正。举例来说，一个20周岁左右非常胆小的男性，面对一个16周岁左右的少年赤手空拳的抢劫行为，在对少年实施了反击行为致其重伤将其制服之后，由于行为时被害者一直十分紧张，甚至失去理智，最后将不法侵害人打死。对于此案，如果仅仅依据客观说，综合考虑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应当认为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过当的，但如果考虑防卫人本人的处境的话，恐怕就不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德国刑法第33条规定：“行为人由于惶惑、恐怖、惊愕，致逾越正当防卫之限度者，不罚。”瑞士刑法第33条第2款规定：“防卫过当者，法官依自由裁量减轻其刑，因过于激奋或惊惶失措而防卫过当者，不罚。”奥地利刑法第3条第2项规定：“逾越正当程度之防卫，或显不相当之防卫，如纯系由于慌乱、恐惧或惊愕者，以其过失而逾越，且对其过失行为有处罚之规定者为限，罚之。”

3．折衷说

综合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优点，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又要考虑防卫人本人的的所处情况，只有这样来处理才不违背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初衷。正如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所指出：“从实际出发，设身处地，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一个认定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立场问题。如果我们对正当防卫的性质和意义有正确的认识，从有利于防卫人而不是苛求防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我们就能把本人置于防卫人的环境下，认真地为防卫人着想，而不是一昧地同情有过错的被害人。”“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当然，在具体判断时，还是不可忽视防卫人的主观意图，坚持主客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作为一个审判人员，应该设身处地地判断防卫人在正当防卫情况下的主观意图，分析产生其主观意图的客观因素。根据不法侵害的强度、缓急和正当防卫保护的权益等因素，正确地确定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限度。”

笔者认为，折衷说综合了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优点，既考虑了对法秩序的维持，又考虑了防卫人的特殊情况，但问题在于，折衷说中应当以主观说或客观说中哪一学说为基础，还是将主观说与客观说二者并重，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确定的问题。

（二）折衷说的具体内容的确定

主观说和客观说各有优劣，折衷说试图将二者的优点统一起来，其出发点是正确的。在折衷说中，有的主张以客观说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主观说来进行认定是否防卫过当；有的则主张以主观说为基础，适当考虑客观说；有的则主张二者并重。折衷说内部的不同观点对于实践中的防卫过当的具体认定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如何平衡折衷说中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地位，确定折衷说的具体内容是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从刑事立法层面上看，这一问题涉及一国对正当防卫的态度。正当防卫制度是一国为了防卫在国家的公权力来不及救助私人权力的情况下给予私人权利救助的一种制度。私力救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公力救所替代，由于私力救济具有的诸多的不利之处，现代各国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对私力救济进行限制，目前，虽然各国都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但对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设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就是为了防止私力救济过多的介入。可以说，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即防卫过当认定的诸多学说都是为了限定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其区别仅仅是在于在限制的程度不同罢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过于扩张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无疑也会产生许多弊端，但同样的是，如果过于限制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也会带来诸多问题。认为保护个人的权利、利益是国家的事情，广泛承认私人的自救力，就会产生助长个人实力的倾向，这样反而会引起更多的纷争，扰乱社会治安。但这种治安维持的观点，一方面抑制了公民对自助、互助的努力，减退了公民的自助、互助精神；另一方面，又承认国家要监视、介入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一国的立法态度趋向于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严格的限制的话，则在实践中其关于防卫过当的认定的折衷说则更趋向于以客观说为基础。相反当一国为了扩张公民防卫不法侵害的权利，以防止因公力救助不足所带来的危害的话，则以主观说为基础。可以说，在防卫过当标准的认定过程中，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既要防止暴力又要保护防卫者，使正当防卫适合现代社会的方向改革。因此，如上的述，一国究竟应当对防卫过当采取何种刑事立法态度，不仅与正当防卫设立的目的、初衷有关，还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问题在于，一国的刑法实践及刑法理论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究竟采取何种程度的限制，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正当防卫制度从其萌芽、发生到发展，与人类社会从人法到法治的历史进程基本上是同步演进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尽管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有所差异，但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脉络：原始社会的防卫本能→奴隶社会有限的防卫权→封建社会膨胀的防卫权→资本主义社会前期无限的防卫权→资本主义社会后期严格的防卫权。从正当防卫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笔者认为，折衷说内部的主观说与客观说的地位如何处理，涉及一国对于正当防卫的抑制或扩张的态度，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的认定是采取抑制的还是扩张的政策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一国的公力救济制度的完善程度。正当防卫制度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种私力救济权，当一国的公力救济制度不能较好地保护其国民时，或者说其公力救济制度欠发达时，应当适度扩张包括正当防卫在内的私力救济制度。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运用国家权力保护其国民的能力存在很大的欠缺时，就不宜再过分地限制其国民自我保护的救济力，这样才能补充公力救济的不足。当然，一国的公力救济制度不可能达到可以无限地保护其国民的程度，因此，正当防卫制度也总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2．一国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平衡的程度。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当一国的立法者偏重于国家权力时，也许会适当限制公民个人的权利，反之，则扩大公民个人的权利，对于公民个人的正当防卫的权利也是如此。立法上奉行国家权力主义的国家，偏重于对国家权力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包括正当防卫权在内的公民个人的权利，对于公民个人的正当防卫权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立法上奉行个人权利保障的国家，对于公民的正当防卫权给予相对扩张的刑事政策，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即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放缓。因此，对于限度过当的认定，无形中与一国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有着重要的关系。

3．一国现阶段的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一国的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对于防卫人在特定情形下实施的防卫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一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处于恶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权利遭受不法侵害的可能性就更大，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其防卫意识和心理会进一步增强，因此，立法者不应过分地限制而是应当适度扩张防卫人的防卫权；当一国的社会治安状况较好时，人们对政府寄予的期望就高，就普通公民而言，其防卫意识和心理会有所减弱，因此国家可以适度限制公民的防卫权。

当然，以上仅仅就正当防卫制度应当采取抑制和扩张的政策作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诸多情况都相类似的不同国家，也可能采取完全相反的对策，此外，在同一国家，也可能对类似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理，这是因为对于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进行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司法人员的主观性在其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正当防卫制度的本来目的出发，刑事司法实践中应结合上述特征对防卫过当进行正确的认定，这将使正当防卫制度更好地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应当确立的标准

从上述分析可知，如何确定防卫过当之间的评判基准，应该考虑上述诸多因素，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有必要采取不同的对策。笔者认为，我国对于防卫过当究竟应采取何种标准，取决于对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形是：

1．公力救济制度相对欠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力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救济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严重不足，从现有的警力来看，也存在素质较低、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公力救济还不能充分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在必要的限度内适度扩张防卫人的防卫权，在防卫过当的认定上适度倾向于防卫人。

2．从我国的现行立法来看，更倾向于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限制国家的公权力。从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来看，都是在朝着控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的方向发展，这是当今世界民主与法制的必然要求，我国也是顺应了这一立法趋势，如我国刑法中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是很好的明证。

3．社会治安状况仍不容乐观。无疑，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治安状况较之以前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好转，但较之其他国家而言，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容乐观，各种严重的黑社会犯罪和暴力犯罪正困扰着我们的社会”。此外，我国每年发生的直接侵害公民个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如盗窃、抢劫、抢夺占了刑事案件绝大多数，这些犯罪大多数都是具有紧迫性的，是正当防卫的对象。

从正当防卫制度的本来制度来看，由于正当防卫制度是给予公民个人的一种自卫权，因此，应当对防卫人本人的情况给予更多的关注。正当防卫的设立的初衷就是让公民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对付不法侵害，从而达到保护自己或他人的目的，如果在防卫过当的认定上对防卫人本人的主观状况给予较少的关注，从而限制正当防卫的成立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违背了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初衷的。此外，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进行适度扩张的认定，也是与刑法谦抑主义的精神相一致的，从各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刑法的谦抑性都得到了逐步的贯彻。日本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正当防卫的适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日本关于防止及处分盗犯等的法律（昭和5年法律第9号）第1条设立着关于正当防卫的重大特则。即，该条第1项规定，“在防止盗犯或者想取回盗赃时”（第1号），“在想防止携带凶器或者跨越损坏门窗墙壁等或者开锁侵入他人的邻居或者他人看守的邸宅、建造物或者般舶者时”（第2号），“在想排除无故侵入他人的住居或者他人看守的邸宅、建造物或者船舶的人或者不接受要求从这些场所退出的人时”（第3号），“为了排队针对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贞操的现在危险而杀伤了犯人”时，不问其行为是否“不得已而实施的”，“都是刑法第36条第1项的防卫行为”，从而扩大了正当防卫的范围。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应采取以主观说为基础的折衷说，即以行为人本人的认识为基础，同时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这符合当前我国的实际。当然，对于正当防卫采取有利于防卫人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侵犯不法侵害人的权利，只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对防卫人的权利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予适度的扩张。可以说，无论是哪种学说，都应当是在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内予以适度的扩张或限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公力救济制度会更加完善，社会治安状况也会逐渐好转，对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的认定会适度抑制。

二、对特殊对象正当防卫的限度的把握

正当防卫针对的是不法侵害，如何理解“不法”，存在客观违法说和主观违法说两种不同的观点，主观违法说认为，除法律规定了客观责任的行为外，只有故意或过失地实施的“不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才可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对无罪过的侵害，可以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客观违法说认为，侵害行为的不法性与侵害人主观罪过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等行为人主观上无罪过的行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或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的行为，只要不符合法律要求，都是可能成为正当防卫前提的“不法行为”，对之均可以实施正当防卫。德国、日本等的刑法理论与实践也持此观点。

但是，对于这些所谓的“客观”违法行为，如精神病人、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行为，虽然在刑法理论大多数学者肯定可以对这些人进行正当防卫，但由这些无责任能力、限制责任人的生理、心理、年龄等方面的诸多缺陷，在实践中，对其进行正当防卫显然应较之对其他主体实施的正当防卫规定有所不同，也即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应较之对其他主体实施的防卫行为有所不同。正如有学者论述道：“有女子、儿童，欲加害伟丈夫之生命、身体，彼伟丈夫者，对此女子、儿童，阻之执之，皆易易事，乃不出此，而必将女子儿童杀伤者，是不可谓排除现在不法侵害所必要之行为矣。是即逾越防卫行为必要之限度矣。”德国刑法也对此作了规定，“对于孩子、未成年人、酩酊大醉人、精神病人、陷于刑法错误中的人、过失行为人或者紧急避险人，没有必要得到法秩序的确认，因为法秩序的效力并没有因侵害而受到影响，或只是受到不严重的影响。因此，正当防卫权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仅是自我防卫权。这就意味着被侵害人必须是为了保护法益，而且，只有当他不放弃受到威胁的法益便不能够回避侵害，始可对侵害人实施防卫行为”。笔者认为，对于这类不法侵害人，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情况，对于其所实施的防卫行为应当限定在一个较为严格的范围之内，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应当包括如下方面：

1．当有其他消极方法可以避免损害时，行为人应当尽量采取其他的消极方式来避免损害，以防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当然，笔者认为，并不要求行为人在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只有采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正当防卫，不能等同于紧急避险中避免是排除危害的唯一方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般而言，可以选择不对侵害行为人本人的人身造成侵害的情况下避免侵害，可以采取这类方法。如面对这类人的侵害，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可以通过逃跑等消极方式来避免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带来的危害。当然，在有多种方法避免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也并非不能直接采取对侵害人的反击，只是说由于侵害人的特殊情形，较之其他一般的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要规定更为严格的条件。

2．在仅有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才能避免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也应当采取较为严格的条件，从严掌握条件。不能较之对一般侵害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来掌握。例如，对于一个12周岁小孩实施的故意杀人，虽然实践中承认对该类侵害可以实施防卫，但若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面对这一小孩的这种侵害，应当较之其对一个正常成年人实施的反击行为限定更严格的条件，或者，对一个精神病人的侵害，也应当限定更严格的条件。毕竟，从我国的刑事立法来看，刑法都对这些人基于其自身的特点进行了适度的宽容，如不负刑事责任、减免刑事责任、不判处死刑等，因此，防卫人对于这类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的认定，更应当适度放缓。

3．在可以采取对其他较小的利益造成损害来避免不法侵害时，就不应对不法侵害人本身造成损害。例如，针对上述人员实施的不法行为，如果能够对其他较次要的利益造成侵害的情况下，就不应当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如可以采取对其他的财产等利益造成损害进行紧急避险的情形下，就应当采取这类积极的方式来避免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德国的判例也采取持此观点，认为对于在餐馆因喝醉而说侮辱性言辞的情况，只能限于用语言应答，除此以外的则应当采取回避侵害的做法（联邦法院刑事判决3，217）。

三、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防卫过当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防卫过当行为构成何种犯罪的，就按相应的犯罪进行处理。防卫过当的前提是行为人实施了防卫行为，防卫行为一部分是出于正当防卫，只是由于在实施正当防卫的过程中，造成了过当的危害结果，对于超出正当防卫限度的部分，才被认定为防卫过当。问题在于，行为人对于过当行为的罪过形式是什么，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别不同的情形进行讨论。

1．行为人出于直接的故意造成过当的损害结果。一般而言，如果行为人的过当行为是由于行为人的直接故意造成的，一般就不认为是防卫过当，而按故意犯罪进行处理，因为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合法的利益，如果防卫过当可能由直接故意引起，那就否认了防卫过当具有正当防卫的前提，而且还必须承认其主观上具有犯罪的目的和动机。但即使防卫人是出于直接故意而实施的侵害行为，也不能绝对地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只要造成的结果是在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之内的，就可以认定为是正当防卫。如行为人面对一个身强力壮的杀人犯，从口袋中挑出刀将不法侵害人造成重伤，主观上看，行为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重伤这一结果明显是出于直接故意，但行为人仍然实施，只要这种损害结果认为是防卫不法侵害而必要的，并且具有相当性，虽然行为人的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但仍然认为是正当防卫。如果行为人对于过当的结果是出于直接故意的情形下，是不属于防卫过当，应对过当的结果承担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例如，一个身强力壮的赤手空拳的青年人，对于一个拿刀过来伤害他的18周岁的少年，在可以造成不法侵害人轻伤从而制止不法侵害的情形下，行为人基于直接故意实施了杀害少年的行为，对于此种情形，行为人的结果是过当的，超出了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并且，行为人主观上出于直接的故意，对于将人杀死的行为，很难再将其认定为是在正当防卫的基础之上的防卫过当行为，因为，从这种情形上看，很难认为行为人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是具有防卫目的的，可以说行为人是基于愤怒等其他目的而实施的，其主观上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目的，因此，应当认为此种情形不属于正当防卫，而应当按照相应的故意杀人罪（直接故意）进行处理。

2．行为人出于间接的故意造成过当的结果。即指防卫人在实施正当防卫的过程中，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而放任不应有的危害的发生。在很多情形下，行为人对于制止不法侵害人所造成的应有损害，也即正当防卫限度内的损害，行为人都是出于直接故意而实施的，但问题在于，在实施防卫行为的过程中，防卫人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由于防卫人当时所处的情形，或者是基于对不法侵害人的激愤，行为人在实施正当防卫行为时，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此种情形，过当的危害结果是在行为人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基础之上造成的，只是由于行为人的放任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还是作为防卫过当处理较为合理，当然防卫过当还是需要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对防卫过当规定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因为，毕竟行为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由于自身的紧张等实际情形，对其实施的防卫行为难以控制，难免出现过当的情形，鉴于这一原因，各国的刑事立法也都规定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

3．行为人出于过失造成了过当的结果。行为人在针对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行为进行防卫时，由于自身的过失等情况，造成了过当的结果。此种情形，对于过当结果，行为人存在主观上的过失，当刑法对相应的过失行为进行处罚时，就应当追究行为人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德日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只有当行为人对过当这一事实有认识时，才是防卫过当；如果对过当没有认识，即过失的防卫过当的情形，则是一种假想防卫。也就是说，仅承认有认识的过失行为（即我国刑法中的过于自信的过失）造成的防卫过当，对于无认识的过失行为（即我国刑法中的疏忽大意的过失）不承认可以造成防卫过当。也有的国家刑法承认防卫过当的责任形式是过失，并没有区分有认识的过失和无认识的过失，例如，奥地利刑法第3条第2项规定：“逾越正当程度之防卫，或显不相当之防卫，如纯系由于慌乱、恐惧或惊愕者，以其过失而逾越，且对其过失行为有处罚之规定者为限，罚之。”笔者认为，防卫人在实施正当防卫的过程中，都有义务防止造成过当的结果，因此，无论防为人是否认识到了，只要造成了过当的结果，都有可能要对此承担刑事责任。即防卫过当可以是基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

4．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的过当行为。可以将此类行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指行为人在实施防卫行为的过程中，由于高度的紧张，已经失去了理智，在行为的过程之中，根本不能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及意义，在此种情形下，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过当的行为。笔者认为，对于行为人的此种高度紧张的行为是由于不法侵害人本人造成的，即使行为人的反击行为造成了过当的结果，也不宜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此外，从刑法的基本理论我们可知，行为人对于既非故意又非过失的行为也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对此种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点上，可以说不存在争议，但问题在于，此种行为是否是防卫过当？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笔者认为，此种行为根本就不存在负刑事责任的可能性，而不是减免处罚的问题，因此，从我国现行的立法规定来看，不宜认定为是防卫过当。第二种类型是指在面对不法侵害时，不少人出于本能的行为或反射活动实施的侵害行为，例如，对于不法侵害人的突然的背后袭击，行为人本能地或出于反射动作实施了一系列打击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形下，由于行为人这种既非故意也非过失的行为很难说在主观上有值得非难之处，因此，对于这种情形，即使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也不存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也就不能被认为是防卫过当，此种情形下，行为人只是出于本能的反映或者是反射活动，至少从主观上而言，没有必要去非难行为人。第三种类型是指上述类型之外的，行为人主观上既无故意又无过失而造成的重大损害行为，这种情况同样由于行为人的主观无罪过性而不应以防卫过当论处。由于我国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论体系的诸多差异，对于上述三类情形，不少大陆法系国家认为是防卫过当行为，但不处罚。例如，德国刑法第33条规定：“行为人由于惶惑、恐怖、惊愕，致逾越正当防卫之限度者，不罚。”瑞士刑法第33条第2款规定：“防卫过当者，法官依自由裁量减轻其刑，因过于激奋或惊惶失措而防卫过当者，不罚。”奥地利刑法第3条第2项规定：“逾越正当程度之防卫，或显不相当之防卫，如纯系由于慌乱、恐惧或惊愕者，以其因过失而逾越，且对其过失行为有处罚之规定者为限，罚之。”日本审判实践也对此持肯定的态度。可以说，虽然这些国家将上述行为认定为是防卫过当，但是也不对之进行处罚，这与我国司法实践的处理结果也是相同的。

基于此，笔者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包括：间接故意、过于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追究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因此，对于主观无过错的过当行为，没有成立防卫过当的余地，根本不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虽然我国刑法规定对防卫过当行为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不同罪过形式下实施的防卫过当行为的主观恶性不同，因此，其刑事责任减免的程度应当有所不同，因此，必须从主客观两方面统一起来追究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

四、防卫过当认定中的证据的搜集

较之刑法理论上对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较为严密地阐述，对于防卫过当行为，实践中的认定远比理论上的这些详尽阐述简单得多。从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及防卫过当行为的处理来看，一般而言，都是十分简单地进行处理，其中关键的原因在于，如何认定行为人的防卫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司法实践中很难收集证据进行认定，或者说忽略了对一些重要证据的搜集。可以说，由于证据收集具有很大的难度，对于防卫过当行为，刑法理论远比司法实践的操作复杂很多。因此，有必要正确认识正当防卫过程中证据的收集，否则，关于防卫过当的理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笔者认为，在对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的证据搜集过程中，对于实践中认定正当防卫经常忽略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

（一）注重对当事人所处状况的分析

法官或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站在一个相对“公正”的立场处理防卫过当案件，殊不知，一个人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可能会出现过于紧张，甚至是缺乏理智的行为，如果对此不予以考虑的话，那就没有再现案件的事实，这对防卫人是十分不利的。在面对不法侵害时，人都会出现紧张的情形，所做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不是一般的局外人通过书本或理论就可以简单理解的，由于个体的差异，更有甚者，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可能会失去理智，头脑一片空白。因此，应注重对当事人所处状况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分析。“作为一个审判人员，应该设身处地地判断防卫人在正当防卫情况下的主观意图，分析产生其主观意图的客观因素。”同样，作为处理正当防卫案件的其他司法工作人员，也应当站在这样的立场来收集此类案件的证据，还事实的本来面目。

（二）注重对当事人的性格、经历等的分析

司法实践中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仅注意对过当结果的认定，忽略了对防卫人本人的情况的分析。胆小的受害人，面对不法侵害行为，可能造成很严重的结果，而胆大的受害人，可能能较为冷静的对待，不致于造成过于严重的后果。曾经受过不法侵害的人，并基于此受到了威吓，再次面对类似的不法侵害时，可能会做过较为过激的行为。因此，行为人本人的情况也是我们认定正当防卫时所需要处理的问题。不同人的心理状况、经历等，如心理承受力、性格等，决定了面对不法侵害行为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对策。因此，不能忽略防卫人的个体差异来认定某行为是否防卫过当，必须对当事人的性格、经历等进行一番分析。

（三）注重对不法侵害人的情况的全面认定

对于同一受害人而言，面对不同的侵害会采取不同的对策，即使是面对类似的侵害，如果是由不同的行为人实施的，也会产生不同的处理结果。如行为人的外貌也会对受害人的心理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惧感，一个长得凶神恶煞的人与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实施的类似侵害行为，对受害人产生的恐惧感就会不同，进而被害人采取的防卫方法也会不同。不同的不法侵害人的平时表现如果为防卫人所知悉，也会对防卫人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进而对防卫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有所影响。另外，不法侵害人的心理、性格对受害人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压力，例如，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与一个平时表现都较好的人实施相同的侵害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影响就会不一样，进而，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受害人采取的反击方法就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不法侵害人的相关情况进行认定，进而确定受害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是否是“相当”的。因此，司法实践中应注意收集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力量、攻击的缓急程度、一贯表现等诸多方面的证据。

（四）注重对不法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比较分析

同一受害人，面临不同的不法侵害人会采取不同的防卫手段，同样，不同受害人，面对同一不法侵害人的类似侵害时，也会有不同的反映，即使是同一侵害人，在不同时间面对相同的不法侵害，也会采取不同的防卫手段。如何认定行为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有必要将不法侵害人与防卫人二者的情况比较起来进行研究，即必须考虑防卫人与侵害人的年龄、性别、体力的差异、力量的差别、攻击的缓急程度、法益的比较等，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综合的判断。因此，实践中，对于二者的情况应当注重作一比较分析，从而正确认定是否属于防卫过当。

【作者介绍】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师；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管学院教师。

注释与参考文献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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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觐著：《中华刑法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陈兴良著：《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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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日]大塚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陈忠林著：《意大利刑法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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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徐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页。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徐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页。

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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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

第五篇：防卫过当概念之我见

防卫过当概念之我见

沈敏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学界对防卫过当的认识，无论是1979年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规定，还是1997年刑法第20条第2款关于防卫限度的规定，都存在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即对必要限度如何理解，分歧主要集中在其罪过形式上，关于防卫过当的定义，尚不见与通说相左的观点，一般将其界定为：“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①其他的定义，有的虽然没有诸如“应当负刑事责任”、“犯罪行为”等字眼，但也都认为防卫过当是犯罪行为。这一定义显然深受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这一立法规定的影响,该款规定如下：“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笔者认为，此论者误解了刑法第20条第2款的立法意旨，这导致了刑法学界对防卫过当认识的四大误区：

1、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是：不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2、任何防卫过当的行为均构成犯罪；

3、由于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罪过，于是可以引申出第三个认识错误，防卫过当是有罪过（或过错）的行为；

4、防卫过当是以正当防卫为前提。对此四个问题，本文将逐一加以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防卫过当以正当防卫为前提”这一说法并非源自笔者，而是借用他人的成论②，这一说法的逻辑错误是比较明显的。其意在说明：防卫过当的成立，必须符合正当防卫的前四个成立条件，只是不符合防卫限度条件而已。既然防卫过当不符合正当防卫的防卫 ①②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著：《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高铭暄、马克昌著：《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关于这一提法的逻辑错误，该教材在第243页已有说明。限度条件，当然就不是正当防卫了，也就无从谈及以正当防卫为前提了。但是，这句话所传递的信息还是比较明晰的，这就是：防卫过当只存在于前述这一种情形中，而不可能存在于假想防卫、挑拨防卫和偶然防卫等情况下。鉴于学术界对防卫过当所存在于其中的此种防卫情形尚未给出一个合适的权威名称，笔者权且称之为“真防卫”，以别之于正当防卫。也就是说，真防卫是符合正当防卫前四个条件，但却不一定满足防卫限度条件的防卫行为。真防卫可以区分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两种情形，区分标准是：是否符合防卫限度条件。另外，真防卫是在确实存在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发动的应该防卫；假想防卫则是在本无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的，不应实施的防卫行为。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防卫是与假想防卫相对应的两个概念。

二、问题的展开

（一）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

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似乎与防卫过当无关，但由于对防卫限度条件的突破就意味着防卫过当的成就，正当防卫的上限就是防卫过当的下限。因此，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就可以理解为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之一。由此观之，对此问题的研究就是极其必要的。刑法第20条第2款虽然不是从正面直接规定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但如果将该款理解为对防卫过当的定义，那么，法条中所规定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就是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之一，防卫不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就是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但若作此理解，则在面对下述两个问题时，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1、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但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未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行为在法律上作何评价？如依上述理解，这类2 防卫行为并不符合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自然不属防卫过当；相反，由于它尚未超出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应成立正当防卫行为才对。然而，认为这类行为也构成正当防卫，无疑是与司法实践相冲突的。如：某中学生甲（已满16周岁）从同学乙（也满16周岁）手中抢夺得一手机，乙在回抢的时候，失手将甲的左手一手指拗成骨折，好在未造成严重后果（属刑法上的一般轻伤），甲为此支付医疗费千余元。乙为了抢回手机，在防卫中过失致甲轻伤，由于过失致人轻伤不构成犯罪，依上述理论，则属正当防卫。但在司法实践中，乙应当负担甲的大部分医疗费用及其他费用，这实际上是乙在对其防卫行为负民事赔偿责任。既然乙是在正当防卫，而正当防卫是合法、有效的行为，是公民的一项正当权利。那么，乙为何要对自己的合法的、行使权利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是此论者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2、刑法规定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前一问题所讨论的“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但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未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行为”应属一般违法行为，或者说是一般违法的防卫过当行为。如果说这一观点在刑法上缺少法律依据的话，那么，它却得到了民法和行政法的鼎力支持。我国民法和行政法在赋予公民正当防卫权利的同时，为了规范权利的行使，也都规定了防卫过当及其法律责任。其中，《民法通则》第128条这样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③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对比刑法与民法的规定，可以看出，二者对防卫过当的规定既有诸多共同点，亦不乏相异之处④。其间，最明显的区别，莫过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了。民法设定的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正当防卫不得 ③④ 同样存在刑法规定上的措辞不当问题。

这种比较请参见王政勋著：《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0页。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而刑法的规定是：不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两厢比较，可以发现，民法上的正当防卫的范围比刑法上的要小，某些民法上的防卫过当行为在刑法上被纳入了正当防卫的范畴。这部分民法上的防卫过当行为就是前文所论及的“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但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未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行为”。这就出现了同一行为被不同的法律部门作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法律评价的混乱现象：民事违法行为被刑法规定合法化了，而这种立法的混乱应该是被禁绝的。

事实上，这种情况其实已为某些刑法学者认识到。例如，有学者提到：“其中最重要的区别，乃是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的要求不同，换言之，民法上的一部分防卫过当行为在刑法上属于正当防卫，而不属于防卫过当”。⑤但令人遗憾的是，该论者却浅尝辄止，并认为这种区别“反映了民法与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方法不同，反映了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质的不同。这种区别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⑥诚然，民事侵权行为不能被评价为犯罪，刑法不能加以调整，但刑法也断不至于肯定其为合法行为。

其实，上述两个问题的产生，并非源自立法本身，而应归咎于学界对法文的错误解读。对法文的理解，不能脱离上下文，若孤立地理解某一条文，则不可能求得其真义。单从刑法第20条第2款本身观之，将其理解为对防卫过当的定义，也未尝不可。但若将其过于专注与集中的目光从眼前这滴“水珠”——刑法第20条第2款上移开，而放眼于我国法律体系这片“大海”时，则会获得全新的认识。

从刑法规定看，第20条是对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正当防卫的规定，该条第2、3款虽然都涉及防卫过当，但这些都是为了明确正当防卫的 ⑤⑥ 王政勋著：《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王政勋著：《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199页。4 成立范围，从立法上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区分开来。该条不是，也无意对什么是防卫过当作出回答。因为防卫过当从来就不只是刑法这一部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民法和行政法也要涉足其间，而刑法则只关注于刑事犯罪问题。因此，刑法对防卫过当的规定，仅限于构成犯罪的防卫过当这一种情形，而远非防卫过当的全部。将其视为刑法对防卫过当的定义，则殊为不当。防卫过当不限于构成犯罪这一种情形，还应当包括一般违法的防卫过当，乃至无过失的防卫过当（即意外事件）。无论是刑法抑或民法、行政法上的规定，防卫过当的范围应该是统一的，概念的范围与各法律部门对该概念项下的事物不同的调整范围，是不相及的两个问题，不应被搅和在一起。

既然该款只是对构成犯罪的防卫过当的规定，防卫过当中还包括危害程度更轻的一般违法的情形，那么，刑法中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就不是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换言之，“不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也不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区分犯罪的防卫过当与一般违法的防卫过当的标准。于是，新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是什么呢？

其实，刑法并未给出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学术界为此争论不休，先后产生了以下学说：基本相适应说认为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应当基本相适应；必需说认为足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需的手段和强度；相当说认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原则上应以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为标准，同时，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手段、强度等方面不存在过于悬殊的差异。从法的统一性的要求出发，笔者认为，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与民法的规定是一致的，也应是“不得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当然，这一结论是无法 5 从刑法本身所能求证的，而必须自法律体系上理解和把握。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又想到新刑法对旧刑法的修改。我国1979年刑法第17条第2款在界定防卫过当的情形时规定，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行为”由于此规定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1997年在修订刑法时作了补充与修改，现行刑法第20条第2款中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与原刑法相比较有了两点变化：一是将“超过必要限度”改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增加了“明显”二字；二是将“不应有的危害”直接改为“重大损害”。由表面观之，刑法的修改使其与民法的规定相矛盾；而旧刑法与民法似乎更有默契。但若稍作研究，我们则会发觉，真实的情形恰好相反：旧刑法与民法均规定

⑦有“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可是民法规定的法律后果是民事责任，而旧刑法认定其为犯罪。这表明，所有的民法上的防卫过当行为，在刑法上均成立犯罪，或者说，一般违法的防卫过当与犯罪的防卫过当在成立范围上是完全重合的，任何一个防卫过当行为都有两副面孔：在民法上以一般违法的面目示人；在刑事法庭上以犯罪的凶颜面对法官。对犯罪与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在立法上不加区分的做法，不仅违背了法理与一般的正义观念，更有可能为司法随意性开邪恶之门：如欲出人之罪，以一般违法了却之；若想入人之罪，则网之以刑罚。相比较之下，新刑法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防卫限度的明确性和适用性，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瑕不掩瑜。

（二）防卫过当是否仅限于有罪过（或过错）的行为

通说认为所有的防卫过当均成立犯罪，“无罪过即无犯罪”，故 ⑦ “危害”一词为旧刑法所使用，民法表述为“损害”，二者并无实质的不同。6 尔，认为防卫过当是有罪过的行为，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该结论的理论前提——防卫过当均成立犯罪本身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对这一传统理论也就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

防卫过当也可以是一般违法行为，这虽然已被证明，但一般违法行为的成立，原则上也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在民法上虽也规定有无过错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但这毕竟是例外，故不足以成为否定防卫过当对主观过错的要求之证据。但是，如果防卫人由于无法预见的原因造成过当性结果时，则构成意外事件（这一点已经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此时行为人主观上显然无任何过错。这种构成意外事件的防卫行为是否属防卫过当行为呢？因此，防卫过当是否以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为必要条件这一问题，可以转化为另一问题：对过当性结果无过错的意外事件是否属于防卫过当？

对此问题的回答，学术界是断然的拒绝。学者们的理由仍然是：防卫过当行为都是犯罪，犯罪不可能不要求罪过。此种情形下，行为人无罪过，则不成立防卫过当。言下之意，这种情形只能认定为意外事件，而不能同时成立防卫过当。由于该论证所依据的理论前提（防卫过当行为都是犯罪）已被推翻，此论自不足信。

笔者认为，此种情形的意外事件属防卫过当。

首先，将防卫过当限定为有过错的行为，既不能从现有刑法理论中得出，也无法律依据。依据通常说，防卫过当的成立，要求具备正当防卫的前四个条件：（1）不法侵害存在；（2）有防卫意图；（3）不法侵害正在进行；（4）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人。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的唯一区别是是否超过防卫限度。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似乎应是：防卫过当的成立，只要具备正当防卫的前四个成立条件和第五个条件——超过防卫限度就足够。在此五个条件之外，再无其他要求。这就 7 是说，防卫人主观上有否罪过在所不问。有主观罪过，固然成立防卫过当；即便主观上无罪过，对防卫过当的成立亦无妨碍。但通常学者却不约而同在前述五个条件之外附加了主观罪过这一条件。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使防卫过当这一概念与“防卫过当都是犯罪”的理论相提并论。

至于通常说在法律上找不到根据，则是无须再行证明的，因为我国刑法并未对防卫过当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加以规定。⑧正因为如此，笔者关于意外事件可以成立防卫过当的主张，也无法从法律上寻得直接的根据，虽然有学者与笔者的观点一致。该学者有论：“并不是所有的防卫过当中都有罪过存在。如果防卫过当所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防卫人主观上便没有罪过，不能构成犯罪，也就不负刑事责任……两者（指防卫过当与意外事件，引者注）并非水火不能相容” ⑨。

其次，从刑法上的意外事件的存在形态上看，不应当将意外事件排除在防卫过当之外。意外事件在其存在形态上并不是有特定外观特征的某一行为类型，而是在外观上与各种犯罪类型相同或相似，并且一般存在于犯罪活动之中。能够将其从犯罪中区分开来的，仅在于主观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说，意外事件存在于各种犯罪活动之中，⑩它既存在于一般的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之中，也存在于假想防卫、避险过当等特殊的犯罪形态中。防卫过当无疑也是特殊的犯罪形态，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说明，意外事件不可以存在于防卫过当这种犯罪样态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我国通常说在否定防卫过当可以包含意外事件的同时，却对与防卫过当颇相类似的假想防卫制度包括了意外事件的情 刑法所规定的防卫过当仅限于犯罪，故该条所规定的罪过并不能代表整体意义上的防卫过当对主观方面的要求 ⑨ 王晨著：《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378页。⑩ 这或许正是在刑法上研究意外事件之意义所在。⑧8 形加以肯定。认为：对假想防卫的处理包括：（1）过失犯罪；（2）意外事件11。笔者尚未曾见到有谁将假想防卫与犯罪等同，而否认意外事件可以存在于假想防卫之中。

防卫过当的成立，也应该是这样的：行为人在“真防卫”的过程中，如果防卫超过了防卫限度条件即构成防卫过当。但对防卫过当的处理，则有三种可能：（1）虽然防卫过当，且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但尚未达到犯罪的严重程度，依一般违法行为处理；（2）防卫虽过当，但行为人对过当结果无过失，则属意外事件；（3）防卫过当达到犯罪程度，且行为人主观上有罪过，则犯罪成立。

（三）防卫过当是否只存在于“真防卫”过程中

通常说主张，防卫过当是符合正当防卫前四个成立条件，只是不满足防卫限度条件的行为。这种观点就将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使人们获得这样一种认识：防卫过当只存在于真防卫行为中。果真如此吗？假想防卫中有否可能存在防卫过当呢？

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相似之处甚多，假想防卫也与正当防卫有诸多相类之处。一般认为，它与正当防卫的主要区别在于：假想防卫不符合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或曰先决条件）——存在不法侵害。至于时机条件、对象条件和防卫意图条件，除了少数学者否认假想防卫人具有防卫意图12之外，一般均予以肯定，但对假想防卫是否符合防卫限度条件，则不曾有人论及。从现实情况来看，假想防卫的致害结果，既可能在防卫限度之内，也可能超出。也就是说，防卫过当在假想防卫中是现实存在着的。但如果要在刑法理论上肯定它，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

1、防卫是否超过防卫限度的判断，是以不法侵害可能导致的损害为基准作出的。在假想防卫中既然不存在不法侵害，如何判断 1112 其实还应包括第三种处理：依一般违法行为处理。

陈兴良著：《正当防卫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191页。假想防卫结果超出了防卫限度？

2、如果假想防卫过当的定罪量刑与单纯的假想防卫无任何区别，那么，假想防卫过当这一概念就只具理论意义，而无任何实际价值。若此，这一概念就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因此要想肯定假想防卫过当，就必须发掘其在定罪量刑上的独特价值。

其实，关于防卫是否过当的判断，与不法侵害是否存在并无关涉。即使是在不法侵害存在的场合，不法侵害行为因为被防卫行为所克服，不法侵害结果并没有现实地发生。这种损害结果及其大小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是人们依不法侵害行为所作的预测与判断。简言之，防卫限度的判断基准不是不法侵害的致害结果，而是不法侵害的可能致害结果。在假想防卫中，不法侵害在现实中虽不存在，但却存在于防卫人的观念或假想中。这种假想的不法侵害的可能致害结果及其大小，人们也是能够进行预测与判断的。因而，对假想防卫是否超过防卫限度，是有判断基准的，并且能够据此判断假想防卫是否过当。另外，由于这里所言不法侵害是主客观统一的不法侵害，仅有客观损害结果的合法行为（如警察缉拿犯罪嫌疑人）不属不法侵害。但它却可以被假想防卫人误认作不法侵害。在此种情形下，虽然没有主客观统一的不法侵害存在，但客观意义上的损害却是不缺乏的。概言之，假想防卫是否过当是能够判明的。

至于假想防卫过当在司法实践中的独立于假想防卫之外的价值，在定罪与量刑方面均有体现。在定罪上，由于假想防卫中存在事实错误而无犯罪故意，故假想防卫只成立过失犯罪。而在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如防卫人对过当结果的发生是故意的，则成立故意犯罪，而不可以按假想防卫（过失犯罪）处理。在量刑方面，假想防卫成立犯罪的，直接适用分则条文规定的法定刑。而在假想防卫过当的犯罪中，行为人或者既对过当结果有故意或过失，又对不法侵害的误认有过失，10 则因存在双重罪过而应酌情从重处罚；或者对过当结果有故意或过失，但对不法侵害的误认无过失，则应当酌情减轻或免除处罚。

三、防卫过当概念之我见 综上，可以归纳如下结论：

1、《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不是对防卫过当的定义，只是对其中构成犯罪的情形作了规定；

2、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是“不得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而不是“不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后者是防卫过当成立犯罪的条件之一；

3、防卫过当既可以构成犯罪，也可以是一般违法行为，还可以成立意外事件，防卫过当不限于犯罪，其主观上可以欠缺过错；

4、防卫过当既存在于真防卫过程中，也可以与假想防卫相竞合中，成立假想防卫过当。

上述这些结论将是重新界定防卫过当概念的立论基础，新的防卫过当的定义应囊括上述内容，反映上述认识成果。此外，防卫过当的定义还应具有鉴别功能，即区分类似行为之功效。例如，从有无防卫意图这一点上，就可以将防卫过当与偶然防卫、挑拨防卫等情形相区分。因此，定义的这类功能，也是应予考虑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对防卫过当作出了如下界定：防卫过当是指行为人出于防卫意图，在防卫的过程中，因故意、过失或无法预见的原因，对不法侵害人的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情形。

（作者单位：审监庭）（责任编辑：吴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