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72年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
1972年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
1972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人民的思想被完全统一起来,除了永无休止地高唱阶级斗争战歌外,很少有人去独立思考过任何问题,尤其是学术问题。“文化旗手”郭沫若此前推出了他的历史学新著《李白与杜甫》,在这部新著里,郭沫若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将杜甫划成了地主分子,将苏涣划为造反诗人。他的这一成果得到当局的高度评价,使他在学术上的地位登峰造极。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就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受知于毛泽东,奠定了他作为最大御用文人的地位。那篇一万六千余字的《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中共的文件下发,要求每个党员学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被其奉为祖师的马克思列宁的单篇著作,也没听说过作为文件下发的。《甲中三百年祭》从此成为中共的经典,人们除了怀着虔诚的心情去学习外,绝不可以对其有丝毫的置疑。
不可思议的是,1972年6月的一天,四川泸州一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竟非常认真地写信与郭沫若商榷《甲申三百年祭》,并挂号寄给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这种在常人看来极不对称的举动,在举国若狂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恐无第二例,足见作者的风骨绝非常人可比,令人肃然起敬。
这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叫胡惠溥,让我们先对他做一个简介。
胡惠溥名希渊(1916-1993),泸州硕儒前清举人李赦虎高足,博闻强识,学问渊深,精于诗古文辞抗战时受知于章士钊,邀入著名学术团社“饮河诗社”。1949年后在泸州四中任教,1959年“拔白旗”运动中,以“穿长衫,厚古薄今”之罪失去公职,从此备受饥寒,先后经历子夭妻亡之痛,孑然一身,苦不堪言,因无居所,被迫栖桥洞十年。然始终不坠其志,日夕吟诵,篇什千百。我曾撰长文《桥洞下的悲怆诗人》述其行状,兹略引数段以见其当时之困境:
胡先生凭着每月7.50元的救济金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极其艰难地生存着,他一生只攻学问,不善炊事,连面条也不会煮,一日三餐,全在外面吃馆子。那点可怜的救济金平均每天只有二角多钱(还要用于衣物医疗等其他开支),又能在馆子里吃什么呢?所以他经常饥肠辘辘,何谈营养。
永丰桥下穿桥而过的溪沟是泸州城的一个大排污沟,腥秽的污水终年不断,臭不可闻,孽生出许多蚊蝇。
永丰桥是泸州的南大门,每天下半夜开始,便有络绎不绝的汽车轰隆轰隆从桥上开过,在桥洞下形成很大的回响,根本无法得到安宁。
永丰桥下没有电源,所以仍以油灯照明。
胡先生――一个不可多得的博学夫子,就孤苦伶仃地住在这里,他的居处以桥面为屋顶,倚桥墩为壁,与洞穴没有什么区别。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会落到这步田地。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一住就是整整十年!胡惠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时候,在日日尚且为衣食发愁的时候,偶然读到郭沫若的《甲中三百年祭》,竟然忘却身边的一切,就在桥洞下援笔作书,与郭氏做学术之商榷。
胡惠溥起笔即写:
沫若先生:近读大著《甲申三百年祭》,赞开国之大策,非前此以考据为考据者所能望见,佩服佩服。惟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窃谓李自成之覆亡,与李岩之不得间竟其用以死,均系非常问题,因就大著籀绎之,管中一斑,疑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郭沫若原文:“后来李白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本文笔者)
除了礼节性的客套话,就直接点出“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亮出了不同于郭沫若的学术观点。“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虽仅十三字,在举世皆将李自成捧为圣人的时代,却极为难得,较之郭沫若文中所称“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却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相去远矣,殊可玩味。
接下来胡惠溥就郭沫若原文进行梳理,简述了李自成起兵以来直至登极的过程,认为郭沫若的行间字里所描述,正是告诉读者,李自成之义军“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这里的始终,始于李自成起兵之崇祯二年,终于李白成登极之崇祯十七年,事实亦正是如此。但是,郭沫若在后文却说:“在崇祯十三年李岩、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后,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气象迥异于前。”(郭沫若原文为:“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闻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胡惠溥认为郭沫若此说与上文“似相背驰”,即上文告诉读者的是“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而此处却定论为“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胡惠溥为了说明李白成并非自崇祯十三年便“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详细论述:“鄙意当时情况,当必遍地皆饥民。遍地皆在饥民唐集群、即起义之声势笼罩中,至于明室将佐,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皆赐死、自杀、阵亡也!其余如杨嗣昌、熊文灿等,平时但知股削元元,交绥则惟望风逃遁耳,故李自成所据各省,必有多数明军已撤退之州县,而李自成兵力未达,仅属遥为号召者,既属遥为号召,则税收、生产、社会秩序、设官守土等方面,必不遑计及,虽冲要四达之地已设官守土矣!恐亦着眼在战略重点上之部署而已,且此种州县,李自成所据各省当必不多。”
将郭沫若“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与胡惠溥之上述观点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后者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此等问题,在一般读者眼里往往一晃而过,不会引起重视,而在胡惠溥眼里却没滑过去,这是需要何等的眼力。胡惠溥接着针对郭沫若的“似相背驰”理直气壮地说“恐鄙说未必遂非”,并指出郭沫若“盖论人阶段不同,行文之重点遂不同,故虽同一事也,而详略与扬抑之词,亦不能遂无毫发爽”。读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胡惠溥之说理婉转而达意。
为了进一步论证李自成“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胡惠溥一气说下去:“李自成起义十余年矣,攻下之地亦多矣,岂止河南湖南陕西山西等地,乃从未闻郑重宣示坐镇之地,并明白规划其他地区从属之系统,虽有时亦似命将出师矣,其实所谓命将者,仅李白成大军之先头部队耳,所以起义十余年,皆系一军独将,故往攻北京,全部数十万大军亦与李自成同住,即此足以见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而其于攻下之地,盖亦旋得旋弃,或则虽下径过,或则不下绕过,尚不仅攻下之地未能皆利用之也,实质仍是流动战术部队之大集合体。此种略具雏形之政治机构,当过大胜利之到来,上下何能免于纷纷然与昏昏然。”此等论述,有理有据,酣畅淋漓,引人入胜,至此,郭沫若“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之说被彻底动摇。
对于李自成的覆亡之因,胡惠溥认为关键所在,乃是“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为此,他分析了农民起义的一般规律,起义之始,都是因为朝廷“权门朋比,世胄高位,于是用人惟亲,英才沉屈,而又有非常之饥馑与暴
政以驱之”“以故饥民反暴,纷然四起,为救死而与当时之政府斗争,此种最初本部原无严密之组织,与外部亦无相互联系之饥民反暴,其斗争形式,自必发展成为流动之战术――此种战术,与起义军同时并生,亦同时发展壮大――唯是起义军之力量,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舷,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胡惠溥在这里提出的“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舷,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是极为中肯的批评,可谓独具只眼,见解不凡,所谓“仍习故常。不知改舷”,即“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如何演进?是个极大的课题,超出了与郭沫若商榷的范围,故胡惠溥除了批评“李白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外,未再详论,可以理解。
胡惠溥的文章有几个特点容易被现在的人忽视,兹略做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胡惠溥自“文革”中“破四旧”时被无赖之徒将家藏数千卷典籍攫走后,手中便无书可考,此后的所有写作,但凡涉及典籍,全凭记忆,好在他少年时便遍读经史子集,大脑里有一个他人攫不去的“图书馆”,他后半生凭记忆引证的典籍,经好事者核对,与原文无丝毫差错。此文所涉历史人物事件,除了郭沫若原文所载,全是胡惠溥记忆所及,故他亦自谦“深惭腹俭”,从兹可见胡惠溥的博学绝非当今那些所谓国学大师们所能望其项背。
其次,胡惠溥身处困境,朝不保夕,而其志仍在云霄间,当神州万马齐喑之时,他居然在桥洞黯淡的油灯下挥笔著文,“不自量力”地与炙手可热的“文化旗手”郭沫若做学术商榷,而商榷的内容又是被奉为经典的《甲申三百年祭》。姑不论其文章的价值如何,仅就其襟怀与胆识而言,已足以令当时那些天天高喊“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文人学者们羞愧汗颜!他所折射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崇尚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
第三,胡惠溥的文章居然从头至尾没有引用一句“毛主席语录”,甚至没有一点所谓的马列主义历史观的痕迹,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没有一篇文章特别是学术文章不是言必称马列,言必称语录,不自称“用马列主义的历史观作指导”的史论文章根本没有。胡惠溥并没有生活在真空中,在他生活的时代,想不接触“马列”是不可想象的,他作为文化人也读过一些“马列”,当然知道当时的文风,但是他依然故我,不在文章中出现一点在他看来是多余的话,真是难能可贵。
第四,胡惠溥始终抓住郭沫若的原文不放,论证论据都直接取自郭沫若原文,胡惠溥自己称为“无书引证,即以其论者证之,此所谓‘以彼士兵,缚彼将帅’耳”!这无疑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做法。
文章脱稿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七号即阴历四月二十六日”,并于“六月十一号付邮即阴历五月初一”,胡惠溥只是想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并没指望得到郭沫若的回复。事实上,当时郭沫若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紧跟领袖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绝不可能有兴趣来理睬这种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此后,这篇文章便“泥牛入海无消息”。唯一可以庆幸的是,胡惠溥没有因此再次获罪。
最后讲一下胡惠溥文章手稿的发现。
我在2004年写作《桥洞下的悲怆诗人》时,述及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曾经叹息该文稿已经遗失,不料上月忽接泸州刘泽彬(胡惠溥弟子)电话,谓胡惠溥《读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手稿无意中在箱子里发现了,我大喜过望,马上请刘泽彬寄来,我连夜整理并录入电脑。就这样,这篇极有价值的文章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不至湮灭无闻。仔细阅读手稿,见后面所附李得镡(我舅父)信札摘录,始知此手稿乃是1972年胡惠溥寄给当时寓居乐至之李得镡的抄件,胡本人已无存。到了1982年4月7日,李得镡“会检废簏,偶然得之,喜为抄一通”,李自言“非敢上拟《考工》之补《乐记》,特聊以志余之私爱云尔”,又寄回给了胡惠溥,之后胡又带到了刘泽彬家,三十多年后才又到了我手里。手稿为胡惠溥钢笔楷体立书,字迹工整劲秀,一笔不苟,极见功底,观其字可见其为人。由于年代久远,手稿已经发黄,褶皱处已经开始破碎,拟请匠人装裱永久保存。
今年是胡惠溥写作《读(甲申三百年祭>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三十七周年,胡惠溥去世十六周年,我谨以此文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2009年9月8日于重庆临江门
附一:胡惠溥《读<甲申三百年祭)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原文
读《甲申三百年祭》一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
沫若先生:
近读大著《甲申三百年祭》,赞开国之大策,非前此以考据为考据者所能望见,佩服佩服。唯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窃谓李自成之覆亡,与李岩之不得竞其用以死,均系非常问题,因就大著籀绎之,管中一斑,疑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
大著崇祯登极后,遍地年年几皆蝗旱为灾,引二年四月二十日马懋才《备陈大饥疏》,又谓张献忠李自成亦即在此情形下先后起义。又谓李自成在崇祯十一二年所遭最危厄,十三年始初得转机,并指出十三年河南旱蝗,草根俱尽。至人相食,饥民从李自成者数万,李岩亦于此时从李自成起义,从此李自成一帆风顺,遂以亡明。又谓李自成十四五年,几全据河南湖北,用顾君恩策,进窥关中。十六年破潼关,孙传庭阵亡,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二月抵北京,不三日下北京,崇祯自经。
大著最后总括李自成整个起义,从十余年之艰难苦战言之,未尝不艰难,从最后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之突变情况言之,则又未免太易,以此上下皆纷纷然昏昏然。为过大之成功所陶醉。综上所论,大著行间字里,盖已揭出李自成覆亡之主因,无他,即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因以形成坚强之根据地也。又,即在崇祯十四五年,李自成虽已几全据河南湖北。十六年破潼关,全陕披靡,十七年出兵山西等时间言之,鄙意李自成在此时间,仍是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河南湖北陕西山西等地,纵使设官守土,亦必仅具雏形,故政治方面之演进,不过由全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演进为半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而已。
大著并谓,当时朝廷用兵剿寇,而人民则望寇剿兵,加之崇祯登极后,年年旱蝗为灾,饥民不甘饿死,被迫铤而走险,结果寇比兵多,实则民比兵多。鄙意当时情况,当必遍地皆饥民,遍地皆在饥民腐集群、即起义之声势笼罩中,至于明室将佐,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皆赐死、自杀、阵亡也!其余如杨嗣昌、熊文灿等。平时但知腹削元元,交绥则惟望风逃遁耳,故李自成所据各省,必有多数明军已撤退之州县,而李自成兵力未达,仅属遥为号召者,既属遥为号召。则税收、生产、社会秩序、设官守土等方面,必不遑计及,虽冲要四达之地已设官守土矣!恐亦着眼在战略重点上之部署而已,且此种州县,李自成所据各省当必不多!但此说与大著在崇祯十三年李岩、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后,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气象迥异于前之说似相
背驰。然鄙意大著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迥异于前,是就李自成与当时并起之诸雄相对言之之词,如就其发展之雏形的实质言之,恐鄙说未必遂非。尊意,盖论人阶段不同,行文之重点遂不同,故虽同一事也,而详略与扬抑之词,亦不能遂无毫发爽。
覆亡之国,大抵不外权门朋比,世胄高位,于是用人惟亲,英才沉屈,而又有非常之饥馑与暴政以驱之;崇祯承万历天启之后,内政边患,已如痈疽之将溃,昔人喻如衣败絮行荆棘丛中,左右前后无不挂碍!以故饥民反暴,纷然四起,为救死而与当时之政府斗争,此种最初本部原无严密之组织,与外部亦无相互联系之饥民反暴,其斗争形式,自必发展成为流动之战术,同时,最初正以其本部无严密之组织,与外部亦无相互联系,故虽一部分或几部分,为当时政府军所击溃或歼灭,对整个纷然四起之饥民反暴部队,影响殊不大。而政府军则不然,即是一路或几路溃败。势必士卒夺气,土崩瓦解,致当时政府无法措手足,以抵于止。征之旧史,其荦荦者,如秦末陈胜吴广之起义,汉末黄巾军之起义,唐末黄巢之起义(黄巢虽失败,但唐帝国中央政权已为黄巢所震撼动摇,故不久即亡于朱温),元末刘福通徐寿辉等之起义皆然,此种战术。与起义军同时并生,亦同时发展壮大。汉之李广,于建大将旗鼓之前,以奇兵绕出敌后。匈奴咤以为飞将军自天而降,其营幕联绵如蚁聚蜂屯,各就水草,散乱不整。夜无灯烛,亦不严斥候,为最早略近于流动战术部队之政府军,然终非人民起义流动战术部队比也。唯是起义军之力量,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舷,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
兹请即就李自成起义之始,与最后攻下北京之日观之,可知李自成乃一仍故常,未尝改舷也。何以言之,李自成起义十余年矣,攻下之地亦多矣,岂止河南湖南陕西山西等地,乃从未闻郑重宣示坐镇之地,并明白规划其他地区从属之系统,虽有时亦似命将出师矣,其实所谓命将者,仅李自成大军之先头部队耳,所以起义十余年,皆系一军独将,故往攻北京,全部数十万大军亦与李自成同住,即此足以见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而其于攻下之地,盖亦旋得旋弃,或则虽下径过,或则不下绕过,尚不仅攻下之地未能皆利用之也,实质仍是流动战术部队之大集合体。此种略具雏形之政治机构。当过大胜利之到来,上下何能免于纷纷然与昏昏然。吴三桂即不开关揖清,此数十万大军,如命其四出驻守,李自成此时亦必难于甚或不能安排,盖其设官守土仅具雏形,政治方面之演进,不过由全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演进为半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而已。
故当时,即使灼知山海关须大军驻守,而一品权将军之刘宗敏未必奉诏。绮丽繁华,神京为天下最,此间乐矣!谁肯出就瓯脱风沙之地?当时大顺朝仅数千人驻守山海关,盖亦惟仅将数千人之将军,乃不敢不奉诏(先生亦谓最初调降将唐通前往有类儿戏),其余将数万或数十万者,恐皆难期其即行耳。故吴三桂即使卷甲来降李王,以其为人,恐到北京得睹大顺朝昏昏然之内部与仅具雏形之政治机构,断不至不生异心,入室操戈矛也!
又,大著引《北略》卷二十:“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下,凡事皆众共谋之”。又引《剿闯小史》:“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云云”,窃意《北略》所云“二十余人”,此二十余人当即《剿闯小史》所云之“贼将二十余人”,“横行惨虐”是当时反动士大夫之词,固无须置辩,然即以其“俱抗衡不下,凡事皆众共谋之”等词言之,则业已建号之大顺朝。实质仍是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故众议之发挥有余,而元首之独断不足也。
以上于大著之籀绎,但隐括大意,未尝写出原文,恐不免曲解处,深惭腹俭。于李自成覆亡主因皆主观臆度,无征不信,不足发先生一噱也,惟高明幸教之。专此即颂。
著安
四川省泸州市胡惠溥顿首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号即阴历四月二十六日
六月十一号付邮即阴历五月初一
附二:
李得镡先生致胡惠溥信摘要
君尝谓李自成之覆亡,前人似皆未能具体指出,即其对本质的认识,尚难言也。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似进一步矣,细按之,盖亦浮光掠影而已。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君藏书及数十年来心血写成之稿件,全被抄毁,手边已无一卷,尝笑谓“此不足以名考据也,仅就我过去主观臆度者言之,无书引证,即以其论者证之,此所谓‘以彼士兵,缚彼将帅’耳!”君旨在商榷李自成覆亡之主因,还人民起义战胜攻取失败灭亡演变之实质,与一定之规律。以古为?a,于后世取法于史,于学术上当不无小补之公意。所重不在私人角胜,故即本郭先生原意而籀绎之,固无碍于君之自道其意,而又不至触及尊者之怒。即此小文,亦可见君盖深于考据之学者也。君以同月十一号寄出,迄未得复,或者不足以尘郭先生之目而弃置之耶?君考据之文,一字不存矣,会检废簏,偶然得之,喜为抄一通,非敢上拟《考工》之补《乐记》,特聊以志余之私爱云尔。
李得镡识于乐至
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
第二篇:中华武学的真正不传之秘兼与旧雨楼主商榷
中华武学的真正不传之秘兼与旧雨楼主商榷
转贴夏虫不可语冰 夏虫不可语冰
———中华武学的真正不传
之秘兼与旧雨楼主商榷
丹炉一点红撰
最近有网名旧雨主人,发了一些关于内家武学的帖子,谬言累累,误人试听。杂乱的见解体现了旧雨局限的见识和短浅的武学思想。
什么是真正的内家功夫,反应与速度!能够空手对兵刃,这才说明反应与本能攻击达到了高手的程度。为什么是本能攻击?因为在实战中,闪电般的攻击,是没时间让你迅速大脑做出怎样怎样的反应或攻击途径的,在那一刹那只有本能的攻击,不用大脑指挥的有效攻击才是真功夫!旧雨,这你知道吗?!!那时候套路的花拳绣腿或攻防招式全没用,因为你反应不过来,用那招也记不清,就是记清也用不上,对方可不按套路来!而且在面对兵刃的一刹那,功力也是次要的,先反应过来并作出超级速度的躲闪以及反击最急迫,最重要,其次才是一击必杀的功力,这道理,估计旧雨楼主人也明白不了,满口空谈也能算真功夫?假设一条狗“嗖”地向你扑来,理论上你一闪,一脚踢在它肚子上。但你能否做到?没有足够的反应速度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各种擒拿招式或攻防动作都是虚的,不实用。有人说,我眼见对方有空档,可是动作跟不上。也就是说,就算你反应够快了,等到大脑作出相应的攻击动作时已经丧失了时机,也许在你大脑反应的同时,你已经被狼咬到了,所以,有了反应速度,还要有本能攻击能力,不用大脑指挥,自发作出有效攻击。为什么有人会很多擒拿动作和各种套路,实战时就是用不上?就是因为真打时你根本无暇去想敌人这招我该用什么姿势去招架,是用拳打还是脚踢?没时间想,你想的时候敌人的拳已经打到了你头上。真正练出了内家拳的反应后,就可想了,那种反应速度甚至你可以选择是打敌人的头还是胸,自己都能及时作出反应。光有反应不够,还要有一击必杀的功力,才能保证击打有效。——这是我告诉旧雨的话。
内家高手,毛孔感觉敏锐无比,那是听劲,丹田内转的功底愈高,外边肌肤听劲敏感度就愈灵。内壮气功是内家必修课,内壮气功,炼气入骨,功成之后,外形多瘦削,甚至枯瘠如柴,但内脏坚实,精神充沛,确有延年益寿之验。外壮气功,大都肌肉臃肿,神气外露,过去走江湖,耍杂技者,十之八九是此类,虽然也有气贯全身,承受重压,睡卧钉床等功效,但从养生角度看,不是正途。我实修多年,早已易了筋骨,并且已经洗了两次髓。洗髓时,拉黑血,汗极臭。洗髓后浑身僵化的关节,犹如小时候一样,都柔软了,放
佛回到了童年的纯阳之体。
说起来这个旧雨前几年曾拜访过我,他勉强也算是张三丰嫡传的武当太乙丹派传人,不过学的是外秘下乘剑术,曾经向我学丹派内秘——道门至高绝学之一九转还原金丹道。
陈荫昌祖师于九华山闭关练丹时,得到颜昔圣和尚道明二位高人的真传。在武当丹派的历代传承中,素来不乏高人圣手,陈祖师亦是身负绝世之学。或许有人怀疑陈师祖的身份或传承,我不妨将陈师祖的传承略述于下:张三丰祖师——张松溪(活动于浙东四明山,道号丹崖子)——赵太斌(丹云山樵)——王九成(真正的剑仙)——颜昔圣(湖南人,道号定丹叟)——吕四娘,号丹霞客——李大年(金丹赤子)——陈荫昌——张野鹤,号
还丹子。
张三丰祖师——邱玄靖——赵太斌——元虚子道人——陈玄明道长——莲池道人——李凤祥——无极子尚道明——陈荫昌道长(道号丹云旅者),陈荫昌弟子众多,主要有
(一)传说曾传受过大名鼎鼎的杨露禅
(二)传有明了道人,(三)张鹤亭(道号野鹤道人,又号云避月侠及自然道人,可见此人隐世之深,神秘之极),张野鹤传有九个弟子,出山的只有宋唯一(号飞丹九儿),实际上宋唯一一脉没有得到真传精华。又传虚无子道人(崂山匡道长的师兄虚无子,知道的人不多,但武当山、峨眉山等道学大师都相互知道)。明朝万历年间,在赵太斌的师兄弟中有位叫何九天的人(九华老人),云游天下最后到九华山定居。何九天自幼学习武当派秘学,后来成了自然门的祖师。张三丰祖师的传承道派,有王屋山邋遢派、自然派、三丰派、日新派、蓬莱派、檀塔派、隐仙派、武当丹派、犹龙派,等
十七支,旧雨楼主的内家武技实际上学自一尘子,是“瘦七”的“后天法”,瘦七爷一派是深山老道避月侠、避灯侠、碧尘侠三位道门师兄弟所传。瘦七有两个得意弟子。一个是一尘子,一个是无尘子。旧雨楼主跟一尘子学过内家功夫。然而此派的绝技如矮子走路、小牛搓痒、顶悬虚空、透骨阴手等掌握在无尘子手中。无尘子喜好神仙事,曾学法术,拜访过闾山*,阴山*,*罡派的法术高人,后来觉得法术没什么用处。所以无尘子修炼以道家丹功为主。无尘子曾说过“拳脚小功夫,修道大学问”。而一尘子少年也曾离家访道求仙,后曾隐居深山,服气辟谷2年多。旧雨楼主跟一尘子学了几天内家功夫,就自以为精通,便离开了一尘子。要说一尘子和无尘子二人,我也是相识的,一尘子清瘦爽朗,身如介鹤寒松,虽然仙风道骨但人老心也老,江湖阅历深了,凡事都有防人之心,教徒不见得会尽心,十句话藏三句,旧雨也许是在拖延的考验中坚持不住才离开一尘子的。
无尘子是一尘子的同门师弟,此人面容清瘦,两侧太阳穴高高鼓起,一看便是内家高手。他不但精研丹道,还精通道门丹医,道教医学的“丹医”或 “道医”,用道门的秘密丹药为人治病,有钱人随缘付酬,贫穷人则分文不取,这叫做“布外功”。丹医派规律极严,每一代人只能单传一人,因此,现在几乎绝迹。道医有“五宝合璧”(即内功、点穴、针灸、祝油、中药)的道门医技。比如道医的诊病秘法:面部五行八卦十四部诊法,五线八区手诊法,九宫指甲诊,眼部分区诊病等等。人的五官与经络、脏腑息息相关,而以脏腑为中心,以经络通连内外,身体一旦发生疾病,内部的病变可以完全显现在五官,所以通过长期的观察外象,可以清楚地了解患者体内的病变,故而一看一说一个准儿,道医历代传承使历代神医各种望诊精华能几千年来留传下来,而望诊能真正了若指掌者,则是
寥寥无几。
凡是习武之人发胖,肯定练的不对或功夫不高,没有得到内家真传。有的人拳理高明,实际上就能吹嘘忽悠,让人捧成的大师。任何一种内家功夫都不会把人练胖。而且越练越瘦,这是因为功夫深,功夫完全练到骨髓里去了。内家功夫深之人必然偏瘦,甚至皮包骨头,但双目神光内敛,神情外住却又目光似电,精光爆射。此时内劲已到了不能轻易出手的地步,因为一旦没有轻重地出手,会致人非死既残。当年瘦七奇瘦无比,就跟一根干柴棒似的,浑身几乎没肉,一张松弛的肉皮包着一堆骨头。但是你别看瘦七外表长得瘦弱,但内里却强壮无比,力大无穷。几百斤的石砣,他抠着脐眼一只手就能搬起来。看着根本不可能的事,它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庙门前的石狮子,少说也有千八百斤,几个人抬都抬不动,瘦七一个人却能搬动自如,据说有人曾经亲眼看见过,他把石狮子举过头顶,还抛起来一丈多高,双手轻轻接住,又放回了原处,那样子,就跟蚂蚁举着比自己身体重几倍的东西一样,让人看着就觉得惊奇。别看瘦七力大无穷,但他从来不仗势欺人,伤害百姓,相反却对贪官污吏,村霸恶少屡屡出手,在小汤山一带被人们尊称为“七爷”。别看瘦七是个干瘦的老头,可是七爷内功厉害,乃是世间奇人。
功夫要练进骨髓。这句话可不简单。
旧雨楼主人说内家功夫有炼形外壮,这纯属欺人,内家功夫就是易筋,易骨,易髓。再多了就是走弯路,就是画蛇添足。练外家拳的大多肌肉发达,棱角分明,特别是有些练肌肉力量的人,肌肉发达,八块腹肌如同搓板,煞是健美。但看看内家高手,有溜肩膀的、有含胸的,即使是身材最好的,也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放松时胳膊上的肌肉不带棱角,好像有一层水膘,这是经常放松局部肌肉所致;二是不管多瘦的内家拳手,腹部总是前微凸,不易看到腹肌,这是经常气沉丹田所致。当一拳打在外家拳手的肚子上时,会感到如同打在一块钢板上,震得手生痛。而当你打击内家拳手的肚子时,却如同打在皮球上,会将你弹飞。我学的这陈荫昌一脉中的内家功夫,我现在全身肌肉一抖,整个人从尾椎到脊椎,能象波浪似的抖动一波,头发都能炸得竖起来。我一个挺惊颤的小颤抖,都能含着虎豹雷音的功力,用虎豹雷音来震荡骨髓,一个瘦弱的人,也会强壮如老虎。老虎的骨头最滋补,虎骨虎骨,就是因为老虎天生就掌握了雷音。
我上面说的个个是道门中的神秘人物,平常习武修道之人闻所未闻也是正常。
无尘子交往的道门高人甚多,他是南派丹法传人。南派先尽人事(入世,取妻生子)称为火居道士。无尘子擅长道家秘传的血贯瞳仁、禹罡步、丹葫芦、转天鼎、拜北斗、骑牛背,吹竹笛、奇遁甲术数,而且无尘子纵横内家武学多年,一身内家太极软功出神入化。我拜访道家服饵派的一位老者,聊及内家功夫,老人说:“城东十多里外胥有村的牛角巷里倒是住着一个内家好手叫无尘子,干瘦,骨瘦如柴,好几年前我见他时已经形容枯槁,子午二时会口吸日月精气,天天如此,坐上蒲团后肚子完全吸进去,非常瘪的样子,我打了他一拳,结果给肚子吸住了。”我就去拜访了无尘子,他演示了太极功的听劲和化劲,他让我用手抓他的胳膊,没想到我无论如何总是抓不住,像抓到棉花一样无处着力。他发个炸劲自己说能劈石成粉,中者碎骨。他的内家功夫是内家软功和棉丝太极功夫,太极高手会两臂如棉裹铁异常沉重。太极高手必须身负极其厉害的内家气功,当年吴图南曾用一根中指对着糊有绵纸的窗户,离窗纸有大约一米距离,然后用手指做推拉状,窗纸会随着手指的推拉来回忽悠运动,吴图南老前辈的内功多么深厚!无尘子的内家软功乃是一绝,别看一个瘦小干巴的老头,突然出击时爆发力之强,简直匪夷所思,一踏一冲,全身大筋带着骨头老皮一起弹抖,打得全身上下左右的空气啪啪连珠炮炸动。发个炸劲时一股狂暴的气劲会在身上涌出,突然爆发的气劲会把高手震得一阵气闷。霸道之极的内家真力,普通内家高手会一下子被莫伦的功力震住,愣住。无尘子浑身筋骨肉被气充盈,表现出来的抗击打能力极强,肌肉像充满气的轮胎,无论怎么打击都会被反弹而出,肋骨好似铁板,不怕拳脚相加;而平时又与正常人无异,此与外家排打功夫完全不同,这种功夫不练不会退功,你打他一拳会如同捣在一堆棉花上,无论对手如何动作,都会被其整体劲力打伤打残。这也是中国内家拳的魅力所在。外家拳重形而刚猛把身体练的硬硬的不健康,软功太极就是要软,把身上练的软的不得了,像一团棉花一样,但是练气入骨,又会让骨头硬的不得了,所谓:丝棉裹铁,绵包铁.你打他打不到,就是打到又会非常疼甚至弹出去。太极球和推手的高手可以黏着你,你就是摆脱不出他的控制,怎么攻击? 内家高手周身硬似铁,软如棉身体软得像团棉花,给人阴柔之极的感觉,这也是内家高手的标志。无尘子还有两个秘术,一个是小碎步,一个是雷霆手,道家也称棉里针或透骨梭。无尘子曾指点过旧雨楼主内家拳打人的抢身.移步.占位.破根的内涵以及截脉、打血功夫。
练内家功夫的人大都是干瘦干瘦的,而今天很大一部分练内家拳的人都很胖,而且还挺着个圆滚滚的肚子,那种干瘦干瘦型的人,他的出拳踢腿会很有劲道,那种高手一看就是劲道已练入骨中。易髓功深,断除精满走丹(射精、遗精)真阳内敛入髓,(内家拳的内功要炼出“热”来,藏密和瑜伽叫“拙火”,骨髓发烫才是真传内功)要练到你的小腿骨髓里有一股热火在来回上下的烧,就能达到寒暑不侵,丹田充实如球,骨轻如毛,深吸口气纵身跃跳会轻飘飘,这就是轻功的基础。而且目光如针,形成一层丹气护体,通过开筋、开骨、易髓的锻炼,不断地加强内气充实五脏的效果(这就是内壮),让更多的丹气运行在筋膜之间,形成一个遍布全身的气囊,以此来抵御外界的击打。通过练习内壮之功夫,使周身松柔绵软,使内气填充骨节之间,如同空鼓的气囊,周身
能抵抗外界猛烈击打。把丹气布于全身的筋骨、皮肉之间的气囊之中,周身如打足气的气球,处处是圆的,又如同打足气的汽车轮胎一样,任人用锤去砸,用力越大反弹力越强。内家功夫讲究曲而不直,任何都是圆的,手背圆,虎口圆,裆胯圆,所谓是抱丹坐胯。整体松柔绵软,但接触之时却坚硬如铁,才是内家拳高级境界的体现。
现在练内家的有两种倾向,就是气宗和形宗。所谓形宗:只重视筋骨锻炼,不重视内气,以“筋骨训练”为主,代表如卢氏结构,大成拳;另一种气宗则极为重视内气,对筋骨不特别重视,代表如中华浑圆功(王安平)。内家拳入手确实应该从松柔入手,越松越好,松了,才能把身上的拙力化掉,不过炼形总是有终点的,真正的内家功夫必然是:先要内气与筋骨锻炼一同重视,一同修炼,而后放弃或完成筋骨修炼,专注修炼内气。练秘传筋骨改造功夫时,要在药液里浸上半小时,同时要别人点按搓揉经脉,舒活气血。
旧雨说以武入道,内家功夫与丹道结合,这又是欺人之谈。丹道是丹道,武学是武学,根本大相径庭之两门学问。以我现在之眼光看,武学在丹道面前如同儿戏一般。实际上旧雨对内家功夫只是空口之谈,他根本自己没练过,他的很多朋友道友都有好功夫,而他没有。小碎步,透过练气,敛气入骨,使骨髓充实于骨。常练此功可使劲入骨髓,周身筋膜腾起,尤其是大腿两侧到脚趾的筋膜皆腾起,趟步人即倒。功夫已经炼进了骨髓!内家功夫练到一定境界,功力练到骨髓里去,练到一定程度,会气机烧脂肪,能不瘦吗。
昆嵛老叟是旧雨同门师兄,他比旧雨强多了,早年是老叟就子、史、经、籍、医、卜、佛、道无不精读,诗词书画无不精工,老叟研究歧黄之术已四十余年,家中每逢周末便有座上常满、酒杯不空、道友满室之盛况。老叟还擅长道医一脉单传的道门天医秘术 此为古之大医之术,欲成大医必须深研此术不可!“精拳者必精于道,精道者必精于医。”。我学的所谓“棉丝掌”的深奥武学,乃是内家功夫之中,至高至绝的一种秘技。绵丝掌是内家至高掌功。是一种内家的至阴至柔的内家功夫。发出时无影、无形,可以隔物传功,专伤敌人的内脏,可破内家气功。记得当年第一次见昆嵛老叟时,我心中一愣:好锐利的眼睛,一看就是练内家功的高手!我心里想这老头厉害着呢。别看他干瘦干瘦的,可是会内家气功。面色阴骛,目不斜视,两手却是出奇地长大,骨筋分明,干瘦有力,绝对是功夫深厚的内家高手。老叟形容干瘦,双目却是炯炯有神,老叟的妻子,眼神足而脸红紫,声音大而丹田满.同样有修炼过精深内功的人才会有的精亮的目光,而老叟的儿子是个干瘦阴沉的中年人,也是内家修为极为深厚的高手。老叟练的是内家阴手翻天印,练成了内家阴手,便是兰花手,可看似轻轻的一抹,就可让人立仆,有着骇人的穿透力、催毁力和杀伤力。内家高手可以打出车祸的效果,外面没有伤,内脏全部损毁,此源于道家真传内家真功,不过这功
夫损人,是绝对不能练的。
内家武学与道家内丹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孙禄堂,董海川,杨露禅,戴二闾等练得都是内家武学,有一种功夫比内家武学更高深,那就是丹道武学。道家丹功是修道之本,道家练丹,可脱胎换骨。道门武学乃是修练内家丹气为主。皮包着骨头,没有一丝赘肉,肯定修习的是内家功夫,丹道武学不是这样的。比如道家阴阳派的丹道武学,乃是丹道武学宗派中的一支真脉,融合丹道之玄机,源于道家丹法,内壮而外强,并结合符咒,能隔空制敌,八尺之内杀人于无形。内丹功与道门武学溶为一体,丹道武学暗藏内丹术,这种深奥的武学只在丹鼎派和剑仙派有传授。丹道武学所谓“真人不露相”,我见的此类高人有一位八旬上下的老者,唇红齿白,面如童颜,皮肤细嫩,从外表上看绝不是习武之人,好象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一旦动手,不但内劲之大令人难以抵御而且从来没有二次出手的时侯。老者还修炼剑仙的天罡气,把先天精元练得抟聚自如,能仅靠吹气隔空制敌,又能吸清气一口纳丹田,然后对墙角猛吹,墙角之砖应声而断,周身可任刀劈斧剁而
不伤。
布衣樵夫,石棋山上,伐木丁丁,观棋烂柯,相逢处非仙既道,静坐讲黄庭。你以后真的要少说话,多做正事了!
布衣村夫 执笔于岁次已丑年初春
香艳圃居松鹤楼花柳书斋
第三篇:文言文阅读与答案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问之(附译文)
魏公叔痤①病,惠王往问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讳②,将奈社稷何?公叔痤对曰:痤有御庶子公孙鞅③,愿王以国事听之也。为④弗能听,勿使出竞⑤。王弗应,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谓寡人必以国事听鞅,不亦悖⑥乎!
公叔痤死,公孙鞅闻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⑦以不悖者为悖。
【注】①公叔痤(cu6):魏相。②即:如果。不可讳:意为不幸去世。③御庶子:家臣。公孙鞅:即商鞅。④为:如果。⑤竞:同境。⑥悖:糊涂、昏聩。⑦固:原来。
1.根据要求,完成下列两小题。(6分)
(1)解释下列句中加点词的意思。(4分)
①公叔痤对曰(答案)
②愿王以国事听之也(答案)③秦果日以强(答案)④悖者之患(答案)
(2)下列各句与例句中而的用法相同的一项是(答案)
例句:出而谓左右曰
a.学而不思则罔(《论语》八则)b.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日(《愚公移山》)c.乃记之而去(《小石潭记》)d.黑质而白章(《捕蛇者说》)
2.用/标出下面句子的两处朗读停顿。(2分)
此非公叔之悖也
答案
3.翻译下列句子。(4分)
(1)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
答案
(2)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予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邹忌讽齐王纳谏》)
答案
4.读史可以使人明智,文中的惠王之悖给了我们怎样的借鉴?(2分)
答案
译文:
魏相公叔痤病了,魏惠王去探问他,说:公叔病了,如果有什么不幸,国家大事可怎么办呢?公叔痤回答说:我手下有一个御庶子公孙鞅,希望大王就把国家大事交给他吧。如果您不愿意交给他,就别让他离开魏国。惠王没有吭声,出来就对左右的大臣说:难道不可悲吗!凭公叔这样贤能的人,却让我把国家大事交给孙鞅,这不太糊涂了吗?
公叔痤死了,公孙鞅听说后,就逃跑了,向西去到秦国,秦孝公接待了他,并且任用了他。秦国果然渐渐强盛起来,魏国渐渐衰弱下去。这不是公叔糊涂,而是惠王糊涂啊!糊涂人的祸害,本来就是把不糊涂的人当作糊涂人造成的啊!
第四篇:英美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比较与评析(胡之芳 湘潭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英美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比较与评析
胡之芳
湘潭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上传时间:2007-2-9
关键词: 非法所得证据/自由裁量/强制排除/诉讼价值取向
内容提要: 在对待非法自白与非法搜查、扣押所得实物证据的处理问题上,英国采取自由裁量方式,采证与否由法官在权衡证据价值与证据对诉讼公正性的不利影响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美国则采取强制排除加例外方式,法官不享有自由判断与取舍的权力空间。两种非法所得证据处理方式体现了英美两国刑事诉讼价值倾向的差异,在技术层面上优劣互现。但与我国整体法制环境(包括司法观念、司法资源等方面)及司法领域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状况相适应,英国的自由裁量方式对我国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的合理设置更具借鉴意义。
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非法自白的处理;二是非法搜查、扣押所得的实物证据的处理。英国和美国是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的起源地,但两国在具体处理方式上却各有特色,从而为各国确立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提供了两种参考模式。本文拟对此予以具体考察与分析,以期有助于我国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的合理设置。
一、英美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比较
(一)关于非法自白的处理规则
所谓自白,又称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全部或者部分犯罪事实的供述。对于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自白也即非法自白,是否作为证据采纳,是英美证据规则最初关注的焦点。
英国早在18 世纪末就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理由是被告人在受到强制的情况下所作的供述不具有自愿性,因而可靠性与真实有效性也是值得怀疑的。这是非法自白处理规则的最初理论依据。1964 年英国《法官规则》规定: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部分或全部认罪的自白可被起诉方用作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只要它是自愿的,即证据不是因为被告人受不公正的对待,希望得到好处或者受司法官员威胁、压制而获得。1984 年英国规范非法所得证据处理方式的主要法律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出台,其中第76 条规定:(1)在任何诉讼中,被告人所作的供述都可以被采纳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只要它与该诉讼中的任一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并且没有被法庭根据本条的规定加以排除。(2)在控诉一方计划将被告人供述作为本方证据提出的任何诉讼中,如果在法庭上有证据证明供述是或者可能是通过以下方式取得的——(a)对被告人采取压迫手段或者(b)该供述的作出是那些在当时情况下可能使所有供述都不可信的任何语言或行为的结果——那么,法庭应当不允许该供述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除非控诉一方向法庭证明该供述(尽管它可能是真实可靠的)没有采取上述手段取得, 这种证明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8)此条中‘压迫’包括刑讯、不人道或者降低待遇,以及暴力或威胁的使用(无论是否相当于刑讯)。
从上述规定看,可以认为英国目前对非法自白证据原则上持强制排除态度,英国学者称为自动排除原则(automaticex2clusion),在法定情形下,非法自白应无条件予以排除。但在英国关于处理非法自白的司法判例中,法官并非毫无自由裁量权。英国普通法存在一种原则,法庭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决定是否将某一供述加以排除,即所谓“自由裁量”的排除。1979 年女王诉桑案中,迪普洛克勋爵认为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排除以下证据:(1)对陪审团成员的思想可能产生偏见影响而这种影响与证据本身的证明价值完全不相称的证据;(2)在犯罪行为实施后,从被告人那里获得的相当于自证有罪的供认的证据[1]。对非法自白的裁量排除,主要考虑对该非法自白证据的采用是否会对被告人的公正审判产生损害。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8 条第1 款规定:“在任何程序中,对于起诉方向法庭所提供的证据,考虑到各种环境和条件,如果该证据的承认将产生与诉讼的公正性相抵触的效果,法庭可以拒绝承认该证据。一般认为这一自由裁量的规定主要针对非法搜查、扣押所得的实物证据,但实际上它对非法自白的证据处理同样具有涵盖和包容作用。这种自由裁量的排除通常是因为在警察逮捕、羁押及讯问的过程中,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了非法的限制。如警察在讯问之前没有告知嫌疑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导致其在不了解自己应有权利的情况下作出有罪供述,则法庭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对供述加以排除[2]。
美国证据法中的非法自白处理规则的确立要晚于英国,但很快得到极大的发展。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 条将“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加以保障。据此,控诉方不得强迫公民自证其罪,否则供述就无效,联邦最高法院为制止追诉机关使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手段取得有罪供述,确立了一系列规则,最初的自白法则与英国的内容基本一致,以自白是否具有任意性和可靠性作为采证的标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自白法则转向以程序的违法与否作为自白采信的标准,1936 年布朗诉密西西比州一案中,最高法院在该案的判决意见中首次把供述的自愿性与正当程序的要求联系起来。1966 年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确立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根据该规则,在羁押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要靠知其享有的权利及相应后果:沉默权、律师帮助权、以及供述可能作为不利证据使用,如果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讯问,必须保证嫌疑人明知且明智地放弃上述权利。米兰达规则强调程序的规范公正与对嫌疑人人权的保障。据此,如果自白侵犯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或沉默权,则不论该项自白可靠与自愿与否,皆不可采。显然它意味着对非法自白的绝对强制排除。该规则一度得到严格执行。但伴随着其后犯罪浪潮的高涨,米兰达规则受到冲击和限制。从一些案例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规则不再像最初那般绝对尊崇。1984 年,联邦最高法院基于保护警察和一般公众的安全,确立了“公共安全”的例外。在纽约州诉夸尔斯一案中,一个被相信是携带着武器的强奸犯罪的嫌疑人,被追赶进入一家超级市场。他在商店后部被抓住,在给他戴上手铐后,问他枪在哪里,他告诉警方而且枪被找到了。最高法院认为嫌疑人的陈述和那把枪都是可采的,尽管没有对其予以任何警告。因为“不相信米兰达规则的教义基础要求其一成不变地适用于警察出于对公共安全的合理考虑而提问的情况”[3]。据此,尽管违反米兰达规则,警察如果出于对“公共安全”的合理考虑而提问,被告人的自白仍可采纳。这也表明,美国对于非法自白的强制排除出现了动摇,不得不根据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需要规定原则之外的若干例外。
(二)关于非法搜查、扣押所得实物证据的处理
在英国,根据普通法上的传统作法,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并不硬性排除。英国早期的一个判例即1861年的利萨姆案中,法官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如何获取它:即使是你偷来的,它也将被作为证据采用。”[4]显然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据本身取得方式的非法性不 2 存在必然和直接的影响。1955 年的库鲁马一案中,警察在未持令状的情况下非法搜查嫌疑人住宅并发现弹药,被告人要求认定该证据为非法证据而不予采纳,但枢密院认为,“适用于权衡证据是否可以采证的检验标准是,证据是否与争议中的问题有关。如果是有关的,则可以采证。法院不关心证据是如何取得的。”同时枢密院认为:毫无疑问,在刑事案件中假如依照严格的可采性规则将会导致对被告人不公平的结果的,那么法官就有不采纳这些证据的自由裁量权。”因此,非法所获实物证据的采信也不完全依赖于其真实性与相关性。法官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其衡量证据可采性的基本尺度是保障诉讼的公正性。譬如,当“警察不仅无权进入,并且已构成欺诈罪,或者以受道德谴责的方式行动”时[5] ,也即当警察的违法行为造成对被告人人身权、隐私权等权利的严重侵犯时,该非法获取的证据即使是真实可靠的,也应予以排除,因为采取这一非法证据足以造成对被告人审判公正性的损害。但英国在1979 年诉桑一案中一方面继续肯定了法官享有排除非法所得证据包括非法自白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对法官自由裁量排除非法所得证据的范围予以了限定,非法搜查、扣押所得的实物证据不在排除之列,该类证据在实践中基本都被法院采证,直到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颁布,其中第78 条通过立法明确肯定了法官排除非法所得证据所享有的普遍的自由裁量权。“在任何程序中,对于起诉方向法庭所提供的证据,考虑到各种环境和条件,如果该证据的承认将产生与诉讼公正性相抵触的效果,法庭可以拒绝承认该证据”。至此,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范围延伸到了所有会对程序的公正性产生不利影响的证据。对待同一个问题,美国的作法却有很大差异。非法搜查、扣押所得的实物证据处理规则最早源于美国宪法第4 条修正案的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住宅、文件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力不容侵犯。”但这一宪法规定并未自动产生排除规则,1914 年在威克斯诉合众国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执法人员违反联邦宪法第4 修正案的规定进行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必须予以排除,否则宪法第4 修正案毫无意义可言。由此非法搜查、扣押所获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才得以确立,但该排除规则当时并不适用各州,非法搜查、扣押所得的证据在各州法院仍可作为证据使用。各州警检违法取得的证据,由于联邦官员并未参与非法的搜查、扣押,依据所谓“银盘理论”,联邦法院也可采用,直至1961 年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最高法院抛弃了过去的主张,确认凡以违反宪法方式搜查或扣押所获的证据,依照宪法的规定,州法院也不予采用,也即排除规则对于各州亦一律采用,从而确立了严格的非法搜查、扣押所得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该规则的确立对于抑制非法侦查,保障司法的正直性与规范性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然而不可否认它的适用也存在着放纵犯罪的危险。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强制排除规则从其确立之日起就毁誉不一,在其发展道路上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批评和争论。面对汹涌的犯罪浪潮与公众的不满,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不得不小心地改变着自己的观点,对排除规则的适用施加限制。20 世纪80 年代,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规定了非法所得物证排除规则的几个例外情形,主要包括“善意例外”和“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前者指警官进行搜查时,是以“客观合理”的搜查证作为证据的,因此,其搜查、没收行为是出于善意的,尽管最终发现搜查不合法,取得的证据仍可采用;后者指起诉方只要以有力的证据证明非法取得的这项证据,最终或必然会以合法手段取得,这项证据即可采用。这些例外情形的出现无疑大大限制了非法所得物证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同时也是强制排除原则逐渐松动的体现。
二、英美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评析
尽管人们常常把英国和美国的证据制度笼统地称为英美证据制度,但两国对证据制度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其实是有差异的,如上,两国在非法所得证据排除问题上就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两种不同的操作方式。
在英国,法官被赋予了较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尽管1984年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 条规定了对非法自白证据的“自动排除”情形,但对于除此之外的违反该法及《警察羁押、对待和讯问实践法典》的其他情形,法官依旧有权自由裁量,斟酌处理。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适用于所有非法所得证据的取舍——既包括非法自白,也包括非法搜查、扣押所得的实物证据。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衡量非法所得证据对于案件的证明价值,警察违法行为或过错的严重程度及嫌疑人所犯罪行的轻重与否等诸多因素,而后作出对证据是否采信的决定,证据不因其获取方式或手段的非法性而必然导致无效。与之相反,美国对非法所得证据则采取硬性规定的方式予以强制排除,同时根据现实需要而设置若干不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形。对于法官而言,只有机械地根据排除规则确定某一证据可采与否的权力,法律的规定一目了然,法官依法执行即可,无需考虑种种纷繁复杂的个案细节。尽管近几十年来,基于加大控制犯罪力度的需要,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一些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形,但“例外”的适用也是严格的,对非法所得证据予以强制排除的原则精神自始至终体现在美国刑事司法过程中。
如何看待英美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的差异呢? 究其根本,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的确立体现了一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所在。允许非法所得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一般而言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和实现国家刑罚权,然而也易于导致国家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的滥用,导致对正当程序的侵害。因此,非法所得证据排除规则是对程序正义的弘扬与倡导,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是对个人权利的维护。英国和美国都是尊崇个人权利本位理念的国家,因而非法所得证据排除规则也源起于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其“大多数宪法创始人,如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潘恩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等都确信存在不可被废除的自然权利,而且法院的职责就是保护那些为美国宪法所承认和认可的人权。这种被理解为确使自由和财产免遭政府侵犯的自然法理念在美国所起的作用,要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大。这也是刑事司法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继受和发展得更为坚决和彻底的原因”[6]。但美国所采取的强制排除方式所体现的程序正义无疑有一种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它对实体正义造成的显而易见的冲击与损害很可能最终导致与司法正义的悖离。实际上,美国在强制排除规则的实践过程中也感觉到了其中的弊端,因而在其后的司法判例中出现了松动的迹象,采取了强制排除加例外规定的做法,这实质上是对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两种价值冲突的化解与消融,是对两种价值取向失衡状态的调整。而英国的非法所得证据自由裁量排除方式又何尝不是一种价值权衡的体现呢? 只是权衡原则在英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它更强调个案处理上实体正义或犯罪控制与程序正当性价值之间的权衡,美国的作法则体现为对刑事司法价值取向整体性的调整。总而言之,不论英国的自由裁量方式抑或是美国的强制排除模式,从其发展来看,都在强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兼容,只是兼容的方式各异且在侧重点上亦有所不同,美国的作法显然更多地体现了对程序正义的倾斜。
“一切事物只有互相比较才能见差别长短,只有互相借鉴才能促发展进步。”[7]我们对外国某项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的最终目的是采其所长而为我所用。不难发现,两种非法所得证据排除规则从技术方面而言可谓优劣互现。英国的作法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4 法官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对证据取舍作出决定。在对非法所得证据的处理上具有弹性和灵活性,但对于自由裁量的标准并没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因此难免某些非道德非理性的因素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与认识。美国的强制排除加例外模式相对较为明确,有助于更有效地抑制司法违法行为,然而对于警官违法行为的故意与过失、犯罪严重程度等个案情况安全忽略不予考虑亦不免过于僵化而有失其合理性,也同样会有损于法院的公正无私,难以促使人们遵守法律。也许正因为如此,考察继英美两国之后确立非法所得证据排除规则的其他国家,或以英国的自由裁量模式为蓝本,或以美国的强制排除加例外模式为参考,可见得两种模式皆颇具借鉴意义。
那么我国的非法所得证据排除规则如何设置更为适宜呢?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时日匪浅,观点不一。有学者主张对非法自白与非法搜查、扣押所得实物证据应原则排除,并规定若干例外情形[8]。有学者则主张对两类非法所得证据区别对待,对非法自白一律排除,对非法所得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排除加例外的方式[9]。还有的学者主张两类非法所得证据均应原则排除。但目前而言,非法自白排除宜着重针对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所获得的供述,非法所得实物证据的排除则针对违反令状主义规则所得的实物证据[10]。显然,上述观点总的来说是对美国的强制排除精神的吸纳,但笔者认为,我国的非法所得证据排除规则采取自由裁量原则更为适宜[11]。理由如下:首先,从司法观念层面,自由裁量排除规则蕴含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观念,而强制排除方式更强调程序正义,相较之下,前者更易于为我国公众所接受。我国长期以来受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如果办案人员努力获取的确凿无疑的证据仅因为某种非法因素的存在而不予采证,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则其结果很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对整个司法体系的怀疑和抨击,从而大大减损司法效果与威严性,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其次,从实践操作层面而言,自由裁量排除与我国司法资源现状相适应。自由裁量权使法官能够结合个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权衡证据价值与非法所得证据对诉讼公正性的不利影响的基础上确定证据的可采性,在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有选择有尺度地采信或排除某些非法所得证据,显然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因而在保障公正的前提下有助于效益原则的实现。再次,采用自由裁量方式有助于解决司法领域纷繁复杂的新问题,具有灵活性,可起到弥补立法之不足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我国正式跨入WTO 组织的大门,社会各个领域都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可以预见,在非事司法领域非法所得证据的取舍问题上也会不断出现新情况,要通过立法对非法所得证据排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作一劳永逸的全面规定是不现实的。我国又没有判例法传统,因此美国的强制排除加例外的方式在我国并没有合适的生存土壤。
当然对美国自由裁量模式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对强制排除方式的全盘否定。如前所述,二者在价值取向、技术层面并无明显的高下之分,而是各有利弊,因而对于借鉴者而言,考虑的着眼点是哪一种方式相对更易于接受,更适合本国实际情况,而不是简单的优劣评判问题:如上,自由裁量排除方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司法标准的模糊性,有必要根据司法实践,使自由裁量的尺度具体化,规则化,从而更具可操作性。在这一问题上,澳大利亚的作法为我国提供了参考。《澳大利亚联邦1995 年证据法》第138 条第3 款规定法官在自由裁量排除非法证据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a)该证据的证据价值;(b)在诉讼程序中该证据的重要性;(C)有关违法、诉因或抗辩的性质以及诉讼标的性质;(d)取证不当或 5 违法的严重性;(e)取证不当或违法是故意或者过失;(f)取证不当或违法是否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承认的基本人权;(g)对取证不当或者违法是否已经或者可能提出其他的诉讼(不论是否在法院进行的诉讼);(h)不采取不当手段或者不违反法律而获取该证据的困难(如果有困难的话)。这些规定无疑将对法官权力的行使起到较明确的指导作用。此外,法官的优良素质也很重要。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我们有理由期待目前已起步的全国司法资格统一考试和日趋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将为法官的司法道德、司法水平提供可以信赖的保障,从而确保法官在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最终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动态平衡。
注释:
[1] [新西兰]J·B 道森,英联邦成员国对非法取得的证据采证问题的若干法律规定[J ].法学译丛,1983 ,(4).[2]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A].诉讼法论丛(2 卷)[C].法律出版社,1998 :363.[3] [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 Z].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168.[4] [加]琼·布鲁克曼,V·戈登·罗斯.被禁止的非法的和错误的证据[A ].外国刑事诉讼制度探微[ C].法律出版社,2000 :387.[5]同[1]
[6]宋世杰,陈果.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A].证据学论坛:2 卷[C].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 :250.[7]陈光中.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8]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9]左卫民,刘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完善[J ].法商研究,1999 ,(5).[10]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201-204.[11]史立梅,胡长龙.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两种立法模式.法学论坛,2001 ,(3).出处:《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