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忆苦趣事——老贫农忆着忆着就〝忆错了〞
忆苦趣事——老贫农忆着忆着就〝忆错了〞
作者：老绥远韩氏
民间流传着许多〝忆苦思甜〞的段子，主题多是〝万恶的旧社会，饿死人的60年〞。文革期间，由于〞忆苦思甜〞活动的日益日常化，一些被临时拉上台的农村老头、老太太由于没有经过忆苦训练，经常会出现〝忆错了〞的情况。尽管主持人事先再三强调，〝一定要忆旧社会的苦，不要忆刘少奇的苦〞(〝刘少奇的苦〞指的就是1959-1961年的大饥荒)，但趣事仍层出不穷：
1、有位年逾半百的老贫农发言说：〝共产党啥也好，就是口粮给的少。旧社会那会儿我们给地主当长工，东家对我们可好了，吃上熟的拿上生的，啊呀，1960年可把我饿灰了!〞同学们笑成一团，主持人见状慌忙说：大爷，今天的苦就忆到这里，您老早早休息吧。
2、〝那年，我去给地主当长工。地主可真狠，总是整我们这些穷人。到农忙的时节，地主给我们长工打牙祭，狗日的地主，把肥肉切成耳巴子(手掌)那么大一块，放到嘴里，满嘴流油，整得我们吃几块就吃不下了，剩下的下一顿就不端出来了……〞这些诉苦，听得我们这些一年难得见一回肉的半大小子满口生津，涎水直淌，恨不得时光倒流，不做知青了，立刻跟了地主当长工去。
3、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站在台上诉苦：〝旧社会，我们穷人过的是猪狗不如的日子啊!公社把家里的什么东西都拿走了，在食堂里，天天喝清汤寡水，全家人都得了浮肿病，腿肚子一按一个凼凼啊!……〞急得那些领导把她直往下拉，可老奶奶兴犹未尽，〝可怜我的儿啊，就是在60年饿死的啊!〞其声凄厉，让人不禁泪下。可这诉的是什么苦啊，这是在诉〝新社会〞的苦啊!
4、最令学校领导和大队领导难堪的一次，一位老贫农在〝忆苦〞之时，竟忘记了什么时候为〝新社会〞和〝旧社会〞，他在回忆了一通〝旧社会〞的苦之后，竟情不自禁地告诉同学们说：〝不过，这些苦都还没有一九六0年的生活苦，同学们，你们知道六0年我们吃什么?吃糠!吃野菜!吃得很多人都发水肿了，死了多少人你们知道么?〞 这时，后面反应快的高年级学生早已笑作一团。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赶紧走上台，把老贫农的话筒拿开，低声叫他不要讲下去了……。
5、一位当过老红军的老大爷，一开腔就惊心动魄。下面是他的开场白： 〝伢子啊，我受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那样的苦你们连想一下都浑身发毛。我也曾过了几年好日子，那是民国三十年给东家打长工，东家待我可好了，每天夜里都有酒喝，一年到头还让我挑上一大担年货回家过年。可是到了‘过粮食关’(农民对5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俗称)，连‘糠粑’也没得吃的，我差一点就饿死了……〞
6、陈奶奶在忆苦时说：〝你说在卜家当奶妈那个苦啊，那是真叫苦。除了看孩子喂孩子不行，还得洗衣服，扫院子，他们家那么多院子，全我一个人扫。那孩子也就我一个人带，跟我就像亲生的一样，不跟他妈，我比他亲妈还亲呢。要说这个甜吧，它也说不完，我们家穷啊，人家过年给我们孩子买新衣服，买肉买好吃的，比如瓜子呀糖块什么的。我们家穷，买不起，每年都是卜老爷给，卜老爷可好了，什么都给，那年还给了不少糖块，回家孩子们一吃，那个高兴呀，都说可甜了。〞 主持人觉得不对劲，赶紧把她请了下来。陈奶奶到死也没明白过来，那天说的好好的怎么就不让她说了。
第二篇：忆小学生活趣事
忆小学生活的趣事 我是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马上要毕业了,小学时光会给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我在小学生活中就有这么一件好玩有趣的事,我们班的高老师总是爱把“伞”给说成shan,把水给说成sui,只要老师一说错,有的同学就笑的前仰后合的,有的帮老师改正错误,就这么一下子就学就开了锅.弄得老师还要组织课堂纪律,每次老师说事或讲课时,只要有这两个字的地方,他们就会一齐吸满一口气,准备一下子,可以笑好长时间,有的用期待的眼神看着老师,希望她快点读错;好改正她的错误,有的则用咳嗽声提示老师,“要读错了,小心一点”,总之,老师一读错,同学们就笑,课堂就乱了.老师也跟我们解释了她读错的原因,说是小时候有病缺课了,但我们都不信呀,经过几次以后,老师每次读到这里时就会停顿一下,然后再读,而且没有读错,这让一些人大失所望,甚至都把脸憋得像苹果一样红,之后还是噗嗤一声,全班同学又呼地一齐吐气,一个个像苹果一样的脸,总算是变回了人的正常脸色,这些人大多是男同学,淘气的居多,但老师还是笑着解释一下,老师也是人吗,她还告诉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能旷课.我们也都感谢老师的关心.这就是我在小学校园里最有趣的回忆,我会永远记住这所学校和这位老师,还有这件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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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PK赛]关于童年趣事的作文：忆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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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里我走过的脚印不会是一片空白，那淡白的小花也不是没有芳香，虽然有些事情让人觉得恶心，甚至有些“善良”的人会控告我们残害小生命，可这些，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一想到西游记里的唐僧，过河怕鱼有危险，骑马怕碾死蚂蚁，告诫语可以说上个一天一夜，以至于我们总把他跟父母归为一类。
火烧蚁穴和蚁食飞虫是我隔三差五就引起的“战争”，还有我的玩伴，他们与我“心意”相投，还记得我们在后院火烧蚂蚁穴时的“壮观”场面，多半是夏天，天黑得晚。在我的记忆中，我最好的玩伴向来都是与我来玩的蚂蚁的，有时候捉一些飞虫，运气好，还可以捉到蜻蜓来喂蚂蚁。蜻蜓是不难捉的，我说过，这是要靠运气的，若想活捉飞着的蜻蜓，那算是白日梦了。只有等它飞累了，停在某个地方歇息，这时，便要轻手轻脚的走过去，然后突然出手捏住它的两对翅膀，这就算是插翅难逃了。听老师说，翅膀如果沾到了水，就飞不起来了。我就用蜻蜓来做实验了。捉了蜻蜓，将它的翅膀浸了水，放在石桌上，心中渴望它飞起来，但它终究没飞起来——老师说对了。伸手刚想将蜻蜓收回来时，它却突然扑腾着翅膀飞走了，留我傻傻地站在那里，呆望着它——老师不对。此后，如果抓着蜻蜓的话，定将它喂蚂蚁，如果没有什么需要。那时多半是下午六点多，天还敞亮着，看不见什么火烧云或黄晕。倘使爬上屋顶，向天边眺望才可能见到黄昏的景象，我想我也许没那个必要。
虽说我的贯籍在四川，但出生地却是云南。好像在小时侯听父母说过是来云南做生意的，服装生意。我记得家里好像有一本叫《云南旅游景点图册》的书，我想也许是父亲来云南之前买的一本旅游书，后来不知道放哪儿了。似乎母亲曾说过原想在昆明定居做生意，也不晓得什么原因搬到了泸西。就在这儿，我度过了最纯真开心的童年生活。
我记起的许多事情都只是一个片段，记得最清楚的，是9岁才转到四川定居，也就是转到了思源小学。在此之前，也就是在9岁之前，我记得曾多次游返于两地之间，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坐过好几次火车，每次坐火车之前爸爸总是买许多好吃的，要什么就买什么，在火车上够我们吃个饱了。
玩伴倒是有，可哀的是，似乎在回四川的前一年，“息改”曾对我们说，他要回老家了，我和玩伴问，你的老家在哪里？他答道，四川。我来了兴致，好像在此之前，父母也曾对我和兄弟说过在不久之后，我们也要回四川。关于之前说的“息改”，是我的玩伴之一，也许是因为方言的缘故罢，在写他的文章时，以前都用的“息改”，虽然我知道似乎没有“息”这个姓，但是他好像对我说过，他的“改”是“kǎi”，只不过当时年幼罢，也不知该用哪个字，直到现在，也不能确定该用“凯”还是“铠”，好像是“铠甲”的铠，又好像不是。总该有个决定，我选择了“恺”，它的意思是快乐，和乐，这应该对得上，而姓呢，兄弟说可能是“徐”，有可能是“许”，这就有点难决定了，我仔细的回想着云南口音，应该是“徐”。那么，名字就凑出来了——徐恺，这有点滑稽，像鲁迅不知阿Q何名。希望他能对我这一主张的猜测原谅我。
在云南的时光，是不能忽略的，趁着还有记忆的时候，多回忆回忆。欢乐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后院里。我们发现的蚂蚁洞，是经常光顾的地方，前面说的火烧蚁穴实际是烧了纸塞进洞穴，看火烧大了，索性撒一泡尿将它淹灭，这是不需要面子的。倘若变得现在这般大，哪还敢乱撒尿？而最长做的，就是捉了虫豸喂蚂蚁，蚂蚁食虫是我们会兴高采烈地看着，看着虫豸们如何逃脱，如何痛苦地挣扎。还没见从蚂蚁洞钻出太多蚂蚁，但地上已经黄压压的一片，也不知从哪爬出来的。至于“黄压压”的蚂蚁，在我那时见过的蚂蚁身体主要颜色是黄色，就是水彩笔中的棕色那样。在小时候，我们都认为黑色的蚂蚁是“坏蚂蚁”，黄色近棕色的蚂蚁是“好蚂蚁”，因此我不敢惹那些黑蚂蚁，主要原因是因为黑蚂蚁会咬人，要过的地方虽不会起包，但会形成一个红色的小点，剧痛难忍，过一会儿就变青，可以痛好几天。虽然那时黑蚂蚁很少见，但在四川，有的基本上只有黑蚂蚁，我从来没有在四川见过“好蚂蚁”。
记得去年去乡下看“报国寺”。听二伯说，当时鬼子来闹村抢食，八路军就将粮食运上山，修起一间石房，将粮食藏在里面，后来怎样了，我也不知道，只记得好像跟某个人有关。就是因为这报国寺，害我无故被蚁咬。在报国寺的台阶上，我走累了手撑着地喘了几口气，不料针尖般的疼痛刺向心里，痛得我急忙甩开手，却甩下了几只蚂蚁，而且是黑蚂蚁，我惊呆了，我从未见过体型如此之大的黑蚂蚁，我立刻打了一个寒战。从此，我对黑蚂蚁又多了几分害怕。因为那种疼痛是纯粹的咬，让我回去疼了两个星期。我想，它们怕是把我当作了猎物，莫非想把我拖进洞里吃了去不成。直到现在，一想起被黑蚂蚁要，也不由得战栗。因为那时候被咬的伤痕至今依然可辨——就在我右手小拇指上。另外，我给蚂蚁喂食的菜谱上，有一种昆虫是让所有人都觉得害怕的昆虫——蜘蛛，我捉蜘蛛喂蚂蚁，有时也把蚂蚁扔蜘蛛网上。看蜘蛛挣扎摆脱满身的蚂蚁而精疲力竭最后成为蚂蚁的盘中餐不下数十次了，而看蜘蛛用丝将蚂蚁裹起来吃掉它却没真正看过一次。我还很记得在泸西时读的“胜利小学”。在一次中午上学时捉了一只五星瓢虫，却不知如何玩耍它，漫漫地左看右看，突然发现，在校门口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蜘蛛洞，洞外布着一张蜘蛛网。这便有了注意。将这只五星瓢虫扔到蜘蛛网上，这只虫子动了一下，我就被吓了一跳，像是凭空出现的——一只趴在瓢虫背壳上的一只蜘蛛。我顿时惊吓得不敢出大气，我幸好能控制得住自己，没有影响到它们，我激动地猜想着会发生什么，但接下来却让我大吃一惊，只见蜘蛛从背壳上急忙退回洞内。让我十分奇怪，我又继续看着。瓢虫在网上抖动着，爬到网边，掉了下去！我着急死了，怎么会这样？我又忙着小心翼翼地将落在地上的瓢虫捉起来，再扔到网上，期待着蜘蛛再能突然出来，可它终究没在出现过。那只瓢虫依然在网上乱动着。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得不离开它们，走进学校。本想放学后再来看一看，也不知后来是否看了的，我实在记不得了。
此外，我们还有的事情，就是“活动筋骨”了。我和伙伴们经常在后院做游戏，各种各样的游戏，这是我无法忘怀的。最常玩的，就是捉迷藏，大多时候是在晚上天黑下来的时候，地点是菜市场，整个菜市场，你能想象这是有多大，而且是天黑，掩饰物很多。那时大概有5、6个人，有时候会加入几个“临时伙伴”。藏点可就多了，有的藏在卖菜的石板下，再用石板遮挡自己；有的藏在卖菜门市的某个角落里；有的直接钻到大人们不要的废纸箱里；还有的甚
至藏在卖肉区的肉窖里。可都被一一找到了，由于地方大，我们总是叫一个人来找所有的人，找到一个藏身的人就让被找到的人和寻找的人一起去找其他藏身的人。结局都有两种可能：一是完美的结局，所有人都被找到了，下一场由第一个被找到的人来找大家；二是总是剩着一个人找不到，于是放弃，众人呼喊他的名字，叫他出来。除了捉迷藏，还有什么“传染病”、“三个字”、“绊绊脚”之类的，我大都已记不清了。
不过现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徐恺也在无声中走了，所谓的“好蚂蚁”也没了，纯真的欢乐也没有了。那块土地，我永远会记住，那里埋葬着我无法言语的童年的快乐„„
初二:唐瑞
第四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思想汇报忆老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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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思想汇报:忆老书记
“老书记”——一个再朴素不过的词语，在总书记与当地干部群众心里却有着更深的含义，充满着信任和深情。总书记是正定人民熟悉、崇敬的“老书记”。30多年前，他来到这里，同乡亲们一起打拼。在正定工作期间，他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与正定县委“一班人”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正定发展谋划了战略，理清了思路，打下了基础，也以“平民书记”的风范同这里的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8月27日中国网)
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省部级以上国家机关和各省市区的学习教育实践活动正在中华大地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学习中，各省市区都在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育实践中来，党政一把手更是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研。中央、各省的学习督察组也已经全部深入各地区各部门进行督察学习教育情况，可以说，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坚持领导带头，一把手负责。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扎实、不走过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笔者认为，这为了教育而教育不是教育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与民谋福，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的群众观点，“从群众中来，去群众中去”是我们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解决党群干群关系中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危险的问题，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为根本任务。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中，需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开展工作，而不是光坐在会议里学理论、听报告。要反对四风首先要解决文风会风问题，以“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精神去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群众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群众谋好福利，使群众生活提高才是根本，终始不能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离开了这个宗旨，一切都是空谈、离开了这个宗旨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搞形式主义。
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观念，不管你是什么职位，不管你是什么级别，只要你还是一个党员干部，还是一名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基层出发、从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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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从实际出发，真心实意为群众为事。以群众为镜，反思自己工作上和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广开言路，请群众来为你提意见和建议，自己在与群众的联系中不断改正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修正工作上存在的偏差。只要坚持一心为民就没有什么事能够难得了自己。请时刻不要忘记，有人民群众做你的坚强后盾，你就是一天都不坐在办公室里学习理论也不会有群众对你有意见。只要你把群众的事牢记在心间，你就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群众路线。
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情深不深，主要不在工作时间长短，一个地方的群众对干部的感情深不深，主要也不在工作时间长短，关键在于能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一个地方干几件实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可能一生只在一个地方工作，往往在一处位置上工作只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其实群众很容易满足，只要你把他们的事办好了，他们会永远把你记在心上。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在上任后都在想方设法地搞政绩，不管群众死活，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不顾当地实际情况，乱开发、乱投资，整得天怒人怨。这些都与群众路线的观点背道而驰。这些党员干部就是天天坐在会议室里搞学习也改变不了自己的本性，往往通过形式主义来应付学习教育活动，从而达到瞒天过海。对这一类党员干部必须进行严厉打击，从思想认识上端正他们对待群众的错误认识。
敬爱的党组织：
在结束理论知识的教育之后，我们迎来了一次自主发言的机会，在小组会议上我们畅所欲言，非常之大快人心!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我们，思想活跃程度让我始料未及。他们或讲思想深远的理论知识，或谈切实可行的实际行动，这些都让我学到了很多，感谢这群亲爱的队友们。今天大家主要是围绕大学生如何以实际行动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综合大家的讨论加上自己的思考我想从精神层面以及实际行动层面两个方面入手。
关于精神层面我想谈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因为入党要意味着我们要为当和人民得利益不怕吃亏，我们要比群众多挑重担、多做贡献，我们要比群众做出更多的牺牲，所以只有树立起这样正确的动机我们才能在艰难困苦面前体现出一个党员的先进性!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树立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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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只有树立了这三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才能在诱惑面前坚定不移，在强权面前不屈服，在贫穷面前不倒下，才能保持一个党员应该拥有的自豪感、荣辱感、先进性!
精神决定行动，行动影响精神。所以，在精神层面提高以后，正确的行动又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行动层面上，我们大学生应该做到以下五点：
1、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这样我们不仅要上党课学习，在结束党校课程后我们还要通过网络学习、翻阅书籍来自主的学习更多的共产主义知识。
2、勤奋学习专业知识，练就为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一名准教师，所以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好数学专业知识及教师教学技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人名教师。
3、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强化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这一点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学校提供了很多社会服务的平台，而且从中我们收获了心灵的充实以及助人为乐的喜悦。
4、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和道德义务，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保持着自己的先进性。
5、积极主动地关心时政要闻，并且不造谣不传谣，以公正的心态面对社会的阴暗面;评论时事要切实的通过自己的思考，不要人云亦云，无论何时都要维护党的尊严。
党课学习已有一段时日了，从中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思想理论，接下来是考验我们这群积极入党分子的行动的时候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路还很长，所以在这漫长的道路中我们要时刻保持着自己的积极性、争当先进分子，向着中国共产党靠齐!期待着党领导的考验与考核!资料来源：http://www.xiexiebang.com/data/sxhb/
第五篇：原石油部老部长余秋里忆胜利油田发现
原石油部老部长余秋里忆胜利油田发现
在大庆油田已经拿下并投入开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筹划，使石油部领导和一些司局级干部，慢慢从大庆腾出手来，去开辟新的战场；同时把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提拔上来，担负大庆油田的领导重任。在1962年10月17日党组会上，我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说：“要准备逐渐形成大庆新的领导班子。不能把部里的主要精力长期放在这里，再拖下去就会失去战略时机。我们不能只看到大庆这一点，还要搞更大的场面。”在这以后，我们采取了两项重要组织措施：一是在大庆提拔了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中青年干部，一些主要领导岗位配备了后备干部；二是报经中央批准，1963年年底任命徐今强同志为石油部副部长，开始接替康世恩同志，主持大庆油田工作。以徐今强同志为核心，组成了大庆油田新的领导班子。当1964年年初组织华北石油会战时，大庆油田新老领导班子顺利地完成了交替工作，康世恩、唐克、吴星峰、张文彬等一批部、局级领导很快脱开身，集中精力去领导新的会战。
在松辽地区这个主战场开展石油大会战的同时，我们在东部其他地区开展了一定规模的石油勘探工作，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我常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一个大庆油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到更多的大油田，探明更多的油气资源。在大庆油田初步拿到手以后，我们就注意选择和积极准备后备战场。
20世纪60年代初，在各个石油探区当中，华北地区勘探形势最好。这个地区的区域地质工作是1955年开始的。这年年初，地质部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分别做出决定，开展华北平原的石油普查工作。当年，地质部组成华北石油普查大队，在华北大平原上开展综合石油勘探。1956年，石油部西安地质调查处成立了华北平原综合研究组，到山东工作。下半年组成华北石油钻探大队（石油部华北石油勘探处的前身），首先展开了山西沁水盆地、大别山地区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从此，地质部和石油部并肩战斗，在华北平原上先后进行了重力、磁力的区域普查，部分地区的电法、地震大剖面和地震面积详查，重点局部构造的基准井（参数井）钻探。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石油部、地质部三个部门组成的石油地质委员会，选定在河北省沧县至南宫明化镇隆起构造上钻探华北平原第一口基准井——华1井。经石油部批准，华北石油钻探大队32104钻井队担任这口井的钻探任务。该井于1957年完钻，未发现油气显示。
1958年，我详细听取了华北石油勘探处和石油部一些专家的汇报。他们通过华1井的分析，提出了由找隆起转向找坳陷区的总体部署，我同意在坳陷区选择具有圈闭的构造上进行钻探。从1958年5月至1960年3月，华北石油勘探处相继在河南境内开封坳陷钻了华2井及华5井，在山东境内临清坳陷钻了华3井、华4井及华6井，上述6口井，除华4井及华6井在二迭系砂岩中见到零星油斑外，均未见到油气显示。但通过勘探实践取得了资料，对地下地质结构有了一些认识，收获还是很大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划分了华北地区内的坳陷和隆起带；二是明确了华北地区不是一个统一的中新生代的沉积盆地，必须区别对待，选择有利地区打井。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下决心，指挥队伍开始了从西向东打坳陷的战略转移。为此，加强了东部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在华北勘探处新组建了两支地震队及重磁力队，并派北京石油学院及北京石油地质学校勤工俭学的地震队及电法队加入这个勘探队伍，同时还增添了7部C—1000型浅钻。
1960年初，华北勘探处32120井队在山东济阳坳陷沙河街构造上开始打华7井（基准井），11月11日，钻到第三系沙河街组地层。据专家报告，这是一套灰色、灰绿色泥岩夹灰白色粉细砂岩层，含有大量生物化石，有机质十分丰富，是良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证实济阳坳陷是一个具有优越成油条件的沉积区。这一发现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华北石油勘探的突破口（上）
1958年12月，石油部组织召开了晋冀鲁豫4省石油勘探协作会，同地质部和4省进行了初步分工。1960年5月和1960年11月，先后两次召开了同地质部协商分工的郑州会议和天津会议。两部同志一致认为，渤海湾一带是找油找气的最有利地区，并把马头营、北塘、羊三木、盐山、义和庄和东营6个局部构造作为突破口，还一致决定东营构造由钻井力量强的石油部负责钻探。天津会议期间，正值华7井找到了较好的生油层，经过分析研究，决定在沉积厚度更大、圈闭条件更好的东营构造上布置华北地区第八口基准井——华8井，由32120钻井队负责钻探，作为寻找油田的突破口。
华8井于1961年2月26日开钻，3月5日，华北石油勘探处的帅德福、安培树两位地质师兴冲冲地来到部里，向我们报喜。他们拿来一个瓶子，系着一条红绸子，里面有一颗闪光的油砂，说是华8井打到井深1194米时从井下起上来的牙轮钻头上发现的。我一边用放大镜仔细端详着油砂，一边激动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这个小宝贝可是比金子还要珍贵得多喽！”根据专家们介绍，东营新探区的沉积厚度大，生储盖条件好，只要见到油砂，就可能有大的来头。我高兴地让秘书赶快把这个油砂瓶传给其他领导和司局的同志看，并通知食堂，做上好饭好菜，请他们二人一起吃了午饭，还向他们敬了酒。当天我们研究决定，委派勘探司钻井处长邓礼让和主任地质师谢清辉到现场加强领导，要求他们严密注意井下情况，每天向我汇报录井资料。3月14日，华8井现场打来电报说，又见到了多层油砂。3月28日，我主持召开部党组会议，布置松辽和山东的勘探工作，提出要加快速度，高质量地打好华8井。我说：“关于山东勘探，分三步走：（1）华8井要试好油；（2）再打几口井;（3）如果形势好，下一步再大干。对山东油田要从坏处着想，向好处努力。要防止四川、独山子出现过的那个情况。必须经过1年至少8个月的试油、试采才行。先要搞好几口井，确有把握才大上。”会上决定：（1）调青海石油管理局总地质师王尚文、华东石油局副总工程师李光征到华北勘探处东营现场工作，加强技术力量；（2）调玉门石油管理局3部大钻机（原建制井队共300人）给华北石油勘探处，4月底到达；（3）调华东石油勘探局副局长刘南同志到华北石油勘探处工作，并指定刘南、孙竹和邓礼让3人组成东营地区勘探临时领导小组，刘南同志任组长，孙竹同志负责党政工作，刘南、邓礼让同志负责生产与后勤工作。由于指挥得当，后勤有充分保证，华8井打得非常顺利，仅用了35天就顺利钻穿油层，没有发生任何事故。部党组会后第三天，该井已打到1721米，先后在馆陶组、东营组地层中发现油层30层，总厚度59.3米，形势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征求专家的意见，同时吸收松基3井的经验，决定于4月1日提前完钻。
为了把华8井的试油工作搞好，我提出了选择试油层位的三条原则：（1）可疑水层不试；（2）没有把握的油层不试；（3）要射开绝对有把握的油层。要求井队一定要按此执行。不久，刘南、王尚文同志向我们汇报说，4月14日，该井射开井深1220～1629米井段的8层共厚16.4米的油层，初期用7毫米油嘴测试，日产10～11吨原油。这是华北地区第一口喷出工业油流的井，也是渤海湾盆地第一个油田——东营辛镇油田的发现井。我们听汇报时当场决定，钻机试油后马上搬家，往北打井。当时正是国家暂时困难时期，打华8井的32120队的同志，吃的是草籽掺地瓜面蒸的窝窝头，喝的是农村水塘中浑浊咸涩的苦水，住的是低矮潮湿的草房和猪圈，但没有人叫苦叫累。经过几个月的奋战，胜利地打成了这口井，再次证明中国石油职工是一支能经受各种考验的和能打硬仗的队伍。不久，地质部在义和庄打的一口井，打到了7个含油砂层。
华8井的喷油，实现了华北地区找油零的突破。这是继大庆油田发现之后，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石油勘探重点东移战略决策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它标志着山东东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石油勘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华北石油勘探的突破口（下）
华8井出油以后，我们多次研究，准备在华北地区开辟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后的第二个战场。为此，部署在东营——辛镇地区打6口探井，到1962年上半年，再在东营以北、天津以南地区陆续调集8部打3200米的钻机，打20口探井。1961年10月5日和8日，部党组在讨论贯彻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时，专门研究了石油勘探布局问题，认为大庆油田的发现解决了国家近期发展所需要的石油资源，必须继续搞好勘探，探明更多的后备资源，解决国家长远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问题。我提出：“要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歇，准备战场，继续前进”，“要搞清山东地下情况，把构造搞清楚，油层物性搞清楚，并搞到一点面积，确有把握再动手大干。”康世恩同志提出：“今年华北要上地震队，上地球物理队，全面进行调查研究，把地质情况搞清楚。”10月16日，党组又一次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贯彻“八字”方针问题，我强调提出：“要压缩西北地区勘探工作，抓紧大庆油田外围和华北两个勘探战场的准备。”10月下旬党组决定：将华东石油勘探局的队伍全部调到山东，与华北石油勘探处合并，组成新的石油勘探局。这个局下辖8个钻井队、7个地震队、7个电法队和1个重磁力队等专业队伍。原华东石油勘探局是1958年组建的，所属勘探队伍分散在江苏、安徽、上海、山东和河北等省市从事野外勘探工作，局机关设在上海市。这次该局同华北勘探处合并，局机关全部迁到东营区，加强了山东首先是东营地区的勘探力量和领导力量。年底，原华东勘探局和华北勘探处的力量迅速向东营地区集中，同时我们把玉门石油管理局和银川石油勘探处的一些标杆钻井队调到东营，加强钻探工作。
1962年2月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期间，有一天，在大厅里毛主席叫住我，主席问：“余秋里，有什么新消息吗？”我赶紧走过去说：“主席，新消息还是有一点的，我们在渤海湾的勘探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在山东东营打的一口井喷出了工业油流。”主席听了高兴地说：“打得好嘛！看来这个地方也蛮有希望嘛！”我说：“我们已经调整了部署，加强了渤海湾的勘探力量。”毛主席还问到石油在地下，怎么搞出来的。我尽自己所知，做了通俗的解释。
1962年，对已经见油的东营凹陷北部进行战役侦察，第一批预探井先后开钻，很快就传来捷报。9月16日，营2井在2738~2758米的深度，钻遇沙三段1层厚20.57米的高压油层，发生强烈井喷后卡钻。9月23日，用原钻机试油，通过15毫米油嘴，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华北地区也是全国日产油量最高的一口井。该井用10毫米油嘴试采3个月，日产量由414立方米降至353立方米，压力由73个大气压降至62.5个大气压，到年底共产油4.3万多立方米，证实沙三段油层是比较稳定的、比较高产的油层。胜利油田始称“九二三厂”，就是为纪念营2井第一次喷出高产油流的这个喜庆日子。
1962年10月17日，党组讨论1963年石油工业生产建设计划时，我根据营2井喷油后出现的好形势，提出1963年要做好在山东地区开展石油勘探会战的准备，大庆油田外围勘探工作告一段落，就把主要勘探力量调到山东去。要求在东营地区再打一些井，搞好地震和试油工作，查明地下构造情况，争取控制一块含油面积。
1963年，我们又从青海、玉门、银川、四川等石油单位，调去1200多名地震、钻井、试油试采队伍和与之配套的其他队伍，扩大了东营地区的勘探工作。全年共完钻11口探井，试油井口口出油。据统计，从1962年至1963年，在这个地区共完钻15口探井，除辛4井外，均见到工业油流或良好油气显示。其中营2井、营4井、营6井都在沙三段地层见到高产油层；坨7井（原名营5井），在沙二段地层射开2155.4~2164米井段1层8.6米油层，日喷原油36吨，成为胜利村构造上的第一口预探见油井。这一批预探井的出油，证明东营凹陷不仅有油层、有油田，而且有可能找到全国少有的高产油田。东营凹陷成了华北地区石油勘探的突破口。
开展华北石油勘探会战（上）
华8井出油后的两年多时间内，我们党组多次研究，推断华北地区是找油有利地区。但是，我们吸取了四川找油和大庆会战的经验，遵照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教导，没有急急忙忙调兵遣将上华北。主要是考虑三点：一是大庆油田外围勘探一时没有结果，不便抽调勘探主力南下；二是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时期，国家拿不出较多的财力物力扩大勘探；三是在地震勘探和钻探初期，发现华北特别是东营凹陷地质条件复杂，情况不清，不能盲目上，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在石油工业内部逐步抽调力量，尽量多搞一些地震勘探，多打一些预探井进行“侦察”，尽量全面地掌握地下地质情况，积极做好战场准备。经过两年多循序渐进、扎实有效的工作，根据地震、地球物理勘探资料和钻井、试油资料，逐步掌握了东营凹陷地下构造、生油储油条件、产能等方面一些基本情况，并且初步控制了一定的含油面积。同一时期，在天津及河北境内的黄骅坳陷，经过地质部地质普查、详查及地震勘探，也先后发现了一批构造，打出了一批预探井，见到了油砂、油气显示或喷出工业性油流。1963年，华北地区的区域勘探形势已经比较明朗，开展勘探会战的条件基本成熟。
1963年，大庆石油会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部党组及时筹划、部署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后的第二个战役，决定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我根据党组酝酿的意见，在一些会议上向石油厂矿领导干部打了招呼，要求他们做好参加会战、支援会战的准备。10月21日，我在石油局厂电话会议上说：“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建设，使我们解决了石油工业近期发展所需要的资源问题，但从石油工业长远来讲，勘探工作仍然是我们所有工作中首要的、第一位的工作，这是石油工业的全局性问题，战略性问题。如果没有雄厚的后备储量，要想进一步把石油工业搞上去，就会很困难。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有重点、有步骤、分期分批地大力开展勘探，争取在短期内发现新的油气田。这是坚定的方针。”在11月29日召开的电话会议上，我在讲话中提出：“华北的形势很好，这两年，要重点抓华北。华北会战，部署要周密，我看无非两条：一是搞地震，把构造搞出来；二是钻井，搞出结果，解决问题。我们要下决心，在华北打个歼灭战，总的目标是要发现新的油气田，解决我国石油工业的储量资源问题。”年底，根据党组的决定，开始从大庆和西北、四川等石油单位陆续调动人员与设备物资，投入华北探区。
开展华北石油勘探会战（下）
1963年10月，党组决定，为了总结1963年工作，做好1964年准备，党组几位同志分别到石油厂矿出差蹲点，调查研究。我和康世恩同志到大庆，主持技术座谈会，总结会战工作。李人俊同志去华东地区，主要任务是安排山东地区1964年的勘探工作，研究以山东为中心组织华北勘探会战的准备工作。李人俊同志先后到上海、南京、济南市，向华东局、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领导介绍了山东东营地区石油勘探成果，通报了部党组准备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的初步计划部署，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李人俊同志还到东营探区，了解了石油勘探进展情况，向华东石油勘探局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组拟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的打算，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1964年1月15日，部党组讨论1964年至1965年石油工业计划和调整目标时，正式决定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讨论确定了会战的组织和部署等问题。1月21日，在薄一波副总理主持召开的工交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我汇报了华北石油勘探形势和会战的方针部署、组织领导方案。薄副总理赞成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搞会战的办法，要求我们立即写一个报告。党组第二天就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关于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的简要报告》。报告中着重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华北盆地的地质概况。这个盆地位于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泰山以北地区，是我国的第四个大盆地，总面积约有17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渤海面积为7万平方公里。这个盆地面积大、沉积岩层厚，有较好的生油条件，在普查勘探中，油、气显示比较广泛。特别是在山东广饶县东营地区的100平方公里范围内，现在已经打完10口深探井，井井都出油，有的井一天能出油200多吨，有的井能出油100多吨，有的井能出油40多吨，有的井能出油10多吨。此外，地质部在天津以南的黄骅地区打的探井中，也见到了油、气显示。看来，这个地区也可能找到油、气田。
但是，华北盆地在地表有1000多米厚的黄土层覆盖，而地下基岩起伏变化剧烈，断层很多，地层变化很大，构造复杂，油层分布不均匀。例如东营地区的10口深探井（井深3000米左右），每口井的油层情况都不相同，互相对比不起来，究竟是窝窝状的油藏，还是其他形态的油藏，现在还搞不清楚。看来，这个地区的勘探工作是要费大力气的。
我们准备采用地质、地球物理和深井钻探的综合勘探方法，首先在天津以南、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在石油勘探上打一个歼灭战。拟采取“篦梳战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反复进行勘探。它和松辽的会战性质不同，松辽的会战是在有了油田轮廓的基础上进行的，会战一上手就是要拿下大油田。这个会战一上手，首先要弄清楚覆盖层下面的地层和构造的情况，究竟哪里高、哪里低，哪里厚、哪里薄，是不是有油、气田，面积有多大，是贫矿还是富矿，有没有工业价值。争取在今年年底，在东营、黄骅两个地区见到初步分晓。
第二，会战的部署。
（一）在石油工业内部，集中优势的技术力量，组织一支工种比较齐全的勘探队伍。主要包括地质、重力、电法、地震、钻井、运输等各个方面，共约150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500人。分布在东营、黄骅两个地区，重点在东营。
（二）组织一支有技术水平、有实际经验、能独立作战的钻井队伍，调集30台能打3200米深井的大型钻机，要全部配套，台台完好，一到现场就能开钻。
（三）集中50个地球物理队，其中30个地震队。主要仪器95套，都要精密度高，性能良好。
（四）从全国石油企业里抽调各种大型车辆1135台，担负会战的运输和工程任务。
（五）调配机修和动力设备730台，以适应勘探工程和设备中、小检修的需要。
第三，关于会战的领导问题。拟成立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总指挥部，下分河北和东营两个勘探指挥部。由于会战是在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几个地区同时进行，而勘探是整体规划的，必须把各地区勘探得来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随时调整部署，哪里得手，就集中在哪里上；同时，会战队伍来自全国各油矿，主要是松辽的勘探队伍，还有石油科学研究院、各石油院校、西安仪器厂和宝鸡石油机械厂等单位参加，而会战队伍的工作地区不固定，流动性大，必须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因此，关于会战的党组织，我们建议成立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工委，由我部党组直接领导。会战队伍到了哪里，同时也接受当地省（市）委领导。
1964年1月25日，中央批转了石油部党组关于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批示中说：“中央同意石油部党组关于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这是继松辽大会战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战。望有关地方和有关部门予以协助。中央并同意报告所提关于会战的组织形式。同时，责成国家经委对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大力组织协作。”
1964年1月至2月间，我们召开了历时一个月的石油工业局厂领导干部会议。周文龙同志代表部党组对打好“三个歼灭战”作了部署。2月9日，我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着重指出：“今明两年的工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要打好„三个歼灭战‟，其中第一个歼灭战就是要在华北地区打一个石油勘探大歼灭战，为迅速增加石油后备储量准备条件。在华北地区找到油田，对改变我国石油工业分布状况，适应我国建设需要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地区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可能是块硬骨头，要准备费大劲、打硬仗。但是，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好。”2月22日，党组又讨论决定了华北会战的几个具体问题，包括作战区域划分和具体任务、会战队伍组织、领导班子配备等。会上，地质勘探司翟光明同志汇报了东营地区勘探形势、主要成果和初步看出的几个特点。汇报中讲到，1961年华8井出油至1964年初，共钻了18口探井，见油的16口，初步分析可以看出：（1）含油面积广；（2）见油层位较多；（3）已试油的8口井，口口都有高产层，但产量差距很大；（4）油层分散，油层薄，互相对比不起来；（5）构造形态还不清楚。我听后说：“高产油层要对比好，有个5公里宽、10公里长就好了。有这样几个高产油层，会战就成功了！”
这样，经过几年的准备，并经党中央批准，1964年年初，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的第二场石油勘探会战，在华北辽阔大地上展开了。
集中力量，迅速拿下胜坨油田（上）
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初期是分两个作战地区进行的：一个是山东境内济阳坳陷，主要是其中的东营凹陷（广饶县境内）；一个是天津市、河北省境内黄骅坳陷，主要是北大港构造带和羊三木构造带（黄骅县境内）。华北石油勘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这两个作战地区的勘探工作，下辖东营指挥部和河北指挥部。经党组讨论，并征得有关省市和中央主管部门同意，决定由康世恩副部长兼任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总指挥，吴星峰、张文彬同志兼任工委副书记，唐克、杨文彬等同志任副总指挥。总指挥部领导机关设在东营，主要抓东营地区的勘探。总指挥部其他领导干部和东营指挥部领导班子，以大庆抽调的干部为主，加上华东石油管理局原有领导成员和从其他老油田抽调的干部组成；河北指挥部领导班子，以大庆油田勘探指挥部领导成员为主组成。这样安排既可以保证新区会战从一开始就有坚强有力的领导，又可以结合实际推广、应用大庆会战的成功经验，还有利于新干部的锻炼、成长。
为了准备会战，到1963年年底，东营地区的勘探队伍已经发展到5500多人。1964年年初，又从大庆和其他老油田调去了一批干部及专业队伍、配套队伍，特别是从部机关和石油科学研究院等单位，调去了数百名科研、设计、工程和地质干部，还调集了数百台套钻探、运输、机修设备。到年底，会战职工总数达到2万余人，其中打深井的钻井队达到16个，地震队达17个，在东营地区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多兵种联合作战，进行全面的区域勘探和重点构成的集中钻探。
1964年3月13日，我离京去东营，在现场蹲了一个多月，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组织布置会战工作。3月14日，我听了东营前线党、政、技术领导关于各方面工作的简要汇报，根据党组的部署和我掌握的情况，对当时的勘探工作，着重提了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要抓好钻井工作。这个地方打井，标准要求更高一些，比松辽还要高，不能马虎。打井要打出水平来，能够称得上国际水平（在松辽打井，在相等的条件下，是赶上了国际水平，超过了苏联的）。我认为，我们的钻井队是有经验的，有相当一批工人有10年以上的工龄，觉悟高，有技术，应该打出个国际水平。第一是速度要快；第二是质量要好；第三是完井质量优良，要打一口成一口。特别是固井质量要好，不窜槽，射孔要射得准、射得好，从井下、井筒到井口装置，质量都必须是优等的。这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问题，一定要严肃对待。
二是要认真地抓科学研究。这是第一位的工作。在勘探时期，打井是手段，是为搞好科学研究、弄清地质情况服务的。要通过地震、综合勘探、打井等途径，取得大量的第一性的资料，有重点地、系统地进行科学研究。没有充分的、准确的资料和数据，就不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部署勘探就没有可靠的依据。现在有很多数据还不够真实，要学习大庆，坚决杜绝资料的虚假现象，认真把情况搞清楚。
三是要把从工人岗位责任制到干部岗位责任制的一套责任制度建立起来，把各项生产管理制度建立起来，建立起正常的生产秩序。
此外，我还对抓好职工生活、加强政治工作和会战组织领导等问题，提出了要求。
在东营，我看到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正规的房屋，干部工人住的是窝棚、茅舍。没有正规的道路，除了一些满是坑洼的车马道路，就是一片片白茫茫的盐碱滩涂。吃的粮食，地方上很照顾，供应了部分面粉，地瓜、地瓜面为主的杂粮也占有一定比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先后下到钻井队、地震队、试油队、机修队、运输队，同工人干部交谈，了解生产工作和职工思想、生活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同时，多次同专家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一起分析勘探形势，讨论勘探工作部署和有关科研、技术问题。先后同100多人谈了话，看了100多张地质图。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我在1964年4月14日召开的东营前线干部大会上，对当前和今后的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关于渤海湾地区石油勘探，我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勘探的指导思想问题，二是关于东营地区的勘探方针和要求。
关于勘探的指导思想，我说，在东营搞勘探，不能照搬松辽和其他油田的办法，因为这个地区的地质条件和其他地区不同，如果照搬，就会碰钉子、犯错误。这里的地质情况很复杂，可以说集中了其他油田的各种复杂情况。目前对地下情况有七个不大清楚：第一是地层和岩石性质的变化规律不大清楚；第二是断层多，构造形态不大清楚；第三是油层的分布状况不大清楚；第四是油水层的分布关系不大清楚；第五是油藏类型不大清楚；第六是油层的物理性质和原油性质变化规律不大清楚；第七是油田面积不大清楚。这七个不大清楚，充分说明了渤海湾地区地下情况的复杂性，这是客观存在，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我们要承认它，在工作中去认识它，征服它。这是这个地区地下情况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充分估计到，这个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这个地区既集中了我们各个油田的复杂特点，又集中了我们各个油田的优越条件。这里的优越条件主要有五条：第一，渤海湾地区的沉积面积大，沉积岩厚，生油条件好，和大庆油田相仿。第二，含油地层很多，勘探的目的层很多，从老地层到新地层，从海相地层到陆相地层，都是找油的对象。第三，油气显示范围很广泛。在天津以南、山东省广饶县以北，沿渤海湾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内，打钻的探井，差不多都见到了油气显示，比目前我国任何一个盆地见到油气的范围都广泛。第四，储油层物理性质好，发现了高产区。有的井日产量比目前全国各油田的单井日产量都高。第五，油藏类型多，勘探的领域非常广泛。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渤海湾地区找油的有利条件同它的复杂性相比较，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地下情况再复杂，总会有个规律，只要工作做好，是可以搞清楚的。
我在讲话中提出：这次会战必须从这里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思想上充分准备好，打一场啃硬骨头的仗，打一场复杂的科学技术仗。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勘探思想。集中力量，迅速拿下胜坨油田（下）
关于东营地区的勘探方针和要求，我提出从东营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复杂情况出发，采取“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各个歼灭”的方针。区域展开，就是在整个东营凹陷内，根据地质条件铺开找油的侦察工作，全面了解地层、构造和含油气的情况。只有在了解全局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地选择有利地区，为下一步钻探准备阵地。在东营凹陷55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我们以往仅仅是在北部的370平方公里范围内钻探，现在要在全区域展开，主要是甩到南部和西部去，在广饶县小清河以北的南斜坡部署一些探井，打一个剖面，并在广饶县纯化镇以西新发现的通滨高点和东营构造西南方向的滨南构造高点上部署探井。这样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凹陷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弄清沉积来源，进而找到更多的新含油气地区。如果我们不采取区域展开的办法，而把几十部钻机挤在一块不大的地方，3000多米深的井，一打就是几个月，力量全被它牵制住了。没有全面情况做对照，局部也难以搞清楚，更发现不了新的阵地。所谓重点突破、各个歼灭，就是选择条件有利的地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一块一块地解剖清楚，一块一块地拿下来。从当前东营的勘探全局来看，首先应当抓住不放的，就是东营2、4、6号井高产油层带和坨庄构造。对于坨庄构造，要集中力量围攻，先打一个十字剖面，了解它的含油情况。采取重点突破、各个歼灭的办法，可以避免分散兵力打消耗战，使我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实效。这是一个把争取时间，全面了解情况，准备新的钻探阵地，同迅速地、有重点地拿下油田相结合的方针。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在以后的石油勘探中得到贯彻，并有所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了搞好东营勘探，我提出，要着重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1）狠抓地震工作，查明构造情况；（2）钻井工作要保证质量，好中求快；（3）取全取准录井资料；（4）迅速攻下深井测井、试油、试采技术关。针对东营构造形态和油层分布尚不清楚等问题，特别强调光靠打钻不行，这样花钱多、时间长，而且准确性、把握性差；必须十分重视地震工作，做到地震勘探先行，尽快把构造、地层等情况基本查明，钻探方向就更明确，成功率就高。在东营期间，我专门研究、部署了地震工作，紧紧抓住了两点。一是下工夫进行地震方法试验，攻克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地震技术关，找到适合这个地区特点的有效的地震方法。为此，我们专门组织了由干部、技术专家和业务骨干组成的地震攻关试验队伍，并且研究、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数字模拟地震技术。经过努力，摸索到了比较行之有效的地震勘探方法。二是采取“篦梳战术”，加密地震测线。鉴于这个地区构造、地层变化大，用一般稀疏的地震测线，很难掌握地下真实情况，我们提出在重点地区要反复进行地震细测，测线间隔由一般2公里至3公里加密到0.5公里。这在当时是个很大胆的做法。地震队伍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工作，采集到了更多的资料，经过反复的研究、对比，加上钻探的验证，逐步掌握了这里的地质构造和油层分布情况。
东营会战一上手，我们就根据大庆会战经验，强调提出，要重视科学技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由于东营地区井深，地质情况复杂，原有的地震、钻井、测井、试油的装备和技术，很多方面都不适应，迫切需要采用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我同科研、地质、技术专家一起，在多次座谈、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华北勘探会战技术工作要求”。参照大庆的经验，从东营地区的地质特点出发，提出要攻下“7个关键技术问题和14项新技术手段”，齐全准确地取得“25类135项资料和数据”，还制定了一整套的质量检查和岗位规范要求。在油田的勘探、开发中贯彻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为了加快技术攻关，会战指挥部成立了技术攻关领导小组，各指挥部也都成立了“双革”办公室和技术攻关队，一个群众性的技术攻关活动蓬勃兴起，关键性的攻关项目一个个被攻克，一道道技术难题被解决。
1964年4月20日至25日，部党组在天津开会，主要议题是华北石油勘探会战问题。会上，我谈了在东营调查研究、组织会战的活动情况。党组同意我4月14日在东营干部大会上讲话中提出的会战指导思想、方针、部署，并作为党组决议进一步组织贯彻执行。
1964年5月至6月，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总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迅速到位，会战指挥机构随之组建起来，担负起会战组织、指挥工作。同年10月，在东营召开党组会议，讨论石油工业方针、大力加强三线地区勘探工作和成立石油托拉斯等问题。会议期间，检查了东营地区的勘探，在部署加强四川找油找气的同时，明确华北地区仍是石油勘探的重点，有条件还要进一步大干。
东营地区的勘探，很快在胜利村—坨庄构造上取得了新的突破。继1963年7月坨7井（营5井）喷油后，坨1井又获得了高产油流。会战总指挥部决定，1964年6月开始，集中20多个钻井队详探胜利村—坨庄构造，力求迅速探明含油面积和储量。当时正值雨季，给勘探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会战职工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冒着大雨，踩着泥水，靠人抬肩扛，把钻机部件搬进了井场，把器材送到了工地，大大加快了勘探步伐。
井一口一口打出来，试油中都获得几十吨到几百吨的高产量。地质专家都说胜坨构造好、油层好。我想能不能打出一个千吨井呢？坨11井是我在东营时定的井位，1964年底完钻。地质专家根据录井、地质资料，说坨11井有80多米厚的油层。我让他们将全部油层一次射开，看看能不能出一口特高产井。1965年1月25日，春节前夕，传来了好消息：坨11井试油，通过30毫米油嘴放喷，24小时出油1134吨，日产量果然超过了千吨！我们都很高兴，特地请翟光明等一些地质技术干部吃了一顿涮羊肉，庆贺了一番。这口井日产千吨，连续出油一个多月，大大振奋了人心。到1965年5月，仅用了11个月时间，就基本探明了胜坨油田的含油面积和地质储量。同时，我们还发现了河庄、郝家、广利、纯化、永安、滨南、尚店、八面河等9个油田。1966年起，在东营—辛镇和坨庄—胜利村一带发现的油田，被正式命名为胜利油田。以上文献选自《余秋里回忆录》部份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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