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傣族群论文：国家或族群意志下的文化悲情

第一篇：布傣族群论文：国家或族群意志下的文化悲情

布傣族群论文：国家或族群意志下的文化悲情 [摘要]悲剧美是美学的范畴之一。布傣族群从汉代开始即建立起牢固的国家认同意识。由于族群方面的原因，在国家或族群双重意识中，布傣歌文化带上了浓厚的文化悲情。

[关键词]布傣族群 汉代情结 文化悲情

一、引言

壮族布傣族群现集中在广西龙州县金龙镇内，与越南的岱侬族同属一个族群。布傣族群的民间文化充满了浓郁的悲情美。悲剧美是美学的范畴之一。悲剧美可以从悲剧中产生，也可以从其他的剧如喜剧中产生。关于悲剧，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悲剧之美在于它揭示了人类存在之痛苦，用最集中的方式描绘了人的脆弱，以及命运的残忍。在悲剧之中，人恰恰不是主宰，作为主宰者的是命运，或曰必然性。生活在左江地区布傣族群其族群分布跨越中越两个国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其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布傣的歌文化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二、以汉代为歌唱主体的民歌 1.布傣民歌歌必言“汉”

金龙镇布傣族的原生态文化至今仍保存得相当完整，从其经书记载和民间口头传唱的民歌中均能看出许多古代壮族先民生活方面的痕迹。以布傣人的古传民歌为例，就产生了旦歌、官郎歌、坊歌、长篇叙事歌这样的品种。这种歌所唱的内容多以汉代的人和事为背景，十分令人称奇。如旦歌不仅唱词深奥，形制复杂，且歌中（论歌部分）一律以《古前汉》、《前汉》、《后汉一》、《后汉二》、《淮汉》、《点汉》等为主要内容。而《坊歌》中所唱的篇目更是以汉朝的历代皇帝为主，大致有前汉、后汉、东汉、西汉、汉文、汉武、昭帝、惠帝、宣帝、顺帝、桓帝、灵帝、成帝、哀帝、元帝等。歌中所涉及到的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中的除外），大多限于汉代至三国期间的帝王将相，且历史上均实有其人，每个歌唱对象唱一段歌，讲述其世系、建功立业的事迹，歌中的人名、地名等与史实的记载惊人的一致。而喃唱的人（特指各类宗教从业者）可能目不识丁，或者仅识得少量的几个汉字，连短短的一篇小文章都无法完全读懂，却能对两千多年前各个汉朝皇帝的事迹了解得一清二楚（唱词中是这样写，但唱的人不一定理解），这样的“博学”，恐怕连一般专业出身的大学生都无法做到。布傣族群偏居祖国边陲一隅，在族群成员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却在自己的民歌中，开口闭口皆言“汉”，实属罕见。

2.布傣的国家认同意识从汉代开始建立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由于历史文献的缺失及历史壮族人民本身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壮族人民在认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用自己地方性视野叙述历史，即用传说或祭祀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在壮族地区中，班夫人庙、伏波庙的建立，加之南越国在汉朝皇帝的劝服下归顺中央王朝，这些都表明了壮族先民自汉代开始即建立起牢固的国家认同意识。布傣族群作为壮族人民的一个分子，自然也不能例外。这从其民歌中所唱的内容即能看得清清楚楚：其一，汉代对壮民族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二，布傣民歌的产生与汉代有关。

三、国家或族群意志下的文化悲情 1.国家意志下的文化悲情

布傣民歌中带有以悲情为主的品种，以《坊歌》为最。坊歌的悲情与常见各类民歌中的悲情截然不同。田野调查中得知，坊歌的产生的原因与族群的国家化进程有关，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在王化过程中的文化悲情。相传汉朝时汉皇帝下令田王投降，否则将攻破整个田国。田王为免本国臣民惨遭屠杀，遂嘱咐手下将自己的首级献给汉王。汉王担心田国人造反，下令田国不许聚众哀悼田王。迫于形势，田国人只好聚集在作坊中以哀歌代替哀悼，坊歌由此产生了。坊歌的歌词由产生于越南的岱喃字记写，用岱喃字音喃唱，分严、讲、须、岳四个曲调，共400多首，一般由2～6人组合演唱，以鼓、唢呐、二胡、笛子配乐，其曲调哀伤委婉，充满了悲情之美。

历史上是否有田国，无据可考，但应与史上的南越国有关。悲情是否可信？这是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韦苏文在其著作《壮族悲文化》（以下称韦文）中就认为：文化，是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生产劳动的；悲文化则是人们在战争或狩猎或在其他活动中出现不幸以及氏族成员中有人突然死去而引起悲哀产生的„„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美的真实也表现出丰富而多样。但是一切美的因素和美的事物但是与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密不可分的，这是一种美的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劳动者生活的真实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从这个意义上看，由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反映自己不幸生活的悲文化在壮族文学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它没有必要去掩盖矛盾，去粉饰社会，它直接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凡流传下来的悲文化都是真实可感，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

在这里，笔者认为，与真实生活相关的种种不幸和哀伤在进行艺术形式表现时，没有必要加以粉饰，因而是可信的。尽管我们无法完全接受韦文的观点，但韦文所揭示出来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互为因果的客观规律，还是值得肯定的。

2.族群意识中的文化悲情

一个民族通常包含多个族群，布傣就是壮族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典型的族群。族群在民族学中指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近，血统同源，文化同源的一些民族的集合体，也称族团。比如,中华民族可分为华夏族群、百越族群、百濮族群等。

任何族群认同都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受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文化教育水平、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族群自我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壮族的布傣族群主要居住地在金龙镇，金龙镇与越南接壤的有4个村民委会，21个村民小组，边境线长35千米，边境线对面即为越南下琅县的陇埝、陇喉、板敬、下让几个社（相当于中国的乡），这些社的居民也自称是“布傣”的傣人。“两国边民中的傣人不仅毗邻而居，而且语言相同，习俗一样，互有亲戚关系，人死一起抬，耕地掺杂，互相越界耕种，通婚通商形成传统，宗教信仰、民间文字也一样。当地群众说，‘鸡鸭同街，牛羊同峒’”。由此可看出，中越双边的布傣族群在较长的时期内，所有的成员彼此间语言相同，血统同源，文化同根，属于可以共享同一“基因池”的所有个体的集合体，成为拥有自己独特文化背景、有别于壮族大家庭中其他群体的小族群。自然，这样的一个偏居祖国边陲的小族群，如果没有外来的任何干扰，自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但国家或其他方面的行为一旦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也就只能被动的接受，并承受着由此带来的痛苦。19世纪末的中法战争中，虽然战争的结果是以中方的完胜而告终，但中国方面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好处，反而被迫与法国殖民者签下一系列屈辱的条约，正式承认法国为越南的宗主国，越南从此彻底脱离出中国的版图。从国家层面上来看，这无非是在边界划一条界线那么简单的问题，但它对于世代和睦相处在边境线上的两国边民来说，留给他们的伤痛是无法形容的。从政治上来看，他们永远分属两个国家，但从私人的感情上看，他们永远是一家；再从国家认同的角度上看，在和平时期，国家对他们的影响力不是明显，可一旦双边的紧张起来时，在国家和个人利益面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正确的抉择，为国家的利益而战，待和平再次降临时，他们彼此间很快又能恢复往日的亲情，双方往来不断。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是弱小的一个群体，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政治抗衡，强烈的族群意识令他们只能通过他们最为喜爱的方式来——民歌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痛苦和情感，族群悲文化由此产生开来。

布傣人认为，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共有120个关口，因此他们过去很随意就能跟对方对歌、谈情说爱的事情从此一去不复返，他们要唱歌，要谈情说爱，只能被迫加上悲情的内容：期待多日的关口何时打开，前面衣着光鲜入眼的妹子过来了，丑陋的小鸟可以和嫦娥结对了——

再如男女对唱中的情歌《往来》，可以说把被迫分隔之苦，男女婚恋的不便，描写得淋漓尽致——（男唱）：好久不见真烦闷，心想探望诉情怀；

奈何相隔路遥远，爱你只有伤心怀„„（女答）：小妹乃妇人女秀，侥幸是邻处国别； 相亲爱不嫌远近，不相爱临近也绝„„

由于生活贫困，居住在边境的人们有时不得不背井离乡，到一山之隔的越南去打工，“苦瓜弯弯味苦多，公去交趾抛阿婆。阿婆驼背难跟去，咸鱼送饭难呑落。”这首流行在边境一带的歌谣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境。有时，怨气多起来了，人们忍不住便诅咒了起来：

硕龙王庙独山头，四边青山又青秀，中间有条大河流。一边是我中国地，一边是他法国狗。

四、结语

在国家和族群双重意志下，壮族布傣先民既长期接受中原文化，又坚守本民族的最后的文化家园，因此布傣人习惯于使用当地流传的文字（实际上就是岱喃字）记写歌词，之后用民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最真切的感受。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至今仍在布傣人当中广为流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滕兰花.清代广西伏波庙地理分布与伏波祭祀圈探析[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4）.[3]韦苏文.壮族悲文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88.[4]张有隽.边境上的族群——中越边民群体的人类学考察[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6.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边疆问题”专项课题立项经费资助，项目编号：xwskyb2010003；xwskyb2010015。

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kf201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