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旧中国的日子——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夫妇谈访华之行(1975年)

第一篇：回忆在旧中国的日子——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夫妇谈访华之行(1975年)

回忆在旧中国的日子

——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夫妇谈访华之行

(1975年)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八月十六日——二十日以《回忆在旧中国的日子》为题刊载英国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夫妇谈访华之行一文。《文汇报》在文前介绍说：

“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和夫人廖鸿英结束在我国的访问后，已于日前抵港。

班以安和夫人虽然已经七十岁了，仍精力充沛，他们除了积极地为促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而努力外，还在伦敦中区理工学院教中文。

班以安从一九三○年代开始，便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直到解放初期才与妻子回英居住。他的夫人廖鸿英出生于福建，除了在英国念了十年书外，青年时代大部分在旧中国度过。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也曾多次到中国访问。因此，他们对新旧中国的对比，有深刻的体会。日前，他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畅谈了新旧中国的对比，和英国人民认识新中国的历史。”

以下是文章的摘要：

班以安说：

“四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后便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后来被派到当时的北平来，我开始时不了解中国的事情，在旧中国工作期间，我先后到过北京、福州、南京、重庆、汕头、广州、桂林、兰州和香港等地，看到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帝国主义的屈辱，便产生了同情和关怀中国人民的感情。那时，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受到外国人的歧视，主权受到践踏，例如在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外，便站着趾高气扬的外国士兵，他们对待中国人民就象对待殖民地人民一般。帝国主义者只对一小撮有钱有势的官僚资本家稍为‘尊重’。

“记得在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前夕，我在重庆工作。在周末到郊外度假时，便可以在河滩上见到因旱灾而饿死的尸体。一九四○年代，我在河南和广东等地也曾见到人民因饥荒而大量死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在南京工作。解放战争开始时我们看得不清楚，料不到蒋集团会这样快完蛋的。

“一九五○年二月，英国要承认北京政府，我们便随着代办处到北京商谈承认的事项。到达北京后，我们发觉古老的北京城的面貌已焕然一新。

“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我曾在当时的北平英国使馆工作，因此对旧北平的苦难印象很深刻。记得我刚到北平两个月后，日本便占领了当时的热河省。一九三三年五月的唐沽协定更把河北拱手让与日本。日本人当时利用浪人贩卖海洛英，他们把海洛英放在卷烟里，价钱卖得很便宜，很多中国人吸食上瘾后，他们把价钱提得很高，北平便有很多人吸食海洛英而弄得家破人亡。在北平的外国使馆很大，而且都驻了几百名士兵，日本使馆驻兵人数更多达数千人，他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了中国的主权。

“但一九五○年的北京，这些苦难已灰飞烟灭，而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人民活泼起来，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充满信心，开始为建设新社会而努力。城市里开始建起了一系列的新建筑，但最重要的是人民被组织起来。

“一九五一年，我们离北京回英国。这一别，便直至一九五九年才再有机会重临中国国土。我们回英国后，发觉反动宣传很厉害。但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事实戳穿了他们的谣言和幻想。一九五九年，我们随旧英中了解协会访华团到中国作友好的访问，亲眼目睹了新中国从烂摊子建设起来的事实。

“在这次访问里，我们到过北京、重庆、成都和武汉参观。虽然，一九五九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农村已经呈现一些生产不好的现象，但我们很高兴见到中国已消除了它过去的疮疤，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次重临中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目睹重庆的变化。在旧中国的年代里，我曾经三次在重庆工作和居住，一九三六年至三七年，我曾在英国驻重庆的使馆工作；一九四一年至四二年在重庆任职英国大使的秘书；一九四七年偕同妻子重到重庆住了多天。因此我对重庆的过去认识颇深。

“我记得，解放前重庆人民生活很苦，但国民党官僚、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的生活却过得很奢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旧重庆的最好写照。特别是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和挑伕等行业的劳动群众，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码头工人（当时被称为臭苦力）一清早便开始工作，他们扛着沉重的货物，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回于船只与码头的狭窄跳板上。重庆是个山城，有很多陡坡。我们经常见到瘦骨嶙峋的车夫拖着黄包车，载着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三个儿女，或个子肥胖的外国人，气喘如牛的一步一步的捱上斜坡，由于体力透支过多，每天赚到的车资又不能温饱，很多黄包车夫在开始这行业的工作后，没活得上十多二十年便死掉。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次很难忘的印象。一九三六年我在重庆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三个朋友一起长途旅行，我们从成都乘车到离成都约一百五十公里的雅安，再从雅安步行了约八天的路程到康定（那里是三千多米的高原，是一个绿 草如茵的风景区）。在步行的旅程里，我们见到一组组从重庆运送货物到康定的挑伕，他们四个、八个或十二个人一组，每人背着一包重达二、三百斤的茶叶或食盐，步履踉跄地沿着羊肠小径向前移，沉重的货物把他们的身躯压得弯下来。我们要走八天的路程，他们却要走三十天才能完成，沉重的货物迫得他们每几百步便要停下来喘息，这时他们便要用棍子撑着腰来扶持那因过度沉重的压力而时刻会倒下来的身体，然后抽鸦片烟，以为这样可以补充消耗了的体力。那时，从成都到雅安一带都是由国民党军官刘文辉管辖，他强迫在他管辖区内的老百姓放弃农耕，改种鸦片，然后由他贩卖给四川的毒贩，祸害老百姓以谋利，因此，重庆很多劳苦大众也染上了鸦片烟毒瘾。

“但是，一九五九年重访这个山城时，见到人民的苦难已成为历史陈迹。整个重庆市在工业、交通和市容方面有很多新建设。河边码头上的搬运工作已经机械化，市内建筑了很多宽敞的马路，公共汽车和运输货车代替了黄包车。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当时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的身份随团到中国访问了五个星期，足迹遍及北京、太原、大寨、延安、西安、天津、上海、南京、苏州、广州等地，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还会见了我们。那次访问中国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比起一九五九年时是一个大跃进。南京和北京的变化差点儿使我认不出来。南京整城绿树成荫，工业蓬勃发展，南京长江大桥更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记得以前我从南京乘火车北上时，火车要拆开几段，用渡轮运往对岸的浦口，这样要浪费一个多小时。但现在火车只需几分钟便可横渡长江了。北京也从一个消费城市变为一个崭新的工业和行政中心，新建筑物如雨后春笋的建起来，使我除了故宫外，其他的地方已经认不出来了。

“最近这次访问中国，我们脑海里留下几点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是经济发展又比一九七一年所见到的跨进一大步。工农业建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飞快发展，城市里新建筑和新建设不断增多。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参观了大庆油田。经过这次参观后，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必定能实现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本世纪里把中国建设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规划。

“第二，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更好的改善。虽然，中国人民在物质生活上还不算富裕，但在衣食住行方面已经基本解决了。虽然在大城市，一些人还住在旧社会留下来的一些狭窄的旧房子里，但新盖的房子和工人新村已经逐渐多起来，农村里也盖了很多新房子，例如，我们在江西走了一星期，沿途见到不少新房子。这些是旧社会的人梦想不到的。在精神生活方面，西方一些不了解新中国社会的人，经常说什么中国人民生活方式‘太模式化’，其实，在新中国，人民都为建设新社会而作出贡献，他们多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处处为集体着想的思想和行为，已经成为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心情反而很舒畅，而不象生活在西方的人一样，处处要为自己打算，生活因而很紧张。

“第三，是人民的政治觉悟很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很强。他们懂得做好自己工作岗位的事情的意义，也很懂得国家大事和国际局势。记得在访华期间，当一 些人问及英国人民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时，我很难回答，因为英国人民很少注意政治和世局，而且，社会上的言论很复杂，往往令人头晕目眩。

“第四，在一九七一年的访问里，我对文化大革命后产生的新生事物认识还不很清楚，但今次认识比较深。我们觉得，这些新生事物不但在中国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值得借镜的宝贵经验。”

在畅谈完新旧中国的对比后，班以安又讲述他自一九五一年离华回英后直至今天，他亲眼目睹英国人民在认识和了解新中国方面的转变。

“在中国解放后几年里，多数英国人对新社会的认识几乎等于零。由于那时很多国家受着美国的经援，因此也跟随了美国的反华政策。我清楚记得，有一次，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关于消灭了一群土匪的新闻报道，但在英国一家报纸的新闻里，却歪曲为‘中国政府杀死了两百万人’。当时，我曾经写信去要求更正，虽然他们把信刊登了，但后来他们还是这样造谣，澳洲有一家报纸更离谱地说中国政府杀了五千万人。

“在大跃进期间，很多关于这个运动的消息也被歪曲，有的反动宣传更是矛盾百出。

“美蒋和反动派更大力诬蔑中国进行扩张主义，把中国和平解放属于自己国土的西藏以及抗美援朝、反击印度侵略的自卫战说成是扩张侵略。因此，在五十年代里，除了进步开明的人士外，很多英国人民为这些反华宣传所蒙蔽。

“在五十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公开与苏联修正主义决裂，当时一些左派人士，由于还看不清楚苏联修正主义面目，一见到中国与苏修走的路线不同，便武断的认为中国不好，盲目的继续拥护苏联。但六十年代初期，已经有些进步的人士逐渐看清苏修的本质，对新中国有较深刻的认识，例如著名的记者兼作家费利克斯·格林便在一九六二年到新中国访问，回来写了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籍，使一些较开明的英国人士对新中国有了一些认识。一九六○年代里，由于英国人民对于新中国的消息还很隔阂，一些开明进步的人士便组织了一个英中友好协会，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后来这个协会在一九**年解散，新的英中了解协会在一九六五年成立。

“文化大革命初期，也由于反动宣传的影响，很多人初时对中国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很不了解。但一九六八年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运动的意义。那个时候，西方青年人对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产生不满，又很不满意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加上文化大革命里中国年轻人造反精神的影响，西方爆发了一连串的青年学生运动。很多年轻人对新中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从中国文化大革命里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新希望。

“一九七一年的转变更大。在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尼克松访华和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往来更加频密，世界人民越来越认识和了解到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使反动派以前制造的反华谣言不得不宣告破产。这几年来，中英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也随着增多了，这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促进英国人民对新中国的认识。例如，中国派来的杂技团、武术代表团和展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受到英国人民热烈的欢迎，这些演出访问和展览，粉碎了一些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消灭中国文化的谣言，英国人民亲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被保留下来，而且更添异采。这几年以来，已有越来越多英国人民希望认识和了解新中国。

“这些转变在我们的会里也有所反映，很多人要求我们组团往中国参观旅行。这几年以来，英中了解协会便组织了十多个旅行团到中国参观访问，这些旅行团都不是旅行而是学习性质的，参加者在起程前多作了几个月关于新中国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学习。”

“最后，我还有一点补充。”廖鸿英接着说：“最近，由于美帝在印支的失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越来越明显，人们觉得这两个超级大国已经没有希望；加上西方经济危机日益恶劣，社会又是一团糟，在这些情况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点思想的，都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已经衰败无望，很多人包括英国人都开始找寻新出路，希望找到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在这个时候，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成功，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使人们为之注目，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认识和了解这个新社会，并希望把新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学习的榜样。”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8.22～1975.08.2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