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的类别与体式文献的记录载体在没有[精选]

第一篇：中国历史文献的类别与体式文献的记录载体在没有[精选]

第二章

中国历史文献的类别与体式

第一节 文献的记录载体

在没有发明纸张以前, 我国古代先后利用甲骨、金石、简牍、縑帛来刻写记事, 记录文献。这些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 起着保存、传播和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汉代发明了造纸术, 纸的使用时间最长。目前我国各类文献还是以纸为主要载体。

1．甲骨 甲骨：龟甲兽骨的总称。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记录和一些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 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因为出土于殷墟, 故又称“殷墟卜辞”、“殷墟书契”。《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当时生产力非常低下, 天被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殷商奴隶主阶级什么事情都要祈求上帝和祖先的保佑。行事之前, 都得借助占卜, 以定吉凶。

甲骨文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 当时当作中药材“龙骨”出售, 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发现甲骨上面刻有古文字, 他便四处搜求, 共得 1500 片。不久, 王懿荣去世, 甲骨为刘鹗所得, 刘又继续收集, 约得 5000 片, 择其中字迹较好者 1058 片，于 1903 年拓印成《铁云藏龟》, 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的专书,1904 年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是为我国学者从事甲骨文字研究的开始。其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继续搜访, 罗振玉先后所得达 3 万片, 编印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等, 加以著录和考释。王国维编《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并于 1917 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著名论著, 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 把甲骨文研究与商史研究结合起来, 取得很大成果。

在甲骨发现的最初阶段, 虽有人知道是商代遗物, 但它究竟在哪里出土, 以及甲骨所属年代, 还是一个疑团, 知道得并不确切, 经过罗振玉多年探寻, 王国维等学者深入考证, 直到 1908 年才弄清甲骨真正出土的地点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 从而论定甲骨文就是殷代后期从盘庚迁殷到纣辛灭国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这一段时间的遗物。

从 1928 至 1937 年, 前中央研究院采取科学方法在河南殷墟先后进行了 15 次发掘, 获得了大量商代晚期遗迹遗物和大批甲骨文 , 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在 1929 年第三次发掘时, 发现了同时同地出土的四版大龟甲, 董作宾根据“大龟四版”上面出现的争贞、宾贞等字, 考定了这些都是贞人的名字并据此探讨它的时代, 定出分期断代的 10 项标准, 从此凿破鸿蒙, 把对殷商各朝的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从这一时期开始, 郭沫若、于省吾、胡厚宣、陈梦家、商承祚、唐兰、张政烺、严一萍等著名学者在甲骨文研究和文字考释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

对于甲骨文字的研究, 在甲骨发现的初期就取得不少成果。孙诒让最先发现《尚书·高宗肜日》里的“肜”字 , 实际上就是甲骨文中的“易”字 , 认为“易日犹言更日”, 从而订正了这个相沿两千多年的误字。罗振玉根据卜辞和古文献对照，考出汤名“天乙”, 应作“大乙”。甲骨文中只有“大乙”, 没有“天乙”,“天”与“大”形近致讹。这是根据甲骨刻辞校正古书的又一个例子。王国维根据卜辞, 系统地考证了商之先公先王的名号, 整理出一个可信的世系, 使中国古史上最为纠纷的问题, 得以论定。由于他们研究的卓越成就, 使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为举世所公认。

自甲骨发现到全国解放 50 年间, 研究甲骨文的论著约有 900 种。新中国建立 40 余年甲骨文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国内发表的甲骨文论著约 400 余种。甲骨的辨伪和缀合工作, 也取得很大成绩。1955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断碎了的甲骨联接起来, 编成《殷墟文字缀合》一书, 为甲骨研究工作补充了大批新资料。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及《补编》又有新的补充和发现。

1965 年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甲骨文编》, 收录甲骨文 4672 字 , 可识的字约 900 余。每字注明出处, 加以简要说明, 可以作为甲骨文的字典使用。于省吾所著《甲骨文字释林》和他主编的《甲骨文考释类编》对于甲骨文字的研究, 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一部全面整理和研究甲骨文和商史的巨著, 是甲骨文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甲骨文合集》, 收录甲骨 4 万多片, 包括了 80 年来国内外出版的著录书和分散在国内外甲骨的拓本, 全书分 13 册出版, 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著录, 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

1953 年在著名的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发现商代的甲骨，扩大了甲骨的出土范围。特别重要的是近年在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先后发现了周代甲骨文,1977 年在陕西“周原”遗址, 出土西周甲骨 17000 片, 清洗出有字甲骨 190 多片。这批“周原”甲骨共有单字约 600 多个, 是研究商末周初历史、地理和官制的重要史料。这些甲骨的出土, 使人们改变了只有殷代才有甲骨文的传统看法。

“周原”出土的甲骨文, 字体纤细,必须用五倍放大镜才能辨识清楚。关于殷人、周人如何在坚硬的龟甲和兽骨上契刻文字, 他们是使用什么刀具, 刻出像殷代帝乙、帝辛时期的像芝麻大小的和“周原”甲骨这种线条纤细的卜辞,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郭沫若从象牙工艺的工序, 联系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续之前, 估计可能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 使之软化, 然后再加工契刻的(参见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这种设想还有待于验证。

根据最新统计资料,85 年来 , 总共发现甲骨约 15 万片左右, 其中包括流散海外 12 个国家收藏的甲骨 26700 片(根据 1984 年 7 月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统计》一文)。

2．金石

金石：在商代至秦汉的青铜器上面, 常常铸上或刻上文字, 这就是铜器铭文, 又称“金文”。古代铜器种类很多, 一般分礼器(即祭器)与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最多, 乐器以钟为最多, 所以前人把钟和鼎作为一切铜器的总称, 铜器铭文亦称为“钟鼎文”。《墨子·鲁问》：“则书之于竹帛, 缕之于金石, 以为铭于钟鼎, 传遗后世子孙。”铜锡合金铸成的青铜器, 比竹帛、石刻更为坚实, 不容易削蚀朽烂, 所以它对保存文献所起的作用, 更加持久。

铜器铭文字数多寡不一, 简单的仅刻一族徽或其他符号, 有的刻了作器人的姓名, 后来渐渐刻上纪念性文字, 再进一步便把需要长期保存的文献也刻在上面了。铭文除了记事之外, 更多的却是纪念祖先、表彰功德, 字数多者如毛公鼎、齐侯鎛、中山王鼎将近500 字。一般说来, 商代铭文比较简单, 西周铭文最繁, 至春秋时又趋于简要。到了秦汉时期, 就很少发现铸有长篇铭文的铜器了。

据统计, 包括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在内, 总数约有 1 万件以上, 其中带有铭文的铜器约四、五千件。具有长篇铭文, 有着重要文献价值的青铜器, 数量也比较多。就是一些铜器上的短铭, 有时也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1976 年 3 月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 是目前所知西周王朝最早的一件铜器 , 只用了 32 个字, 记载了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的时间和胜利经过, 可与《书·牧誓》等文献所载内容互相印证。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时代中山王墓的几件铜器上的长篇铭文, 可以排列出中山国王的世系, 填补史书记载的空白。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时代的史墙盘谈到了昭王伐楚荆的事, 使过去为了是成王伐楚荆还是昭王伐楚荆而争论不休的问题, 迎刃而解。西周宣王时代的毛公鼎, 内容颇似《尚书·文侯之命》, 西周康玉时代的大盂鼎, 很像《尚书·酒诰》, 结合铭文读《尚书》, 其校史、证史之功, 自不待言。商周金文单字共约 3500 个, 其中可释字约 2000 个, 青铜器铭文的字体, 一般称为大篆,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 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可见许慎著《说文》就已经利用过铜器铭文的材料了。从商周金文的文字结构来看, 它的构造方法, 可用古代的“六书”来解释,“六书”形声字用声符表音, 可以造出大量新字, 而金文比甲骨文用形声造字的更多, 可见金文在当时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

早在北齐时代, 颜之推根据隋开皇二年(582)出土的秦代铁称权上面的铭文, 发现并订正了《史记·秦始皇本记》“丞相隗林”为“隗状”之误, 宋代以后, 青铜器出土日多, 一些学者开始对青铜器作系统研究, 吕大临作《考古图》, 王黼（音服）等编《宣和博古图》, 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并作了释文和考证, 至今仍然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金石考据之学盛极一时, 利用铜器铭文, 证经补史、取得不少成绩。吴大澂（音成）研究金文, 考证出古代文献中一些误字, 大都由于在金文中两字形体相近, 楷化以后混为一字,形近致讹, 这些研究成果, 写在他所著的《字说》一书中。后来孙诒让所作《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 都是研究金文颇有影响的专著。王国维的《说斝》、《说觥》、《说盉》、《说彝》、《殷周制度论》等著名论述, 更有许多卓越见解和重要发现。近现代关于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 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 严一萍的《金文总集》等 , 而容庚的《金文编》则是查考金文的字典。

刻石记录文献起源也比较早, 在铜器上刻铸文字比刻石艰难, 秦代以来, 石刻渐渐取代了金刻。《吕氏春秋·求人》“故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金, 钟鼎也；石, 丰碑也。”可见当时已称钟鼎碑刻为“金石”。石文价值不在金文之下, 后人取以考证经史, 便以金石并称。

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在 10 块鼓形石上, 每块各刻四言诗 1 首, 内容是歌咏贵族畋猎游乐生活, 故也称“猎碣”。所刻书体, 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 即籀文, 后代对其书法评价很高。唐代初年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音氏）原出士, 杜甫、韦应物、韩愈等, 都有诗篇题咏。发现时文字已残缺, 根据历史记载, 宋代欧阳修所见仅 485 字, 后人所见字数更少, 清乾隆时别选贞石重新摹勒, 便人拓印, 于是石鼓文遂有新旧两种拓本。

关于石鼓文制作时代, 争议较多, 或谓周宣王时所作, 或谓周成王时所作。南宋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 指为秦刻。他在《通志·金石略》中说：“三代而上, 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 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 自秦迄今, 惟用石刻。”概括了金石文字的变化发展情况。经过近代和当代学者进一步研究, 公认石鼓为秦刻石, 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现在十石文字大多剥泐, 其中一石文字全部无存。原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 足资参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各地, 刻石记功, 共刻有峄（音译）山、泰山、琅邪、芝罘（音浮）、东观、碣石和会稽等 7 石, 字体均为小篆。这些刻石大都湮没, 琅邪残石残存 13 行 87 字, 相传为李斯所书, 字已漫漶, 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仅有数字, 其余峄山等石刻, 只有重摹本流行。司马迁将上述泰山、琅邪等刻辞收入《秦始皇本纪》, 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范例。

封建社会把整部的儒家经典刻在石版上, 作为标准读本，称为“石经”，是从东汉未年开始的。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 蔡邕有感于当时的经书辗转传抄, 难免有误, 奏请刊刻石经, 灵帝嘱咐他用隶书把《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 7 部书写在石版上, 刻成石经, 立于首都太学门外, 作为经书的标准本。据史书记载, 当时从全国各地赶来洛阳抄写经文、校对文字、摹拓印本的人很多, 太学门外每天都有几百辆车乘, 交通往往为之阻塞。这部石经因为刻于汉代熹平年间, 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 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一字石经”。

三国魏曹芳(齐王)正始年间(240—248)用古文、篆书、隶书 3 种字体, 刻了《尚书》、《春秋》两部书, 称为“魏石经”、“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

这两部石经原来都立在洛阳城南太学讲堂前面, 原石有 48 块, 至西晋永嘉年间有人所见只剩 18 块。经过历代沧桑, 迁徙破坏, 片石不存。晚清以来, 有一些汉魏石经大小残石出土, 散存各处, 稍稍拓印流传。

唐文宗开成二年用当时风行的楷书, 刻了 12 部儒家经典, 立在长安太学（清康熙七年补刻《孟子》，“十三经” 始全)，这部石经, 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始刻, 到开成二年(837)刻成十二经经文。通常称为“唐石经”、“开成石经”, 从开雕的年代算起, 又称“大和石经”。

“开成石经”对后代影响也很大, 五代雕版刻印经书, 就以它作为依据。时至今日, 许多石经都已残缺, 它还巍然独立, 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中。

自从雕版印刷事业日益发展以后, 石经的作用相对下降, 虽然五代时刻过“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北宋时刻过“嘉祐石经”，用篆、隶两体书写, 亦称“二字石经”；南宋时刻过“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间刻了“十三经”, 它们无论在文字上、艺术上、文献史料的价值上, 都不能与前面叙述的 3 部石经相提并论。

除石经以外, 历代墓志、碑文的拓本很多，也是保存文献、考证史传、增补遗闻的重要资资料。把石版作为记录文献的材料, 捶拓下来, 就是一篇篇文章, 从这个角度说, 石刻又是雕版印书的前驱。

3．简牍

把竹简木牍作为书写文字、记录文献的材料, 始于何时, 现在还难以考定。在商代青铜器上, 常见“册父乙”、“册父丁”的铭文,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 有典有册”, 金文“册”字很像竹简的编缀形式,“典”字则像置“册”于几上, 可见商周之际已有简册, 但所见出土简牍, 最早是战国时期, 从来还没有发现过春秋时代的竹木简。

《诗·小雅·出车》“畏此简书”，孔颖达疏：“古者无纸，有事书之于简，谓之简书。”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 称作‘简', 把木版称作“牍”, 也称为“方”；编联诸简称为“策”。《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 不及百名书于方”，贾公彦疏：“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壶铭文记：“载之简策，以戒嗣王。”《文选·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 大事书之于策, 小事简牍而已。”唐吕向注：“大竹曰策, 小竹为简, 木版为牍。”简牍两字, 析言之有竹片、木版之分, 混言之则指书牍等文献。

关于简牍的制作方法, 东汉王充《论衡·量知》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截竹为筒, 破以为牒, 加笔墨之迹, 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又说：“断木为椠（音欠）, 析之为版, 力加刮削, 乃成奏牍。”就是把竹截成竹筒, 剖成竹片, 然后用笔墨书写文字。至于版牍, 也是先锯成木段, 剖成版片, 再加刨治刮削, 经过精细的打磨, 使之平滑, 成为书写版。竹简在书写之前, 还得将竹片上的青皮刮去, 把竹片里的水分烘干, 才能写字, 并可防止虫蠢 , 这叫做“杀青”, 也称“汗简”。

古代制简, 都是就地取材, 边郡地区不产竹, 故甘肃、内蒙发现的简, 绝大多数都是木质的；湖北、湖南、山东、江苏出土则大部分都是竹简。制简的工具, 有铜削刀、刻刀、锯、小锛等物, 河南信阳长台关 1 号墓出土的文具箱里发现过这些东西, 还有毛笔、笔筒、空白简等, 无疑是一套制作和书写竹简的工具。此外, 在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楚墓出土竹简时, 也都有毛笔伴出。据古文献记载, 简文有墨书和漆书两种, 迄今所见, 都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 漆书尚未发现。竹简上的文字, 书写有误, 可以削去墨迹再写, 河南 信阳出土楚简, 有的上面有刀削痕, 残笔尚隐约可辨。在竹简上写字, 字数也不一样, 少的只有几个字, 多的有几十个字, 超过 100 字的则又较罕见。武威《仪礼》简, 每简多至 60 字或 80 字, 湖北江陵望山 2 号墓出土竹简也写有 60 余字, 多的达 73 字。可见《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每简 22 字或 25 字, 只是就几种具体书籍说的, 未必是通例。

简的长短, 古书记载, 似有定式, 《聘礼》贾疏引郑注《论语序》说抄写经书的“《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 《论语》八寸策, 《孝经》一尺二寸策”。武威甲本《仪礼》木简和丙本《丧服》经竹简同长, 约为 55.5—56 厘米。若以 23.3 厘米相当于汉尺 1 尺计算, 这批经书的简牍正合 2 尺 4 寸(55.92 厘米)。出土的战国竹简，长度不一，而用简长短与书写内容的关系, 不太明朗。把简牍编联成册, 简上的文字, 有的是先编后写, 也有的是先写后编, 至于编联的道数(即用几道绳), 解放后发现的战国楚简, 多数用 2 编, 其中信阳竹简用 3 编, 望山 1 号墓简用 4 编。此外, 甘肃武威出土的“日忌”小简用 2 编,“王杖”简用 3 编, 《仪礼》、《服传》长木简用 4 编, 还有一些更长的木简用 5 编。《说文》、《独断》所说编简用 2 编, 指的可能是通常情况。3 编至 5 编, 文献记载所无, 但却是某些简册实际上所需要的编数。增加编数, 旨在固定, 已有出土实物可资验证。

关于编联所用的绳, 相传汲冢《穆天子传》用素丝编, 襄阳楚冢《考工记》用青丝编。从近代出土竹简实物上留下的编联痕迹判断, 系用帛带和丝纶, 有的竹简还在编组之处刻有三角形小缺口, 使丝纶固定, 不易滑脱移动, 故编联的绳必须柔而细, 才便于来回伸卷, 因而联想到《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韦编三绝”的“韦”未必是牛皮绳, 建国 40 多年来出土 30 多批简牍, 也从来没有发现过“韦编”的痕迹, 韦、纬音同,“韦编”是否指竹简上的“横编”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简牍编联成册以后, 要收卷起来, 用最后一枚简作为轴, 从尾部往前反卷, 第一枚简的背面在外边, 加上篇题, 便成为一卷书的形式, 武威医简中还发现两枚空白简, 正面背面都未书文字, 这就是简策制度中所称的“贅简”, 亦即简册开头的第一第二简, 它很像现代书籍的扉页和封面。成卷的简册, 等到发明了纸, 转移成为卷 轴的纸本, 再发展为宋代各种形式的装本, 还或多或少保存着古代 简册形式遗留的痕迹。

古代发现竹木简牍, 见于史书记载的有过多次。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 得战国竹简, 见《汉书·艺文志》；汉宣帝时河内女子于老屋得古文书, 见《论衡·正说篇》；晋太康三年(282)汲郡人盗发魏王古墓, 发现简书数十车, 整理出古书 75 篇 16 种, 其中《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至今仍然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晋书·束晳传》对这次发现竹简的经过及简书种类曾有详细记述。此外, 南齐、北周和宋代崇宁、政和年间相传都或多或少发现过。但所有这些, 原物早已荡然无存。

近世以来, 自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新疆塔里木河出土晋代木简以后, 到 1949 年 50 年间, 发现竹木简并见于报导的共有 7 次。其中以 1914 年发现敦煌汉简、1930 年发现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影响最大。罗振玉《流沙坠简》,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 中国科学院《居延汉简甲编》,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分别对上述 3 批简牍作了著录、拓印、考释和研究。

甘肃省额济纳河流域，古代泛称“居延”或“弱水流沙”, 从汉武帝时代起, 就在这里建筑烽火台, 屯戍部队, 防御西边的羌族兼防北边的匈奴, 由于地处沙漠, 气候极其干燥, 地下文物易于保存。1930 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 曾在这个地区发掘西汉木简 1 万余枚, 获得大量关于烽燧制度、侯官组织、兵制、屯田制以及河西经济生活等的珍贵资料, 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发现《永元兵器簿》这一重要簿册。它由 77 枚木简组成, 内容是关于烽火台兵器现状的报表。这份簿册, 先用墨笔把一枚枚单简写好, 然后再用两道麻绳编连成册, 卷起存放。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关于简册制度的实物资料。抗日战争期间运去香港制版影印, 香港沦陷后, 书版全毁, 这批珍贵的简牍, 遂为美国掠去, 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解放后,1972—1976 年, 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居延汉代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 出土汉简 2万多枚, 绝大部分是术简, 竹简极少, 为我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初步整理出 70 多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簿册, 对研究汉代历史和文档制度, 具有重大意义。

建国 44 年来, 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江苏、江西、甘肃、新疆等地发现竹木简 30 批共计二万八、九千枚。其中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荆门等地出土的战国楚简、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简、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和医方简, 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简, 都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于 1975 年底出土秦简 1100 多枚, 大部分是秦的法律和文书。有秦法律 3 种、秦治狱案例和《南郡守腾文书》、《为吏之道》、《日书》等等, 还有一部类似历史年表的《大事记》。

我国古代法律, 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 以唐律为最早。隋代以前的律令, 只有后人辑录的一些零碎篇章, 著名的“秦律”又久已佚失无存, 这次睡虎地发现的 3 种秦法律竹简, 就更显得珍贵。秦治狱案例, 大部分是关于审讯、调查及法医检验的具体记录, 比 1247 年宋慈所著《洗冤集录》还要早 1500 多年。

《大事记》一卷, 分写在 53 支竹简上, 按年系事, 记载了自从秦昭王元年(前 30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将近100 年间的大事, 据考古工作者判断, 这批竹简是在秦始皇三十年陪葬埋入的, 司马迁在撰述《史记》时肯定没有看到过这份重要材料。因此可以用它来正《史记》、补《史记》, 解决这段史实中的矛盾和疑难问题, 填补上述这一段历史时期文献记载的缺略。

甘肃武威磨咀子 6 号汉墓 1959 年出土的竹木简, 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 分 3 个部分, 甲本是 7 篇《仪礼》, 木简；乙本是 1 篇 《服传》, 也是木简；丙本是竹简写的《丧服》经。今本《仪礼》是郑玄注、贾公彦疏的杂糅今文古文的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而武威甲本《仪礼》很可能是后苍、庆普传下的没有被郑玄打乱家法以前的今文礼, 武威丙本则代表未附传文以前更早的一个本子。这个西汉时代写本的发现, 为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校勘, 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第一手资料, 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这批简册, 墨色如新, 首尾俱全, 保存了原书的篇题、尾题、叶数和次第, 使我们可以看到近于原式的西汉 9 篇经牒, 对于复原汉代的简策制度提供了具体的例证。此外, 甲本《仪礼》有 6 篇分了章, 用圆点或圆圈作为章的记号, 这部有着西汉章句标识的经本, 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甲乙丙三本 9 篇, 共存 27400 余字, 较之熹平石经七经残存八千数百字, 多了将近2 万个字, 而且都是真正汉代通行的隶书, 它的文字结构和《说文解字》并不完全相同, 可以用它对照研究汉代其他器物上的隶书。同时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知道《说文》一书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古文字, 但它并不完全代表汉代真正通用的文字, 只有这些从汉墓出土的汉代简策, 才能使我们看到西汉经师认可的“今文”。

武威磨咀子 18 号汉墓出土的鸠杖上系有 10 枚木简, 上面载有汉成帝建始二年(前 31)的诏书，“七十受王杖者, 比六百石, 入宫廷不趋„„有敢征召侵辱者, 比大逆不道”, 这便是著名的“王杖”简, 据此可以考知汉代尊老赐杖的制度。

在武威《仪礼》简出土 13 年之后, 也就是 1972 年, 武威旱滩坡汉墓又出土了大批医药简牍, 计有 92 枚, 简文中列药物 100 种, 比较完整的医方 30 多个, 可以说基本上是二部古老的方书。解放前 《流沙坠简》中医方简不过五、六枚, 《居延汉简》中亦仅存治伤寒简 1 枚, 这次出土的比以前多了几十倍, 这不仅是考古界的重大发现, 在我国医学史的研究工作上, 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最早的医方书, 当推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但原书早经散佚, 传世的是后人整理的辑本。因此, 武威医简应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古代医方文献。简上的字体基本上是隶书, 有 12 枚简己作章草体, 考古工作者认为武威医简的书写时间, 当在光武或稍后的明、章帝时期, 距今约 1900 余年。

这批木简, 分上中下三编编联成册, 先编后写, 有首简, 有尾题, 似为一篇完整的简书。

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 1972 年 4 月出土竹简 4900 多枚, 多用隶书书写, 其中绝大部分是兵书, 如《孙子十三篇》、《六韬》、《尉缭子》等, 特别可贵的是发现了失传已 1700 余年的《孙膑兵法》, 此外, 还有《汉元光元年历谱》等佚书 , 及《管子》、《晏子》、《墨子》残简。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发现, 解决了这两部书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孙武和孙膑的事迹, 司马迁在《史记·孙武吴起列传》里记载得很清楚：孙武生于春秋末期, 孙膑生于战国, 两人先后相距百余年, 都各有兵法传世。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吴孙子》和《齐孙子》(即《孙膑兵法》)两部书。曹操注《孙子十三篇》未论及孙膑, 《隋书·经籍志》上孙膑亦未见著录, 可能孙膑的著作早已亡佚。后来有不少人提出疑议：有的认为《孙子兵法》出于后人伪托；也有怀疑孙武、孙膑原是一人；有的认为现存《孙子兵法》源出孙武, 完成于孙膑；甚至有人断定《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孙膑所作, 否定历史上孙武的存在；也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曹操删削补充重新编定的。真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这次《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同时出土, 实为考古界的惊人发现, 足以释千载之疑。同时也证明现存《孙子兵法》是孙武原著, 其中未曾杂入孙膑的作品。《孙膑兵法》残简经初步整理, 有 223 简,5985 字, 蕴含的史料十分丰富, 其中有的记载, 可以订正《史记》的谬误, 如“马陵之战”的结果, 《史记》里的《孙吴列传》、《魏世家》《田齐世家》都说是杀庞涓、虏太子申；《孙膑兵法》残简说“禽(擒)庞涓”, 并以此为篇题之名, 可见庞涓在“马陵战役”中是当了俘虏的, 这可与《战国策》“擒庞涓”的有关记载相印证。

《六韬》见于《汉书·艺文志》, 但自宋以来, 却有不少人怀疑它是伪书, 或说它“其辞俚鄙, 伪托何疑”(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或说它“大抵词意浅近, 不类古书”(《四库提要·子部·兵家类》)；《尉缭子》只见于《汉书·艺文志》, 清代谭献在《复堂日记》中说：“《尉缭子》世以为伪书, 文气不古, 非必出于晚周”，《书目答问》甚至说：“《六韬》伪而近古, 《尉缭子》尤谬, 不录”。现在汉人手写的《六韬》和《尉缭子》残简同时出土, 证明这两部书在西汉前期就已广为流传, 绝非后人伪作。

同时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较《流沙坠简》著录的汉元康三年(前 63)历谱早 70 余年, 是现在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 它所载的朔晦干支以及其他内容, 可以帮助我们校正《资治通鉴目录》、《历代长术辑要》、《二十二史朔闰表》等的差误。

竹术简作为记载文献的材料, 比起甲骨、金石来具有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 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 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可是一枚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 而保存、移动、阅读都很不方便。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 秦始皇“衡石量书”，每天批阅的文件用衡器称取 120 斤, 《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初入长安时, 给汉武帝上奏：“凡用三千奏, 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 仅然能胜之二。可见是非常笨重的。与竹简同时的还有縑帛, 所谓“著于竹帛”, 就是指竹简和帛书而言,近半个世纪以来, 战国和西汉的帛书, 都有原物出土, 是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 但縑帛价值比较贵, 不是一般人都可以使用的, 西汉时期发明了纸, 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竹帛”逐渐为纸所代替, 竹简作为记载文献的主要材料, 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 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4．縑帛

殷周以来, 用甲骨、金石作为记录文献的材料, 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甲骨不易多得, 金石笨重费工, 于是渐渐改用简牍和縑帛。先秦文献中常有“竹帛”并提出的记载,I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帛书、帛画的同时, 还出土了 600 多枚竹简, 这说明在纸张发明以前, 多是简帛同用。可是简牍体积大, 容字少, 一篇文章, 要用很多简牍, 使用起来, 仍然感到繁重。縑帛轻薄柔软平滑, 易于运笔及舒卷, 既可写字, 又可作画绘图, 还可以根据文字长短截断, 比简策方便得多, 确是一种很好的书写材料。

战国秦汉时期, 帛书的使用已相当普遍, 不过, 縑帛是丝织品,价格较高, 所以当时的作者, 往往把文字的初稿, 写在光滑的白绢或版牍上, 改定以后, 才写上縑帛。应劭（音邵）《风俗通义》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 皆先书竹, 改易刊定, ‘可缮写‘者以上素也。”(《太平御览》卷六百零六引)西汉末年, 扬雄调查各地方言, 也是把调查来的材料先记录在“油素”(光滑的白绢)上, 便于涂抹改动, 修改妥当后, 再写上縑帛的（见《古文苑》十, 旧题汉扬雄《答刘散书》〉。

由于帛书不如竹简普遍, 埋藏在地下又容易腐朽, 所以近现代考古工作中出土的竹简比较多, 发现的帛书则比较少, 我们对帛书的知识比较缺乏。1942 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帛书早已流散国外,1973 年马王堆汉基出土的大批西汉帛书, 才丰富了我们对縑帛的认识, 拓开了我们的眼界。

战国楚帛书 , 过去又称作“晚周缯书”(按：缯, 丝织物的总称, 古谓之帛, 汉谓之缯)。1942 年 9 月出土于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的纸源冲。在原墓葬中用竹笥贮藏, 折叠端正, 中央折纹处稍有损坏,书系丝质, 帛丝的经纬并不匀称, 有粗有细, 因入土年久, 已呈深褐色, 原件纵长 15 吋, 横长 18吋, 毛笔墨书, 连同边上的文字总共 900 余字, 字若蝇头小楷。笔画匀整。帛书四周, 用朱、绛、青几色颜料, 绘出各种奇特的神怪凶像。

楚帛书中有关天体意识的部分, 颇值得注意研究。在我国现存古书中, 虽有不少关于天文星象、四时月令的记载, 但这些书本文献, 无疑是经过后人无数次的整理、补充和修正以后的间接传世本, 而这份楚帛书则是战国楚人直接的手写本, 因此是值得珍视的第一手材料。可惜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 只有几种不同的摹写本和照片摹本, 原件早已在解放前的 1946 年为美国柯克思掠夺而去, 讳莫如深地密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

縑帛除了用来记载文字以外, 还可用以绘画。楚帛书出土稍后几年, 长沙陈家大山又出土了一幅“晚周帛画”, 画着一个两手作合掌状的细腰女人, 还有凤、夔等动物图像。绘制的技巧比较古拙。1973 年 5 月, 湖南省博物馆又对上述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原出土墓葬, 重新进行科学的发掘和清理, 从这次发掘出土的文物中, 又获得了一件稀有的艺术珍品“人物御龙帛画”, 画为长方形, 整个画幅因年久而呈棕色。画的正中为一有胡须的修长男子, 神情潇洒自若, 高冠长袍, 腰间佩着长剑, 侧身直立, 手执缰绳, 驾驭着一条巨龙, 龙头高昂, 龙尾翘起, 龙身平伏, 略呈一舟形。这幅帛画的内容, 当为乘龙升天的形象, 反映了战国时盛行的神仙思想。楚国是当时巫风特别盛行的地方,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说：“昔楚国南郢之邑, 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祀”。40 多年前出土的长沙战国楚帛书, 其后长沙陈家大山发现的晚周帛画和这幅人物御龙帛画, 为古代的文献记载, 提供了可信的物证。

人物御龙帛画, 技巧已相当成熟, 用笔是单线勾勒, 线条云流风动, 毫不板滞, 人物写实, 能表现一定的神情, 它标志着战国时期绘画艺术的杰出水平。除了它本身的文献价值以外, 也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珍贵资料。

马王堆 3 号汉墓, 是轪侯利苍的儿子的墓,1973 年 12 月从这个墓葬里出土了 20 多种 12 万多字的帛书, 是我国考古学界空前的惊人发现, 其中有不少失传一两千年的古籍。包括《老子》甲本、《老子》乙本, 以及《老子》甲本卷后无篇名的 4 篇佚书, 《老子》乙本卷前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 4 种文献, 历来都没有传本；还有《周易》、《易说》以及类似《战国策》、相马经、医经方、天文星占等古籍, 另外还有用帛绘制的导引图、地图、驻军图、街坊图、帛画等等。根据同时出土的纪年木牍, 断定该墓下葬的年代是汉文帝十二年(前 168), 说明这批帛书在地下已经沉睡了 2150 多年了。马王堆帛书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以及天文、地理、军事、医学等各个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重要资料。帛书中的佚书, 大部分没有标明篇题, 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考订研究, 从史料的角度看, 有的古籍,不仅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佚书, 甚至东汉时期的班固、郑玄等也未必见到过。

这些帛书, 所用的都是生丝, 以平纹织成, 条纹很细密、均匀,可以看出当时丝织的技术已经很高, 这种帛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绢。帛书中有一种是写在通高 48 厘米的宽幅帛上, 折叠成长方形，放在漆盒的格子里, 另一种通高 24 厘米, 卷在长条形木片上, 粘连破损比较严重。帛书大部分用朱丝栏墨书, 也有一部分未划行格, 字体既有小篆, 也有隶书, 其中简体字、同音假借字非常普遍。据考古工作者研究, 这批帛书的书写年代, 约在从汉高祖初年到汉文帝初年这一段时间之内。

帛书中的《老子》、《周易》等书。和今本颇有出入的地方, 可以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 其中《老子》甲本, 字近篆体, 不避汉高祖刘邦讳, 推算抄写年代最迟在汉高祖时期, 约公元前 206 年到公元前195 年之间；《老子》乙本字为隶体, 书中避刘邦讳, 将“邦”字改为“国”字, 而不避惠帝刘盈讳, 抄写年代可能在惠帝或吕后时期, 约公元前 194 年到公元前 180 年左右。

两种《老子》写本大体相同, 但与今本对照, 章次有些与今本不同。文字亦有不少出入, 上下篇次序与传世的通行本相反, 即《德经》在前, 《道经》在后, 而与《韩非子·解老》和《喻老》两篇所引《老子》本文次序一致，或者西汉通行的古本就是如此。

帛书《周易》原无篇题, 包括“系辞”在内, 约 5200 字, 卦辞和爻辞虽与今本基本相同, 但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完全不一样。今本分上下经, 上经三十卦, 下经三十四卦, 帛书则不分上下经, 保存了比较简单的原始形式。

帛书《战国策》共二十七章,11000 多字。其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 但文字颇有异同。另外十六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 未必见过此本。以帛书和今本《战国策》对照, 可以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今本《燕策·二》“燕说齐”章, 与帛书文字出入较大。又《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章, 帛书作“赵太后亲用事”；“左师触詟（音哲）愿见太后”, 帛书作“触龙言愿见太后”。另外, 帛书本《战国策》还保存了苏秦的一些书信和谈话内容, 可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错误记载。这些都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天文星占方面的佚书一种, 约 6000 字, 无篇题。内容主要是木、金、水、火、土五星占及五星行度。书中根据实际观测, 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前 246)到汉文帝三年(前 177)70 年间五星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 并推算出了它们的公转周期。这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在五星行度表和另一种佚书的干支表中, 都出现第一次农民起义军的“张楚”年号, 值得珍视。

出土的帛地图, 上面标有山脉、河流、城镇、道路, 并且写出地名、位置、距离、方位等等, 反映了西汉初期我国地图绘制方面的成就。

“著于竹帛谓之书”, 简册和帛书在汉代是书籍的主要形式, 就是在纸张发明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縑帛仍然在继续使用。东汉韦诞奏称蔡邕“能兼高、斯之法, 非纨素不妄下笔”(《北堂书抄》卷一百零四引《三辅决录》)。这是以书写伯书提高自己的身份。縑帛价格昂贵, 一般人无法随便购买, 所以崔瑗（音缓）给葛元甫的信上就说：“今遗送《许子》十卷 , 贫不及素, 但以纸耳”(引文出处同上)。三国时, 曹丕把创作的《典论》和诗赋, 用白绢写一份送给孙权, 同时用纸另抄一份, 送给张昭(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可见在距离纸的发明已有三四百年以后的东汉三国时期, 帛书仍在流行, 而纸张也就渐渐成为常用的书写材料了。隋、唐以后, 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 一般人便不再使用帛书。

5．纸

纸的发明, 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纸”字的本义, 是指漂洗蚕茧时附着于筐上的絮渣。在先秦文献里, 早就有过关于“絮纸”的记载。这种以丝织纤维交结成的薄絮片, 和以后的植物纤维纸还有着较大的区别, 但我国的造纸术, 无疑是从这种薄絮片发展而来的。《庄子·逍遥游》：

宋人有善为不龟(同‚皲‛，音军，冻裂)手之药者, 世世以洴澼絖为事。洴, 浮的意思，澼是漂洗，絖即绵絮。洴（音娉）澼（音批）絖（音旷）就是在水上漂洗绵絮。漂絮时, 有些细纤维素荡存于筐上, 晒干后成为比较平滑的薄片, 即所谓“絮纸”, 也就是丝质纤维纸。

“纸”本指絮渣, 后来以丝为原料的縑帛, 有时也称为纸。“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 其用縑帛者谓之纸。”(《后汉书·蔡伦传》)此外, 又据《汉书·外戚传下》记载解光奏：“(籍)武发筐, 中有裹药二枚, 赫蹏书。”孟康注：“染纸素令赤而书之, 若今黄纸也。”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赫蹏, 薄小纸也。”这里的“赫蹏”, 读作“鬩（音隙，争讼）蹄”, 指的当是縑帛, 也可能是丝质纤维纸。《后汉书·贾逵传》记载东汉建初元年(76)章帝诏贾逵入讲北宫白虎观,“令逵自选《公羊》, 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 , 教以《左氏》, 与简纸(竹简和纸)、经传各一通。”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中记载东汉永元十四年(102)立邓皇后, 邓即位后“悉令禁绝”“万国贡献”之“珍丽之物”,“岁时但供纸墨而已”。这些记载, 都在蔡伦造纸成功之前, 所称“简、纸”、“纸墨”中之“纸”指的亦当为丝质纤维纸。

早期的纸, 除上述的丝质纤维纸以外, 还有一种麻质纤维纸, 也就是植物纤维纸的早期形态,近50 年来发现的麻质去维纸，至少有下列数次：

1933 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故址中发掘出一片古纸, 白色, 约 4 × 10 厘米, 其形状为方块薄片, 四周不完整, 质地很粗糙, 纸面露有麻筋。当时根据一同出土的黄龙元年(前 49)木简 , 推断为汉宣帝(前 73 一前 49)时的遗物。这一发现, 关系到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时间问题, 可惜发现后不久, 这片古纸就被毁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中日战争的炮火, 无法再作深入的研究。

1957 年 5 月西安市郊灞桥古墓发掘出来的古纸, 黄色, 长宽差不多 10 厘米, 出土时已裂成一些碎片, 经取样化验, 认为主要为大麻纤维所造 , 间亦混有少量苎麻。关于灞桥墓葬的时代 , 有人认为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 , 有人认为是战国时墓。墓内有铜剑、铜镜、铜洗、弩机、彩绘陶钫、陶俑、陶罐、铁钉、半两钱等物。陈直说：“此墓因非经科学的发掘, 镜、剑确为战国时制, 然汉人尚保存可用。镜底一束粗厚黄纸, 类于今日俗称的草纸, 加以纸片残碎太甚, 相对年代的问题现估定为西汉时期, 尚不能邃下结论。”(《古代文具用品概述》, 载《历史教育》 1963 年 3 期)灞桥纸的年代, 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1972—1974 年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代遗址中又发现两种麻纸。其中一种色白, 质薄而匀, 细密坚韧, 一面平整, 一面稍毛糙, 含有大麻纤维。同一处出土的简牍最晚年代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前 52)；另一种麻纸呈暗黄色, 似粗草纸, 含麻筋、线头和碎麻布块, 质地稀松, 出土地层属西汉平帝(1-5)以前。

1978 年 12 月陕西扶风县一处西汉窑藏中出土3片可能是汉宣帝时的麻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中，出土了画有地图的纸，该纸年代被推定为西汉初期。早期的丝质纤维纸还是麻质纤维纸, 同东汉蔡伦总结前人经验采用多种原料制造成功的植物纤维纸都有所不同。

迄今为止, 最早采用多种植物纤维为原料制造、专供书写用的纸张, 应是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造成功的“蔡侯纸”（安帝114年封龙亭侯）。

《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 其用縑帛者谓之为‘纸 ', 縑贵而简重, 并不便于人。蔡伦乃造意用树肤, 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 帝(和帝)善其能, 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小注又引用今本《东观汉记》(卷二十)云：蔡伦“典作尚方, 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帝善其能, 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 '。”两者文字几乎全同, 都有“造意”两字, 造意就是出主意 , 就是发明创造, 意思已很明白, 这是蔡伦发明造纸的有力证据。按《东观汉记》是一部经历一百多年时间集体创作而成的史书, 据《四库全书总目》考证, 其中郭愿、郑众、蔡伦等传, 出于崔寔（音是）、曹寿、延笃诸人之手, 延笃诸人时代上距蔡伦不远, 所记自更可信, 因而当代学者颇疑《后汉书》关于蔡伦造纸的这段记载, 就是据《东观汉记》载入的(参看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卷一）

晋张华(232-300)《博物志》云：“蔡伦始捣故鱼网造纸”, 董巴《舆服志》云：“东京有蔡侯纸, 即伦也。用故麻, 名麻纸, 木皮名殳纸, 用故鱼网, 名网纸也”(《太平御览》卷六百零五)。张华、董巴都是 3 世纪人, 远在范烨之前。又宋盛弘之《荆州记》亦云：“伦始以鱼网造纸, 县人今犹多能造纸, 盖伦之遗业也。”(《初学记》卷二十一)盛弘之与范氏差不多同时代, 可见《后汉书》的记载, 并非孤证, 而是确有所据, 是可信的。根据上述诸书记载, 蔡伦在造纸技术方面的确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他突破了以前人们单用丝、麻为原料的方法, 总结和提供了用树皮、麻头、敝布、鱼网等新的造纸原料,改造和推广了新的造纸技术, 将多种原料, 经过剥皮、沤烂、蒸煮、舂捣、漂白等多道工序, 加工制作, 为我国后来的造纸工艺, 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虽然自蔡伦以后, 纸已用来写字著书, 但汉代用纸写书的文献记载和出土的文物, 都甚罕见, 现存古纸亦只有寥寥数种, 这些事实, 说明纸作为新兴的书写材料刚刚问世, 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注意和应用, 一是当时生产力仍然低下, 无法普及；二是长期使用竹帛, 传统习惯, 一下难于全部改变过来, 从东汉至魏、晋, 一直是縑帛、竹术简、纸三者并用, 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的观念仍然强烈, 直至东晋元兴三年(404), 桓玄废晋安帝, 自立为皇帝, 下令说：“古无纸, 故用简, 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 皆以黄纸代之。”（《初学记》卷二十一引“桓公伪事”)确立了纸作为惟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 从而结束了竹简时代。近当代出土文物, 也证明晋夜以后，不再有简牍文书, 而多为纸写的资料了。

“縑贵而简重, 并不便于人”, 纸是一种价廉易得的书写材料,是文献的重要载体, 纸的发明, 无疑是书写材料史上的创举, 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中国发明的造纸方法, 经过六七百年以后, 流传到中亚, 后来又传播到欧洲, 为世界文化的发展, 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6．胶片与磁带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贮存、交流知识信息的技术不断更新, 胶片和磁带渐渐在某些领域代替纸张, 成为新一代的文献载体,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继造纸术、印刷术发明以后又一次划时代的大变革, 虽然这一变革刚刚开始。目前我国的文献载体在总体上仍然以纸张为主, 但可以预见, 一旦计算机技术和各种视听技术设备进一步完善和普及以后, 胶片和磁带这新一代载体, 必然会均取代纸张, 成为传播科学文化技术的主要材料。

1）胶片

凡见光能发生变化, 经曝光和一定的化学、物理等加工处理后能得到固定影像的材料, 称为感光材料。根据感光性能、规格和用途的不同, 又分为许多类型和品种。胶片是感光材料的总称, 胶片的构造主要有片基和感光层两个部分。印刷业使用的主要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黑白感光片用于复制照相、制取拷贝、电传或照排机的文字图版等。彩色感光片又可分为正片、负片和反转片 3 种。反转片可在复印照相中用作原稿的彩色正片和彩色校正蒙片等。利用感光资料为载体, 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 对文献进行印刷、复制、摄像、传递, 比起以纸为载体采用雕版印刷、铅字印刷要快速得多、方便得多、准确得多。工作效率的提高, 更非传统的印刷方式所能比拟。

2）磁带

凡涂有磁性材料的带子, 称为磁带。通常在塑料材料的薄带上, 涂敷一层粉状磁性材料制成。在磁性录音、磁性录像或数字记录中, 磁带可用以记录声音、图像、数据或其他电信号, 免去文字印刷和书写, 是一种记录和贮存文献的最新的载体。

采用胶片或磁带作为载体, 利用音响、图像等方式记录知识的材料, 称为视听资料。一般又分 3 种类型 :(1)视觉资料, 也称无声录像资料, 包括图片、摄影胶卷、幻灯片、无声录像带、无声机读件等。(2)听觉资料, 也称录音资料, 包括唱片、录音带等。(3)声像资料, 也称视听资料, 包括电影片、电视片、录音录像片、声像光盘等。视听资料既能使文字记载的文献再现, 又能发挥其动态的特殊效果，又可以运用放大、缩小、加速、减慢、剪辑、合成等手法, 其作用非一般印刷型出版物所能比拟。在表现功能方面, 它又具有以声传情、形象逼真、声情并茂的特色, 并且还能够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加以迅速传播, 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 , 欧美一些国家已开始出现声像记录形式的出版物及其出版社。我国引进国外视听资料虽然也比较早, 但直到 80 年代才开始有本国的声像记录形式的出版物并建立有专门的出版社。

目前文献阅读视听的几种类型

由于文献载体的多种并存和不断更新 , 现在我国的文献资料在阅读和视听方面 , 约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原始型文献

包括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献, 铸造 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文献, 雕刻在碑版上的石经和石刻文献 , 书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简牍文献, 以及书写在縑帛上的帛书文献等等。

2)刻写型文献

这是以纸为载体的我国古代的非印刷型文献和今天的没有付印的手稿, 也就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前的古写本和印刷发明之后的写本、抄本、稿本、文稿等。如日记、书信、笔记、契约、文章、会议记录、电话记录等。这类文献对研究工作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有的可能还具有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3)印刷型文献

这是以纸为主要载体, 采用雕版刻印、活字排印、石印、铅印、影印等方法产生的文献, 是传统文献的基本形式, 也是现代文献的主要形式。例如复印的古籍、当代的图书、期刊、报纸、图册等, 这类文献的优点是便于交流传递, 缺点是体积大, 较笨重, 收藏管理都比较麻烦。

4)缩微型文献一种新型文献。

是以感光材料为载体 , 利用 缩微照相技术摄制产生的文献。如缩微胶卷、缩微卡片等。激光技术和全息照相技术发明和应用以后, 又出现了超缩微胶片。缩微文献的优点是体积小, 贮存密度高, 节省贮藏空间。缺点是必须借助缩微阅读机才能阅读。5)机读型文献

一种新型文献。也就是计算机可读型文献，是以磁性材料磁带、磁盘等为载体, 通过编码和程序设计, 把信息变成计算机可识别的机器语言, 输入计算机。须要阅读时, 再由计算机将贮存的信息输出。计算机能贮存大量信息, 并能高速度地通过多种途径检索, 虽然它必须具有一系列的配套设备, 还需要有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专门人员操作, 但机读型文献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文献类型。

6)声像型文献

一种新型文献。也称直感资料或视听资料。是以磁性材料或感光材料为载体, 借助一定设备直接记录下声音或图像信息, 诸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电影片、幻灯片等, 它脱离了或基本脱离了文字形式, 只是利用视觉、昕觉直接接受文献信息, 它可以帮助人们观察某些特殊现象, 尤其在传播文化艺术方面所起作用更大, 但对于常规的书本学习, 目前还不可能作为经常性的使用手段代替印刷型的纸本文献。

第二节 文献的著作类型

我国古典文献的内容的体裁, 过去大体分为：著作、编述、抄篡三大类。凡是前无所承, 而是个人的创造, 这才叫做“作”, 也称为“著”或“著作”；凡是前有凭藉, 个人只是据以提炼制作, 编次整理的, 称为“述”, 也称“编述”；凡是集合纷杂的文献资料, 加以分类排比编集的, 称为“纂”, 也称“论篡”或“抄篡”。三者虽同为书籍, 但它们的体裁形式和价值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清代学者焦循《雕菰（音孤）集》 卷七《述难篇》说：

人未知而己先知, 人未觉而己先觉, 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 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 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 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 有明之者, 用以教人, 而作者之意复明, 是之谓“述”。

这里他提出“以先知先觉教人”, 可知所谓“作”, 重在创造, 指的是有创造性的著作。他提出的“自我而损益之”, 可知所谓“述”, 重在整理, 指的是经过剪裁、提炼、改编的书本。《礼记·乐记篇》 说：“作者之谓圣, 述者之谓明。”这句话的含义很广泛, 若用来衡量写书的工作, 也正说明“作”和“述”是有区别的, 是不可混淆的。

在中国文化史上, 相传孔子曾经删《诗》、《书》, 订《礼》、《乐》, 赞 《周易》，修《春秋》, 整理过六经, 但他自己始终声称“述而不作”。司马迁作《史记》, 在当时他自己也认定是做了“编述”的工作,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余所谓‚述‛故事, 整齐其世传, 非所谓‚作‛也。

东汉大思想家王充写作《论衡》, 有人颂扬他的书可以算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他自己却表示不敢以“作者”、“述者”自居, 他慎重其事地在《论衡·对作篇》里解释说：

非作也, 亦非述也, 论也。论者, 述之次也。《五经》之兴, 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 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 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 桓、邹之二论也, 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 前始未有, 若仓颉作书, 奚仲作车, 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 前是未有八卦, 伏羲造之, 故曰作也。

王充把古来所有书籍的内容体裁分为“作”、“述”、“论”三类, 第一是“作”, 第二是“述”, 第三是“论”。“论者述之次也”。他认为《五经》和八卦, 前所未有, 可以算得上“作”。《史记》、《新序》、《汉书》可称为“述”。《新论》、《检论》和《论衡》都可称为“论”。张舜徽先生在所著《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和《中国文献学》中都曾谈到这个问题, 在《中国文献学》第二编《著作、编述、抄篡三者的区别》一章中, 说得更为详尽, 他说：

综合我国古代文献, 从其内容的来源方面进行分析, 不外三大类：第一是‚著作‛, 将一切从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 提高到理性认识以后, 抽出最基本最精要的结论, 而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 这才是‚著作‛。第二是‚编述‛, 将过去已有的书籍, 重新用新的体例, 加以改造、组织的工夫, 编为适应于客观需要的本子, 这叫做‚编述‛。第三是‚抄纂‛, 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 加以排比、撮（音最）录, 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 这成为‚抄篡‛。三者虽同是书籍, 但从内容实质来看, 却有高下浅深的不同。

分别古代文献典籍形式和内容方面的体裁, 是学习文献学的重要环节之一。这样, 一可以了解古人写作的特点, 二可以避免用今人写作的规格去衡量古人。但是, 时代发展到今天, 我们对于如何评价古人的作品, 应该有自己的衡量准则。

如果所谓“著作”, 是指有创造有发明的论著：所谓“编述”是指改编的概述性的作品；所谓“抄纂”, 是指抄录、编排的资料性书籍, 三者之间, 在学术水平上的深浅高低是拉开了距离的。用这些档次作为评价古代文献典籍的标准, 未为不可。但是在对待具体作品的评价上, 我们还应该有自己的看法。

就上文所引的例子说，六经是儒家的传统经典, 过去把它褒扬为有创造性的“著作”, 那是出于尊经。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 怎样评价, 应该有另外的出发点。再说司马迁作《史记》, 采取六经、《世本》、《国语》、《国策》、《楚汉春秋》等典籍, 以及当时的文献档案和他亲自调查采访的文献资料, 根据他自己的观点, 剪裁熔铸, 删繁就简, 补阙订讹, 使之整齐划一, 并用汉代的语言文字, 彻底改写, 译古为今, 写成新书, 事实上已经由旧质变为新质, 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 成为一部“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有创见的史学名著, 而不是一般的“编述”作品了。至于他自己所说“非所谓作”只是他的撝谦。

玉充作《论衡》, 他自述写作的目的：“是故《论衡》之造也 , 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 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 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 立真伪之平, 非苟调文饰辞, 为奇伟之观也。”(《对作篇》)《论衡》内容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深入地批判了当时的谶纬神学和宗教唯心主义思想, 像这样具有创造性、战斗性的论著, 又怎样能用“抄篡”的标准, 把它贬低为资料性的书呢 ? 至于王充把自己所写的《论衡》归为第三类的“论”, 也只能解释为伟大人物的谦逊之词, 不肯轻易拿一“作”字许人, 也不轻以自许。但事物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不能为作者的谦词所圈, 作出有失公允的附和。章学诚说：“天下之言, 各有攸当, 经传之言, 亦若是而已矣。读古人之书, 不能会通其旨, 而徒执其疑似之说, 以争胜于一隅, 则一隅之说, 不可胜用也。”(《文史通义·答客问中》)可谓知言。

这里还想提出一谈的是关于抄篡之书的评价问题。章学诚说“天下有比次之书, 有独断之学, 有考索之功, 三者各有所主, 而不能相通”。

比次者, 整齐其故事。独断者, 别出其心裁。考索者, 钩稽其疑难, 三者各有侧重, 但章学诚却特别强调了这种具有资料书性质的“比次之书”的作用, 他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指出 : 若夫比次之书, 则掌故令史之孔目, 簿书记注之成格, 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 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 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 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 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柏, 嘉禾之不离乎粪土, 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 不可轻议也。

接着他还作了解释说，把“比次之书”拟之糟柏与粪土,“斯非贬词也, 有璞而后施雕, 有质而后运斤”(《答客问下》)。他的意思是图书资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抄篡”之类, 若能给研究者、作家提供正确的有实用的材料, 他们就能“化臭腐而出神奇”。这样说来, 文献典籍学术水平的深浅高低, 还要结合实际使用价值, 才能作出最后的实事求是的评定。

第三节 文献的内容体裁

文献形式方面的体裁, 至少可分为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方志等十多类。

1．文书

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文主图籍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1）侯马盟书

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 497 一前 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1965 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 盟誓也, 盟者书其辞于策, 杀牲取血, 坎其牲, 加书于上而埋之, 谓之载书。”当时诸侯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活动, 盟书皆有数本, 一本埋在盟所或沉于河, 以取信鬼神, 与盟者各持一本归, 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出土的侯马盟书计 5000 余件, 字迹比较清楚的有 656 件 , 每件最少 10 余字, 最多达 200 余字, 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 字迹一般为朱红色, 少数为黑色, 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的发现, 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

2）吐鲁番文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出土的东晋到元代(公元 4-14 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纸质写本文书。主要是汉文, 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鹘、吐番文等。19 世纪末, 在敦煌文书被劫掠的同时, 吐鲁番文书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等国人的掠夺。至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国外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吐鲁番文书的考释材料, 颇引人深思和注视。20 世纪中叶, 我国考古学者黄文弼两度赴该地考察发掘的研究成果, 至 1954 年始发表于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吐鲁番考古记》中；自 1959 年起, 我国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墓葬区进行十余次大规模发掘和清理, 写成的发掘报告和文书简介, 在 70 年代后期分别以普及本和图版本陆续出版, 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可分为以下 4 大类：

(1)公府文书 有朝廷诏敕、律文、籍帐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

(2)私人文书 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类疏, 以及契券、遗嘱、辞、启、信牍等；

(3)古籍 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

（4)佛教经论、道教符籙、醮辞经文以及其他宗教的文书和典籍。吐鲁番文书早于敦煌文书, 其中以唐代公私文书数量最多, 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的原始文献资料。

3）敦煌文书 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出 5 —11 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1900 年道士王圆篆发现于莫高窟 17 窟藏经洞。1944、1965 年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 4 万件, 其中汉文写本在 3 万 件以上, 另有少量刻印本。遗书多为卷轴式, 写本题款有记年者近千件, 年代最早者为西涼建初元年(405), 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敦煌汉文写本中佛典占 95%, 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发愿文、忏悔文等；非佛典文献占 5%, 包括经、史、子、集四部 , 其中曾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佚书。敦煌文献中最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贴、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 都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4）徽州文书

明代安徽徽州地区的文书, 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约等。明代徽商势力雄厚, 徽州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 文书契约存留至今的比较多。现在安徽、北京、南京、天津一些图书馆和科研单位多有收藏。其中官府文书有官府颁发的文告、编发的户帖、清册供单、鱼鳞图册、催征税粮条鞭长单、审图小票、审定户由、归户册等；私人文书契约多属程、汪、胡、王等大户的文件, 如收租底、分家合同等等。这些文书对于研究明代徽州地区的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关系、租佃制度、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状况 , 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2．档案

具有查考、使用价值, 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各种文件材料, 称为档案。古代档案, 先后以甲骨、简牍、金石、縑帛为载体, 造纸术发明以后, 档案又以纸作为书写材料。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现代一些具有保存和查考价值的照片、影片、录音带也可存作档案。我国档案起源很早, 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 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 46 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 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 史学家把这些铭文看作“《周书》之逸篇”(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 也正因为它具有档案性质。1975 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一千多枚秦简, 其中大部分是秦代律法的原文和解释, 是一批非常珍贵的法律档案。上述这些都是现存古代档案的实物。

我国现存的档案实物, 除上述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以外, 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 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 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包括明清两朝中央机关和少数地方机关、少数个人的档案, 共计 74 个卷宗。其中明朝档案很少, 只有三千多件, 主要是天启、崇祯时期的兵部档案, 也有少数其他各朝档案。清朝档案在所藏明清档案中占绝大多数, 从时间上看包括入关前天命前九年(1607)至宣统三年(1911)以及溥仪退位后于 1912 至 1940 年形成的档案, 从所属卷宗看, 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 有管理皇族和宫廷事务机关的档案, 有军事机构的档案, 有地方机关的档案, 也有个人卷宗的档案。从档案的种类和名称来看, 上行文书、下行文书、平行文书、特定用途的文书均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咨、移、札、片、禀、呈、照、单、函、电、图、册等不下百种之多。从文字上看, 绝大部分是汉文档案, 一小部分是满文或满汉合璧档案, 也有少量的外文档案和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 1925 年起, 编辑出版的各种档案史料汇编、目录、图集、论述文集等共有 50 余种 ,370 余册, 其中如《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清代文字狱档》《筹 办夷务始末》等 , 为当时的史学研究, 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 , 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新中国建立至 1985 年的 35 年中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先后编辑出版的史料有 21 种,74 册, 约 2472 万字。其中《中法战争》、《辛亥革命》、《义和团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 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档案史料集。

档案在历史研究中有重要作用。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 中自然产生的, 是原始的文字记录, 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 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的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 图书是作者为了传播知识专门写给人看的, 档案是作为人们交流的工具客观地产生而不是专门编写的。由于档案具有这种原始性和客观性, 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举例来说 : 研究明清史, 一般都根据《明史》《清史稿》以及官修的会典、方略等史籍, 其实这些史籍都是根据档案编写的, 与档案比较, 这些史籍又都属于第二手材料了。再如《清史稿》一书, 虽然经过了长达 14 年的编篡, 使用过清代国史馆历年收集的大量史料, 可是却没有使用清宫秘藏的“大内档案”, 因而《清史稿》在史实的论述和材料的引用方面, 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说误和缺漏, 成为憾事。

对于档案 典籍的重视和利用, 是我国自古相传良好的历史传统, 孔子整理六经, 司马迁编纂《史记》,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 章学诚编写地方志, 都重视搜求并使用过大量档案材料, 取得卓越的成果, 是据档修史、以档证史以及体现史档结合的突出的成功的范例。

3．总集

汇集多人的单篇诗文为一书, 称为总集, 与别集相对而言。我国古代文献典籍采用“四部分类法”, 其第四大类称为集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 楚辞最古, 别集次之, 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它把个人的诗文集称作“别集”, 把许多人作品的合集或选本, 称作“总集”, 它在《别集类小序》中说，别集的产生, 始于东汉, 盛于齐梁；同时在《总集类小序》中对于总集的产生, 说了这么一段话：“《三百篇》既列为经, 王逸所裒（音剖）, 又仅《楚辞》一家, 故体例所成, 以挚虞《流别》为始”。这说明总目编定者纪昀（音运）也认为《诗》、《骚》应为先秦时代的总集, 确已无疑, 那么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 并不迟于别集, 当然定型和完善是后来的事。《晋书·挚虞传》说挚虞“撰古文章, 类聚区分为三十卷, 名曰《流别集》, 各为之论, 辞理惬当, 为世所重”。后人把《流别集》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 集中摘出, 成为专论, 即《文章流别论》, 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等 11 种, 原文己佚, 尚有若干片段, 散见于唐宋类书中。据《隋书·经籍志》记载, 自晋代以迄陈、隋, 总集共有 249 部 5224 卷。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集》、刘义庆的 《集林》, 是其中比较著名的, 因为都已亡佚, 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 , 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总集一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包罗一个时代的全集, 如《全辽文》, 一类是经过精选的选本, 如《古文观止》。总集的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说它“一则网罗放佚, 使零章残什, 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 , 使莠稗（音败）咸除, 菁华毕出, 是因文章之衡鉴, 著作之渊薮矣”。就是说，总集既可把散佚的、零星的作品, 集中起来, 又可做一些鉴别删选的工作, 去其芜杂, 取其精华, 使它成为一个文章的总汇。这些大型的总集和重要选本, 对于古籍研究, 有很大的参考和使用价值。在历代编写的总集中, 《古文苑》、《玉台新咏》、《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中州集》、《河汾诸老诗集》以及《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等, 都是公认的著名的诗文总集。

总集是古典目录学的名称, 当代一般多用“专集”这个体裁名称来指称这类汇集多人单篇文章的集子。从实际内容来看, 现在编的一些专集, 应该都是总集。这些专集, 有把不同作者专门就某一题目写的单篇文章汇编而成的, 也有专把同一作者在不同时间里围绕同一题目写的单篇文章汇编而成的。在通常情况下, 这类专集都有一个直接表示书籍内容的醒目的书名, 如果是围绕某一时期内研究或议论热点收集文章汇编而成的专集, 往往具有时效性, 这一点可说是它与旧时的总集不同的地方。

4．别集

汇集一人的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 称为别集, 与“总集”相对而言。多数别集以文艺性作品、诗文书牍等为其主要部分, 但有的别集也包括论说、奏议、序跋、书信、语录、传记等著作, 内容相当广泛。如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苏轼的《东坡七集》、归有光的《归震川大全集》、吴伟业的《梅村家藏稿》等, 都是别集。《四库全书总目》说：“集始于东汉, 苟况诸集, 后人追题也, 其自制名者, 则始于张融《玉海集》, 其区分部帙（音秩）, 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 , 谢朓（音跳）有集、有逸集, 与王筠之一官一集, 沈约之正集百卷, 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 其体例均始于齐梁, 盖集之盛, 自是始也。唐宋以后, 名目益繁。”(《别集类小序》)由魏晋到齐梁, 是我国文学形式发展并走向定型、成熟的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标志着文学已经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纪昀（音运）说别集始于东汉、盛于齐梁, 基本上是对的, 其实他还是沿用了《隋志》“别集之名, 盖东京之所创”的说法, 他们大概都因为《汉志》 有“诗赋略”而无文集, 所以作了这样的推论；余嘉锡先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说：“周、秦、西汉之人, 学问既由专门传受, 故其生平各有主张, 其发于言而见于文者, 皆其道术之所寄„„以成一家之学。故西汉以前无文集, 而诸子即其文集, 非其文不美也, 以其为微言大义之所托, 言之有物, 不徒藻绘其字句而已”(《古书通例》 卷二)。他还不惮（颤）其烦, 列举子书中诸文体一一赋、诗、诏、策、令、教、上书、疏、书、设论、序、颂、论、箴、铭、对一一与《文选》分类作比较, 从而进一步论定说：“故疑西京之末, 已有别集, 班固录扬、刘之文, 即就本集采级之耳”(《古书通例》卷二)。所言诚是。不过, 在历史上大凡一种文献体裁的出现, 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的。据《后汉书·文苑传》记载：杜笃“所著赋、诔（哀祭文）、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 凡十八篇”, 刘珍“著诔、颂、连珠, 凡七篇”, 可见在汉代文章还是以单篇著录的。由此不难推想, 西汉未年即使已有别集之实, 但仍然没有别集之名, 别集似乎处在若有若无之间, 这种状况, 至东汉才有所改变, 至魏、晋则有更大的改变, 魏晋文人多有诗文专集, 见于《晋书》、《隋书》著录的, 不下一二百种。

传世的古代集子, 都为后人所编, 经过传抄, 内容常有出入。唐人诗集, 大都不分类, 也不分体, 宋人编定唐人集子, 喜欢分类, 明代刊行时, 又喜欢分体, 所以,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本子, 已经不是唐人文集的原来面貌。存留至今的明人文集的数量, 尚无全面的统计数字, 据有关资料报导, 除诗集外, 约有 2000 余种, 作者 1500 余家, 包括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两批跨朝代的学者。清代别集特别多, 更难统计出确切的数字。据《清史稿·艺文志》的载录 , 共收别集类书目 1685 部, 《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又续收别集类书目2890 部, 包括一部分清人所辑前代人的诗文集子, 又据有关资料透露 , 曾有学者检索中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书目卡片, 共得清人诗文别集目录约 13000 余种, 但也不是最终核实的数字。

“别集”是古典目录学的名称, 当代从它的内容出发, 多把个人的“别集”称作“文集”。文集分全集、选集两种。全集除收录作者的全部著作外, 还可附各种异文、草稿、日记、书信、札记等；选集则根据选家所定标准, 辑录作者的主要著作, 有时亦酌附附录。有些选集, 收罗较广, 但总不及全集齐备。现代所编的全集或选集, 一般都按作品写作或发表年月编排, 也可根据作品的体裁或题材加以分类, 然后按时间先后编次。

5．类书

汇集古籍中的史料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俪词骈（音翩）语, 按照类别或韵部编排, 以供检索的书, 称为“类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云：“类事之书, 虽兼收四部, 而实非经、非史、非子、非集, 四部之内, 乃无何类可归。”从这段话中, 也可以看出类书收集资料的广泛与丰赡。历代各家书目, 有的把它列在史部, 有的列入子部, 也有的列为集部, 或者单独立类。由于类书内容广泛,规模宏大, 因而有人把它看作我国的百科全书, 但它与现代百科全书相比, 两者仍有很大的差别, 类书仅仅是汇集资料, 述而不作, 它是采辑前人著作中的单词、只句、片段、零篇甚至整本的书籍, 加以编排而成, 而现代百科全书则是知识的总汇, 每一条目都是按一定的观点写成的完整文章；类书汇集的都是以往的陈旧的材料, 现代百科全书则要求反映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类书分章摘句, 汇集成书, 分析开来往往不成片段, 而现代百科全书中的许多条目都可作为小册子或专书单独出版, 并且附有参考书目, 所以类书与现代百科全书并不相同。我国文献编篡史上的分类思想起源很早, 《禹贡》分叙九州的地理品物,《尔雅》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等十九类, 后来的《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八览”,《史记》的“八书”, 《汉书》的“十志”, 以及《别录》、《七略》的分类, 对类书的产生都有启发, 《两都》、《两京》、《三都》、《海赋》、《江赋》更可以说都已具有事类赋式类书的萌芽,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命诸儒编成的《皇览》, 学术界公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类书。

唐以前的类书都已亡佚, 现存类书, 最著名的有唐代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明代的《永乐大典》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有 1 万卷, 可以说是类书中集大成的巨著。类书的种类很多, 归纳起来, 大致 可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科性类书两大类。综合性类书也就是百科性类书, 内容广博, 各科均收, 如《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皆是, 专科性类书专收一类或几类, 如专收小说之《太平广记》, 专收姓氏之《元和姓篡》、《万姓统谱》, 专收植物之《全芳备祖》、《植物名实图考》等。类书的分类体系, 历代大致相同。这是由于类书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目的, 决定了历代类书的内容和形式不可能有很多改变, 分 析大部分综合性类书, 即使它的具体细目稍有不同, 有的门目多些, 有的门自少些, 而其分类的基本范畴, 不外“天、地、人、事、物”五个方面。从学术上说, 这种贯穿着神权至上、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类体系是很不科学的, 是很紊乱的。再加上一般类书体制都比较大, 动辄千百余卷, 检查使用也很不便, 所以我们在使用前, 有必要了解类书的分类标准, 掌握它的规律；对于按韵编排的类书, 还要熟悉所采用的韵目, 并弄清它的排列方式是齐句尾之字, 还是齐句首之字的分别。类书原来的编篡目的, 主要备封建帝王、贵族子弟临事检索、熟习典故的需要, 也有专供文人学士诗文写作, 参与科举考试之用的。

类书流传到今天, 它还具有以下几种功能：(1)搜集和查找古代文献资料,(2)查找诗文典故的出处,(3)考证事物的起源,(4)辑录遗文,(5 〉校勘古籍。辑佚和校勘并不是类书原有的目的和功能, 而类书流传到今天, 客观上却起了这样的作用。类书自三国至清末, 经历代艺文志、经籍志著录的, 约有 600 余种, 今存者据 1935 年出版的《燕京大学图书目录初稿·类书之部》的著录, 当时该校所藏类书有 316 种, 今各地所存, 自应大于这个数字。

6． 政书

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 称为政书。它收集历代或一个朝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方面的史料, 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 具有制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性质。它的内容, 议论较少而资料丰腾, 具有较强的工具作用。

通常所说的政书, 包括“十通”和历朝的“会要”、“会典”。最早创造政书这种体裁的, 是唐代的刘秩, 他收集了大量典章制度的资料, 编成《政典》, 后来杜佑根据《政典》，参考《大唐开元礼》, 并采集五经、诸史以及汉魏六朝文集、奏疏中关于典制的资料, 经历了 30 多年的时间, 编成《通典》，正式开创了政书的体例, 对后世影响很大。宋代郑樵编篡《通志》, 元代马端临编篡《文献通考》, 后人因称这三部书为“三通”。清朝统治者为粉饰太平, 宣扬“文治”, 将“三通”一续再续, 编了《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 又编了《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 清末刘锦藻又编了《皇朝(清)续文献通考》, 加起来就成了“十通”。其中重复很多, 内容也十分繁琐 , 使人不得要领。就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之间, 也有一些重复的门类 , 例如《通典》一系有“选举典”、“职官典”，《通志》一系又有“选举略”、“职官略”, 《通考》一系又有“选举考”、“职官考”, 实在都是不必要的重复。

政书一般都是分门别类编排的, 这一点和类书相同, 它和类书不同的是, 政书的编者已把史料重新组织熔炼, 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不像类书只是摘抄汇编材料, 述而不作。这一点是两者的显著差别。

“会要”记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及其损益沿革, 是政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会要的体裁, 创始于唐。唐德宗时苏冕编《会要》四十卷 , 宣宗时杨绍复等又编《续会要》四十卷 , 宋代玉溥在苏、杨二书基础上补充史料编成《唐会要》一百卷 , 连同他后来所编的《五代会要》三十卷 , 是现存最早的“会要”著作 , 但这两部会要都不区分部类 , 只标数百目, 查检不便, 其后徐天麟编《西汉会要》和《东汉会 要》, 才开始以类相从, 分门编载, 为后世所效法。宋、清两代 , 仿作甚多, 现在能见到的, 除辽、金、元三朝尚缺外, 自春秋至明代, 几乎每朝都有会要。

会要之外, 还有一类专书 , 称为“会典”，也是断代为书, 记一朝典章制度之事 , 性质与会要相似 , 但编制体例大不相同 , 会要以类分编 , 而会典则以职官为纲：会要一般由私人编篡, 而会典则是官修的书。会典之作, 从元代的《元典章》开始, 但会典的名称却始于明代 , 清仍之。如《明会典》、《大清会典》等。

“政书”之名 , 首见钱溥《秘阁书目》,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 “据以标目”, 沿用至今 , 用“政书”指称典章制度性质的书并不确切 , 例如“三通”中的《通志》原是仿照《史记》体例 ,“网罗旧籍, 参以新意”编成的通史 , 说它是政书 , 也未为尽当。约定俗成 , 往往积非成是 , 而研讨古今文献体裁者不可不辨。

7． 表谱

按照年代或类别, 采用表格形式编排 , 以极少量的文字, 反映出复杂纷繁事物的文献体裁 , 称为表谱。表谱提要钩玄，以简驭繁, 眉目清楚, 颇切实用。

表谱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叙说：“余读《牒记》, 黄帝以来皆有年数 , 稽其《历谱谍》„„古文咸不同 , 乖异。”《十二诸侯年表》叙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 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 接其后事 ,讫于天汉。”上述文字中司马迁说的《谍记》、《历谱牒》、《春秋历谱牒》都是表谱之类的著作, 《世本》中也包括有表谱形式。今按“谱牒”原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表册, 也就是表。表谱一声之转。古称谱牒, 司马迁始名之为表。早在先秦时代,这些表谱著作就已产生。《梁书·刘杳传》记载刘杳的话说：

王僧孺被敕撰《谱》, 访杳血脉所因, 杳云：‚桓谭《新论》云：‘大史公《三代世表》, 旁行邪上, 并效《周谱》。’以此而推, 当起周代。‛僧孺叹曰：‚可谓得所未闻。‛ 从《三代世表》仿效《周谱》看, 司马迁编写诸表确是以先秦表谱著作为主要依据。《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 《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以地为主,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时为主,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大事为主。这些表谱 , 或以世计, 或以年计, 或以年为经, 以国为纬 , 分记大事, 开创了各种表谱的体裁 , 对后世影响很大。郑樵在《通志·序》中说：

《史记》一书 , 功在十表 , 犹衣裳之有冠冕 , 木水之有本源。表示了十分的推崇。他的评价也是符合实际的。

东汉郑玄研究《诗三百篇》, 曾作《诗谱》，根据《春秋》次第和《史记》年表排列各诗的世次, 建立起一个按照时代排列和解释各诗的完整体系, 虽然他所定的历史世次 , 不可信者居多 ,“以史证 诗”的方法也不可取, 但他采用的排列表谱的做法和他在《诗谱序》中说明列表的作用, 还是可供参考的。《诗谱序》说：

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 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 则傍行而观之； 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 解一卷而众篇明, 于力则鲜, 于思则寡。郑玄认为列表的作用在于纲举目张, 以简驭繁, 是很中肯的。其后, 《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著录有《丧服经》,“春秋类”有《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小学类”有《文字谱》、《音谱》等, 这些都说明唐以前的学者就已非常重视表谱类著作。

清代考据学盛行, 在史学研究方面, 更加重视“表”的作用, 并且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如万斯同的《历代史表》、齐召南的《历代帝王年表》、李兆洛的《纪元编》、殷承基的《历代统纪表》、沈炳震的《廿一史四谱》、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等, 都各有特色。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史表之外, 还有年表、历表。我国的纪年非常复杂, 各种各类的纪年法就有六七种之多, 即在同一种纪年法中又有许多变化。由于我国自古迄今的纪年、纪月、纪日存在着许多复杂而亟待解决的问题 , 因而产生了各种年表、历表和中西历、中西回历对照表等。自唐代封演的《古今年号录》(佚)起 , 至当代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 一千多年中, 这类年表、历表、对照表不下数十百种之多。

此外, 还有一类专门性表谱, 包括人物表谱、职官表谱、地理沿革表谱和其他类型表谱等。

8． 图录

图录是用形象概念为主, 以少数文字说明为辅, 表现事物的文献体裁之一。图录起源很早, 商周以来, 冶铸在青铜器上的图绘, 今天还可以看到好几千件, 未能流传下来的还要多。古代写书, 多附以图, 故称“图书”。“图”和“书”是互相联系的。《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 有图九卷, 《齐孙子》八十九篇, 有图四卷。可知远在春秋时代、战国时代, 写兵书的人,便知道配合以图了。《汉志》著录兵书总共五十三家 , 七百九十篇 , 图四十三卷。图的数量也不算少, 可惜六略之中 ,“六艺”、“诸子”、“诗赋”、“数术”、“方技”五略 , 都只有书而无图, 只有“兵书略”保存了图 , 其他都湮没了。郑樵在所著《通志》“图谱略”中指出：

汉初典籍无纪, 刘氏创意总括群书, 分为七略, 只收书, 不收图。艺文之目, 递相因习, 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 但闻有书而已。后之人将慕刘、班之不暇, 故图消而书日盛。

当年刘氏校理群书时, 对“图”不够重视 , 以致散佚很多 , 诚为千古憾事。幸亏“兵书略”还有少数保存下来, 可谓其不绝者如缕。直到南朝刘宋时, 王俭作《七志》, 又开始重视图谱, 设立“图谱志”, 为七志之一, 至阮孝绪作《七录》, 又将图谱散归各部 ,“内篇有图七百七十卷, 外篇有图百卷”(《见《通志》“图谱略”)。这个数字, 反映了我国从古代到南北朝时图谱发展的概况。

《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关于图的书籍 , 约可分为礼制、名物、文字、仪注、人物、地理、天文、医药等门类。关于礼制方面的：经部礼类有《周官礼图》、《丧服图》、《五服图》、《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诸种；关于名物方面的, 经部论语类有《尔雅图》, 史部谱系类有《钱图》；子部小说家有《鲁史欹器图》、《器准图》诸种；关于文字方面的, 经部小学类有《文字图》、《古今字图杂录》诸种„„从上面所举这几个例子, 已可看出唐代以前学者应用图谱已普及到各个方面。至于特别重视图谱并能在理论上加以阐述的莫如宋代的郑樵。他编篡《通 志》, 特设“图谱略”, 强调了图的作用, 他说：

今总天下之书, 古今之学术, 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 二曰地理 , 三曰宫室 , 四曰器用 , 五曰车旗 , 六曰衣裳 , 七曰坛兆 , 八曰都邑 , 九曰城筑 , 十曰田里 , 十一曰会计 , 十二曰法制 , 十三曰班爵 , 十四曰古今 , 十五曰名物 , 十六曰书。凡此十六 类 , 有书无图, 不可用也。

他列举天文、地理、宫室建筑、器用服装和书籍非配图不可的理由 ,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 更加证明他的远见卓识超越恒常, 直到今天还有参考借鉴的作用。“图谱略”著录的图谱分为“记有”、“记无”两大类。“记有”一类中 , 著录了二百零八种, 多达数千卷,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图, 包括当时学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图谱略”反映了我国宋代图谱发展的概况。

元、明两代, 图的应用日广, 很多著名的小说、戏曲都附有插图。兵书、地志、农书、地方志大都附图, 还出现了王圻《三才图会》、章潢《图书编》等图谱性专门类书。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附图最称浩博, 可惜后来都已散佚。清代崇尚考据, 图录作品虽没有多大发展, 但仍然拓印过不少古器物图谱, 而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有图数十册, 颇多为名手所绘, 以镌刻工致著称。根据故宫所藏帝后先贤图像印行的《历代帝后像与历代帝王像》、《清代十一朝帝后像》、《历代先贤像》等, 都是著名的人物画像。

图录中除去文物、人物图谱、历史图谱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类型, 就是地图。《战国策·秦策一》：“据九鼎, 按图籍 , 挟天子以令天下。”鲍彪 注：“土地之图, 人民金谷之籍。”这里所称“图籍”, 指的是地图和户籍。《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阪塞, 户口多少, 疆弱之 处, 民所疾苦者, 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里的“图书”, 实际上指的是疆域版图与户籍簿册, 包括文书档案文献, 有图亦有文字资料。编写地图是我国文献编篡的优良传统之一。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 3 幅绘在帛上的地图, 分别为“区域图”、“驻军分布图”、“县城平面图”等 , 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地图。

魏、晋至隋, 地图学又有了发展, 西晋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即 西晋全图)和《地形方丈图》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图, 唐代贾耽又把裴秀的地图学推进了一步, 编绘了有名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 其图古地名用墨色标出, 今地名用朱色标出, 开创了沿革地图的先例。元代绘制地图最有成就的人当推朱思本, 他费了十年之力 , 编绘成当时最完备的中国地图《广舆图》, 原图已不可见, 幸明代嘉靖末年罗洪先增补的《广舆图》, 有万历时期的重刻本, 可以推知原图梗概 , 明代地图多以《广舆图》为依据。万历年间, 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 , 带来《万国舆图》, 从此我国绘制地图的方法逐渐有所改进 , 清初西方测绘之学的传入, 我国制图之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康熙五十六年(1717)编成《皇舆全图》, 又名《康熙内府舆图》, 包括内地 18 省、满、蒙及西藏各地, 制成铜版 41 块, 藏沈阳故宫, 乾隆时在此图基础上加以修订, 并增入新疆地图, 制成铜版 104 块 , 民国 14 年(1925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为印行。这两部《皇舆全图》是我国采用西方测量方法绘制的中国全图 , 同治初年又据此增补改编为《大清一统舆图》, 流传稍广, 成为后来一切公私绘制的中国地图的底本。新中国建立后 , 在大规模测绘工作的基础上, 我国编辑出版了大批普通地图(包括世界地图、全国分省地图)和专门地图 , 都达到较高的质量。

9． 丛书

汇集各种单独著作、冠以总名编成的书 , 称为丛书。又称丛刊、丛抄、丛刻、汇刻书等。丛书所收的著作, 多的有几千种 , 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 , 这些被收入的著作, 称为丛书的子目。

丛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五代长兴三年(932 〉合刻《九经》, 就可以看作经学丛书。如果更往上推 ,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有《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 , 注云：“齐陆澄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又《地记》二百五十二卷 , 注云：“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这又都可以看作地理丛书。如果再进一步往上推 , 《尚书》二十八篇 , 《礼记》四十九篇 , 又何尝不能看作经学丛书 ? 不过目前讨论丛书的起源 , 比较一致的意见 , 还是认为起源于南宋的《儒学警悟》。

南宋俞鼎孙、俞经编的《儒学警悟》, 辑成于宋嘉泰元年（1201）, 在武进陶氏刊刻之前, 一向只有抄本流传, 从辑录年代看 ,应为我国孩界最早的丛书。左圭的《百川学海》, 刻于宋成淳九年(1273), 晚于《儒学警悟》 72 年 , 是我国雕版最早的丛书。宋元所刻丛书 , 罕有流传 , 今皆视为珍本。我国刊刻丛书的风气, 明代悄然兴起, 至清代而臻极盛, 所刻丛书, 各具特点：(1)有以收集罕见之书著称者：明代丛书如《古今说海》、《范氏二十一种奇书》、《今献汇言》、《稗海》、《宝颜堂秘笈》、《汉魏丛书》等, 保存了许多罕见之书 , 可惜有些并非全帙, 清代前期以收罕见书见称者, 首推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 择取有价值的传抄本、未刊稿本以及刻本行世久远旧版散亡者校刊入集, 传世较多的书一概不收。嘉庆中, 顾修刻《读画斋丛书》, 所刊皆知不足斋所未收者；道光中, 蒋光煦刻《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潘仕成刻《海山仙馆丛书》、伍崇耀刻《粤雅堂丛书》皆仿鲍氏之例 , 以刊刻罕见本为主。(2)有以校勘精审著称者：如乾隆时卢文弨（音超）的《抱经堂丛书》、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卢见曾的《雅雨堂丛书》、嘉庆时吴骞的《拜经楼丛书》、孙星衍的《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以及阮元的《文选楼丛书》, 颇能反映乾嘉学术研究的成就。(3)有以广罗旧籍著称者：明代丛书中, 《顾氏文房小说》多以宋本翻雕, 清人黄丕烈得其中《开元天宝遗事》一书, 己视为“罕秘”之本。吴琯校刊的《古今逸史》, 在明初诸丛书中亦称善本。明末毛晋刊《津逮秘书》, 清初曹溶刊《学海类编》, 虽抉择未精, 然于旧籍古本, 收罗颇广。清乾隆中所辑《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大部分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宋元著作。嘉庆中张海鹏据《津逮秘书》增为《学津讨原》, 所收皆本原书 , 无一删节 , 其后张氏又广搜旧籍 , 编刊《墨海金壶》, 据其《凡例》, 自称悉本四库所录 , 宋刻旧抄本占十之二三。道光间郁松年《宜稼堂丛书》, 所刻皆元明旧本中之尤善者 , 咸丰间胡珽《琳琅秘室丛书》亦多旧本。光绪间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所据多宋椠（音浅）元刊。至于复刻宋元旧本最为精善者, 首推黄丕烈之《士礼居丛书》。黎庶昌之《古逸丛书》, 由杨守敬主持校刻 , 东京初印之美浓纸本, 几与宋椠元刊等视；蒋凤藻校刊之《铁华馆丛书》 , 除影宋本外, 皆康熙精刻, 虽为复版, 不下真迹, 都是清刻丛书中之精品。近当代我国的丛书编篡, 又有所发展 , 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丛书集成》, 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 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的线装影印本《百部丛书集成》以及近年来各地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祖国丛书》等。丛书种类很多 , 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五目 ,“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中国丛书综录》共收丛书 2797 种 , 均系古典文献, 新型丛书和释藏尚未包括在内。现在又正在编篡续编, 由此可以推见我国历代编篡丛书数量之多。

10．方志

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 称为方志, 亦称地志或地方志 , 主要有两种：一是综合全国情况的志书, 有总志(一统志)；二是地区性的方志 , 有省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镇志等。此外, 还有一种专志, 是山水禅林、寺庙、书院、名胜古迹方面专门的志书。关于方志的产生, 大体上说, 汉魏六朝时期, 方志尚处在形成阶段 , 出现了不少以“地志”、“地记”作为书名的地理书, 主要记叙地区的方域、境界、山川、物产、风俗、民情。接着又出现了“图经”一类的书。所谓“图经”, 早期是以“图”为主 , 用“图”表示疆域、山川、土 地 ,“经”只是“图”的说明 , 是“图”的附属物。到了隋唐时期，“图经”发展到以“经”为主 , 以“图”为辅的阶段 , 更加接近后来所说方志的性质。现存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 , 成书于唐朝中期 ,“图”后来亡佚。根据此书, 尚可大致窥见隋唐图经的面貌。宋代初年 ,吸取前代“地志”、“图经”的经验 , 编成《太平寰宇记》, 列有姓氏、人物、风俗等门类, 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 , 使以记地为主的方志发展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至此, 方志之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宋代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据有关书目记载, 宋代所编方志已有 600 多种, 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 , 但宋人在编写方志方面创造的体例和取得的经验, 对后代修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元大德七年(1303)编成的《大元大一统志》凡一千三百卷(今残存十余卷), 于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古迹、人物、风俗、土产之类, 网罗极为完备。明代曾根据它修篡《大明一统志》。明代所编方志的数量和种类都有很大的增加, 全国有一统志, 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 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多次修志, 明代学者明确提出方志属于史的范畴。清代是编写地方志的全盛时期, 不但种类全、数量多, 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一些著名方志学家、文献学家直接参与或主持修志, 在方志理论上亦颇多建树。史学家章学诚根据自己编篡方志的实践, 总结了前人修志的成败得失 , 在所著《文史通义》的《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和《修志十议》等专论中 , 集中地表现出他对修志的见解 , 建立了方志学。

方志分门别类, 取材丰富, 是研究历史和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方志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l)内容十分广泛。每部方志差不多包括下列内容：如地理门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 政治门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门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门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门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有不少是在正史或其他书籍中所无法见到的资料。

(2)资料先后连续。早在唐代, 封建王朝就规定各州郡按时向朝廷编送图经, 以后历朝朝廷都曾多次颁发修志诏令, 规定省、府、州、县的志书 , 每隔若干年重修一次, 在旧志基础上增添新资料 , 使之连续不辍 , 并不断更新。

(3)反映地区特点。除全国性的总志或一统志外 , 所有省、府、州、县、镇各种方志, 都以反映该地区特点为编写目的, 内容都以社会为中心。

（4)多载原始资料。由于地方志多根据当地档册、谱谍、传志、碑碣、笔记、信札等文献资料进行编写, 其原则一般是照抄照录 ,“述而不作”, 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资料的原始性。有的还进行实地采访 , 取得一些第一手的资料, 这就更加可贵。

我国历代编篡的方志, 虽然数量庞大, 但因各种缘故损毁流失的情况也十分严重 , 据有关资料统计, 我国现有历代方志 8500 余种 , 其中清代最多, 共有 6000 多种 ,10 万余卷。明代所编方志不下 3000 种而现在所存亦仅千种, 民国时期方志亦约有千种左右。而宋以前及宋元方志, 总共不过几十种。以上这些方志 , 除分藏国内各图书馆外 , 在国外亦有不少 , 也有散存于私家收藏的。

第四节 文献的写作体例

1．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 原皆不题书名。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 多数出于后人追题, 也有以人名、篇名作为书名的, 其例不一, 约而言之, 有下列数种。

1)摘首句二字以为书名之例

古人著书作文, 大多是有感而发, 未见有事先命题而后据题写作的例子, 顾炎武说：

古人之诗, 有诗而后有题；今人之诗, 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者, 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后有诗者, 其诗徇乎物。(《日知录》卷二十二)非常概括地说明了二者的差别。王国维也曾举例说：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 词之五代、北宋, 皆无题, 非无题也,诗中之意, 不能以题尽之也。(《人间词话》卷上)据此可见古诗篇名, 多后人所追题, 诸子之文, 有两种情况：凡成于手著者, 往往自具首尾, 或取篇中旨意惊为题目, 惟此类例子极少。凡后来经门弟子篡辑成书者, 大多“各记所闻, 意及则言, 不为义例”(邢昺《论语疏·学而引正义》)。在编次之时, 摘首句二三字以为之目。也正如王国维所说：

《诗》、《书》及周秦诸子, 大抵以二字名篇, 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观

堂集林》卷五)他这里所指的字书, 有《苍颉》、《爰历》、《博学》、《凡将》、《急就》诸篇。今《急就篇》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可证。关于书名、篇名之取义问题, 前人以为摘字名篇或后人追题, 都不过是“以识篇第, 本无深义”(程大昌《考古编》卷一《诗论》九), 认为不过是作个标识而已。

2）古书仅有篇名而无书名之例

古人著书, 多单篇别行, 其初仅有小题（指篇名), 并无大题(指书名)。例如《史记·韩非传》云：“作《孤愤》、《五蠢》、《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 皆明经术之意, 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而说《春秋》事得失, 《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 复数十篇十余万言。”此外《史记·管子传》、《庄子传》、《商君传》、《屈原传》以及《汉书·东方朔传》等引其所著书, 亦只有篇名, 而无书名。余若《史记·老子传》云：“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孟子荀卿传》云：“苟卿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 序列著数万言而卒。”《汉书·贾谊传》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公孙贺传》云：“贺祖父昆邪, 著书十余篇。”《史》、《汉》所叙诸子著书, 只说若干篇若干言而不说所著为何书, 正说明当时本无书名。

3）以人名为书名之例

古书仅有篇名而无书名, 后之传其书者, 往往以人名名其书。《史记·虞卿传》云“„„不得意, 乃著书, 上采《春秋》, 下观近世, 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 凡八篇, 以刺讥国家得失, 世传之日《虞氏春秋》。”可见《虞氏春秋》乃传其书者名之, 而非虞卿自名之也 , 《晏氏》之名《春秋》亦同此例。《司马穰（音让）苴传》云：“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 而附穰苴于其中, 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可见《司马穰苴兵法》乃齐威王之大夫号之, 也不是穰苴所自名。这些都是古人著书不自命名之确证。《史记·孙武传》云：“世俗所称师旅, 皆道《孙子》十三篇。”《申子传》云：“著书二篇 , 号曰《申子》。”推之《汉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李子》三十二篇 , 当亦皆同此例 , 都是以人名为书名。《汉志》“诸子”、“诗赋”二略 , 题某人或某官者, 居十之九 , 观此可以知其大概。

4）古代官书命名之例

春秋以前无私学 , 亦无私人著作 , 其传于后世者 , 皆当时之官书。章学诚说：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 ,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他把“六经”看作史 , 看作政典 , 看作官书 , 确是他的创见。这类官书 , 不作于一时 , 不成于一人, 自不得题以姓氏, 因此多标举著书之意以为书名。例如：

《连山》似山出内云气, 《归藏》者, 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周礼·春官·太卜》注)生生之谓《易》。（《系辞传》)《春秋》者, 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 以事系日, 以日系月, 以月系时, 以时系年, 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杜预《春秋序》）

是《连山》《归藏》《易》与《春秋》命名皆有意义。至于《诗》、《书》、《礼》、《周官》之类 , 其命名之义 , 更是显而易见。

另外一类古书 , 如《汉志》“六艺略”中之《司马法》、《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古以来年纪等, 大抵源出古史, 故皆标举所记之事以名其书,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例子。

5）《汉志》别题书名之例

古之官书, 或举著书之意名书, 或举所记之事名书, 古之诸子,大致以人名书。然而《汉志》中对于不知作者之书 , 亦有别题书名者。如儒家有《内业》十五篇 , 注曰：“不知作书者”。《谰言》十篇 , 《功议》四篇 , 《儒家言》十八篇 , 阴阳家有《杂阴阳》三十八篇 , 法家 有《燕十事》十篇 , 《法家言》二篇 , 并注曰“不知作者”。余嘉锡先生说：“《内业》《谰（音栏）言》之属 , 盖皆后人之所题, 或即用其首篇之名以名书。《儒家言》、《杂阴阳》、《法家言》„„则刘向校做之时, 因其既无书名 , 姓氏又无可考 , 姑以其所学者题之耳。皆非其本名也。(《古书通例》卷一)这些都是因不知作者而别题书名之例。

最后, 谈一下关于自撰书名的开始, 古书自六经官书以外, 书名之最早而可据者, 莫如《论语》。《论语》之名见于《坊记》, 它由门人编纂, 故题此以为书名。其次则为吕不韦的《吕氏春秋》, 见于《史 记·吕不韦传》, 是自撰书名的起始；汉初淮南王刘安自名其书曰 《鸿烈》, 见于《西京杂记》。武帝时司马迁自名其书为《太史公》 , 见 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宣帝时则有桓宽之《盐铁论》, 西汉末则有《刘向、扬雄所序书》 , 见于《汉书艺文志》。“东汉以后 , 自别集之外 , 几无不有书名矣。”(《古书通例》卷一)

2． 古书不题作者

阅读古书, 当先考知作者之姓名, 知人论世, 才能更好地领会著作的内容、意旨。然而古书多不题撰人 , 要考查它的作者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从现存的几部儒家经典来看： 《周易》, 司马迁说：“西伯拘而演《周易》。”《汉书·艺文志》也说：“文王重《易》六爻, 作上下篇。”可是从它的本文 , 却找不到一点文王所作的根据。《易系辞·传》只说：

《易》之兴也 , 其于中古乎 ? 作《易》者, 其有忧患乎 ? 又说：

《易》之兴也 , 其当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耶 ? 当文王与纣之世耶 ? 它对《易》是否产生在与文王同一个时代, 尚作疑词。因为古书本无撰人 , 它既没有题为文王所作 , 作《易传》的人很难判定 , 因此 只能采取这种客观的态度了。

《尚书》百篇之序, 汉班固、马融、郑玄、王肃等皆谓孔子所作, 宋代朱熹谓决非孔子之言 , 林光朝、马廷鸾谓历代史官转相授受而成 , 元金履祥谓为齐鲁诸儒次第附会而作 , 今文经学家谓系西汉末刘歆所伪造。就是这所谓《书序》对于各篇的作者姓名, 亦有著有不著。如所谓“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周公作《无逸》、周公作《立政》”, 皆只一句, 并不说明所以作之之意。因此欲考《尚书》的作者, 仍旧不能解决问题。《诗》的作者 , 本来可以从《诗序》和其他文献考知, 但是对于《诗序》本身 , 历代以来 , 就有孔子作, 子夏作、毛公作、子夏毛公合作、卫宏作、国史作、诗人自作等十多种说法 , 聚讼纷纭 , 它本身就很难凭信。诗篇中可以考知作者的, 只有《节南山》、《巷伯》、《烝民》、《崧高》数篇；可从《左传》、《国语》等古书中考知诗篇作者的, 亦只《载驰》、《鸱（音吃）鴞（音肖）》、《无衣》、《常棣（音逮）》、《抑》、《时迈》等若干篇而已。绝大多数诗篇 , 仍然无法考知其作者。

《周礼》、《仪礼》相传为周公之书, 而《周礼》则自汉儒已有异议, 今人更有视为伪书者。《汉书·艺文志》以《礼记》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 郑玄目录 , 始间考得其作者 , 然后诸家对《王制》、《月令》的作者 , 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计六经之中 , 惟孔子修《春秋》 , 少有异议。至于《孝经》 , 《史记》言“曾参作《孝经》”(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而郑玄以为孔子作(见《孝经序疏》引《六艺论》)。再说《论 语》 , 刘向、班固以《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 , 而郑玄指为仲弓、子夏、子游等所撰定。后代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 , 有些都难免出于臆度。《汉志》“六艺略”不独对上述诸经不著姓名 , 即对诸家传记 , 亦往往不题撰人 , 或仅加姓氏于书名之上 , 以为识别而已。

由于周秦古书, 皆不题撰人, 俗本有题者, 往往出于后人所妄增。段玉裁《经韵楼集》中《古丧服经传无子夏传三字说》一文 , 举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经典释文》、《唐石经》初刻 , 皆云《丧服经传》第十一 , 无‚子夏传‛三字。贾公彦《疏》单行本亦无。今各本皆作《丧服》第十一《子夏传》, 非古也, 盖浅人增此三字。贾《疏》曰：‚传曰者 , 不知是谁人所作, 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为 , 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传》有云者何、何以、曷为、孰谓之等, 今此传亦云者何、何以、孰谓、曷为。弟子却本前师, 此传得为子夏所作。‛玩贾氏此语、知贾氏作《疏》时 , 古经未尝有此三字, 贾氏因人言而傅会之 , 要亦未尝妄增于古经传标题也。自《唐石经》改刻增窜, 遂使古人意必之辞, 成牢不可破之论矣。

因此 , 余嘉锡先生据以总结说：“凡古书之题撰人者, 皆所谓意必之辞也”。(《古书通例》卷一)所以他主张对那些作者可疑的古书, 正确的态度应该“慎思明辨 , 好古敏求 , 信其所可信 , 疑其所可疑”。

《史记·韩非传》云：“人或传其书至秦 , 秦王见《孤愤》、《五蠢》 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 死不恨矣。' 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史记·司马相如传》云：“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 ,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 上惊 , 乃召问相如 , 相如曰：‘有是 '。”上述这两段记载 , 生动地说明古人的著作 , 并不写撰人姓名, 直至秦皇、汉武亲见其书 , 也不知道是谁的作品 , 如果不是李斯与韩非同门 , 杨得意与相如同里, 熟知其事 , 竟无从得知其姓名。这两个故事 , 都可以作为古人著书不自署名的确证。

汉无名氏《中论·序》中提到“„„况徐子《中论》之书 , 不以姓名为日乎 ? 恐历久远, 名或不传 , 故不量其才 , 喟然感叹 , 先目其德以发其姓名, 述其雅好不刊之行, 属之篇首 , 以为之序”(《中论》卷首)。可见汉末人著书 , 也还不自题姓名。至于每卷之后自署撰人 , 大概要到魏、晋时期才渐开风气。

3．单篇别行之例

古书最早多是散篇杂著, 原无一定之本, 如《尚书》之典、谟、训、诰, 为后世诏令奏议之祖 , 其中兼有虞夏商周书, 本非一时之作 , 其初原是零星抄合, 故皆可单篇别行。古人著作, 初时亦无专集 , 往往随时所作, 旋即流行, 为学者所传录, 至于编成专集或收入总集, 都是后来的事。如《中庸》之编入《子思子》, 《乐记》之编入《礼记》 , 《六韬》之编入《太公书》, 皆属此例。这些书, 在刘向校定编入全书之前, 本来就已有专书流行。《史记·韩非传》说：“作《孤愤》、《五蠢》、《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管晏列传》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 详哉其言之也。”这些都是单篇别行的例子。上节“古书仅有篇名而无书名之例”所举单篇尤多 , 皆可印证。古人因事作文 , 随写随传 , 不自收拾 , 直至西汉时期还是如此。《史记·司马相如传》云：

相如已死 , 家无书 , 问其妻, 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 , 人又取去 , 即空居。长卿未死时, 为一卷书 , 曰有使者来求书 , 奏之, 无他书。此亦古人著书, 单篇别列 , 不自编次之一证。全祖望说：

古人著书 , 原多以一二篇单行 ,《尚书》或只用《禹贡》、《洪范》；《仪礼》或只用《丧服》；《犬戴礼》或只用《夏时》, 即《礼记》之四十九篇 , 或以《曲礼》 , 或以《檀弓》, 或以《乐记》, 固未尝不以专本也。(《鮚（音节）琦亭集》卷四十一)全氏所举 , 可以作为单篇被收入总集以后 , 又从总集内析出单行的例子。

还有一种情况是：古书本自单行, 后人收入全书 , 而其单行之本 , 仍然在社会上流传 , 与全书并行不废。例如《汉志·论语》有《孔子三朝》七篇 , 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 , 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礼》。按《艺文类聚》卷五十五引 , 今七篇具在 , 可见古本原自单行。又《汉志·孝经》类有《弟子职》一篇 , 应劭曰：“管仲所作, 在《管子》书 “。这说明《弟子职》古本原自单行 , 与《管子》并存。余嘉锡先生认为这正如同后世收藏家目录 , 既收丛书 , 同时也著录单行之本 , 本是一件很寻常的事。可是 ,”章学诚不知此义 , 其《校雠通义》乃谓《弟子职》、《三朝记》为刘歆裁篇别出 , 若先有《管子》、《大戴 礼》而后有《弟子职》、《三朝记》者 , 不免颠倒事实矣 ”(《古书通例》卷三)。余先生深明古书体例, 故能高瞻远瞩, 发人之所未发。

4．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要了解一部书的内容宗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 , 最好先读它的序文。现在编印的书 , 序文都在卷首 , 但是古书的序(亦称“序传”)则多列于一书之末。例如《淮南子》的《要略》、《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 应该说都是作者的自序 , 都置于全书之末。

《诗》、《书》虽亦有序 , 但都是单行的 , 《毛诗序》疑非一时一人之作 , 《尚书序》的作者为谁 , 亦众说纷纭 , 现在注疏本又都已分冠各 篇之前 , 皆非原貌 , 因此本节暂不论列。

《史记》的《太史公自序》 , 除了总结自己的世代、学术源流、著书经过以外 , 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 , 逐篇作了提要。例如 :

布衣匹夫之人 , 不害于政 , 不妨百姓 , 取与以时 , 而息财富 , 智者有采焉 , 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太史公自序》对《史记》中各篇都写了几句这样概括的小序。卢文弨曰：“《太史公自序》 , 即《史记》之目录也 , 班固之《叙传》 , 即 《汉书》之目录也 , 古书目录 , 往往置于末 , 《淮南》之《要略》 , 《法言》 之十三篇序 , 皆然。吾以为《易》之《序卦传》 , 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 《史》、《汉》诸序 , 殆昉于此”俞樾曰：“纪事之体 , 本于《尚书》 , 故太史公作《自序》一篇云, 为某事作某本纪、某表、某书、某世家、某列传 , 犹《尚书》之有序也。古人之文 , 其体裁必有所自, 愚按史公百三十篇序仿《书序》。”(以上转引自《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三十)卢文弨认为《史》、《汉》诸书之序 , 殆昉于《易》之《序卦传》 , 俞樾又以为《太史公自序》昉于《书序》, 盖皆渊源于先秦古书的体制 , 然《汉书·叙传》是《汉书》各类纪、表、志、传的总叙 , 与《史记》自序总论著作宗旨又分叙百三十篇者 , 又微有不同。《汉书·叙传》说：

凡《汉书》叙帝皇 , 列官司建侯王 , 准天地统阴阳 , 阐元极步三光 , 分州域物土疆 , 穷人理该万方 , 纬六经缀道纲 , 总百氏赞篇章 ,函雅故通古今 , 正文字惟学林 , 述《叙传》第七十。

颜师古补注：

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 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B德、术艺、文章, 泛而言之 , 尽在《汉书》耳。(《汉书补注》卷一百)今观《史》、《汉》两《序, 虽在内容上有详略之殊, 但在体例上置于全书之末则是相同的, 都为我们保留了古书编篡体例上的这一特点。

这里还应一提的是《论》《孟》和《庄子》的最后一章和最后一篇 , 也是有关各书的序。《论语》末篇《尧曰》的最后一章：

孔子曰：‚不知命 , 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 , 无以立也。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

《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最后一节 , 记从尧舜至汤 , 由汤至文玉、由文王至孔子这些继承尧舜之道的典范 , 最后总结说：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 , 百有余岁 , 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 然而无有乎尔 , 则亦无有乎尔。

孟子不胜感慨地叹息距离圣人这样的近, 竟然没有承继传统的人了。上述《论语》的最后一章和《孟子》的最后一篇, 也都是编者所写的序, 都有着总结全书的意思, 只是没有标出序的名称, 粗粗一看, 不容易看出来。

《庄子》“杂篇”中的最后一篇《天下》, 评论先秦各家学派并阐述庄子在各家中的地位 , 实为最早的一篇中国学术史。本篇一开头就标示了最高的学问乃是探讨宇宙、人生本原的学问(“道术”):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 , 果恶乎在 ? 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 ? 明何由出 ?‛‚圣有所生, 王有所成 , 皆原于一。‛ “皆原于一”,“一”就是“道”。庄子认为“道术”是洞悉宇宙人生本原的学问。历来都把《天下》篇看作庄子学派的学者给《庄子》一书所写的序。因为文义比较玄虚奥妙 , 不像《太史公自序》这种带有目录性质的序言明白易晓 , 至于附在全书之末 , 都是一样的。

5．篇章题目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 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 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篇《赋篇》, 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 , 每一篇的末尾是：

„„致明而约, 甚顺而体, 请归之礼。礼。

„„夫是之谓君子之知。知。

„„广大精神, 请归之云。云。

„„三俯三起, 事乃大已, 夫是之谓蚕理。蚕。„„既以缝表, 又以连里, 夫是之谓箴理。箴。

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 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 , 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 , 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 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

古书的书名篇名因年久残缺, 往往不易查考, 有时留下一点痕迹, 细加推敲, 又可窥见一二。如《礼记·乐记》原由十一个小篇合成 , 这十一个小篇应该都有题目。孔颖达疏说：“按郑《目录》(即郑玄 《三礼目录》)云：‘名日《乐记》者 , 以其记乐之义 , 此于《别录》属《乐记》, 盖十一篇合为一篇 , 谓有《乐本》, 有《乐论》, 有《乐施》, 有《乐言》, 有《乐礼》, 有《乐情》, 有《乐化》, 有《乐象》, 有《宾牟贾》, 有《师乙》 , 有《魏文侯》。今虽合此 , 略有分焉。”孔疏又引熊安生说：“今之 《乐记》十一篇之次, 与《别录》不同。”按今《礼记·乐记》的《师乙》 篇篇末有“子赣问乐”四字 , 即原来的篇名而没有删去的 , 而且记在篇末。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卷前 4 种佚书 , 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例如其中的佚书《经法》。

《经法》是一个大篇 , 其中包括 9 个小篇：《道法》、《国次》、《君正》、《六分》、《四度》、《论》、《亡论》、《论约》、《名理》。这 9 个小篇的篇名 , 都在每一篇之末。在第 9 个小篇末的篇名《名理》后 , 再加上大篇篇名《经法》, 并记明大篇总字数：“凡五千”, 指《经法》全篇共五千字。《经法》有文物出版社本。这件当代出土的古文献实物 , 为古书小篇及章的题目格式 , 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楚辞》里的《九歌》、《九章》、《七谏》、《九怀》、《九叹》、《九思》等 , 其中各篇的篇名, 也都写在各篇之末。就是今天能够见到的宋本《说文解字系传》、《玉篇》、《汗简》, 也都是目录在正文之后。至于何时才把目录移置卷首, 已难确考, 不过, 我们从魏、晋六朝人的著作中, 大致亦可推见端倪。

刘知几《史通·因习篇》说：

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 列姓名于卷中, 而犹于列传之下, 注为《列女》、《高隐》等目。

这是有文字记载可按的。至于其他的书 , 把目录放在卷首 , 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 书籍应用日广, 目录置于全书之末 , 翻检不便 , 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卢文弨《钟山札记》说：

《史记》、《汉书》, 书前之有目录, 自有版本以来即有之, 为便于检阅耳。然于二史之本旨 , 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 , 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叙传》, 即《汉书》之目录也。乃后人以其难于寻求 , 而复为之条例以系于首 , 后人又误认为前之目录即为作者所自定 , 致有据之妄訾謷（音子敖。诋毁）本书者。

而现在的情况是, 有些人不懂得古书篇章题目列在各篇之末的体例, 甚至把篇末的题目误作衍文而一笔删去 , 造成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所以阅读古书必须懂得古人写作的体例 , 不可以其事小而忽之。

6．古书的附益

古人作文, 既不自署姓名, 写成之后, 亦不自行编次, 有的往往单篇别出, 流传行远 , 后之传录编次其书者, 有将记载其生平行事之文 , 议论辩驳之词, 文词对答之语, 聚而编入者；有后师所作, 附先师以行者。以其宗旨一贯 , 学本一家, 故虽后人之词杂入前人著作而亦不以为嫌。古书中所有这些附益的文字, 皆随文录入, 或卷首或卷中或卷末, 并无定式。古代文体未备 , 初无明显的体例区分, 也无所谓书序、题跋、行状、语录等。所有这些, 与后世文集“附录”之有明显标题、“附录”之必列于卷末者又有所不同。因此这里称之为古书的“附益”而不称“附录”。等到唐宋人编集, 始将上述这类附益文字, 别为附录 , 不使与原书相杂, 体例方才渐趋谨严。

先秦子书的附益 , 主要有如下数种: 1）附记平生行事

如《管子·大匡》、《中匡》、《小匡》篇 , 叙管仲傅公子纠及阳齐之事, 即管子之传。俞樾说：

《国语〃齐语》是齐国史记 , 《小匡》一篇多与《齐语》同;盖管氏之徒刺取国史以为家乘。(《古书疑义举例》卷三)晋傅玄说：“《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 乃说管仲死后事。”(刘恕《通鉴外纪》卷一下引)《古文苑》有《董仲舒集叙》一篇 , 即节抄《汉书》本传, 《北堂书钞》所引《刘向集序》(卷九十九)、《刘歆集序》(卷九十九)皆《汉书》中语 , 这实际上与《管子·小匡》篇用《齐语》者相同 , 不过自汉以后 , 为人编集者, 大抵己用“序”的形式直录史传 , 或记所见所闻, 以叙作者之生平, 至唐宋以后于此类多别为“附录”。所以余嘉锡先生评论说：

古书之附记行事, 与文集之附传状、碑志, 体虽异而意则同, 后人不能深察著述变迁之迹, 而好执当时之例以议古人, 于是考辩论说, 不胜其纷纷矣。(《古书通例》卷四)2）附记议论、辩驳

《韩非子·存韩篇》末附李斯《驳议》。《存韩篇》即韩非使秦时所上之书 , 李斯《驳议》是李斯诲害韩非的诬陷之词 , 后人编韩非之书 , 有感于其事 , 故备录始末于首篇, 权当全书之序。再如《商子》书 , 以《更法》为第一篇, 《垦草令》为第二篇 , 亦编书者著其变法之事于首, 以明其说在当时的流行情况, 有寓意存焉。《公孙龙子》以《迹府》第一叙述公孙龙与孔穿辩难之语, 文中称龙为六国时辩士 , 必非公孙龙所自叙 , 后人著之首篇 , 盖以为全书之纲领。后世编《柳宗元集》附刘禹锡《天论》三篇, 编《韩愈集》附张籍书二篇 , 亦记相与辩驳之论 , 盖效古人编书之遗意云。

3）附记对答始末

汉魏人集今传本已稀, 惟《蔡邕集》犹出旧本, 其第六卷有表疏五篇 , 其中以答诏问灾异八事一篇为尤详 , 具载年月时刻、群臣坐次及常侍所问之语, 论者颇难辨别为邕自记抑为编集者之所叙。又如《蜀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安十二年刘备“三顾茅庐”, 诸葛亮与他纵谈天下大势 , 后人称这番谈话为《隆中对》，并把它编入《诸葛亮集》, 其实这并不是诸葛亮挥笔撰写的文章, 只不过史家整理过的记录。上推周秦诸子中凡记载问答兼叙事实始末的文字 , 多不出于本人手著 , 然亦足以备考证之资。

4）数本合编之例 孙诒让作《墨子闲诂》, 俞樾为之作序, 序中曾谈到古书传述分歧的情况, 很有典型意义 , 可以举一反三 , 推见其余。

墨子死, 而墨分为三, 有相里氏之墨, 有相夫氏之墨, 有邓陵氏之墨, 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皆分上、中、下三篇, 字句小异, 而大旨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 , 后人合以成书 , 故一篇而有三乎 ? 俞氏上述的分析, 很符合古书体例的实际 , 可解除人们长期争论纠缠的疑惑 , 颇有裨于阅读古书。

古书的附益 , 是多种多样的 , 有上述这种三种本子合编的 , 也有把一家杂论各事之语揉合为一篇的, 如《苟子·大略篇》, 文多细碎, 以数句说一事 , 文体与《苟子》他篇不同。杨倞（音京）于《大略篇》注曰：“此篇盖弟子杂录苟卿之语, 并略举其要, 不可以一事名篇 , 故总谓之大略也。”

古书之中, 注文混入正文、附记误为正文, 更是习见不鲜。这些乱入的文字 , 虽然也非古书原先所有, 也属于古书的附益, 但毕竟是后出的误例。各家校勘学、训诂学著作中, 举述已多, 这里不复具引。论述古书的附益 , 旨在使人了解古人编次之体 , 不轻议古书之真伪。

7．内篇与外篇

古代论著往往分为内篇、外篇。内篇为作者要旨所在, 外篇有余论或附论性质。从《汉志》所著录来看, 有同为一家之学, 以内、外分为二书者 , 有一书之内, 自分内外者。这样区分内、外的编次 , 盖始于刘向的校理群书。

1）同为一家之学而以内外分为二书者

如《汉志》诗家有《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 春秋家《公羊》、《谷梁》皆有外传。今《韩内传》已亡 , 所传十卷 , 并题曰《外传》亦非完书。而《公》、《谷》外传皆不传 , 难以考其异同。惟《左传》以外 , 又有《国语》 , 汉代人已把这两部书看作《春秋》的内、外传 , 认为皆左丘明作 , 为一家之学。而二书体例不同 , 《左传》依《春秋》作传 , 《国语》则每事自为一章 , 略如后世之纪事本末。韦昭《叙》说《国语》“其文不主于经 , 故号曰《外传》。”他指出“其文不主于经”, 正好说明古书内、外篇的主要不同之点。王充《论衡·案书篇》云：“《国语》者 , 左氏之外传也 , 左氏传经 , 辞语尚略 , 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之。”可见东汉之时 , 《国语》已有《外传》之名 , 且以《左》、《国》为一家之学, 分题内、外矣。

又《汉志》“诸子略”、“杂家”著录有《淮南内》二十一篇 , 《淮南外》三十三篇。按《淮南子》为汉淮南王刘安集宾客所编, 据其中第二十一篇《要略》所述 , 内篇正文二十篇是成一个系统的, 而外篇今已亡佚, 无从考核它的内容和体例。据颜师古注说, “《内篇》言道，《外篇》杂说”。《汉志》并著录于杂家 , 主要是因为淮南虽喜言道，而实采儒、墨、名、法 , 与《外篇》杂说, 仍是一家之学, 只是二者体例不同 , 所以分题内、外以为区别。以上是一家之学分为内、外两书的例子。

2）凡一书之内自分内外者

从文献记载和现存古书内外篇来看 , 古书的内篇 , 多为作者论学的宗旨所在 , 义蕴弘深 , 而外篇往往比较拉杂、肤浅 , 不成系统 , 甚至杂有依托的成分。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 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著书七篇, 二百六十一章。又有《外书》四篇 , 《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 其文不能弘深 , 不与内篇相似, 似非孟子本真 , 后世依放(仿)而托之者也”。我们不敢肯定赵岐是否依据刘向《别录》而为之说 , 但从赵岐的话中却可看出《孟子》七篇与《外书》四篇的明显区别。

最能看出刘向区分内外篇的标准的, 莫如《晏子春秋》, 今尚见存的《晏子书录》云：

其书六篇, 皆忠谏其君, 文章可观, 义理可法, 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 文辞颇异, 不敢遗失, 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 似非晏子之言, 疑后世辩士所为者, 故亦不敢失, 复以为一篇 , 凡八篇

这里指出七八两篇所以应列为《外篇》的理由。就这篇叙录所言考之, 可以知道 , 他书之分内、外篇 , 都可能是因为辞旨重复, 传闻异辞, 或者怀疑书中所说出于依托。凡是遇到这种情况 , 一般都列入外篇。《晏子书录》应为现存刘向叙录中阐述内、外篇义例最为详审的文献资料。

3）古书区分内外篇当始于刘向 今本《庄子》三十三篇 , 《内篇》七 , 《外篇》十五, 《杂篇》十一。《内篇》是《庄子》的精义所在 , 全书的主要部分；《外篇》作为《内篇》的辅助部分 , 内容庞杂 , 但比较起来 , 还算是有系统的；《杂篇》则是“绪言余论”, 尤为杂乱 , 都是较为片段的不成体系的东西。惟《杂篇》中的《天下》篇则甚精彩 , 盖为全书之序, 循例列为全书之末者也。《史记·庄子传》云：

作《渔父》、《盗跖（音直）》、《胠（音去）箧（音切）》 , 以诋訿孔子之徒 , 以明老子之术 , 畏累虚、亢桑子之属 , 皆空语无事实。

按今本《庄子》 , 《胠箧》在《外篇》 , 《渔父》、《盗跖》、《庚桑楚》、(洪颐煊云《亢桑子》即《庚桑楚》, 见《读书丛录》卷十四)在《杂篇》 , 可见司马迁所见之本 , 当无内、外、杂篇的分别 , 而必待刘向校理之时 , 始分别内、外、杂篇编次定著。再如《史记·孟子传》亦只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 , 作《孟子》七篇”, 而未言及孟子《外书》。故后之论者颇疑刘向根据《史记》, 以其溢出之数, 编为《外书》也。若是, 则 孟子《外书》之分 , 亦出自刘向。

周秦子书之区分内外 , 对后世编著史书和文集 , 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 如果是作者自编的史书、文集之区分内、外篇者 , 内篇一般都是作者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作品 , 外篇则多为无关紧要的材料。如刘知几《史通》的内、外篇 ,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内、外篇都是如此。名家诗文集之出于后人所编者, 其外集中每有作者当年删弃的 遗稿 , 重被搜辑羼入, 甚至杂入伪篇, 名愈盛者, 其伪愈多, 韩昌黎、柳柳州二家之外集多杂有不少伪妄的文字, 推之他家 , 亦复如此。总之 , 外集终较内集肤浅丛杂 , 自无疑义。至于少数当时失收的佳作 , 佚而复出 , 后来又被编入外集的 , 这只是极少数的特例。

8．先秦子书不皆出于手著

先秦子书, 皆由后人编定 , 多不出于诸子手著。因汉以后, 九流之学, 失其师传, 文人著作虽仍题名诸子 , 实则无异文章 , 其书则多 由本人撰写而成, 直至齐、梁之时, 纯文学蓬勃发展 , 撰著子书的风 气至此才告一段落。

清代学者对于先秦诸子著作和古人著述之体 , 曾作过深入研究。对于《鬻（音欲）子》、《管子》、《晏子》、《墨子》和《吕氏春秋》等书的成书过程 , 诸家多有论述。严可筠《鬻子·序》云：

古书不必手著。《鬻子》盖康王、昭王后周史臣所录 , 或鬻子子孙记述先世嘉言, 为楚国之令典。(《铁桥漫稿》卷五)又《书管子后》云：

近人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 , 盖后人附益者多, 余不谓然。先秦诸子 , 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 不必手著。(《铁桥漫稿》卷八)孙星衍云：

古之爱士者 , 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 , 宾客记录遗事 , 报其知遇 , 如《管》、《晏》、《吕氏春秋》 , 皆不必其人自著。(《燕丹子序》)又曰: 《晏子》书成在战国之世 , 凡称子书 , 多非自著 , 无足怪者。(《晏子春秋序》 , 载《问经堂集》卷三)章学诚之论《管子》尤详, 他说：

春秋之时 , 管子尝有书矣 , 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 , 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 , 则习管子法者所缀辑 , 而非管仲所著述。或谓管仲之书 , 不当称管仲之谧。阁氏若壤又谓 “ 后人所加 , 非《管 子》之本文 ”。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 , 皆是后人缀辑。（《文 史通义·诗教上》)孙诒让说 : 《墨子》书今存五十三篇 , 盖多门弟子所述 , 不必其自著也。(《墨子问话》后附《墨子传略》)他们所说的“古书不必手著”,“先秦诸子 , 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 , 不必手著”，“凡称子书, 多非自著”,“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 , 皆是后人缀辑”云云 , 指出了古书编著的通例, 不仅有禆于阅读古书 , 知人论世 , 对于古籍辨伪工作, 更有启迪。余嘉锡先生说：

后人习读汉以后书 , 又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 妄求其人以实之, 遂谓古人著书 , 亦如后世作文 , 必皆本人手著 , 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 , 辄指为伪作 , 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不知古人著述之体 , 正不如是也。(《古书通例》卷四)这一段话 , 对于不谙（音安）古书编著体例而臆定古书真伪者 , 确能深中其失 , 发人深思。可见阅读古书 , 不但要了解古时的语词文法, 还应该懂得古人著作的体例 , 这些都是学习古文献学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

9．子书与文集之流变

先秦诸子与后世文集, 不同点很多, 容易区分, 而东汉、魏晋这一段时间内的诸子与文集, 则往往相混。欲明古书之体例, 对此似乎还有辨别的必要。

1）西汉以前的诸子

周秦西汉诸子, 学问由专门授受 , 故其生平各有主张 , 其发于言、见于文者 , 皆其道术之所寄 , 承其学者 , 又相与发明其义 , 附入其中, 成为一家之学。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学术发展情况, 诸子与文集的变迁, 章学诚和余嘉锡都发表过精彩的评论。余嘉锡认为：

西汉以前无文集, 而诸子即其文集。非其文不美也, 以其为微言大义之所托 , 言之有物, 不徒藻绘其字句而已。(《古书通例》卷二)又说：

诸子之文 , 何尝不‚事出于沈思 , 义归于翰藻‛耶 ? 专以沈思翰藻为文, 乃后世学术之所以日衰也。(《古书通例》卷二)他认为专门追求形式的华美, 文词空洞、内容贫乏如这是学术上的一种衰退现象。

章学诚说：

周秦诸子之学 , 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 , 未尝欲以文名 , 苟足显其业 , 而可以传授于其徒 , 则其说亦遂 止于是 , 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 , 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 编入《新书》；相如词赋 , 但记篇目, 皆成一家之言 , 与诸子未甚相远 , 初未尝有汇次诸体 , 衷然而为文集者也。(《文史通义》卷三)他们这些议论, 都说明西汉之初 , 诸子与文集并不尽同 , 诸子是以立言为主的 , 而且内容与形式并重。

2）西汉以后的诸子

自汉武帝以后 , 惟有六艺经传得立博士 ,降及东汉, 诸子百家 , 日以益衰 , 而儒家之徒亦渐渐流而为章句记诵 , 所作文词 , 乃独出于“沉思翰藻”，而不复能为一家之言 , 此即上述所谓“著作始衰”的征兆。虽当时也有一些学者, 重诸子而薄文章 , 主张著书者以明道为尚, 不以能文为高。但是自东汉以迄魏晋,文辞渐趋华藻, 当时的文士, 其学本无专门传受 , 而行文却是他的擅长 , 因此虽想在文章之外别作子书 , 终不免文胜于质 , 己难与两汉诸子相提并论。所以魏、晋以后的儒家著作, 名为子书 , 实则辞章 , 与“持之有故 , 言之成理 , 卓然成一家言”(江瑔《读子危言》)的“子书”, 更是悬殊日远。而文集则日益发展 , 子书与文集 , 从此一分而不可复合了。3）别集的产生

关于别集的产生 , 亦有数说。魏文帝《与吴质书》：“徐、陈、应、刘, 一时俱逝 , 痛可言邪!顷撰其遗文 , 都为一集。”章学诚据此断言：“此文集之始 , 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并说：“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自为集, 自齐之《王文宪集》始 , 而昭明《文选》 , 又为总集之盛矣。”(《文史通义·诗教下》)他认为文集产生于魏、晋六朝。按《汉志》有“诗赋略”而无文集。《隋志》云：“别集之名 , 盖东京之所创也。”《隋志》认为别集至东汉时才产生。余嘉锡先生引《金楼子·立言篇》“诸子兴于于战国 , 文集盛于二汉”，说：“故疑西京之末, 已有别集”,并揣测“班固录扬、刘之文, 即就本集采掇之耳(《古书通例》卷二)。他认为班固《汉志》“诗赋略”所采 之《扬雄赋》、《刘向赋》 , 都是从他们的本集中采辑来的 , 以此证明西汉之末已有别集 , 这个新的见解 , 不失为一家之说。

按子书与别集的变迁 , 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就二者的体例说 , 尚难定出一个截然区分的标准 , 但就二者的内容比较 , 其差别自可不言而喻。执一而论 , 难免拘泥。关于别集产生的断限, 参稽众说 , 兹暂定《隋志》东汉说为尤可取云。

10．古书的篇与卷

古代文献典籍的著录, 都以篇、卷为计, 从向、歆《录》、《略》开始就已如此 , 后世一些书目 , 甚至把篇、卷数和书名一气样用大字写在题目之下 , 如《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皆是 , 可见古人对著录篇、卷数的重视。我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 , 编简成策(册), 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 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 也用縑帛写书 , 并以“卷”计。因此 , 传统的说法 , 都认为“篇”的名称 , 源于竹筒 , 卷的名称, 源于縑帛。

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 , 一般认为：“篇”指竹简、简册 , 以后文章有首有尾的, 就称为“篇”, 并用以指称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书·太甲上》“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縑帛上的卷子 , 后用以指称全书的一部分,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 , 唐以前皆为卷轴, 盖今所谓一卷, 即古之一轴。”章学诚说：

向歆著录 , 多以篇卷为计, 大约篇从竹简, 卷从縑素, 因物定名, 无他义也。而縑素为书 , 后于竹简 , 故周、秦称篇 , 入汉始有卷 也。……篇之为名 , 专主文义起讫, 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 , 此无他义 , 盖取篇之名书, 古于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 , 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文史通义》卷三)这是对古书篇、卷论述最有影响的一家 , 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说到。

篇、卷既然同样都用作古书的计量单位名称, 则是古书体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究竟多少份量才算一篇, 多少算一卷, 篇与卷是否相等呢 ?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 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篇卷相等

汉代竹简、縑帛并行, 篇卷不分 , 因此《汉书·艺文志》所著几篇 , 即为后世几卷 , 篇、卷通用。如《六艺略·论语》所列十二家 , 其中《燕传说》、《孔子家语》、《孔子徒人图法》三家 , 原书皆计卷不计篇 , 班固在统计《论语》十二家的总篇数时, 是将篇与卷混合统计的 , 一卷也就是一篇 , 统计《孝经》类图书也是如此, 大概这是因为縑帛“一幅所容, 与简篇约略相当, 故多以一篇为一卷”(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三》)。《汉志·兵书略·兵技巧》著录有《鲍子兵法》十篇、图一卷 , 《伍子胥》十篇、图一卷。兵书的图用很窄的竹简是不容易画的, 一般都画在縑帛上。用竹简写书的正文, 用帛绘兵书的图 , 正好证明当时已经竹帛并用 , 篇卷相通了。2）卷大于篇

古代书目所著录 , 早期多篇卷相等 , 縑帛盛行后 , 改篇为卷, 有的仍以一篇为一卷 , 有的篇幅较短 , 就合数篇为一卷 , 如《汉志·六艺略》“《诗经》二十八卷 , 鲁、齐、韩三家”, 是三百零五篇分为二十八卷矣。又“《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 自注云：“为五十七篇”, 又“《礼》古经五十六卷 , 经七十篇”, 这都是卷少篇多、卷大于篇的例子。一般地说 , 縑帛的容量比竹简大 , 因此后世的书籍, 卷也就比篇大 , 縑帛改变为纸本 , 更是如此。

3）卷小于篇

司马彪《续后汉志》八篇 , 分为三十卷。章学诚指责这是“割篇徇卷„„作俑唐宋史传, 失古人之义”(《文史通义》卷 三)。像这样把一篇分为数卷的做法 , 只是发展到汉代以后的事。

古书篇卷往往分合无常 , 同一书在历代书目中著录的篇卷也常有不同, 各个朝代区分篇卷的标准又不统一 , 关于古书的篇卷问题 , 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不过 , 总的说来 , 古代书目注明篇卷数 , 其中卷大于篇的居多 , 也有卷等于篇的 , 卷小于篇的例子不太多。隋以后的书目 , 便渐渐发展到只用“卷”不用“篇”了。自魏、晋至隋 ,文献典籍的载体亦由竹简、縑帛而改用纸张, 篇卷的变化所受载体 变化的影响应是重要原因之一。縑帛的容量比竹简大 , 縑帛的“卷”也就比较大。发展到纸本以后, 自然而然的变成以卷为主了。

古书的分合 , 篇卷的变吏 , 唐宋是一个重要时期。章学诚说：

唐、宋以来 , 卷轴之书 , 又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 , 较之古人 ,盖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谓简帙繁重 , 不可合为一篇者, 今则再倍其书 , 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 , 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 , 所为十卷 , 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 , 分卷遂长 , 以古人卷从卷轴 , 势自不能过长；后人纸册为书, 不过存卷之名 , 则随其意之所至, 不难钜册以载也。以纸册而存縑素为卷之名, 亦犹汉人以縑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 理本同也。(《文史通义》卷三)他从文献载体变迁论及篇卷演变, 不失为通达之论, 但他接着又说：“然‘篇’既用以计文之起讫矣 , 是终古不可改易„„故著书但当论篇 , 不当计卷”。这个见解, 恐怕未必适合于以纸为文献载体的后世之书 , 存而不议可也。这里必须提出讨论的是, 传统的说法都认为篇的名称 , 源于竹简 , 卷的名称, 起于縑帛。但从当代考古发掘出的竹简、帛书的形制和存放方式来看 , 竹简也有卷起收藏的 , 帛书也有折叠存放的。例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本及卷后快书合抄成一卷, 卷在长条形木片上 , 而《老子》乙本及卷前一书却不是卷成一卷, 而是抄在一块大帛上面 , 折叠成长方形 , 放入漆盒的格子里的。此外 ,1942 年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即“晚周缯书”)也是折起存放的, 折叠端正 , 中间折纹处稍有损坏 , 用竹笈贮存 , 两者都没有收卷 , 可见收卷并不是帛书唯一的形式。

再从出土简策题写标题的情况看,1972 年银雀山汉简《孙子十三篇》和《孙膑兵法》每一个内容的标题都是写在首简的背面, 云梦睡虎地秦简有好几篇也是如此。收卷时 , 用最后一根简作为轴, 从尾部往前反卷。为了保护书写内容的一面, 自然把它卷在里边，首简背面的标题自然就卷到外边成为一卷书的形式了。标题写在首简的背面 , 正好说明它是要收卷存放的 , 否则, 如果只是编连平放 , 背面的字就毫无作用了。再如当代出土的武威汉简 , 就是卷成一束 , 装在一麻质布囊里的, 而 1930 年在甘肃居延发现的《永元兵器簿》, 由 77 枚木简编连成册 , 也是卷起存放的。

鉴于帛书也有折叠的 , 竹简也有收卷的 , 那么縑帛的称“卷”, 是否同样源于简策 , 是值得作进一步考察论定的了。

研究古代文献典籍, 掌握古书的篇数或卷数, 也是一个重要环节。例如从各个朝代的史志目录所载藏书的篇、卷数 , 可以了解这一朝代的藏书情况, 从而考察其学术文化发展的概貌。对于有些亡佚的书 , 也可从书目记载的篇、卷数中推见它的内容性质和规模。如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在唐末五代时都已亡佚, 而《隋志》著录：“《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 《七略》七卷刘歆撰“。根据它记载的卷数 , 可以推知两书是一详一略 , 再结合其他资料 , 就可推测两书的概貌。如果竟连篇、卷数都茫无所知, 那么研究几将无从入手。又如《汉志·兵书略》著录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气”，“《齐孙子》八十九篇 , 图四卷”, 两者书和图的卷数都不相同 , 故可以肯定《吴孙子兵法》和《齐孙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书 , 这对于过去在《孙子兵法》问题争论中持否定《孙膑兵法》存在的人 , 是 一个强有力的反证。1973 年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的同时出土 , 使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 终于作出了最后的正确的结论 , 同时也证明《汉志》的著录是可信的。

宋元古书, 多称卷不称篇 , 惟道书称“”, 即卷之别名 , 按“”本《说文》纠字 , 道经借为卷帙之卷 , 见梁陶宏景《真诰》；陶宗仪所编《说郛（音浮）》亦用之, 谓一卷为一。附此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