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一篇：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口号已经成了封建王朝的断壁残垣下的尘埃。我们走进了大学的伊甸园，在这里似渴地汲取着不同的思想，分门别类的科技知识。我们以为孔子和茫茫历史长河中那些知名人物一样，只成为了教科书中的几颗字眼，或者是偶尔矗立在某处风霜雨雪中的一尊雕像，再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不是，孔子曰，学而不厌，孔子曰，温故知新，孔子曰，诲人不倦，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倡出来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如何去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孔子教育我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师长，为人谦虚谨慎、讲究诚信，胸怀博爱之心，对仁者特别亲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做到以上为人的基本要求时，再去学习知识。孔子首先强调：做人与读书，做人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行而无学文，但不可学文而无行。在行有余力的基础上，再去学习知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我们高尚的道德素养，增长我们的知识学问，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人生价值。孔子曾在学生面前评价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总之，孔子是一个“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光辉典范，他所体现的“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除此，我想还应当学习他的这种谦逊和大度。

第二篇：孔子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浅析孔子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1级英语专接本1班 白林艳 33号

摘要：孔子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创立的儒家学派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他提出的“有教无类”的口号，促进了文化教育的下移。孔子的教育思想重视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作用，他提出的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也大多数为后世所继承，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现实意义。

一、孔子简介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是研究他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二、孔子的教育思想

1、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的作用与意义的看法

孔子认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的作用。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不教而杀谓之弃。”后来“德治”成为儒家共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孔子在政治上是一位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通知人才从而为政治服务。他认为贤才无疑是教育的结果。春秋时期，孔子第一个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个较为科学的命题。孔子非常重视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作用，认为知识和道德都需要依靠学习来培养。

2、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目的的看法

孔子的私学是学术团体，也是政治团体，他办教育的目的在于推行其政治主张。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举贤才，在教育上以培养贤才为目的。孔子对君子的品格十分重视，认为只有那些优秀、品德键能的贤才才能做官。“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比较准确地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

3、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对象的看法

孔子反对门第限制，主张“有教无类”，即不分族类、不论贫富贵贱、不问地位高低，均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有教无类”是又局限性的，它不等同于先进的普及教育思想，因为奴隶和妇女是被排斥在受教育的对象之外的。

4、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内容的看法

孔子出于培养从政人才的目的，其教育内容基本上仅限于人事的范围，主要是限于君子做人的道理（德）和从政的手段（才），具体说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技能技巧的训练三个方面。

知识教育

孔子在知识价值的取向方面，极为推崇古典知识的作用，他自己也多次谈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由此在文化知识教育的内容方面，主要局限于古代经籍的传授，具体说就是他改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

技能训练

作为儒学的创始者孔子在私学中是讲文习武的。孔子重射，承袭了西周军事教育形式化的传统，在教学中存在着将军事教育从实际技能的训练转向文字概念和义理研究的倾向。

道德教育

“仁、智统一”是孔子的理想人格，而在仁、智两者之间，仁是根本、核心，智乃仁者之智。因此，在孔子的私学中，道德教育是整个教育内容的中心，也是其教育体系的根本所在。

5、孔子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原则和方法的看法

自觉修养

孔子非常重视自我修养，认为实现自我修养就要实现立志、持志，克己、内省和改过迁善。

因材施教

孔子是第一个提倡因材施教的人。他认为了解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

启发诱导

孔子是启发式教学的首创者，在关于启发诱导的时间、具体方法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

学、思、行相结合学、思、行是一个人治学不可缺少的三个阶段。在学的基础上要进行思考，行时学的目的所在，也是教学过程的第三个阶段。

三、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有教无类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光辉的教育思想就是“有教无类”。即任何人，不分贵贱尊卑，都有权利接受教育，且是平等的教育。在孔子以前，贵族垄断了文化教育，平民阶级没有接受教育的可能。从而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使教育目的只是为了统治者培养接班人，严重阻碍了文明的普及和发展。孔子创办私学，明确提出“有叫无类”思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为人类文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的因材施教方法对于当今实施素质教育仍有重大意义。在很多地方，相当常时间里，教育模式采用“齐步走”的做法，追求平均分、合格率、升学率，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差异。不能保证全体学生的素质都得到提高。另外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育评估片面，只考查学生所谓“正科”分数，高分

则优。学生的思想品行、身心素质、个性特长等一律被置之度外。于是造成了“高分低能”，个性特长被扼杀等可悲的现象。今天我们实施素质教育，就应该摒弃分数标准，吸取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从学生实际出发，注重学生的个性特点，从而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共同培养的目的。

启发诱导，学思结合 在《论语·述而》和《论语·为正》中，孔子分别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方法和原则就是启发诱导，学思结合。这就是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教师的职责是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对学生有目的引导和及时启发，让学生在思考过程中将知识吸收升华。

参考文献：

[1]《论语》：[C]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

[2]李泽厚：《论语今读》，[M]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

[3]刘宝楠：《论文正义》，[M]中华书局出版 2006年版

[4]杨伯峻：《 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 2007年版

第三篇：孔子关于教育思想的论述

1.孔子关于教育思想的论述

（一）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 精 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 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 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而优则仕 ” 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 对实行“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 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 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有代表性的。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 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孔子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 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 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二）树立教师的典范

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敏 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回答子贡的提问时说：“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他也曾在学生面前评价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其敢。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也。”他为后世的教师树立了六个方面的典范：

学而不厌。教师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应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 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

温故知新。教师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认识当代的 社会问题，知道解决的办法。

诲人不倦。孔子30岁左右开始办学，40多年不间断地从事教育活动，就在从政的5年间，也仍 然从事传授，周游列国时，也随处讲学。有的学生品德很差，起点较低，或屡犯错误，他也 不会嫌弃，耐心诱导，造就成才。“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是他有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思想基础。

?以身作则。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有言教，更注重身教。通过严以责己，以身作则来感 化 学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 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教学相长。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而是可以教学相 长 的。他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答疑解惑，经常共同进行学问切磋。不但教育了学生，也提高自己。

总之，孔子是一个“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光辉典范，他所体现的“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2.《中庸》的教育思想

《中庸》是论述个人修行的一篇哲理性极强的论文。首先，它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与作用。《中庸》一开头就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继承思孟学派“性善论”的思想。意思是说，上天所赐予的称作“性”,顺应和发扬这种本性称作“道”,修明和推广这个道，就称做“教”.也就是说，教育即修道，而教育的作用则在于“率性”,尽量把天赋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体现出来。其实本无什么天命，所谓天命，都是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杜撰出来的，用以震慑和愚弄民众，所以这种教育本质论既是神秘主义的，又是专制主义的。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的过程，这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步骤。“博学”就是广泛的学习，“审问”即对博学中的内容详尽设问置疑，“慎思”即对审问的内容谨慎思考，“明辨”即通过慎思而明辨真伪是非，“笃行”即将明辨的结论付诸切实的实行。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学习和修身方法，包括了学、问、思、辨、行等几个主要环节。

对于教育途径，《中庸》认为人可以从两条途径得到完善，一是发掘人的内在天性，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这就“自诚明，谓之性”,或称“尊德性”.二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求知，以达到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自明诚，谓之教”,或称“道问学”.意思是说，学习和教育的实现需要有人性的依据，故要尊重德性，发扬自己先天的善性。同时，人性的完善又要依赖于学习和教育，故要注重后天的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中庸》认为这两条途径是相依并进，相辅相成的。

“诚”与“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教育途径论后被宋明理学家发挥，并以此为标准，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3.简述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及美德的思想

（一）“美德即知识”

伦理问题是苏格拉底的哲学的主题，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主题。他一生都在以伦理的要求自励并以之教人。苏格拉底到处劝勉人们 “把精力用在高尚和善良的事上”，教育人们要“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最重要的命题，也可以说是苏格拉底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行为之善恶，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有关的知识。人只有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趋善避恶。由此，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

从“美德即知识”的观点出发，苏格拉底提出了“德行可教”的主张。他认为，既然道德不是出自于人的天性，而是以知识或智慧为基础，那么，德行是可教的。通过传授知识、发展智慧，就可以培养有道德的人。因此，在他看来，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

在苏格拉底时代，提出知德统一、德行可教的主张，有重大意义。他的这种主张不仅否定了当时盛行于希腊的道德天赋的观念，而且赋予道德以一种普遍的基础。由于强调知识与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肯定了知识的传授与道德教育之间直接相关。同时，由于认识到道德的知识基础，也就为道德教育的进行找到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二）苏格拉底法

为了有效地传授知识，以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他著名的教学法——“苏格拉底法”。所谓“苏格拉底法”，是指在与学生谈话的过程中，并不直截了当地把学生所应知道的知识告诉他，而是通过讨论问答甚至辩论方式来揭露对方认识中矛盾，逐步引导学生自己最后得出正确答案的方法。

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记述了苏格拉底与学生讨论有关“正义”和“非正义”的对话，在这个对话中，苏格拉底就采用了这种方法。由于，苏格拉底把教师比喻为“知识的产婆”，因此，“苏格拉底法”也被人们称为是“产婆术”。这是一种学生和教师共同讨论，共同寻求正确答案的方法。它有助于激发和推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简述杜威的教育观

一）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

教育能传递人类积累的经验，丰富人类经验的内容，增强经验指导生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把社会生活维系起来和发展起来。广义地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人接触、相互影响、逐步扩大和改进经验，养成道德品质和习得知识技能，就是教育。由于改造经验必须紧密地和生活结为一体，而且改造经验能够促使个人成长，杜威便总结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为“经验改造”。

（二）教育无目的论

在杜威的心中，在不民主、不平等的社会中，教育只是外力强加于受教育者的目的的。在民主的社会中就不同了，应当奉行无目的论。实则，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激化的年代，杜威很强调教育在改进社会方面的效用，杜威教育目的论的资 产阶级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学校即社会”

杜威认为人们在社会中参加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改造经验的正当途径。所以教师要把教授知识的课堂变成儿童活动的乐园，引导儿童积极自愿地投入活动，从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养成品德和获得知识，实现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

（四）教学论

杜威以教育是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的理论为基础，对教材和教法等课题。作出和传统观念不同的论述。

1、在教材的选择上，杜威建议“学校 科目的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讲是学校安排种种作业，把基本的人类事物引进学校里来，作为学校的教材。

2、在教学方法上，杜威主张“从做中学”，他认为儿童不从活动而由听课和读书所获得的知识是虚渺的。

（五）道德教育论

杜威说：“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道德过程和教育过程是统一的。”在杜威看来，德育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杜威极力强调道德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在实施方面，杜威首先主张“由活动中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其次是要求结合智育达到德育的目的。再则，他很注重教育方法的道德教育作用。

（六）儿童中心论

杜威是在批判旧教育的过程中提出“儿童中心主义”思想的，也就是说，是在“破旧”中“立新”的。在杜威看来，在传统教育那里，“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教科书“是过去的学问和智慧的主要代表”，而“教师是使学生和教材有效地联系起来的机体，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言人”。因而，传统教育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教学的计划实质上是来自上面的和外部的灌输。它把成人的标准、教材和方法强加给只是正在逐渐成长而趋于成熟的儿童。差距是如此之大，所规定的教材、学习和行动的方法，对于儿童的现有能力来说，都是没有关联的。„„尽管优秀的教师想运用艺术的技巧来掩饰这种强制性，以减轻那种显然粗暴的性质，它们还是必须灌输给儿童的。”由于传统教育把教育的“重心”放在教师和教科书上面，而不是放在儿童的本能和活动中，于是，儿童只能受到“训练”、“指导和控制”以及“残暴的专制压制”。[4]去除这种弊病的出路是使教育实现重心的转移。“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5]把教育的重心从教师、教材那里转移到儿童身上，这就是杜威倡导的“新教育”（或“进步教育”），也就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之一也是其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忠实信徒，并于20世纪初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传入中国

第四篇：试论农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农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创始者，海峡两岸人民都是炎帝和黄帝的后裔。今年5月22日新闻报道，台湾人民做大寿司，纪念炎帝神农诞辰（农历四月二十六）。1992年、1993年在炎帝神农生辰期间，湖北随州市先后举办了“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和首届“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以后每年炎帝神农的诞辰都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为了弘扬炎帝神农文化，促进海峡两岸交流，湖北省今年又举办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论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拟就炎帝神农开创农耕文化来分析他的伟大贡献和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炎帝神农首创农耕的伟大贡献和历史意义

（一）农耕是伟大的历史变革

在我国众多的古籍中，有许多炎帝神农开创农耕文化的记载，摘录几段如下：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果木之实，食赢蜮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

“民人食肉、饮血、被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

相应的条件下，农耕才能成为可能。这些条件主要有生产工具、居住条件、储藏条件等。这种对农耕条件的需求，推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创新、居所条件的改善和储藏器皿的发明。炎帝神农在发明农耕的同时，也创造和改善了相应农耕生产条件。

1、首创耒耜等农耕生产工具。从采集狩猎生产转变为农耕生产，两者劳动对象不同，方法不同，使用的工具也不同，后者比前者远为复杂细致。采集狩猎生产只需要简单的收割、打击、射杀（弓箭）等工具。而农耕生产从整地、播种、中耕、施肥、灌溉、到收获、储藏等有一系列的工序，没有相应的工具，生产就无法进行。元代农学家王祯曾说过，“非器田不成”。炎帝神农适应这种生产客观的要求，发明耒耜，《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耒和耜都是木制启土工具，是当时从事农耕生产最主要的工具。从当时的水平来看，是一项很重要的发明。

2、建造定居住所。在神农发明农耕以前，人们靠采集渔猎为生，经常流徙不定，只能“缘水而居”（《列子〃汤问》）、“穴居而野处”（《易〃系辞》）。极不适应农耕生产的要求。种植农作物，需要选择适宜的土地，定居守护和管理。这就需要建造人工居所，摆脱依赖天然洞穴居住的被动局面。所以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是密

影响农耕生产的发展。相传神农为了解除人类生存受到的威胁，更好地发展农耕生产，深入山野,辩尝各种草木的性味，从而发明用中草药医治疾病和创伤的方法。《世本〃作》说：“神农和药济人。”《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就夭伤之命……。”《史记〃三皇本纪》也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这些说明，自神农开始，古代才有中医中药，神农是我国医药学的创始人。也正因为如此，秦汉之际成书的第一部药物学典才名之曰《神农本草经》。

（三）农耕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原始社会晚期，在当时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了炎黄、东夷、苗蛮三大氏族集团。根据各种记载和传说，大致可以认定上古中华民族就是由这三大氏族集团融合而成的。炎黄集团中，黄帝由于战胜了炎帝神农族、东夷九黎族（以蚩尤为首），成为氏族部落联盟的盟主，成为最先统一中原地区的领导者，以后又战胜三苗族，加速了三大氏族集团的融合。黄帝就自然的被推崇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而炎帝神农族由于较早地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文化，有较为发达的农业，人口得到迅速的增长，地盘不断扩大，在三大集团中占据有利地位。即使在今天，我们从历史遗迹，依然可以看到炎帝神农活动广阔的范围。如陕西宝鸡渭河流域一带是炎帝神农最早农耕种粟

（四）农耕文化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根据炎帝神农发明农耕推断，神农的时代，大体上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当时是氏族社会，没有国家，没有阶级，不属于文明社会。随着农耕生产的发展和繁荣，中华大地上逐步地出现一些文明因素、出现一些文明地点和文明核心地区，这正是文明起始阶段的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炎帝神农发明农耕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为文明社会的诞生打下了物质基础。神农时代，我国的农耕文化，已逐步发展起来。根据考古发现，当时驯化栽培的主要农作物有芋、粟、稻、黍、油菜、小麦、大麦、高粱、稷、葫芦、白菜（或）芥菜、麻、花生、芝麻、甜瓜、蚕豆、莲子、菱角等，从种类上分，已栽培成功了粮食作物、纤维作物和蔬菜作物。

驯化饲养的主要动物有猪、狗、羊、牛、马、鸡、驴、鸭、蚕等，除了食用、役用外，还建立了原始的蚕丝业。中植业和饲养业并存，互相促进，推动了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从而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农产品的增加、手工业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剩余产品的增长，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分化、文字的创造、文化科学的兴起和国家政权的形成。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文明社会的诞生。可以说没有农耕文化就没有文明

生了原始的歌舞和乐器，还有装饰文化、集市文化、茶文化等等，传说这些都与神农有关，是神农对原始精神文化的贡献。

另一方面，神农及其族人，在长期的农耕生产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一代代地传承，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中产生了总结经验，改造自然，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思想。这些思想有的后来成为道家思想的源头，有的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综合技术体系思想的源头。炎帝神农在制耒耜、创耕耘、植五谷、尝百草、疗民疾、驯畜禽、养动物等劳动实践中，培养了勤劳勇敢，不怕困难，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这些精神后来都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的重要精神遗产。

二、原始农耕文化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一）原始农耕的发展

农业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使用木石农具）、传统农业（使用金属农具）、现代农业（使用现代化农具）三种历史形态。自炎帝神农发明农耕进入原始农业阶段后，原始农业不断发展，至夏朝时出现了金属农具，已有精耕细作技术的萌芽。至战国、秦汉时期，精耕细作已发展为成熟的技术，终于形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综合技术体系。这个综合技术体系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它是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个方面。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的联系，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与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的思想。人可以干预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的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做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三才”理论要求，精耕细作要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总之“三才”理论中包涵很多辨证的科学思想，为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2、重新认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对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西方式的农业现代化，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由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分别进行研究的，对事

1积，已是一条行不通的途径。所以发展农业生产唯一可供选择的途径就是走集约经营，提高单产的道路。而这正是精耕细作给我们指出的方向。

第五篇：辛亥革命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ok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辛亥革命的现实意义：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新思想的涌现，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启开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维系关系的主要指导源泉。由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数以千计的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并在各方面给于孙中山金钱上的援助革命。同时，这种思潮也带著反对外来殖民势力的意念，一直发展下去。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