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范文）

第一篇：我认为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范文）

我认为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首先，现今阶段我国将安乐死转换为法定权利不合时宜。

第一，我国实施安乐死合法化将受到社会客观因素的限制。安乐死合法化必须和具体国情同步发展。对比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我国的临终关怀和社会援助起步不久、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而对于医学上濒死者的确认，需要具备相当的医疗条件和水平，而且我国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文明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安乐死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也就不同。在现在客观因素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将“安乐死”转化为合法权利的可行性不高。

第二，人们的道德素质尚不能为安乐死提供伦理保障。在我国医疗保障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许多病人的治疗费用及护理工作都由子女承担，但多数人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病人成为子女严重拖累的情况下，一些不孝子女可能作出某种暗示让病人自己提出安乐死。当病人的治疗费用及护理依靠子女的时候，他还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吗；如果安乐死立法，岂不是给某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姑且不论安乐死的具体实施程序如何得以保障，就是合法化引发出的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足以将安乐死毁得面目全非。所以邱仁宗教授说：“安乐死立法，非其时也 ”。

其次，安乐死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第一，病人主动要求安乐死是处于极度痛苦，感觉生不如死时提出的，而当他神志清醒时，就会更加感到生的可贵。调查显示，90%的人经医生劝说都放弃了安乐死的想法。试问，把病人在极度痛苦时的想法作为判断依据，是否有失偏颇呢？或者他们不是出于痛苦，而是出于其他考虑：报告显示患者要求安乐死的主要动机只是“担心失去尊严和控制能力，担心不能独立生活而成为负担。”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否应该是消除患者的担忧，而非剥夺他们的生存权？

第二，医生对“不治之症”的判断有一定局限性。我国医疗技术和设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各个地区医疗水平也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关键裁定者的医生无法保证其判断的绝对准确性。据调查，我国目前临床误诊率在30%左右，疑难病例的误诊率甚至达到40%以上。如果现在就匆忙为安乐死立法，很难避免误诊带来的安乐死失误。

综上所述，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第二篇：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

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由此引发了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

荷兰是对安乐死实行合法化的先行国家，在荷兰每年有4000人死于所谓“合法化死亡”。但是现在有许多老年人担心他们在医院会被医生“杀死”.荷兰法律规定，实施安乐死有3个前提条件：医生必须首先确认病人正在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持续痛苦”，且当代医疗手段根本无法解除这种痛苦；医生必须采取过一切可能的治疗方法，但均宣告无效；医生必须向患者本人求证其自愿实施安乐死，而不得有任何胁迫及威逼的情况发生。只有在这3个前提均满足时，安乐死才算合法。但是，据从医27年之久的凡·沙朗医生估计，目前荷兰仍至少有一半医生秘密为病人实施安乐死。他分析说，由于报告病例的手续太过繁琐，一些医生宁愿违规操作，在不满足法定前提的情况下为病人实施安乐死。

不少反对者称，即使能满足法律规定的上述3个条件，考虑到重症患者的神智往往并不清醒，他们的亲属可能会出于减轻病人痛苦的角度，催促医生实施安乐死，结果一些完全有可能被救治的病人因此而“非意愿死亡”。另外，医生也可能给未能救活病人找到“合法解释”。他们还称，按照现有法律，只要现行技术无力回天，医生就可以劝说病人放弃治疗、自动“走上绝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医疗技术发展停滞不前。正如一位反对者所言：“杀死一个生命并不等于治疗。”

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宋功德认为，在这方面法律应该体现人性化。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同时，确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安乐死有被滥用的危险。

我国一些学者在承认安乐死的人道性、正义性的同时，提出我国的社会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道德素质、人道意识水平尚不足以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伦理保障；医疗卫生与福利保障体系不足以为安乐死提供可*的社会保障；医界从业人员的道德状况不足以为实施安乐死提供医疗救治上的技术保障；我国的整体社会法制状况不足以为安乐死的正确与适当适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因而，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人身权法论》作者杨立新：安乐死是变相侵害生命权 : 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

第三篇：辩论-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 正方

谢谢主席，大家好：

探讨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明确两个概念。首先，什么是安乐死？安乐死分为两种，即直接安乐死与延续性安乐死。直接安乐死是指通过药物解除其痛苦，结束其生命。延续性安乐死是指中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但通过药物缓解其痛苦直至病人自行死亡，但是会随时征询病人意愿，病人可以随时选择继续接受治疗。这两种方式针对的都是处于极大痛苦中的濒死病人，因此安乐死与其说是对生与死的选择，不如说是对死亡方式的选择。其次，什么是合法化？这里的合法化应当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即对于公民的正当权益在法律上给予认可和保护，而并非倡导。

下面我方将从情理、法理和程序三个层面论证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从情理上看。安乐死实质上是一种患者和家属在特殊条件下做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对于患者来说，安乐死是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继续生存则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延续生命的长度。所以安乐死对患者实际是一种对安乐的死去还是痛苦的活着的判断和选择。对于家属来说，是否同意患者安乐死实际上是以自身情感为出发点做出的一种抉择。如果患者和家属在判断和选择上达成了统一，安乐死对于利益相关者就没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种正当的权益。据调查，安乐死最主要群体是晚期癌症病人。我国每年有160万人患癌症，近130万人死于癌症，癌症死亡率已占死亡人口的1/5。临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如肺癌患者，肺逐渐被癌细胞代替，肺就失去了肺原本的功能。这种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的活着。

从法理上看。法律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公民越来越多的合理诉求予以认可和保护，使其成为正当的权利。安乐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属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之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并且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义，是一种正当合理的诉求。安乐死合法化体现的是法律对公民意愿的尊重，这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证明。

从程序上看。为了防止无意愿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彼特·辛格曾提议到：建立一套以登记制度为主的严格程序制度，使得不想被安乐死的病人意愿能被记载，有效遏制无意愿安乐死决定权的滥用。荷兰、澳大利亚等国据此制定出了严谨的程序，规定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基于患者真实的、明确的意思要求，而且要经过医疗与司法机构的严格认证与审查。它需要经过：1.申请程序，安乐死的申请应对患者进行医学鉴定，只有在神智清醒的时候以书面形式直接向主治医师提出。2.审查程序，包括专业审查与司法审查两道程序。3.操作程序，要求专职医护人员，近亲属代表和司法机关在场见证4.备案程序。这些程序为安乐死合法化的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安乐死在情理和法理上有其正当性，在实施过程中又有一定的程序能够予以保障。我们没有理由无视在绝症中苦苦煎熬的病患对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的诉求，而将安乐死拒绝在合法化的门槛之外。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第四篇：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从语义上分析，“安乐死”是希腊文 “Enthansia” 的中译，其愿意为“美好的死亡”。韦氏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安静而容易的死亡”或“引致安静容易死亡的举动”。从中文的字面意义上来看，也体现了中译者宽厚仁慈的内心本质。（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汉中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从此安乐死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近期以来，由于对安乐死的许多问题仍争执不下，加之法律对其没有进行应有的关注，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逐渐冷淡下来，研究陷入了一种停滞的局面。在实践中，或许人们已经将安乐死作为一个事实，已经将其作为一种私权来对待，但由于仍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它还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应该体现一种人文精神。对于安乐死问题，法也应该体现其应有的人文关怀。

一、安乐死概念的界定

对于一切问题的探讨，概念是其基础。仅有字面而无内在的界定，会造成人们对具体问题理解的混乱。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问题，从而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因而，概念的界定是必要的，安乐死亦是如此。关于安乐死的概念，中外学者都曾企图给以科学的界定，综观学者们见仁见智的观点，（2）可以看出安乐死的讨论范围十分广泛，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种行为：（1）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其死前的痛苦而主动采取积极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2）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其临死前的痛苦，应患者的要求而采取积极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3）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治疗给其带来的痛苦，放弃治疗，不再人为地延长其生命。这几种行为中，最后一种也被称为消极的安乐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在实践中也极少对这种行为人追究其法律责任。因此，这种消极的安乐死已经合理存在，因而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对于第一种行为，由于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也由于这种行为容易产生流弊，极容易被犯罪分子或者丧心病狂的政客所利用，借安乐死之名，行杀人或种族灭绝之实，而且这种行为本身也是极不人道的。（3）因此，这种行为不应包括在通常所说的安乐死之列，因而也就丧失了讨论其存在的基础的必要性。通过上述排除，本文所论及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无治愈希望的绝症的病人，为减轻其临死前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应病人真实、自愿的要求而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的行为。这个概念是本文存在的基础，笔者在下文将从历史趋势的角度、个人权利自由选择的角度和法律人文精神的角度，围绕这一概念，展开对其合法化的理论基础的探讨。

二、历史的必然趋势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在先前文化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4）因此，对安乐死的追根朔源，可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安乐死最早可以追朔到原始社会的加速死亡措施，他们在迁移时往往将病人和老人留下，任其自生自灭，或者以原始的方法加速他们的死亡。在古希腊、古罗马，人们有权处死有缺陷的儿童，甚至形成了“畸形儿不是人”的法律格言。到了中世纪，这种原始的习惯仍在一些地方流行着。古代的这些习惯虽然与现代所说的安乐死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它们相通的一面，其中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私权理念对于现代安乐死的理解，无疑具有一种启蒙的作用。

中世纪以后，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一些思想家从理论上阐释了安乐死的内涵，蒙田、培根、科罗纳罗、莫尔、休谟等都曾对这一问题直接或间接的作过理论阐释。如培根认为：“医生的职责不仅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的健康和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的死去。”这些思想家的经典论述，影响了人们对于生命的看法，使人们不但追求高质量的生存，而且追求高质量的死亡。这些论述也成为安乐死出现的催化剂，成为人们为安乐死辩护的理由。

在法律上提出允许安乐死合法化的要求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欧美一些国家的人们开始积极倡导安乐死。如1936年，英国民间出现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上议院提出了法案，率先开始开展安乐死立法运动；1838年，美国牧师波特尔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等等。虽然这些努力由于这一时期安乐死已经被纳粹分子作为种族屠杀的借口而遭受挫折，但是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合法化仍未丧失信心，仍有不少学者、医生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而努力。

二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安乐死又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立法的呼吁也再度出现，这正式拉开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的序幕。在美国，1969年爱华达州的立法机关讨论了安乐死的法案，1973年俄勒冈州讨论了安乐死法案，1975年发生在新泽西州的昆

兰案直接促使了“自然死亡法”的问世，1976年加利福利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在司法实践中，美国不承认对安乐死可以进行合法辩护，但实际上仍然将其不同于一般的杀人罪来看待；在英国，虽然议会对安乐死法案迟迟不能通过，但是其中的努力仍是有目共睹的，从1936年到1970年，英国议会曾多次对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进行辩论。人们对安乐死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支持，1998年英国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72％的人认为安乐死在特定条件下是可行的；在法国，1986年有76％的人希望把安乐死从违法行为中排除掉，而刑事法院也大多对实行安乐死的行为人宣告附缓刑的最低刑；在日本，虽然法律还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但1960年的一个著名的安乐死案件的判决确定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条件，成为后来日本审理安乐死案件的基础；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让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2000年11月，荷兰议会下议院通过了安乐死法案，2001年4月，荷兰议会上议院通过该法案，并定于7月生效；比利时参议院也于2001年3月由参议院的司法及社会事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安乐死的一项法律提案；在我国，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安乐死问题还没有受到注意，从1987年发生了首例安乐死案件后，这一问题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案件发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收到了350多封观众来信，其中90％的人明确表示赞成安乐死。有学者曾对某医学院的172名学生就安乐死问题进行了民意测验，其中持赞同态度的占77％。可见在我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占绝大多数。（5）

可以说，安乐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谨小慎微到大胆突破，从医学实践到立法确认，可谓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和呼声在全世界成为一股潮流，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数越来越多；安乐死协会也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起来，其会员人数呈不断的上升趋势；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也已越来越多。1976年，安乐死的支持者们甚至在日本举行了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其在宣言中明确强调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可见，历史已经在向我们展示：安乐死合法化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三、个人的自由选择

个人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单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个人可以分为本人和他人，他们由社会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中和平共处、团结友爱的生活。社会是个人的上位概念，社会由个人所构成，但社会绝不受个人所控制，它影响着个人的生活，促使人们又是为着他的利益进行选择或者放弃。个人的自由选择无疑会引起他人的利益变化，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也会造成社会对个人的这种选择的整体评价。因此，对安乐死的个人选择的合理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本人、他人、社会这三个角度展开。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的功能，绝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乃是人持有的功能，因为生长养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牛及一切动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且具有理性的生活。”（6）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人的生命意义在于根据理性原则进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强调了人应该按照其自主的意志符合规律的生活。帕斯卡尔在其著作中论证了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的观点，从他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人因为有了思想才伟大，人的思想是人的尊严的源泉。而对于生命垂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自愿选择安乐死，既是其思想的表现，也是其尊严应有的内容。相反，使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志，活在他人的利益权衡之下，既失去了理性，又失去了思想，这就是生活的异化，背离了人生活的真谛。进一步说，人的生命在于“生活”而不是“生存”，“生活”是有意义的生命创造活动，“生存”则是无意义的生命适应活动，“生活”是人应有的内容，尤其是现代社会，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只有当他能够自己拿主意，并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时，才可能存在。（7）否则真正意义上的人将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就安乐死而言，它是患者出于自主意志的自愿选择，是其应有的权利，而且法治社会的政府有责任为公民更好的生活创造条件，而没有权力强迫其公民为适应他人而痛苦的活着。选择“体面的死亡”既是每一个公民的内在自由，又是其道德权利，谁干扰了人的这一内在自由，谁就侵犯了他的内在尊严，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任何形式的显著限制他的选择自由的强制，都是对他的人格尊严的冒犯，选择自由是人道的核心要素之一。”（8）因此，从本人的角度来说，应该给与个人以安乐死的权利，此为其一。

其二，从他人的角度来说，本人的这种权利的行使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只有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其成员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个人自由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孤立的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意味着平等。”（9）个人自由必然永远与平等结合在一起，以使社会中的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拥有这样的自由，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只能由个人单独享有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就安乐死而言，由于这是一种个人权利的处分，它并不会对他人的权利造成任何侵害。从他人的角度来说，这种个人权利的形式也不会侵犯其利益，也即其私人利益并不会因为此权利的行使而减少。并且由于这种自由权利在社会上是平等的，任何社会上的人都可以平等的行使这一自由权利，它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而且这种平衡永远都不会因为一

个人行使了这一权利而被打破。因此，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安乐死权利的普遍化并不会给他人带来损失，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安乐死存在的合理性。更进一步来说，当一个人处于危难中无法自我救助而需要帮助时，他人应该给与必要的帮助，这是人道主义的要求，是善的道德应有的体现。

其三，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得不出对其限制的充分理由。个人的自由不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侵犯整个社会的自由才是合理的。如果将人基于内在自由选择而请求实施安乐死的社会代价与社会利益、集体利益进行比较，结果对安乐死进行限制是不必要的。因为患者请求对其实施安乐死，结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人格尊严的排他性处置，不会对社会造成直接损害。仅以“将安乐死作为杀人工具”有害于社会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因为它仅可以作为杀人的手段而不能成为杀人的目的和动机。私人小汽车可能会肇事杀人，但我们不能因而停止生产小汽车或者禁止私人使用小汽车，这会是十分荒谬的。更何况“这既没有赋予集体以完全不顾个人价值的权利，也没有赋予集体为了整体而戮害个人价值的权利。”（10）换句话说，“社会普遍利益不能成为剥夺权利的正当理由，即使讨论中的利益是对法律的高度尊重。”（11）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个人的这种权利的行使，还会给社会节约大量的资源，从而将这些资源运用到最需要它的人的身上去，做到社会资源的最合理的配置。另外，主张对安乐死进行限制的种种理由，也经不起社会正义的检验。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区分为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其中分配正义是指对待不同人之间的相对平等，它至少需要三人，其中一人高于其他二人之上，向他们授予利益或者设定负担。（12）罗尔斯则认为“正义主要是社会的正义，也即社会制度的正义。”（13）就限制患者请求实施安乐死而言，社会分配给他的负担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得到的利益是痛苦的活着，这种分配的正义显然是不平等的，它不应该为社会所赞扬。需要强调的是，患者基于自由意志选择安乐死，并没有妨碍社会的共同幸福，请求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也没有违背社会的善良风俗，没有被指责的理由。就社会制度正义而言，被禁止实施安乐死者并没有因此而带来补偿利益，所以，基于健康状况不同的这种禁止也是不符合罗尔斯关于不平等情况下衡量社会正义的原则的。（14）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对这种患者的请求的支持或维护是应该的。

四、法律的人文关怀

既然从个人的权利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既可以证成安乐死可以合法化也不能证伪安乐死不能合法化，那么法律就应该体现其固有的人文关怀精神，关注这种权利，将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保护。

现代法治社会，法应该体现一种人文精神，它是一套观念体系，也是一种崇高的理念，其要义是：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应放成为个人、群体、社会和政府的终极关怀；作为主体的个人和团体，应当有公平、宽容、诚信、自主、自强和自律的自觉意识和观念。人文精神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人的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关怀为特质。现代法律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人文精神是近现代法律产生和不断改革的强大动因，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以及以“自然法”、“自然权利”观念为核心的人权理念，都是人文精神的伟大体现。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含量是法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法必须以人文精神为基调，并不断的充实这种精神要素的含量。（15）就安乐死而言，患者最为迫切的需要就是结束自身的痛苦，而自愿选择死亡来实现解除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无危害性的，更是基于尊严和现实需要而不容置疑的应有权利。法应该尊重和确保人的这种选择权利，对人的这种应有权利进行认可和维护。病人也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法律同样也应该以他们为出发点，以他们的需要为中心，把他们作为制度的主体，弘扬其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他们的权利同样的予以尊重和关怀。反之，如果法律对人的这种应有权利选择漠视的态度，则辜负了其应有的使命；如对其进行限制，对相关无过错者处罚，就表现出残暴，就辜负了其应有的人道。所以，为了切实对请求安乐死的患者予以关怀，我们必须弘扬法应有的人文精神，对其选择予以尊重，对相关者给与宽容。

正如上文所述，法的人文精神首先体现为：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综观我国各个部门法，找不出哪一门法律明确禁止个人在这种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极端痛苦的情况下，选择终结自己生命的权利，因而这种权利应当是被允许的，法律不应该因此而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个人的自由如果没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的法便是良法，便体现了其应有的人文关怀精神。

法的人文精神的另一体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主要是针对刑法而言。刑法是强制性法律，其条文都是一种否定性规定，它所规定的行为都是不允许去做的行为，一旦人们做了这种行为，违反了刑法的规定，则会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因而刑法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对其范围的规定应该慎之又慎。对安乐死也是如此，一旦安乐死被列为刑法的禁止性行为，则当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情况时，就会遭到来自国家的强制。值得欣慰的是，刑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即使是帮助实施安乐死的医生的行为，也不能充分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其合理的主观意志支配下的行为不具社会危害性而不能以犯罪论处。反之，如果惩罚这种行为，则将导致客观归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有违法的人文关怀精神。而且，就帮助实施安乐死行为而言，它内在的反映了该医生的内心善良和对患者的关爱，惩罚这种行为也有背现代刑法的人道性。（16）

但是在这种不能证伪的合理性下，权利还是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当法律对权利给与足够的关注时，它才能为人们所重视，才能为人们毫无顾忌的行使。因此，对安乐死进行立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务之急。对安乐死的立法应该早日提上日程。

第五篇：安乐死合法化之我见

安乐死合法化之我见

一般认为,安乐死最早源于希腊文,是希腊文“美好”和“死亡”两个字所组成的,因此其本意是指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但是，现代人对安乐死有着不同的理解，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我以为，若要使安乐死得以合法化，必须去其狭义的理解。

狭义的安乐死观认为,安乐死只能是当事人自愿的,因为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带来的肉体、精神痛苦,病人自主表示愿意放弃治疗或采取某种医学措施来加速死亡进程,死亡过程必须是无痛的、保持人的尊严的。由于该层面上所解读的安乐死是以当事人的个人选择为基础,因而排除了被迫或非自愿行为,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生命权无疑是人自身极其珍贵的权利,生命权是作为主体的当事人享受其它利益和权利的载体,人一旦丧失生命,则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因此任何违背当事人意愿,剥夺其生命的行为,都不应当具有合法性。所以,尊重意思自治原则成为安乐死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认为,狭义层面上的安乐死,既可严格限制适用对象,同时基本符合法律意思自治的原则。

从安乐死实施的可行性上看，我们可以借鉴已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的做法。根据荷兰的安乐死立法, 医生对垂危病人实施安乐死时, 必须满足以下主要条件: 1）由患者本人深思熟虑后提出实施安乐死申请;2）确认患者病情根本无望好转且病人在经受病痛无法忍受的折磨;3）主治医生应向患者详细陈述实际病情和后果预测;4）与患者协商并得出结论, 认为安乐死是唯一的解脱办法;5）一直看护患者的医生就上述4条写出书面意见;6）征得另一位独立医生的支持;对病人实施规定的安乐死程序。而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我们要求安乐死必须是由“成年和意识正常”的病人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自己提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因加强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以避免出现病人因无依无靠或因为无力负担治疗费用而寻死的情况。

从个人情感上来看，当个人因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带来肉体、精神痛苦之时，我们应该尊重其在清醒意识之下做出的对生与死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尊重了人的相对自由的意志，更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免除其和其家人接受更大、更多的痛苦。从人道主义出发, “人道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关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现实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学说”，为避免人受到折磨、非人的或降低人尊严的待遇,无论这种残酷的待遇是来自国家、他人还是疾病,为了保持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都应该使安乐死合法化。

同时，我们认为中国应当将安乐死进行“谨慎的有限合法化”,并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安乐死单行法。所谓谨慎,是指应当进一步对我国的绝症并痛苦不堪的疾病、医疗技术和条件、医疗福利措施等方面进行医学调查,进一步对我国的民众情感、民众基础进行国情摸底,进一步积累医学案例和司法实践经验,重视个案的正当性处理,对于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安乐死行为予以司法认可,从点到面,循序渐进地引导安乐死合法化。所谓有限,是指在法律上、在司法实践中,只承认那些既符合医学标准又符合自愿的、消极的安乐死行为法律标准的行为合法,防止安乐死成为政治利用与谋杀他人的工具,避免损伤国民的善良情感。

从对社会的影响上看，安乐死这一行为对社会不会造成危害。安乐死是个人的选择幸福的结束生命的一种方式，正如婚姻法中给予了行为人结婚和离婚的权利，同样的，在生命权上我们也应给予给予行为人生存和死亡的权利。

当然，在使安乐死合法化之前，我们一定要细化违反操作程序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应当承担的相应民事、经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样才能保证安乐死不会被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