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患者极端案例频发谁来救助

第一篇：大病患者极端案例频发谁来救助

一个全方位、立体、多层次的大病保障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困难群众抵御大病来袭的最大期盼。破解大病困难群体救助过程中的资金、制度、衔接三重困境，仍然任重道远

安徽定远县严桥乡农民刘敦和，因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将双脚用玻璃片割断;江西萍乡市患有乳腺癌的农妇陈真连，在幼子被查出患非霍奇金淋巴瘤后，为了“要把钱留给孩子治病”，在自家责任田附近的水塘内自尽身亡......“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住上一次院，三年活白干”......这是我国许多中低收入人群面临大病来袭时的真实写照。“看病难、看病贵”是老百姓不愿面对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沉重话题。

不时发生的大病患者极端案例向我国医疗保障水平发出考问。新医改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保、民政医疗救助、慈善大病救助等制度互补，有效缓解了困难群众就医经济负担。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调研发现，一个全方位、立体、多层次的大病保障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困难群众抵御大病来袭的最大期盼。但在深化医改过程中，破解大病困难群体救助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制度和衔接三重困境仍然任重道远。

徘徊在希望与绝望边缘

62岁的山西左权县农民曹四蛋，直挺挺地躺在自家的炕上，表情和身体一样僵硬--从被查出脑瘤到瘫痪在床，六七年间，他除了吃点止痛药，没有去医院接受过任何正规治疗。

“没钱治”，他微弱地吐出这三个字，就再也不肯说话，眼里一直含着泪。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山西、安徽、河南、江西、青海、重庆等多省市采访了解到，除了像曹四蛋这样放弃治疗的大病患者，基层百姓出于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健康、亲情、尊严在大病来袭时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城里人哪里不快活就去检查一哈子，我们农村人哪里不快活就拖到。农村人舍不得花钱，非到了做不得的时候，才晓得去看病。”重庆秀山县宫颈癌患者秦家凤说。她从2005年起就感觉不适，但直至2006年6月才到县医院治疗。

“怕看病”是基层群众的普遍心态。在采访中，山西、安徽等多地农民都这样说：“在农村，头疼脑热的谁还去找医生看?不是难受得忍不下去了，不会上医院。”他们告诉本刊记者，一旦家中有人生了大病，除了巨额的医疗费用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之外，还会发生一系列连锁效应：劳动力因病不能正常劳动;家人为了照顾患者也不能外出务工;家庭中其他成员患病却已无钱医治;子女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选择辍学、外出打工挣点钱给患病成员看病。最后，整个家庭都陷入了困境。

“一人得病、几代受穷”，“辛辛苦苦奔小康，得场大病全泡汤”等农村俗语都真实地反映了基层群众面对疾病的恐惧和无奈。

“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贫困户，他们在病发初期、身体稍有不适的时候，一般不会选择去正规渠道就诊，一旦病重，便会花费更高的医药费。”山西省儿童医院心外科主任陈瑞说，“越穷越病，越病越不敢看，基层老百姓这种心态，反映在临床上就是：因延误治疗导致轻病拖成重病、重病拖成不能治的绝症的案例比比皆是。”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由于基本医保特别是新农合保障力度不断增强，许多基层百姓对治疗大病有了盼头，他们积极寻求更好的治疗，但是优质医疗资源紧缺、医疗费用高昂、基本医保和救助力量有限，都让他们在希望与绝望的边缘徘徊。

基层群众反映，生活在贫困地区那些遭受大病冲击的农户，为了支付大病治疗带来的高额开支，不得已从多个方面、通过多种方法来筹集资金：动用现金和储蓄、出售家中生活用品、出售生产资料、向亲戚朋友借款或者得到亲戚朋友的馈赠、减少生活支出、子女辍学、向高利贷借款......投入高额医药费后，一旦治疗无效，患者家庭就面临人财两失的局面，家庭生计会受到严重影响，导致“走极端”的个案发生。

60岁的河南老汉王中兵，在短短的三年内经历了大儿子事故身亡、老伴突发脑血管病离世等等不幸，但他依然勉力支撑着，坚持在北京打工，希望还清老伴的医药费。

但是2013年11月，这个家庭再次遭遇不幸：正在郑州打工的二儿子王建民突发脑出血，进行了开颅手术。医药费如水一样花了出去，儿子却依然躺在重症监护室中。已是花甲之年的王中兵奔走于亲友间四处筹款，但是实在借无可借。11月7日，王中兵往身上绑了石块，跳进村头水塘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被借钱的亲戚当时对我伯父说，大家都是穷人，都有孩子要照顾，总不能你把钱都借光，别人没活路了。”王中兵的侄女说。

“穷人的亲朋好友也都是穷人，他们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极低。”山西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李淑芬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的救助政策也就能给个两三万，这对于大病家庭来说杯水车薪。但是，民政和社会救助至少可以给大病患者及其亲属一个信号：那就是政府和社会没有抛弃他们，支撑他们在绝望中找希望。”

困难群体救助面临多重困境

近年来，我国困难群体大病保障工作持续推进，在之前已建立的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工会救助基础上，2002年又启动大病救助制度，2003年启动新农合，再到国务院医改办要求今年全面启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人社部门、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以及慈善组织、社会力量和商业保险汇聚合力，建起道道屏障，把困难群体从生活的悬崖边拉回。

据中国公益研究院数据，我国自2003年起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目前已建立了以基本医保、大病医保、医疗救助为主体的医疗保障机制。2012年，新农合、城居保、医疗救助三项支出总额达到3287亿元。

目前，医疗救助的“兜底”作用日益凸显，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大病保险、慈善救助等共同构建了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河南、山西、青海一些救助工作者、医疗工作者说，他们工作中接触的都是最穷的人，有些群众生了大病，穷到借钱也借不来。近年中央不断加大投入，特别是对困难群众大病救助的投入，体现了中央对基层群众、对困难群体大病保障工作的重视，帮助他们获得了基本医疗服务，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推动了基层执政方式的转变。

本刊记者调研所到之处，看到一些困难家庭在丧失劳动力、子女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因看病四处举债。在各级政府、组织和社会热心人士帮助下，大病救助的触角能够伸及这些需要救助的家庭，使他们生活黯淡的前景有所改善。

然而，本刊记者在调研中也了解到，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资金需求量增大，现有保障水平低、覆盖面小、资金落实不到位是各地方普遍面临的问题。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有关资料显示，由于救助资金不足，2013年社会救助资金支出超过当年筹集的就有21个省，中央财政近年的社会救助资金拨付年均增长只有0.8%，而测算救助对象(保守)为8000万，还没有把因病致贫的人算进去，财政压力很大。

受资金所限，部分地区做不到应保尽保，救助工作开展得捉襟见肘。在中部某省，一位村支书掰着指头告诉本刊记者，上面每年给村里的低保户指标有25个，但全村的困难家庭多达60余户，这些家庭只能轮流接受救助。

安徽阜南民政局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12年当地民政部门救助了一个患有先天性食道闭塞的弃婴，连同治疗费、护理费等在内，前后花费民政临时救助资金13万余元，而全县全年的民政临时救助资金也只有50万元，剩余的钱是否够用可想而知。

许多救助工作者提出，救助资金不能“画饼充饥”。国家救助政策虽好，但资金拨付不及时。基层干部把政策宣传下去了，但一年只给半年钱，剩下几个月怎么办?实际工作做不到，求助的百姓会更不满意。

安徽阜南县一位民政救助工作者说：“每个患大病的贫困家庭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很让人揪心，但是钱从哪儿来?我们没有这个底气去救。”

李淑芬认为，农村困难家庭主要是医疗致贫，有两个现象应重视：一是近年国家救助金的增长速度低，大盘没有变;二是真正遇到大病，救助比例太小。目前，给“五保户”的救助金不够，给其他困难户的救助金也不够。

与此同时，困难群体大病保障各层面衔接也存在障碍--

一是起付线高。大病保险设立的起付线一般都在万元以上，贫困群体个人自付达到起付线才能报销，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压力。起付就困难，获得大病保险更难，甚至会出现穷帮富的情况。一些地方为了让贫困群体获得大病保险，规定让医疗救助先上，医疗救助与医保救助前后倒置。

二是计费标准难衔接。大病保险起付线标准为累计付费，而医疗救助与基本医保是按次结算，两者很难衔接。

三是结算衔接。大病保险属商业保险，目前未与医院实现系统对接，全部是事后结算，贫困群体大病就医需要垫付费用，很多人因为垫不起而放弃治疗。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项目管理部部长朱爱晶等认为，信息不衔接不共享，使贫困群体大病报销增加了流程、拉长了时间。如果借助共同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慈善组织和医保两方都能看到一个救助对象得到了哪些救助。目前福建省已经开展与红十字会的对接工作，建议具体操作上可考虑先试点再逐步推开。

本刊记者调研中还发现，很多困难家庭患大病后，对我国现有的多途径救助平台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导致失去获得救助的机会。山西省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郝国平等认为，对符合标准的大病救助贫困家庭，应从入院前就有专门机构审核，入院后实行“绿色通道”，减少此类现象发生。

亟需构筑多元化救助体系

不断健全由政府力量主导的大病救助机制，既是一种必然的公共选择，也渐渐成为基层救治力量的共识。目前仍为“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医保，却让大病家庭“有勇气迈进医院的门”，基本医保作为第一道保护网成为减少大病悲剧滋生的土壤。

夯实第一道保护网，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基本医保的筹资和保障水平。人社部医疗保险司副司长陈金甫建议，应从制度上完善筹资机制。他认为，基本医保政府和个人筹资比为320:70，政府投入压力大、比例失衡，不利于资金可持续发展。而当前“真正的困难在支付困难，并非筹资困难”。因此建议，调整均衡个人和政府负担比例，适度增加个人缴费。

其次，政府在不断增加基本医保投入的同时，新增财力要重点向大病保障倾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以湖北省为例研究发现，居民基本医保报销水平提高5个百分点，人均筹资将增加30元，各级政府财政投入需要增加2.65亿元。相应地，如果大病医保高费用段(如3万元以上)报销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人均筹资仅增加14元，各级财政补助需增加1.2亿元。对于个人和政府而言，大病医保的增量投入均不到基本医保投入的一半，报销比例却可以提高两倍，效果显著。他建议，通过基本医保基金和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筹资方式，重点提高大病医保的实际报销比例，适度上调大病医保的封顶线。

民政部门医疗救助是帮助困难群体抵御大病来袭的最后一道防线。民政医疗救助制度在农村、城市相继建立，并随着新一轮医改的推进，医疗救助和医保制度相结合，除直接进行资金救助外，还资助困难群众参保参合，使重特大疾病救助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大病保障中的“兜底”作用更加凸显。

与此同时，相比官方救助更为灵活的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慈善组织和民间自发组建的草根慈善也日益壮大。与来自政府力量的救治并行不悖，在政府救治的薄弱环节，慈善组织接过“接力棒”，是完善多层次、立体的大病保障体系不可或缺的力量。

采访中，一些慈善组织负责人谈到，慈善组织在大病救治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与社会保障之间缺乏较好的信息衔接平台、有效的沟通机制，已经成为当前慈善组织实施救助的最主要制约瓶颈。

对此，朱爱晶等人建议，首先，需要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和国家医疗救助、慈善组织医疗救助的衔接，建立并逐步形成“医疗救治→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国家医疗救助→慈善组织救助”的报销和救助流程，而非目前的“医疗救治→慈善组织救助→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模式。

其次，在慈善组织之间、慈善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一种信息平台，使不同的慈善组织之间能够共享患者求助和救助信息，一方面能避免重复救助，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信息系统，慈善组织也能更加高效、科学地寻找合适的救助者，为慈善医疗救助工作降低搜寻成本。

此外，应加强慈善立法，对慈善组织医疗救助运作、监管方面加以规定，明确慈善组织、医院、患者的权责。通过“慈善市场”自由配置救治资源，加上政府引导规范，真正构建起医疗救治制度的多元化运作体系

第二篇：搞好大病救助服务关怀送到患者心中

搞好大病救助服务关怀送到患者心中“看病难、看病贵”是多年来一直困扰百姓的重大难题之一，它不仅仅牵涉到多个领域、其构成因素也纠葛复杂。自我县实行城镇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乡医疗救助以来，对那些患病的困难群众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减缓了一些实际困难，但它又是一项普惠工程，在报销费用时，避免不了要剔除不少费用，并且报销金额有上限，对于那些生活困难的群体，如果要看上一个较严重的病，就要花上一个家庭一年甚至几年的积蓄，由此导致“因病致困、因病返困”的现象日趋显现。为此，县政协专门组织了相关人员，对我县困难群众大病救助情况进行调研，通过听取汇报、组织座谈等方式，听取了解我县大病救助的现状、困

难及建议，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县大病救助的现状

我县人口总数为37.9万人，现有城乡低保对象23094人，其中，城市低保对象6374人，农村低保对象16720人。我县于2006年开始运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主要针对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优抚对象和低保边缘户，采取以住院救助和门诊救助相结合的方法，并以慈善救助相补充的救助模式，有效缓解了困难群众就医难的问题，救助范围和救助金额逐年上升。2011年，全县所有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对象均参加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累计对1400余户困难群众实施了医疗救助，救助金额达730余万元。

二、大病救助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各级民政、卫生等部门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自我县大病救助政策实施以来，贫困群体就医难得到了一定缓解，特别是对患重大疾病的农村贫困群体及时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救助，充分体现了县委和县政府对贫困群体的关爱和帮扶。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大病救助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1、救助范围、病种有待扩展。目前，城乡医疗救助有明确的救助对象和限定的14种救助病种。对未纳入救助范围的困难人群和病种，一旦患上是医疗费用较高的病种，就无法承受高额的医疗费用，使之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仍有发生。

2、我县医疗救助方式大多为事后救助，救助时限滞后。目前，我县城乡医疗救助政策除“尿毒症”外，其它均属于医后救助方式，相当多的救助对象在患病后由于无力及时支付住院费或医疗费，而放弃治疗或延误治疗的问题突出。

3、救助标准有待提高。受救助比例和救助封顶线的限制，使困难群众的受助额度被压缩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于患有大病、动辄花费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救助对象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实际困难。

4、医疗救助程序繁琐。救助资金发放环节复杂、手续繁多，医疗救助要通过个人到村（居）委员会申请，经过乡镇民政所、县民政局和县医疗救助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审核审批，涉及到多个部门，而每个部门都要按照各自的操作流程，自下而上报批，整个周期大概需二至三个月，这就造成了相当多的救助对象在报销医疗费时，等待时间长、所走程序多，没能给百姓带来便捷。

三、提升我县大病救助成效的对策和建议

建立日益完善的大病救助体系，是当前我县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到大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虽然这项工作由于财力的限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提高大病救助的范围，提高大病救助的渠道，提高大病救助的成效，还是确实可行的。

１、广泛宣传，加大救助辐射力度。虽然民政部门在大病救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我们从调研中发现，许多困难群体对大病救助政策不了解，申请程序不清楚，致使可以享受的大病救助未能享受。这就要通过多种途径，把大病救助宣传做到家户喻晓，深入人心，让这项惠民政策惠及更多的困难群众。

２、拓宽渠道，加大救助成效。为了让大病救助制度惠及更多城乡困难群众，让一些困难家庭能更多地享受党的温暖，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密切协作，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工作格局，增加大病救助经费的投入，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逐年提高救助标准、逐步取消大病救助病种限制，简化救助程序，降低救助门槛，确保大病救助制度能够辐射更多的困难群众。

（1）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比例同步化救助制度。探索建立按医保报销比例进行救助的制度，例如二名救助对象，一样的病症，甲在彭泽就医，在医保报销比例是40%，乙在九江就医，在医保报销比例是30%，那么民政救助就应该按医保报销比例对甲剩余部分救助40%，对乙剩余部分救助30%，这样促使救助对象就近就医，也可把有限救助资金救助更多的人。

（2）建立社会大病救助基金。同时必须建立政府主导、部门配合、民政牵头的工作机制，协调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深入拓展救助资源，强力推进这项工作，针对癌症、换肾等重大疾病

设立救助基金，病人除了报销正常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享受正常的大病救助外，再从该基金中报销部分费用。

（3）扩大大病救助范围。目前，大病救助享受对象为农村五保户、城乡低保户、优抚对象和低保边缘户等人员，范围狭窄，而实际生活中，许多不属于救助范围的人群生活水平也较低，一旦得了重病，那生活必将就雪上加霜，如何让更多的贫困群体科学纳入救助体系成为政府当务之急。

３、整合资源，加大救助主体队伍。新闻媒体要加强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参与到这个爱心工程中去。在资金筹集上，要逐步减少对政策的依赖，积极发动社会捐款，不断增强救助能力，对自觉自愿参与公益性救助的社会组织应在政策上给予倾斜支持。积极引导医疗机构加入到这个“爱心”活动中来，降低救助对象的医疗成本，对救助对象实行挂号费、注射费、住院床位费减免；定期开展“慈善门诊”，对农村特困户赠医施药；设立“慈善药房”，对特困户、低保户、五保户等特困居民实行购药优惠，以减轻患者病痛和经济负担。

4、夯实基础，全面实行“一站式”服务。依托全县医疗救助网络系统，建立网络平台“一站式”服务体系，使住院救助在现有的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一站式”服务和“一单清”结算，救助对象在定点医院住院，在办理审批手续、确认身份后，个人只需交纳费用中个人承担部分，医保（新农合）报销和医疗救助部分由医院垫付，出院时即时结算，真正实行网络平台“一站式”服务。

5、积极预治，加大救助对象的健康意识。住个院，少则几千，多则几万，这对于那些并不宽裕的群体来说，普遍对医院心

怀恐惧，于是就产生“小病挨，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现象。这些人要么不进医院，一进必然发生的是高额费用，这又加剧了困难群体“因病致贫、因病返困”的步伐。如果能整合社会资源，定期免费检查身体，积极做好预防，做到“预防为主”实现“未病先防”，或群众在有点小毛病就及时治疗，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那花费的费用就要少得多。

开展城乡困难群众大病救助工作，是合乎民心、保障民权、维护民利、惠及民生的大好事，直接关系到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一定要增强责任意识，构建救助网络，形成救助合力，采取有效措施，落实相关政策，搞好救助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患者心中。

第三篇：车内空气污染案例频发暴露标准缺位

车内空气污染案例频发暴露标准缺位 中广网 2010-01-21 12:01

由于甲醛兴风作浪，我国消费者对于室内空气污染有了相对足够的重视，但是在车厢这一狭小的空间内，同样存在大量有害气体。由汽车内空气质量引发的健康问题屡见不鲜，而系列车内空气检测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频发的车内污染案例彰显出国家标准的明显缺位。

车内空气检测数据触目惊心

记者日前从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获悉，该协会2009年底公布的一份“汽车空气检验情况报告”显示，在抽查的29辆汽车中只有奥迪A 4A 6等八个品牌汽车的室内空气符合标准，其余21辆不同品牌的汽车室内空气均存在甲醛超标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 V O C)含量不符合要求的问题。

据了解，这项针对呼和浩特市市场上销售的不同品牌汽车车内空气质量的检测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石油化学工业检验测试所实施，检测项目为甲醛、苯、氨、T V O C等四个，检测的标准参照G B/T 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检测结果表明：72%以上的新汽车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问题，其中以甲醛的超标现象最为严重，大多数被测新车车内空气中所含的甲醛含量都超过室内甲醛国标限量值。

实际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汽车增加和高档装饰盛行的同时，车内空气质量问题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一问题却逐渐显露出来。

类似的检测数据已经多次显示出近似的结果。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1月，广东参照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检测的60款车型中，有50款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上海有关机构抽查的100辆轿车中只有17辆达到国家室内标准，八成以上的轿车内可吸入颗粒物超标，最严重的超过国家室内标准七倍。污染源主要来自内饰材料

据专业机构的调查显示，车内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成分较为复杂，有几百种之多，包括烃类、醛类、酮类物质等。主要受到关注的是甲醛、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等几种。

“特别是甲醛对婴幼儿和妇女特别敏感。由于很多消费者买新车是因为结婚，然后生小孩，因此车内空气很大一部分是针对敏感性人群，这样的社会危害就相对更大。”国内知名汽车行业分析师贾新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贾新光表示，室内空气污染主要是装修污染，原因之一是使用劣质装修材料，污染的主要特点就是甲醛含量高，与此相类似，车内空气的污染源也源于类似的因素。

专家表示，车内空气污染问题成因比较简单，主要是汽车内饰材料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车内空气质量状况与车辆制造工艺和零部件种类有直接关系，影响较大的主要为汽车仪表台板、门内饰板、地毯、顶棚、汽车线束、座椅总成等。仅以汽车的内饰构造而言，主要以皮质、纤维和各种工程塑料组成，而这些材料在生产时便需要使用到甲醛、苯等有害物质。有着完善质量管理系统的企业会在内饰组件出厂前进行一轮“消毒”处理，但碍于成本，并不是所有零件配套企业都会做足“消毒”的功夫。同时，车内装饰物如毛绒玩具、塑料地毯等是造成二次污染的主要来源。

车内污染案例频发

“有关标准得到重视的起因，是有车主得了白血病，但最终官司却没有打赢，法院不支持的理由是没有证据。”贾新光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2002年8月，北京朱女士购买了一辆国产奥拓轿车，同年9月底发现身上有大量出血点，被医院确诊为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发作并接受治疗。2003年3月，朱女士因医治无效病逝。2004年4月，北京丰台区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认为再生障碍性贫血死亡为苯中毒所致证据不足，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示。

自2003年以来，因车内空气污染引起的法律纠纷开始增多，除了“奥拓车苯超标引发死亡赔偿纠纷案”外，还包括“道奇公羊车甲醛超标案”、“奇瑞Q Q疑致儿童白血病 案 ”、“ 新 甲 壳 虫 甲 醛 超 标 三倍”、“中华轿车六年后甲醛仍超标4.4倍”等事件。

记者了解到，由于国内外没有适用的车内空气污染物控制标准，一些企业对车内空气污染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发生相关诉讼案件时，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由于没有车内污染物判定标准，无法对消费者权益实施有效的保护，也无法约束企业的生产活动。

发生在2003年的那场命案中，虽然法院认为，原告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死亡为苯中毒所致的证据不足，但由于存在没有车内空气质量标准的问题，法院为此向国家质监总局发出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尽早制定车内空气质量标准，同时建议将车内空气质量标准作为汽车制造业的强制性规定。

相关标准制定迫在眉睫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统计表明，2009年，我国汽车产销达1379.10万辆和1364.48万辆，同比增长48.30%和46.15%。其中乘用车产销1038.38万辆和1033.13万辆，同比增长54.11%和52.93%；商用车产销340.72万辆和331.35万辆，同比增 长33.0 2 %和28.39%。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主要的汽车消费市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10年，我国全年汽车产量增速在10%左右，有望达到1500万辆。

环保部相关专家根据相关调研的结果表示，汽车的大量使用造成了两方面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是汽车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和噪声对车外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就是车体材料释放有害物质造成的车内环境污染。

对汽车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国家已经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汽车大气污染物和噪声排放标准，并实施了型式核准、生产一致性检查和在用车排放检查制度，对控制汽车污染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车内环境污染，国家尚未制定控制标准和采取污染治理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汽车进入家庭步伐的加快，车内空气污染问题会越来越受到关注，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和颁布已经显得较为迫切。（记者 陈刚 蔡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