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以锦 盛佳婉：《财经》困局折射制度设计的缺陷

第一篇：范以锦 盛佳婉：《财经》困局折射制度设计的缺陷

范以锦 盛佳婉：《财经》困局折射制度设计的缺陷

范以锦 □范以锦 盛佳婉

11月 10 日，媒体纷纷报道胡舒立将出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一职。三天前的傍晚，胡舒立来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门口招呼笔者上了她的车，在饭局上聊了一个多小时，没有透露她已定了新单位。她只是说，离开财经杂志已定下来了，现在先要考虑把团队安置好，她自己也正在考虑到大学从事经济或传媒的教育。想不到，三天后报上就公布了她的去向。

胡舒立团队因何出走，胡舒立本人不肯多讲，只是强调一定要平稳交接，希望《财经》还一如既往辉煌，而且对投资方曾给她提供好的平台心存感激。笔者再向其他人了解“《财经》**”的背景。曾和胡舒立并肩战斗的财经人及已离开“联办”的几家杂志的人员，大多认为是理念之争。

投资方的人却另有说法，认为其间涉及到利益问题。但双方一致肯定地说，这次事变与政府无关，是他们内部的事。

这么好的品牌，这么好的杂志，在风风雨雨中没有倒下，也没有因为金融风暴和新媒体的挑战而退却，最后却因为自己内部的“争斗”而分裂。究竟是理念（包括办刊理念和发展理念）的冲突，还是利益的冲突？或许兼而有之？而且“理念”与“利益”是否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呢？酿成冲突与“制度” 设计“缺陷”有关吗？这些都是值得探究和反思的。不管如何《财经》杂志事件对局部来说，也许不是好事，但对全局来说，对传媒界和介入资本的投资人来说，却有着很强的警示意义。

第一“约法三章”——成就了“胡舒立团队”的同时也造就了投资方的辉煌 与过去一些媒体内部分裂的前前后后，双方总要吵闹甚至攻击一番不同，《财经》的投资人和经营者在公开场合一直都在“相互感激”。像胡舒立感激王波明曾经给过她施展的平台一样，胡舒立的老板王波明（“联办”总干事）也对胡舒立为他的事业赢得辉煌表示感激。王波明在 11 月 23 日出版的《财经》杂志（胡舒立团队出走后最新一期）写下了首篇社评《理念支撑下的坚持——致读者》，文中说到“一夜之间离开的是经过近12 年成长起来的编辑团队，这个团队成就了自己在同业中的领先地位，也成就了《财经》杂志的优秀品牌。这个团队中的代表人物胡舒立女士，也因她鲜明的个性和执著的理想赢得了读者和公众的掌声。和这样一位多年的合作者分手，我深感遗憾。” 的确，无论是作为资方代表的王波明还是经营者胡舒立都曾是《财经》的相互支持者和受益者。说到《财经》的投资人和经营者，我们须先理顺一下《财经》杂志错综复杂的关系圈。《财经》“婆婆”有财讯传媒、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联办”）、国家工商联。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前身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原是国家支持下的事业单位。当赋予它的职能完成之后，有一部分 人留下来，完成了公司化的运作。因此，其事业单位性质已名存实亡。财讯传媒旗下有几家包括《财经》杂志在内的媒体。财讯传媒为香港上市股份公司，而 “联办”现在是财讯传媒的母体和外壳，是财讯传媒的大股东。财经的主办单位是联办，而挂靠的主管单位是国家工商联。面对如此复杂的“婆婆”，为便于运作，在《财经》创办伊始，胡舒立就与投资人“约法三章”：胡舒立自己负责所有的编辑工作，投资人不能干预，在编辑和广告之间保持相对独立的运作。并提出了编辑人员的工资水平预算，以高薪确保记者忠于职守，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些举措实际上确定了《财经》杂志采编与经营分离的模式。

采编和经营分离是媒体成熟的标志，也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孜孜以求的目标。在采编分离的情况下，媒体才能忠于自己的使命：忠实记录社会发展进程，忠实记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忠实记录这个社会的主体情感。经营和采编分离使记者和编辑不用因为自家报刊一个广告而去考虑自己的文章该如何下笔。独立的公司运营也保证了杂志独立化的写作立场。也正是在这种“两分开”的媒体环境下《财经》经营团队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发表的报道锋芒毕露，在两年内就推出了一系列重磅报道：《基金黑幕》、《庄家吕梁》、《银广厦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等等。《财经》杂志一夜成名，胡舒立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这在读者中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到达了一种编辑和经营之间的平衡。在香港曲线上市的财讯传媒媒体帝国中，《财经》是中流砥柱。事实上，国家管理部门早就有这种“两分开” 的要求，但许多媒体感到很难办，尤其要达到良性平衡更难，而胡舒立的团队却做到了，具有示范作用。

投资人为经营团队营造了宽松的平台，胡舒立作为《财经》的经理人为东家立下了赫赫战功，让资方名利双收。按理说经理人和投资人都己获得双赢。可胡舒立团队的出走，却宣告职业经理人和资方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是资方“水浅难养龙”，还是胡舒立“良禽择枝而栖”。其间复杂的矛盾纠葛有待探究。

第二，突发事变——理念之争，还是利益之争？

跟随胡舒立出走的几乎是整个《财经》采编团队。显然，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矛盾堆积的必然爆发。为《财经》打下江山的胡舒立在出走时并没有得到像“选秀教母”龙丹妮般的待遇，东家“联办”甚至没有挽留。这不禁让我们深思：《财经》到底怎么了？从办报刊的角度而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内部争斗包括理念（办报的理念与发展理念）与利益两个方面。那么，《财经》事变属于哪一种？

前面说到，胡舒立团队办刊初根据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原则，曾与投资人 “约法三章”。但有媒体透露，从 2009 年 7月中旬开始，《财经》团队与东家 “联办”便因为报道选题和采访发生冲撞，原本按照“约法三章”本不介入采编业务的“联办”通知胡舒立团队要审阅选题和稿件，开始了经常性的审稿，胡舒立他们审批过的一些被认为是“敏感”的稿件被撤下。还有报道说，出资人希望《财经》的报道范畴回归到金融领域，回避敏感和有争议的政治等方面的话题，规避风险，确保《财经》的安全；胡舒立希望以财经内容为主，但也要涉及其他领域，希望拓宽新闻报道面。至于敏感的话题，胡舒立相信凭自己多年的经验积 累，具有把控挑战极限的能力。由此看来，是办报的理念之争。

再说发展理念。2009年暑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传媒领袖讲习班”请了胡舒立来讲课。讲到媒体融合时，她突然发问坐在旁边的主持人：“平面媒体的好日子还有多少年？”主持人答：“还有五六年的辉煌吧！”她点头赞 同：“对！”这里说的五六年不是指报刊消亡，而是说五六年后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辉煌，这当然也包括了当今辉煌的《财经》。接着，胡舒立介绍了他们的团队高度重视网站，于2008年强势启动了“财经网”，利用同一支采编队伍供稿，但与杂志上的内容不一样，强化其原创性。与会者听了很振奋，因为现在许多报刊办的网站的网络版只是复制，因而难以卖钱，还有可能影响到报刊的发行。胡舒立表示还要加大力度，找到更好的市场赢利模式。事隔才几个月，现在媒体又报道说，出于业绩压力，财讯传媒并没有给与足够的支持。而仿效彭博社设立财经通讯社的努力，也是无疾而终。这一情况说明，财经事变又是发展理念之争。然而，投资人却一再表明自己的理念从未变。王波明在后胡舒立《财经》上的首篇社评《理念支撑下的坚持——致读者》其标题就有意地表明“理念支撑”，文中也强调“信念我从未改变”、“摆在我面前最紧迫的课题是如何重建和发扬《财经》杂志一贯坚持和倡导的新闻理念——独立、独家、独到。但真正传承这个理念实际并不容易。”当然，他强调的“真正传承” 与“不容易”，又隐匿着什么？也只能让人们去猜测了。

至于利益之争，站在投资方与站在经营团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媒体的报道也就有明显的分歧。有的媒体谈到，目前《财经》年广告收入上亿，利润也很可观，投资人有着良好的收益，但《财经》记者的工资在业内并不算高，与其所作出的贡献和在业内崇高的名声很不相称。员工认为不合理，提了不少意见，但未被采纳。有传闻称，杂志的管理团队要求“联办”引入新股东，其记者资源也可能会作为一部分资产入股，但并未为“联办”接受。而刊发在一家报纸上、明显偏向投资方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胡王的主要矛盾是投资方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矛盾，这实在是当今中国最寻常、最普遍、且正在激烈寻找彼此定位的矛盾，每日类似故事无数。胡舒立要求更大的权利，不仅是个人和团队的收入及股权更多，胡还试图拉来新的投资者，自己操盘《财经》，这捅到东家腰眼上了。”这篇文章一出，又有人在网上驳斥。

那么究竟是理念（包括办刊理念和发展的理念）冲突，还是利益的冲突？或许是兼而有之呢？这些问题留给受众去思考，也一股脑地抛给了新《财经》团队去应对。然而，在现有的局面下，新的《财经》团队能否突破局限，带领《财经》打开新局面呢？ 第三，既有矛盾——新团队不能承受之重

《财经》杂志新的核心团队已尘埃落定：总编辑王波明、常务副总编杨浪、副总编辑赵力、主编何力、执行主编何刚。团队还是挺有实力的，但《财经》的未来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正如王波明在社评中所说：“我更多地是在反思——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本在中国有着特殊地位的杂志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此刻，我仍不能确认是否找到了真正的答案。但有一个认识却十分清晰，那就是——我和作为杂志主办者„联办‟ 肩上的责任不但丝毫没有减轻，反而愈发沉重。“

新的团队面临的“沉重”是，如何按照东家的设想，既坚持新闻理念，同时又能收放自如，使各方都能比较满意。但事实上，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悖论。其一，平稳的报道与坚持新闻理念之间的悖论。媒体的责任是记录时代进程，满足人们的知情权。《财经》如果秉承“独立立场、独家报道、独到见解”的理念，发表的报道又锋芒毕露，必然与“平稳”的理念有一定的距离。换言之，如果《财经》放弃尖锐报道，回避有争议的话题，那么《财经》显然也有辱独到、独立、独家的新闻理念。其二，改变尖锐风格与维护股东既得利益之间的悖论。首先《财经》正是由于其敢言、直言才一夜成名，为股东带来巨大收益。如果改变尖锐风格，则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转型成功，保住了既得利益，又规避了被秒杀的风险。或者转型失败，造成了想保既得利益而不得的局面。然而，十余年来胡舒立凭借个人所拥有的特殊资源和人脉，使《财经》一直成功游刃在合法化的边缘。因此，这种二选一的风险成本实则大于“被秒杀”的风险。其三，媒体的长远利益与当前收益之间的悖论。媒体的投资是个长期的过程，投资新媒体不能在短时间内赢利，这必然会危及到企业的当前收益。但据此就收紧投资，则是无视媒体的长远发展的短视行为。新媒体是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未来媒体竞争重要砝码。能否在网络上打开局面，也是新的核心团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中国传媒业所处的特殊环境，媒介职业经理人在把握媒体发展空间和政策挑战尺度上必须具有很大的智慧，而胡舒立凭借个人所拥有的特殊资源和人脉，在《财经》中注入自己的理想、雄心和新闻专业精神，从而形成杂志独特且几乎难以复制的品质。正如江艺平所说，在中国没有哪份杂志像《财经》一样那么深地留下主编的烙印。没有了胡舒立这样的特殊人物，《财经》可能会更加的“沉重”。因此，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跳出现有局面，尽快建立这种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的平台，也就是要进行制度设计。

第四，制度设计——保持平稳发展的长远之计

其实，理念冲突和利益矛盾是纠缠在一起的。理念也罢，利益也罢，都与制度设计有关。

事变之前，“联办”经营的体育画报负责人程益中走了，“联办”下属的和讯网负责人杨斌走了，“联办”下属的另一家杂志负责人李多钰也走了。现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财经》杂志又发生了震荡。既然不是个别现象，几家媒体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员离职事件，这就很值得我们反思制度设计的问题了。我们先从《财经》创办初期，为了确保采编理念实现而提出的“约法三章” 说起。这种类似口头协议的约定，而并非制度化的设计是靠不住的。王波明不是有一个“总编辑”的头衔吗？既然是总编辑，随时要求介入审稿也就理所当然了，反而“约法三章”没有支撑的依据。正常情况下，凭建立起来的“互相信任”的情感，大家相安无事。但一旦遇到风**波，感情也就靠不住了。也就是说，除了感情留人，还要有制度保证，方能保持队伍的稳定。

如果还夹杂着“利益之争”，那么我们也分析一下其中的制度缺陷。

这里有两个问题要弄清，利益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必须；二是利益的矛盾为什么不能解决？与制度设计是否相关？

首先是利益。我们不妨站在双方的立场上进行平衡的考量，投资人哪一个不讲利益，当然希望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触犯了最大化当然就会产生特殊的举动。而作为职业经理人，要维护自己乃至整个团队的利益，也是很自然的。追求新闻理想的同时，要求根据团队的贡献取得更多的利益，无可非议。既然大家都需要考虑利益，就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妥协的办法。但是，发生矛盾后通过谈判能解决问题吗？有这样的先例，但难以持久，其局面必然处于一波未平、另波又起的恶性循环中。

我们对比一下另一家财经类的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这家报纸成立了经营公司，投资人分别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控股）、上海复兴集团，经营团队也持了股。从 2001 年合作到现在，利益三方很少为经营的事而发生磨擦。为什么？

从利益来看，因为 21 世纪经济报道经营公司几方都有股份，都有共同的利益将他们聚合在一起。大家每年能分红，分多少不必吵闹，按各占的股份分配。

从办报的理念来看，也与这种股权的设计有关。因为利益各方都明白，没有理念的话，报纸办不好，走不了市场，不能取得良好的经营效益，大家的利益都受损；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把握好底线，发生了严重的导向问题，报纸被责令停刊，同样会导致各方利益受损。

再从发展的理念来看，着眼长远发展，还是考虑眼前的利益，长远发展的资本投入要有多大，都会有一个周全考虑。因为，大家的利益捆在一块，也就能妥善解决这类问题。从 21 世纪经济报道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利益激励的制度设计，无论对团队的稳定，对办报理念和发展理念的实现，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的传统媒体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很难，因为这关系到转制的问题。但是，再难也要想办法实施，尤其是那些非时政类的报刊，已具备转制和建立激励机制的条件，国家政策也对这类媒体放得更开。像《财经》杂志本来就不是时政类媒体，而且早就转制，加上其创办的特殊环境和背景，本应更具备创新能力，为何不尽快建立这种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的平台，而非要折腾一番呢？不然，胡舒立走了，下一个“胡舒立”能“安分守己”么？

（作者范以锦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盛佳婉系该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