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整治“庸官”：明代官员上朝若迟到要打屁股

第一篇：古代如何整治“庸官”：明代官员上朝若迟到要打屁股

古代如何整治“庸官”：明代官员上朝若迟到要打屁股

为了“治庸”，各朝代做了很多努力。唐文宗时，有个翰林学士名叫裴颜祺。当时翰林院规定，太阳光照到甬道第五块砖时就要准时上班。而裴颜祺性情懒惰，总是等到日光照到第八块砖时才慢吞吞地到位，时称“八砖学士”，即一位经常迟到的官员。

古代官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对迟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仪等“庸懒散”行为，历朝均有惩治办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天处杖打100大板。为不因迟到而挨打，明朝曾发生一起冬天高官误跌御河溺死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魏忠贤当权时，紫禁城不准点路灯，说是为防“火患”，还禁止官员骑马坐轿，冬天天亮晚，路上又黑灯瞎火，结果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于是“追尾”之事经常发生。

一天，一名住得离宫较远的官员可能起晚了一点，因怕“朝会”迟到，一路小跑，加之当天早上下大雨、路又滑，慌乱中没辨清方向，竟失足御河，命丧九泉。

唐玄宗时，“迟到就要扣工资”，“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

抓考勤当属“治标”，那如何“治本”呢？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他的做法很有操作性，用“三字”概括，就是“稳、准、狠”。

以对六部尚书（国务院各部长）的考核为例，其管理方法是：首先将各部长每年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3个账簿，并分别在本部给事中（专门负责弹劾，不受本部门领导）、都察院（中纪委）、内阁（国务院）留存；然后，各部长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的依据，分别亲赴给事中、内阁和都察院，对照账簿，完成一件、就勾销一件；最后，内阁、都察院、给事中等三部门，逐件核实官员提供的工作完结依据，如有部门发现其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规定予以处分。

按此办法，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第二篇：古人如何惩治“庸懒散”？明代官员缺勤打屁股

古人如何惩治“庸懒散”？明代官员缺勤打屁股

要了解古代治“懒庸”，得先了解古代官员是怎么上、下班的。古代上班时间比现在早，《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由此可见，从春秋起，古人就有了“鸡鸣即上班”的传统，往后，这个时段就定型为“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于是，“上班点个卯”也就流传至今。

古代上班早下班也早。清朝规定春夏下午4时下班，秋冬下午3时下班。至于白居易笔下的“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那是因办公和生活区相隔远，又没汽车，所以走回家就是“逼夜”了。

古人上班第一件事是“开会”。在中央，皇帝每天早上要举行“朝会”，也叫“上朝”，属最高国务会议。参会官员是“六部九卿”等省(部)级以上官员。朝会内容两项：一是皇帝做出决策，征求大臣意见；二是大臣有重大事项，需报请皇帝批准。“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多在辰时(上午九时)结束。

明朝因赶早班，官员落水身亡

上午九点“散朝”后，各官员在宫门外吃完皇帝恩赐的“早点”后，就各自回衙门，或落实皇帝在“朝会”上的最新旨意，或处理日常工作。这是京官一天的工作模式，地方与京城大同小异。

古人治“庸”，首先从“迟到早退”抓起。古代官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对迟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仪等“庸懒散”行为，历朝均有惩治办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天处杖打100大板。

为不因迟到而挨打，明朝曾发生一起冬天高官误跌御河溺死的事：魏忠贤当权时，紫禁城不准点路灯，说是为防“火患”，还禁止官员骑马坐轿，冬天天亮晚，路上又黑灯瞎火，结果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

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于是“追尾”之事经常发生。一天，一名住得离宫较远的官员可能起晚了一点，因怕“朝会”迟到，一路小跑，当天早上因雨雪路滑，慌乱中没辨清方向，竟失足御河，命丧九泉。

唐代迟到扣工资

对于迟到缺勤，除了“打屁股”外，还有扣工资、降级、撤职甚至“坐牢”等五花八门的处罚措施。

先说“迟到扣工资”，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四)。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再说“缺勤被撤职”的，清乾隆时，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收受孝敬的赚钱机会。还有“因旷工而坐牢”的规定，唐律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

第三篇：中国多地整治庸官懒政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中国多地整治庸官懒政 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据《法制日报》4月18日报道，继贪官之后,庸官、懒官、散漫官,近日来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地相继出台办法剑指庸官懒政。

“庸官懒政是我国的一个吏治难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全国一些地区进行了有意义地探索。有些举措对治理干部队伍中的庸懒现象产生了较好效果,但其治理的对象主要是一般干部,解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于‘显性问题’,对领导干部中的‘隐性失职’问题鲜有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制度建设解决“庸”“懒”好处多

“被诫勉谈话或受到通报批评的,当年不得参加评优评先,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近日,《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正式出台。

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将解决好职能交叉重叠、责任不清、事权分离、多头管理和管理真空的问题。同时,武汉市将优化指标体系设置,分层分类建立考评指标体系,将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此外,暂行办法还规定,将通过组织集中检查、明察暗访、日常考核、民主评议和群众举报等形式,实现监督检查的经常化和制度化。

上述办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追捧。为此,武汉当地还开通了“治庸”投诉热线,接受群众电话举报投诉庸官、懒官和散漫官。据报道,这部热线电话自4月11日开通后,3天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

除了武汉外,全国多地都对庸官懒政采取了高压态势。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0年8月开始至当年11月底,山西省连续9次开展“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检查行动。在此次专项检查行动中,一批“享乐官员”因上班期间“吃喝玩乐”被查处；一批“权力寻租官员”因“吃拿卡要”被追责。据统计,山西省共有421名官员被处分,30名官员被摘“乌纱帽”。

而湖南省此前出台的《关于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理办法》,则对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作了十分具体详尽的规定。具体包括,“对企业和群众的投诉、检举等无故不予受理或拖延的,对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偷盗等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查处不力的„„都应当处理”。

“上述规定或办法受到好评,说明了社会各界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积极履行职责有一个期盼,对庸官懒政和不作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抱怨,一旦政府部门动真格地拿出一定的办法来治理这个问题,来促使各级政府机关积极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群众当然是欢迎的,也是期待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马怀德进一步分析说,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庸官懒政现象的好处就在于,“面对群众的一些要求或是社会责任,行政机关有时会发生一些不作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群众权益受

到侵害,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能够保证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以前通常的做法是发生了不作为行为后,群众可以申请附议,提起诉讼,这种事后监督成本比较高,往往也很难举证,很难打赢这种官司。而事先监督检查的权力又不在群众手里,而是在政府部门机关内部,所以说政府部门内部通过规章制度形成这样一种监督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行职责,这等于是抓到当前行政管理的一个症结、一个病根”。

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据了解,各地积极整治庸官懒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周湘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近年来,庸官懒政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领导召见不献一计,同级会商不见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令”；一些人“混”字当头,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一些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现为“心懒、嘴懒、手懒、身懒”。

对于上述庸官、懒官,一些群众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并将这些人形容为干部队伍中“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领导”。

“特别是一些单位的极少数副职领导干部认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帮手’,‘站着不长,绊倒不响’,存在满于现状、贪图安逸、作风漂浮、得过且过的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

守主义、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同时,副职领导干部‘一纸文件定终身’的现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一呆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给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政府部门形象的有效塑造带来不利的影响。”周湘智说。

而对于庸官懒政不断滋长的原因,周湘智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竞争‘短缺’,动力不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说,第二个原因是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制度。

周湘智说,第三个原因在于考评“短腿”,活力不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比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现行的干部考核往往体现在年终的本人述职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治理庸官需与干部提拔挂钩

在仔细对一些地方的治庸样本进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认为,湖南省平江县的作法较有代表性。

据介绍,平江县在全县40个县直单位实施了名为“差额

竞职”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体做法包括:班子副职全员参与竞职考验。平江县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县所有县直单位的副职必须参与此次公开竞职,接受考验；民主集中严格筛选差额“挑战者”,对参与差额竞职的非班子成员设定了较为宽松的条件,为保证参与正式竞职人员的高质量与代表性,该县采取了“一初审二考察三测评四公示”的筛选办法；公开竞职演讲,平等接受挑选。由组织部门组织召开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全体现任副职与1名差额竞职人选进行施政演讲,公开陈述其德才表现、工作业绩、对岗位的认识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据了解,通过改革,平江县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职领导干部被淘汰,5名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尤其是规定各级干部只有考评达到“优等”等次才能具备被推荐提拔的资格,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场。

“干部考核直接与提拔挂钩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强。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直接关涉到每个官员的切身利益,通过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的明确‘买单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懒政行为在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的权重,增加失职行为的风险,成为撬动官员加强工作主动性、示范性与创造性,促进模范履职的‘阿基米德支点’。”周湘智说。

周湘智还认为,可以考虑运用体制外的互联网络举报以及体制内的与官员考核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广大官员被置于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

不断地努力改进工作、改进作风、为民履职”。

马怀德则认为,庸官懒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体系的建设: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确规定要集中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要“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用这些制度保证公务人员不至于推诿、拖延,保障相关人的利益；在问责制度上,现在国家也提出了凡是决策失误、工作失职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的,都要被问责。被问责的方式除了公开道歉以外,还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被免职等方式。在奖励制度方面,要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如果积极履行职责,从政绩考核的角度来讲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应该与晋升提拔挂钩。“只有通过这样全面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才能促使公务人员积极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这其中虽然还涉及公务人员的素质、精神等因素,但主要还是要靠制度来抓。”马怀德说。

摘自

2011年4月19日 联合日报

第四篇：中国多地整治庸官懒政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中国多地整治庸官懒政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2011-04-18 10:45 来源：东北网

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少数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 竞争“短缺”问责“短路”考评“短腿”滋生庸官懒官 干部考核与提拔挂钩是治理庸官懒政的有效方法

继贪官之后,庸官、懒官、散漫官,近日来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地相继出台办法剑指庸官懒政。“庸官懒政是我国的一个吏治难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全国一些地区进行了有意义地探索。有些举措对治理干部队伍中的庸懒现象产生了较好效果,但其治理的对象主要是一般干部,解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于„显性问题‟,对领导干部中的„隐性失职‟问题鲜有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制度建设解决“庸”“懒”好处多

“被诫勉谈话或受到通报批评的,当年不得参加评优评先,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近日,《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正式出台。

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将解决好职能交叉重叠、责任不清、事权分离、多头管理和管理真空的问题。同时,武汉市将优化指标体系设置,分层分类建立考评指标体系,将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此外,暂行办法还规定,将通过组织集中检查、明察暗访、日常考核、民主评议和群众举报等形式,实现监督检查的经常化和制度化。

上述办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追捧。为此,武汉当地还开通了“治庸”投诉热线,接受群众电话举报投诉庸官、懒官和散漫官。据报道,这部热线电话自4月11日开通后,3天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

除了武汉外,全国多地都对庸官懒政采取了高压态势。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2010年8月开始至当年11月底,山西省连续9次开展“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检查行动。在此次专项检查行动中,一批“享乐官员”因上班期间“吃喝玩乐”被查处；一批“权力寻租官员”因“吃拿卡要”被追责。据统计,山西省共有421名官员被处分,30名官员被摘“乌纱帽”。

而湖南省此前出台的《关于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理办法》,则对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作了十分具体详尽的规定。具体包括,“对企业和群众的投诉、检举等无故不予受理或拖延的,对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偷盗等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查处不力的……都应当处理”。

“上述规定或办法受到好评,说明了社会各界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积极履行职责有一个期盼,对庸官懒政和不作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抱怨,一旦政府部门动真格地拿出一定的办法来治理这个问题,来促使各级政府机关积极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群众当然是欢迎的,也是期待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马怀德进一步分析说,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庸官懒政现象的好处就在于,“面对群众的一些要求或是社会责任,行政机关有时会发生一些不作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群众权益受到侵害，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能够保证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以前通常的做法是发生了不作为行为后,群众可以申请附议,提起诉讼,这种事后监督成本比较高,往往也很难举证,很难打赢这种官司。而事先监督检查的权力又不在群众手里,而是在政府部门机关内部,所以说政府部门内部通过规章制度形成这样一种监督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行职责,这等于是抓到当前行政管理的一个症结、一个病根”。...全文>>(来源：东北网)28条相同新闻>> 部分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据了解,各地积极整治庸官懒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周湘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近年来,庸官懒政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领导召见不献一计,同级会商不见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令”；一些人“混”字当头,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一些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现为“心懒、嘴懒、手懒、身懒”。

对于上述庸官、懒官,一些群众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并将这些人形容为干部队伍中“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领导”。

“特别是一些单位的极少数副职领导干部认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帮手’,‘站着不长,绊倒不响’,存在满于现状、贪图安逸、作风漂浮、得过且过的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主义、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同时,副职领导干部‘一纸文件定终身’的现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一呆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给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政府部门形象的有效塑造带来不利的影响。”周湘智说。

而对于庸官懒政不断滋长的原因,周湘智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竞争‘短缺’,动力不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说,第二个原因是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制度。

周湘智说,第三个原因在于考评“短腿”,活力不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比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现行的干部考核往往体现在年终的本人述职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治理庸官需与干部提拔挂钩

在仔细对一些地方的治庸样本进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认为,湖南省平江县的作法较有代表性。

据介绍,平江县在全县40个县直单位实施了名为“差额竞职”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体做法包括:班子副职全员参与竞职考验。平江县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县所有县直单位的副职必须参与此次公开竞职,接受考验；民主集中严格筛选差额“挑战者”,对参与差额竞职的非班子成员设定了较为宽松的条件,为保证参与正式竞职人员的高质量与代表性,该县采取了“一初审二考察三测评四公示”的筛选办法；公开竞职演讲,平等接受挑选。由组织部门组织召开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全体现任副职与1名差额竞职人选进行施政演讲,公开陈述其德才表现、工作业绩、对岗位的认识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据了解,通过改革,平江县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职领导干部被淘汰,5名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尤其是规定各级干部只有考评达到“优等”等次才能具备被推荐提拔的资格,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场。

“干部考核直接与提拔挂钩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强。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直接关涉到每个官员的切身利益,通过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的明确‘买单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懒政行为在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的权重,增加失职行为的风险,成为撬动官员加强工作主动性、示范性与创造性,促进模范履职的‘阿基米德支点’。”周湘智说。

周湘智还认为,可以考虑运用体制外的互联网络举报以及体制内的与官员考核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广大官员被置于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地努力改进工作、改进作风、为民履职”。

马怀德则认为,庸官懒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体系的建设: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确规定要集中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要“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用这些制度保证公务人员不至于推诿、拖延,保障相关人的利益；在问责制度上,现在国家也提出了凡是决策失误、工作失职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的,都要被问责。被问责的方式除了公开道歉以外,还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被免职等方式。在奖励制度方面,要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联系在一起,如果积极履行职责,从政绩考核的角度来讲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应该与晋升提拔挂钩。

“只有通过这样全面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才能促使公务人员积极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这其中虽然还涉及公务人员的素质、精神等因素,但主要还是要靠制度来抓。”马怀德说。（记者杜晓 实习生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