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5年金华公务员热点时评： 招商引资“逼疯”地方官员 为完成考核只能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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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金华公务员热点时评
招商引资“逼疯”地方官员 为完成考核只能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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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压力太大，感觉有点刹不住车，整个人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西部地区的一个地级市副市长说。在抽空“接见”《经济参考报》记者时，他正为招商引资的事忙得焦头烂额。
“有时候为了守住底线，免不了跟老外拍桌子。”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张甫东说，可是总拍桌子，招商指标上不去，考核掉链子怎么办？有时候感觉，跟外资之间就是一种对赌双赢的关系。
随着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和自身经济转型要求凸显，各地“招商引资”工作既要善于取舍、敢于拒绝，又要保住不断增长的考核指标，往往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不少基层招商干部吐槽“压力山大”。
考核指标年年上涨 外资数据只得掺假
“市里每年都要求20%的合同外资增长目标，完不成任务开会总被点名，被骂得‘满头都是包’。”东部省份一个地市的商务局干部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吐槽”：招商引资不像企业生产那样，具有一定连续性，每年1月1日，所有外资数据清零，全部从头再来“前些年已经把基数做高了，如今还要求每年正增长，感觉压力山大！”
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速度放缓，加上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致力于制造业回流，使我国吸引外资工作压力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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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基层干部反映，从内部环境来看，生产成本上升、内外资税收政策并轨、环保要求提高、外企注册审批手续繁琐、部分优惠政策难以惠及外企等多重因素叠加，进一步加大了招商引资工作的难度。
一方面是招商引资难度提高，另一方面国内经济转型步伐加快，各地对“招商选资”的要求更加突出，继续抬高了外资项目落地的门槛。
顶着这种压力，去年南京拒绝了一个世界500强汽车制造项目。南京市投资促进委外资处副处长胡滨介绍，这家汽车企业原本计划落地南京江宁，甚至承诺可将企业总部搬到南京。“这么诱人的条件，要是以前一定就同意了。可现在江宁也算是主城区，从环保等角度看，不能再承载这么大的汽车制造企业。”
随着部分政策的调整，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情况，也给基层招商干部增添了压力。东部某省商务厅的一名处级干部说，今年各地开始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企业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外商何时到资、分几期到资，我们心里完全没底。”
这名干部告诉记者，省里要求今年实际到资增长目标是5%，厅里面给的合同外资增长指标就变成了35%，说只有合同到资增幅足够大，才能挤掉水分，对实际到资形成支撑力；“这简直要把我们压死了。”
在以“指标”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下，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盲目提出过高外资指标和要求。基层招商部门为了完成任务，只能谎报、虚报外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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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银行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除了重复统计、扩大统计口径等手段以外，还存在虚报的行为，即招商引资部门与企业表面达成协议，实现了“合同利用外资”，而“实际到位外资”并未发生。
招商市场竞争惨烈 外企借机“漫天要价”
在吸引外资的比拼中，不仅有东南亚国家争抢外资，还有兄弟省份的“惨烈竞争”。福建省晋江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吴靖宇说：“有些外资企业很狡猾，往往利用地方招商心态，跑十几个地方考察，将所有优惠政策叠加起来，回过头再找你漫天要价。”
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对外资如饥似渴，“拣到碗里都是菜”。东部省份一位基层干部说，“30年前为了招商引资、给外商供地，我们连祖宗祠堂都愿拆。”
伴随着发展模式逐步转型，我国的“引资优势”已发生重大转变。福建省商务厅外资管理处处长王明永说，过去依靠低成本和政策优惠，如今外资更多看重的是市场空间、产业配套和服务环境；“外资关注点的转移，对招商干部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落后产能避之不及，好项目大家都想要；但在资源环境和政策条件上，地方政府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想要‘挑肥拣瘦’，只能在招商技巧、服务水准上较劲。”吴靖宇说。
部分基层干部反映，过去招商“靠展会、比人脉、拼酒量”，现在不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必须具备产业梳理、技术前沿分析、市场前景预判和风险预测等多种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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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东部某省费力引入了一个外资商贸物流项目，仅一期项目就占地400多亩、投资额达到约4亿美元。但由于商业模式脱离了地方产业实际，五、六年过去了，该项目却未招来足够商户入驻，只能四处寻求资产重组。
“项目用地拿了，楼盖起来了，但几乎没有产生税收和经济效益。”当地干部认为，引进这样的外资项目，实际上是对市场风险的一种误判，白白浪费了地方的土地资源。
与“高素质”要求相对立的，是基层干部在政策空间上的“无力感”。一位基层招商干部告诉记者，国土部门的地价不能降；税源上这两年本身就紧张，税务部门哪肯再减税？乡镇征地拆迁成本越来越高，一分钱都不能少。“只有招商部门最尴尬，谈判过程中没有任何议价权。”
部分基层干部反映，在现行招商工作体制中，还存在部门分割、职能脱节的问题。产业政策、招商引资、企业运行等职能和信息，分属发改、商务、工信等部门，导致引资项目成功率低，难以实现“招商选资”的效益最大化。
外资结构转型痛苦 考核亟须“去GDP化”
近年来，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招商选资”已成为不少地区招商工作的基本准则。在江苏苏州，早在2012年就提出“稳量提质”的外资结构定位，要求“稳总量、调结构、拓空间”；当地甚至提出每年合同外资减少5亿美元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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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在外资结构转型期还是蛮痛苦的。一方面要调结构，同时还要完成稳增长的任务，尤其对苏州这样的城市来说，内部的压力很大。”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刘炉坦言。
相关基层干部建议，针对新形势下引资工作重点的转移，亟待建立更加科学的外资工作评价体系，推动招商引资考核重点“去GDP化”，从“规模和速度”逐步向“质量与效益”转变。
首先，探索设计一个综合评分体系，将外资项目的产业类型、技术含量、投资强度、税收贡献等指标，加以不同权重进行评分。
其次，整合多部门职能，建立联合招商协调机制；强化对各地区产业发展状况的梳理，对产业链缺失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进行重点突破。
最后，对亟待引进的重点项目、龙头企业，采取“一企一策”举措，在考核评价体系中加大权重；实行招商引资业绩评价的“精细化”管理。
刘炉认为，在兼顾引资规模的同时，应着重考量产业结构比重变化，优势产业和优质项目的培育情况，二、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优化情况，存量企业转型发展和经济贡献情况，外资总部和功能延伸拓展情况，服务业开放创新情况等，逐步引导外资结构调整和转型。
相关专业人士进一步建议，今后应着力弱化政府部门招商引资考核机制，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能；重点加强与跨国公司在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上的合作升级；引导外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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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需要技术创新的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发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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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金华华图)
第二篇：2015年金华公务员热点时评：中央亮剑官员“亲缘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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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金华公务员热点时评
中央亮剑官员“亲缘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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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陆续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通报显示，14个被巡视的对象中有7个地方和单位出现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
“半数被巡视对象暴露出领导干部用权力为亲属、子女谋利的问题，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反腐问题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说。
专家称，从1979年至今，共有10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问题，但一直以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央巡视组聚焦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意味着将干部亲属等“易腐人群”纳入反腐视野。那种“一人当官全家发财”的“亲缘腐败”将难以遁形。
半数被巡视单位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
近期，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陆续公开巡视整改情况。在14个被巡视省市和单位中，有7个地区、单位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现象，个别地方问题突出。
山东省存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宁夏存在“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及其亲属违规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园林绿化等”问题，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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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主要负责人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新疆“领导干部亲属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巡视中发现的违规现象受到处理。河南省共受理科级以上干部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线索148起，其中厅级干部17人，处级干部35人，科级干部96人。甘肃对存在个人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的16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7人、诫勉谈话51人、降低基本退休金1人。
那么，子女亲属违规经商与领导干部发生腐败到底有多大关联性？在新疆的专项清理中，近1000条违规的线索目前已经查出输送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线索68件；江西专项治理期间，各地各部门通过自查发现涉及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2000余个，立案查处的已达110余人。数据说明，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与领导干部腐败的“关联度”相当高。
据披露，今年以来新疆共立案查处此类案件176件，占15.6％，其中自治区纪委查办的16件违纪案件中，有6件涉及此类问题，占比高达37.5％。广东省纪委通报，今年上半年立案查处的要案有31件是官员利用影响力为亲属、子女谋利，占要案总数的33.3％。
家庭内部“官商结合”上演多种“双簧戏”
江西一位纪检干部介绍，在查办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涉及腐败的案件中，一般是腐败官员藏身幕后，安排至亲好友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基本上，其手法和途径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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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权钱利益互补型”。家庭成员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在山西运城
——“借壳捞钱型”。一些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并不从事实际业务，其公司只是进行贪污受贿的“壳”。今年2月，江西纪检部门对副厅级干部张某立案调查，目前张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据办案人员透露，为了牟取不当利益，张某的儿子在其任职所在地开办了一家财务咨询公司，每年象征性地到当地私营企业翻翻账本，一家公司就可拿到15万元的咨询费。
刘铁男与刘德成父子也具有同样的特征。根据检方的起诉书，刘铁男帮助南山集团解决3万吨氧化铝购销合同
——“利益集团交换型”。这种腐败形式一般是领导干部先施惠于下级、商人，再打招呼让其“照顾”自己的亲属，或者官员之间达成某种“默契”，以手中权力为交换砝码，异地“交易”利益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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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吴晓林介绍，这种算是家族内“官商结合”的“高级形式”，难以发现、查处，并且大都是以“窝案”的形式暴露，负面影响也更大。
另外，领导干部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的“国际化”趋势明显，这也大大增加了腐败的隐蔽性。江苏一位纪检人员介绍，无锡一位副厅级干部的儿子在香港开公司，形成了“老子在国内给人办事，儿子在境外大肆收钱”的腐败链条，短短几年时间，这个“官二代”在境外收受贿款上千万元。
加强领导“身边人”监督还需制度措施落地生根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此次巡视意味着领导“身边人”等靠近权力的“易腐人群”，已经被纳入反腐视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正在加速落实”。
事实上，干部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是个老问题，规范干部亲属子女经商行为一直是反腐败的“重点地带”。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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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但为何这么多的法规管不住干部亲属子女伸出的“谋利之手”？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谢世诚认为，监管边界、标准模糊以及约束机制不细化、缺乏操作性，是造成法规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一位纪检干部举例说，如对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能在该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规定，在实际监督中如何界定“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与公共利益冲突”两个问题，就存在操作难题。
“中央巡视组将相关问题‘揭开盖子’，表明了中央将坚决查处相关问题的态度。”任建明说：“需要关注的是，领导干部可以用党纪国法来规范，其亲属子女出现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都需要在今后进一步明确。”
相关报道：“关系思维”盛行的土壤是“法治不彰”
平时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时却忙着找关系，这是不少人的矛盾心态。“关系思维”为何如此流行，又该如何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加以破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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