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北京依法查处取缔黑车案暨河北孙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第一篇：(经济法)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北京依法查处取缔黑车案暨河北孙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经济法）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北京依法查处取缔黑车案暨河北孙大午农牧

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更新时间：08-16 发布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点击：301 【案情介绍】

案例1：北京依法查处取缔黑车案

所谓黑车，是指没有营运资格的个体出租车司机从事出租车辆非法运营。从1996年开始，北京市对出租车实施总量控制，总数始终保护在六万多辆，正规运营的出租车数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不少“黑车”由此上路。据统计，北京的黑车数量目前有七万两千台，已超过合法运营资格的正规出租车数量。据调查，北京市黑车运营有很多问题：一是黑车司机欺客宰客，甚至敲诈勒索，引发纠纷和治安案件；二是驾驶残疾人专用车甚至报废车上路非法运营，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三是一些黑车司机划分地盘，争抢客源，向涉黑涉恶不断违法犯罪演变；四是个别黑车司机借运送乘客之机实施抢劫、强奸、盗窃犯罪；五是一些黑车司机受利益驱动，不论早晚和路途远近，几乎无处不去，极易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对象；六是在交通枢纽、繁华街区、居民小区等周边，大量“趴活等客”黑车司机将车乱停乱放，影响了正常营运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影响城市形象和群众安全。

为了整治黑车，2006年4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联合发布了《依法查处取缔客、货运输车辆无照营运的通告》，北京16委办局组成“打黑”工作组，掀起了为期一个月的“狂飙行动”，市民举报黑车将受到奖励，对于打击不力的相关单位负责人将要追究其责任。凡是在“狂飙行动”期间查获的黑车，全部按照上限50万元的标准予以罚款。如果第二次被查，除被罚款外，车辆将一并没收。

案例2：河北孙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农民企业家孙大午与家人历时十八年，在河北徐水县郎五庄的一块荒地上创办起河北大午农牧有限公司。1995年该公司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最大500家私营企业；1996年，被河北省政府评为“河北省骨干乡镇企业”，孙大午被评为“河北省养鸡状元”。

在企业发展急需资金时，由于银行贷款未果，孙大午转而向员工亲朋和附近村庄的村民募集资金。从1996开始，大午集团先以“职工入股”的方式融资，后来逐渐从职工扩大到了邻村的村民。先后有4000多人把钱借给了大午集团，累计1.8亿元，但孙大午有借有还，使公司的借款余额大致稳定在3000多万。孙大午的集资行为引起当地金融监管机关—徐水县人民银行的注意，多次责令停止吸储，未果。2003年5月，徐水县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拘捕了孙大午，查封大午集团；随后，当地政府工作组进驻大午集团，清理、清退公众存款。2004年10月30日，徐水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如下：

因大午集团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出具名为“借款凭证”或“借据”实为存单的制式凭证，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8.3161万元。判决孙大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处罚金10万元。

孙大午被羁押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海内外媒体大量报道，学界则开展了拯救“中国最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的运动。2003年7月，中国最著名的经济研究机构之一——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了孙大午案件座谈会，经济学界、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对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刑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孙大午的辩护律师则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指称国务院颁布的金融监管法规逾越法律权限，申请立法机关对《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解释。营救运动最终引起了中央最高决策者的关注。案件的结局颇有些戏剧性：河北省有关部门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及孙大午辩护律师“讨论”孙大午案件的出路，因此，判决结果提前两天就由孙大午的律师向外界“透露”出来了。当庭宣判时气氛有些“温情”，“很多旁听人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事后的评论大概以网易财经专栏最具代表性：“在这场艰苦的社会力量博弈中，媒体、经济学界、法学界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首局得胜。”

【法理问题】

1、经济法主体资格的取得的部门法属性

2、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法理分析】

（一）经济法主体资格的取得

首先需要确认的主体资格可分为抽象主体资格的取得和具体主体资格的取得。通常，依据民法制度确认并取得的主体资格即为抽象主体资格。从历史看，并非所有的生物人都是法律人，或者说可以成为法律主体。而所谓法律主体，即能够依法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而决定何种生物人可以成为法律人，取决于不同时期的法律价值。如在氏族社会时期，法律以“血缘”、或者“疆域”作为评判生物人成为法律人，并进而成为法律主体的工具。经过甄别、筛选后，具备“特定条件”生物人才可取得法律主体资格，以法律人的“身份”参加经济活动，并在其中享有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天赋人权，或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终为所有生物人均可成为法律主体提供了宪法依据。为贯彻该理念，法国民法以“理性”作为判定生物人取得法律主体资格的标准。与之不同是，德国创造了“民事权利能力”，并以“人出生即具有权利能力”，实现了所有生物人取得法律主体资格的要求。德国“权利能力制度”，同时也为拟制人——法人也提供了成为法律主体，取得法律资格提供了空间。因此，在德国民法典上，存在两种人：一个自然人，一个为拟制人即法人。前者基于出生即可取得法律资格，而后者一经登记即取得法律资格。

正因此，民法所确认的法律主体资格，是一切法律主体从事活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首要前提。无论国家、政府机关、或企业事业单位、自然人等，他们首先需要具备抽象法律资格。例如，政府机关首先是社团法人，其主体资格取得需依据法人主体资格取得之程序和条件而获得。

具备抽象主体资格的法律主体，因为其所欲从事的活动领域的不同要求，又须具备从事该特殊领域活动的主体资格，这即为具体资格的取得。例如，当某一法人欲从事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活动，根据该部门法要求，其就需要取得该部门法所要求的具体资格。作为干预主体，由于其干预权力法定化要求，或者说依法行政的要求，其具体主体资格的取得就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根据有关国家机关的决定、命令和特别授权法定取得。作为被干预主体，则因其参加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活动是否属于需要法律、行政法规特别批准方可进入，而区分为，需要履行特殊市场准入手段（一般表现为行政审批）方可取得该领域的具体主体资格；和不需要履行特殊市场准入手段，仅凭借其抽象主体资格（一般表现为工商登记）即可参与该领域的经济活动。当这类主体一旦参与部门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其即可自动取得该领域的具体主体资格。

（二）市场准入制度

市场准入制度一般分为一般的市场准入制度和特殊的市场准入制度。在我国，一般的市场准入表现为工商登记，具体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任何自然人，只要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都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进入市场的申请，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即可从事经营活动。

工商登记，即政府在对申请进入市场的条件进行审查的基础上，通过注册登记，确认申请者从事市场经营活动资格，使其获得实际营业权的各项活动的总称。其性质属于政府的一种行政认可行为。行政认可指行政机关从第三人立场，应当事人申请，承认当事人行为的效力，它补充了当事人行为的效力。因此行政认可是补充行政行为，非经认可，法律行为不能有效成立。

因此市场主体违反工商登记制度，无照经营，仅仅是违反了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其所实施的市场交易行为的法律效力则不受影响。比如一个无照经营者与他人缔结的货物销售合同，不能因其无照经营而宣告此合同无效。

特殊市场准入制度具体表现为行政审批许可。行政审批是指国家有关部门对社会成员设立企业和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进行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审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允许其进行某市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市场准入制度。其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所谓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经济活动，是指对国家主权、社会公共安全、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等可能带来直接影响的经济活动。具体如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金融组织、外商投资企业、文物经营企业、计量器具的生产企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烟草经营企业、化学危险品经营企业、广告经营企业、锅炉压力容器生产企业等。

由于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特殊的市场准入制度比一般市场准入制度，体现了更强的国家干预性。特殊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其性质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行为。行政许可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由行政主体依法赋予其从事法律一般禁止事项的权利或资格的行政行为。易言之，行政许可是指批准从事受到限制、禁止或属于非法的事项。因此，唯经许可，市场主体方可取得从事该禁止领域所须具备的特殊主体资格，其经营行为才会合法。未经许可或颁发许可证，其主体资格不仅非法，其所从事的行为也为违法，应受处罚。

对此，行政认可行为和行政许可行为，最大的不同在于：第一，许可为禁止的解除，其效果在于恢复自然人的自由；认可为对于法律行为的同意，其效果在于完成法律行为的效力。第二，对须许可的行为，许可为该行为的适法要件，未受许可而为之，则属违反禁止，应受处罚；对须认可的行为，认可为该行为的有效要件，未受认可而为之，则该行为无效。

（三）关于本案

上述两则案例，具有的共同点就是，市场主体所欲从事的领域（出租车经营和金融业务），均属于需要履行特殊市场准入手续，应获得行政许可的领域。违反特殊市场准入制度，其主体资格的取得不仅违反，而且其所实施的行为往往因有违“社会公共利益”而被宣告无效或者非法。这是其与一般市场准入所不同的地位。“黑车”并未经行政许可而获得营运资格，其不仅不能成为经济法中的经营者，而且其违法进入市场从事的经济活动的行为也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至于，孙大午案中，涉金融领域的经营，根据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任何从事市场主体金融业务，必须首先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获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方取得合法资格，能够成为经济法的合法经营者。否则，其主体资格不仅不合法，而且其实施的吸收存贷款，尽管“合民心、顺民意”，仍然构成违法。这里的“违法”，不仅包括违反经济法中相关市场主体规制法、市场行为规制，还有民法（即孙大午与村民的借款合同因主体瑕疵而宣告无效），情节严重时，还触犯了刑法规定，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