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高中政治 时政热点(背景链接 热点分析)教师狂扇女童“耳光响亮”打醒了谁
时政热点：教师狂扇女童“耳光响亮”打醒了谁
【背景链接】
10月23日多家媒体报道，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某教师，因为孩子的一点点小小的错误就对孩子施暴，扇耳光、揪脸。监控录像也记录下了这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过程，家长含泪数了一下，就在10月15日的下午四点左右，短短 10分钟的时间里这位老师就在一个女童的脸上狂扇了几十个耳光。多个孩子都受到了这种殴打。
【热点解析】
“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这是《爱的教育》中文版译者夏丏尊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翻译此书时说过的话。19世纪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下的《爱的教育》虽然是薄薄一册小书，却已在全世界出版了数千万册，称得上是一本教育学“圣经”。
突然想起这本书和这番话，是由于发生在山西太原市蓝天蒙特梭利幼儿园的揪心一幕：一个5岁女童因为不会算“十加一”，被教师李竹青在短短十几分钟里扇了几十下耳光。目前，打人者已被拘留，涉事幼儿园已被取缔。
中国的上千万教师中间，为学生成长呕心沥血、恪尽职守者是绝大多数。像李竹青这样进行“耳光教育”的，虽然只是极少数，但从中折射的教育暴力问题却不容忽视。
近年来的校园暴力案，可谓五花八门。每每这样的个案揭露，那触目惊心的场面总会引来舆论的一片哗然和愤怒指责，然后，是当事教师被处以从检查、停职反省到开除等惩罚，幼儿园、学校或教育机构赔偿、道歉以至于被取缔，事件便告一段落。如是反复，警示戒除的功效却不明显。
如何减少教师体罚乃至虐童的现象发生？首要的当然是靠法治和监管。我们已有教育法、教师法、教师师德规范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对教师体罚学生皆有明确规定。只是，法律的威严并未受到重视，原本该起到作用的行业监管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说，如何建立健全针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安全的动态监管系统，防范暴力个案发生，如何以更加严格的法律和制度倒逼教师恪守师德和人性底线，值得反思。
而更重要的一点，却是要研究，一些地方的教育为何失去了它最为核心的一点——爱。
法治与管理只能维护教育的底线。缺失了爱，避过摄像头或公众眼睛的施暴者一样会换个方式作恶。在某些幼儿园里，怎么打孩子看不出痕迹、怎么让孩子挨了打不告状竟然成 1 了一个“课题”。情感教育，培养孩子爱的能力与正义感，原是幼儿园、小学时期教育的最重要功效。怒气冲冲、口不择言，甚至肆意体罚施暴，伤害的远不是一个被打的孩子。这会给更多孩子带来什么样的精神伤害，又会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仅仅事后惩戒肇事者，是不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的不是奢谈什么“蒙特梭利”之类，而是找回那份最基本的爱与尊重。这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第二篇：高中政治 时政热点(背景链接 热点分析)警车为自行车开道
时政热点：警车为自行车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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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一张名为“浙江温岭大小领导骑自行车体察民情,9辆警车鸣笛开道”的照片在网络上热传，照片里几辆摩托警车为疑似领导的数十名男子开道。温岭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称，当天是举办公共自行车的启动仪式，绝非领导作秀，只是为了交通畅通。
网友提供的信息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警车为自行车开道”却是真的。领导们出席的是一个公共自行车的启动仪式，本是好事，交通不畅也正好可以体验民情，发现公共自行车运营问题，有必要“警车开道”吗？ 人们之所以热议这件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不满警车开道的滥用现象。【热点时评】
警车开道的滥用，早已备受公众诟病。温岭警车鸣笛给市领导骑自行车开道，不过是给网友提供又一个宣泄愤懑情绪的活靶子。而一旦被公众揪住小辫子，一切借口都显得苍白无力。体察民情之说纯属误读，但想用“交通畅通”堵住悠悠之口，也未免太低估公众智商。
何为“交通通畅”，无非是一路绿灯，没有车辆和行人干扰，然而在路口等待红灯，在车水马龙中小心穿行，这些本来就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让领导亲身体验一把，岂不是更能知民生多艰。难道领导就非得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再者，领导骑车，有警车开道，交通畅通;以此逻辑推断，百姓骑车，没有警车开道，是不是就要交通状况一团糟?事实上，据目击者介绍，领导们骑行的锦屏公园周围人和车都不多，安排9辆警车鸣笛开道，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交通畅通”，而在“扬我官威”。
封建时代，官吏出行都有仆役在前头扛着两个牌子，上书“肃静”和“回避”，鸣锣开道，平民百姓如果不慎冲撞甚至让道不及时都会获罪。如今，随意使用警车开道的做法，同样是官僚习气在作祟。每每遇到警车开道的新闻，都会招来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更是一再被援引，“只有两种情况下才能使用警车开道：一是发生公共安全事故或突发事件时。二是国家领导人出行、外国首脑来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警车开道几乎是“零门槛”。大会小会，领导下访，明星演出，商人考察，都能享受到警车开道的待遇。警车开道不是新闻，反倒类似某地“两会”取消警车开道的事件一再引起轰动。推测起来，症结大抵在于监督者本身也是警车开道的受益者，从而形成了集体无意识。
本案的最大看点在于，当领导已经进入骑自行车的“2.0时代”，相关组织者依然不忘警车开道的老一套，“穿新鞋走老路”。其实，启动公共自行车本是一件惠及民生的好事，领导躬身实践也是有益的宣传方式，只可惜，不合时宜的警车开道露出了官威的底子，大煞风景，也倒了百姓的胃口。显然，领导骑的不是自行车，是官威啊。
当然，对于这批“幸运”的自行车来说，在享受了警车开道的风光后，还是要归于平淡，骑在温岭普通市民的脚下走街串巷，寒来暑往。不知到那时，它们是否会黯然神伤：“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三篇：高中政治 时政热点(背景链接 热点分析)北大校长“四不”承诺
时政热点：北大校长“四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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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0—2020)》，明确指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再次明确了各级各类学校“去行政化”的改革取向：“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就政策层面而言，大学“去行政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成为国家的改革方向。
2012年7月9日，新任校长董奇在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干部教师大会上承诺，在担任校长期间,本人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不申报院士,将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
董校长在做出“四不”承诺时说：“大学校长是一个管理的岗位,是一个服务的职位,目前中国大学管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学校长必须心无旁骛、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校管理工作中去。”
关于建设“一流大学”，他说，建设“一流大学”不仅需要一流的师资，需要一流的学生，更需要一流的管理。大学管理要实现从粗放式的外延管理转向精细化的内涵管理，从传统的经验型管理转向现代的科学型管理，从较封闭性的管理转向师生积极投入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开放式管理。
【标准表述】
[内涵]
我们所批判并决心革除的大学“行政化”弊端，并不是指正常的、必须的行政管理事务，而是行政权力的越位、专权与“异化”。大学“行政化”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关系，即大学内部治理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除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管理人员“指挥教授搬凳子”而不是“为教授搬凳子”外，大学“行政化”的另一个重要涵义就是：“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也就是说，大学成为政府行政机构的延伸，过多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失去了大学的独立性。”
[深入分析]
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专家分析：
一直以来,我国大学校长都是既从事管理工作又从事学术研究,包括申请课题,申报各种奖项。有公众曾认为,这可以让校长更大程度发挥作用,否则,如果一名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就不再从事学术研究,是对其本人的浪费,也是学术研究的损失。
其实这种观点是对校长职务的严重误解,把校长当作了一个兼职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一方面，由于校长工作本身就很繁忙,再花精力去进行科研和教学,结果是两者都没有做好,尤其是学术研究和教学,校长从事学术研究,申请课题,往往只能“挂名”,而带研究生,也很长时间难以和学生一起交流。近年来,高校就曾爆出校长所带研究生发表和导师共同署名的论文涉嫌抄袭的丑闻,在事发之后,校长解释自己并不知情,对学生疏于管理,就是由于校长“兼职”太多所致。
另一方面,学者担任校长之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还带来严重的行政化问题。有的校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自己搞到各种课题,这破坏了学术的平等竞争；还有的校长本没有从事多少教学工作,却经过包装去申报国家教学名师,与一线教师争夺教学荣誉。显然,校长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更像是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学术福利和教育福利。
而校长退出学术圈，能避免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从这个角度看，“四不”承诺的价值，更在划清学术与行政的界限。
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提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多次表态，要逐渐改变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基于以上原因，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专家认为，职业化、专业化、去行政化是今后我国高校领导调整的必然发展方向。
[措施]
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专家总结措施如下：
目前大学的高度行政化，已成为困扰我国大学质量提高的严峻问题。推进大学“去行政化”改革，一方面，需要理顺政府与学校的管理，探索校长遴选机制；另一方面，则需要推进校长职业化，明确对校长的岗位要求，不能让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纠缠不清。
大学“去行政化”的出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
要全面推进校长职业化，必须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改革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任命、评价机制。在发达国家的大学，大学校长是由对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公开遴选的。因此，在选拔校长时，关注的是其是否具有胜任校长的能力，包括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无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等，而不是首要考察其是否有一流的学术能力。
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或者说让真正的教育家来办学，与淡化、取消大学领导的行政 级别，其实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是大学“去行政化”的两项互为表里的举措。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其实质就是被遴选或聘任到大学领导层面的教授学者，其价值追求不是循着“副厅级”、“厅级”乃至“副部级”的“仕途晋升”，而是要修养、历练成为真正理解教育、钟爱学生、尊崇学术、精通管理的教育家。
这就需要有两个重要前提，其一是政府营造宽松、自由、多样化发展的氛围及环境，让大学能够自主、自律，“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办出特色，办出个性；其二是大学校长、书记们对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行政管理的投入与执着，不是将大学领导的职务视为晋级、提升的台阶，也不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将大学管理作为副业或者说“苦差事”。
第四篇：高中政治 时政热点(背景链接 热点分析)对底层民众收入多“上点心”
申论热点：对底层民众收入多“上点心”
【背景链接】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四季度工作时明确提出，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也对此予以再度确认，并表示方案将争取在年底之前发布。
【热点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群众收入大幅增长的成果毋庸置疑，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到来以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形态的全面转型，分配失衡等问题却日益凸显，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历时八年，一直是“小步徐行”，期间各方考量、博弈不言自明。笔者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迫切的地方，是需要在“限高、扩中，提低”的总体框架下，更加注重对低收入底层民众的关注，对他们如何增加收入多上点心，用点力，提供些政策上的倾斜。这是消弭干群、劳资、贫富的冲突，消解阶层固化的现实必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具体而言，收入分配改革“提低”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工资标准、税赋收支、社会保障等多种形式调节社会整体利益格局，使得低收底层民众在一二次分配中享有适度倾斜性待遇，为他们营造更好的创富条件，提供更加高效的社会保障。
首先，要提高低收入群体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虽然这些年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长期偏低且收入增长缓慢。统计显示，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增长收入。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层面改革赋税制度、提高初次分配中的低收入者的工资比例，使得政府和企业、资本投资者适度让利于“弱势群体”。
其次，政府要加大对于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构建完备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若需要其将不高的收入过多的投入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各方面，则其基本生活和需求难以保障。这需要政府制定改革方案的时候综合考虑，依据国情、经济水平和财力制定相应一揽子计划，以制度红利将社会保障体系推向更高水平，更大范围。
效率与公平，是收入分配制度的两个核心问题，也是改革中各方博弈的焦点。如何平衡兼顾好二者的关系，事关收入分配制度的成败。长期对于效率的过度强调，在一定程度将损害到普通低收入人群的现实利益，社会的公平性如果得不到保证，所谓高效率也就无法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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