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阜阳中级法院院长：法律为你困惑

第一篇：【锐评】阜阳中级法院院长：法律为你困惑

涂春喜的一审判决书

涂春喜的终审裁定书

临泉县法院执行庭庭长以“张子英”名义打的收条

阜阳中级法院院长：法律为你困惑

【作者：克关】

看了阜阳中院袁春院长与记者的对话，确实使人感到失望。袁院长袒护下级法院犯法的态度和对刑事被告人交钱即可从轻处罚的审判观点，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同时也可以看出袁院长领导的下级法院出现钓鱼式判决就见怪不怪了。袁院长认为此案判决是正确的，且经过审判委员会研究的，现就袁院长的谈话（《阜阳中级法院回应“诱迫捐款”》http://user.qzone.qq.com/622006317/blog/1257326653）内容作出具体分析。

阜阳中院判决是否正确

临泉县法院（2009）临刑初字第15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涂春喜行贿五起（《安徽一法院惊现钓鱼式判决》http://user.qzone.qq.com/622006317/blog/1257243314），数额为36500元；而阜阳中院（2009）阜刑终字第211号刑事裁定书“上诉人涂春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2万元，其行为构成行贿罪”。临泉法院认定五起事实，阜阳中院认定一起，从起数上讲去掉80%；从数额上看临泉法院认定36500元，而阜阳中院认定2万元，去掉将近46%，刑期却维持原判。

阜阳中院的裁判是否合适呢？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维持原判。

也就是说，维持原判的条件有三：原判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正确。而阜阳中院将临泉认定的事实起数减去80%、数额减去46%，却维持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的刑期，即在临泉法院认定事实不正确的情况下却认定刑期正确而予以维持，显然不能自圆其说。从另一个角度看，袁春院长说：“这样判对他已经轻了，如果进入再审程序的话，有可能还要把他判实刑”。

袁院长说这话我相信。

如果再审对涂春喜判实刑，能否说明临泉县法院判的缓刑与中级法院维持缓刑的裁定“案子判得一点没错”呢。如果是，刑事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与临泉法院认定的“本院认为，„„被告人涂春喜自愿认罪，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应如何理解呢？

当然，在整个阜阳市，袁院长就是有准答案，他说怎么判就怎么判。但是，任何判决不能离法律太远了，对自己，对社会总得能自圆其说，“判得一点没错”的案件总不能有几种解读吧。

“诱迫救济”不装法院腰包就是对的吗？

袁院长与媒体对话时说：“他（法院）收过转交给了申请执行人，法院有没有把钱放自己的小金库或其他的一些帐目，如果交到法院的帐上，无论是进大帐还是进小金库，这肯定是错误的”。（至于袁院长说法院还有小金库是真是假，没有调查不太清楚，但袁院长总不会是瞎说的。）

袁院长的意思是说，法院让刑事被告人交钱就承诺从轻判处，只要交的钱不装进法院的腰包，就是正确的，装进法院的腰包，“这肯定是错误的”。临泉县法院收涂春喜4万元，转交给申请执行人张子英，没有装进法院腰包，肯定是正确的，且张子英的案件“确实执行不了，当事人又特别困难”，搞一下执行救助，是最正常不过了。如果有异议，就是对弱势群众的不负责任。至于张子英的案件为什么临泉县法院执行不了，不得而知。

可是袁院长把前提搞错了。这样救助的主体是谁，是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吗？袁院长口口声声说是刑事被告人自愿的，“关键他（涂春喜）这个钱是不是自愿的，法院也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措施非要叫他拿”，那么，段莉梅庭长说的必须是涉案数额的2倍，算不算强制呢？你拿钱从轻处罚，不拿钱就从重处罚，这算不算胁迫呢？

此案自愿不自愿并不是关键，而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承诺，让刑事被告人交钱就从轻处罚的做法对不对，因你法院执行不力导致执行申请人经济困难转嫁给刑事被告人的做法对不对？

按照袁院长的说法，只要不装进法院的腰包，肯定都是对的。这种观点使人深表遗憾。

判而不宣是瑕疵

袁院长说：“如果说没有审判，瑕疵是有瑕疵，但是判决书他客观上是收到了，不收到怎么能上诉呢？所以整个程序上，大的问题没有，而且经过二审的”。

看来，刑事诉讼程序对袁院长来说是太不重要了，他没有把刑事判决书必须向刑事被告人宣判当作诉讼程序，正像商品交易一样，你交了钱，购买的商品随便找人捎带回去，无论是直接送给你，还是别人捎给你，反正你最后得到了，不然“不收到怎么能上诉呢”？难道真是“瑕疵”吗？基层法院不执行法律规定的“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和高法“宣告判决，应当一律公开进行”的规定，上级法院院长不视为违法，却认为“在整个程序上，大的问题没有”，实在使人无法评析。

因为，袁院长的观点与法律的规定相差太远。

如果袁院长对判而不宣认为是一种“瑕疵”，那么，在阜阳中院和阜阳市的基层法院应该是较为普遍，那么，临泉县法院段庭长对涂春喜就无可非议，最起码得到袁春院长的认可了。【注：本文作者为著名法律专家】

第二篇：七年级下道德与法治 《10.1法律为我们护航》评课稿 获奖评课稿

七年级下《道德与法治》 10.1法律为我们护航

评课稿

应初中思想品德新教材改革趋势，我设计了七年级下《道德与法治》<10.1法律为我们护航>这一课，现在我对本节课的教学设计进行以下的评述和自我剖析、反思，有不足之处希望指正。

本节课课题是《法律为我们护航》，我运用了情景教学法和案例分析法，借助多媒体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小组合作探究等方法来学习本课知识。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去探讨知识，使学生能从内心激发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从而达到对学生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培养和能力的提高。

在教学中我贯彻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并营造出了轻松、愉快、相对开放的教学氛围，使学生在合作中学，在交流中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教学目标：

充分理解教材，把握教材，课堂中能紧紧围绕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去选取材料和开展活动。如视频《少女两个月为网络主播“打赏”25万》的播放，运用生活中的事例为背景穿插整节课，提出相应的问题，如：“你对小女孩的做法怎么看”“你会为她提出什么好的办法”等环节设计都体现这一点。

二、评教学重点、难点：

课标给这一节制定的重点是“未成年人需要特殊保护的原因”，难点是“法律给予未成年人在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四个方面特殊的关爱与保护”。

对于重难点的处理，我是以视频、案例为主要穿引点，设计的问题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还注重了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遇见类似侵犯个人安全的实际问题时如何进行处理的训练，是符合课标的要求的，也符合教材内容的合理安排。通过学生的讨论、思考、探究，教师的点拨，加上情景剧的表演，让学生如身临其境地去体会，不但在轻松愉快中完成了对重难点的突破，而且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评教学方法：

本节课教学中把合作探究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融为一体，通过观看视频、情景分析、情景剧表演等加强了师生间的互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运用了多媒体的辅助教学手段，拓展了知识，扩大了知识容量，使学生在一节课中掌握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

四、评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中，先创设情境，采用视频《少女两个月为网络主播“打赏”25万》，引出主题，这样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兴趣盎然的投入到教学活动中来。这一视频也是本节课突破重难点教学目标的主要线索视频，一个视频不同的设问角度，不同的挖掘点，有利于让学生在一个背景材料下完成教学目标的探究。

2.读书自学是体现学生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生主动性、积极性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要途径。学生的自学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必须处于教师有效的监控之下。因此在新课开始前围绕学习目标，教师出示了设计的四个问题。其次又提出明确的自学要求。即自学什么内容，限制多少时间，使用怎样的自学方法等。第三，在学生自学时，教师认真进行了自学督查，一是监控学生自学的速度和质量，二是要通过行间巡视、个别询问等形式及时了解学生的自学情况，对学生自学过程中出现的普遍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梳理、归类，为研讨做好准备。

3.案例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提出有思考价值的问题，深入浅出，能引起学生共鸣，使学生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4.在师生研讨，共同交流这一环节上，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谈自己的理解，谈自己的疑惑，教师的作用在于点拨、诱导，并及时进行表扬鼓励，激发其积极性。且能适时精讲，注意到了讲练结合，完成了相应的达标检测。

5.最后一环节情景剧表演，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以上是我认为是本节课程中所呈现的闪光点，但在教学过程中还有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现做以下的反思：

1.部分问题的涉及还不够开放，开放性强的问题才能激发学生讨论的积极性和热情。需要日后多研读教材及相应选择的辅助教学的案例、视频的实效性，以提高教学水平。

2.教学环节的设计上还可以更加的精细，多突出学生自学，教师起辅助引导即可。

3.在课堂反馈上要多鼓励让学生大胆讲，有疑难的地方可让学生补充讲，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

以上就是我对本节课教学设计的评析和自我反思，有不足之处希望各位评委指正，多提宝贵意见。

在日后的课堂教学中我还会探索更加新颖的教学模式，丰富课堂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在课堂上快乐的学习。

第三篇：对提高环评有效性问题的法律思考——以环评报告书审批过程为中心

对提高环评有效性问题的法律思考——以环评报告书审批过程为中心

A Legal Reflect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ffectiveness ——Focusing to The Procedures of EIS’s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汪劲 【学科分类】环境保护法

【出处】本网首发

【摘要】 本文通过对典型环评审批争议事例和“环保风暴”所涉违法开工项目的分析，结合国内学者就环评有效性调查所得出的结论，论证了我国环评有效性较低问题的制度根源，提出了完善环评法具体制度措施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环评；有效性；环评报告书；审批；公众参与

【写作年份】2005年

【正文】 引言

关于环评有效性问题的研究，国内环境学者主要是从环评的行为因素、制度机制、执行机制、能力建设等方面展开的。在环评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中，与环评法特别是公众环境权益保护制度相关的指标主要有环评的启动时间、环评报告书的内容（含替代方案、积累影响分析、风险分析、环境价值分析等）、公众参与等方面。它们与本文选取的环评审批典型事例和“环保风暴”所涉争议事项直接关联。

2004年下半年相继发生的“深圳市深港西部通道侧接线工程环评报告书审批案” 和“北京市颐和园周边高压输电线工程环评报告书审批案”，就是两个典型的公众与环保部门和建设单位、环评单位之间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事项争议较大的环评审批纷争事例。而今年年初由国家环保总局因宣布停建30个违反环评审批项目而掀起的“环保风暴”，更是点明了我国环评制度在实施中有效性普遍低下问题的关键所在。

为此，本文在国内环境学者有关环评有效性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典型环评争议纠纷事例所反映环评报告书审批中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在现行环评法框架下通过具体的制度建设以提高环评有效性提出自己的设想。从环评审批典型事例看中国环评制度有效性较低问题之所在及其法律对策

2.1 关于环评启动时间的有效性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对规划和项目环评启动时间作出具体要求，是各国环评制度保障预防功能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措施。然而，我国环评法对规划和项目环评的启动时间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是总体上规定在规划和项目报批前编制环评报告书，环保部门也一直是依照部门规章结合建设项目不同阶段分别实行环评管理。另外，由于环评法及相关规范均对已开工建设但未启动环评的项目规定了补办环评手续的程序，因此我国环评制度不能保障预防功能通过环评管理得以实现。据国家环保总局官方统计，进入21世纪后我国环评制度的执行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三同时”制度的执行合格率也在95％以上。然而，在2003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六部委联合开展的“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行动”中，所查处的违法排污企业竟有51％是新建的。

站在依法行政的立场上分析，环评制度的实施应当以事前评价为原则、事后补办为例外。由于补办环评的对象是已投资启动的项目，因此其结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因项目可能的重大环境影响和公众环境权益侵害而不予批准，要么只是事后履行形式上的环评程序而予以通过。我国环评实践证明，对后者的选择、即以牺牲更长远的公众环境权益为代价保全当前已投资利益损失的做法是普遍存在的。今年年初“环保风暴”所涉及的30个重大违法开工项目以及本文提及的“北京市颐和园周边高压输电线工程环评报告书审批案”，都是在项目未经环评审批的状态下开工建设的。据张勇 和尹民等国内学者对我国上海、深圳两个城市环评有效性调查的数据表明，环评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启动者只占被调查项目总数的13％左右。也就是说即使在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城市，绝大部分项目也是在启动后才开始补办环评手续的。因此，在补办作为一种合法状态为我国环评法所确认的状况下，环评审批的结果不仅造成公众对政府信赖程度的降低，而且还造成环评单位草率行事、环保部门草率审批等使环评流于形式的不良后果。

笔者认为，环评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对补办环评手续作出规定似乎可以表明，环评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必须依法履行。但是这一规定对具有预防功能的环评制度而言，只在形式上确立了环评的合法地位，而实质上否定了环评的事前预防功能，并纵容了通过补办环评手续使不法状态合法化的行为。其结果驱使可能因环评结论处于不利状态的项目建设者或投资者，以及急于通过招商引资促进地方经济短期发展的政府官员置事前的环评于不顾，通过先行开工或先批后审的方式让项目既成事实，然后再行补办环评手续使之合法化。

从完善环评报告书启动时间的制度建设看，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通过制定实施环评法的行政法规对环评启动时间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在环评法已将补办环评手续确认为合法状态的条件下，应当对补办程序和方法作出规定。如明确项目违法开工行为的性质和较重的行政处罚规定，并责令停止项目建设行为；明确补办手续所适用的所有事前环评程序和方法。通过完善这些规定，达到明确环评审批在各类行政审批行为中的地位和顺序的目的，达成补办手续实际上与事前环评相同且补办还会增加与违法相应的费用成本等效果。

2.2 关于环评报告书内容和结论的有效性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由于编制环评报告书需要通过环境监测、模拟实验等方法获取相关数据，并对规划或项目的实行行为对环境的可能影响及其公众环境权益侵害的后果依照法律或标准进行分析，因此环评兼具有集经济、社会和科技判断和分析于一体的性质，而且环保部门对环评报告书的审批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环评报告书的有关结论。所以在环评制度中，环评报告书的编制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虽然环评法和相关规范性文件对环评报告书的内容及其编制方法作出了规定，但由于具体指导环评实践的规范涉及事项广泛、政出多门、方法各异，因此即使对同一项目进行环评并作出结论可能会因编制人员及其方法的不同而截然相反。而环评报告书中有关替代方案、积累影响分析、风险分析等的有效性问题，则是造成诸多环评审批纷争事例中公众不满环评结论的根本原因。另外，由于环评报告书的内容中载有大量的数字、公式和模型等，所以对普通公众而言，他们即使拿到环评报告书也只能对其内容一知半解。这样，当出现环评报告书审批结果与公众的愿望相左时，也会造成公众对环保部门的抵触情绪和不信任感。

以“深圳市深港西部通道侧接线工程环评报告书审批案”为例，环评报告书结论认为，深港西部通道（隧道）侧接线工程投入使用后，每日约有六万辆重型货柜机车的运行，因此产生的汽车尾气和交通运输噪声虽然超标，但与当地的环境质量相当，所以不会造成环境影响。而居住在隧道两端小区的利害关系人则对影响环评报告书结论的有关交通量的测算、替代方案、公众意见调查、隧道口设计等诸多技术和方法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正是因为环评报告书在编制时选取的参数和对象存在错误才最终导致环评结论的错误。而笔者认为，既然深港西部通道涉及深圳和香港两地，因此两地对有关交通流量的预测应当是一致的。为了打消公众的疑虑，为何深圳环保部门在审批环评报告书时不同时就香港方面为此作出环评报告书对交通流量的预测也一并予以比较呢？

再以“北京市颐和园周边高压输电线工程环评报告书审批案”为例，经补办的环评报告书结论认为，尽管电磁辐射可能致害问题受到沿途单位和居民的高度关注，但现有电磁辐射标准中并未有相应的要求和规定，高压输电线工程建设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要求。而利害关系人代表及其技术专家认为，所谓环评报告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结论并不符合国家有关环境影响评价规范的要求和北京市保护京密饮水渠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因为无论在保护颐和园及其周边地区自然景观的协调性、保护京密饮水渠不受污染，还是在保护居民生命健康不受近在咫尺的电磁辐射长期低水平危害等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问题方面，补办的环评报告书均没有对此予以真实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两个典型环评审批纷争事例中，公众和利害关系人均提到了应当采用项目的替代方案来解决可能发生的环境影响或公众环境权益侵害。但是，所有提出的替代方案因涉及更多的资金投入等问题而在审批中遭到否决，环保部门最终批复同意的依然是项目的初选方案。

据张勇和尹民等国内学者选取上海和深圳两个城市环评报告书有效性的评估结果显示，两个城市环评报告书缺乏有效替代方案的约占调查总数的81％－91％；缺乏积累影响分析的约占52％－71％；缺乏风险分析的约占56％。结合上述事例分析，也就是说法律授权由政府环保部门负责审批、由环评专业机构编制的环评报告书中，存在着大量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评估判断问题，由于目前有关环评规范和技术导则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在适用上它们只具有一般的指导性而不具有较强的规范性，从而导致在实际应用中出现巨大的差别。

与环评报告书审批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相关事项，还有环评报告书编制单位与环保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与环评专家工作背景和个人品质等问题。刘方认为，在我国有关环评单位编制环评报告书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编制内容不严格遵守标准和规范要求、单凭经验编制或者相互借鉴等问题，其结果造成以讹传讹或者雷同现象，久而久之反而使其成为“规范”的现象。在这种现象面前，即使公众对环评结论存有异议，环评单位和环保部门也无相应的法规、标准和规范可循。

在上述两个典型事例中，利害关系人在不同程度上对环评报告书的编制机构和评审专家提出过质疑。鉴于许多具有从事环评资质的事业单位原本隶属于环保部门、或者在政府其他行业主管部门中也存在着下属事业单位具有环评资质，因此在环评报告书审批过程中，公众对环评单位与环保部门之间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问题以及行业主管部门下属环评单位所作的环评结论有利于项目建设等问题的质疑不绝于耳。而现实上被环评审批否决的项目极少的事实恰好又与公众的质疑和推断相“雷同”。

在我国的环评实践中，还普遍存在着一个没有法律依据、但实践中又实际存在的做法，就是在环保部门审批环节增加对建设项目环评报告书进行专家评审的程序。从实践分析，这种出自环保部门意见的做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补强环保部门初审认定环评报告书结论正确或者错误的支持力度。这种做法虽然无可厚非，但是在缺乏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程序保障条件下，当建设单位出资组织专家评审时、或者评审会上官方所持的态度等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专家个人的观点和判断。另外，当环评结论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争议时，即使是技术科学专家也会对此感到茫然而极有可能在评审结论中作出模棱两可的判断，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结论推给审批部门。

另一方面，多数环评专家主要供职于隶属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下属的环评单位。因人事关系的作用和对长远利益的追求，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政府部门主管官员的态度心领神会。因为任何脱离“游戏规则”的主张都会招致“出局”的结果。因此，由他们编制环评报告书的结论大多数对项目的开工建设有利。除环评报告书的结论偏向于建设单位外，即使在专家评审会上专家的意见几乎是一边倒地偏向于政府主管部门，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从完善环评报告书制度的角度看，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将环评报告书的内容与编制方法具体化，如规定编制环评报告书应当包括简明版和正式版两个版本，以分别利于专家和公众阅读理解。其次，应当尽快修订现行环评技术导则，特别是应当尽快统一目前环评实践中各部门制定的不同标准及其确立的监测方法和数据统计方法等。第三，应当从体制上将环评单位及其人员与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彻底分离，使环评单位像我国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一样，真正成为与政府职能部门无关的第三方。最后，即使采用专家评审的方法，也应当制定规则以保证选定评审专家的程序合法，并且评审委员会应当独立于环保部门而真实地处于中立的地位。

2.3 关于环评报告书审批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环评报告书的公众参与包括编制和审批环评报告书中的参与两方面。在上述两个环评审批纷争事例中，公众和利害关系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环评报告书的编制或审批环节。然而，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均未对公众如何参与、如何获取信息、参与的时机与方式以及参与的效力等作出规定，因此现实中的公众参与依然止于形式。

以“深圳市深港西部通道侧接线工程环评报告书审批案”为例，环评单位在编制环评报告书的过程中，曾以发放公众意见调查表的方式向隧道西开口附近的50位公众（实际上该地域现有20多个居民小区约有20万人居住）进行了调查。尽管这种抽样调查的代表性和科学性还令人存疑，但调查结果中94％的公众反对初选方案和100％的公众认为有关初选方案不是好的方案的结果并未在环评报告书结论中体现。另外，公众参与的前提和保障是对与自身环境权益相关信息的获取，而在上述两个环评审批纷争事例中，即使公众请求提供相关资料也遭到了反对，理由是不提供相关资料信息的做法并不违法。

在“北京市颐和园周边高压输电线工程环评报告书审批案”有关环评报告书补办的过程中，鉴于利害关系人的强烈反对，公众根本就未获得参与环评报告书编制的机会，因而环评报告书也就无法真正反映公众的意见。这样，公众的环境权益保障从环评报告书编制开始就被落空。而在环评报告书审批过程中，听证会上环保部门就争议问题所做的解释差强人意，公众通过听证会提出的长期近距离电磁辐射可能导致人体生理功能改变从而造成健康危害等意见最终也因为电磁辐射致害标准的缺失、举证不足等为由予以否决。而审批决定中对公众提出的项目违反北京市有关京密引水渠保护法规等问题也只字未提。

由于公众参与环评决策是借鉴西方国家环评制度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有关公众参与保障机制的成功经验也应当一并予以吸收。为保障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西方国家的法律会赋予公众享有被告知相关信息、被咨询相关意见以及其意见被慎重考量等三项权利。为此，西方国家衡量公众参与有效性的标准有三：一是参与环评程序的时间是否尽可能地早；二是予公众参与的权利是否能够顺利行使；三是解决公众参与纠纷的能力是否更有弹性。

如果仅在环评法上原则性规定公众参与而不将其程序化和具体化，公众参与规定也将成为一纸空文。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施行的行政许可法已从审批环节在程序上对公众参与作出了规定。从保障我国公众参与权利并完善公众参与环评报告书编制和审批制度的角度看，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明确公众的性质、地位以及参与的环评对象和范围，并将公众参与环评的阶段、时机和参与形式具体化，使得公众参与真正有法可依；其次，应当明确规定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公众有权获取任何与环评相关的信息资料，政府部门也有义务提供环评资料和情报，并将环评信息及其审批程序在当地有影响的报刊或者政府刊物、网站上刊载，以公布周知；第三，明确规定审批机关应当对公众参与所提出的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理由和依据公开。

2.4 关于环评报告书审批中公众环境权益侵害判断的有效性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在上述两个环评审批纷争事例中，公众和利害关系人提出争议的焦点问题均为项目投产使用后将可能因环境污染的影响直接导致公众健康权益受到侵害。尽管环保部门最终均未采纳公众的意见，但在环评审批的批复决定中并未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只不过公众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可能性将会实际发生。

尽管环评法确立了公众的环境权益，并且行政许可法也规定当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但由于我国各类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文件和技术导则均未要求环评报告书编制单位对项目方案所涉及公众环境权益进行深入分析，也未要求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决策，所以环保部门在环评报告书审批时也没有义务具体考量公众环境权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受到环境影响改变所带来的侵害。因此，公众环境权益侵害判断的有效性同样较低。

关于公众环境权益侵害的判断实际上有一个风险评估和科学不确定性问题。本来环评制度本身就是对规划或者项目建成后可能发生的环境影响进行事前的预测、分析和评估，因此只要经过科学的推理或者借鉴以往的经验能够说明发生环境侵害的风险可能存在的话，环评审批部门就应当认真对待，而无需站在项目建设者的立场上要求公众提交确定的证据。这也是预防原则最基本的要求。

从公众环境权益侵害的实态结合环评报告书编制和审批的特点分析，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制定规章的方式从环境标准（含其他科技标准）、环境影响的实际损害以及经济效益分析等三个方面构建公众环境权益侵害的判断标准。

目前，有关规划和建设项目环评报告书的编制和审批主要是以环境标准为依据进行环境影响判断的。但是，由于环境标准是根据一定时期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制定并被不断修正的。因此环境标准存在着含糊性和相对性的缺陷，无法以一定时期的标准及其具体数值一一对应相关的行为和事项。笔者认为，若仅以环境标准作为判断依据的话，对公众环境权益侵害的危险和风险的事前防范就可能实际落空。为弥补这一缺陷，应当在环境标准的基础上运用相邻关系原理确立忍受限度标准，就环境风险所可能带来的权益侵害进行综合判断。忍受限度标准即通常公众在维持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可以忍受环境影响的最大限度。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忍受限度标准中对公众环境权益侵害的判断只存在程度上的可能性或者风险性，因此无需公众提供详细具体的标准依据。环保部门在为环评报告书审批所召开的听证会或论证上，当公众与环评报告书编制单位之间就规划或建设项目方案的实施是否存在可能的环境权益侵害发生意见分歧时，应当引入环境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环评报告书编制单位就规划或建设项目方案的实施与公众环境权益侵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可能性举证。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为应当在有关环评法实施规定中确立这样的规则，若环评审批不认同公众环境权益的风险存在的话，审批结论就应当对这种可能的风险成为现实后由谁承担责任作出具体规定。

最后，应当运用经济学的效用比较原则来判断上述两种标准所不能解决的争议和问题。效用比较原则要求将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经济效用或价值，同受污染损害的社会效用或价值比较，如果前者超过后者，那么该生产活动就被看作合理合法的行为，不得为法律所禁止。也就是说，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超过一定程度，为人们所无法忍受，甚至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应为法律所禁止；倘若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未超过人们的忍受限度，不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且其带来的利益远大于人们因环境变化而遭到的损失时，则可以为法律所允许，但此时也需要补偿或者支付受害者的搬迁等费用。

3.结语

虽然环评法实施已近两年时间，但无论是环评报告书的编制和审批、还是公众参与环评决策，都表明我国目前环评制度实施的有效性相对较低，本文所列举的环评审批纷争事例和“环保风暴”所涉30个违法开工项目也说明我国环评法在实施中存在的制度缺陷问题。为此，通过制定环评法的实施规定以完善环评程序、严格环评报告书编制和审批措施、注重公众参与的失效和切实保护公众环境权益，将有助于环评审批中真正做到科学论证和谨慎行事，它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人与自然相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有所裨益的。

【参考文献】

毛渭锋等.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评估理论研究.云南环境科学, 2004, 4: 30 尹民等.深圳市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评估.安全与环境工程, 2004,4: 5 参见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广东省环境保护行政复议决定书.粤环复[2005]5.2005.2.24 参见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西沙屯－上庄－六郎庄22万伏/11万伏输电线路工程EIS的批复.京环保评价审字[2004]615.2004.9.6 新浪新闻中心.环保总局掀起环保风暴.http://news.sina.con.cn/z/hbzjfb/index.shtml 张勇等.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评估研究.中国环境科学, 2002,4: 324 刘方.环评中监测数据统计有效性规定的探讨.环境保护, 2001,7: 24 Luca Del Furia , Jane Wallace-Jo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visions And Quality of Practices Concer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IA In Italy.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2000).Pp459-463。柯泽东.环境法论

（二）.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5.65－66.王曦.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84.（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