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偶像崇拜和死后天国的儒家无法成为一种信仰

第一篇：没有偶像崇拜和死后天国的儒家无法成为一种信仰

没有偶像崇拜和死后天国的儒家无法成为一种信仰

时代周报 作者：方旭东

核心提示：恢复昔日荣光已不可得，那么，儒家“纡尊降贵”成为民间信仰是否可能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儒家没有佛教、基督教那样的专职传教人员，更要命的是，儒家甚至没有一个鲜明的教义，其中包括民间信仰必不可少的神祗、彼岸许诺。说到底，儒家跟基督教、佛教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从而对后者也无法构成非此即彼的替代威胁。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儒者用佛道仪式迎生送死、祈福禳灾，在晚明甚至出现很多像徐光启这样自愿受洗的儒者。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114期，作者：方旭东《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原题：《儒家能成为一种民间信仰吗？》

新华网2010年12月7日的一则报道让曲阜教堂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官方本是正面宣传，不料却激起民间轩然大波。以十位知名学者联合签署反对书为开端，一些“儒家文化信众”在互联网上发起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其余响至今未歇，以电子期刊发送的《儒家邮报》特辟“曲阜建耶教大教堂专辑”，到2011年1月16日已出至第八辑，而在呼吁停建教堂的意见书上签名的名单也越来越长。有评论认为，本次事件发挥了动员儒者的作用，并断言，在未来岁月中，儒者将会趋向活跃，儒者的进攻意识将会逐渐增强，而这可能搅动目前中国的宗教场域。在诸多宗教中，儒者很有可能成为宗教紧张的引发者。西方媒体（如美联社）从中则不无忧虑地观察到中国蓬勃的民族主义。

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就在这些儒家（儒教）人士慷慨激昂地向“曲阜市政府、济宁市政府、山东省政府、中央政府”提出“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意见却一直未得到有关当局正面回应。

可以看到，无论是反对曲阜兴建大教堂，还是欢呼天安门边上竖起孔子像，没有什么比政府的一举一动更牵动这些儒家（儒教）人士的神经。相比之下，近三十年来在中国民间获得巨大扩张的基督教与佛教，对政府的行为一贯保持低调的口径，即便是在这次事件当中处于漩涡，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没有作出任何强烈的反弹。何以儒家（儒教）比其他宗教对政府表现出更强的路径依赖？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从本质上，儒家（儒教）就不是一种草根阶层的民间信仰。作为民间信仰，儒家不愿也不能。

众所周知，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扮演了意识形态的角色，至少表面如此。虽然在古代，儒家与佛、道合称三教，但在大多数时候，儒家因为与现实政治社会的密切关系而实际地位远远高于佛道两教，儒家也因此从不把自己看做像佛道那样的宗教。这个情况，当明代中叶传教士利玛窦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立刻就观察到了。最初，利玛窦根据自己的欧洲经验，以为僧侣地位很高，所以以僧侣的面目示人，中国人也习惯性地把他当作一个从西土来的“洋和尚”。很快，利玛窦发现，在中国受人尊重的不是僧侣，而是那些儒生—“士”，他就改变装束，跟儒生打成一片，随后得以进入中国社会主流，他自己也被中国士人尊为“泰西儒士”。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儒家的地位下降到跟佛、道，还有外来的耶教（聂斯托里）、回教一个层次，都需要到政府那里登记注册，所谓“占籍为儒”，成为一种特殊的“儒户”，与其他宗教徒一样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那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元朝。然而，即使是在元朝，由于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最后也促成蒙古统治者恢复一度中断的科举考试，并将程、朱等理学家的著作定为考试指定书目。也就是说，在儒家处于低谷的时代，儒者也没有放弃努力，要将其推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让儒家自己感到有必要建立宗教，是在晚清，当时，康有为认为，国家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而儒家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所以要保国保教。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以便与外来的耶教抗衡。随着政治风云变幻，康有为的孔教计划在中国本土流产，在海外却借华侨之力得以开花结果。事实上，今天只是在马来西亚这些华侨比较集中的地区，孔教才是经国家承认的合法宗教信仰。换言之，真正合法的孔教徒也只有中国本土之外才存在。可是，在那些地区，孔教不是康有为所设想的什么国教，而不过是华人为免于宗教歧视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不妨说，孔教存在之处，恰恰是孔教处于社会边缘之时。

今天，在中国内地，有政府支持的孔子基金会、国际儒联，也有在民政部登记的合法社团中华孔子学会，但就是没有一个像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基督教协会那样性质的儒教组织。因此，在这次曲阜教堂事件中，让儒者甚觉尴尬的是，竟然没有一个合法的可以代表儒家（儒教）的组织出面跟政府交涉，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动员方式—征集签名，最初签署反对书的十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而一直在推动抵制运动的则是若干儒家网站（比如“儒家中国”）。在讨论中，已经有人提出，要尽快将建立儒教组织（比如儒教协会）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要争取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

儒教协会这样的组织不是不可以成立，问题是：儒教协会不会满足于只跟其他宗教协会平起平坐的地位。从这次讨论中儒学者发出的声音来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 意无意将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将儒家与中国文化身份等同起来，甚至将认同不认同孔子作为通过中国人身份验证的一个标准。仅仅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儒家，至少很大一部分儒家信众，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然而，一个以代表中国文化甚至中国文明为己任的儒教协会注定是得不到中国政府和各社会阶层同意的。不要说中国基督徒、中国佛教徒不会同意由儒教协会来代表，就是认同中国文化的非儒家学者也不会同意由儒教协会来代表。即便对儒家文化信众本身，这样一个儒教协会又如何能保证其充分的代表性呢？

从儒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来看，儒家在当代已没有可能恢复它一直以来扮演的国家意识形态、人民生活习惯法的角色。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陈寅恪在为王国维之死所写的著名挽词中就指出，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三纲六纪”为中心的儒家纲纪理念，由于本身非常抽象，所以不得不依托于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当中。而从清季道光朝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固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即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趋于瓦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蜚声海内外的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更深刻地分析了儒家走向衰亡的原因：儒家强调整体本位、和谐稳定，注重等级名分，反对专业分工，是一种保守的人文主义，与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价值、社会竞争、专业分工、科学主义的精神格格不入，它在现代走向衰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用了一个刺激性的比喻：“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这个比喻颇受误解，实际上，它所针对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代对于儒学的讨论已经没有生活经验的内在根据，已经不再与一般人的“日用常行”发生联系。然而，从孔子以来，儒家都强调儒学的价值必须在“人伦日用”中实现。儒学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确体现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方式是依附在一整套的社会结构上面。可是20世纪以来，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了，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今天观察儒学在中国的实际状况，恐怕很难说，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人伦日用”中依然存在着丰富的儒家价值。因此，如果要继续以往的传统，即：儒学在“人伦日用”方面继续发挥规范的作用，那么，无法绕开的一个难题就是：怎样在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

恢复昔日荣光已不可得，那么，儒家“纡尊降贵”成为民间信仰是否可能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儒家没有佛教、基督教那样的专职传教人员，更要命的是，儒家甚至没有一个鲜明的教义，其中包括民间信仰必不可少的神祗、彼岸许诺。说到底，儒家跟基督教、佛教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从而对后者也无法构成非此即彼的替代威胁。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儒者用佛道仪式迎生送死、祈福禳灾，在晚明甚至出现很多像徐光启这样自愿受洗的儒者。

作为民间信仰，儒家不愿亦不能，这诚然是儒家在当代的悲剧，人声喧哗的曲阜教堂事件无法扭转这种悲剧，只不过将这种悲剧放大了。

第二篇：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感谢市局提供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谈谈工作生活中的所思所感。最近，中央电视台刚刚播放了六集的专题片《法治中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今天我也蹭蹭热度，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法治”的话题——“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源于大学时期的同学之间的一次闲聊，聊天的内容是作为法学专业的一名大学生，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你首先求助什么，是求助法律，还是找熟人。答案令人沮丧，大家都认为会先找熟人。将近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的答案呢？这道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其实很直观地反映了我们对法治的信仰程度，也正是这道选择题，让我感受到法治信仰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

什么是法治信仰？法治信仰是人们对于法律的一种尊崇、信服的态度，是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依赖的姿态,是法律执行的社会心理基石。只有树立了法治信仰，人们才可能对法律忠诚，才会自觉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算是信仰法治呢？

有人曾经总结，一个信仰法治的人大致有五个方面的表 现：一是不论在什么时间、地点或者场合，都能自觉遵守法律，没有被迫之心；二是不论别人是否遵守法律，自己都能坚持遵守法律，没有攀比之心；三是不论遵守法律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弊，都能坚持遵守法律，没有投机之心；四是当权利受到非法侵犯时，敢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没有怨悔之心；五是能够长期持续地信仰和遵守法律，没有放弃之心。如果一个人具有了上述五方面的表现，那么，不论他是否懂法，我们都得恭喜他，因为他已经成为信仰法治的“法治人”了。

在这里，我也想谈谈我对信仰法治的理解。

首先，信仰法治在于内化于心的规则意识。法治其实就是规则之治，信仰法治实际上就是对规则的信赖。只有当人们自发地承认和依赖规则，规则才能被遵守，讲规则、按规则办事才能成为现实，法治才有可能融入到每个人的社会活动，并成为一种信仰。关于规则意识有许多鲜活的例子，比如里约奥运会的女子接力赛，美国女子接力队因申诉成功被允许单独重赛，导致中国队被淘汰出局,其原因就在于美国代表团找到并利用了《田径竞赛规则与裁判法》中有利于自己的条款。申诉结果出来后，中国队提出了抗议，列举了多条理由，咋一听都有道理，但遗憾的是没有援引任何规则支持自己的诉求。这一事件虽是个案，但恰恰反映了我们规则意识的欠缺，这种欠缺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不知道依靠规则，不懂得运用规则，不会让规则为自己服务。近年来，职业举报搞得我们焦头烂额。但是反过来看，面对职业举报，我们从臵之不理、不知所措，到后来接到投诉举报能够依法审查有关诉求，按程序办理答复，再到现在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约束职业举报行为，实际上正是一个法治信仰的培养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有点痛苦，有点狼狈，但可喜的是我们的法治信仰在一天天树立起来。

其次，信仰法治在于外化于行的遵法守法。信仰法治首先体现在人们的认知层面，也就是规则意识的养成。同时，信仰法治还需要从认知层面走向实践层面，只有将法治精神、法治规则实现在行为之中，才能真正体现法治的价值所在。作为一个公民，信仰法治可以体现在我们日常的自觉守法中。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规则化的社会，人们每天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休息，时时刻刻都在和规则打交道，这里面可能有国家法律，有乡约民规，有工作制度，但不可回避的是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从婴儿到坟墓，都被纳入到密密麻麻的法律体系和社会规则中。信仰法治，遵守规则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替每个人做出的选择。作为一名公务员，信仰法治还可以体现在我们的认真履职中。当我们加入到公务员队伍，实际上就是和国家签订了一份契约，国家应当按时足额向我们支付报酬，作为对价，我们应当认真履职，向国家提供足量优质的智力和劳力，这正是法治精神中最古老契约精 神。因此，认真履职不仅仅是规章制度的要求，更是信仰法治的一种体现。作为执法人员，信仰法治更可以体现在我们的依法执法中。执法人员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执法人员对法律采取的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到一般公民对法律的看法。执法者执法犯法，必然导致人们对法律乃至整个法治体制的否定性评价。同时，作为执法者，还应当正确处理法治与正义的关系，在执法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不合理、不公正而法律又没有约束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谴责，可以呼吁立法的完善，但却不能超越法律去主持我们所认为的正义。因为我们不是快意恩仇的侠客，也不是正义的化身，我们行使的仅仅是法律授予的职权，超越法律去主持正义恰恰是对法治精神的最可怕破坏，其长期积淀下来而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上访。

最后，信仰法治还在于灵活开拓的法治思维。信仰法治要求我们对法律的忠诚和服从，但和宗教信仰不同的是，法治信仰还需要信仰主体具有自我反省和调整的精神。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在于很多相关因素紧紧纠缠在一起，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传统习惯与现代制度、政府与公众、经济与政治、稳定与发展，等等因素常常高度压缩到一个问题中，机械地遵从某一个法律条款往往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信仰法治并不意味着对某个法律条文的生搬硬套，而是要求我们具备灵活开拓的法治思维。面对法律的求助者，我们要 帮助他们从法律制度中寻求支持和正义，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坚定他们对法治的信仰；面对法律的反抗者，我们要运用各种法律手段严惩违法，捍卫法律的尊严；面对法律游戏的参加者，比如规避或滥用法律的，我们要容忍他们利用法律漏洞获得权利和利益，并用法治方式去填补漏洞。法律制度是永远不完善的，也是永远正在完善的，信仰法治并不是信仰某个法条，而在于用法治思维去思考问题，用法律价值去衡量关系，用法律手段去解决矛盾，这才是树立法治信仰的真正目标。

我是04年加入工商队伍，在我加入工商队伍的这几年，正是工商系统法治建设大发展的几年。从08年总局提出工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建设，到10年正式提出法治工商建设，到现在法治工商建设的制度体系初步建立，一步步见证依法行政的理念在逐步深入到每一位工商干部的心中，在不断践行到每一项日常工作中，信仰法治在渐渐成为大家的一种工作习惯。

近年来，工商系统一直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还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许多人对工商部门的前景感到担忧和迷茫。有人说，在连工商总局都将法治工商建设中的“工商”两个字拿掉的时候，谈法治工商建设还有什么意义？我在想，恰恰是在这种改革的浪潮中，我们才要考虑假如有一天机构真的合并了，工商系统这个老牌的执法 队伍能留下什么，我们这么多工商执法人员能把什么东西带到新的部门生根发芽。我想，唯一能留下的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培养的一种遵法守法、依法行政的工作理念，一种对法治的信仰。

第三篇：教师：让敬业成为一种信仰

教师：让敬业成为一种信仰

安徽省太和县第五中学孙晨

教师的敬业精神，从小处说，关系着学生的学业与前途，从大处说，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在当今社会价值观趋向多元化的背景下，更需要教师坚定信仰，爱岗敬业。

敬业先爱业。作为教师要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爱所教的教材，爱三尺讲台，爱坐满学生的教室。但在经济浪潮冲击下，人心浮躁，急功近利，欲望无限，有些教师认为:教师职业太平凡，太清贫，劳力又劳心，既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气壮山河；太寒酸，太没劲，所得菲薄，供不起大房，买不起车，所以情绪心绪波动都比较大。于是就有一些教师不在专心或安心于教学工作，这山巴着那山高，有的去考公务员，想谋求一官半职；有的停职保薪去经商，想赚到大把的钞票；有的去炒股买基金，想快点富起来；有的则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拿几份薪水等。其结果是“富”了自己，“穷”了学生，这些都是与教师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相违背的，敬业要有献身精神。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教师要奉献爱心、学识，才智，青春岁月等。只有教师付出无私辛勤的劳动，才会有满园的美丽春色；只有教师吐出丝，才能织出学生的锦绣前程；只有教师燃烧自己，才能照亮学生前进的道路；只有教师甘做人梯，才能把一批批学生培养成才。选择了教师职业，我们就要有一种“衣带间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献身精神，即使为此逝去了青春，白了头也无怨无悔。

敬业要成为一种信仰。三尺讲台教师守望的是学生的未来，作为教师，只有我们让敬业成为一种信仰，人格才更高尚，当我们把高尚人格的种子播洒在学生心田里，而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时，就会成为学生人生的导航器，他们的人生将会更美好。如果学生的将来很美好，那么将来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和谐，更美好。

敬业精神是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是职业道德的底线。教育工作者应让敬业成为本色，成为信仰，尽自己的一份心、一份力，忠于职守，做好自己的工作，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地址：安徽省太和县原墙镇太和五中

邮编：2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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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旗下讲话稿：让执着追求成为一种信仰

国旗下讲话稿：让执着追求成为一种信仰

国旗下讲话稿：让执着追求成为一种信仰

同学们，老师们：

上午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让执着追求成为一种信仰。我认为追求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意志，它可以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踏实的走下去，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它可以告诉我更加坚强。

有一种鸟叫做荆棘鸟，它从生下来就有一个理想，飞到荆棘丛最高的一个枝上，让那根刺狠狠地刺入自己的胸膛，唱出一生中最为凄惨而又动听的歌声。为了这一理想，它付诸于行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唱出了美丽、凄惨的歌声，因此得名：荆棘鸟。虽然，这一理想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拥有像它这样追求的意志，那我们离理想还遥远吗？

执着，是一种勤勉的跋涉，一种淡泊的心境，一种刚硬的精神气质，一种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节操。执着是忘情是专注，是一心一意的全神贯注的追寻和探索，是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探求；执着更是热情的投入，是一份深深的眷恋；执着也是给予是付出，是全副身心的追求。

追求可以使自己不再向困难低头，追求时时刻刻地会提醒我们，为了我们辉煌的明天，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吧！

执着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心灵的需要。人活着不能没有东西吸引你往前走，也不能没有为追赶上这个东西而付出奔跑。或许，我们奔跑了仍然没有追上，但为了有所追求而执着，虽是艰辛的，却必然也是一种幸福。

欣赏执着，品味人生。如果说软弱是生命的悲哀和无奈，逃避是意志的沉沦和丧失，那么执着则是理想的升华和永恒。

伟大的同学们，老师们，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执着追求，我们要敢于抛弃不满，放下抱怨，扔掉借口，不要假设。我们给自己的追求做一个构想，那就是同学们考名校，老师们成名师，十三中创名校。这就是我们的执着，也是我们十三中人一直为之奋斗的追求。

我坚信，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在冲刺期末的考试中必胜，高三的学生们在拼搏2016的高考中必胜，我们十三中在创建名校的路上必胜。

我希望我们一起坚定信念，执着追求，勇于奋斗，敢于成功。让奋斗成为一种信仰，让我们的激情再次燃起。冲刺期末，赢定高考。谢谢！

第五篇：当教育公平成为一种信仰学习“马列主义教育名著选读”有感

当教育民主成为一种信仰

——学习“马列主义教育名著选读”有感

哲学家的思想就是一种情怀，这种情怀透过政治家的视野，也就成为了一种信仰！

——题记

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源于一种特殊的民主情怀——“庶民的胜利”。人类联合中每位成员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之间必然存在不同之处，所以人类分工是必然存在的，而且必将长期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人类个体、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平等是否受到重视和追求。尤其重要的是，在可能的不平等现实中处于下游和底层的个体与阶层是否被平等的看待和对待。教育应该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民主的方式促进人格、精神的充分交流。教育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所集中体现的是教育参与者之间的平等，在平等的互动中传授知识和获取知识。

在中国，马列主义早已成为一种政治信仰而非哲学思想，这始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相结合。当今时代，国家是最现实的实现民主理想的载体，但我们同时应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对立与矛盾。国家机器的运作与发展必然依赖社会的精英阶层，与此对立的普通阶层则可能处于两种阶层不平等现实的不利地位。我们的教育却应该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始终坚持民主的理想。

理想与现实是对立统一的。我们潜意识里通常将它们严格对立起来，并置于遥远的对立的两端。其实，理想与现实也可能只有一线之隔，我们应该坚信理想并为之奋斗，因为我们每个人做的每一小步都可能跨越这微短的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