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相关知识点范文

第一篇：遵义会议相关知识点范文

遵义会议相关知识点

遵义会议(1935)

(1)内容：①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②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③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

(2)意义：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其中，尤其以网名为代表的“左”倾胶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严重，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依靠共产国际代表，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对红军造成严重损失。在占领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腐恶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从命题角度来看，遵义会议既可能命制单项选择题，也是多项选择题的重要考点，例如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党的什么问题，正确答案应该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但同时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也要注意，遵义会议是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而非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是在命制选项时一个重要的干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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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遵义会议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２、红６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１５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７座县城，于１２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１２月３１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１９３５年１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１月７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４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３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第三篇：遵义会议

第一点，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并逐步走向胜利。

关于这一点，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作了高度评价。大家知道，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反对“本本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引导党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展开了农村中的斗争。经过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的道路。由于指导思想符合实际，各地红军、游击队和他们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都欣欣向荣，在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整个革命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３０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者由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支持而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排除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在几年中，错误领导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局面破坏掉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直至造成红军被迫退出南督革命根据地，并在行军中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灭的危机。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红军中的大多数高级干部，使大家觉悟和团结起来，积极要求纠正“左”倾错误。主要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推动，党中央在紧急关头召开遵义会议，坚决纠正了当务之急的党在军事上的错误，这就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的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极其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次会议，就不可能在国民党军队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很难设想后来能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期间曾深情地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第二点，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在这以后，中国革命摆脱了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应当指出的是，遵义会议能够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自己顺利地解决问题，在客观上有一个特殊情况，即在红军长征前夕的紧急情况下，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中断，这反而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创造了客观条件。遵义会议解除了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在中国红军中指手画脚的李德的兵权，批判他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这是中共党史上在排除了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果断举措。

在遵义会议后，我们党逐渐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种认识在遵义会议前对全党来说是没有的，当时党内流行的倒是与此相反的倾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限于绝境。”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迷信“本本”，不照搬外国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弄清楚了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实践表明，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是采取非科学的、窒息创造活力的“本本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

说，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遵义会议后，我们党之所以充满活力，就是因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和决议，“远方”来的任何意见，是否适用于中国，如何应用于中国，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固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为解决革命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不是从原理演绎出结论，而是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具体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党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提供了新的观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比过去的革命时期任务更艰巨，情况更复杂，因此更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开拓、务实的科学创造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创造精神。

第三点，遵义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遵义会议以前，党在组织生活上流行着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党内的思想斗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它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正像毛泽东同志后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分清原则是非，又要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遵义会议以后，曾在长时期清理３０年代前期的“左”倾错误，但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任何形式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工作，积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与改正错误，并耐心地等待其觉悟。这为后来党的建设特别是坚持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点，自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遵义会议在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二同志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从此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遵义会议前，我们党“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伪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上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大党中，没有正确的领导，是干不好任何事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第四篇：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观后感一

根据党中央《关于观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遵义会议》的通知》精神，西安市第25中学党员教师于2017年3月1日在西安和平影院观看近95分钟的《遵义会议》影片。

该片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影片，讲述了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真实记录了革命先辈们在重大紧要关头的信仰追求和坚定意志，准确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深刻诠释出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悠关的转折点，挽救了党、挽救了人们、挽救了革命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结束了博古和李德“左倾”教导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战争转危为安，“遵义会议”大大加快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等这些革命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遵义会议》影片对宣传遵义，提升遵义形象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镇党委书记张文波强调，全镇党员干部要利用业余时间收看电影《遵义会议》，全镇党员干部更要把观看电影《遵义会议》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

第五篇：遵义会议

参观遵义会议有感

2014年6月29日，县供销社十多人驱车来到贵州省遵义市，参观了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址。

通过参观，大家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洗礼。看着一件件历史资料和实景，听着讲解员的描述，当年遵义会议好像历历在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组了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通过参观学习，大家一至表示，在当前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们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首先应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精神，遵义会议堪称实事求是的典范，无论是对五

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总结，还是对红军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和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无不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第二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的精神，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第三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坚定信念的精神，由于有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念，党和红军才能历尽磨难而不跨，屡遭挫折而不散。第四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精神，遵义会议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光辉典范，是体现党内民主团结的光辉典范。第三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务求必胜的精神，务求必胜就要敢于坚持真理，只有坚持真理才能保证党和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