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记贾植芳先生（xiexiebang推荐）

第一篇：他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记贾植芳先生（xiexiebang推荐）

他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2008年4月22日晚10点，我与正因病住院的妻子在医院病房中感叹人生的短促和不测病魔的光临，俩人都感叹说，不知不觉老年就到了，不知不觉病魔就加身了。我突然想到了远在上海的贾植芳老先生，就对妻子说：“贾先生今年已九十多岁了，虽然他身体硬朗，但毕竟九十多了，等你出院后，咱们赶紧去看看贾先生吧，万一有个

不测，咱们就见不上先生了。”妻子也点头称是。但说是说，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话竟真的成了“谶语”„„仅仅过了40多个小时，先生竟真的离我们而去了„„25日晨，远在北京的女儿发来短信：“听说贾先生昨天去世了。”

我与贾植芳先生相识实属偶然。1983年夏，我到复旦大学进修中国现代文学，我的指导教师是一位上海籍中年教师。其时与我同宿舍的内蒙民族师院的孙桂森老师是山西太谷人，老乡见老乡，格外亲切；他告诉我，他的指导教师是由北大的邓广铭先生介绍的复旦中文系的老教授贾植芳先生，贾先生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才恢复工作不久。他说：“贾先生是咱山西人，对人可热情啦，下午我就领你去见见先生。”

下午，我随孙老师到了复旦第五宿舍一套上下两层，面积很小的住宅前。刚走到门口，孙老师就喊：“贾先生在家吗？”随声迎出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热情地招呼说：“孙老师来啦？快请进。”孙老师告我这是师母，并向师母介绍说：“这是李老师，也是咱老乡。”师母把我们迎进门，上楼去叫贾先生。孙老师告我，师母叫任敏，跟贾先生受了几十年牵连，“可遭罪了，和先生一样，对人可好哩”。正说着，沿着狭窄的木楼梯走下一位又矮又瘦、面色清癯的老人，他用浓重的晋南方言高声招呼我们：“来啦，坐，坐。”孙老师作了介绍后，先生诙谐地说：“欢迎，欢迎，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上海见个山西人可真不容易，比见个外国人还难哩”。幽默的话语，浓重的乡音，顿时使我这个初次到大上海的山里人拘束全无。先生关切地问了我的情况，再三叮嘱我：上海人有“大上海”思想，看不起外地人，你这样子一看你就是个北方人，上街要小心；吃不惯上海饭，就来家里。还说，山西比较闭塞，做学问不大容易，上海信息、资料多，既然来了，就多下些功夫，争取搞出点东西来。我俩告辞时，先生师母都送出门来，先生还一定要我们拿一条烟回去抽，我俩推也推不掉。

先生1916年生于山西襄汾县一个务农兼经商的殷富家庭。1929年考入当时山西最好的中学之一太原成成中学，以“冷魂”笔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2年考入北平美国人办的教会中学崇实中学读高中。1935年夏由经商的伯父花重金赎出送往日本避祸、留学。至日后，入日本大学社会系攻读社会学，并参与中国留学生的左翼文艺运动，受到日本特高课警察的监视。留日期间，因向上海左翼刊物《工作与学习》投稿，与该刊编者胡风建立了文字之谊。此后一直是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等刊的撰稿人。抗战爆发后，先生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在抗日部队中从事对敌宣传翻译等工作，其间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因从事策反工作被日军徐州特高课逮捕，直至日寇投降后方出狱。1946年赴上海，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1947年又因写宣传民主、反对独裁的文章被国民党上海中统特务机关逮捕，经胡风等营救出狱后，潜居青岛闭门译著。解放后，赴上海任震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1952年院校调整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时，因与胡风为多年友人，先生被捕关押11年，1966年3月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判处12年徒刑，押回复旦大学监督劳改。其间，师母任敏被下放到青海、山西劳改。1980年平反恢复工作，一对老夫妇相隔25年后始得团聚，是年，先生64岁，师母62岁。

从这则短短的履历可看出，先生几乎住遍了现代中国所有执掌过中国政权的政治力量的监狱，在不自由中度过了他生命中最有活力的青年、中年时代；特别是当他三十出头任复旦大学教授、正值做学问的大好时光上时，突如其来，经最高当局核准，冤狱劳改长达25年之久，平反时已垂垂老矣。为爱国而住侵略者的监狱，为民主而住独裁者的监狱，尚有精神准备；料不到的是，盼来了人民政权，又得住更长的监狱；偌大中国，竟没有他的存身之地，还有比这更痛苦的吗？这样的灭顶只灾若降临到一个神经稍微软弱的人的头上，不说自杀，也得发疯；但先生不仅无灾无病，精神正常，反而比一般人还要健康、开朗、乐观。他说起话来，时而诙谐幽默，笑声不断；时而声如洪钟大吕，纵横古今中外，扬忠斥奸，痛快淋漓。一个人能这样拥有精神自由，其内心中必有厚实坚韧不可毁损的精神内核。带着探寻先生内心秘密的好奇心，我去先生家的次数就更多些。

我到复旦大学进修的主要任务是与人合编一套由贾先生任顾问的《巴金年谱》。1983年我大学毕业不久，在学术研究领域还完全是个外行，自然需要请教先生的地方很多。每次说完编书方面的事后，也顺便聊聊。先生常给我们讲他的“狱里狱外”，神情间没有丝毫诉苦的痕迹，倒好象在回味顽童时代的趣事。他说，1955年刚入狱时，常提审他。审问人问他和胡风一起干过什么“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反革命勾当”。他与胡风1936年有了通信联系，1939年见第一面成了文友；他漂泊上海期间曾短期寄居在胡风家；他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后胡风曾设法营救他出狱；他们的交往确曾密切，但他实在想不出他们在一起时干过任何一点“反革命勾当”来。说不出来，审问人有时就动手刑讯，有几次打得他满脸伤痕血污。每当挨打后，他吃饭时一定要向看守提出“我要吃大排！”如果监狱没有，他就自己掏钱高声喊着要看守去买。看守不去，他就抗争说：“我挨打了，身体受了损失，不吃点肉补充补充行吗？”

为编书之故，我曾在复旦图书馆翻遍《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纸。翻1955年反胡风时期时，看到报上有一则《批判胡风分子贾植芳》的头条报道。报道说，反胡风运动在复旦大学已开展得轰轰烈烈，深入人心，可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贾植芳却稳坐钓鱼台，象没事人似的。复旦大学就在大礼堂召开“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贾植芳大会”，要他上台交待。谁知“贾植芳昂首阔步上台，滔滔不绝地大讲了一番俄国文学、民粹派，简直不是交待罪行，倒象是在给全校师生做报告，态度极其恶劣”。

我曾认为，先生如此豁达乐观可能与他的天性有关。先生给我谈过一些他儿时的趣事：他从小顽皮，是个“家里闹事、外面闯祸”的顽皮孩子。刚上小学时，课本老丢，母亲就用绳子把课本给他拴在裤腰上。老师整天让背书，他觉得书上写的事毫无趣味，一句也背不下来。可是有一次，他却很快将一课书背了下来。这篇课文的内容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他不仅很快背了下来，而且在课堂上背得收不住口，竟一直高声“汪、汪”下去，老师拍桌子也止不住，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找到他家向他奶奶告状。记得我听到这里时曾笑着问先生：“你奶奶打你了吧”？当时，已年近七旬的贾先生象顽童一样用襄汾方言说：“没（me），俺奶奶把俺拉到身后藏起来，对老师说‘俺孙子还小哩，哪家小孩不顽皮哩？看不要吓着俺孙子吧’。老师也没法，只好走了”。先生瘦削的脸上此时漾溢着天真的孩童般的笑容。看着他童心未泯的神态，我也乐不可支。随后，无论是在太原、北平，还是留学日本、漂泊各地，先生的确都是“闯祸”不止。坎坷不平的遭遇、永远整不垮的精神，与他的天性能无关系？

但后来随着我与先生精神交流的日益增多，又读了先生一些早年著作和前些年写的长篇回忆录《狱里狱外》，我才明白：天性并不是主要的，支撑先生象“过客”一样信心十足地坚韧前行的精神内核是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接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新思想。先生曾多次声言：“我是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也曾多次对我说过，他从青年时代起志向并不在专门研究纯学术，而是志在研究社会、体味人生。随着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入了解和思考，这种以“五四”精神为起点的思想逐渐丰厚和深化。先生天智聪慧，记忆力惊人，通晓日文、俄文、英文，早年读了许多外文原版书，他最爱读的书籍之一是尼采的英文原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从这些书籍中他汲取了批判现存社会的冷峻思想，孕育了个体自主意识和创造新世界的“合理内核”。并在多重磨难中炼就了自己类似鲁迅那样的锐利目光和韧的战斗精神。1941年，25岁的先生这样表述他的精神追求：

伟大的精神生活者，尽人的义务的人，总常是忘了自己要保养身体的肉体（也就是忘了世俗的所谓幸福），而努力创造人间精神的联合。能和世界一起痛苦的人，是最伟大的人。这痛苦包含了创造和斗争意义。

1942年，先生在他的小说《我乡》中表述了这样的人生观：

我们正如牧者站在四顾茫茫的苍野，对于生命的设想，是不应该茫然和忧郁了。应该挺身高歌，呼喊生命的愉快和伟大：更不是纯然动物式的生活，而应请努力增润生命，发扬生命的真价。生命吗？这是生命。斗争，创造，征服。

先生的赴汤蹈火、如履平地，先生的身陷苦海仍高歌前行，都是基于他这种超越历史阶段，对人应该有的精神生活的永恒追求。一次，先生对我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认认真真做学问，坚持真理，力争在有限的生命中对人类有所贡献。说到这里，先生神情肃然，嗓音高了起来：“皇帝领导一百年，文人领导一万年！至今人们还在一遍遍阅读司马迁的《史记》，谁还记得汉武帝的圣旨？”

前段，一位在评论界小有名气新潮评论家撰文问道：“早20世纪的时间段里，能找到一种未岸的人格吗？”然后断然自答：“很遗憾，我找不到。”我看了这段妄语如骨鲠在喉，这种不顾历史性，不合逻辑的说法只能显示出目前某些“青年学者”历史知识的浅薄和心态的浮躁。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在这百年之中，中国才开始产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巨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以降，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民主与科学”慷慨高歌，奋斗牺牲，何其易也？完全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前所未有过的光辉的一页。他们超越了前人，无愧于后人。仅从贾植芳先生的凛然风骨，也可见一斑。

先生给我的又一深刻印象是他甘为后学铺路的拳拳之心。先生师母相识于1942年，在颠沛流离于西安时结为患难夫妇。以后几十年散多聚少，致使膝下无子，今仅俩老耄耋俩老，相搀相扶。只此一点，也是一般中国人难以忍受的。但先生师母毫不在意，从未流露过一点这方面的伤感。先生和师母都不是共产党人，我倒觉得他们颇有周恩来、邓颖超风范。大概也与膝下无子女有关吧，先生师母自到复旦后，对学生从来都是亲密无间、视为自己儿女的。仅我所闻，从五十年代初起，当今的知名学者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施昌东等都是与先生关系十分密切的学生。他们上学期间，都曾在学业和生活上受到先生师母的多方关照，也因此而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打为“小胡风分子”。章培恒被开除党籍，罚作资料员；美学家施昌东被下放劳改、致使贫病不治。这些学生也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情谊。我在复旦学习时，章培恒先生当时任中文系主任、教授，国际国内知名学者，但他去见先生时，总是恭恭敬敬问先生、师母好，然后才谈一些工作、学习方面的事。当时施昌东先生已病逝，遗孀在复旦作临时工，先生师母经常照料她，相处的和一家人一样。范伯群先生当时已任苏州大学校长，也常到上海来看望先生。著名青年学者陈思和在复旦中文系77级读书时，先生尚未平反，还在中文系资料室“劳改”。陈思和当时已有志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他和已是著名作家的同学李辉去向先生求教。先生丝毫不以自己是“胡风分子”而自惭，也丝毫不以陈、李是“孺子”而不屑，而是坦坦荡荡，热心指教，陈思和回忆说：“他说声音高，为人又热情，一踏进资料室就能听到他的一口山西腔：替人找书啦，推荐什么文章啦，解答学生的疑难啦。„„在他的指点下，一步一步地进入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堂奥”我在复旦进修时，陈思和刚留校任教不久，我亲眼看到正是在贾先生的悉心指导下，陈思和发表了他的第一批有学术价值、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巴金与俄国文学》、《巴金与法国文学》等。现在，陈思和已是极有成就的学者了。他待先生师母如同父母，对先生师母的身体、家事皆悉心照料。复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应必城先生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有一次，先生、师母傍晚在宿舍门口的马路边散步，先生被一喝醉酒骑自行车的小伙子撞倒，导致大腿骨折。送先生去医院时，我们几个年轻人要背先生，应先生不放心，非要自己亲自背。他当时已五十出头，硬是把先生从家里背到救护车上，到医院后又把先生从救护车上背到五楼的病房。因此，我一直以为应必城先生也是贾先生的学生。后来才知道，应先生在复旦读书时，先生正身罹牢狱，并未教过应先生。应先生曾几次对我说：“贾先生人好、学问好，我们都非常尊敬他。”复旦中文系青年学者李振声也不是贾先生的直接门生，但他非常尊敬贾先生，他说：“贾先生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我”。

编《巴金年谱》遇到的困难很多。巴金时年已近八旬，著述丰富，足迹遍布海内外，纵横面都很广，我们几个一时不知从何入手。先生是这部书的顾问，但他绝非时下时髦的那种“顾”而不问的“顾问”，而是名副其实的顾问。我们隔几天就得登门求教，先生必定放下手头工作详细指点。先生记忆力惊人，好象大脑中就装着一张软盘似的，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大多是随口告我们去何处翻阅什么报刊杂志，大约是某年某月某人。我问先生：“你住监狱多年，就没忘了？”先生解释说，他是政治犯，“文革”前在狱中可以看报纸，看马恩列斯毛著作，看他兄长贾芝送进监狱供他“学习”的革命小说。他看报纸时仍关心文艺界的事，看马列书时专看外文版，以巩固外语。他幽默地说：“安安静静，无人打扰，又无法出来参加运动，更没办法花天酒地，正是学习的好时机”。在参与编《巴金年谱》的几人中，我的资力、学历最浅，尚未迈入文学研究的门槛；看上去活象个土头土脑的山西“山药蛋”。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吧，我每次向先生求教时，先生总是细心讲解，还不时到楼下取书下来指给我看。在撰稿期间，给我开出必读书目，嘱熟人在查资料方面给以方便。《巴金年谱》一书上下两册120万言，我撰写了其中的25万字，如果没有先生的指教，当时初从山凹里走出来的我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现在，每当我瞟见插在我书柜中的这两大厚册书时，就会想起先生不时讲解，不时上楼找书的情景。

我离开复旦至今已24年，其间仅见过先生两面，皆匆匆一晤而已。十几年前，我因工作上的挫折和劳累，身心交瘁，身体垮下来，不得不辞去所任行政职务。一同事去上海公差时顺便拜访了先生，说到我的处境。先生是年已八十高龄，听说我的这种状况，十分焦虑，几次打电话垂问，还专门颤颤抖抖写了一封信挂号寄我。先生在信中说：“人生道路上的挫折是正常现象，要以平常心对待；官不当也好，趁还年轻多做些学问；身体是人生的最大财富，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一定要保住身体这个最后本钱。”看着先生苍老扭歪的字迹，我不禁潸然泪下。其时一般人都认为我仕途已尽，前途暗淡，不少多年密友弃我而去，一位我对他毫无用处的著名学者却专门从遥远的大上海伸过他衰老的手来拯救我，他为了什么？只能解释为他的伟大人格使然。

凡先生接触过的学生，都与我有同样的感觉，都说，贾先生是一位非常正直、非常热诚的老先生。这些年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人性在变坏，人和人的感情极为淡薄。我想，也不尽然，起码有以偏盖全之嫌，贾先生和他的学生就是明证。

鲁迅曾说：“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有人说，胡风是鲁迅的传人，我想起码在精神的主导方面胡风与鲁迅是相通的，不然以鲁迅之为人，不会与胡风那么亲密，在左联几个重要人物当面告戒鲁迅防备胡风是“特务”时，鲁迅还硬要这几个重要人物“拿证据”来。批判贾植芳的人说“贾植芳与胡风一脉相承”，我想，起码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相通的，否则他们不会一见如故，作朋为友数十年。所以，我总觉得贾先生那与鲁迅同样又瘦又矮、与鲁迅同样香烟不离嘴的神态中散发着一股“鲁迅风”——他们同样出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将来社会的希望，以自己瘦小的身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出了众多的“孩子“。

先生给我的第三个深刻印象是善恶分明、刚毅正直。先生自幼生长于中华民族发祥之地河东地区（山西学者李员庆考据，“三代“时期所谓”中国即指河东）。古人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其实河东这关云长的故乡亦不弱于燕赵，这里民风膘悍、豪杰侠士辈出，乡里多见敢为朋友两肋插刀之士。先生虽13岁即离故土，16岁出娘子关，在“浪迹江湖”中，时代的大潮把他推上了崇尚“民主与科学”，追求在中国特别罕见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了这一追求，他飘洋过海，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四罹牢狱，真可谓是“在清水里泡三天，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祖辈的热血终生在他身上流淌，儿时造就的性格近百年年未见衰减。我1983年秋第一次见先生时，先生68岁，师母66岁，漂泊一生，仅栖身于日寇侵华时留下的一套日军曹长的宿舍，家无长物，简陋过一般农家。先生出身殷富，又是工资较高的老教授，加上补发的工资，当不至于贫寒至此。后来交往久了，我就知道先生只能如此的原由了。先生一生弃名利如敝履，视金钱如流水，对金钱历来是持一种“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的态度。就我所见，先生家的饭桌上，每隔三两天，必有客人，不是过去的朋友，便是昔日的学生。即使是对从未谋面，慕名来访的客人，先生师母也必热情接待。先生师母总担心我吃不惯上海的饭食，我每次去都硬要留我吃饭。看着师母忙里忙外的样子，我觉得十分内疚。师母与先生在大节上志同道合，在待人上也可谓心心相印。师母虽出身晋中富商之家，但几十年与先生相儒以沫，苦海同舟，与下层劳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说，她下放到先生原籍劳动时，虽先生出身“不好”，又是住监狱的“反革命”，但乡亲们一点也不歧视她，相互之间相处的很好，农妇们还热心地教会了她做农活、针线活，剪纸等。遇上婚丧大事也都热情邀请她参加。下层人民的忠厚善良支撑她孤身在底层社会熬过漫长的25年，她返过来又以慈爱之心回报下层人民。正如复旦学生私下所议论：“任敏师母脸上的微笑，永驻不凋，质朴、善良、亲切，凝聚着真善美的光亮，诚足开胸，柔可荡魂。”我去先生家有时遇到一些名人来访，先生必留我陪席，而且每次必向人介绍：“这是我的山西小老乡，才从大山里钻出来，第一次来大上海，各位以后关照些。”有一次，先生在家招待著名作家高晓声，也作了类似介绍。后来，我到南京拜访高晓声，高为此还招待了我一番。

先生嗜烟好酒，凡我所见，烟是不停地抽，酒是每顿必喝，他还自嘲说监狱是谁家的都坐。先生抽的烟都是当时三、四角钱一包的中档烟，酒也都是四、五元钱一斤的中档酒。奇怪的很，此三者皆损人健康之物，先生已八九高龄，除耳聋外，健康的很！难道真有上帝公平之谜？我最喜欢听先生在喝的似醉非醉时的谈话。这时，他那清癯的面色泛出红光，平时幽默风趣的话语变得慷慨激昂，一腔豪情无遮无掩，爱恨倾泻而出。特别是说到那些古今奸佞之徒时，他常拍案而起，放声怒斥，声振屋宇，如金石掷地。我想，此时他那“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方能放马由缰，纵情驰骋；也只有此时，我也才能窥见先生的凛然风骨和壮丽精神的全貌。先生最痛恨三种人：一是那些对人民施行独裁专制、文化愚昧政策的奴隶主；二是那些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高位，用奴隶的鲜血染红顶子、还装出一付“大有深意”样子的“奴隶总管”；三是那些投机人生，毫无气节，人败义亡、卖友求荣的势利小人。有几次说到动情处，先生竟拍着桌子放声怒骂起来，师母都劝不住。正如胡风赞他的诗中所咏：“嗤奸嗤诡诈，惜义惜坚贞”，“怀君怀炸药，着火石无强”。

先生曾不止一次告诫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首先做人”。他25岁时在他的读书笔记《沉闷期的断想》中写道：

人生能为人类写一卷书，是高尚的德行，但这写必建筑在坚固正直的人生基础上。

后来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又说

总的说来，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体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的道路的知识分子。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七十多年了，眼看就要进火葬场了，可以告慰的是，在上帝给我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对我来说，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

我生性愚钝，多年来从未仔细思考过先生所说的这个“人”字的准确内涵，受启蒙日久后方摸索到其大概：先生所说之“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做人”的“人”而是类似鲁迅所言“精神界之战士”式的人：首先，这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不是依附于别的什么的人；其次，这个“人”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人”；第三，也是先生最看重的一点，这个“人”是一个为人类自由、平等、解放做出不懈努力的“人”。我想，这也是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精髓吧？

找世俗观念看来，先生完全可以走另一条安全、平坦、舒适、富贵的人生之路。他在北京安安稳稳地读高中，不去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富商的伯父自然可以供他上大学；他在日本读大学，不要回国参加抗战，自然可以获得留洋博士头衔；就是在钦定的“胡风案”一劫中，他也完全可以避开。先生兄长贾芝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女婿，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在延安中学任教时，是后来中共中央一些重要领导人的老师。贾芝先生1955年时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书记，所长是何其芳。1955年先生去兄长家探亲时，何其芳曾专门出面和先生谈话，希望他与胡风划清界限或象舒某那样“反戈一击”。先生此时只要稍稍松动一点，即可免去25年的大狱、劳改之灾，继续大学教授；如果有一点世俗之念，还可写几篇抨击胡风的短文，成为当代文坛的红人——这在许多人是求之不得的。但他要做“人”，他说：“我不能无中生有，做违心的事。”这一抉择使他付出了生命般的代价——失去了从39岁到64岁正可放手做学问的大好春光般的25年。在因受胡风案牵连而遭逮捕的92人中，据说正式被判徒刑的只有3人，胡风、阿垅、贾植芳——贾植芳和胡风一样判了12年徒刑，正式逮捕比胡风还早了两天！

先生在笔记中写有这样的箴言

文学，一定得赌着自己的生命。那样，玩弄了文学，首先就得玩弄自己的良心。

先生这样写了，也这样做了。正如他的学生王同坤所言：“在苦难重重的中国大地上，在各种丑剧竟相上演的岁月中„„，他，未曾去仰强权的鼻息，未曾靠出卖朋友邀功请赏，未曾将自己的得宠建立在别人的灾难之上，未曾对落井者下石，未曾用先逝者的鲜血浸染自己的面孔，未曾在殉道者的英灵上大泼污水„„

为了真理和独立人格，他毫不悲戚，坦坦荡荡地迈过了地狱的门槛。

我庆幸在自己生命的旅途中遇到这样一位老人，他那瘦小的身躯中跳动着一颗高尚的灵魂，他那衰老的肌体中拥有钢铁般的硬骨头。

我愿在人性的地狱中和精神的荒原上循着先生“过客”般的身影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