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刊时谈：支教26年,海安“舅舅”就这样改变宁蒗

第一篇：半月刊时谈：支教26年,海安“舅舅”就这样改变宁蒗

江苏海安、云南宁蒗，东西部两个发展迥异的县，有经济上的差距，也有教育上的差 距。所谓先富帮后富，发达地区在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支教帮扶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宁蒗人说，只要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基本上一个家庭 就可以脱贫。教育改变命运，在东西部差距还没有足够缩小之前，依然需要有一些地方和教师站出来，持久地为弥补这种差距作贡献。

在宁海民族中学，参加第8轮支教的海安老师缪长春(右一)在给孩子上课 万芝

锋摄 “江苏佬，吃猪草!”“把江苏佬赶回去!”……

26年前，当第一批到云南宁蒗支教的江苏海安老师在学校黑板上见到这些大大的粉笔字时，内心有说不出的愤怒。几年后，海安老师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 值，并与宁蒗的同行们“教学相长”。目前，海安已先后派出8轮234人次初高中教师接力到宁蒗支教。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小凉山成百上千的学子得以走出大 山。在个人命运改变的同时，宁蒗的命运也在悄然变化。外来的“舅舅”会教书

12月10日早，宁蒗的天空瓦蓝瓦蓝的，太阳还没爬上山头，阳光透过山顶小树的枝丫，呈散射状，慵懒地照射着山脚下的宁海民族中学。几十名上体育课的学生在操场上奔跑嬉闹，呵出的白气，正努力驱散着冬日的寒意。

宁蒗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是个集老、少、边、穷于一身的国家级贫困县。全县20多万人口，有彝、汉、纳西、白、苗等12个民族。6025平方公里面积中，山区占98%，海拔平均2800米。受自然条件、人口素质制约，这里的教育事业一度非常落后。

数据显示，1984年，宁蒗录取中专生127名、大专生21名，没有一人考取本科。即便是考上大中专的，不少也是因民族政策照顾加分而被录取。历年中考平均分数，宁蒗与其所在的丽江地区周边县市相差竟达100分。

治穷先治愚。1987年8月，时任宁蒗县委书记的阿苏大岭来到与宁蒗进行木材贸易的江苏如皋、海安等地考察。最终，这位彝族汉子把眼光投向了居江苏省领先水平的海安教育。

经协商，宁蒗决定整体引进海安教育机制，并面向海安群体引进教师办一所学校。作为互惠条件，宁蒗每年支持海安发展教育部分急需木材。这就是阿苏大岭当初的“木材换人才”计划。这一决策，至今让宁蒗县教育局副局长尹熙阳直竖大拇指：“老书记有魄力，有远见!”

1988年8月，一个由33名教育工作者，配以校长、教导主任和各学科教师的班子，作为首轮支教老师，踏上了八千里彩云之南的支教路程。很多教师启程前，通过翻看《辞海》《辞源》了解宁蒗，想起的多是与刘伯承歃血为盟的彝族首领小叶丹，印象深的则是刀耕火种与茹毛饮血。

作家蒋琏所写的《海安老师——小凉山群体支教实录》，记载了物理老师徐宝贤当年到宁蒗时背的大包袱：大米40斤、棉被3条、电筒、火柴……更有那订阅了整整8年的《中学物理教学》杂志。

根据协议，宁蒗投资100万元新办一所初中，而这所学校，当时就是宁蒗县城北郊稻田中的一幢未完工教学楼、两排简易木板房和正在施工的教工宿舍。当 海安老师踏进学校的第二天，奔腾怒吼的泥石流倾泻而来，冲垮堤坝，冲向操场，更冲进支教老师暂时栖身的木板房。被褥行李全都浸泡在十尺多深的泥浆里，随行 的家属和孩子们全哭了。

随后，海安老师又经历了更多考验：临时住地没有水，饮用水得趟沟越坝到数百米外一桶一桶往回抬;海拔高、沸点低，饭煮不熟，常以土豆充饥;语言障 碍，互相听不懂，无法沟通……一位年轻老师在日记中写道：“抬头是无尽的山，低头是泥泞一片。只想家，想家，可最终还是想到了此行的责任。”

当年，这些老师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将给宁蒗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东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加之每位支教老师强烈的责任心，让学生们的成绩得以迅速提升，更引发了全县性的教学竞争。

1993年，宁蒗海安两地合作由初中延伸至高中，次年在宁蒗就产生了丽江地区的高考文科状元。对宁蒗来说，这是破天荒的，宁蒗人惊喜不已。从1994年开始，宁海民族中学连续9年夺得丽江地区高考升学率第一的桂冠。如今，宁蒗教育已成为云南一块响当当的品牌。阿苏大岭曾满怀深情地说，海安教师是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孩子们的舅舅，是宁蒗各族人民的舅舅!” 坐看学生成才

2013年8月到宁蒗支教的李忠东，基本是“跟着感觉走”来到宁蒗的。“云南是个让人神往的地方，当时一些热播的电视剧，像《璀璨人生》《小爸爸》等，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到云南去，或支教、或旅游。”李忠东说。的确，如今的云南，令很多外乡人神往。短暂的停留、片刻的休憩，能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但十多年或者更久远之前，在宁蒗生活远没有那么浪漫。蒋蓉28岁到宁蒗支教，如今已整整13年，岁月的沧桑不经意间爬上了她的脸颊和额头。

“你是海安哪里人?”“哪里人?”蒋蓉愣住了，眼睛眨巴了两下。“这个问题很久没人问了。”过了三四秒，她才说自己是海安城东镇人。

现在已是蒋蓉第五轮支教了，她的女儿如今在宁蒗读高三。“我是坐看我教的一些学生变成老师、变成领导的。”蒋蓉说，她心里很开心。

13年前，蒋蓉是被她的支教师父孙锦群“骗”到宁蒗的。“他说宁蒗很好，人好，景色又优美。我充满了好奇，就想过来看看。”一到宁蒗，蒋蓉大失所望。“当地人的确热情，但住的地方太破，墙上还有地震留下的手指那么粗的裂缝，门前一大堆牛粪，污水横溢……”

这还不是让蒋蓉最失望的，最让她失望的是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态度。“学生学习基础差，一开始我怎么努力他们的成绩也上不来。更可气的是，他们的学习态度极不端正，早读课不是坐在凳子上，而是站着、蹲着，有的甚至直接坐在地上。”

当地孩子可不像海安孩子那么“怕老师、懂规矩”。见蒋蓉生气，一些学生就在后面瞎起哄，经常让她下不了台。

孙玉梅当年是高三文科班的英语课代表，每次蒋蓉被学生气跑，都是她悄悄跑去把老师拉回来继续上课。如今，她和蒋蓉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

“后来我想通了，他们也想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只是用的方式我当时无法接受而已。”蒋蓉说，经过多轮支教，她慢慢成了老资历，对每一轮新来的海安老师，她都会提醒“要学会换位思考”。

“比如学生的卫生习惯差，不喜欢洗手洗脸，是因为当地缺水。”蒋蓉说，现在比以前改善多了，要看到他们的进步，就不会产生排斥心理。

当年，还是学生的孙玉梅考取了云南农业大学。毕业前，得知蒋老师支教要结束，一个月生活费才80元的她花5元钱从街上买了一幅画送给蒋老师。“如果 蒋老师那轮支教结束回海安，也许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让孙玉梅没想到的是，当她毕业回学校教书时，蒋老师还站在宁蒗的三尺讲台上。

如今，蒋蓉把孙玉梅当成无话不谈的同事，而孙玉梅依旧把蒋蓉视为“师长”。已经和即将改变的命运

1985年出生的彝族小伙杨克干，便是蒋蓉看着“成为老师、成为领导”的人之一。如今，他是民族中学的德育室主任。同样是海安老师教出来的彝族汉子 李学高，1995年考上云南师范大学，现在是民族中学的书记。“我进步很快，杨克干进步也很快，这都离不开海安老师的培育。”李学高说。

杨克干上面有4个姐姐，大姐、二姐没上过学便早早嫁人。海安老师来了以后，三姐、四姐先后考取了中专，毕业后在宁蒗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原来我们这里不重视教育，但如果哪家有孩子考上中专、大专，家族里的人就会相互转告，羡慕之余也从中看到了希望。”杨克干说，如今，宁蒗人普遍重视教育，很多父母认为只有读书才有出息。

杨克干三姐杨倩玉今年37岁，至今她仍记得第一批踏上宁蒗大地的海安老师景保明——他是杨倩玉初中三年的班主任。“景老师非常负责，每天早上学生没到，他就到教室了。”杨倩玉说。

考上中专或大学，杨家的老

三、老

四、老五，便成了家中的能人，父母希望他们能帮助没上过学的大姐和二姐。“大姐家的两个孩子现在就在我们家，吃住用全包。”杨克干说，老书记把海安老师比作宁蒗人的“舅舅”，正是对海安人的尊敬，因为舅舅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高。

普米族女孩曹燕正上高三，成绩中等。尽管家境贫寒，家里仍然全力支持她读书。曹燕的家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唯一还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地里长的稻子和玉米。“一年靠种田挣万把块，根本不够开支。”曹燕的母亲杨甲玛给记者倒了 杯开水后，就往火塘里添了块木头。不是很旺的火，却让冰冷空旷的家中多少有了些暖意。这木头，是杨甲玛从10里外的山上捡回来的。

杨甲玛的丈夫死得早，她的儿子曹扎史为了让妹妹安心读书，16岁就外出打工。“扎史也想读书，但他爸不在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杨甲玛显然很心疼儿子，但也只能无奈选择。她和儿子的未来，全都寄托在曹燕身上。

如今，在很多宁蒗人眼里，只要能考上高中，孩子的未来就有了保障。2013年，宁蒗1686名学生参加高考，全员上线;2014年，宁蒗1643名 学生高考，1613人上线。“海安老师帮助宁蒗把教育水平提升了几十年。”尹熙阳说，尽管现在两地的教学质量差距不像以前那么大了，但强者更强，“还需要 海安支教老师长期助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