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农村金融服务契合点——两个农村信贷创新模式解析

第一篇：探寻农村金融服务契合点——两个农村信贷创新模式解析

探寻农村金融服务契合点——两个农村信贷创新模式解析

作者：张艳花

2010年04月22日 摘自：《中国金融》 2010年第8期

主持人的话：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金融在“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总体要求下强调“针对农业农村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这一要求，正是点到了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关键。尽管金融管理部门一再强调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将一定比例的县域资金用于当地，但是多年来县域资金外流的状况并未改变，其原因就在于，在现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下，金融机构难以平衡在“三农”领域的成本、效益和风险。

如何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尝试，他们试图以新的信贷服务方式来满足需求，并解决金融机构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匹配问题。本期一线话题就选取了其中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都发生在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目前来看，他们的尝试在试点的范围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探讨，提炼出一些有助于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思路和方法。参与本期讨论的嘉宾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吉安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刘葵、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禄劝县支行副行长张明贤和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教

2010年2月底，在遂川县我们选定试点的堆前镇鄢背村、珠田乡黄塘村、大汾镇红太阳社区和草林镇冠溪村，4个村委会依托各自的互助社自筹到的担保基金、县扶贫办下发的扶贫资金分别为139.1万元、33万元,遂川县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总额达到172.1万元。

记者：以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为担保连接支农金融机构与“三农”，当时制度设计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刘葵：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年年聚焦“三农”，但是在基层，金融支持“三农”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是巨大的贷款需求，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遂川县8万多名外出务工者中有近50%已经返乡回村，他们在农村寻求发展急需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是农村金融机构规模不调整、不良贷款率不下降、信贷支持方式不改进就无法继续扩大支持，更谈不上满足大额贷款需求，另辟蹊径也就成为必然出路。

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在遂川县已经发展有15个村级互助社，这些互助社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一定的规模和经验，比如依托互助社内部千家万户的成员对互助社进行共同管理、共同发展，我们认为如果借鉴互助社共同管理的模式，进行贷款综合性管理，不仅有助于支农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和风险，进而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农业产业化对大额贷款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建立起新形势下农民自己的农户信用体系，引导农户树立市场观念，增强诚信意识，提高自我积

纷纷成立的时候，针对“三农”的担保机构设立很少。另一方面，担保公司的担保基金一般总额比较少，能够提供的贷款额度也小，并且贷款投向的行业限制也相对比较严。农户联保贷款一般是三五户农户相对固定地合作联系，面不宽且额度在3万元、5万元以内，而且一时不需要贷款的担保方往往因“无利而担责”而不乐意承担连带责任，特别是在两者相互串通的情况下，往往追索任何一方都难能见效，环环相扣的联环保障机制事实上很难发挥作用。因此，这种贷款表现为风险高，但满足实际需求，特别是挖掘潜在需求的作用比较有限。基于这些原因，遂川县农村合作银行自2003年以来6年内仅发放了农户联保贷款1542万元，目前基本已停办。

但是到目前为止，“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模式表现出相对较好的运行效果。目前共126户互助贷款中还没有一笔逾期或出现风险隐患，同时也带动了区域内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根据我们的统计，2009年年底，4个试点乡镇金融网点不良贷款率为4.64%，比年初下降了3.75个百分点，至2010年2月底，不良贷款率再下降至4.3%，低于平均水平1.17个百分点。如遂川农村合作银行堆前镇分理处实施这种模式后不良贷款3个月内净下降13万元，是近10年内同样下降额度中速度最快、用时最短的一次。

我们分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把以前信贷中的“一对一”的关系变为“多对一”的关系。随着互助社

付其他任何费用，会员分享互助社有关内部资料信息，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应该说，理事会成员中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政治素质、信誉好、威望高、致富能力强的村干部，在已有章程的约束下，都能加强自我管理。

我们主要通过四项奖惩机制来实现对互助社的外部监管。一是涉农金融机构与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共同协商签订担保协议，其中特别是要求担保贷款的使用全过程应执行公示公告制度，接受全社会监督。二是在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了追偿义务，比如对到期（含展期）且三个月后经追索仍未能归还的贷款，经办行向理事会出具《代偿通知书》，然后扣减担保基金代为清偿，当单个互助社贷款不良率达到10%时，互助社将被暂停发放新贷款。三是税收优惠和财政贴息的兑现设置在次年初，生产经营不正常、信用状况较差、贷款不能正常归还的互助社及其借款人，将得不到财政贴息。四是县扶贫办对能够安全有效使用扶贫资金的村委会，每年再追加奖励1万～2万元到该村互助社，如果出现审查失职、贷款风险等情况则不再享受这些奖励。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金融在“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总体要求下强调“针对农业农村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这一要求，正是点到了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关键。尽管金融管理部门一再强调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将一定比例的县域资金用于当地，但是多年来县域资金外流的状况并未改变，其原因就在于，项目贷款，是一种小额信贷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模式，其中的社区概念实际就是自然村，并且全部为贫困村，这也体现了乐施会的扶贫理念。乐施会禄劝项目办主要在社区进行社区发展基金基本目标、原则和发展理念的培训动员，也参与社区发展规划。从2007年开始，为了增加扶贫资金来源，禄劝项目办又将社区条件较好的小组推荐到农村信用社贷款，把社区发展基金以小组集体名义存到农村信用社作为风险金，农村信用社以该存款的5倍发放社区联保贷款。

记者：在这个模式中，作为NGO的香港乐施会禄劝项目办和作为金融机构的禄劝县农村信用联社，各自的分工是什么？

张明贤：在这个合作模式中，乐施会禄劝项目办主要负责对所选定的贫困社区提供社区发展方面的规划，提供社区发展基金并组建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发展基金进行管理，对社区进行生产项目、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总体来看，乐施会禄劝项目办的工作意在加强社区的长期、自我发展，现在来看，他们的这些基础性工作为农信社提高信贷效率发挥了很大作用。除此之外，乐施会禄劝项目办还负责向农信社推荐合作社区、协助做好日常贷款的管理等。

农信社的主要职能就是提供信贷支持，对于双方共同选定的试点社区，给予信用等级最终评定，并对认可的农户发放信用证和相应的贷款。

三是提供多层次的贷款管理。在贷款的管理上，我们认为项目办的一个成功之处在于，除了农信社和项目办参与信贷管理外，他们还利用在社区组建的社区管理委员会来进行贷前、贷中和贷后的信贷管理，社区管理委员会是介于项目办与社区农户之间的组织，他们能够更便利地、更多地掌握农户的信贷信息，因而能够更好地防范信贷风险。

应该说，乐施会禄劝项目办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大大降低了信用社发放贷款的成本和风险。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一些情况：2007年社区发展基金项目与信用社合作以来，共有6个社区296户农户获得贷款120.35万元。其中：2007年发放贷款22户5.7万元，收回率99.6%；2008年发放贷款72户18.65万元，收回率100%；2009年发放贷款202户96万元，已到期部分44.6万元全部收回。

记者：您如何评价NGO与金融机构的这种合作，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张明贤：总体来看，我们认为乐施会禄劝项目办与农信社的合作，是非营利的NGO与营利的金融机构两种机构的优势互补。一方面，NGO的扶贫信贷模式更像是精耕细作，注重长期性和基础性，他们在一个地方驻扎下来，以可行性发展项目为依托，着重于培养贫困地区农户的信用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这从长期来讲，对于提高贫困农户获得金融信贷支持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NGO的不足之处是他所能够提供的发

分散、缺乏商业信贷所要求的抵押担保，因而，现代商业金融机构针对农户放款时陷入困境。所以，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户信贷融资难，现代金融机构放款难，就一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对于传统农区、偏远和贫困地区的农户，信贷融资尤其困难。

不过，为了满足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部门一直没有停止过贷款业务创新的探索，江西遂川金融部门探索实现的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向村级产业发展互助担保基金的转型、云南禄劝农村信用社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对贫困社区农户融资，就是这种创新的典型案例。

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是以“政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社区农户与微型企业入股”模式筹集的农村社区内部的金融互助资金，针对成员提供小额贷款，贷款程序操作简单，门槛较低，满足了农户和微型企业短期、小额的资金需求，便于提高中低收入农户信贷的可获得性。但是，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的实力有限，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农户和微小企业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遂川金融部门通过“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担保+农业信贷+政府贴息”模式，将“村级产业发展互助基金”转型成为“村级产业发展互助担保基金”，以“村级产业发展互助担保基金”担保，多倍于“村级产业发展互助担保基金”向农户和社区微型企业提供贷款，化解了农户和微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禄劝县人民政府与香港乐施会合作于1992年成立的项目

除了农户信贷融资中的两难困境；二是能够实现较高的贷款回收率，具有放贷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同时，江西遂川案例和云南禄劝案例，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共同特征，这也是其成功的制度基础：

第一，互助担保基金，是社区公共金融资源，社区居民在关注社区公共资源的有效运作与利用公共资源的内在冲动的基础上，结成了利益相关者共同体和信用共同体，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对互助担保基金的拥有感和责任感，并由此有利于社区居民“社区诚信”意识的培育，并把“社区诚信”作为一种“社区公共产品”看待，监督并力求杜绝社区农户和微小企业贷款后的“社区非诚信”行为的产生。如果社区某成员借款不还，社区公共金融资源——担保基金将受到损害，是其他社区成员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逐渐培养了村民的诚信意识，优化了农村信用环境。

第二，通过根植于社区的村级互助基金组织的参与，克服了农户与正规商业金融机构之间信贷融资博弈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困局。“村级互助担保资金+金融机构信贷”，在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型信贷融资模式，其运转的基础是基于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际信任和社群信任，是一种非制度信任，是依据伦理道德规范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看重道德信仰支配下的自觉遵守，是一种非强制性约束，与人与人交往中所受到的规范准则、法纪制度的管制和约束为基础所建立的5

第二篇：我市农村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与思考

我市农村金融服务模式的创新与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逐年增加，非现金支付在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是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开展的一项便民、惠农工程，该工程通

过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乡村布设POS机及自助终端设备，开通跨行小额取款、查询、电汇、转账、代理缴费等功能，最大限度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的金融服务需求。助农取款服务点的设立，对实现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方便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支持和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背景

针对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人民银行总行从2010年3月起先后组织重庆、山东、浙江、湖南和陕西在辖区内选择2-4个金融服务空白乡镇试点开展助农取款，通过布设价格相对低廉的POS机或电话支付终端，延伸银行金融服务触角，解决持卡人的取款、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需求，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对试点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人总行于2011年制定并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银发„2011‟177号），明确在2013年底前实现助农取款在全国农村乡镇、行政村的基本覆盖，满足偏远农村地区各项支农补贴资金、日常小额取现、余额查询等基本金融需求。所谓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是指银行卡收单机构在农村乡（镇）、村的指定合作商户服务点布放银行卡受理终端，向借记卡持卡人提取小额取款和余额查询的业务。助农取款

-1-服务推广以来，业务内容不断扩充，逐步转化为业务更为丰富的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契合了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需求，在推动落实中央各项扶农惠农政策、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成效日益突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二、发展现状

我市于 2014 年开始着手开展辖内助农取款服务点建设工作。近年来，在人民银行的政策指导下，我市辖区内金融机构（主要是农行、农商行）在乡镇行政村设立了大量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开展POS机小额提现、农民刷卡领取涉农补贴、代缴费、转账和余额查询等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农民群众，有效改善了农村地区支付结算服务环境。

我市农商行2014年6月建成全市第一家 “助农取款村村通”特约商户，截止2015年底，已实现句容行政村全覆盖。开展的业务主要有小额取现、代理公共事业缴费、兑换小额货币及相关金融知识宣传。业务现状：今年上半年，助农取款特约商户共交易xxx万笔，交易金额xxx万元，其中：小额取现笔数xx万笔，金额xx万元；转账笔数xx万笔，金额xx万元；刷卡消费xx万笔，金额xx万元；代理公共事业缴费xx万笔，金额xx万元。反假币宣传121次，小额零币兑换7241次。费用补贴：一是根据交易情况给予手续费，按取现千分之三，缴费单笔xx元。二是根据交易规模给予商户额外补贴。月均帐务交易达xx笔不足xx笔的，奖励特约商户xx元/月；月均帐务交易达xx笔不足xx笔的，奖励特约商户xx元/月；月均帐务交易xx笔以上，奖励特约商户xx元/月。

我市农行2014年10月初开展助农取款业务，即“金穗-2-惠农通”工程，目前，句容农行拥有3个经镇江农行核准、句容人行批准的五星级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点。业务现状：今年上半年，句容农行在全市设立了xx个惠农通服务点，共发生金融交易xx笔，金融交易额xx万元，其中：小额取现xx4笔，金额xx万元；转账xx笔，金额xx万元；刷卡消费xx笔，金额xx万元；代缴费xx笔，金额xx万元。费用补贴：按季度发放，商户月均操作达3笔不足100笔，每月补贴100元，超过100笔的每增加一笔多补贴1元，单户每月补贴金额300元封顶。今年上半年共支出费用补贴68100元。

今年6月，我市中行潘冲村益农信息社暨中行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顺利开业，这是句容中行在助农服务点的基础上，根据地区实际，结合农业部信息进村入户试验点，以与益农信息社和农村淘宝店共同经营的方式开展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开业当天实现办卡400余张，业务开展较为顺利。

三、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机构方面

1.发展不平衡。网点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由于都在同一村内选择特约商户，几家银行可能会在同一村内建立多个“助农取款服务点”，甚至一个农户放臵 2-3 台多家金融机构转账终端，造成在相对发达地区“重复设点”、“叠加设点”情况普遍存在，造成机具的浪费、闲臵，而在一些人数较少、位臵较偏的村落，则可能无金融机构去设点，形成金融服务空白村。我市农商行乡镇网点多，此项业务开展较早，承担着发放新农合补贴、粮食补贴等方面任务，抢占了绝大部分市场，已实现行政村全覆盖，业务发展迅速。农行该项业务发展也较为深入，而相较于农商行来说，-3-农业由于乡镇网点较少、业务人员不足以及重视程度不够，该业务发展状况不如农商行。除农商行和农行外，中行、邮储银行等也都尝试开展过助农取款业务，受多重因素限制，最终都没能持续下去。中行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的切入点是在传统的助农取款服务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势头良好。

2.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工作人员急需进行农民小额取现业务操作以及对可能出现差错纠纷进行处理的培训与指导，此业务本身对营业人员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目前，我市农村助农服务点多设在乡村便利店，工作人员为便利店店主，人员数量较少、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素质参差不齐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带来一定阻碍。

3.服务点布局不规范。根据人民银行总行关于推广助农取款服务文件精神，要求服务点应具备“有固定场所、运营稳定、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热心为农户服务”等基本条件，并须提供“工商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件、税务登记证”等经营证明材料。在业务开通前，“收单机构应将服务点的名称、类型、主营业务、所在乡镇或行政村、收单机构核实意见等信息资料报经当地人民银行审核同意”。而实际 上，在农村地区尤其在较为偏远的乡镇，供销社、超市、移动运营商网点等服务点经营实力普遍较弱、管理不规范，造成服务点选取困难，农商行和农行选取同一家商铺作为助农服务点的情况比较常见。

4.设备功能不全。我市参与农村金融服务的银行业务不够全面，参与商业银行之间业务交叉，助农金融服务点的服务不能够全面满足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例如，我市农商行助农取款服务点服务内容相对来说较为齐全，但是代缴费这块不可代缴移动话费；农行业务不包括水费、有线电视费代缴、-4-新农合、新农保以及助农补贴的领取；中行由于刚开始该项业务，业务内容仅包含查询、转账、汇款和取现等基本业务。我市助农取款业务功能存在三点不足，一是取款限额偏低，单人单日累计取款不得超过 2000 元，已不能满足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需要； 二是农村居民多用存折作为取款工作，助农取款服务点的服务设备尚不具备存折取款功能；三是业务范围尚未涉及交通违章查询和罚款缴纳；四是助农取款服务点配备的设备尚不具备信用卡交易功能。

5.管理成本较高。据调研，助农取款服务点建设前期投入很大，一部 POS机需要500元，若再配备一台验钞机又需要2000 元，再加上宣传公告、标识牌等，金融机构建立一个助农服务点至少需要投入 3000 元，若选择在部分优质网点投入自助终端设备，则成本高达十几万元。此外根据有关要求对相关设备还要进行升级改造，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投入成本高，但受农户接受程度、跨行支付费用、通讯费用、取款额度低、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助农取款产生的经济收益较少，甚至有的金融机构反映几乎没有经济上的收益，仅能创造社会效益，在投入产出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受挫，新业务的推广积极性不高。

（二）农户方面

1.费时费力，利润薄弱。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推广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和网络建设投入，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获得正效应，由于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绝大多数规模较小，业务较少，服务点商户能够获得的银行补贴有限。即便是现在业务量大的服务示范点，每年拿到的补贴金额也十分有限，而业务开展十分繁琐，当农户集中过来办理业务时，商

-5-户人手不足，以至于影响其正常店铺经营。

2.对助农取款服务点的依赖程度不高。助农取款业务的范围主要是2000 元以下的小额现金取款、转账、查询、代缴费等，主要适用无银行机构网点或ATM机的乡镇、村。我市目前行政村村村通公路，交通便利，加上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型支付工具普及 较快，致使农户对助农取款服务的依赖程度不高。

3.金融意识较低。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商户、小微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开展的产品营销、信贷推介较多，但针对农户、尤其是农村留守人员开展的金融服务宣传、银行卡知识培训等活动少，农村居民的金融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受理环境方面

1.经费补贴机制不完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布放机具、发展助农取款服务点投入的补助，以及对商户手续费的补助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机制，银行业金融机构亏损、商户微利的现状目前较为普遍。

2.风险防范措施有待加强。一是盗抢风险。助农取款大多数业务需要使用现金支付，业务量大的助农服务点每月现金往来最高可达4万元左右。目前，由于不少服务点设在农民的自家商店或小超市中，大多数助农服务点未配臵保险箱，安保措施及安全防范难以到位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业面临的安全隐患和可能付出的风险成本较大。二是假币风险。部分服务点未设臵验钞仪等设备，即使配备验钞机，由于大部分助农服务点工作人员受年龄、文化水平等影响，在机具操作、信息登记和假币、残币识别等方面还有一定欠缺，实际取款过程中无法防范假币的流通。三是道德风险。目前我-6-市助农取款服务点不办理存款业务，但如果出现商户欺诈客户办理“存款业务”而实际上是非法集资，将会给农村金融机构造成非常恶劣的声誉影响。四是操作风险。我市助农取款服务点由于部分业务，如转账、话费充值等业务具有不可撤销性，开办商户如误操作将会造成资金损失且无法追回。

3.存在管理风险。人民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大多着力于把好入口关，对助农取款业务的过程缺乏监控，尤其是对商户的经营状况、各助农取款服务点的业绩等，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评估机制，不利于今后加强管理。

四、对策建议

（一）增加资金投入，强化政策支持。助农金融服务具有公益性、便民性、盈利性的特征，政府及人行应从调动参与各方积极性，促进农村地区金融服务长远发展的角度，对助农取款服务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一是要对助农取款服务点适当的补贴，对交易量大，明显改善当地金融支付环境的服务点进行奖励。同时，对真正拓展助农取款服务的农村金融机构也应按交易量进行补助，减少农村金融机构的负担，并要根据实际成效进行奖励。对农村金融机构和助农取款服务点同时支持，才能有效提高各方积极性。目前南京市的服务站建设便引入了政府补贴投入，具体办法为由市财政对每个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建设给予一次性补贴 1 万元（不含高淳区、溧水区），对高淳区、溧水区的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建设，按每站5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鼓励高淳、溧水区根据本区情况予以相应配套补贴，补贴资金从市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分次拨付。二是人民银行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或办法，明确部分业务的手续费收取方法，鼓励商户与客户协商手续费，提供增值金融服务。三是地方政府应协调助农

-7-取款所涉及到的各种补贴资金、新农保、缴费资金等尽量存放在开办该项业务的农村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开办该业务的积极性。

（二）合理设点布局，统筹区域发展。助农金融服务点建设应以提高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为目标，在经济发展水平良好的村庄做好驻村网点的规划，对辖内助农服务点实施统一管理，在保留现有网点的基础上，不断拓宽网点业务的覆盖面，对发展速度快、有前景的中心村要考虑合理设臵网点，保证农民在方圆3公里以内能够获得有效金融服务的全面覆盖，满足农村居民取款、汇兑、结算等基本金融需求。目前我市辖内仍有部分乡镇助农金融服务点数量偏少、覆盖率低，因此，要适当调整网点布局。对于“重复设点”、“叠加设点”的情况，应合理引导撤销调整，避免恶性竞争；对于服务网点少甚至空白的村落，则要给予适当补贴，调动商户积极性，加强现场指导，进行选址布放，以达到网点之间、区域之间统筹发展。

（三）努力培树典型，发挥示范作用。培树典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助农金融服务点对周边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质量和辐射能力。一是可以考虑建设一批“金融综合服务示范点”，原则上每个乡镇可确定 1-2 个中心点，并建立定期考核机制；二是打造一批精品服务点，将部分具有区位优势、交易量大、受众面广、服务质量高或有一定发展潜力的取款服务点筛选出来，统一悬挂标牌、安装防盗监控设施、并配备POS 机、点钞机、电脑和打印机等设备，在有条件的地区，适当布放自助终端，升级服务点功能，从而强化品牌管理。最终通过“中心点”建设和“精品点”建设，达到分类指导、以点带面、示范推动效用，整体提升全辖服务点建设水平。-8-经过调查发现，辖内多家涉农金融机构在这一方面已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农业银行目前已拥有3各五星级服务点，正在着手申请另外4家服务点为五星级服务点，同时已在原有基础上升级了8家服务点。

（四）积极拓展功能，提高使用效能。拓展助农金融服务站功能，使商业银行获得更多潜在收益。在不违反相关规章政策的情况下，逐步增加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的功能，为商业银行业务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推广创造有利条件，使商业银行的投入得到相应的回报。一是要引导业务种类少、业务量较小的金融机构，依托代理居民健康卡、代收电费、代理涉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代发村镇企业工资等项目，扩大农村地区银行卡使用总量，提升农村居民对银行卡的依赖度，丰富助农取款机具功能。二是组织各金融机构认真规划、整合资源，撤、并、转无效网点，以逐步提高助农金融服务点现有设备的使用率。三是将众多的助农金融服务站作为信息采集点，通过科学的分析获得大量可用数据，这些数据可用于个人信用状况评价、银行业务决策等诸多方面，为银行后续发展准备详尽的客户信息。四是允许商业银行在服务站开展适量自有业务宣传。允许负责运行该服务站的商业银行通过宣传手册、业务员讲解等方式对银行的业务进行宣传，包括存贷款业务、理财业务等与服务站用户关系较为紧密的业务，为商业银行开辟业务宣传的新途径。

（五）强化多措并举，防范运营风险。一是强化助农金融服务点安全建设。各金融机构应为助农服务点配备保险柜、点钞机、监控等安全设备以保障资金安全。金融机构将应当 POS 机具和自助终端巡检、维护、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做到层层有人管，层层控风险，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加

-9-强对商户业务技能培训指导。各金融机构应对设臵助农取款服务点的商户进行定期培训，提高其对各项业务规则的认识，强化操作训练，增强安全用卡意识，督促其严格按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开展业务，尤其注意在密码保护、资金管理、台账设臵、机具检查等方面开展培训，严格操作流程，规范操作手续，动态监测商户和惠农卡持卡客户账户变动情况。三是加大对商户违规违法行为的打击。金融机构应当对服务点规范管理和机具使用情况进行定期维护、巡检，每季度至少一次。对所有的助农服务点应开展风险排查，重点排查是否存在欺诈、套现、洗钱、故意给付假币、泄露客户账户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和利用电子机具进行不正当牟利行为，是否存在违规收取手续费行为，每年至少一次。对利用 POS 机进行非法集资、故意使用假币等的服务点，要进行严厉打击，第一时间中止其业务并收回相关机具设备和标识牌，对违法犯罪的用户，还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四是加强农民安全用卡宣传。使用墙体广告等农村常见方式对农村居民需要了解的敏感事项，如业务类型、收费标准和方式、如何安全使用银行卡等予以公布

第三篇：创新信贷模式助力农村小微企业发展

创新信贷模式助力农村小微企业发展

王月金 郭海

2012-7-20 10:40:40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07月19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获得长足发展，大量农村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资金。但由于中国农业发展还主要靠天吃饭、农产品价格弹性大，农村小微企业信用风险大，使得“贷款难、难贷款”成为横亘在农村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之间的一道坎。

江西省农村信用社通过近年来的实践，创新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不仅破解了农村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在支持“三农”中更具优势，而且也使得农村信用社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重新找准定位，更具发展前景。正如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肖四如所说，“农村信用社完全可以像现代银行一样充满活力”。

“信用共同体”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难

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重视“三农”问题和支持农村小微企业发展已形成共识，“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也在中央文件中被反复强调。但由于农村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实力弱、财务制度不规范、信息不透明、缺乏有效担保等问题，农村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始终难以解决。

另一方面，大量农村金融机构从农村得到大量资金，却找不到优质客户，出现“贷款难”和“难贷款”的矛盾。肖四如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现代银行所要求的信息对称和抵（质）押条件，农村小微企业是不具备的。如果能找到一种途径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中信息不对称和抵（质）押不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农村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对此，“立足县域、服务三农”的江西省农信社通过在余江县等地试点，建立了一种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农村金融抵（质）押不足的路径。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发掘各类中介组织、各种专业协会等信用资源，把贷款受益各方组织起来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信用共同体，农村信用社给予授信贷款，构建“公司＋基地＋农户”和“信用合作＋专业合作”的新型信贷模式。

地处鄱阳湖之滨的江西都昌县周溪镇虬门村有100多年的珍珠养殖加工历史，但资金缺乏一直制约着当地珍珠养殖加工业扩大产业规模、创新工艺和品种。而农户个体实力弱小，不符合商业金融机构大量贷款的条件。但在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之下，贷款难对于扩大珍珠养殖业再也不是难题了。

虬门村村民曹华林是从事珠核加工的专业农户。他说，去年，当地农村信用社累计为村民发放信用共同体贷款近2000万元，200多户农户受益，为珍珠养殖加工产业带来了“及时雨”。目前，村民已基本摆脱“小作坊”生产经营模式，逐步走上了联合规模经营之路。

本报记者了解到，信用共同体贷款的实质是金融企业针对有效益、有还本付息能力但又有风险、不易管理的项目，通过发掘与信贷项目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机制。

不仅如此，“我们还通过把同一产业集群的中小企业或某个企业的上下游企业组成商会或其他组织，以及通过工业园区管理共同协作形成信用共同体，创造对一个产业集群贷款的担保机制。”肖四如说。

江西余江县小微电机企业专业合作的开展，在全国已经有一定影响，并形成了产业集群，几十户微型电机生产厂在全国形成市场。

每一户中小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形成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就需要贷款，而从银行角度来看，微型电机设备作为抵押也不能变现，不构成抵（质）押要素，不具备任何抵（质）押价值。余江县农信社就牵头组织几十户电机生产小企业形成协会，建立一个非盈利的、封闭的担保基金，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据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管理部总经理段小华介绍，一家微型电机生产中小企业，通过加入信用共同体或担保基金，可以得到八倍左右的贷款，其他成员帮助其分担了80%的风险，并通过资金纽带形成了互相监督，这个信用共同体贷款已有千万元的余额。

肖四如对本报记者表示，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有效破解了中小企业、产业经营户等薄弱经济实体抵（质）押物不足、获取金融服务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管理和分散风险难等诸多难题，揭示出一个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之间实现对接的有效方法，探索出一条既有效满足薄弱经济实体非正规金融需求又有效防范和分散金融风险、实现“信用为本、合作共赢”的新思路。

截至目前，小微企业信用共同体贷款已经覆盖江西全省各县，江西省农信社累计发放此类贷款152亿元，支持了6867多户农村中小企业，新增小微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的22%。

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小微企业

随着农村产业化和专业化进一步发展，所需资金已经不是几万元的小额，而是几十万、上百万，小微企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这要求银行机构转变产品和服务方式，更要求对农村金融产品进行创新。

江西省农信社通过量身定做信贷产品、创新担保抵押方式、优化信贷服务方式等多种措施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肖四如说，“我们每年安排30%以上的信贷资金，加大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使大部分符合贷款条件的小微企业获得农信社贷款支持，降低小微企业其他渠道的融资成本。”

他表示，江西农信社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将有限的信贷资源重点投放到在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加大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确保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去年、增幅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的“两个不低于”目标。

记者了解到，在江西若干户小微企业可以自愿组成联保小组，形成信用共同体，不再需要其他担保，就可以申请贷款。“一次授信、循环使用”，手续简便，办理快捷。

不仅如此，在担保创新上，江西省农信社开办动产抵押、浮动抵押、股权质押、商标权质押等新担保组合，对专业性、综合性市场的商户，还将采用“商铺承租权（经营权）质押＋保证担保”、“商户联保”、“市场开办方抵押＋保证担保”等贷款业务。

“市场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客户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以变应变。”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管理部总经理段小华对记者说，除了办理传统的小额信用、担保、抵押贷款外，他们把获得权威部门认证、适销对路、易变现的货物或

产品纳入贷款抵押的范围，积极开办了仓单质押贷款、出口退税质押贷款、超短期贷款等新的贷款业务品种，多样化满足小微企业“短、频、急”的信贷需求。

江西省农信社还深入开展“进园区、进社区、进街道、进协会、进企业”活动，积极通过职能部门找客户、通过商会找客户、通过园区找客户、通过专业市场找客户、通过门面找客户、通过核心企业找客户、通过专业组织找客户，不断细化客户市场，切实开展调查摸底，逐户落实营销责任人，制定营销时间表，有的放矢开展分类营销，为小微企业融资大开正门。

此外，“根据小微企业特点，创新工作方法，将小微企业‘三品’（法人代表品行、产品、押品）、‘三表’（水表、电表、税表）等信息作为风险评价的重要补充依据，通过对‘三表’分析验证，掌握准确、真实的信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重点扶持法人代表诚实守信、产品市场竞争力强的小微企业。”段小华说。

据悉，这几年来江西省农信社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创新，通过量身定做信贷产品、创新授信模式、优化信贷服务方式等多种措施，致力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助力小微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八年累放小微企业贷款2560亿元，目前小微企业贷款总量达到330亿元。

第四篇：创新小额信贷模式 海南省农信社优化农金服务

创新小额信贷模式 海南省农信社优化农金服务 2008年以来，海南省农信社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创新具有海南特色的小额信贷模式，有效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探索出了一条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新路。截至2011年底，小额贷款余额43.2亿元，累放小额贷款59.8亿元，惠及24.5万农户，小额贷款不良率仅为1.2%。

海南“一小通”小额信贷模式先后被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协会授予“最佳农户金融产品创新奖”、“服务三农十佳特优金融产品奖”，并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省科技成果转化二等奖”。

构建支农服务新机制

海南农信社从服务网络、服务产品、服务设施着手，不断提高支农服务的科技含量，让农民贷款汇款不出镇，还款取款不出村，极大地提高了小额贷款的便捷性和普惠性。一是构建了覆盖全省的小额信贷服务网络。海南农信社对小额贷款实行事业部制。即：将小额贷款管理机构与传统信贷机构相对分开，在琼中联社成立了小额信贷总部，在全省18个市县成立了19个小额信贷部，在205个乡镇成立了小额信贷服务站。同时，在省联社设立了小额信贷管理处，负责小额贷款的推广、管理、科技支持等，各市县基层信用社按照琼中“模式”发放小额贷款，构建了一张覆盖全省所有乡村的小额信贷服务网络。二是实施了小额信贷服务“村村通”工程。为方便农民贷款和归还贷款本息，海南农信社全面实施小额信贷服务“村村通”工程，确保农村金融服务无空白。目前，投入资金3200万元，在全省2000多个行政村布放了7675台EPOS机等支付自助终端，把现代金融支付手段延伸到偏远乡村，让农民足不出户就可轻松实现资金汇划、小额存取款、刷卡交易和账户查询，享有与城市居民均等化的金融服务。

三是开发了小额信贷科技管理系统。为了提高小额信贷的科技服务水平，海南农信社开发了专门的科技管理系统。根据该系统，小额信贷管理部门可以掌握每一笔贷款、每一个客户、每一名小额信贷技术员的具体情况。小额信贷技术员也可以通过系统管理自己的贷款，输入操作号后，可以看到个人发放的全部贷款，便于管理。对于即将逾期的贷款，该系统会自动提示，提前预警。

构建阳光管贷新机制

一是把贷款“审批权”交给农民。2万元以下信用贷款，只要农户提出申请，自愿组成5户联保，接受5天培训合格，在7日内能获得贷款，信贷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发放。

上述机制保证农户只要具备必要条件无需层层审批就可便捷获得贷款，同时有效制约信贷员自由裁量权。

二是把贷款利率“定价权”交给农民。小额信贷协议利率由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和诚信保证金率两部分构成。在执行中，实际诚信保证金率由农户还本付息履约程度决定。如果农户按期还本付息，则全部退还诚信保证金率；否则，到期根据不同程度违约，按不同档次少退诚信保证金率。这个机制既强化农户诚信意识，又减轻诚信农户利息负担。

三是把贷款风险“防控权”交给信贷员。信贷员实行3-5人联保。每名信贷员既发放贷款，又监督别人，也被别人监督，两人不能相互监督，形成“鱼咬尾”风险监控机制。对每一笔贷款，至少有3人按一定比例承担责任并分享绩效，负责包放、包管、包收、包效益、包赔。两人相互监督容易作弊，3人以上责权利对称环形监督能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四是把工资“发放权”交给信贷员。信贷员收入完全根据发展业务多少和形成风险大小决定。业绩工资发放与潜在风险化解程度挂钩。建立信贷员“贷款损失赔偿金”机制，贷款损失由信贷员按承担责任比例全额赔偿、终身负责。信贷员收入与业绩挂钩，并对风险承担无限责任，可以强化信贷员责任意识、道德意识和成就意识。

构建人才培养新机制

三年来，海南农信社以小额贷款为平台，面向全国招聘了500名大学生，担任专职专责的小额信贷技术员，打造了亲民、爱民、为民的金融支农团队。

建立了专门的小额信贷文化。海南省农信社创立了一整套小额贷款的企业文化。小额信贷技术员每天早上都要开晨会，进行企业文化宣誓。誓言是：“信贷理念：农民最讲诚信；行为准则：不喝客户一口水、不抽客户一支烟、不拿客户一分钱；工作态度：走千山万水、访千家万户、道千言万语、理千头万绪、吃千辛万苦；工作方法：给农民放款、教农民技术、帮农民经营、促农民增收、保农民还款。通过企业文化宣誓，让小额信贷技术员牢记誓言，同农民真正建立起”鱼水情“。

加强了小额信贷员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推广小额贷款，仅有金融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农业技术知识。为此，海南农信社采取了多种措施，与中华职教社和海南省科技厅合作，并聘请300名“三农”专家，对小额信贷技术员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加强了小额信贷队伍基层党团组织建设。为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海南农信社在琼中小额信贷总部成立了党委和团委，在19个市县小额贷款部建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对小额信贷技术员进行党性教育。

总之，小额信贷，大有可为。但要做好小额信贷，任重道远。下一步，海南农信社将加大创新力度，按照银监会总体部署，进一步开展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阳光信贷、富民惠农创新“三大工程”，推进小额信贷进村入户，让小额信贷的阳光温暖更多的农民，为支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三农”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篇：“PPP政策”下农村电商服务民生模式创新

“PPP政策”下农村电商服务民生模式创新

摘要：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影响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电子商务已经改变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对于农村消费者而言，电子商务方兴未艾。如在“PPP”模式的倡导下，DF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其控股的三个子公司互相配合搭建O2O系统平台，开拓农村电子商务市场。这种创新模式正在改变着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加快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

关键词：PPP政策；农村电商；电子商务

中图分类号：F32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130-06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消费方面，传统的消费行为及消费模式受到了网络的挑战。农村居民网络化的消费趋势及农村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正在被有实力的电商所青睐，阿里、京东等电商巨头纷纷进军农村市场。但由于受农村地理环境及居住分散等的影响，农村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电商在农村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如何解决运营中的问题，使电商发挥优势更好地服务“三农”，是电商决胜农村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互联网使用者概况

（一）农村互联网用户数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最近几年，互联网在农村迅速地普及开来。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为27.9%，规模达1.86亿，相比2014年底增加了800万，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0.1%。从上网设备及上网时长来看，截至2015年6月30日，农村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规模为 1.46 亿，占农村网民总数的81.9%；农村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4.1小时，比2014年底增加了2.5小时，农村网民上网时长的大幅提高说明网民对互联网应用的黏性加强，互联网对农村网民影响越来越大[1]。

（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 844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 489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9.2%。数据显示，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继续缩小[2]，为提升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PPP政策与农村电商

（一）PPP政策

PPP是英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简写，中文直译为“公私合伙制”，也称PPP融资或公私协力。该词最早由英国政府于1982年提出，是指政府与私营商签订长期协议，授权私营商代替政府建设、运营或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我国政府在2015年5月22日出台了《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该意见鼓励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该指导意见就是中国版的“PPP模式”，PPP模式倡导政府和社会资本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合作体，发挥公私双方各自的资源优势，以更加经济、富有效率的方式完成特定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制造与供应。

（二）农村电商

所谓农村电商就是指围绕农村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而开展的一系列电子化的交易和管理活动，包括农业生产的管理、农产品的网络营销、电子支付、物流管理以及客户关系管理等[3]。在农村，利用电子商务技术改造传统经济下的流通过程，把传统方式下的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营销、农产品运输及农资需求等环节在网络系统及信息技术支持下进行电子化，形成由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商流组成的并以信息流为核心全新的流通流程，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推动中国新农村建设搭建了高速通道[4]。

根据电子商务价值理论，电子商务企业的创新能够为客户增加和创造价值[5]。Standing等回顾过去10余年电子商务市场主流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创新问题的聚焦点还主要是商业模式创新[6]。通过模式创新，能显著地提升客户价值，进而强化客户的满意指数和忠诚指数[7]。能有效地降低吸纳新客户和保留老客户的成本，实现供、需及中间商多赢的效果[8]。2015年5月，我国政府出台中国版的“PPP政策”，为电商模式创新指明了道路。在该政策的指导下，DF公司通过模式创新，以“嘉言民生”“国宏商城”“国宏云仓物流”为载体，全面整合各级社会力量与政府职能，构建了“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社会协同”三位一体的“政企社”共建模式，为电商更好地服务“三农”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PPP政策”下DF公司服务民生模式创新

DF国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按学术惯例，这里隐去公司真名，以DF代称）是一家综合性大型投资管理机构。为了响应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新要求，在“PPP”政策的指引下，DF公司于2014年12月通过其控股子公司嘉言民生、国宏商城及国宏云仓物流三者互相配合搭建O2O系统平台进军农村电商市场，实现农民富裕、农村受益、农业更好地发展的宏伟目标。DF服务民生战略架构如图1所示。

（一）模式创新一：嘉言民生“政企社”共建

“政企社共建”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参与共同建设，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采取PPP模式，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社会协同”的“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在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中，存在着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供给主体，这些不同主体提供给农村居民的行政服务、市场服务、公益服务信息及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均存在分散化状态的问题。嘉言民生作为DF的子公司之一，通过建立县、乡镇、村级“嘉言民生便民服务中心”，其中嘉言民生村级民生服务中心设在村部，实行“专职代办员无假日、全天候坐班”和“村两委成员流动值班坐班制”，所有便民服务中心一起构成全国网点，实施“政企社共建”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服务主体多元化及需求分散化的问题。具体而言，嘉言民生作为第三方机构，通过建立县、乡镇、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整合各级政府行政职能（138项）和社会力量（56项服务）参与，形成了农村公共服务的网络体系。该体系通过专人、专业的方式提供行政协办、市场信息、便民和公益四大服务。

在“政企社共建”模式中，嘉言民生便民服务中心作为运营主体实行公司化运营，基层政府购买其提供的服务，包括政务服务、公益服务及商业服务等。嘉言民生的“政企社共建”模式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平台，通过服务平台的信息化，梳理和整合了各类供需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安排供给方案，对居民的需求结构提供组团式服务。这种把服务信息和需求信息“打包”，实现组团式服务和组团式需求的有效对接方式，大大降低了农村公共服务中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实现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共赢。这种创新模式秉承“不降低服务标准，不减少服务数量，不向群众收费”的经营理念，为其作为电商更好地服务“三农”提供了平台。嘉言民生主要承担农村的政务服务和公益服务，具体涵盖以下内容：

1.政务信息发布。嘉言民生通过自己搭建的服务“三农”信息平台发布市场流通信息、公共政策、气象信息、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农村劳动力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和文化娱乐等信息，提供多种综合服务；辅助各级政府开展基层调查、舆情监督等。

2.村务管理。依托省、市、县（市、区）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立村务管理和信息服务系统，实现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合同管理、土地管理、资产管理、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党群管理等。

3.培训及智力支持。嘉言民生系统平台充分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借助慕课、短片等形式进行涉农培训、农技服务。有效通过对现代远程教育、文化信息资源、科技信息资源、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资源等平台的整合，及时向村民提供党建、教育、文化、科技等信息服务，提升农民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

4.金融保险服务。将保险服务引入嘉言民生平台，打造“保险下乡”平台，实施对农资、农产品、畜牧品等诸如农村住房保险统保、能繁母猪保险、蔬菜种植保险、森林综合保险、水稻险的保险等。将其打造成金融保险业服务三农的服务端口、信息平台、宣传阵地。

5.基本公共服务。通过专人负责，利用嘉言民生信息平台，为农村居民提供农资及农产品供求信息发布；农业科技示范园展示、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业生产管理、农产品销售等服务；进行话费、水电气费等的代缴代收；提供医疗咨询、专家挂号预约、药品网购、票务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接入，最大限度地服务农村消费者。

6.大数据服务。逐户收集每户农民的基本信息及供需信息，是嘉言民生每个网点专职代办员的日常工作。嘉言民生信息部将所收集来的信息通过分类整理后，建立农村消费者信息库，并将这些信息提交给DFCX专门做电商的公司国宏商城及专门做仓储和物流的公司国宏云仓，满足农民的供需。随着嘉言民生在全国2 000多个县的落地开花，农村消费者的基本数据也随之健全，这样可以掌握农村消费者的消费信息，利用所掌握的大数据资料同其他相关行业进行合作，开展精准营销，更好地服务“三农”。

嘉言民生通过模式创新，真正地实现了对上与政府职能完美对接，对下与百姓服务无缝对接，由过去政府的包办制逐步地转换为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科学地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以及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于政府，“政企社共建”模式有效弥补了农村及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中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不足等问题，帮助政府为居民提供了有效的行政服务和公益服务。对于企业，“政企社共建”模式帮助企业解决了不能有效开拓农村及城市社区市场的困境，把业务有效地覆盖到广大的农村及城市社区市场。对于群众，“政企社共建”模式具有民情收集、化解民怨以及危机处置功能，对于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给出解决办法，切实帮助群众办实事。

“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社会协同”三位一体的“政企社共建”模式，可以合力推进“行政服务、市场服务、便民服务、公益服务”四大服务体系建设，有效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政府公信力。这一模式被诸多专家学者誉为“提升农村群众幸福指数最有效的办法”、“农村公共服务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实现了“群众赢得实惠、企业赢得市场、政府赢得民心、社会赢得和谐”的多赢效果。

（二）模式创新二：“国宏商城”线上线下同步互补

为配合嘉言民生更好地服务“三农”，DF公司于2015年3月组建了国宏商城，国宏商城实施线上线下同步运营的模式。在线上，通过国宏商城网站展示、销售各种商品；在线下，有嘉言民生的地方同时组建国宏商城体验店。国宏商城在所辖县域运营“批发及采购中心”，并通过借助嘉言民生渠道联系该县的大宗用户批发各类产品，建立用户名录；联系当地原产者（种植户、养殖户），建立原产者名录。DF作为全国连锁国宏商城体验店的组织者及实施者对国宏商城的信息流和物流统一协调。国宏商城通过在县城和各乡镇建设融零售终端、电商平台、常温（冷链）供应链于一体的系统，打造农产品O2P（O2O+区域特色）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1.搭建F2C（生产者消费者）+C2F（消费者生产者）的电商平台。国宏商城按照满足“农资及日用品下乡，生鲜产品进城”的思路进行经营。首先，国宏商城通过与嘉言民生的大数据共享，把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与城镇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及时对接，运用农产品溯源技术和冷链运输，建立国宏商城“农产品品牌运营管理与防伪追溯系统”，借助其网点及物流优势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接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既解决了农村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又解决了城镇市民购买特色农产品价位高、购买难的弊端，还避免了生鲜及农产品因多次转运重复污染导致的食用安全问题。其次，利用嘉言民生大数据系统整合农村消费者对农资及日用品需求，通过国宏商城自建的农村乡镇级实体网点平台，直接与生产企业合作，将农资及日用品直接从厂家送到农户手中，既解决了农村留守人员日常购物不方便的问题，又解决了农村市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问题，实现了农户、国宏商城、消费者共赢的局面。

2.搭建线下体验平台。充分利用国宏商城庞大的农村网点资源，建设开放的电商线下体验专区。首先，对于有些农资产品和日常用品，国宏商城的实体店作为该商品的实际体验平台，农村居民通过体验店可以看到自己预购商品的真实情况，这样可以消除农户对待购产品由于看不到实物的顾虑，增加线上交易额。另外，各乡镇、村级的国宏商城根据本地特色，建立特色农产品体验馆，如“一村一品”特色馆等，充分展示地域特色产品和民俗文化产品，为线上大宗采购提供体验平台，真正实现农资、日用品及农产品的O2P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的高度融合。

3.搭建线下退换货平台。据权威统计，电商网购的退货率超过10%，服装、家具、化妆品等某些特定产品甚至高达25%～40%。在农村，通过电商平台所销售的产品退换货若不顺畅，必然会影响客户体验甚至阻碍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国宏商城充分利用遍布农村的营业网点，为农村客户提供便捷的退换货服务，解决了退换货难题，为电商开拓农村市场解决了后顾之忧。

（三）模式创新三：“国宏云仓物流”体系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

DF公司通过建立国宏云仓物流体系，为实施县域及以下仓储物流奠定基础。国宏云仓以县级为单位建立，通过在县域设立公共仓储网点，整合县内的货运及落地配置资源，依靠自建物流体系，将分散在各县的国宏仓储资源整合起来，实现仓储资源的信息化管理。另外，DF公司旗下的国宏新能源汽车公司，是专门生产绿色环保纯电动汽车的厂家，国宏汽车为满足国宏云仓物流体系，生产物流专用汽车，该汽车不但环保而且运输成本降低了70%。通过覆盖村级的网点及低廉的物流成本优势“国宏云仓物流”体系通过这种模式彻底解决了农村物流配送末端“最后一公里”问题。国宏云仓物流体系一方面将三农所需的农资、日常用品等分类别地进行仓储后，按照需求运送到每个村的国宏商城；另一方面将每个村所收购的各种农产品及生鲜产品分门别类的进行储藏，通过与嘉言民生及国宏商城的信息共享，及时将地所仓储的商品通过自身物流系统运往全国各地，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各自需求。除此之外，国宏云仓通过嘉言民生网络平台动态地对外公示国宏云仓资源的使用情况，在仓储资源富余的时候，还可以对外进行仓储租赁业务。客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需要的仓储资源，支付国宏云仓的租赁、运营管理费用及后续的出库、落地配送服务费用。这为国宏云仓物流体系更好地服务三农提供了资金补充。

四、农村电商模式创新的意义及启示

（一）农村电商模式创新的意义

首先，能有效解决基层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降低群众办事成本。通过把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政府行政服务、企业社会服务等事项整合到嘉言民生村级民生服务站，建起了老百姓家门口的“服务超市”，广大村民不用出村，即可交话费、交电费、办保险、存取款，以及办理个体工商执照、婚育证等，而且这些服务事项全部零收费，及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让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其次，能有效解决农村市场服务“碎片化”的问题，降低企业服务成本。电力、通讯、金融、保险、商贸、物流等工商企业，借助嘉言民生开放式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异业联盟、跨界联合，通过嘉言民生业务外包，以低成本迅速开拓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创造了企业新的盈利增长点。

再次，能有效解决村级管理“空心化”的问题，增强村支两委凝聚力。嘉言民生村级民生服务站设在村部，实行“专职代办员无假日、全天候坐班”和“村两委成员流动值班坐班制”，第一时间办理群众服务需求，随时收集群众对村务的意见、建议及服务需求，确保了群众的服务有人办、群众的呼声有人理，创新了农村社会管理新模式，对于加强和改进村级管理服务、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改善基层党群干群关系、村级农村社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

最后，能有效解决信息流、物流“进村难”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建设嘉言村级民生服务站、国宏商城、国宏云仓物流体系，借助互联网优势，助推了村级信息网络，搭建起城乡信息交换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直接融合、工农产品直供直销，解决了农产品进城难和工业品下乡难的问题，降低了农民生产生活成本，促进了农民增收。

（二）对今后农村电商发展的启示

1.从供给端创新做好农村电商。通过对DF公司服务民生的分析可以看到，今后农村电商的发展还要从供给端着手进行业务的创新。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农村消费者对商品种类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农村电商作为搭建农村消费的新平台，应该从供给端发力，在家用电器、日用品、农资农具、农村服务等重点领域和环节提供更多的可供农村消费者选择的商品和服务，刺激农民消费，带动农村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农村电商同样作为城市居民对农产品需求的供给端，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通过与农民合作，为城镇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诸如原产地产品、特色农产品等，打造原产地及特色农产品品牌，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为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增收提供帮助，同时也从供给端增加了城镇消费者的消费选择空间。

2.全面打造智能物流网。在电商进军农村的过程中，受农村地理位置偏远、居住分散，物流基础薄弱、设备投入不足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导致物流运营成本高、效率低，这已成为农村电商发展壮大的瓶颈。按照现有的发展态势，未来农村电商可以通过打造智能物流网来解决这些问题。智能物流是利用集成智能化技术，实现在物流作业过程中的大量运筹与决策的智能化。这种技术崇尚“以顾客为中心”的理念，在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基础上，以物流管理为核心，实现物流过程中运输，存储，包装，装卸等环节的一体化。农村电商通过在全国各地自建或租赁仓库和服务站，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各个仓库和服务站的信息共享，通过使用“定位追踪”，实时有效跟踪物流过程，提高订单全流程信息透明度，提升客户物流服务体验度，降低运作过程的事故率和货损率，全面实现可视化的物流服务平台。通过智能物流平台的建立，不但可以显著地降低物流成本，还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村消费者对配送效能的需求。

3.实施有利于农村消费者进行网购的金融模式创新。随着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以及电子商务在农村的推进，农村消费者的支付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金融服务渠道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方便快捷支付的需求。农村电商应该积极地与现有金融机构合作进行金融产品创新。从目前来看，县域以下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这些金融机构在乡镇都设有存取网点。但在电子商务时代，这种传统的物理网点不能满足农村消费者对于网购消费的需求。农村电商应当开拓以手机、电脑等多种智能终端为平台，支持线上线下支付结算方式，为满足农村消费者的购买需求提供全方位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创新服务，解决农村消费者支付成本高和支付难的问题。例如京东在电商领域率先推出的“京东白条”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新模式，通过京东白条这一金融产品，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消费者借钱难、贷款难、成本高等难题，实现了让农民买得起、方便买的目标。对于农村电商而言，金融模式创新有效地改善了用户的体验，极大地提升了用户的支付成功率和消费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节约了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

4.创新对人才的培养及对目标客户的培训模式。首先，农村电商需要通过创新用人机制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解决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一方面，农村电商应与高等院校及专业培训机构合作，有针对性地为自己招募和培养电商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农村电商也可以在当地村民中选拔一些具有较高素养、懂电商、爱电商的年轻人，例如吸纳大学生村官和回乡创业青年加盟，借用他们的智慧和影响力为农村电商服务。其次，根据具体情况，不定期的邀请电商专家下乡进村，无偿地对目标客户（农村消费者）普及电子商务基本知识，教会他们如何方便快捷地使用电商平台购买农资、化肥、家用电器、日常用品，如何使用电子商务销售土特产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等，积极培养现实客户和潜在客户。同时，为了更好地支持农村电商发展，还应进行退换货程序的改进，在每个乡村设立电商售后服务点，指派专人协助农村消费者完成退换货程序，提高售后服务质量，解除农村消费者对运用电商购物的后顾之忧。

五、结语

DF公司通过“嘉言民生”“国宏商城”“国宏云仓物流”等创新模式进军农村电商市场，是对十八大精神的全面贯彻，是努力构建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新尝试，体现了时代特征，具有低成本、可复制、可持续的特性，是美丽乡村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融合，是深化农村社会治理改革的有益尝试。嘉言民生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是行政服务体系向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设立的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综合性窗口，是党委、政府和基层党员干部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的综合性平台。嘉言民生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是党群、干群、企群之间的连心桥，是方便百姓、服务百姓的民心工程，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示范工程，是招商引资、对外开放的窗口工程和遏制腐败、树立形象的阳光工程。嘉言民生在全国首创“政企社”共建模式，该模式在PPP政策的倡导下，依据“廉洁、高效、便民、规范、和谐”的便民服务中心的总要求，通过“平台共建、资源共享、渠道公用”，全面整合企业及社会团体，将服务功能与政府职能形成工作合力，由第三方代理，切实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一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使偏远、贫困乡村的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服务，村级城乡均衡发展，增加政府公信力，对推进全国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并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国宏商城通过原产地工程结合物流仓储优势，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物超所值”的产品或服务，二者通过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已成为引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手段和解决服务基层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最佳模式，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嘉言民生、国宏商城和云仓物流体系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DF通过模式创新“搭建最优质的便民服务平台，打造最优化的乡村治理模式”，贴近了基层群众的内心情感需求，成为提升农村群众幸福指数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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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ecommerce；ecommerce PPP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