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央国家监察委组建时间确定,2018年3月前检察院转隶到位
中央国家监察委组建时间确定，2018年3月前检察院转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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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审议通过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报告，全文公布，其中透露了上述消息。自去年11月《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公布以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直备受关注。1月6日至8日召开的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确定了今年的七大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筹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会议公报称，“在党中央领导下，由中纪委抓总，落实改革方案，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筹建国家监察委员会”。
前期筹备明年三月前基本到位
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报告，则披露了国家监察委的组建“时间表”：“预计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
按照惯例，人代会一般在每年的三月召开。上述“时间表”表明，国家监察委预计在明年三月“揭开面纱”，届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审议三件与国家监察委有关的大事：国家监察法草案；关于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法律文件；国家监察委主任等国家监察委组成人员。
目前距离明年三月，只剩13个月。在这13个月内，中纪委如何抓总，完成国家监察委的前期筹备工作？
在报告中，王岐山明确了筹备国家监察委的“路线图”：“中纪委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国家监察法一审、二审；抓紧筹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编制‘三定’规定”，“做好组织机构、干部人事、法律法规准备”。也就是说，国家监察委的前期筹备工作将紧锣密鼓展开。明年三月之前，中纪委将配合全国人大，完成监察体制改革的法律法规准备工作，国家监察法草案将在这13个月间，完成一审、二审，明年三月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三审；与此同时，还要敲定国家监察委的“三定”方案，检察机关相关部门的转隶方案也将基本到位。
王岐山在报告中还明确了国家监察委与国家监察法的定位：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国家反腐败机构，制定国家监察法实质是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他强调，“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付诸实践”。拥有“留置”等权限
《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强调，试点地区的监察委员会要“丰富监察手段”，那么如何丰富监察手段？“双规”等手段是会纳入到新的国家监察法中，还是会逐渐减少？自方案公布以来，这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在报告中，王岐山明确，“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赋予谈话、询问、留置等调查权限”。
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监察部副部长肖培曾详细列出监察委员会的权限，包括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共计12项。近年来，曾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的李永忠多次呼吁少用、慎用“双规”，他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办案手段有限不能适用需求，“双规”应运而生。他认为，如果国家监察法明确赋予监察委“留置”等权限，那么监察委就可以少用或不用“双规”。不过，监察范围的“留置”是否就是《警察法》中规定的“留置”，以及“留置”的审批程序、期限设置等，有待于在试点地区进一步摸索经验。
焦点：京浙21日选举监察委主任
20日上午，我国首个省级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当天，太原市长风西街51号挂出了一个牌子——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与这栋办公楼的另两个牌子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并立。山西省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三大试点地区之一。另两个试点地区北京、浙江，也都会在今天（20日），完成一件与监察体制改革有关的大事。（近日公布的山西监察委的组成人员名单看来，主任和副主任在内的主要领导与省纪委领导班子完全一致，虽然检察院有多个部门调整进入监察委体系，但是其中级别最高的原检察院的党组成员、反贪局长在监察委中也只是普通的委员，并且这也是原检察院系统官员在监察委中的唯一委员，这使得很多学者和实务人士质疑，监察改革会不会成为纪委的一次扩权之举，不但无法解决当前纪委只能依靠自己监督自己的窘境，相反会使得纪委权力无限扩大。）
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浙江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都在20日闭幕，按照会议日程，两地的这次人代会将分别选出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浙江省监察委员会主任。13日，北京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李振奇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曾表示，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产生后，北京市监察委很快就会挂牌。这意味着，继山西之后，京浙两地的监察委，挂牌在即。
按照国家设定的“时间表”，挂牌之后，三地监察委要在3月底前，完成省级监察委的组建工作，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各方面反腐力量，检察机关转隶等“规定动作”都要在3月底前完成；6月底前，则要完成市、县两级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工作。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怎样让各方面反腐力量拧成一股绳？此系三试点地区监察委面临的首个重要考验。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由山西省纪委书记任建华担任，他此前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试点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转隶后的融合。1月14日至15日，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敬大力发言时谈到了北京市检察机关如何转隶，“推进整体转隶”，他说，检察机关同时撤销反贪局、反渎局、侦查指挥中心、举报中心、职务犯罪预防等部门。因此，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检察人员，将整体转隶到监察委员会。
目前，北京检察机关相关部门的人事关系已经冻结，随着监察委在各区的设立，全市三级检察院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员，都会有工作调动。此前，王岐山曾提出要求，“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确保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推动人员融合和工作流程磨合”。
“为整体转隶、工作交接做好准备”，敬大力说，北京检察机关全面梳理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并清理积压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996件。
转隶后，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案件保留行使补充侦查等职能。敬大力称，北京市三级院拟统一设立“职务犯罪检察部”，专门与监察委员会进行办案衔接，负责对监察委员会调查案件进行立案审查，衔接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纪委特邀监察员马怀德曾表示，选择京晋浙三地作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有利于今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的推进。作为首都，改革首先在北京展开，具有一种示范作用；山西曾是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发生地，选择山西做试点有其独特价值；而浙江则是民营企业发达的东部省份，试点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也能积累更多的经验。
揭秘：中央6次专题研究
一年前，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
此后，设立国家监察委提上日程。在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王岐山介绍了国家监察委的设立背景：党中央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加强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6次专题研究。
据其介绍，这6次专题研究，确定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框架：审议通过改革和试点方案，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纪委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成立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李永忠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解释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委的设立，触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层面，其目的是成立一个与政府平行，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监察机构，即监察委，由此强化监察机构的独立性，破解同体监督难题。“目前，各级监察机关都是在政府序列中，是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改革后，监察委主任将由人大选举产生。因此，现行的 一府两院 格局，将调整为 一府一委两院，这 一委 就是监察委”。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纪委特邀监察员马怀德也表示，改革的目的是要设立一个与国务院平行、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监察机关，也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亚于1998年、2003年的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
监察委员会与纪委有何不同国家监察委不是一个党的机构，它和党的机构“合署办公”；但它也不是政府机构，因为它已经从政府机构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一个跟政府“平行”的机构。因此，它就是一个国家监督机关。
国家监督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跟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这些都是平行的。马怀德认为，中央将此次改革定性为重大的政治改革，是由“一府两院”变成“一府一委两院”，其中“一委”即国家监察委员会。而这个“一委”，对“一府”“两院”都有监督职责。
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监督对象是党内领导干部，而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不论是党员、民主党派还是无党派，只要是公职，都在监察范围之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只要行使公权力、由财政供养，都算广义的公务员。因此，监察范围还包含法院、检察院、医院、学校等。
第二篇：全国约有5万检察官转隶到监察委,检察院有补充侦查权
全国约有5万检察官转隶到监察委，检察院有补充侦查权
吴建雄：全国约有5万检察官转隶到监察委，检察院有补充侦查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
2016年11月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发布消息称，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一个半月后，也就是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从已经披露的内容看，三个改革试点省份设立监察委员会，对原隶属政府的监察部门、预防腐败部门和隶属检察机关的查处职务犯罪部门影响巨大。
特别是检察机关，目前已明确该机构下属的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将整合至监察委员会。
随着上述部门转隶，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它将如何发挥作用？2016年12月，澎湃新闻就上述问题专访湘潭大学法学教授吴建雄。公开资料显示，吴建雄1989年进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2008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国家二级高级检察官，2012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定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2013年，他开始担任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研究”首席专家。【对话吴建雄】
“检察系统约5万人或转到监察委员会”
澎湃新闻：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涉及到检察院哪些部门哪些人？
吴建雄：设立监察委员会，意味着政府和检察两大权力机关职能的调整和整合。政府部分，涉及到监察和预防腐败部门；检察系统，涉及到侦查和预防部门。
重点说说检察院，这里的侦查和预防部门，包括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和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这几个部门的人员数量，大概占一个检察院的五分之一左右，扩大到全国层面，那就是五万人左右。就目前的方案看，我的理解是，随着检察机关相关部门完成转隶，这些人也全部要转到监察委员会。澎湃新闻：你在检察院工作多年，据你了解，涉及转隶的检察人员现在怎么考虑？
吴建雄：从整体来看，大家对转到监察委员会还是很期待的。当然，也有少部分人有顾虑。比如从个人利益出发，刚刚搞了司法改革，通过员额制，有的人可以享受司法配置，工资待遇比较好，转过去后工资怎么办？
另外，从工作模式讲，检察机关一路走来，实践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规范和体系，将来能不能适应监察委员会的要求，有的人心里也没有底。
最后就是感情上会不舍，当了大半辈子的检察官，你突然让他脱离检察机关，这要经历一个角色转换的过程。“启动监察体制改革，解决的是治本问题”
澎湃新闻：你刚刚也说，检察机关已经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规范和体系，那为什么还要改革？
吴建雄：从大的方面讲，启动监察体制改革，解决的是治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反腐败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同时也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案件？为什么查出这么多“大老虎”？
我个人认为，官员贪腐，主要还是自身出了问题，其次是机制不完善。所以要进行监察体制改革，着力构建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和机制。具体到操作层面，现在的反腐，主要力量是纪委。监察部门属于政府范畴，能采用的手段有限、范围也很窄，不要说政府之外的公权力，就是同级政府也难以起到实际的监督作用。
检察机关也是如此。它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职务犯罪侦查实质上是监督行使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法定手段，是涉及到反腐败政治领域的国家监察职能，把这个权力放在检察院，难以独立、充分、高效地发挥其功能作用。
所以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检察院查贪腐，要借助纪委的力量联合办案。纪委办案，拿到检察院还要再办一次，这又涉及到证据移交，很繁琐。而且，纪委和检察，两个单位一个是执纪、一个是执法，取证要求和证据标准也不一样。最后就是解决多头管理以及举报问题。几个部门同在一个体系下，工作衔接要方便得多。老百姓想举报公职人员贪腐，也不用一份材料到处寄、满天飞，避免重复和浪费。“检察院把侦查权划给监察委员会是合理的”
澎湃新闻：这么看来，把检察院的一些部门整合到监察委员会还是非常必要的。随着整合，检察院的哪些权力也要划过去？前不久，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就表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有三项，即监督、调查和处置，其中调查权不能取代检察院的侦查权。这个观点你认可吗？ 吴建雄：一个很明白的道理，检察院侦查部门都转隶到监察委员会，如果侦查权还留在检察院，那么由谁来行使这个权力呢？显然侦查权仍留在检察院是不符合逻辑的。监察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简单来说，就是目前《行政监察法》赋予的所有权力加上《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最新表决通过的决定，监察委员会有三个权力，即监督权、调查权和处置权。这里的调查权是基本职权，具体还要分一般调查和特殊调查。特殊调查，就是刑事侦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还提到，监察委员会调查的是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它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扣押、搜查、留置等等。
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监察委员会要调查犯罪行为，肯定得启动特殊调查，也就是侦查。并且，扣押、搜查、留置这些措施，也是立案侦查后才能采取的行动。所以说，侦查权是监察委员会履行调查职责的重要权能。在反腐败斗争中，只要有证据证明被调查人的腐败行为有可能构成犯罪，就要立案侦查，这是揭露、证实和处置职务犯罪的法定手段，也是惩治腐败最具威慑力的权力。事实上，赋予监察委员会对腐败违法行为的调查权、处置权，对腐败犯罪的侦查权，这与腐败从违法到犯罪的关联性特征高度契合，创新了非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并用的腐败治理模式，增强了腐败预防的前置性和有效性。特别是查办腐败犯罪案件监视居住等侦查措施的运用，适应了腐败犯罪隐蔽性、高智能的调查取证需求。澎湃新闻：如果把侦查权放在监察委员会，检察院还有侦查权吗？
吴建雄：我认为检察机关还是应该有一点侦查权，这里叫补充侦查权或机动侦查权。这里的侦查权，不是为侦查而侦查，也不是为破案而去的。它为了给侦查机关拾遗补缺，作为核实证据、补充证据的一种手段。比如公安机关报上来的案件，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可以退回补充侦查，也可以自己侦查，补充、完善证据。总体来说，我认为把侦查权划给监察委员会还是合理的。本来，侦查权的配置与检察权设置的初衷存在紧张关系，因为侦查起诉同体不符合刑事诉讼的现代法治精神，有悖于侦、诉、审相互制约的宪法原则。
将来由监察委员会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从根本上改变了刑事司法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弊端，体现了侦、诉、审独立运行和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原理及其以权制权的控权法则，增强了法治反腐的公信力。
“反贪反渎等部门转隶后，检察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澎湃新闻：相当一部分部门和权限划走，检察机关会不会很失落？
吴建雄：从短期看，检察院难免有失落感。比如反贪反渎这部分工作，已经有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一下子转出去，确实需要适应。
但是从大局看，一定是利大于弊。这么多年，检察院的属性定位一直是理论界的争论点和司法实务界的困惑点，检察院到底是司法机关，还是侦查机关？随着这次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院来说也是角色回归。其实，查处职务犯罪并不是检察院与生俱来的职能。1978年，我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了经济检察厅，地方检察院陆续设置经济检察处或经济检察科，这个机构就是反贪局的前身。当时，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经济犯罪，其中涉及到贪污贿赂、投机倒把、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等等。
一直到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首次在单行刑法中将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为一类犯罪。最高检根据中央关于反腐败的精神，把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列为工作重点，经济检察厅也因此更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此后，广东作为试点成立全国第一个反贪局，检察院才逐步把查处职务犯罪作为一项工作重点。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推进，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明确贪污贿赂、渎职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由检察院管辖，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等其他经济犯罪划归公安管辖。由此，职务犯罪侦查权成为检察权派生的权力。
澎湃新闻：反贪反渎等部门转隶后，检察院的业务似乎少了一大块，未来它的作为会不会受到影响？
吴建雄：我倒是认为，检察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在国家监督体系中，法律监督职能是很重要的一块。这个监督不仅体现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而且在反腐败斗争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职能作用。在刑事诉讼中，检察院肩负着准确打击犯罪、依法保障人权的法定职责，它一方面监督公安机关是否依法办案，做出逮捕或不捕、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另一方面监督法院是否公正审判。对于审判结果，检察院可以提起抗诉，要求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可以说，只要检察权依法规范运行，就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出现冤假错案。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职务犯罪侦查职能转隶之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审查起诉职能是法治反腐的关键一环，监察机关移交的腐败犯罪案件，需要经过检察机关审查和确认，通过区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是否真心悔罪等，依法准确向法院提起公诉，实现罪责刑相适应。这不仅是对不构成犯罪者避免受刑法追究的法律救济，而且是查办腐败案件质量的保证，对反腐查案成果的巩固，是推进反腐败斗争深人的法律保障。
同时，检察机关还肩负着预防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法定职责。审判过程中，如果有当事人发现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违反诉讼法、违反程序法的规定，也可以向检察院举报，检察院可以启动调查，查实后向法院提出更换办案人员等检察建议。在对刑法执行监督中，依法审查减刑、假释、监外执行是否合法合规。对法院的行政审判和民事审判进行法律监督，对老百姓不敢出面或者不适宜出面行政诉讼案件，检察院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等，这些都是防控司法腐败的重要职能。总之，监察体制改革完成后，检察机关的司法性质将更加鲜明、内设机构更加平衡严密，其分工也更符合司法审查的诉讼规律
第三篇：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编办、农业部等关于开展2016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的通知-国家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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