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员到省部级——你不知道的中国官员升迁图

第一篇：从科员到省部级——你不知道的中国官员升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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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员到省部级——你不知道的中国官员升迁图

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路晋升至省部级官员的公务员现在已是凤毛麟角，其中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八级台阶。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考上公务员 公务员起步：22岁 升迁比例： 1.45% 升迁关键：在国考大军中突围取得公务员资格

这意味着你要加入国考大军。2012年123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录取，某些热门职位你只需要淘汰4895个人就可以上岗了。你可以和近千人抢夺一个热门职位，也可以选择一个冷门职位。热门和冷门的区别，你懂的。按规定还有一年的试用期，转正后，你就从临时工变成科员了。科员到县处级干部 正科级：28岁 升迁比例：4.4% 升迁关键：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

只要你好好“为人民服务”，按规定3年就可以从科员升至副科级，再3年到正科级。大部分人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真心想当“领导”的话，需要获得组织的培养。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组织部门要从中选出4万人作为县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升迁几率小于4.4%。如果你很幸运得到升迁，你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做到正处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年可升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也有7年之后还是副科甚至科员的。如果你是硕士或者博士，试用期满后可以分别直接定为“副主任科员”或“主任科员”。相对而言，反而是捷径。上述说的都是“职级”而非“职务”，比如主任科员是正科级，但是你可能没有科长这个正科级“职务”。有时从主任科员到科长，还需要一定的年限和机会。所以在一些机关，一辈子做主任科员的也不是没有，很多主任科员到退休时能混一个副处级的“职级”，也就到头了，这就是所谓“天花板干部”。

北京市委党校曾受市委组织部委托，参与过一项针对北京市优秀官员成长规律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调查了200名北京优秀局、处级官员样本。这些“优秀”官员，都是用了大约11年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

随后从副处到正处的时间，是第二轮较量。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她说，升至副处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也就是说，你在正科级之后，要保证在4年左右时间内升到副处。否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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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落下。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在这个阶段，“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上述北京市的调查显示，在这一环节，高位者明显比低位者“进步”快——而关键阶段一两年的时间差，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确保年龄不过线。按照最佳状态，你会在35岁左右升至正处。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是从“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科员到处长的多级跨越。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在极个别非常低层级的干部选拔中，即使你的年龄资历都满足了条件，忽然发现又有一些苛刻条件从天而降，与那个有背景的人相比你只剩下背影了。县处级干部到正厅局级 正处级：35岁 升迁比例： 0.01% 升迁关键：基层经验不可缺少

此后的阶段，就越来越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了。成为县处级领导之后，你可要经得住“滚滚红尘”的考验，美女、金钱等。这时候你有60万县处级同僚，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你至少还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对这个级别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具有基层经验。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因此，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其升迁还可借助于“交叉锻炼”。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值得关注的是，在“交叉锻炼”的岗位中有的部门是升迁的“福地”，比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如果成为公务员时是22岁，这时候官至厅级你已经47岁了。即便一切顺利，组织也对你寄予厚望，但由于任务完成得不和谐，机会可能就没有了。例如，拆迁遇到钉子户，群体事件犯众怒，微博开房被围观，安全生产出事故。当然，关系到你升迁的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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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厅局级到省部级 正厅局级：47岁 升迁比例： 0.025% 升迁关键：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然而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当官至厅局级后，这时候组织部门会从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000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升迁几率小于2.5%。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曾表示，“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1/5万。如果你在某个岗位上耽搁了一两年，到了升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年龄超限了，你就可以进入后备老干部的队伍发展了。

至于跨入省部行列，则需要升得更快，更年轻。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岁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部级。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的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事实上，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当然，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据壹读、南方周末、优酷视频、某直辖市有关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相关报告、中央相关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 网友总结从科员到部长升迁七要诀 其一，年纪要轻。

当今中国，干部升迁是要划出一定杠杠的。比如，副处，一般35岁以下，副局，一般45岁以下，副部，一般55岁以下。同样条件，年纪轻者，自然占有先天之地利优势。其二，学历要高。

过去，只要有基层经验，政绩比较显著。如今行情已变，处长局长们递过来的名片，博士甚至博士后已是稀松平常。其三，岗位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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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的轮换交叉，几乎是高层次干部的必备条件之一。其四，基层要下。

基层虽然级别不高，但一个基层就是一个小社会，任务非常艰巨，情况十分复杂。这对干部综合素质的考验与锻炼，远非坐机关朝九晚五可比。如今，凡提拔省部级及以上更高级别干部，必须有基层工作经验，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其五，班子要强。

往往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因为业绩突出或其他原因，干部升迁很快，反过来，因为干部升迁很快，又会有更多优秀干部被派到此一地区或部门。于是，形成良性循环，越是出干部的地方，越是多出干部。其六，领导要爱。

主政一方且掌握着干部升迁大权的主要领导，其经历和喜好，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其七，机会要巧。

常言道，来早了不如赶巧了。比如某一部门领导因为贪污受贿犯了错误，另一部门领导前去接任，此一部门缺额需要填补，您单位一把手奉调前往，于是，您成为唯一接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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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从科员到省部级 升迁过程（共）

从科员到省部级

几天前，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开庭审理。事实上，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路晋升至类似刘志军这样的省部级官员的公务员已是凤毛麟角，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八级台阶。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考上公务员 公务员起步：22岁 升迁比例： 1.45% 升迁关键：在国考大军中突围取得公务员资格

这意味着你要加入国考大军。2012年123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录取，某些热门职位你只需要淘汰4895个人就可以上岗了。你可以和近千人抢夺一个热门职位，也可以选择一个冷门职位。热门和冷门的区别，你懂的。按规定还有一年的试用期，转正后，你就从临时工变成科员了。

科员到县处级干部 正科级：28岁 升迁比例：4.4% 升迁关键：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

只要你好好“为人民服务”，按规定3年就可以从科员升至副科级，再3年到正科级。大部分人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真心想当“领导”的话，需要获得组织的培养。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组织部门要从中选出4万人作为县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升迁几率小于4.4%。如果你很幸运得到升迁，你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做到正处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年可升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也有7年之后还是副科甚至科员的。如果你是硕士或者博士，试用期满后可以分别直接定为“副主任科员”或“主任科员”。相对而言，反而是捷径。上述说的都是“职级”而非“职务”，比如主任科员是正科级，但是你可能没有科长这个正科级“职务”。有时从主任科员到科长，还需要一定的年限和机会。所以在一些机关，一辈子做主任科员的也不是没有，很多主任科员到退休时能混一个副处级的“职级”，也就到头了，这就是所谓“天花板干部”。

北京市委党校曾受市委组织部委托，参与过一项针对北京市优秀官员成长规律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调查了200名北京优秀局、处级官员样本。这些“优秀”官员，都是用了大约11年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

随后从副处到正处的时间，是第二轮较量。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她说，升至副处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也就是说，你在正科级之后，要保证在4年左右时间内升到副处。否则，将被落下。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在这个阶段，“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上述北京市的调查显示，在这一环节，高位者明显比低位者“进步”快——而关键阶段一两年的时间差，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确保年龄不过线。按照最佳状态，你会在35岁左右升至正处。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是从“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科员到处长的多级跨越。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在极个别非常低层级的干部选拔中，即使你的年龄资历都满足了条件，忽然发现又有一些苛刻条件从天而降，与那个有背景的人相比你只剩下背影了。

县处级干部到正厅局级 正处级：35岁 升迁比例： 0.01% 升迁关键：基层经验不可缺少

此后的阶段，就越来越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了。成为县处级领导之后，你可要经得住“滚滚红尘”的考验，美女、金钱等。这时候你有60万县处级同僚，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你至少还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对这个级别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具有基层经验。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因此，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其升迁还可借助于“交叉锻炼”。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值得关注的是，在“交叉锻炼”的岗位中有的部门是升迁的“福地”，比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如果成为公务员时是22岁，这时候官至厅级你已经47岁了。即便一切顺利，组织也对你寄予厚望，但由于任务完成得不和谐，机会可能就没有了。例如，拆迁遇到钉子户，群体事件犯众怒，微博开房被围观，安全生产出事故。当然，关系到你升迁的远不止这些。

正厅局级到省部级 正厅局级：47岁 升迁比例： 0.025% 升迁关键：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然而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当官至厅局级后，这时候组织部门会从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000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升迁几率小于2.5%。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曾表示，“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1/5万。如果你在某个岗位上耽搁了一两年，到了升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年龄超限了，你就可以进入后备老干部的队伍发展了。

至于跨入省部行列，则需要升得更快，更年轻。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岁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部级。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的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事实上，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当然，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据壹读、南方周末、优酷视频、某直辖市有关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相关报告、中央相关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

网友总结从科员到部长升迁七要诀 其一，年纪要轻。

当今中国，干部升迁是要划出一定杠杠的。比如，副处，一般35岁以下，副局，一般45岁以下，副部，一般55岁以下。同样条件，年纪轻者，自然占有先天之地利优势。

其二，学历要高。

过去，只要有基层经验，政绩比较显著。如今行情已变，处长局长们递过来的名片，博士甚至博士后已是稀松平常。

其三，岗位要多。

岗位的轮换交叉，几乎是高层次干部的必备条件之一。其四，基层要下。基层虽然级别不高，但一个基层就是一个小社会，任务非常艰巨，情况十分复杂。这对干部综合素质的考验与锻炼，远非坐机关朝九晚五可比。如今，凡提拔省部级及以上更高级别干部，必须有基层工作经验，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

其五，班子要强。

往往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因为业绩突出或其他原因，干部升迁很快，反过来，因为干部升迁很快，又会有更多优秀干部被派到此一地区或部门。于是，形成良性循环，越是出干部的地方，越是多出干部。

其六，领导要爱。

主政一方且掌握着干部升迁大权的主要领导，其经历和喜好，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

其七，机会要巧。

常言道，来早了不如赶巧了。比如某一部门领导因为贪污受贿犯了错误，另一部门领导前去接任，此一部门缺额需要填补，您单位一把手奉调前往，于是，您成为唯一接任者。

第三篇：从普通科员到省部级领导——中国官场升迁之道

从普通科员到省部级领导——中国官场升迁之道.txt52每个人都一条抛物线，天赋决定其开口，而最高点则需后天的努力。没有秋日落叶的飘零，何来新春绿芽的饿明丽？只有懂得失去，才会重新拥有。从普通科员到省部级领导——中国官场升迁之道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经验型”官员与“专业型”官员的优势和劣势何在?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经验型”官员与“专业型”官员的优势和劣势何在？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

南方周末试图通过勾勒出首都之地的官员升迁规律，以此作为地方官员成长的城市样本，进而折射出中国官员的普遍升迁法则。

北京当下正在进行该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局、处级官员公选，所涉及职位高达两百多个。引人瞩目的是，有三百多人竞争市发改委副主任一职。

而此前的四个月内，北京刚刚任免近四百名局、处级官员，这也是北京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官员人事调整。不到半年，对于北京政坛来说，至少涉及几千名官员或喜或悲。

“集中调整官员和大规模公选，体现了首都发展定位对官员转型的现实要求。”从事官员培训三十余年，与北京各级官员长期接触的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张勤说。在眼花缭乱的官员动向背后，一个由来已久的疑问是，中国官员的升迁之路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法则。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甚至更高一级？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当下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经验型”官员与“专业型”官员的优势和劣势何在？各自遵循什么道路？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

南方周末记者对北京近400名官员的履历进行了分析调查，并采访了长期从事官员素质和能力研究，关注其成长规律的北京市委党校专家。南方周末试图通过勾勒出首都之地的官员升迁规律，以此作为地方官员成长的城市样本，进而折射出中国官员的普遍升迁法则。

初始：什么样的人有优势？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在她看来，官员的成长主要受制于组织因素(组织部的干部培养机制和干部政策)、社会环境(比如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对官员的要求各异)和个人素质三方面的因素。就个人因素而言，除了品德和能力的因素，年龄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硬线。“此前北京历次公选，副局级官员的年龄界限为45岁，但今年放宽至48岁。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张勤说：“从官员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北京一个正厅局级官员(作为直辖市，北京的级别是省部级，各市属委办局正职和区县党政正职都是正厅局级)升至此级别时平均年龄大概在45岁左右，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平均花费的时间是25年多一些。”

事实上，作为佼佼者的正局级官员们，在这其中的25年中，大多在每个阶段都能在合适的时间完成所需的跳跃——比如说，在从副处升正处的时间上要尽量缩短。

按照干部任用的规定，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大约需要12年左右。鄯说，此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在有条件升迁的情况下确保年龄不过线。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而如果由副处升正处的年限太长，那么再进一步升迁时就可能遇到年龄的瓶颈。

显然，在现行的“逐级提拔”制度体系内，“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南方周末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政坛新星孙政才就是从北京“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先后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顺义区任职，仅用1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副科到副部(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七级跨越。

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但上述专家的研究表明，一个官员的仕途是否顺畅，有一些初始的标准可以衡量。比如说：早参加工作，早入党都是能晋升到高级别官员的有利条件之一。南方周末所调查的样本官员履历中，升迁顺畅的官员很多在20岁左右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党龄都颇长。而官员在起步阶段，越是能够在年轻的岁数而升至较高的级别，往后就越能区别同级而拥有年龄优势，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进入“小步快跑”的“车道”。

此外，足够的学历也是必须的，鄯爱红说，“与10年前相比，北京官员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先前获得还是职后进修，现在北京市的局处级官员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就占了一半以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研究生。”

起步：机关有速度，基层有后劲

一个北京官员如果具备上述条件，只意味着初始优势，对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基层经验。

尤其是担任正职的官员，基层经验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而组织部门对官员综合能力的培养亦越来越重视。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

而基层主要指的是位居区县有机会负责“全面工作”的官员。在北京的代表是乡镇的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很多都有过乡镇党委书记的经历。”鄯爱红说，和基层官员相对应的，是各级委办局这样的机关官员。

由于工作性质迥异，委办局官员和区县官员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质。“一个官员在机关工作，只要踏踏实实，在本系统升迁至处级干部只是早晚的事，只要没有大毛病。”张勤说，而区县乡镇官员不一样，“思路要开阔，要能解决复杂尖锐的党政、财政和社会问题，包括能跑项目，跟上面的职能部门要熟悉，还要有群众基础。”“年富力强”、业绩突出的乡镇书记在升入区县领导班子之前，往往会调任到少数重点乡镇任党委书记，这通常是培养的征兆。“大乡镇经济基础好，场面大，官员获得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多。”张勤说。

而自乡镇调任区县的委办局，则可能是因为年龄偏大，“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岁数大了，会调任区局当正职。因为委办局工作范围清晰，规范性强，相对轻松。”张勤说，这既有充分使用他们的“成熟”之意，也不无尊重“养老”之意，日后多从职位上退休。但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因为区县“僧多粥少”——官员众多而职位相对少，而市属委办局的单位人数则相对少，但职位不少。不过也有特例，比如一些专业性过强的部门，系统外流动不多，官员相比而言难以很快升迁。而比较“普适性”的委办局官员，则比专业部门更容易在岗位“流动”中升迁。

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鄯爱红说，特别是官至副局级之后，拥有基层经验的官员则会有更大的升职优势。

“就区县来说，还有一种现象是，一个地方的官员稳定，往往地方经济发展就快，本地官员也鱼贯而起。”张勤说，“而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官员更容易攀比、计较，也就越发难以产生出心量大、眼光远的官员，既然本地缺乏，就只能从外地选派，这就减少了本地官员的升迁机会”。“相反，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前后任发展思路有效衔接，官员眼界开阔，优势明显，就可以为其他区域和部门输出干部，从而为本地官员升迁提供更多机会。”鄯爱红说。

助跑：“交叉锻炼”与升迁“福地”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官员便已经属于政坛的佼佼者。此后其升迁则更多借助于“交叉锻炼”。事实上，这也是培养官员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此间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上文提到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报告显示：被调查的官员六成以上认为轮岗交流是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

鄯爱红说，“区县岗位事无巨细，涉及面广，机关岗位，规范性和专业性较强。由此需要官员的风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各不相同。”交叉任职可以使官员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尤其是机关官员，适时至区县任职锻炼是一种必要的经历。人们常常因此认为从市直委办局进入区县是“升格”，而区县的优势在这个特定的层面上明显起来。

根据南方周末的统计，在现任北京市委常委中，有多人的成长带有此种轨迹。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晋升常委前担任了密云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吕锡文在晋升常委前被安排至西城区，先后担任政、党“一把手”；总工会主席梁伟在晋升常委前任通州区委书记。

从已有的官员调动看，在北京，通过跨部门、跨区县的锻炼调动来完成官员成长和职位升迁，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履新的几位副区长即是此种调动方式的体现，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科委、财政局、城管执法局。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区县还是市直委办局，都有几处升迁“福地”存在，事实上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张勤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鄯爱红说，所谓“福地”的形成是一系列互动作用的结果——能够担任重要区县和部门领导的官员一般都是得力之人，而在重要地区和部门的“锻炼”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能力，拓展了他们的人脉，引得了更高官员的重视，这种“强者愈强”的效应最终导致了“福地”现象的出现。

场外因素：“一把手”的判断

官员的成长，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判断及其所崇尚的官员政策的影响。很多时候，官员也如待选之鱼，若这一批未被网中，则可能就此失去了机会。而官员选拔政策的摇摆，往往会造成这样的“夹心”官员群。

此前的北京市曾有一年宣布了一条要求，就是当批提拔官员以30岁为上限，多一个月也不要。张勤说，这批被硬选拔出来的官员，事后证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干部年轻化，但是这种转折操作过于粗糙，既伤害了许多干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业损失。”

该政策一贯彻便是几年，当时一批40岁左右的官员，都未能入选，等日后发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当时40岁的已经超过了45岁，年龄过线，被使用的几率大为下降。这样就“浪费”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员的抱怨也往往由此产生。

而处理得好则能充分培养一批官员。北京奥运会之后，一批经过奥组委锻炼，有了相应成长的官员等待安排——很多人得到了适合的职位，但显然职位总是稀缺，未安排下的优秀官员则让北京市颇为踌躇。最后北京找了一个好办法。“干脆免职学习，做一个干部蓄水池。所以去年北京办了第一期一年制领导干部研修班，21位副局级以上的官员在党校免职学习一年，结业之后，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任命。”张勤说。当时有些干部不愿意来，怕将来没着落，日后才发现，这对于祛除干部“躁气”和静心总结有相当的好处，也可谓是用“时间”换“空间”。

市委书记的决心和实验者的示范效应显然鼓舞了后来者，局级官员的一年免职培训今年又举办了第二期。这次调来学习的官员积极性更高，一下来了6名正局级官员，其中包括区委书记、区县长。而“参加上述学习的官员，想来是被寄望未来的”。张勤说。

另外，主要领导的经历和喜好也不可避免的决定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官员选拔标准大而言之永远是‘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在不同领导眼里千差万别。”张勤说，“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把手如果是‘草根’出身的，往往偏重实践型的官员；如果是‘海归’，他就更喜欢‘专业型’的官员。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不乏以互补视角用人的领导。”

厅局之后的去向

然而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张勤说，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提到：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北京市市级官员)的北京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

在此次大规模的北京官员人事调整中，曾经担任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和新闻发言人的王伟，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副省部级)的位置上任职未满一年，便被调至中国红十字会任党组书记，并当选常务副会长。

事实上，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与进入中央任职相比，北京官员赴外省任职的数量要少得多。在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20多年来的73名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中，仅有3人从北京市领导的位置调至其他省市任职，最著名的是现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强卫。

不变的法则：适者生存

事实上，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官员们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肯定是造反派起得快；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搞经济的干部就上来了；现在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管理社会的官员则容易被选中。”张勤说。

具体到北京，官员们需要适应首都定位的需求，比如国际视野、大局意识、现代意识要强，依法行政的水准要高，以及对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格外重视等。因为“北京是首都，政治稳定是第一位的，官员的政治素质就显得特别重要”。鄯爱红说。

当然，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也是北京干部必须具有的。“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张勤说。

如此状况下，北京市地方官员往往显示出更为老练过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北京市干部比较‘聪明’，他们做事时，常常是‘原则不变，方式多样’，具有在不同场合选择恰当言行的智慧和功夫。”张勤说。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些民望较高的个性官员，二是少数官员根据对自己性格、兴趣的再认知，离开官场，重新选择职业”。

近年来，来自高校的官员日益增多。“一是北京市干部公选力度加大，在以笔试、面试为主要环节的官员公选中高校官员显然比基层出身的官员更有优势；二是有些或不太重视研究趋势和形势，或是不太重视学习的‘草根派’官员，逐渐跟不上现在的需要；三是北京对现代人才的超前储备。”张勤说。

在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学者型官员显然受到了青睐。仅市内某区新上任的三名副区长中，就有两位拥有博士学位。此外，12名履新的法院院长学历也全部在研究生以上。

张勤说，“‘草根派’官员解决具体问题的本事非常强，像维稳、拆迁等都得靠他们。这批官员在完成使北京‘由穷变富’的历史使命中，具有重大贡献。但是他们也有先天的弱点，一些人在‘由富变更富’的这个坎上略显观念不及，知识不够。”

然而让北京不得不小心的是，如何有效地实现“经验型”与“专业型”这两批官员之间的融合和衔接。“如果‘博士’取代‘草根’的速度过快，可能会因‘博士’的实战经验不足而大大降低行政的质量，甚至导致基层失控；如果‘草根’占的比例太大，就容易影响北京地方在发展过程中的‘脱胎换骨’和‘品位升级’，而且时间特别持久的话，会严重影响北京现代化的速度。”

张勤说，当下北京的干部调整，似乎是在尝试着解决上述问题。

第四篇：你不知道的新20个中国大案之十九--从黑龙江作案到广东,三张持枪杀人团伙(持3支自动步枪杀死军民多人)

你不知道的新20个中国大案之十九--从黑龙江作案到广东，三张持枪杀人团伙（持3支自动步枪杀死军民多人）

1986年5月7日晚，黑龙江伊春市铁力县（今天叫做铁力市）王杨火车站候车室，突然传出3声枪响。王杨火车站是个乡镇小站，每天只有两趟来回运木头的火车经过，平时根本没有什么乘客。所以直到十几分钟后，才有一个候车乘客走到这里。刚走了几步，他突然发现地上有大量积血。这个乘客吓得半死，顺着血迹看过去，发现一个人倒在血泊中。乘客急忙冲到车站外面，找人报警。

21点，哈尔滨铁路公安巷铁力县公安局报告：王杨火车站发生恶性枪击大案，请立即赶赴现场协助调查。

铁力县是个小地方，当时全县人口只有10多万。自建国以来，该县多年没有发生过涉枪案件。但最近这几年，突然出现一连串恶性案件。铁力县公安局不敢大意，局长于英才和副局长赵树斌、刑警队长文明焕等带领刑警于晚上22点40分赶赴现场。

沿途都是山间小路，天又下着小雨，根本看不清道路，夜晚开车有很大危险。但局长于英才心急如焚，一再催促司机加快速度。这两辆警车就像过山车一样，飞快的赶到了火车站。现场让所有民警大吃一惊！一个穿着便衣身体强壮的中年男人倒在大滩血泊中。死者流血非常多，小小的候车室几乎没有可以放脚的地方，到处都是血迹。更让民警吃惊的是，他们本来以为这是一个普通乘客，谁知道法医将尸体翻转了一下，副局长赵树斌立即惊叫一声。他毫不费力的认出，这个死者竟然是车站民警张兴权。震惊之下，法医继续尸检。死者死亡原因是中枪。根据尸体判断，死者身中两枪，失血过多死亡。其中一枪穿透胸部，击穿了动脉，导致喷溅血迹。让人吃惊的是，歹徒怕受害者不死，还对他的头部补了一枪。法医在现场找了很久，发现了两枚弹头。这并不是手枪弹头，而是自动步枪的弹头。

根据弹头判断，死者似乎和凶手进行了短促搏斗。凶手见不能制服民警，立即开枪射击。

吃枪杀人加上袭警，自然是极大的案件，整个黑龙江省也是不常见的。更震惊的是，民警张兴权的身上发现了一个枪套，但枪套里面的手枪失踪。看来，凶手杀死民警以后，将他的五四式手枪抢走。由于案情重大，民警们立即进行调查。车站外不远处有个小商店，女营业员回忆，大约下午17点，天上下起小雨，商店里面没有顾客。无聊的她站在门口发呆，看见3个陌生的男人从他们门前走过，似乎走向镇上唯一的饭店。营业员说三个人里面只看清一个人的脸！这个人长相很凶，就像电视里面的土匪那样，所以她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而且，这个长相凶狠的人背着一个猎枪的帆布包，似乎里面装着猎枪。当年东北不禁枪，很多人合法拥有猎枪，她也没当回事。

根据他回忆，这3人身高都不太高，约1米70左右，大约30岁。

民警们认为这个线索非常重要，立即赶到饭店去调查。果然，饭店女服务员也回忆起确实有这三个人。大个子约1米75，身穿雨衣，留着一脸大胡子，浓眉毛，大眼睛，四方脸，较黑，头发较长，身背一个帆布大口袋，像枪套，有一米多长。女服务员回忆和女营业员相同，就是这个人样子很凶恶，她吓得半天没敢过去让他们点菜。后来是另外一个人招呼她，她才敢走过去。

根据她回忆，另外两个人个子都不高。约1米7左右的长相相对斯文一些，脸较白，也背着一个口袋，里面沉甸甸的不知道装着什么。

最后那个个子更小，只有一米六几，样子也很凶，身穿蓝色上衣，背一个帆布包。

这三个人不像一般东北男人一样，进饭店就喝酒划拳说笑，而是静静的点了4两酒，2个菜，又要了3两饭。他们互相几乎没怎么说话，似乎都心事重重的样子，吃饭速度很慢。吃完以后，大个子掏钱结账就走。大个子走到门口的时候，还回头问了她一句火车站在哪里！

根据女服务员回忆，这三个人长得挺像的，似乎是兄弟或者表兄弟，反正肯定是亲戚。民警又根据线索回到火车站，找到了已经下班的车站售票员。这个售票员回忆，她20点下班前，确实有3个人来到站里。她还询问他们要不要买票，为首的大个子说上了车再补，她也就没有多问了。后来民警张兴权来到候车室，她估计晚上不会再有乘客，就下班回家了。根据他回忆，当她骑车回家经过火车站门口的时候，似乎听见里面有争吵的声音。由于当时下雨，她没有听清楚，加上认为有张兴权在，足可以处理乘客打架，也就自顾自的回家了。

但她骑车约十分钟后，突然听到远处砰砰砰三声响。她还奇怪，怎么下雨还有人放鞭炮，但也没多想。

同时，张兴权的朋友铁路工人王鹏告诉警方，他和张一起在乡政府里面看了场电影，然后一起去的车站。后来他就先走了，张兴权留下值班。他最后看到张兴权，是在候车室里面打量那三个乘客，似乎还问了他们什么。王鹏也回忆曾经听到枪声。

随后，民警在车站周边调查，发现有不少人都听到了枪声。不过王杨乡是个人口仅有1000多人的小乡镇，几十年来从没发生过任何恶性案件，根本没有人想到这是枪声。显然，这三个家伙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民警分析，这三个人似乎是负案在逃的歹徒，背着的猎枪袋子里面应该就是长枪。民警张兴权可能是看出三个人来路不正，对他们进行盘问。三个歹徒做贼心虚，将张兴权打死，又抢走了手枪，随后逃出车站。

鉴于这三人还在铁力县流窜，局长于英才向全县下达了追捕令和协查公告，并且提供了模拟画像。

枪案后的第3天，也就是5月10日。一个留着大胡子的陌生人来到兴山林场，敲开供销社的门。小地方供销社没有什么东西可卖，这个陌生人就买走了12个烧饼，又买了一斤虾皮。

这个人走了以后，供销社的人才想起来协查公告的事情。这个陌生人和模拟画像比较接近，会不会是歹徒呢？ 供销社立即打电话向公安局报告。正在附近执行搜捕任务的民警王力军，接到报警以后，立即带着两名武警战士赶到林场搜索。此时又有一个林场老工人汇报，在林场家属区附近发现2个陌生人，两人从家属区向东山走去，似乎要进山。王力军在老工人的帮助下，根据嫌疑人逃跑的路线火速追赶。追了2个小时，看在小路上看到两个人影。王力军和2个武警战士不动声色，一直追到距离嫌疑人只有200米左右。王力军持枪喝令：立即站住，接受检查！

两个人听了这句话，不但不停步，反而撒腿跑起来。王力军：站住别跑，不然开枪了！

谁知道，两个人居然突然停住脚步，挑衅的说：有种的就过来啊，我们不跑！随后，他还用方言骂了几句！

王力军立即带着两个武警战士追过去！在相距嫌疑人约100米的时候，这两人突然从袋子中取出1支56式冲锋枪和1支56式半自动步枪，对住王力军他们3人就射。

王力军他们措手不及，急忙滚入路边的一个沟里。两个持枪歹徒一面射击，一面交替掩护撤退。56式冲锋枪火力很猛，哒哒哒，将沟外野草打的直飞。而56式半自动步枪射击非常精确，它的点射更为致命。

王力军他们3人只有3支54式手枪，完全被歹徒压制。见过于被动，王力军勉强抬起头，盯着弹雨对准他们开了一枪。歹徒立即猛烈还击，子弹如雨点一般飞来。

王力军在抬头准备打第二枪的时候，突然感到头上一麻，他立即低头。伸手一摸，好在没有出血。原来一发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过，将头发都烧焦了。

双方对射了一通，两个歹徒逐步退入树林，不见了踪影。铁力县到处都是森林，深山老林占全县百分之八十。这两个歹徒钻入林子以后，王力军根本就没法找。想要大面积搜山，恐怕需要几万人才行。

随后王力军立即向上级汇报，全县民警都持枪赶到现场。不过，两个歹徒早就没了踪影。

根据王力军回忆，这两个人里面没有那个留胡子的大个子，也就是买烧饼的那个人。似乎这2个人和那个大个子分开行动，等他买完东西以后再回合。但因为发生了枪战，将三个人打散了，没有回合到一起。现场留下大量冲锋的弹壳，紧急送到哈尔滨做弹道的检验。

黑龙江省公安厅对三个武装歹徒，极为重视，给予全力配合 当天，弹道检验结果就出来了。

林场枪战所用的枪，就是在车站枪杀民警的那支，两个案件可以并案。

目前警方还不知道三个歹徒的枪支从何而来。根据枪战表明，歹徒至少有两支冲锋枪，还有抢夺民警的一支手枪。铁力县认为歹徒似乎在县内流窜，很可能之前就在这里作案过。

于是，全县清查之前的案件，尤其涉及武器丢失的，很快就有收获。

半年前，1985年12月9日，铁力县卫国乡武装部武器库两支56式冲锋枪、1支56式半自动步枪被盗。根据现场分析，歹徒绝对不是新手，而是颇有作案经验。他们剪断武装部的铁窗，又撬开紧锁的武器柜，抢走了3支长枪和数百发子弹，以及一些弹匣。

由于作案技巧很高超，现场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经过紧急弹道检验，证明失窃的枪支就是此次作案的枪支。

那么，很显然，歹徒此次抢枪支的目的就是作案，那么很可能之前他们就做过案子。于是，黑龙江公安厅立即对近期涉枪案件进行梳理，又有重大突破。

1986年4月2日晚，有三个歹徒潜入兴隆镇农机站院内，将哈尔滨市附近的巴彦县总工会存放在院内的一台212型北京吉普车盗走。当时工会只有两个老年看门人，第二天发现他们都被用站内的一根铁棍砸死。

在杀害他们之前，这两个看门人都被绳索捆绑起来，是先被制服后才杀死的。又是两条人命！

根据调查，杀人案后第二天，也就是4月3日23时30分，三个陌生男人驾车至铁力县农场十三连，偷偷撬开油库偷加汽油。

加油期间，他们被一个工人发现。工人立即喊叫有小偷。当时正好有几十人在连部开会，一起出来对他们进行询问。三个人先称自己是厂部来视察的！被拆穿以后，他们又改称是公路管理站的。其中一人被叫到连部讯问，此人年约二十五岁左右，身高1．7米左右，长脸，大眼睛，突出的特征是门牙左侧有一缺齿。

开车的是个，大个子身高大约1．75米，留有大胡子，年龄在30岁左右。他们驾驶的，就是212北京吉普。后因大个子主动掏钱给汽油费，连部就将他们放走。看来，这3个人就是杀死更夫并且抢车的歹徒。

确定歹徒枪支来源，但还无法锁定歹徒身份。

由于是连续持枪杀人案，铁力县立即动员起来，准备万人大搜山。

在民警发动民兵搜山的时候，王力军突然想起一个细节。歹徒虽然只说了一句话，但里面有个方言似乎是周边绥化市庆安县的。

王的姐夫是庆安县人，他很熟悉这种方言。

铁力县公安局立即派人于5月11日赶到庆安县调查。庆安县一位机关干部在得知王杨案情特别是在听到三个可疑人的体貌特征后，认为这三人可能是庆安县丰田乡庆兴村的张福军、张福仁、张福德三兄弟。这三个家伙对庆安、卫国、王杨、双丰一带的地理环境很熟，老大、老三又都在铁力县工作过，这三人都有犯罪前科。

5月12日，铁力县公安局根据这条线索开展了调查工作，立即有重大突破。

获得三人的照片以后，交给之前所有目击者辨认，均确认歹徒就是他们。

经检验弹壳证明，王杨火车站打死民警的是全自动步枪，在兴山林场向警方射击的是半自动步枪，这两支枪均是铁力县卫国乡武装部武器库被盗枪支。在分析 “4·2”兴隆镇盗车绑架更夫一案时，大家认为，这一案件与王杨一案有很多共同点：

其一、铁力农场十三连几个人亲眼见到是三个年轻人，他们的年龄、体貌、特征，几乎与王杨出现的三个陌生人一模一样；

其二、两名更夫（一名五十八岁，一名六十岁）为什么乖乖地被绑架？说明犯罪嫌疑人手中可能有武器，逼得更夫不敢声张，也无法逃脱；

其三、那么，为什么要绑架并杀害更夫呢？显然是为了杀人灭口。因为，他们的体貌、特征，以及手中的武器，完全暴露给了两个更夫。放走了更夫，就等于自己把自己交给了公安机关；其

四、犯罪嫌疑人盗车后跑到铁力农场十三连，说明他们对这一带很熟，而在王杨火车站出现的三个人，他们对铁力、庆安的地理环境不也是相当熟吗？

这一切表明：三起案件中所出现的三伙三个人，很可能就是同一伙三个人。指挥部决定：将这三起案件并案侦查。

5月14日，铁力县公安局经初步调查，认为庆安县丰田乡庆兴村的张福军、张福仁、张福德具有重大嫌疑。

指挥部根据情况，采取了相应措施。庆安县公安局连夜送来了张福军、张福仁的案件卷宗；泰来劳改队、革志监狱、绥棱林业局公安局，也都分别提供了有关张氏兄弟的情况。

各方所提供的材料表明，老大张福军，32岁，身高1．75米，原籍庆安县丰田乡，曾在庆兴小学读书。1981年开始，先后在省地质四队、省地质测绘队、哈市印染联合公司、哈市化工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当汽车司机，1984年12月起嫌钱少活累，停薪留职下海经商。

1984年12月，张福军伙同老二张福臣、老三张福仁驾车到庆安县盗猎珍惜野生动物，被公安抓了现行。由于不是主犯，庆安县人民法院判处他拘役六个月。

老三张福仁，27岁，身高不足1．7米，原籍庆安县丰田乡，曾在庆兴小学读书。现为铁力县双丰药厂工人。曾因1984年12月伙同张福军、张福臣驾车盗猪，被定为主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服刑刚刚一年，张福仁于1985年12月8日越狱潜逃。

老四张福德，24岁，身高 1．7米，原籍庆安县丰田乡，曾在铁力念书。在通北林业局卫东林场做工人！此人犯罪更早。早在1979年7月，张福德在绥棱林业局盗窃大量财物，被绥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1983年8月1日释放。

为了彻底锁定这3个人就是作案歹徒，刑警们带着张福军、张福仁的照片，沿着歹徒逃窜路线，从王杨至双河渡口、兴山林场、丰田乡庆兴村等地再次走访了群众。丰田乡庆兴村宋殿一屯个体食杂店店主证实：5月9日13时许，一个个头不高，看上去有二十六七岁的男青年，买了五斤大米、一斤散装白酒、两盒羚羊烟走了。买东西的人见她家炕上有架琴，还问：“你家有在学校教书的吗？学校的许老师、李老师、康老师我都认识。”

经了解，学校确有许、李、康三位老师，他们都已是四十多岁的人，这表明那个买主很熟悉这里的情况。当王福等在二部屯访查时，农民刘某又提供了新的情况：9 日晚，刘某到地里找牛，路过谢家鱼池窝棚，老远就听到里面有响动。他进去一看，见三个年轻人正用一根杨木杆子在墙上抠洞（后来证明是抠瞭望口，也可做射击孔），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县林业科的。”三个人反问道：“你是干啥的？”“我是找牛的。”“找牛的？怎么手里还拿着锯？你是盗伐木材的吧？得罚你！”

刘某找牛回来，那名中等个头的人还到他家“查看”了一番。临走时说：“我们是私下出来查访的，不许你对外人说！”

王福等判定：这三个人就是王杨一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为进一步得到证实，他把许多照片拿给这位农民辨认时，他从中很快就认出了张福军，他拣出照片说：“这个就是三个人中的那个三十出头的和我说话的大个子！”

当晚，王福等返回铁力时，又获得一个新情况：铁力县公安局从一知情人那里了解到老四张福德门牙左侧有颗缺齿。灯下，年近六十的省公安厅老刑警王福，舒展开了眉宇间的皱纹，心情舒朗地思索着：八天来，不仅王杨一案有了眉目，而且兴隆镇一案也有了进展，铁力农场十三连的人，不早就提供了三个盗车人中有一个门牙左侧有颗缺齿吗！

5月16日，根据所获得的情况，指挥部确认庆安县丰田乡庆兴村的张福军、张福仁、张福德就是犯罪嫌疑人。那么，下一步自然是去他们家里抓捕了。

警方认为三张肯定已经逃窜，并没有失望能够抓住他们。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抓捕竟然有了收获。

5月18日零时，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刑警和武警战士在局长陈永才的指挥下，封堵了哈尔滨市动力区一条街的所有路口，并包围了这条街的一处住宅。七名刑警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王世权的带领下，来到张家门前。

“叫门！”王世权对“三张”的一位亲属说。“开门哪！”片刻，里面传出一老妇声音：“谁呀？”“是我呀！”

门开了，刑警们一拥而入。

老四张福德正在睡觉，突然被人按倒在床上。他惊醒后奋力挣扎，还说：抓错人了！你们抓错人了！

不由分说，他就被戴上了手铐。但老大、老三却不见踪影。

警方在香坊公安分局对张福德进行了突审。开始，有过4年入狱经验的张福德，装疯卖傻，什么也不说。在警方拿出弹道检验证据和目击者证词后，张福德才哑口无言。

审讯的民警说：你们做的这些事，肯定是枪毙了。说不说随你！你不说，不要后悔就是了！如果你好好交代，我力所能及都可以帮你解决，生活上也可以适当优待。

显然，潜台词就是，如果你不说，就打！对于这种杀人犯，就算打死了估计也没人过问。

张福德蹲过监狱，自然是懂的。在沉默了一阵后，他说：“好吧，我都讲了。”

据张福德交代：“12·9”盗枪案、“5·7”王杨火车站枪杀民警案、“4·2”盗车绑架杀害两名更夫案，都是他们三兄弟干的。

民警问：你们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张福德：“我们想搞十万、二十万元钱，在市内、市郊买房子，再买汽车……”

“为什么要盗枪？”

“我大哥说，做买卖挣钱不解渴，不如去抢。我们想抢银行。”

“那么，为什么又要盗汽车？”

“有了车，作案方便，跑得也快。4月2日盗车后，我们想到我大哥熟悉的嫩江境内的火龙门金矿抢储蓄所。我们驾车经庆安、绥化、青冈、明水、拜泉、克东、北安、龙镇、五大连池、尾山农场，绕到嫩江，因道路堵塞，没过去。我们又从嫩江经讷河到扎兰屯、查哈阳，在扎兰屯时想抢派出所短枪，因人多没动手，又到甘南。4 月10日，我们又驾车到嫩江，因时间长了，怕暴露，就将车在嫩江烧毁，我们乘火车回到了哈尔滨……”

“为什么绑架并杀害了两名更夫？” “不杀更夫就暴露了我们自己。” “到王杨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本来想抢王杨乡建行营业所。后来发现他们一天营业款太少，就放弃了”

“为什么要打死民警张兴权？”

“他在候车室碰上了我们，对我们进行了盘查。我大哥一看，不好，当即就向他开了枪。我们拿走了他的手枪就往外跑，在外边过了一夜，8日早晨过河到了丰田乡……”他还供认了在丰田乡庆兴村和兴山林场一带的活动。他说：“10日早晨，我去供销社买烧饼，刚刚离店没多久，就听到东山附近枪声响了。我吓得不敢去约定的地方，和大哥三个回合。自那之后，我和我大哥、三哥就没再碰上。我身边没什么钱，枪也在他们身上，只得逃回家躲一躲。我当夜到我妹妹张某家，借了二十元钱和一套棉衣，在我二姨常某家住一夜，11日早上乘火车回到哈尔滨市。”

“你大哥、三哥呢？老实交代” “真不知他们的去向。”

那么，张家二兄弟，携带三支长枪、一支短枪，究竟逃向了何方？

5月19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缉拿“二张”的通缉令。2个月后，案件又有了线索，二张又杀人了。

7月4日16时40分，五常县公安局突然接到小山子镇派出所的电话报告：“尚志县珍珠山乡河南村农民候某来所报告。6月23日河南村村委会主任孙广发去五常买摩托车失踪了！”电话还说：“珍珠山乡农民在冲河镇新甸村南约2公里处路西丛林中，发现一具男性裸体尸体。”

警方从现场勘察中发现，在尸体西南侧8米处的榆树下，有一堆衣物等，已被泥土、树叶掩埋。刑警们从一件西服、一件短衫的后面发现有三个穿孔。经失踪者的父亲、妻子和亲友的鉴别认定：死者就是29岁的孙广发，这些衣物，恰是死者的。而且，经死者在五常的亲友证实，孙广发是于6月25日14时，骑着新买的日本雅马哈摩托车离开五常，赶往尚志的。

7月21日，五常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李庆发在访查群众时，冲河公路段两位年轻工人提供：6月25日15时许，他们在发案地西北公路上，听到三声枪响。

李庆发问：“是不是猎枪？”

“我俩都是刚退伍的军人，听声音是全自动步枪声，很像是56式冲锋枪”

22日零时，刑警齐凤桐冒雨骑着摩托车从十公里外的新甸村赶到指挥部，交出了一枚全自动步枪弹壳。他说：“这枚弹壳是新甸村一位农民交出来的。他是7月5 日在距离案发现场50米处的沙堆旁拾到的。”齐凤桐说，那位农民还告诉我们，红旗村二队也有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拾到二枚全自动步枪弹壳。

7月29日，李庆发带着一枚弹壳和一只雅马哈手柄，到松花江行署公安局作了汇报。并要求对案发现场遗留的弹壳和摩托车手柄进行检验。

省公安厅痕检工程师崔道植，经对五常县警方送来的弹壳和摩托车手柄的检验，证明这枚弹壳与5月7日王杨火车站等系列案件完全一致。

8月初，省公安厅高级法医黄文衡等赶赴五常，对死者上肢骨骼和死者带有三个穿孔的西服上衣、短衫等进行了复检，发现：骨骼上有弹穿痕迹，衣服上的三个穿孔是射击所致，并留下了由于弹热所引起的烧焦痕迹。最后认定：孙广发是死于“二张”手中的全自动步枪之下。

8月14日，吉林省吉林市警方在火车站，发现一个行为非常可疑的男人，相貌酷似二张。

他们将他暂时关押在看守所，提取了他的指纹。根据指纹对比，此人就是全国通缉的张福仁。

见无法隐藏身份，张福仁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还交代之前的案件。

6月25日15时许，在五常县，流窜的他和张福军在公路上听到了摩托声。这段时间，他们苦于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步行逃走，决定杀人抢枪。

张福军藏在路旁一个沙堆后面，他到路边去打招呼。那个驾车青年刚一停车，张福军的全自动步枪就响了，一连三发……

这个年轻人栽倒在地上，当场就死了。

他们两人骑着摩托车一路流窜到吉林！他们发现沿途公安检察的哨卡很多，三支不能折叠长枪根本无法带过去，只能挖坑将枪埋到路边。

随后，两人带着54式手枪赶到吉林市火车站，准备南下逃窜到广州，寻机去香港。

在火车站候车期间，张福军让张福仁坐着别动，自己去买点吃的。期间巡逻的五六个车站公安发现张福仁很可疑，对其进行询问。此时张福仁看到张福军拿着面饼正要走过来，立即使眼色让他快跑。张福军慌忙丢下面饼和弟弟，逃出了火车站。

至此，三张中已经有两人被抓获。警方认为这三个人中，反而是老大张福军最没有外逃经验和作案经验。张福军一共只蹲过几个月看守所，不是有经验的歹徒，估计不久就会被抓获。

果不其然，9月22日，黑龙江省公安厅接到公安部的电话通知，9月20日，广州市公安局捕获一名自称是内蒙古牧民的持枪犯罪嫌疑人，缴获一只五四式手枪，从枪号上看，这只手枪是5月7日王杨火车站被害民警的。

1986年9月23日，刑警王福、孙文成等飞抵广州。广州市公安局通过指纹鉴定，证明那名持枪犯罪嫌疑人就是张福军。经审，张福军供认了“12·9”盗枪案、“5·7”王杨火车站枪杀民警案、“4·2”盗车绑架杀害两名更夫案、“6·25”五常杀人抢车案均系他们兄弟所为。而且，供认了他流窜到广州的犯罪事实。

据张福军交代，8月14日张福仁被捕后，他慌不择路，于8月16日逃到大连。他想乘船去烟台，但无法买到船票，就乘车至瓦房店，又改乘至天津。又乘汽车由天津逃至北京，从票贩子手中买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

到了广州，张福军几乎身无分文，考虑继续作案。他在火车站遇到一个自称是辽宁人的骗子，两人决定一起作案。在火车站前，两人将一个卖银元的人骗上一辆出租汽车。张福军凶神恶煞的威胁说：“你卖的是假银元，跟我们去公安局。” 卖银元的人吓得半死，扔下268块纯度不高的银元后逃走。张福军拿到银元后，将辽宁骗子甩开，并把这批银元埋在一根电柱下的花池中。

这个骗子不服，找来一个上海骗子冒充是黑社会的，要求与张福军分赃。

9月20日晚，两个骗子找到张福军，胡乱持续一同，让张不要寻死。这些骗子哪里知道张福军是个持枪杀人在逃的歹徒。张福军非常恼怒！当时54式手枪就在他身上，只是畏惧广州警方，没有敢于直接杀死他们。张福军以取银元为由，转身就走，企图趁机溜掉。这时，上海骗子已察觉其动机，便紧追不舍。

三人一追一逃跑过两条街。张福军见骗子追的紧，知道不开枪不行了。

当上海骗子拉住张福军左臂时，欲逃的张福军立即抽出手枪，对准骗子心脏就是一枪。这个骗子倒也很机灵，急忙翻身躲避。

呯，这一枪将这个上海骗子左肩打伤。那个辽宁骗子，吓得转身就跑。

枪响以后，广州市流花公安分局民警黄健下班骑车经过此处，立即追赶逃跑的张福军。张福军见有警察，撒腿就跑。广州的小路很多，祥子横七竖八。当追至站南路口时，张福军突然乘着夜色藏匿起来。黄健立即向公安分局领导报告此事，15名民警分乘三辆警车，兵分三路追捕张福军，同时全市搜捕。

21时20分，其中一路搜捕民警驱车至广州军区第二总医院附近时，发现一个留胡子的北方大汉，左腋夹个衣服包裹，正慌张地赶路。治安队负责人赵长春根据黄健提供的案犯的特征判断，这个大汉很可疑，便决定进行盘查。

张福军见身后一辆警车紧逼，飞步逃窜。当警车逼近张福军还未停稳时，几名民警先后飞身下车，将其围住。其中一个民警机警地绕到张福军的背后，一拳打落了他腋下的衣包，一支五四式手枪掉在在地。张福军惊恐未定，就被戴上手铐。后来警方发现，张福军之所以没有操枪还击，是因为枪里没有子弹。杀死民警的时候，发现枪里只有1发子弹。当年小地方的民警一辈子不会开一枪，出于保护弹簧考虑，一般只在枪里装1发子弹。如果不是这样，还不知道会死多少人啊！

至此，这起在全国影响较大的特大案件的侦破、缉拿工作宣告结束。这是侦破、缉拿盗窃、杀人、抢劫、盗窃枪支犯罪的张福军、张福仁、张福德三兄弟的第一百四十天。1986年12月17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盗窃、杀人、抢劫、盗窃枪支罪判处张福军、张福仁、张福德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2月27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张福军、张福仁、张福德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