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明食品公司诉泗洪县政府检疫行政命令纠纷案

第一篇：建明食品公司诉泗洪县政府检疫行政命令纠纷案

建明食品公司诉泗洪县政府检疫行政命令纠纷案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1 [裁判摘要] 审查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作出的指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内的可诉行政行为，应当从指示内容是否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着手。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上级以行政命令形式对下级作出的指示，如果产生了•直接的、外部的法律效果，当事人不服提起行政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原告：江苏省泗洪县建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青镇。

法定代表人：王迪建，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城。

法定代表人：徐德，该县县长。

第三人：江苏省泗洪县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所，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城。

法定代表人：赵德，该所所长。

原告江苏省泗洪县建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明食品公司)认为被告江 苏省泗洪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泗洪县政府）分管副县长的电话指示侵犯其合法权益，于2005年4月21日提起行政诉讼。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江苏省泗洪县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所(以下简称县兽检所)同提起的行政诉讼有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告诉称：原告是经被告批准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单位。原告的生猪被屠宰前后，依法应由第三人进行检疫、检验。2003年5月22日，被告的分管副县长电话指示第三人停止对原告的生猪进行检疫，致使原告的生猪无法屠宰和上市销售，被迫停业。请求确认被告分管副县长的电话指示违法。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动物防疫合格证、税务登记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用以证明建明食品公司是依法经批准设立的生猪定点屠宰单位，经营手续完备；

2.《关于加强县城生猪屠宰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屠宰管理通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4)宿中行初字第06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由于泗洪县政府下设的泗洪县生猪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生猪办)在2003年5月18日发布的《屠宰管理通知》中，仅将该县生猪定点屠宰单位标注为泗洪县食品公司肉联厂(以下简称县肉联厂)，被建明食品公司诉至法院后，该具体行政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

3．县兽检所和泗洪县青阳镇畜牧兽医站出具的证据，用以证明泗洪县分管副县长2003年5月22日的电话指示事实客观存在。

被告辩称：被告的分管副县长是根据2003年5月18日的《屠宰管理通知》才作出内容为“停止对县肉联厂以外的单位进行生猪检疫”的电话指示。这个电话指示是分管副县长对下属单位县兽检所作出的，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指导行为；指示内容中没有提到原告，不会直接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此，这个电话指示不是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管辖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内，原告无权对这个电话指示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人述称：国务院颁布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被告有权设定和取消生猪定点屠宰单位。在被告下设的县生猪办发布的《屠宰管理通知》里，生猪定点屠宰单位中没有原告，说明原告的生猪定点屠宰资格已经被取消。非定点屠宰单位的生猪，依法不能上市销售，故第三人拒 绝对原告的生猪进行检疫，是正确的。

被告及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经质证、认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

2001年4月，经被告泗洪县政府批准，原告建明食品公司成为泗洪县的生猪定点屠宰单位之一。在分别领取了相关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动物防疫合格证、税务登记证等证件后，建明食品公司开始经营生猪养殖、收购、屠宰、销售和深加工等业务。2003年5月18日，泗洪县府下设的临时办事机构县生猪办向本县各宾馆、饭店、学校食堂、集体伙食单位、肉食品经营单位以及个体经营户发出《屠宰管理通知》。该通知第一项称，“县城所有经营肉食品的单位及个体户，从5月20日起到 县指定的生猪定点屠宰厂采购生猪产品，个体猪肉经销户一律到定点屠宰厂屠宰生 猪(县肉联厂)„„”。2003年5月22日，泗洪县政府分管兽医卫生监督检验工作的副县长电话指示县兽检所，停止对县肉联厂以外的单位进行生猪检疫。建明食品公司报请县兽检所对其生猪进行检疫时，该所即以分管副县长有指示为由拒绝。建明食品公司认为，分管副县长的电话指示侵犯其合法权益，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告建明食品公司因对县生猪办在《屠宰管理通知》中仅标注县肉联厂为生猪定点屠宰厂不服，曾于2004年8月4日以泗洪县政府为被告，另案提起过行政诉讼。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4)宿中行初字第06号行政判决书确认，泗洪县政府下设的县生猪办在《屠宰管理通知》中仅将县肉联厂标注为生猪定点屠宰厂，侵犯了建明食品公司的公平竞争权，这一行政行为违法。该行政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第三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第三十条规定：“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按照国家标准和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行业标准、检疫管理办法和检疫对象，依法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动物防疫是第三人县兽检所的法定职责，县兽检所应当按照国家、行业的标准和管理办法确定检疫范围、对象，依法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而不是根据分管副县长的电话指示实施检疫。被告泗洪县政府的分管副县长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县生猪办发布的《屠宰管理通知》，才给县兽检所发出电话指示，指示内容与《屠宰管理通知》一致。这个电话指示对县兽检所的检疫职责不具有强制力，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指导行为；电话指示内容未提及原告建明食品公司，不会对建明食品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第(六)项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条件。泗洪县政府分管副县长的电话指示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

据此，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诉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

“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于2005年6月22日裁定： 驳回原告建明食品公司的起诉。

一审宣判后，建明食品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上诉人是经被上诉人依法批准设立的生猪定点屠宰单位之一，经营手续完备，享有与同类企业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上诉人自主经营。

上诉人报请检疫时，县兽检所不是以定点屠宰资格已在《屠宰管理通知》中被取消为由拒绝检疫，而是声称分管副县长电话指示停止对上诉人的生猪进行检疫。如果县兽检所当时是以定点屠宰资格已被取消为由拒绝检疫，则上诉人完全可以起诉县兽检所不作为。在《屠宰管理通知》中，县生猪办只是将泗洪县的定点屠宰场所仅标注为县肉联厂，并没有取消上诉人的定点屠宰资 格，况且县生猪办的这个行政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违法。而分管副县长的电话指示，其内容则完全剥夺了上诉人作为定点屠宰单位享有的报请检疫权利。电话指示内容与《屠宰管理通知》不同，不是落实《屠宰管理通知》，不能与《屠宰管理通知》混为一谈。事实证明，由于有分管副县长这个电话指示，县兽检所才拒绝履行对上诉人的生猪进行检疫的职责。电话指示是对内对外均具有约束力的行政强制命令，其目的是要限制上诉人的正常经营，故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一审以电话指示属内部行政指导行为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错误的。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泗洪县政府答辩称：《屠宰管理通知》要求，所有猪肉经销户一律到定点屠宰厂(县肉联厂)屠宰生猪。分管副县长电话指示停止对县肉联厂以外单位的生猪进行检疫，正是为贯彻落实通知，这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指导行为。电话指示没有说不对上诉人的生猪进行检疫，没有直接指向上诉人，不会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故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分管副县长作出电话指示后，上诉人并未向县兽检所报请检疫。一审将此认定为本案事实，缺乏证据证实。除此以外．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县兽检所称：作为县政府的下级单位，第三人不可能不服从县领导的指示。第三人接到分管副县长电话指示后．不对上诉人的生猪进行检疫，是正确的。分管副县长的电话指示，是对县生猪办《屠宰管理通知》内容的进一步强调及延续。至于该指示正确与否，不便发表意见。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泗洪县政府曾先后批准4个定点生猪屠宰单位，但2003年5月期间，只有县肉联厂和』二诉人建明食品公司在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其余两个单位因种种原因已歇业停产。分管副县长的电话指示作出后，建明食品公司向原审第三人县兽检所报请检疫时遭拒绝，县兽检所在诉讼中对这一事实明确表示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关于“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的规定，一审将此认定为案件事实，并无不妥。除此以外，由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

二审争议焦点是：如何评价分管副县长的电话指示行为?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泗洪县政府的分管副县长2003年5月22日的电话指示，是对其下级单位原审第三人县兽检所作出的。审查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作出的指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内的可诉行政行为，应当从指示内容是否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着手。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的设立，应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批准；定点屠宰厂(场)有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等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取消定点屠宰厂(场)资格。上诉人建明食品公司是依法经批准设立的定点生猪屠宰单位，至本案纠纷发生时，建明食品公司的定点屠宰厂(场)资格并没有依照法规规定的程序被取消。在《屠宰管理通知》里，县生猪办仅是将该县生猪定点屠宰点标注为县肉联厂，没有否定建明食品公司的定点屠宰厂(场)资格。由于《屠宰管理通知》里没有将建明食品公司标注为该县生猪定点屠宰点，在建明食品公司起诉后，县生猪办的这个行政行为已经被人民法院的生效行政判决确认为违法。

农业部发布的《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对动物检疫实行报检制度。”“动物、动物产品在出售或者调出离开产地前，货主必须向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提前报检。”第十八条规定：“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依法设立的定点屠宰场(厂、点)派驻或派出动物检疫员，实施屠宰前和屠宰后检疫。”参照这一规章的规定，作为依法设立的生猪定点屠宰点，上诉人建明食品公司有向该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原审第三人县兽检所报检的权利和义务；县兽检所接到 报检后，对建明食品公司的生猪进行检疫，是其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

县兽检所当时以分管副县长有电话指示为由拒绝检疫，可见该电话指示是县兽检所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唯一依据。生猪定点屠宰场所的生猪未经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屠宰前、后的检疫和检验，不得屠宰，屠宰后的生猪及其产品也无法上市销售。尽管分管副县长对县兽检所的电话指示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行为，但通过县兽检所拒绝对建明食品公司的生猪进行检疫来看，电话指示已经对建明食品公司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成为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再有，分管副县长在该县仅有两家定点屠宰场所还在从事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电话指示停止对县肉联厂以外单位的生猪进行检疫，指示中虽未提及建明食品公司的名称，但实质是指向该公司。

分管副县长就特定事项、针对特定对象所作的电话指示，对内、对外均发生了效力，并已产生了影响法人合法权益的实际后果，故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内的可诉行政行为。

行政指导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具有示范、倡导、咨询、建议等性质的行为。分析被上诉人泗洪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作出的关于“停止„„检疫”电话指示，既不是行政示范和倡导，也不具有咨询、建议等作用，实质是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泗洪县政府关于该指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行政指导行为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泗洪县政府分管副县长的电话指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该指示是分管副县长在履行公务活动中行使职权的行为，其后果应由泗洪县政府承担。上诉人建明食品公司不服该指示，以泗洪县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该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审以该指示属于内部行政指导行为为由，裁定驳回建明食品公司的起诉，是错误的。依照行诉法解释第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或者继续审理”的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9月19日裁定：

一、撤销一审行政裁定；

二、本案由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第二篇：口福食品公司诉韩国企业银行、中行核电站支行信用证纠纷案

口福食品公司诉韩国企业银行、中行核电站支行信用证纠纷案

裁判摘要

信用证欺诈，是指信用证受益人在根本无货或者质量低劣无法交货的情况下，单独或与他人恶意串通，伪造符合信用证要求的一种或几种单据，从开证行骗取信用证项下货款，从而使开证申请人遭受经济损失的行为。开证行如无证据证明信用证项下单据是受益人单独或与他人恶意串通伪造的，目的是从开证行骗取信用证项下款项，且该伪造行为已经给开证申请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不能援引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拒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原告：连云港口福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

法定代表人：翁军，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韩国中小企业银行（汉城总行），住所地：韩国汉城中区。

法定代表人：金钟昶，该行董事长。

被告：中国银行连云港市核电站支行，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

负责人：娄培云，该支行行长。

原告连云港口福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口福食品公司）因与被 告韩国中小企业银行汉城总行（以下简称韩国企业银行）、中国银行连云港市核电站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核电站支行）发生信用证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口福食品公司诉称：作为被告韩国企业银行开出的一份不可撤销信用证的受益人，原告已经按信用证要求及时将货物装船，并向被告中行核电站支行提交了信用证项下全套单据。中行核电站支行经审查，确认单证一致、单单一致后，将全套单据寄给韩国企业银行，却遭韩国企业银行无理拒付。韩国企业银行的拒付行为，违反《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以下简称UCP500）的规定，请求判令韩国企业银行承担开证行义务，给原告支付信用证项下货款110500美元及相应利息，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作为议付行，中行核电站支行对此应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口福食品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号码为M04E5204NS00484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及中译本，用以证明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信用证法律关系；

2、上述信用证项下的全套单据及中译本，用以证明口福食品公司已按要求提交了全套单据；

3、拒付函及中译本，用以证明信用证项下货款已被韩国企业银行拒付；

4、律师函，用以证明口福食品公司不能接受韩国企业银行提出的拒付理由；

5、对拒付函的3份回函及中译本，用以证明中行核电站支行也 认为韩国企业银行提出的拒付理由不成立；

6、跟单汇票寄单面函，用以证明中行核电站支行已经以议付行名义要求开证行韩国企业银行偿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7、跟单汇票及中译本，用以证明中行核电站支行在汇票上背书并将其交给开证行，已以议付行名义行使了票据权利；

8、验单费、邮寄费收据，用以证明中行核电站支行已对口福食品公司提交的全套单据进行过审查，并因此收取了验单费；

9、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收费标准，用以证明中行核电站支行是按议付行标准收取费用，因此应承担议付行责任。

被告中行核电站支行答辩称：在本案信用证关系中，本被告只是对原告提交的单据做过寄单处理，是寄单行而非议付行。原告以本被告是信用证议付行为由，要求本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

被告韩国企业银行在法院限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一审时也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庭后提交的答辩状称：由于中国没有信用证法律，本被告根据UCP500的规定进行答辩。原告提交的信用证项下单据存在不符点；且还有倒签提单、伪造票据等欺诈行为，依照欺诈例外的国际惯例，本被告有权拒付信用证项下货款。

被告韩国企业银行提交以下证据，要求法院组织质证：

1、号码为M04E5204NS00484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和该信用证项下全套单据、汇票，用以证明口福食品公司在汇票上填写的汇款行是“INDUSTRIAL BANK OF KOREA SEOUL（HEAD OFFICE SEOUL）”，与信 用证上汇款行“INDUSTRIAL BANK OF KOREA（HEAD OFFICE SEOUL）SEOUL”的名称不一致；各单据对商品品名的描述不一致，装箱单中有重量单位而发票上却没有等不符点问题；

2、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签发的提单副本复印件，用以证明涉案货物实际装船日期是2002年6月1日，而口福食品公司提交的信用证项下提单却将装船日期倒签为2002年5月31日；

3、口福食品公司的工商注册材料，用以证明口福食品公司正确的英文名称是“LIANYUNGANG KUCHIFUKU FOODS CO.LTD”，而口福食品公司提交的信用证议付单据上却写成“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

4、信用证项下的买卖合同，用以证明口福食品公司的印章与其提交议付票据上使用的印章不一致；

5、以口福食品公司作为受益人的另一信用证项下单据，用以证明口福食品公司以前使用的名称和印章与本案信用证项下的名称和印章不同，因而本案信用证项下的票据及印章是口福食品公司伪造的。

原告口福食品公司和被告中行核电站支行均提出，由于被告韩国企业银行是在法定答辩和举证期已过后才提交答辩状与证据，应视为其放弃了答辩与举证权，故对其提交的证据不予质证。同时，口福食品公司还作如下说明：

1、在韩国企业银行开具的信用证中，汇款行的名称共出现3处，其中两处使用“INDUSTRIAL BANK OF KOREA SEOUL（HEAD OFFICE SEOUL）”，与本公司汇票上的汇款行名称一致，只有1处使用“INDUSTRIAL BANK OF KOREA（HEAD OFFICE SEOUL）SEOUL”；另外，韩国企业银行在自己的答辩状中，也使用了与本公司开具汇票上一致的汇款行名称。因此，汇款行名称即使有误，也是由韩国企业银行造成的。

2、按中国法律规定，中国企业名称以工商登记中的中文名称为准，外文名称不是法定名称，故本公司将自己企业外文名称中的“G”误写为“D”，并不违法。

3、韩国企业银行企图以庭后提交的提单副本复印件来证明本公司倒签提单，但这个复印件与双方都向法庭提交过的正本提单内容不一致，且复印件来源不明，作为证据存在着形式上的缺陷，不能证明倒签问题。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2年4月24日，应韩国汉城昌技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技公司）的申请，被告韩国企业银行开出一份号码为M04E5204NS00484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金额110500美元，有效日期至同年6月30日，信用证上注明的受益人英文名称为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议付行为任何银行，付款方式为见票即付，付款人韩国企业银行；最迟装船日期为2002年5月31日，所需单据为已签署的商业发票一式三份、全套正本清洁提单、装箱单一式三份。该信用证还约定了交单、议付单据期间等。原告口福食品公司收到该信用证后，于2002年6月6日向被告中行核电站支行提交了信用证项下的全套单据，其中正本提单载明的装船日期为2002年5月31日。中行核电站支行收到单据后进行了严格核对，并于当月7日通过快邮寄给开证 行。同年6月19日，中行核电站支行收到韩国企业银行的两份拒付通知书，拒付理由为：

1、发票、装箱单、提单上的商品品名不一致；

2、提单上的装船日期是伪造的；

3、汇票上注明的汇款行名称与信用证上的汇款行名称不一致；

4、没有注明收货人地址。收到拒付通知后，中行核电站支行于6月20日给韩国企业银行回函，指出其提出的不符点不存在，并要求其接受全套单据并立即付款。6月26日，韩国企业银行第二次致函中行核电站支行，未再提出不符点问题，而是称：“申请人告知我行，他们曾通知贵行有关欺诈事宜，并警告贵行不要接受受益人的单据，目前申请人正就欺诈一事起诉受益人。我行有证据证明单据系伪造，而且欺诈正在进行。”此后，中行核电站支行虽多次与韩国企业银行交涉，要求其履行开证行的付款责任，但均未收到韩国企业银行的回复。9月3日，中行核电站支行收到韩国企业银行的退单及所附韩国汉城法院的止付令副本复印件。9月9日，中行核电站支行将退单交给口福食品公司，口福食品公司为此提起本案诉讼。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二款规定：“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当事人经人民法院 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在规定举证期限内，被告韩国企业银行未提交证据，也未提出延期举证的申请；其在庭后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在举证期限内无法提供的证据；在本案其他当事人拒绝质证的情况下，对韩国企业银行提交的这些证据不组织质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本案被告韩国企业银行是外国法人，本案案由是涉外信用证纠纷，各方当事人在起诉及答辩过程中，均以UCP500为依据。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调整信用证关系的法律规定，而UCP500是调整这一关系的国际惯例，故在本案中应当适用。

UCP500第九条a款I项规定，对即期付款的不可撤销信用证而言，只要在信用证规定的单据全部提交指定银行或开证行，并且这些单据又符合信用证条款的规定时，便构成开证行即期付款的确定承诺。作为开证行，被告韩国企业银行开出的是见票即付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只要原告口福食品公司依照信用证的约定，将单据提交给被告中行核电站支行，并经该行转给韩国企业银行，韩国企业银行就应当履行开证行义务，向口福食品公司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UCP500第十四条b项规定：“开证行及／或保兑行（如有），或代其行事的指定银行，收到单据后，必须仅以单据为依据，确定这些单据是否表面与 信用证条款相符。如与信用证条款不符，上述银行可以拒绝接单。”d款I项规定：“如开证行及／或保兑行（如有），或代其行事的指定银行决定拒绝接单，它必须不延误地以电讯方式通知有关方；如不可能用电讯方式通知时，则以其他快捷方式通知此事，但不得迟于收到单据的翌日起算第七个银行工作日。该通知应发给寄单银行，或者，如直接从受益人处收到单据者，则应通知受益人。”在收到中行核电站支行转寄的单据后，韩国企业银行虽曾提出过单证不符，但中行核电站支行回电认为不符点不成立后，在UCP500规定的有效通知期内，韩国企业银行再未提出不符点问题，已经丧失以单证不符为由拒绝接单的权利。韩国企业银行最终是以存在信用证欺诈及韩国汉城法院下达止付令为由退单，在口福食品公司提起诉讼后，韩国企业银行再以单据不符为由抗辩，显然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UCP500的规定。UCP500第三条a款规定：“就性质而言，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项下其他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信用证关系独立于基础合同，不受因基础合同关系产生的索偿与抗辩制约，虽然欺诈可以例外，但韩国企业银行在举证期限内，并未提交任何足以证明欺诈存在的证据，故该抗辩理由也不能成立。在此情况下，口福食品公司请求韩国企业银行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及相应利息，应予支持。

原告口福食品公司与被告中行核电站支行没有签订过关于议付的书面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有关议付的合同关系，中行核电站支行没有议付单据的合同义务。UCP500第十条b款Ⅱ项规定：“议付意指受权议付的银行对汇票及／或单据付出对价。仅审核单据而未付对价者，不构成议付。”c款规定：“除非指定银行是保兑行，否则，指定银行地开证行指定其付款、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汇票或议付并不承担责任。除非指定银行已明确同意并告知受益人，否则，它收受及／或审核及／或转交单据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它对付款、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汇票或议付负有责任。”中行核电站支行不是本案信用证的保兑行，虽然本案信用证可由任何银行为议付行，但中行核电站支行在接收口福食品公司交来的信用证及其项下全部单据后，没有明确表示过同意议付，更未支付对价，仅做过审单、寄单等处理，因此该支行是寄单行，不是UCP500规定的议付行，没有必须议付的法定义务。口福食品公司以中行核电站支行是议付行为由，请求判令该支行承担连带偿付责任，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该请求不能成立。

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30日判决：

一、被告韩国企业银行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口福食品公司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110500美元及利息；

二、驳回原告口福食品公司对被告中行核电站支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137元，由被告韩国企业银行负担。

韩国企业银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1、本案信用证的受益人是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而被上诉人口福食品公司的英文名称是LIANYUNGANG KUCHIFUKU FOODS CO.LTD，故口福食品公司并非本案信用证的受益人。一审判决认定主体错误。

2、口福食品公司私刻印章，伪造不是自己名下的单据文件，还倒签提单上的货物装船日期，欺诈信用证项下的当事人，证据确凿。

3、口福食品公司实施这些欺诈行为，其真实动机是其装运的货物质量低劣，只能通过这些手段来欺骗上诉人，以达到用伪造单据来议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目的。综上，口福食品公司违反贸易合同在先，为了议付信用证而伪造议付单据欺骗上诉人在后，且因货物延迟到港，给开证申请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依照信用证欺诈例外的国际惯例，上诉人有权拒付信用证项下款项。请求二审改判驳回口福食品公司的诉讼请求。

韩国企业银行向二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

1、口福食品公司章程，用以证明口福食品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英文名称为“LIANYUNGANG KUCHIFUKU FOODS CO.LTD”，而非信用证议付单据上的“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

2、口福食品公司在其他交易中给韩国HANVIT银行的议付单据，用以证明口福食品公司曾经有过欺诈行为，并使用过与本次议付不同的名称和印章；

3、本案信用证项下的全套单据及其中文译本，用以证明口福食品公司要求付款时使用的英文名称与正确的英文名称不一致。

4、青岛海发实业公司发布的2002年5月、6月船期表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本案所涉“凌泉河”货轮的开船日期为6月1日，口 福食品公司在提单上填写的日期是倒签。

韩国企业银行除提交上述证据外，还以其因客观原因无法调取“装船日期为2002年6月1日的提单副本”为由，申请二审法院查封中远公司所属“凌泉河”轮2002年5月至6月的航海日志，核实本案所涉提单项下货物的实际装船日期。

口福食品公司答辩称：

1、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1-3，与其在一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一致，是逾期证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口福食品公司向韩国企业银行提示的所有议付单据，均符合UCP500的规定，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韩国企业银行应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

3、口福食品公司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装船，不存在任何倒签提单的行为。韩国企业银行如认为卖方利用合同欺诈，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

4、韩国企业银行以前后矛盾的理由拒付信用证，不符合国际贸易支付惯例。其拒付的真正原因，是进口商无力付款赎单。韩国企业银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应当维持原判。

中行核电站支行答辩称：一审关于本支行的判决正确，应当维持。

应韩国企业银行的申请，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以下证据：

1、中远公司给青岛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系中远公司在青岛的口岸公司）的函，主要内容是：中远公司要求青岛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按口福食品公司限定的最后装船日期，在2002年5月31日装船完毕，并给口福食品公司签发5月31日的已装船提单；

2、从中国外轮理货公司青岛分公司调取的涉案货物装货单，主要内容是：口福食品公司已于5月31日，将货物送至青岛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指定的场站，海关也已在5月31日放行；

3、从中国外轮理货公司青岛分公司调取的本案所涉货物装船作业单，主要内容是：“凌泉河”轮装载涉案货物的时间为2002年5月31日8时至6月1日4时；

4、从青岛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调取的涉案货物提单副本打印件，证实提单于2002年6月1日签发；

5、对中国外运山东有限公司金安分公司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是：受口福食品公司委托，该公司在办理订舱、报关、码头接货等事宜中，先联系泛洋商船株式会社承运涉案货物，因遭拒绝，才又联系了中远公司，中远公司承诺于5月31日24时前将涉案货物装船；

6、对青岛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的调查笔录，主要内容是：受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蒋云龙的指示，该公司在5月31日开始将涉案货物装船，因有的货物是下半夜才装上船，故于6月1日签发提单。

对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各方当事人均予认可。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除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外，还查明：

被上诉人口福食品公司收到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开具的信用证后，即组织了信用证项下货物，并向韩国泛洋商船株式会社联系装运事宜，在遭拒绝后又与中远公司进行联系，得到中远公司保证在信用证规定的最后装船日期前装船的承诺。2002年5月31日8时至6月 1日4时，本案信用证项下货物装上“凌泉河”轮；6月1日，“凌泉河”轮开航；同日，承运方签发该批货物提单，但在出具给口福食品公司的提单上，承运方填写的装船时间为2002年5月31日。

在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开具的信用证中，受益人口福食品公司的英文名称被填写为“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为了使议付单据与信用证一致，被上诉人口福食品公司将其英文名称中的“LIANYUNGANG”改为“LIANYUNGAND”，并在信用证议付单据上加盖了含有“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英文字样的印章。

此外，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虽然称被上诉人口福食品公司所供货物质量低劣，且因货物延迟到港，给开证申请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但未提交相应证据。对承运人倒签提单一事，在二审庭审中，韩国企业银行也未能提交承运人是受口福食品公司指使或者与口福食品公司恶意串通的证据。在二审庭审中，韩国企业银行表示放弃第1项上诉理由，即不再认为口福食品公司非本案信用证受益人。

二审应解决的问题有：

1、关于法律适用问题；

2、关于是否构成伪造单据进行欺诈的问题；

3、关于是否构成倒签提单进行欺诈的问题。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关于第一点。本案是信用证交易纠纷。在一审中，各方当事人均以UCP500作为诉辩依据，一审也适用UCP500作出判决。然而UCP500只能解决当事人在信用证交易中的地位和权利义务，不涉及信用证欺诈及其法律救济问题，因而不能解决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提出的信用 证欺诈问题。对这个问题，韩国企业银行认为韩国法律是准据法，而被上诉人口福食品公司和原审被告中行核电站支行则主张以中国法律为准据法。信用证欺诈是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既然韩国企业银行主张口福食品公司伪造了单据和倒签了提单，而本案信用证项下的单据与提单均在中国签发，中国是侵权行为地，故应当适用中国法律解决信用证欺诈及其法律救济问题。

关于第二点。信用证欺诈，是指信用证受益人在根本无货或者质量低劣无法交货的情况下，单独或与他人恶意串通，伪造符合信用证要求的一种或几种单据，从开证行骗取信用证项下货款，从而使开证申请人遭受经济损失的行为。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口福食品公司是在向承运人交付了货物的情况下，制作或者获取了信用证要求的商业发票、汇票、装箱单和提单等单据，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没有证据证明口福食品公司所供货物质量低劣，因此不存在口福食品公司以质量低劣货物骗取信用证项下款项的问题。鉴于韩国企业银行在其开具的信用证中，已经将受益人口福食品公司的英文名称错写为“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为了使议付单据与信用证一致，口福食品公司才在信用证议付单据上，将该公司英文名称填写为与信用证一致的错误名称，同时加盖了有同样英文名称的印章。虽然口福食品公司加盖在信用证议付单据上的印章有将错就错的英文名称，但同时也有该公司正确的中文名称。二审庭审中，韩国企业银行已经对口福食品公司的信用证受益人身份不存异议，说明口福食 品公司在信用证议付单据中使用“LIANYUNGAND”一词，客观上没有引起歧义。因此，口福食品公司在信用证议付单据上错误填写该公司的英文名称，以及加盖含有同样英文名称的印章，是事出有因，不构成信用证欺诈。韩国企业银行关于口福食品公司私刻印章、伪造单据、构成信用证欺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三点。现有证据证明，涉案货物是于2002年5月31日8时至6月1日4时装船，承运方于6月1日签发提单，而在承运方出具给被上诉人口福食品公司的提单上，填写的装船时间是2002年5月31日，确为倒签。即便如此，也不能认定口福食品公司实施了信用证欺诈行为。这是因为：

1、在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日期前，口福食品公司已经组织了货物，并将货物送至承运人指定的场站，办理好货物出关等必要手续，得到承运方关于在5月31日装船的承诺，客观上没有必要倒签提单；

2、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不能以证据证明口福食品公司参与实施了倒签提单的行为，主观上有倒签提单的故意；倒签提单是承运方为履行其对口福食品公司的承诺而实施的欺骗行为，与口福食品公司无关；

3、韩国企业银行虽然提出由于倒签提单，致使货物迟延到港，给开证申请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但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对开证申请人来说，本案的倒签提单没有给其造成实际损害。因此，本案虽然有倒签提单的事实，但不存在信用证受益人以此实施欺诈的主观恶意。对提单倒签，口福食品公司没有过错，不能认定构成信用证欺诈，韩国企业银行也不能以此为由拒付信用证项下货款。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 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关于被上诉人口福食品公司伪造单据、倒签提单、所供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应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判决其不承担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议付单据与信用证上的受益人英文名称不符、提单上的装船日期倒签等问题，口福食品公司主观上没有进行欺诈的过错，不能由其承担信用证欺诈的民事责任。一审判决韩国企业银行承担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并无不当，应当维持。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3年12月23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37元，由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负担。2006年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第1期出版

第三篇：镇江市建镇江市建筑工程公司诉南京市五金机械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的应用

镇江市建筑工程公司诉南京市五金机械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镇江市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镇建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镇江市七里甸营房街74号。

法定代表人董适，镇建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程美瑛，江苏镇江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五金机械总公司(以下简称五金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74号。

法定代表人林晓阳，五金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安祥、万樾莉，江苏南京李安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美国环球网联集团(以下简称网联集团)。

上诉人镇建公司、五金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镇经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2年1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12月22日公开

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镇建公司委托代理人程美瑛，上诉人五金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安祥、万樾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网联集团因其地址不详，经本院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一审中的诉辩主张：

镇建公司诉称：1995年12月8日、20日、28日，原告与南京浩龙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龙公司)分别签订了工程承发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及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浩龙公司将“金长江大厦”交由原告施工，并向原告分期借款1500万元，浩龙公司保证在工程结构封顶时一次归还本息。协议签订后，原告从1995年12月至1996年4月分期借给浩龙公司人民币共计450万元。1996年5月10日浩龙公司与原告签订协议，约定将借款金额调整到450万元并保证在1998年9月30日前归还所借本息，后该工程始终未能开工建设，经原告多次催要，浩龙公司仅归还借款本金13万元，由于浩龙公司系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合作成立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1996年10月4日因投资不到位而被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镇建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立即归还借款437万元及利息，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五金公司答辩称，浩龙公司是由其与网联集团于1995年9月5日合作成立的中外合作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浩龙公司的合同和章程约定，网联集团为浩龙公司的出资义务人，而法律规定只有出资义务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才对开办单位的外债承担法律责任。五金公司不是浩龙公司的出资义务人，故其不应对浩龙公司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请求法院驳回镇建公司对五金公司的诉讼请求。

因网联集团地址不详，原审法院进行公告送达，故网联集团未作答辩。一审法院查明：

1.1995年12月8日，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一份工程承发包协议，约定浩龙公司将“金长江大厦”除裙房装潢工程外的全部工程发包给镇建公司总承包，镇建公司为了支持浩龙公司的前期拆迁工作，需在1996年2月前借款1500万元给浩龙公司，借款利息按年率14%计算，浩龙公司在工程结构封顶时将本息一次性归还镇建公司。1995年12月20日，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一份工程承发包补充协议，协议对借款1500万元的付款时间及工程开工日期作了调整。该协议经镇江市公证处公证。1995年12月28日，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对“金长江大厦”建设工程施工的具体内容及要求作了详细约定。协议签订后，镇建公司从1995年12月20日至1996年4月8日分11次借给浩龙公司人民币共计450万元，但浩龙公司未能按期办理工程开工的有关手续，致使工程未能按期开工建设。1996年5月10日，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将原借款总金额调整为450万元，浩龙公司承诺在工程结构封顶时归还本息，最迟在1998年9月30日前归还本息。后该工程一直未能开工建设，镇建公司多次向浩龙公司索要借款，浩龙公司仅于1997年4月24日归还4万元，1997年7月3日归还4万元，1998年7月29日归还5万元，余款一直未能归还。

2.浩龙公司系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合作兴办的中外合作经营有限责任公司，1995年9月5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经营范围为：开发、建设、销售、租赁金长江大厦商品房及物业管理、相关配套服务。根据五金公司与网联

集团的合同及浩龙公司章程约定，浩龙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300万美元，五金公司以南京市中山南路74号5365平方米地块毛地出让费，现有房产(建筑面积约5300平方米)拆迁费用，自行过渡费用及建设期间的经营损失等作为该项目的投入，折价644万美元，占投资总额的28%，网联集团以现汇投入1656万美元，出资项目为注册资本、拆迁安置费用(五金公司除外)、工程建设费用等，占投资总额的72%，项目利润根据双方投资比例分配，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以内五金公司得28%房产权，网联集团得72%房产权，其中裙楼各得50%。双方约定浩龙公司注册资本920万美元全部由网联集团支付，在领取营业执照两个月内投入首期资本200万美元，其余资本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两年内缴清。

3.浩龙公司成立后，其注册资金始终没有到位，浩龙公司也未按有关规定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拟开发的金长江大厦建设项目也未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项目未得到有关部门立项和批准。1996年9月25日，五金公司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报告，称由于外方资金不能按规定到位，以致合作公司无法继续经营，特申请注销浩龙公司，浩龙公司债权债务由五金公司负责处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0月4日以宁工商(1996)242号文，决定注销浩龙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善后事宜由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协助企业处理。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浩龙公司与镇建公司的工程承发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协议书、银行汇票存根、浩龙公司合同、章程、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南京浩龙建设有限公司报告的批复”、五金公司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浩龙公司的报告等。

一审归纳的本案争议焦点为：五金公司是否应承担浩龙公司的对外民事责任及应承担何种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于1995年12月8日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协议，1995年12月20日签订的工程承发包补充协议，1995年12月28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中有关浩龙公司将“金长江大厦”发包给镇建公司总承包的约定，因签订以上协议时金长江大厦项目尚未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立项，浩龙公司既未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也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而应认定为无效。以上协议及1996年5月10日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的协议中有关浩龙公司向镇建公司借款(融资)的约定，因违反有关金融管理法规，依照镇建公司与浩龙公司签订所有协议时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 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浩龙公司应将依该无效协议取得的借款437万元及孳息一并返还给出借方镇建公司。浩龙公司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由于其投资方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均没有实际投资到位，致使浩龙公司因注册资金没有实际投入而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对外的民事责任应由浩龙公司的投资者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承担，五金公司虽然不是浩龙公司注册资金出资义务人，但是浩龙公司应以其投资总额为限对外承担责任，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应以其投资为限对浩龙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五金公司同样负有向浩龙公司缴足投资的义务。对五金公司不是浩龙公司的出资义务人，不应对浩龙公司对外债务承担法律责任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在合作合同中虽然没有直接约定合作双方对合作企业的风险和亏损承担比例，但合作合同中约定五金公司投资占浩龙公司投资总额的28%，网联集团投资占浩龙公司投资总额的72%，合作企业的利润也是根据双方投资比例进行分配，五金公司得28%的房产权，网

联集团得72%的房产权。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合作双方对浩龙公司的风险和亏损也应按投资的比例承担，而镇建公司对合作双方应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称理由无充分证据和法律依据，故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应以其投资比例对外承担浩龙公司的民事责任。依照五金公司与网联集团合作设立浩龙公司时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五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镇建公司人民币1223600元，并支付相应的孳息(从1998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二、网联集团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镇建公司人民币3146400元，并支付相应的孳息(从1998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31860元，由五金公司负担 8920.8元，网联集团负担22939.2元。

第四篇：南江县沙河镇党委、政府学习文建明工作法的实践.doc

南江县沙河镇党委、政府

学习文建明工作法的实践

在深入推广学习文建明工作法中，面对城乡统筹发展、重点中心镇建设、9.16洪灾恢复重建、扶贫连片开发、“两违”清理等重点工作任务重与临近年终各项业务工作任务繁重的双重压力局面，沙河镇党委、政府按照县委、政府的要求，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发扬“5+2”、“白+黑”的工作作风，放弃星期天、节假日，白天集中力量抓重点工作、晚上加班抓业务工作，把一天当作两天用，实现了重点任务紧抓推进、业务工作毫不松懈的目标。

一、分工定责，人人头上明任务

镇党委、政府针对重点工作多、事务工作重的现状，结合班子成员、干部职工分工及个体专长，对工作任务进行细化分解、分工定责，明确到人头。当场天业务人员回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办理涉农事项，平时充实到重点工作一线。镇党委书记、镇长负责统筹协调，书记重点统筹灾后恢复重建，镇长重点统筹“两违”清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勇同志专职负责灾后重建，抽调方鹏等八名群众工作经验丰富、懂农房重建的镇干部吃住

1在营岗坪一线，全力组织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及受灾群众永久性安置工作，轮流值班组夜间在重建工地组织加班，轮空的同志回镇上弥补业务工作。副镇长刘俊英同志专职负责受灾群众过渡安置及产业发展、扶贫连片开发；抽调民政办、大学生村干部成立工作组，整合各方资源，全面开展工作。副镇长沈仕东同志专职负责“两违”清理工作，采取分组行动、分工明确、专班专抓、责任到人的办法，坚持 “四个统一”、“四个公开”（即：统一政策口径，统一作业标准，统一处罚尺度，统一操作流程；公开办事流程，公开违建面积，公开处罚标准，公开家庭人口），坚定不移地推进“两违”清理。副镇长廖贤伟负责天桥村聚居点建设及安全稳定工作。人大副主席张培国同志负责党委、政府日常工作，并负责日常工作的统筹协调。对业务工作任务重、耗时长的，组织大学生村官利用夜间返镇全力配合协助。明确的重点分工体系、到人的业务工作事项、白天晚上整合的工作方式，保证了重点工作与业务工作两不误。

二、点式突破，集中力量攻重点

镇党委、政府为确保重点工作取得实效，采取重点集中、合力攻坚办法，对中心工作、应急工作，集中力量，用三分之二的精力全力突破。9.16洪灾恢复重建

启动后，我们整合重建指挥部力量，一切工作围绕重建转，先期将干部分成规划测绘协调组、占地补偿协调组、房建施工组织组，集中全力，白天一线现场组织，晚上汇总碰头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保证了重建工作迅速启动、加快推进。目前，建设进度顺利，可于2012年1月中旬完成主体工程。“两违”清理启动后，我们以敢于较真、敢于碰硬的工作作风，抽调除重建指挥部成员外的精锐力量，统一把会议室设置为“两违清理”办公室，并专题召开所有“两违户”户主参加的动员大会，全天候、大力度开展工作。目前，完成了50多户外业测绘、20多户的建档处理工作，全镇203户“两违”户处理方式全部明确，2012年3月底前可全面完成我镇“两违”清理。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我们积极配合同济大学专家，实地考察，科学规划，沙河城镇规划即将出台。同时，我们主动谋划以食用油加工、商贸流通、就地劳务等为重点的城镇产业发展，全力增强城镇辐射能力。在扶贫连片开发中，我们主动思谋，提前行动，自主编制了沙河镇2012年扶贫连片开发初步规划报有关领导、部门参考审定，与县交通局协调，提前启动实施红四呼儿垭至红光村石板垭环线公路硬化，力争春节前通车；聚居点建设、产业发展的前期工作也相继提前

启动。

三、台账管理，跟踪问效保目标

为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完成，镇党委、政府对各项工作实行台账管理，分项奖惩。对每位镇干部负责的重点工作、日常工作和交办任务，由党政办统一建立台账，明确目标要求，限时办理，跟踪督办进度，逐项完成交账销号，分项打分量化，每月兑现奖惩，年终汇总考核。为强化干部深入一线服务基层群众能力，镇党委推行干部干部驻村到点、问题解决到人的方法。镇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划片挂联农村，镇干部专人驻村，挂片联村领导每月到村工作不少于5天，驻村干部每月到村工作不少于15天。深入开展下访活动，镇党委统一制作《沙河镇党员干部下访寻问题、助民解难题记录本》，要求每位镇干部对下访受理群众的问题登记在册、及时办理，每月到党政办验章确认，力争把问题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到人头。

四、火线检验，破难创新重实效。

镇党委、政府要求全镇干部清醒认识沙河镇面临的扶贫连片开发、重点镇建设、城乡统筹等一系列发展机遇，主动对接机遇，勇于担当负责，转变作风、解放思想、加油鼓劲、较真碰硬，实现重点工作有效突破，并

努力在工作中检验作风。一是在重点工作中检验执行能力。镇党委、政府对9.16洪灾恢复重建、聚居点建设、“两违”清理、扶贫开发等当前重点工作逐项明确分工，确定每项重点工作由一名领导主抓，相关人员负责落实。在跟踪督办、台账管理的基础上，细化量化，以完成效果检验执行能力。对工作不在状态、作风漂浮、疲沓拖拉、跟不上节奏，重点工作落实效果不佳等重点工作中的问题，逐一解剖，限期整改，用有效的执行能力推动重点工作落实。二是在业务工作中检验责任心态。组织镇干部认真落实县委关于“白天抓重点工作、晚上抓业务工作”的要求，加班加点，见缝插针办好业务工作，用积极上进的心态、干就干好的心态，实现业务工作走在全县前列目标。三是在综合考评中检验工作水平。重点晾晒党员干部日常工作、分管工作，自查人员是否到位、责任是否落实、资料是否完善，通过逐一落实、细化的方式确保目标任务高标准完成。四是在主动落实中检验工作情谊。党委、政府明确要求全体镇村干部把主动高效落实工作作为检验战友情谊、检验工作友情的重要内容，用相互支持、共同理解、合力攻坚的战斗情谊，推动工作高质量、快节奏落实。五是在跟踪问效中检验纪律要求。镇党委、政府明确在跟踪问效、台账管理中加大力度，把经济、政治的惩戒措施贯穿督办落实的全过程。六是在追赶比较中检验工作实绩。镇党委、政府要求镇村干部积极善于学习借鉴，找准自身差距与不足，迎头赶上，实现赶超，确保主抓工作走在同行前列。

2011年12月11日

第五篇：19号赵春明等诉烟台市福山区汽车运输公司、卫德平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模版）

案例19号

赵春明等诉烟台市福山区汽车运输公司、卫德平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3年11月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 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 套牌 连带责任 裁判要点

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将机动车号牌出借他人套牌使用，或者明知他人套牌使用其机动车号牌不予制止，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与套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 基本案情

2008年11月25日5时30分许，被告林则东驾驶套牌的鲁F41703货车在同三高速公路某段行驶时，与同向行驶的被告周亚平驾驶的客车相撞，两车冲下路基，客车翻滚致车内乘客冯永菊当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货车司机林则东负主要责任，客车司机周亚平负次要责任，冯永菊不负事故责任。原告赵春明、赵某某、冯某某、侯某某分别系死者冯永菊的丈夫、儿子、父亲和母亲。

鲁F41703号牌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的货车并非肇事货车，该号牌登记货车的所有人系被告烟台市福山区汽车运输公司（以下简称福山公司），实际所有人系被告卫德平，该货车在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永安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套牌使用鲁F41703号牌的货车（肇事货车）实际所有人为被告卫广辉，林则东系卫广辉雇佣的司机。据车辆管理部门登记信息反映，鲁F41703号牌登记货车自2004年4月26日至2008年7月2日，先后15次被以损坏或灭失为由申请补领号牌和行驶证。2007年8月23日卫广辉申请补领行驶证的申请表上有福山公司的签章。事发后，福山公司曾派人到交警部门处理相关事宜。审理中，卫广辉表示，卫德平对套牌事宜知情并收取套牌费，事发后卫广辉还向卫德平借用鲁F41703号牌登记货车的保单去处理事故，保单仍在卫广辉处。

发生事故的客车的登记所有人系被告朱荣明，但该车辆几经转手，现实际所有人系周亚平，朱荣明对该客车既不支配也未从该车运营中获益。被告上海腾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飞公司）系周亚平的雇主，但事发时周亚平并非履行职务。该客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裁判结果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8日作出（2009）宝民一（民）初字第1128号民事判决：

一、被告卫广辉、林则东赔偿四原告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和律师费共计396863元；

二、被告周亚平赔偿四原告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和律师费共计170084元；

三、被告福山公司、卫德平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一项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卫广辉、林则东、周亚平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一、二项的赔偿义务互负连带责任；

四、驳回四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卫德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5日作出（2010）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135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肇事货车司机林则东负事故主要责任，而卫广辉是肇事货车的实际所有人，也是林则东的雇主，故卫广辉和林则东应就本案事故损失连带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永安保险公司承保的鲁F41703货车并非实际肇事货车，其也不知道鲁F41703机动车号牌被肇事货车套牌，故永安保险公司对本案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本案客车司机周亚平对事故负次要责任，周亚平也是该客车的实际所有人，故周亚平应对本案事故损失承担次要赔偿责任。朱荣明虽系该客车的登记所有人，但该客车已几经转手，朱荣明既不支配该车，也未从该车运营中获益，故其对本案事故不承担责任。周亚平虽受雇于腾飞公司，但本案事发时周亚平并非在为腾飞公司履行职务，故腾飞公司对本案亦不承担责任。至于承保该客车的人保公司，因死者冯永菊系车内人员，依法不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故人保公司对本案不承担责任。另，卫广辉和林则东一方、周亚平一方虽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有所不同，但车祸的发生系两方的共同侵权行为所致，故卫广辉、林则东对于周亚平的应负责任份额、周亚平对于卫广辉、林则东的应负责任份额，均应互负连带责任。

鲁F41703货车的登记所有人福山公司和实际所有人卫德平，明知卫广辉等人套用自己的机动车号牌而不予阻止，且提供方便，纵容套牌货车在公路上行驶，福山公司与卫德平的行为已属于出借机动车号牌给他人使用的情形，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机动车管理的法律规定。将机动车号牌出借他人套牌使用，将会纵容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通过套牌在道路上行驶，增加道路交通的危险性，危及公共安全。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号牌出借人同样存在过错，对于肇事的套牌车一方应负的赔偿责任，号牌出借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福山公司和卫德平应对卫广辉与林则东一方的赔偿责任份额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