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瞭望刊文评微博与宜黄事件关系
瞭望刊文评微博与宜黄事件关系：微博渐为舆论中心
2010年11月08日 10:39瞭望新闻周刊【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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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渐成突发事件的传播舆论中心，其裂变式的传播带来了管理新难题 今年以来，百字微博一次次引爆热点，掀起阵阵冲击波。
微博，到底是博主们编织的温暖“围脖”，还是个别政府官员斥之为的憋气“围脖”？从当年的BBS、博客，到今天的微博，每一次新的互联网应用在得到大多数网民的追捧、一呼百应之际，也会引来某些官员们的摇头叹气、束手无策或熟视无睹。
在新媒体运用更加敏捷、广泛的今天，如何对待、应用微博以及下一个最新的互联网应用，也对相关部门的决策、沟通、处置能力提出新的考验。
两场直播见证微博威力
被称为“女厕攻防战”的微博直播，是今年以来国内微博最吸引眼球、威力显现最突出、影响最始料未及的事件。
今年9月10日，江西宜黄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到钟如九家就拆迁问题做工作，结果引发钟母等人“自焚”，导致两人严重烧伤、一人死亡。据称钟家是当地此次拆迁工作的最后一户未拆民房，政府部门已上门做工作70多次。但因就自焚事件迁拆户和政府双方说法不一，再加上现场中立证人和证据不足，自焚事件调查一直未果。
因各地拆迁纠纷不断，宜黄事件最初并未在网上形成热点。然而，在该事件始末尚未完全清晰的情况下，相继发生的两次微博直播，直接推动宜黄事件升级甚至转向。
9月16日，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姐妹欲赴京接受媒体采访，在机场被原县委书记邱建国等工作人员劝堵，最后躲进厕所。有媒体记者根据钟如九打来的电话和拍摄的手机图片，以“女厕攻防战”为题进行了持续40分钟的微博直播，直至两姐妹离开机场。这次直播引发大量“脖友”“围观”，使宜黄事件在网上急剧升温，大批记者、学者、律师、其他拆迁户和网民纷纷转发、回复，声援钟如九，声讨围堵行为。
钟如九发现“围观也是力量”后，于9月17日开通微博，至今共发两百多条微博，粉丝3万多人。9月18日自焚者中有一人死亡。为避免家属闹事，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带人欲将遗体送回宜黄，遇到家属阻拦。钟如九用手机发起第二场微博直播，内容包括抢尸、被软禁、手机被没收等。在手机被没收期间，其在北京的哥哥用她的微博账号继续发博。第二次“直播”在钟如九微博粉丝的不断转发下，网上放大效应凸显，并加速了宜黄事件责任处置。9月18日，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10月10日两人被宣布免职。这是国务院今年5月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后，第一起集中问责地方相关干部的拆迁事件。江西财经大学传播学教授王玉琦说，如此严厉的问责尚无先例，很大程度上是微博与媒体的力量所致。
此后，钟如九继续利用自己的微博，公布母亲、姐姐的病情。9月26日晚8点23分，她发了一条求助微博，称母亲情况非常危急，亟需寻找烧伤专家。这条求助微博当晚就被转发13184次，评论3034条，脖友们很快从围观走向行动，转发者中不乏影视明星姚晨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等知名人物。热心“脖友”开始分头寻找专家、安排转院、联系机场，上演了一场24小时微博接力大救援。第二天早晨，她们就得以搭乘飞机转入北京304医院。目前伤者已先后接受了三次植皮手术，陆续有网民通过微博问候或直接去医院看望伤者。
“平民化、圈群化、个性化”的微博特性
宜黄事件既验证了微博的力量，又使微博用户和粉丝进一步扩充。
微博，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以及其他客户端使用微博，以140个汉字的容量发布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支持文字、视频、图片、音频的发布。最早也是目前最著名的微博是美国的Twitter，目前其在全球至少拥有7500万注册用户。
“随时随地发布你身边的新鲜事”——这是新浪微博的广告语。2009年8月，新浪推出了国内门户网站中第一家微博，主打名人微博，依靠名人效应迅速拥有了大量用户。在新浪之前，饭否、嘀咕等国内一些创业型公司也曾追随twitter，拥有一些年轻用户。但经过一段时间运营，这几个网站或被关停或艰难维持。而新浪微博的开设，则标志着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今年以来，多家网站陆续推出微博服务，形成了微博嫁接资讯网站的微博中国特色。
据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组织万瑞数据及相关网络媒体进行的全国调查数据表明，用户平民化、年轻化是微博的一个特征。目前国内微博的用户群中企业员工和学生居多，分别占比29%和17%，18～30岁的年轻用户占了67%，63%的微博用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微博用户中有近九成是博客用户。
圈群化、个性化也是微博的明显特征。微博上的交流是以圈群为中心的，89%的人主要关注的是朋友、同学、同事、业内人士，关注的微博内容也是具有圈群性的话题、熟人朋友的动态、业内人士的观点。微博与博客等一样，满足了人们的媒体个性化需要，可以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他人共同讨论热点话题。由于博客写作对博主的文字表达水平要求更高，限制了博客的产出量，而百字微博则更适合普通大众。而可通过手机等更新微博，也打破了以往博客、论坛等的网络应用受时间、地点限制的状况，微博目前往往成为现场新闻第一报。
同时，微博还兼具自发传播的特性。据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调查，近半数的用户喜欢在微博上对有价值、有趣或有时效的信息进行转发。Twitter创始人之一埃文·威廉姆斯说：“即使是再庞大的新闻媒体，也不会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新闻记者。”
微博从起初记录自己和身边最新鲜的事情，转向记录有待解决的事情。《凤凰周刊》记者邓飞说，钟如九“不再像父辈一样以头抢地、磕头哭告、拦轿喊冤找青天，而选择了微博维权”。钟如九开通微博后立即获得了传输、放大自己声音的有效渠道。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王玉琦认为，以此为鉴，今后将有更多人选择“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
本刊记者观察发现，由于微博的圈群特性，易成为相似问题的汇集地、相似人的集合地，从而在网上网下形成一股不断扩大、凝聚的强大力量。在钟如九的微博上，钟如九及他人陆续转发了各地一些暴力强拆、抵制拆迁的热点新闻。如，北海市白虎头村的拆迁事件，宜昌“文胸女”楼顶喊叫、抗暴力拆迁事件等，一些转发和评论钟如九微博的人留言称自己也是拆迁户，表示声援支持钟家。钟如九则经常提到各地拆迁户到医院看望家人。浏览钟如九的微博可以发现，这里成为拆迁户和关注拆迁者的交流地。
微博公信力存隐忧
我国开设微博仅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微博累计活跃注册账户数将达6500万。微博客上，每个人都形成了一个“自媒体”，每个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微博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突发事件的传播舆论中心。受访专家认为，微博管理既有和论坛、博客等管理相似的共性问题，也有新的课题亟需破解。
如何确保公信力，正是规范微博发展的最大问题。
据万瑞数据联合主要网络媒体调查显示，37%的用户认为微博上的信息基本可信，6%的用户认为不太可信；96%的用户表示会通过微博了解、发布对大事件、突发事件的情况和观点。
但令人忧虑的是，一些未经核实的事件也会被网民盲目转发，易误导社会。在宜黄事件处置告一段落后，有人署名“慧昌”以宜黄政府干部的名义在网上撰文回应宜黄事件，对此网民既有指责，也有认同。但网民普遍认可其文中的这一段话：“对许多网民来说，对于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并不特别关心。当然他们也没有办法、没必要把事实真相弄得那么清，他们关注事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心理折射和情绪渲泄。”猫扑网一位网友就拆迁事件发帖说，网上内容总是有意无意地向针对不利当地政府的方面引导，对政府有利的内容不写不说。要让透明、真实、理性、全面的信息和观点成为微博的主流，就必须依靠公信力建设。然而，中国互联网的公信力建设既是近年来网络管理的重点，也是难点，仅靠网络实名制也非治本之道。
还有专家指出，记者、专家的微博往往被认为具有公信力，但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可以发现，一些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人所发布的微博也存在并未核实的情况，误导了网民，助长了不满情绪。
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副会长闵大洪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说，要使微博对社会有益，要依赖传播节点上的人，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道德水准和辨别力。王玉琦认为，尽管“微博上人人都是记者”，但如果有一批公信力强的微博忠于事实、疏导情绪，网上舆情管理就主动多了。
然而，微博裂变式的传播带来了管理难题。微博传播不是点对点、点对面的传播，而是裂变式的广泛传播，一个人的微博可以被其“粉丝”转发、再被“粉丝”的“粉丝”转发，不断蔓延。新浪试验表明，一条微博在半天之内可以传到国内各地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使得微博管理比其他网络应用更为困难。
当微博日益成为突发事件传播舆论中心时，亦对政府部门依法处置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新媒体运用能力提出挑战。
在宜黄事件中，拆迁户单方面的声音完全占领网上舆论。对此，地产界名人任志强说，“从微博的碎片式信息中，无法了解全部的情况与事实的真相，但如果微博中已经有这么多的转发与评论，为什么没有官方的发言人来澄清事实的本来面目呢？”潘石屹则回应认为：“宜黄官员应该早开微博。”
江西省一位基层干部私下里说，在微博面前政府官员有点像“弱势群体”，不会说话了。应该看到，微博对于畅通民意渠道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在对其加强监管的同时，切不可因噎废食。最重要的是，更多的官方需要把有限的精力从“删帖删博”转移到树立起自己的网上意见领袖上来。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微博正是一个范例，其力争做到重大事件主动、及时、公开对全体网民发布。同样的实践再如公安系统微博等。而新华社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推出的记者两会微博，也是媒体的一次有益探索。（记者刘菁 李兴文）
第二篇：浅谈微博传播对网络舆论的影响—以宜黄强拆事件为例
2010年全国新闻学子优秀论文征集
浅谈微博传播对网络舆论的影响
—以宜黄强拆事件为例
作者简介: 姓名：吴文苑 指导老师：包鹏程
就学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新闻学 TEL:*** 收信地址：合肥市经开区九龙路111号安大新区新闻传播学院100号信箱2010级研究生吴文苑收 电子邮箱：2006wuwenyuan@163.com 浅谈微博传播对网络舆论的影响
—以宜黄强拆事件为例
摘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舆论出现、发展并在舆论界中牢牢站稳了一席之地。随着网上不同的传播渠道的出现，它们各自不同的传播特性给网络舆论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新变化。作为新兴传播工具，微博在近段时间不断成就一个个热点话题，它的出现对网络舆论有着怎样的影响，已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试从网络舆论形成和发展不同阶段及影响来探讨微博传播带来的影响。
关键字 微博 网络舆论 影响
《2010年中国公民的网络表达与公共管理分析研究报告》指出，随着新媒体发展，互联网已成为中国公民表达诉求，抒发意见，监督权力，建言献策的重要途径。网络舆论已达到任何机构都无法忽视的地步。近年来发生的诸如厦门PX事件、七十码事件等都体现了网络舆论的巨大监督作用。
2010年9月10日，江西宜黄县因拆迁引发一起自焚事件，因在此前已发生多起类似拆迁自焚事件，所以起初并未引起舆论关注。但后来，一种新兴媒体形态的介入使得宜黄事件的传播效应不断放大，当事人的维权行动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帮助。这种新兴媒体形态就是微博。微博在2008年开始在我国加速发展，大量微博网站纷纷出现，比方说新浪微博。在宜黄事件中，微博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记者邓飞微博直播“女厕攻防战”，当事人之一钟如九开微博使外界在第一时间了解宜黄事件的进展，潘石屹等网友致力于微博“网聚” 传播等等。结果，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率队拆迁的常务副县长被免职，被网友们认为是微博的维权力量开始发酵，由此引发对微博的舆论影响力的讨论。
纵观宜黄事件，从知名记者利用微博来直播，到当事人自己开微博发布第一手讯息，再到众微博博友围观、力撑、呼吁，用舆论压力迫使事态转向，“微博维权”为现代信息社会公民权利抗争开辟了一条新路，本质上是公民基于表达权、知情权，所采取的披露信息、影响舆论的一种方式。可见，微博已成为发布信息和发表言论的重要途径，在网络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微博的加入究竟对网络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试从网络舆论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影响对此进行分析。
一、萌芽期——与手机媒体相结合
微博与手机相结合，创新了原有的网络传播方式，使微博的4A的特色（Anytime，Anywhere，Anyone，Anything）更加突出，且因其渠道透明化具有独特优势：信息保持原生态，理解偏差减小。
宜黄事件里，钟如九通过手机用微博发布了信息，几乎可以说不受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甚至在她被政府控制后，其远在北京的兄长也利用她的微博账号，继续发布信息。任何人只要有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发布微博。微博字数少，几乎可以随写随发，还可以加入图片，音频和视频。而微博舆论传播圈也因此具有平民准入原则，削弱甚至消解了中心话语权。手机终端的便捷性，加上实现了实时搜索，使得利用微博网络直播成为极为简便的事情，而阅读微博者也同样可以随时通过手机阅读信息，发表言论。
据互联网监测研究机构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预测：截至2011年底，中国互联网不重复的微博独立用户数将达1亿。该机构的调查称，近四成微博用户用手机访问微博。微博与手机相结合，是对网络交互行为的一种延伸。微博用户可通过手机，随时随地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无论走到哪儿，微博用户都可以一直保持移动在线状态，能即时了解事件动态，阅读别人对事件的评价，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借助手机媒体成为即时的报道者，对亲历或亲眼目睹的事情及时进行简洁的报道，并有可能超过传统媒体报道速度和广度。这可以丰富舆论参与者对现实的把握和对意见的表达。
微博上信息传播速度快、扩张范围广也与手机有关。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微博作为一个跨媒体的传播工具，用户通过网络和手机能够在数小时，甚至是几分钟内就能将新闻事件会播发出去。所以，微博的用户只要在事件的现场，就能够随时对现场情况进行直播。
二、扩散期——关注和转发的核裂变式传播
在浏览他人微博时，只要点关注，就成为了该用户的关注者，或者说是粉丝。当事者发布的信息可以被关注者第一时间看到，转发的信息又会被关注者的粉丝看到，形成辐射传播，舆情遍地涌动的局面。微博这种传播使得舆情实现强扩散。在宜黄事件中，钟如九的微博内容被海量转发，很多人鼓励钟家人，并呼吁宜黄官方立即放人，就连地产大佬潘石屹、任志强也用微博加入围观、呼吁的网民大军，而他们本身就有很多粉丝，他们用自己的影响力将传播范围不断扩大。
一个微博用户发表的内容可以即时被关注者或好友看到并转发，而每个转发者的好友或关注者又可以看到被转发的内容，因此，微博里信息的扩散不再是一对一的传递或一对多的传播，而成为一乘以多再乘以多的核裂变式传播，这种即时快速膨胀的传播方式有着其他传媒难以比拟的扩散优势和传播效能。
具体说来，在微博使用中，只要对某用户加关注，即表示你愿意接受其即时更新信息。甲发布信息后，对甲加了关注的粉丝们都可以实时接收信息。如果粉丝乙觉得这条微博不错，他可以点击转发，这条信立即同步到乙的微博里，同时，乙的粉丝们都可以实时接收信息，同样会按照这种方式进行信息传，然后循环往复，实现极速传播。这种传播形态的传播速度之迅捷，方式之便利，远非以往的媒介所能比拟。在宜黄事件中，对钟如九关注的名人们，就利用自己的关注度增加了众人对宜黄事件的关注量。
三、成熟——微博领袖的整合与推波助澜
有关宜黄事件的报道中指出，刘长的求助信息在微博发布后，原本没什么关注度。经网络意见领袖慕容雪村转发了之后，转发开始以几何级数增加。不到一个小时，这条微博已被转载近千次，到当天上午，这条微博已被转发2700多次，并获得了超过1000条评论。由于微博的即时性，令亿万网民有身临其境之感，互联网已经炸开锅。网友不停地转发微博，甚至给带队堵人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的手机发短信。之后腾讯微博将正在进行的机场“女厕门”事件推到了微博页面的首页，产生更广阔的影响力和主流意见。
前面讲到，虽然每个博友因其粉丝数量而影响力相差很大，但一经引起众博友关注，尤其是知名博友关注，信息就会像病毒一样海量传播出去。这点其实和第三点是重合的。网上意见领袖的引导，直接改变了网络关注的焦点，动员起了网民们的关注。随后，大批网民转发信息、呼吁，形成强大舆论。微博舆论领袖的影响不仅在传播数量——舆论形成的标度包括舆论量度和聚议量，还在于信息和评价的质量——权威意见的出现。大量的言论环绕权威意见出现循环，逐渐有序化，形成主导舆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舆论领袖的重要言论把局部意见聚合为整体，提出指导性见解。主流意见被坚持不懈地扩散，形成舆论声势，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形成观念的合力。
尼尔·波兹曼认为，与其说媒介即信息，不如说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
有力的暗示来定义这个世界。”一种信息传播新方式带来的影响并非只有它传递的内容，更大的意义在于，它重构了传播速度，信息来源，传播数量以及信息存在的语境，从而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影响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四、影响——半实名制与微博圈
基于前三点，微博传播的特性对舆传播的帮助和引导作用明显，对网络舆论正面影响的壮大十分有益，在这第四点里则主要阐述对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遏制。
网络有海量信息的优势，但同时也有信息过载的问题：海量言论并不被引起注意，成了“聋子式”言论。波兹曼曾引用过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著名诗句“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用这句来描述我们面对的现实环境很贴切：在信息的海洋里，我们看似拥有数不胜数的大量信息，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分析说来，网络舆论有两大缺陷：一是缺乏思想深度，权威性不足，监督力度和效果随之降低。二是把关人相对缺失，匿名口水贴泛滥。言论不负责任，甚至有网络暴力。微博从某些方面来说对这两大缺陷进行了弥补。
首先，微博圈的积极作用不容小觑。微博上的传播是一种基于社交的人际网络传播，这种人际网络大致分两种，一是原有人际关系网在微博上的延伸；一是兴趣相投有着共同信息需求而产生的人际关系，比如同样热爱曲棍球的人聚到一起讨论，他们有共同话题。所以，微博用户通常关注的是他的朋友、熟悉的人，发烧友，或者是名人，因此微博就像一个实名制博客，而信息的选择完全由用户主导，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他认为可信的或者相对熟悉的人发布的信息，并进行转发，从而形成关注热点，而这些信息的可信度相对高些。除了普通用户在微博上发布突发事件、记录生活，更有不少名人还在微博上发布自己的信息。2009年9月，李开复通过新浪微博最先对外公布了自己辞去Google职务的消息。在网络实名制尚未建立的大环境下，相较于网络媒体和网络论坛发布的匿名信息，微博在信息的来源上更为可靠。
其次，在微博转发的过程中，网民其实已经做到了对信息的筛选工作，有些类似行使了把关人的职责。他们一般转发的都是自己感兴趣并且判断为真实的，这些信息有可能是微博主高度关注的新闻，也有可能是他人对某件事情恰如其分的评价。而且转发使得微博传播范围渐广，多样信息的碰撞有助于实现宏观意义上的信息真实，即以多信源的宏观竞争机制消解单一信源的不确定或失真。信息传播过程实际上也是博客过滤的过程。而信息一旦被认定为失实的，微博会迅速进行自我修正，真实信息会取代失实信息。这种自我修正机制也恰恰是微博的一大特色。
当然，作为网络组成部分之一的微博也存在各种问题，它同样继承了网络传播的各种缺陷，包括上述所讲的真实性问题和信息海量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微博传播对网络舆论负面影响也只是一定范围内的小的纠正，还有大量问题及其可行性措施需要我们来探索。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12页
参考文献
[1]刘津.博客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邵培仁.媒介舆论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3]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许卓.微博客的传播优势及发展前景探析[J].今传媒，2010.[5]微博对网络舆论生成模式的影[EB/OL].http://2010-02-12.响，
第三篇：2018-7-19商会模式与政府及企业关系微评
商会模式与政府及企业关系
认真阅读《商会-政府和企业的有力助手》一文，深受启发。现在就商会模式与政府及企业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商会不是政府附属的行政组织，而是工商界自我协调、管理和服务的自律组织。政府依靠它，可以摆脱大量不必管、不便管和管不好的工作;企业依靠它可以加强企业之间和行业之间交流与合作，密切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企业的意见和要求，解决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商会组织当好会员企业的“保姆”，为会员企业提供信息、法律、融资、技术和人才等方面服务，促进企业加快发展。这是中国目前关于商会模式与政府及企业关系的最佳选择。
现在我们来了解世界各国商会不同类型的运作模式及可资借鉴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能够有利于商会管理模式的选择。世界各国的商会从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看，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模式：第一类：大陆模式，也称与政府合作型，主要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与德国。因其首先诞生在法国因而也称为法国模式。第二类：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称市场主导型模式或英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公共机构对民间经济团体历来较少干预。第三类：混合模式。
法国商会模式的职能及作用：（1）应政府要求提供关于工业和商业发展概况及问题。（2）提出为繁荣工商业而采取措施的见解。（3）负责监管公共工程施工和服务业管理。（4）关于商业惯例规则，应征求商会的意见。（5）商会可以同政府各部部长直接对话。（6）商会可以就国家商业和工业利益与其他商会及管辖区内政府部门直接对话，并通过商会主席的斡旋，就商会职权范围内、又涉及到其他商会管辖区的问题达成谅解。（7）关于在商会管辖区内是否需建立商品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劳资调解委员会、大型综合商店和批发销售中心，应征求商会意见。（8）关于征收商会管辖区的运输部门费用的税金，应征求商会意见。（9）适用于特别法令或规则提出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在管辖区进行公共工程的必要性，以及就支付这些工程征收的税金或通行税，征求商会的意见。（10）商会可以就下列问题主动发表看法，商业、海关和经济法规的修改意见；海关税费；相关的运输部门的费率和规划；行政部门批准设在管辖区的自由贸易场所费率和规则。
法国商会同其他国家商会一样，具有协调职能：一是协调地方商会与全国性商会关系。二是协调商会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三是协调各类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专业性与综合性商会的关系，各地区商会的关系等。四是协调各种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五是协调工商业与社区的关系。六是协调商会与政党团体之间的关系。
法国商会还有一项独特服务职能，就是参与兴建、管理公共设施，为广大工商业者提供相应服务。能直接集资、投资建设一些大型项目。能代表国家管理公共设施，如马赛工商会管理两个机场和两个港口。美国商会的职能侧重于：（1）国际业务（与美国和世界各国商界及政府合作，从事调查和提出有关美国商业的重要问题）。（2）立法业务（代表会员利益，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制定）。（3）政治活动（积极参与美国政治活动，协助民间企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从事竞选，协助当选议员提出涉及商界利益的重要问题）。（4）司法活动（通过其下属的全国商会诉讼服务中心，在联邦法院和立法机构中，代表美国商界表达有关公众政策的立场）。（5）企业自律。美国市场得以有序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依靠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自律作用。（6）为中小企业服务。提供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7）协调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行业组织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关系。
香港总商会拥有3000多家工商界公司会员。总商会的首要功能是代表全体会员向香港政府、社会各界和世界各国争取权益，香港总商会和港府高层官员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立法局拥有一个功能席位，通过这一机制，总商会可以向政府和社会各界反映全体会员的意愿。港府当局在制定法例过程中会咨询商会意见。港府当局还授权香港总商会通过其辖下的7个分区办事处签发产地来源证和国际临时进口免税特许证。
第四篇：社交媒体与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以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为例.
社交媒体与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以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为例
卢家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讲师，博士，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比较新闻法研究所研究员
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2011年的学生微博自荐参选人大代表事件来看，以微博、社交网站和即摘时通讯工具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使政治信息的传播从单向发展为多维，政要： 治参与从动员转变为自主，推动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范式从单向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型。同时，社交媒体还通过多元信息的传播和对公共领域的建设与扩张，促进了青少年对公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关键词：社交媒体/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微博自荐参选/公民身份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1]。它既是一个社会内政治取向和社会模式的学习、融合、传播、继承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它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个体社会成员来说，政治社会化就是个体逐步学会社会或群体成员所具备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及政治行为的过程。如果个体不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过程，他就会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不适应现象，出现不健康心理。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如果人们对它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厌恶、反对，它就失去了权威性，人们就会产生政治不服从行为，从而使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2]。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它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其中，青少年阶段是整个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时期[3]，这个时期所接受的政治理念、形成的政治态度将对其以后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行为、乃至整个人生发生重要影响。
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各类途径当中，媒体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国内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传统的大众媒体能通过大规模报道和强化宣传，在引导社会政治心理和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但由于其从上到下的信息灌输倾向容易导致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和政治冷漠[4]；新兴的第一代网络媒体以其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扩大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但对主流政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造成了冲击[5]。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又出现了一种基于网络技术的全新媒体形式——社交媒体。这种媒体以微博、社交网站和即时通讯工具(如QQ、MSN)等为代表，是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它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和很高的参与度。社交媒体较少自上而下的控制，属于用户自己生产内容的媒体，其生产者就是消费者，人人均可自由制作、表达和出版。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5.13亿，其中10-29岁的青少年网民占56.5%，并且近半数网民在使用微博和社交网站[6]。毫无疑问，这种媒体和以往出现的所有媒体一样，都会对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微博和社交网站等对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究竟有何影响？对此，目前尚无专门研究。本文即是以此作为研究内容，运用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的质化研究方法，展开探讨。
二、案例：学生微博自荐参选事件
从2011年5月开始，微博上相继出现了公民个人独立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新事。在五岳散人、李承鹏、梁树新、夏商等微博名人纷纷在各自城市宣布参选之后，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武汉还涌现出了大学生和高中生身份的独立候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微博发声，表示将在所在城市人大换届选举中，参选区级人大代表。
2011年5月，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学生蒋凯开通微博，在网上宣布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他将初步的参选纲领通过挂号信发给了长兴县人大常委会。蒋凯称这样做主要是基于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政治大事中来，想通过参选人大代表这个举动来唤醒更多人的公民权利意识。他说：“真正的人大代表应当汇聚民意，汇集民智，要有充分的公共代表性”[7]。
5月30日，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专业学生黄辉善在自己的微博上宣布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之后，很快获得了89名推荐人的支持。8月初，他走访学生宿舍和广药、华师的教学区，通过实地考察搜集选区内各方面的民生问题和意见，整理成稿发放到网络上。黄辉善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选举和人大代表。在未能成为正式候选人之后，他以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黄辉善最终在华南师大选区中得了230票[8]。
6月初，广东商学院大三学生胡文浩在新浪微博上宣布竞选珠海香洲区人大代表，并在网上公布了个人信息以及财产状况等资料，引发网友热议。对于参选目的，他在微博上表示：“我毫不掩饰自己参选的全部目的，即深入选民，让他们相信自己的一票将能改变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9]。
6月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学生叶瑞立，在微博上宣布以“联合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方式参选广州市白云区人大代表，希望为广大同学争取权利。在宣布参选后，他征集了1000个签名，上交了“联名推荐表”，印制了宣传单、海报和关于人大代表选举的书面材料。在9月8日的投票日，未能成为正式候选人的叶瑞立仍然得到了805票。在北京市基层人大选举期间，叶瑞立还每天留意各选区的最新动态，并且协助他们在网上“奔走呼号”。北京化工大学的李昊辰在10月16日晚上宣布要参选该校的人大代表，不到一个小时，叶瑞立便转发了该微博，并大赞“很好！选个同学做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的张诗羽因参选而使其微博被屏蔽，他又联合其他朋友，帮她转发参选的最新情况[10]。深圳高级中学学生刘若曦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宣布参选时尚未满18岁。他称这是他的理想，是送给自己即将到来的18岁的礼物。面对记者的采访，刘若曦称作出这个决定，并非心血来潮，事前征询过父母的意见，还去图书馆了解有关选举的法律知识及参选程序。他说：“我只是想唤醒大家的权利意识、投票意识，用好你手中的选票，不一定是要投给我，可以投给你心仪的代表”。对于未来，刘若曦表示，如果当选，作为学生代表，他会对教育改革、市政管理等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11]。
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轻的参选人最终都未能成为正式的候选人，即使坚持到最后的参选者也是铩羽而归。但是，他们通过微博参选的行为却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微博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体现。
三、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范式的转型
在中国，传统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主要是通过提供连续而一致信息的家庭、学校、大众媒体和单位等实施的单向度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是现实环境中的“真实社会化”；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第一代网络媒体诞生和发展，初步打破了传统政治社会化的一元范式，这种社会化是虚拟环境中的“虚拟社会化”。在web2.0技术的推动下，以微博、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第二代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实现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融，让“真实社会化”和“虚拟社会化”合二为一，社交媒体由此推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范式从单向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型。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这种社会化范式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治信息的传播从单向转变为多维，政治参与从动员向自发演变。1.政治信息的传播：从单向到多维
从根本上说，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就是政治信息的传播过程。不论是社会个体学习、接受政治知识，还是政治体系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念与价值，都是政治信息的传播。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社会化过程中政治信息的传播模式。
在传统媒体时代，政治信息的传播普遍是纵向、一维的。政治体系既是信息的掌握者，又是信息的发布者和把关者，政治信息主要是从社会化的实施机构流向社会个体。社会化方式主要是通过明示性的“系统正规的教育”和暗示性的强制惩罚进行政治知识、政治价值的灌输与引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主导范式。并且，在中国，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在党性原则和宣传纪律的严格要求下，大众传媒在政治信息的传播上和学校、单位等官方的社会化机构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虽然说在理论上社会个体在接收政治信息的过程中存在着选择性接收机制，但是实践中所有社会化机构连续、一贯的一元信息传播使选择性接收机制并未发挥效用。与此相比，网络新媒体的诞生，减弱了信息控制，打开了政治信息单向传播的缺口。特别是微博、社交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等社交媒体出现以后，传统的信息把关基本失效，传统的社会化机构家庭、学校、单位和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一致性被完全打破，政治信息的传播开始从纵向单维转向横向多维。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在社交媒体中，蒋凯、叶瑞立、黄辉善、张诗羽等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传播内容是用户自己生产的，同时他们又是这些内容的接收者和消费者。不论是这些学生参选者关注和转发其他大学生参选的信息，还是关注和转发社会名人参选人大代表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流动都是横向的。政府很难沿用传统的管制方法有效约束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中，参选者和参选者之间、参选者和非参选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都是横向多维的，是一种各类兴趣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心理共同体或熟人共同体等之间的交流。信息随着这些新型共同体的聚合和裂变而流动。学生参选人叶瑞立在接受访问时说：“实际上，各地大学生在参选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心理共同体，他们互相支持和鼓励，甚至互相帮忙在线上宣传”[12]。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大学的张诗羽同学因参选而使其微博被屏蔽时，叶瑞立联合其他朋友，帮她转发了参选的最新情况。并且，网站也无法让她在QQ和人人网上保持沉默，张诗羽很快在自己的微博“简介”中宣称，她是“被新浪屏蔽，从来没有自删微博自宫练功”[13]。当然，纵向传播在微博中依然存在，但是相对于横向传播而言，有些式微。虽然不少政府机构和官员都开设了政务微博，但基本上未能有效利用社交媒体这种全新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在2011年的人大代表选举期间，新浪微博上只出现广东佛山桂城夏西村委会为换届选举所设的“桂城夏西”的微博，将换届选举的内容，包括选举方式、流程、进展等予以公开，目的是让村民和外界充分了解夏西的换届选举情况，保障信息对称[14]。
此外，从时空范畴来看，在社交媒体环境中，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也完全突破了单向主导的范式。在传统社会条件下，青少年只能按照政治社会化机构的安排有序地完成其政治社会化过程，其所经历的时间较长，物理空间有限[15]。但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中，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时间历程明显变短，以往明确的时间分期出现聚缩；在空间上，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跨越物理空间限制，从“现实世界”走向“现实与虚拟交融的世界”，“点对点”、“点对面”的纵向政治交流转变为“点对面”、“面对面”和立体全方位的政治传播。
2.政治参与：从动员到自发
社交媒体不仅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模式，而且使青少年的政治参与方式从传统的社会动员转变为个体自发参与。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各级政府重管理而轻服务，政治文化反对多样而谋求划一，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体现为政治教化。在这种政治结构之下，青少年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极其有限，为了逃避麻烦和不必要的惩罚，青少年和广大社会公众普遍对政治参与保持消极态度。正因如此，以往青少年的政治参与经常需要政府的动员，是一种动员式政治参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则让从动员型政治参与向自主型政治参与转变。社交媒体出现以后，微博、社交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等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不对称，为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创建了便捷、互动的参与平台。社交媒体之中的“关注”、“粉丝”、“转发”和“群组”等，都是基于共同的兴趣、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新型参与结构，这种结构与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和同辈群体的日常交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利益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随着信息运动速度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开始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16]。同时，社交媒体的传播几乎没有成本，使用方法极为便利，激发了青少年的参与热情，使广大青少年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升。弗拉基米尔·安德烈延科夫、约翰·罗宾逊和尼古拉·波波夫三人通过研究发现，除了父母和同辈群体的影响，使用新闻媒体的频率与政治参与的积极程度密切相关，高频率的使用新闻媒体会激发青少年的政治参与热情[17]。
在2011年的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中，叶瑞立、黄辉善等所有学生参选者，都不是在政府的动员下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他们通过微博自荐参选完全是一种自发、自主的行为。基层政府和选区不仅没有鼓励和动员学生自荐参选(只是鼓励学生为指定的候选人投票)，反而出于管理的惯性对参选者施加了一定的压力。面对压力，学生参选者基本上都未能成为正式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所有参选者仍然以“另选他人”的方式走完了此次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之路。对此，学生参选者叶瑞立在接受访谈时说：“通过微博参选完全是自己的决定，并没有受其他人的影响，当时只是想通过行动为广大同学争取权利”[18]。黄辉善在访谈过程中表示：“在微博上宣布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只是自己的想法，并不是受他人鼓励”[19]。学生参选人蒋凯也说：“我开通微博，在网上宣布参选。主要是基于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政治大事中来”[20]。同样，在微博上关注他们的“粉丝”们(其中不少人是他们的同学和朋友)，完全都是自主自愿的。他们通过加“关注”、发“私信”以及“评论”和“转发”等形式参与了这次微博事件。在选举过程中，最初签名支持学生参选人(其中叶瑞立获得了1000个选民的签名支持)和后来为他们投票的同学(为张诗羽投票的有3186人，为叶瑞立投票的有805人，为黄辉善投票的有230人)，也均是完全自主的。从该事件来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将围观政治、参与政治讨论和参与政治选举看作是一种不可让与的权利，甚至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容逃避的责任，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不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动员参与，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主参与。
四、公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
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不仅是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模式的学习过程，也是公民身份认同与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是政治态度和行为模式形成的前提。“你是谁”决定你如何定义你的利益、如何界定你与周遭世界的关系，进而决定了你在政治世界中的态度和行为。正如意大利政治学者阿莱桑德罗·皮佐尔诺所言：“为了他可以确定什么是他的利益，能够计算成本与收益，能动主体应当通过加入统一的集体来确定自己的认同。他接受这个集体的标准使他可以确定自己的利益并赋予自己的行动以价值。”这样，“政治，被理解为集体认同的生产，确定并不断再确定公民的利益”[21]。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社交媒体通过多元信息的传播和对公共领域的建设，促进青少年对公民身份产生认同、并积极建构。
1.社交媒体中的多元政治信息传播，推动青少年对公民身份产生认同 在当今社会，青少年已经把微博作为了解和认识世界、特别是获取重大事件信息的重要渠道。在作为自媒体的这种信息渠道中，用户可以直接制作或是经由第三方软件在手机上自由生产和发布信息，传统的信息把关和限制几乎形同虚设，信息的多元程度大大提高。在这些多元信息的影响下，尤其是通过对各类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的围观或讨论，广大青少年逐渐对公民这种集体身份产生了认同，认为自己作为公民应该享有法律所规定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传统政治社会化中的臣民、人民、党的儿女等身份认同迅速被颠覆。在社交媒体环境下，“个体的身份认同不再需要完全受诸如阶级、地位、性别、种族或官僚政治的管辖权等传统维度的限制。另外，他们也不受传统大众传媒形式的限制”[22]。原本对政治缺乏兴趣的青少年，通过微博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权和参与权，拥有了直接进入各种对话的手段，还可以通过真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的多方互动形成见解。这样，政治制度中的和法律范畴内的公民身份认同便经由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传播和互动交流而生。在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中，蒋凯、胡文浩、黄辉善等参选学生普遍是因为经常使用微博、接触了大量多元的信息，才对自己的公民身份产生了认同。如果排除了学校和同辈群体的影响，那么社交媒体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而实际上，社交媒体已经将同辈群体的影响融合了进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叶瑞立在访谈中称“微博加强了自己对公民身份的认同”[23]。华南师范大学学生黄辉善也说：“微博上有大量第一手信息，经常上微博，能让自己产生公民意识，从而想参与人大代表选举，体验一次真正的公民”[24]。正因如此，他们才选择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参加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黄辉善就公开宣称：“我绝对不会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这既体现了他们的规则意识，又体现了他们的权利意识。而这二者正是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2.社交媒体推动公共领域的真实建构，为青少年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提供了空间
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它位于政治权力之外，是一个与私人领域相对的独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具有理性批判意识的公民不受权力机构的干预，可以就公共事务展开自由辩论和公开批判。公共领域最早由汉娜·阿伦特提出后由尤尔根·哈贝马斯将其概念化。对所有民众开放、理性讨论和位于权力之外是公共领域的三大要素[25]。在传统媒体时代，报刊、广播和电视虽然对公共领域有一定影响和作用，但公共领域常常只是一种乌托邦，“所谓的公共领域只是一个相当程度上被权力集团和精英阶层扭曲和利用的空间。由于议程设置、媒体过滤、形形色色的非独立的意见领袖等的主导因素的存在，草根阶层的声音或者被湮没或者被压制或者被同化，即使被倾听，也是精英阶层选择的结果。这样，一个自我形成的、以批判为特征的公共领域就逐渐沦为一个机构型的、体制化的和操纵性的‘伪公共领域’”[26]。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让草根阶层开始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但只有微博、QQ和人人网等社交媒体的出现，才使得草根的意见不仅得到真正表达的机会，而且有了广泛传播的可能。就其传播特性而言，社交媒体是现有技术和社会条件下最接近公共领域这一政治目标的渠道，它对公共领域的真实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微博引领的新媒体时代，广大青少年能够在这个空间之中，通过“关注”、“转发”、“评论”、“回复”、“私信”、“分组”等，对公共政策、政治事件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做出评判，从而让参与的广大青少年很快形成了公民身份的认同、并积极建构。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自荐参选者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正是基于微博构建的一个公共空间的获得。叶瑞立在接受访谈时说：“微博成为我表明身份和宣传公民意识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微博可以了解和认识更多的公民，形成松散的群体”[27]。正因如此，自荐参选者的参选信息才得以公开和广泛传播。在社会的关注之下，他们的公民身份认同进一步得到增强，后又通过参选的实际行动建构其公民身份。例如，广东商学院大三学生胡文浩在宣布参选后，先后在微博上公示了个人财产、公开了竞选召集书并走访了选区居民；黄辉善则于8月初走访了宿舍和广药、华师的教学区，通过实地考察搜集选区内各方面的民生问题和意见，并整理成稿发放到网络上。
此外，如果从新社会运动的视角来看，此次学生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无疑是青少年通过微博形成和建构集体身份认同的一次新社会运动。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有别于传统政治解放运动(如工人运动)的新型社会运动。这种运动常常凭借现代信息技术，形成参与；参与主体可能是普通的个人或边缘群体，规模可能不大；它的目标并非主要针对政治制度本身，而是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个体或机构的行为，以及大众的价值观念；它的参与方式常常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化的，而不是通过正规的政治机构、组织进行的；它的议题常常和个人的亲身体验相关，那些表面看来是私人性质的问题，进入公共领域后就成为运动的共同议题[28]。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提出者之一的阿尔贝托·梅卢西认为，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新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任务[29]。在此次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中，社交媒体对大学生公民身份这种集体认同感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刚开始所有学生参选者形成“我们是谁”的集体认知，到后来“我们要参选”、“选个学生当代表”构建共享的意义，再到选举结束后的“我们还会参选”进一步建构属于集体的公民身份，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借助微博和即时通讯工具等实现的。作为参选者来说，目的也只是为了寻求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并不是为了挑战政治制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2011年影响最大的学生参选人叶瑞立说：“我希望通过这次参选，唤醒大家的公民意识”[30]。蒋凯也称：“我想通过参选人大代表这个举动来唤醒更多人的公民权利意识”[31]。
五、结论
不同的媒介形式对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不同。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垄断着信息传播渠道，书籍、报刊、广播和电视传播的政治信息，始终与学校、单位等官方的社会化机构保持着高度一致，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表现出单向主导和动员参与的特征，对公民身份缺乏认同。对于政治体系来说，这种政治社会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能有效地将政治文化传授给年轻一代，培养合格的政治人和接班人，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但是，从维护政治体系的长久稳固来说，这种政治社会化是不成功的。它可能造成青少年对社会的不良适应或过度适应，丧失对主导政治文化的归属感，产生反社会的倾向，甚至影响既定的社会秩序。冲突学派指出，“不成功的政治社会化造成了太多过分的社会适应或从众行为，使个体失去个性和批判精神，对于社会不合理现象听之任之，结果不利于社会的变革，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32]。与之不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减弱了传统的把关控制，使传统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开始转型。特别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第二代网络媒介——社交媒体，则突破了传统媒体时代权力机构对信息渠道的垄断，将过滤和审查降到了最低限度，基本上打破了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各类社会化机构在信息传播上的连贯和一致。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逐步形成了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并开始积极建构，社会化范式由此向多维互动和自主参与迅速转型。
总体而言，与网络论坛、新闻网站、电子邮件等第一代网络媒介类似，以微博为代表的第二代网络媒介——社交媒体，它对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作用——促进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政治观念的内化和政治文化的维续，又有潜在挑战——冲击主导的政治文化和传统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与第一代网络媒介相比，微博等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产生的双重影响更大、更深远，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对此，如果从维持政治系统的静态稳定和短期稳定的眼光来看，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冲击可能是致命的，亟需消除。但是，如果从维持政治系统长久稳定和动态稳定的视角来看，微博等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挑战实际上是完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方式的推动力，可以说是一个契机。
在当今社会，政府已经很难用捂信息的瓶盖和垄断传播渠道的方式传播主流的政治文化，对青少年实施单向主导的政治社会化了。一味地说教和灌输，很容易使青少年产生抵触、反感和对现实的批判，而青少年对政治现实的批判则常常会使个体在心理与行为上趋于极端。并且，在这个微博引领的新媒体时代，传统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也需要及时调整和完善。政治学者鲁恂·派伊指出，“政治社会化不能以太过于直接的方式，并且目的也不能太过于直接，否则会适得其反。往往是，指向公民教育的太过于直接的方式并没有效率，因为人们根据选择性原则的变化而进行的反应，使其感到有必要去抵制那些要么太不熟悉或太清晰地指向控制目的的东西”[33]。因此，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障青少年的政治参与权利和改变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才是这个转型社会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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