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信用卡诈骗罪中“经发卡银行催收”的理解与适用
信用卡诈骗罪中“经发卡银行催收”的理
解与适用
2011-07-13 来源：检察日报
皇甫长城 顾伟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要件之一。此要件又具体分为两部分，即:“经发卡银行催收”和“仍不归还”。对“经发卡银行催收”，存在不同认识。实践中有观点认为，不能仅凭发卡银行在程序上有催收行为就认定催收有效，只有确定地被持卡人收到，才是有效催收;对发卡银行的催收未到达持卡人本人的案件，不宜作犯罪处理。
笔者认为，对“经发卡银行催收”的理解和把握，既不能失之于宽，也不能过于严苛。虽然随着银行业务的完善，通常情况下发卡银行都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多次催收，但这属于银行内部的工作规范要求，不能直接将其转化为刑法上的规范要求。就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而言，在能够认定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下，只要发卡银行进行了“合理催收”，即满足了刑法要求;至于持卡人是否收到，不应影响对本罪的认定。具体分析如下:(一)“经发卡银行催收”应当是指发卡银行的“合理催收” 所谓“合理催收”，是指发卡银行为追偿持卡人欠款作出真诚努力的催收。其基本要求有三:一是催收的次数和期限应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要求，即“两高”2009年《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六条，“两次催收”和“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二是基于一般社会经验和当前技术水平，催收通常能够保证到达持卡人;三是催收的途径在合同义务要求范围之内即可，在持卡人预留联系方式变更或全部失效的情况下，无须要求发卡银行寻求预留之外的其他联系方式进行催收。理由是: 1.从要件设置的目的看。理论上通常认为，刑法设置“经发卡银行催收”要件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刑罚介入的范围。因为“恶意透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仅源自于行为人本身的不法行为，还同时与信用卡透支业务自身的经营风险密切相关，并因此区别于其他信用卡诈骗方式，故对此类行为应限制刑罚介入范围，而更多以民事、经济手段解决。如果实际办案中对发卡银行的催收不作合理性的要求，而仅需形式上有催收行为即可，就会弱化甚至架空催收行为的认定。2.从合同义务的范围看。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持卡人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真实的申请资料，并在通讯地址、职业等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书面通知发卡银行。也就是说，在发卡银行预留真实准确且有效的联系方式，是持卡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基于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发卡银行催收时，以持卡人预留的联系方式送达催收通知即可，而没有义务在合同约定范围之外单方去穷尽所有可能联系到持卡人的方式。特别是持卡人单方变更通讯地址后，发卡银行只要其按照预留联系方式进行了合理催收，即在法律上履行了本方的义务，催收不能的法律后果就应当由持卡人承担。(二)“经发卡银行催收”并不要求催收行为到达持卡人 发卡银行的合理催收，并不等于实际上必须催收“到”持卡人。只要发卡银行对催收作了真诚努力，即可视为达到了刑法规定的要求。
1.从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看。笔者认为，在明确本罪的“催收”应是“合理催收”的前提下，刑法就无需苛求发卡银行必须有“催收到”的实质结果，因为“合理催收”本身即足以达到限制刑罚介入范围的立法目的。如果法律的本意是侧重于“催收到”的实质结果，“两高”《解释》第六条就不应将“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同时作为认定“恶意透支”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依据。因为在持卡人有意“逃避银行催收”的情况下，又要求发卡银行必须催收到持卡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悖论。2.从构罪要件的关系看。不可否认，实际中有持卡人可能出于客观原因，如因搬迁或出差没有收到发卡银行账单、催收文书，或者因临时资金周转困难等，导致虽有发卡银行催收但未能及时还款。对此，有人认为，如果对“经发卡银行催收”不要求实质上有“催收信息到达”的结果，可能会不当扩大刑罚的处罚。笔者认为，该问题完全可以避免。因为根据《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并不是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充分条件，而是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相同并列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持卡人“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并不必然表示其主观上同时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否则，该《解释》就没有必要在界定“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的同时，又对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详细列举诸多其他情形。故而，在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除“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外，还要结合持卡人的其他表现判断持卡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绝不能直接以“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来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作者单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第二篇：试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催收要件的分析
试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催收要件的分析
[论文摘要]随着信用卡的持有量的不断增高，现实中利用信用卡实施诈骗的行为逐渐增多，而其中尤以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为甚。文章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催收要件的必要性、催收要件方式要素的认定以及催收要件中时间要素的认定等三个方面对催收要件进行了界定，以期实现对信用卡诈骗罪的防范和有效的打击。
[论文关键词]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罪；催收要件
为应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犯罪日趋严重的发展态势，200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关于办理妨害p第一，规定催收要件可表征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从行为人申办信用卡，银行核发信用卡之日起，行为人与银行就建立起一种借贷的民事关系，这种民事关系即便在行为人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者期限透支后银行催收之前，仍然处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其法益的侵害性尚未达到刑法调整的程度。但随着发卡银行多次的催收，经三个月的宽限期，行为人仍无归还的意愿与行为时，这种民事关系就开始发生质变。在笔者看来，“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这一要件相当于一个临界点，将民事管辖的范围与刑事管辖的范围加以区分。
第二，规定催收要件可以体现刑法的谦抑性。所谓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刑法作为最后的手段行为，它只对社会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管辖，这便是刑法的谦抑性的体现。笔者认为规定催收要件可以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可以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惩罚范围划定一个界限，只有严重者才属于刑法规制的范围，保证“刑法的惰性”。
二、对催收要件方式要素的认定
（一）现实中银行的催收方式
虽然《司法解释》规定需要“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但是其并未对银行催收的具体方式作出详细的规定。就笔者所知，各大银行在对待行为人透支不还的情况时采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商业银行面对不良贷款的催收方式有两种：银行内部自己进行催收，或者委托专门的机构进行催收。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发卡银行在催收欠款时所承受的压力都很大，加上没有明确详细的规范进行规定，在实践中银行对客户采取一些不规范甚至违法的催收行为的现象不在少数，比如有报道称某些发卡银行“信用卡催收采取软暴力手段，催收电话过于频繁，严重影响持卡人正常学习、工作、生活；信用卡催收人员言语不当、态度恶劣，催收中存在威胁、恐吓、骚扰持卡人的情况；信用卡催收不仅针对持卡人本人，还采用不规范方式向持卡人的联系人施压，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二）刑法中银行的催收方式
在司法实践中，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催收次数的认定，一般都默认以银行出具的催收记录为准。但是既然是将催收作为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作为区别持卡人罪与非罪的标准，那么就应该以刑事诉讼法中证据的标准来要求银行的出具的催收记录，应该保证其形式上的规范，保证催收的有效性。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
1.银行发出催收通知后，以持卡人收到作为有效催收的标准
在认定发卡银行是否已经进行过两次以上的催收时，一般以银行内部的催收记录作为证据，但是笔者认为银行内部催收记录应当做到尽量的规范。比如，银行在做内部的催收记录时应写明催收的具体时间、方式、内容、达成的结果等。此外，笔者认为可以以“行为人收到催收通知”作为银行完成一次有效催收的标准。这里“行为人收到催收”应作广义的解释，不局限于行为人本人收到催收通知，比如：当银行采取送达的方式进行催收时，如果行为人确实不在场的，送达的催收通知可以由与其共同居住的成年家属签署，如果其拒绝签署的，则可由在场的其他两人签署，并且在催收通知上说明情况，也视为有效的催收等。
2.除了以银行的催收通知为证据外，也应注意其他证据的补全与补正
由于在一般情况下，“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的证据都是由发卡银行出示，那么为了使所出示的证据具有说服力与可信性，就要求银行在进行催收时除了应做好本身内部的催收记录以外，也应该注意其他证据的补全，使其形成一条具有说服力的、证明力强的证据链，来证明发卡银行已尽到了自己的催收义务，对透支行为人进行过两次及其以上的催收。在其他证据的补全时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比如：有观点认为可以在银行催收时，采取电话录音，调取发卡银行与持卡人的通讯记录，以试听资料作为证据使用等方式。此外，银行所出示的催收证据并非不能推翻，应当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如果透支行为人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没有收到银行的催收，那么对于银行催收的证据就不应该采纳。
三、对催收要件中时间要素的认定
（一）两次催收之间的时间间隔
《刑法》对于银行的催收要件仅规定为“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而《司法解释》则规定“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较《刑法》的规定，《司法解释》提高了犯罪的门槛，将经银行催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款的行为人排除在外。
对于两次催收的具体时间间隔为多少，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可以参照商业银行对账单生成日的周期来计算两次催收之间的时间间隔。每月一日是银行对账日，即账单生成日，因此对账单生成的周期是一个月。”“在发生持卡人超期或者超额的情形下，发卡银行的催收也同样具有提示持卡人透支超额超期的功能，银行也可以以一个月为周期对持卡人进行催收。这样既方便银行根据正常的对账日进行对账，也有利于给与持卡人足够的时间筹款还款，减少银行的经济损失。”
笔者认为，对于银行进行两次催收的具体时间间隔不应该做过多的限制，不必规定一个具体的时间间隔，只要保证银行两次催收的时间间隔“合理”即可。这样规定在保证刑法明确性的基础上，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因此，笔者认为只需规定“发卡银行两次催收之间需存在合理的时间间隔”即可，在案件中法
官可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的因素来确定两次有效的催收之间需要具备合理的时间间隔。
（二）催收要件中“三个月”的起算点
《司法解释》就“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中“三个月”的起算点并未做出明文规定，这也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三个月”的起算点存在诸多争议。笔者认为“三个月”应从银行实施有效的第二次催收之日的第二天起算，往后推三个月的时间，理由如下：
第一，依据文理解释。《司法解释》在 “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中使用了“后”，表明“银行两次催收”与“三个月”之间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即先有“银行的两次催收”然后再有“三个月”的起算。若是《司法解释》认为“三个月”是从透支行为人应还款之日时起算的话，那么《司法解释》必然这样规定：“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或三个月仍不归还的”，而非如现在这样规定。
第二，依据实践情况。在现实中，发卡银行会对透支行为人进行多次催收。如果以银行最后一次催收之日作为“三个月”的起算点，不利于银行催收行为的实施。因为只要银行对行为人进行一次催收，那么这“三个月”的期限就往后推延一次，如果银行想要尽早追回透支行为人的欠款，那么银行在进行了两次有效的催收之后，最好就停止对行为人的催收，这样银行的第二次有效催收就成为了银行的最后一次催收，而“三个月”也从此次催收之日起算。这样的解释，一方面没有考虑银行想要追还欠款的迫切心情，迫使其在完成两次催收之后不采取任何行动，于情于理不合适；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行为人及时还款，因为没有银行的多次催收，有些行为人就意识不到还款的紧迫性，不便于透支款项的追缴。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对恶意透支性信用卡诈骗罪的催收要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评析。为了避免有学者所提到的关于催收次数与催收时间的规定过于形式化，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对催收形式进行规范化、容许透支行为人提出反证、合理的解释两次催收之间的时间间隔等方式来避免机械的正义，实现真正的正义。
第三篇：浅议监察法中谈话提醒的理解与适用
监察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对有职务违法行为但情节较轻的公职人员……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谈话提醒”。党内法规中，已多有“谈话提醒”的规定。如2016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在规定了提醒谈话和诫勉谈话的基础上，第三十一条规定，针对“干部一般性违纪问题的反映，应当及时找本人核实，谈话提醒、约谈函询，让干部把问题讲清楚”。此外，2017年试行、2019年修订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简称监督执纪规则）在谈话函询后针对问题轻微不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规定，可采取谈话提醒等措施进行线索处置。那么，针对某一情节较轻的职务违法行为，谈话提醒如何与诫勉谈话等措施区分？可否与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措施同时适用？如何与党内规定的提醒谈话等措施区分？本文拟对谈话提醒相关制度的历史沿革予以简要梳理，明确其适用条件，为准确适用提供基础。
“谈话提醒”规定的历史沿革。笔者认为，监察法中谈话提醒的规定来源于党内规定。在党内文件中，有关谈话提醒的规定出现得很早，如1998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对于群众意见较大的党员干部，要及时谈话提醒。”然而，明确要求建立谈话提醒制度的文件应是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同年发布的《关于建立和实行谈话提醒制度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要求，“谈话提醒的对象，主要是群众反映有违纪苗头和其他需要谈话提醒的党员”，谈话提醒的主要内容包括“涉及到遵守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运用权力，勤政廉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道德品质、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有关情况”。据此，可以断定，《意见》规定的“谈话提醒”主要针对的是苗头性和一般情况的提醒，并不针对违纪（哪怕是轻微违纪）的情况。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专门明确了谈话制度的内容，第三十条关于“谈话”的规定，与《意见》中谈话提醒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然而，对于苗头性问题则要求进行诫勉谈话，这样一来，等于将《意见》中的谈话提醒细分为一般性谈话和诫勉谈话。
实际上，将提醒谈话、谈话提醒以及诫勉谈话等制度进行适度区分的情况，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尤以2016年党内监督条例最为典型。其规定，提醒谈话适用于领导干部有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情况，诫勉谈话适用于轻微违纪问题的情况。而纪检部门对于一般性违纪问题的反映，要采取“谈话提醒、约谈函询”措施。这样的规定，对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以及监察法中谈话提醒的相关规定有直接影响。
“谈话提醒”适用的条件。既然监察法针对情节较轻的职务违法行为，可以采取谈话提醒等四种处置方式，那么从监察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立法沿革、目的、逻辑以及同条其他项规定的方式来看，谈话提醒应当与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谈话具有不同的含义和适用范围。而既然将诫勉谈话作为“有职务违法但情节较轻的”情况下最后一种处置结果，因此笔者认为，与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相比，诫勉谈话应为是否给予政务处分（相对应党纪处分）的分水岭，即“第一种形态”与“第二种形态”的分水岭。基于此，谈话提醒应适用于情节最为轻缓的职务违法，而批评教育、责令检查介于其和诫勉谈话之间，根据个案情况选择合适处置措施。
既然谈话提醒、诫勉谈话等四种措施均适用于“有职务违法但情节较轻的”情形，那么在个案中是择一适用，还是可以合并适用？有观点认为可同时适用于某一职务违法行为。笔者不同意此观点，原因包括：一方面，四种处置措施可否自由组合使用？考虑到这些措施即便在党内规定中也不适合自由合并使用，更不用说上升为国家法律后，上述各措施之间的概念、适用条件应该更为明晰，方可确保制度的有效执行；
合并使用则模糊了对某一职务违法行为究竟哪个是有效举措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谈话提醒、批评教育等措施合并使用，则与监察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其他部分的规定不相协调，如第二项规定，“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等政务处分决定。”针对某一职务违法行为，原则上只能给予警告、记过等一种政务处分。因此，针对某一情节较轻的职务违法行为，也应选择适用谈话提醒、诫勉谈话等一种措施。
“谈话提醒”与“提醒谈话”的区别。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对监察法相关规定进行理解和分析时，需要回溯规定的党内法规渊源及其发展，方可准确理解其核心要义。在此基础上，根据党内监督条例规定，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情况适用提醒谈话，而根据党内监督条例和监察法规定，谈话提醒（以及诫勉谈话）适用于轻微违纪或情节较轻的职务违法，由此，在“提醒谈话（无违纪）——谈话提醒、诫勉谈话等（轻微违纪/违法）——党纪/政务处分（违纪/违法）——触犯刑律”之间划定了各自的适用范围。因此，那种将《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统计指标体系（试行）》“第一种形态”指标中只提及提醒谈话而未包括谈话提醒理解为两者是同义的观点似乎是不成立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修订时要将原先苗头性问题适用诫勉谈话改为适用提醒谈话，而将诫勉谈话适用于轻微违纪的情况。如此理解谈话提醒，有助于解决因混用所导致的难题，也有助于纪法协调衔接。
第四篇：《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
《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
200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于12月16日起施行。《解释》规定了相关信用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了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法律适用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依法惩治信用卡犯罪活动，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权益，保障金融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一、制定《解释》的背景及过程
近年来，我国银行卡产业发展迅速，交易规模持续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持卡人数量最多、银行卡业务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末，我国已发行各类银行卡超过20.8亿张，银行卡特约商户147万家，POS机227万台，ATM机近20万台，银行卡消费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近34.7%。与此同时，随着信用卡业务发展和经营环境的变化，信用卡风险问题日益突出，信用卡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增多，信用卡犯罪手段不断向高科技、集团化、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一些违法犯罪分子进行信用卡虚假申请和信用卡套现等活动已发展到公开化、产业化，甚至与境内外伪卡集团及黑恶势力相勾结的程度。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侵害银行消费信贷资金和持卡人财产，并有可能对国家金融资产安全造成威胁。当前随着形势的发展，信用卡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防范和打击难度进一步加大，为了有效惩治信用卡犯罪活动，亟须对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制定司法解释。
自2008年8月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调研，就实践中依法惩治妨害信用卡管理、信用卡诈骗等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听取地方公安、检察、法院、银监等有关部门以及金融单位的意见，分别书面征求了全国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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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检察院系统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联等单位和部门的意见。召开专家论证会，听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的意见。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经反复研究修改，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200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解释》。
二、《解释》的主要内容及说明
《解释》共八条。第一条明确了伪造金融票证罪中“伪造信用卡”的认定，以及伪造信用卡犯罪行为三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第二条明确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两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以及“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认定；第三条明确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两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第四条明确了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资信证明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第五条明确了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三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以及“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认定问题；第六条明确了恶意透支，进行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三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以及“恶意透支”认定处罚的相关问题；第七条明确了使用POS机等方法进行信用卡套现行为如何定性处理；第八条是关于单位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
（一）明确了伪造金融票证罪中“伪造信用卡”的认定，以及伪造信用卡三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
《解释》第一条共分五款。第一款规定了“伪造信用卡”的行为方式。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伪造信用卡的行为方式通常包括：一是复制他人信用卡，即将他人信用卡中的信息资料复制到伪造的信用卡中，制作所谓的“克隆卡”；二是将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写入磁条介质、芯片，即将窃取、收买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的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写入磁条介质、芯片；三是其他伪造方法，如对非法获取的发卡银行的空白信用卡进行凸印、写磁制成信用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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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对于伪造信用卡行为规定的是行为犯，没有数量限制，考虑到伪造信用卡可以通过反复的写卡操作而形成不同信用卡，伪造1张信用卡即具有比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本款规定伪造信用卡1张以上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款规定了“伪造空白信用卡”的定性处理。刑法将“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未对伪造空白信用卡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为了严密法网，避免认识分歧，有必要将伪造空白信用卡明确列为伪造信用卡的行为方式之一。同时，考虑到伪造空白信用卡的社会危害性要略小于伪造信用卡，因此规定了10张的定罪数量标准。第三款规定了伪造信用卡“情节严重”的适用标准。主要从伪造信用卡数量和伪造的信用卡内金额进行认定，以伪造信用卡5张、空白信用卡50张或者卡内金额20万元作为伪造信用卡“情节严重”的标准，同时以“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其中，伪造信用卡、空白信用卡的数量标准以起刑点的5倍作为标准。伪造的信用卡内金额标准考虑到信用卡分为借记卡和贷记卡，规定了“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标准。
第四款规定了伪造信用卡“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标准。这里以“情节严重”的5倍作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
第五款规定了“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的认定方法。信用卡根据是否具有透支功能，分为借记卡和贷记卡，借记卡里记载有存款余额，贷记卡里记载有透支额度，伪造的信用卡内的存款余额、透支额度越高，则其对发卡行和持卡人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越大，社会危害性也越大。同时，由于被伪造信用卡的持卡人或持伪卡的人可能取现或者消费，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处于变动之中，因此以信用卡被伪造后发卡行记录的最高存款余额、可透支额度计算“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这样规定，有利于从严惩处此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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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两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以及“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认定
《解释》第二条共分三款。第一款解释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第一档量刑幅度中两个“数量较大”的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的规定，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有五种行为方式，其中，明知是伪造信用卡而持有、运输，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等三种行为方式没有数量的要求。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或者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的，则规定“数量较大”，才构成犯罪。因此，本款对这两种行为方式分别规定了10张以上和5张以上的数量标准。
第二款解释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第二档量刑幅度中“数量巨大”的适用标准。这里以第一档量刑幅度的10倍作为掌握的标准。分别是：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的；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0张以上的；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0张以上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10张以上的；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10张以上的。
第三款解释了“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认定。使用虚假身份证明包括违背他人意愿使用他人身份证明和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明两种情形，不包括使用虚假资信证明申请信用卡的行为。根据有关规定，申请人向银行申请信用卡时需要提交个人真实的身份证明和资信证明，身份证明是用于证明申请人主体资格的身份信息，资信证明是用于证明申请人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等信用程度的信息，资信证明不属身份证明。因此，本款中列明的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仅包括申请人申请信用卡时需要出具的身份证明，不包括资信证明。
（三）明确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两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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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第三条规定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行为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信用卡信息资料是一组有关发卡行代码、持卡人账号、密码、校验码等内容的加密电子数据，通常由发卡行在发卡时使用专用设备写入信用卡的磁条或芯片中，作为POS机、ATM机等终端机具识别合法用户的依据。实践中不同信用卡所要求的信用卡信息资料的数量是不同的，难以明确规定一个统一的适用各种信用卡业务所需要的信息资料的成套条项数量，因此，《解释》从“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和“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两个角度来界定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行为的危害程度。“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的信息资料，是指进行有磁交易（如在ATM机和POS机等终端机具上进行交易）时所需要的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的信息资料，是指进行无磁交易（如网上银行和电话支付等）时所需要的信用卡信息资料。行为人掌握涉及1张信用卡的信息资料后，只要将其写入信用卡内，即可用于提取现金或者刷卡消费，或者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无磁交易，其社会危害性与伪造1张信用卡相当。因此，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涉及信用卡数量1张以上作为该罪的起刑点。同时，参照《解释》第一条关于伪造信用卡的规定，将第二档量刑幅度掌握为第一档量刑幅度的5倍。
（四）明确了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资信证明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
《解释》第四条共分两款，规定了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资信证明材料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区分情况分别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追究刑事责任。在信用卡业务中，发卡行对申请人进行发卡审核时，资信证明是与身份证明同等重要的影响发卡行评价并最终决定是否发卡以及给予多少透支额度的关键因素。实践中已出现大量以牟利为目的，专门协助他人伪造虚假资信证明，代办信用卡的非法中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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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资信证明帮助申领信用卡的行为往往是实施信用卡套现、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前提和基础，扰乱了信用卡管理秩序，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该行为虽不属于“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但对构成犯罪的仍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和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明确了以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等方式进行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三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以及“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认定问题
《解释》第五条共分两款。第一款解释了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的三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这里“数量较大”、“数量巨大”的标准，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应规定保持一致，继续沿用5000元和5万元的标准。同时，由于此类案件涉嫌的犯罪数额大，故将不同量刑幅度掌握在10倍的标准，将“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由原来的20万元提高到50万元。
第二款解释了“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认定。本款分为四项，具体来说，第一项是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这里的使用包括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也包括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上使用，还包括在银行柜台等其他场所使用，涵盖了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的内容。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拾得他人遗留在ATM机里的信用卡并使用的；二是拾得他人的信用卡及其密码，并在ATM机上使用的；三是拾得他人的信用卡后，通过猜配密码在ATM机上使用的。第二项是骗取他人的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因为在该行为中，骗取他人信用卡不等于骗取了信用卡所记载的钱款，只有使用行为才能取得他人的财产，从而构成犯罪，这时以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行为评价其行为性质更恰当。第三项是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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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行为。由于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方式进行信用卡交易时，银行交易系统是通过对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识别来确定持卡人身份的，所以该行为具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性质。第四项是关于“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的兜底条款。
（六）明确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三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以及“恶意透支”认定处罚的相关问题
《解释》第六条共分五款。第一款解释了“恶意透支”的认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持卡人“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存在不同认识，有必要对此进行一定的限定和明确，既要控制打击面，又要便于司法机关从程序和条件上认定恶意透支。因此，该款对刑法规定的“恶意透支”中“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规定了“两次催收”和“超过3个月”两个条件。第二款解释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区分恶意透支和善意透支的主要界限。本款结合恶意透支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列举了应当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六种情形：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上述情形均表明持卡人有骗取发卡行资金的目的，应当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践中有的持卡人因短期资金周转不灵或者因客观原因，无法及时还款，这种情况下持卡人向发卡行说明情况，积极设法归还，应当认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除承担民事上的违约责任，按规定还本付息外，无须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款解释了恶意透支，进行信用卡诈骗的三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透支是信用卡的基本功能，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在实践中有时不易区分，涉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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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众多，其量刑标准应当从宽掌握。因此，对恶意透支的定罪标准规定为《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其他方式信用卡诈骗的2倍，以免打击面过大。
第四款解释了恶意透支的数额认定。由于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具有民事违约金的性质，并且不同银行对其规定的数额不同，作为恶意透支数额予以认定不合理，所以该款对此作出了排除性规定。第五款解释了在判决宣告前和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从轻处理问题。透支是信用卡的基本功能，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存在民事借贷关系，恶意透支与通常的诈骗犯罪行为有一定的区别，有必要在符合刑法规定的前提下，明确从轻处罚的事由。这里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这一情形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二是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情形符合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这样规定既有利于挽回发卡行的经济损失，又能严格控制刑事打击面。
（七）明确了使用POS机等方法进行信用卡套现行为如何定性处理的问题 《解释》第七条共分两款。第一款规定了使用POS机等方法进行信用卡套现行为的定性及处罚。信用卡套现，实践中一般表现为POS机特约商户与持卡人通过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在未发生真实商品交易的情况下，变相将信用卡的授信额度转化为现金的行为。目前，信用卡套现的情况日益严重，已蔓延至全国，2008年由各发卡机构确认的套现欺诈金额近15亿元，涉及商户近2万户，分别同比增长了6倍和3倍多，严重扰乱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信用卡套现情况比较复杂，金融机构应当加强信用卡发放、特约商户发展等环节的风险管理。《刑法修正案
（七）》将“非法从事资金结算业务”规定为非法经营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对于实践中使用POS机等方法从事套现活动，8 / 11
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处理。由于信用卡套现行为的危害主要在于将金融机构资金置于高度风险之中，因此在近年信用卡套现交易金额等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把套现金额、逾期未还金额、金融机构经济损失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根据中国银联商户风险监控系统的统计，2007年，套现交易金额累计100万元的套现商户有8家；2008年1月至9月，套现交易金额累计100万元的套现商户有79家，500万元以上的有2家。因此，将套现商户累计交易金额达100万元作为定罪标准，既能有效地惩治已造成严重危害的套现商户，又能避免刑事打击面过宽。同时，根据对已经发生的套现案件的调查，一起套现案件所涉及的累计套现交易总额中，至少有20%的套现交易额经发卡行采取电话、传真等一般催收措施后，仍会形成逾期三个月不能归还的透支额。对于逾期三个月不能归还的透支额，经发卡银行采取上门催收、公安司法机关介入等特殊催收措施后，仍约有50%的透支额无法最终追回，形成发卡行的实际损失。如果以“商户累计套现交易金额达100万元以上”的数量标准为参考值，那么因商户从事套现“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其社会危害性是基本相当的。因此，将上述相关数额标准规定为信用卡套现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将“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掌握在“情节严重”的5倍。第二款对持卡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情形作了规定。持卡人以套取现金为目的通过POS机商户实施套现行为的，不按犯罪处理，但如果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POS机商户实施套现行为的，则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三、适用《解释》应注意的问题
（一）办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应全面把握构成犯罪的条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依照刑法规定，“恶意透支”是一种信用卡诈骗犯罪行为，《解释》第六条对“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条件作了进一步明确界定，既突出刑事打击重点，又严格控制刑事打击面，司法实践中应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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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面把握恶意透支行为构成犯罪的条件，实践中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要件全面综合予以认定。“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是指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实践中应注意将有的持卡人由于搬迁或者出差，没有收到银行的账单、催收文书，未能按时还款的情况排除在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表明持卡人主观上有骗取发卡银行资金的目的，也是与出于过失或者其他善意目的的透支行为的本质区别，实践中应结合《解释》列举的六种情形加以判定，不能仅因持卡人“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就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持卡人在判决宣告前和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免除处罚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解释》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也就是说持卡人在判决宣告前偿还全部透支款息，已挽回发卡银行的经济损失，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不大，一般可以依法从轻处罚。其中对于情节轻微的，如恶意透支数额刚刚达到定罪标准1万元或者超过1万元但超过数额不多，可以依法免除处罚。二是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具体而言就是持卡人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尚未达到“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在立案前偿还全部透支款息，且具有其他显著轻微的情节，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二）关于《解释》与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的关系
根据《批复》规定，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10 / 11
情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批复》出台之前，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该行为应如何定性的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和做法，有的认为应以盗窃罪定性，有的认为应以侵占罪定性，还有的认为应以信用卡诈骗罪定性。《批复》为该问题的法律适用提供了明确依据，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分歧。
《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解释了“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认定，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属于其中的一种情形。这里的使用包括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也包括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上使用，还包括在银行柜台等其他场所使用，涵盖了《批复》的内容。由于实践中对拾得他人信用卡在银行或POS机取款消费的以信用卡诈骗定性不存在争议，而对拾得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因其完全排除有关工作人员的人工操作不存在人员被骗的情节，故对该行为的定性存在不同认识。由于《批复》的内容较《解释》的规定更为具体明确，对司法实践有重要指导作用，今后仍应适用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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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理解与适用讲稿
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 热点和难点问题和对相关法律的理解与适用
主讲人
冯伟文
第1点，关于交强险赔偿范围。沿用原民一庭的做法，坚持采用一揽子解决原则，即不分责也不分项，这样既有利于及时、全面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也有利于案件的事实查明和实体处理，从而减少交通事故案件方面的信访、上访压力。
第2条，关于保险公司诉讼地位。实体上，因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属于法定赔偿义务，故肇事车辆购买了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对于赔偿权利人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先予赔偿；不足部分由肇事司机、车主等其他赔偿义务人赔偿。因此，赔偿权利人只起诉肇事司机、车主，不起诉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从实体处理上予以释明。如赔偿权利人坚持不起诉保险公司的，考虑到赔偿权利人有权自行处分民事权利（包括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权利），从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诉权角度出发，应直接予以裁判。肇事司机、车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索赔。
第3点，关于未投保交强险的法律责任。《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八条对于不投保交强险的法律责任有明确的规定（略）。这里争议的可能在于第四十八条第四款是否适用于机动车不投保交强险，发生两车相撞的情况。我们认为该情况可以参照第四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适用，理由是：
1、从交强险制度考量。交强险是法律强制规定的，具有社会保障性，旨在确保第三人即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到损害
时能够及时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
2、从侵权的构成要件上分析：（1）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损失，侵权事实存在；（2）投保交强险系机动车方的法定义务，且交强险制度实施多年，机动车方未购买交强险主观过错明显。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未购买交强险的机动车应予扣留即不得上路，未购买交强险的机动车上路显属违法行为；（3）因机动车方未购买交强险，受害人不能得到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无过错责任赔偿，造成受害人直接损失，机动车方的违法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未投保交强险的，不论系“车撞人”，还是“车撞车”，都先由机动车方按照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予以赔偿。最高法院民一庭李明义法官在《法律适用》2010年第7期中发表的文章《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审判实务研究》也持相同的观点，具体大家可以看看。
第4点，关于公费报销问题。医疗保险或公费报销，本身属于赔偿权利人的个人保险或福利，如赔偿义务人不赔偿该部分的话，显然系侵权行为剥夺了赔偿权利人的个人保险或福利，不应支持。注意的是，这里的医疗保险不包括工伤保险。
第5点，关于后续医疗费问题。后续医疗费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九条已有明确规定，这里再次规定用意在于强调，如受害人提供了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证明或相关鉴定结论，能够证明后续医疗费是必然发生且数额确定的，尽量予以支持，一并处理，以减少讼累。“数额确定”并非指准确无误，是指大约数可以确
定。另注意的是，鉴于受害人一般都会选择在原医疗机构进行后续治疗，因而在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证明或自行委托鉴定的鉴定结论对于后续医疗费的数额不一致时，应与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证明为准。
第6点，关于垫付费用性质和处理。现保险公司认为其在交强险限额内应分责分项，故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需要接受治疗的，保险公司一般最多垫付1万元医疗费。在情况紧急或者伤情较重的情况下，致害人有时会垫付医疗费用。但对于该垫付费用的性质和处理，经常发生争议，我们认为，垫付费用可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先行扣除。理由系：
1、认定该垫付费用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先行扣除，如果该费用没有超出限额的话，机动车方依照保险合同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
2、如果不扣除，直接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的话，有受害人重复受偿之嫌。即使日后垫付人向受害人主张返还，现实中也很难操作；
3、实践中，对于先行扣除的做法，当事人包括垫付人比较认同。
第7点，关于误工费。共有三个小点：
第1小点。赔偿权利人主张有固定收入请求误工费的，应当提供劳动合同、工资签领表等证据，以此明确赔偿权利人的举证责任。
第2小点。对于只提供了用人单位出具的月平均工资证明，举证不充分的，没有超过广东省上一同行业年收入标准的，可以放宽认定；对于超过广东省上一同行业年收入标准的，应从严审查。
第3小点。没有提供任何工作收入的书面证据的，应当界定为受害人相当于“没有收入”或“失业”、“待业”等情况，不能认定为无固定收入而不能举证等情况，可以以受害人户口为基础，参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而在审判实际当中，由于江门市的工资水平较低，受害人提供的工资证明一般都不会明显高于广东省上一同行业年收入标准的，故部分有工作但收入不高的或“打散工”的受害人，可以提供有关的工作、收入证明的而以“不能举证证明”为由故意不提交，反而适用了较高标准，导致了诚信提供证据、尽到举证责任、理应获赔较高的当事人反而比不诚实信用、故意规避举证责任、理应获赔较低的当事人获得误工费更低的不公平现象。总的把握的是，对于提供收入证据的，适当从宽把握；没有提供收入证据的，参照适用更低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
第8点，关于护理费。审判思路与第7点关于误工费一致：赔偿权利人请求护理费的，应当提供护理人员减少收入证明或聘请护工护理费用票据；护理人员收入减少证明或聘请护工护理费用明显过高的，可以根据受害人的伤情和护理等级酌情予以认定；没有提供护理人员收入减少证明或聘请
护工护理费用票据的，按50元/天的标准计算，旨在明确赔偿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此外，对于“50元/天”的标准已多次重申，实践中当事人、保险公司也基本认可，可以继续执行。
第9点，关于营养费。营养费可以参照后续医疗费的处理原则认定，以医疗机构出具的出院医嘱“加强营养”等证明为准。具体数额根据受害人的伤势情况，酌情予以支持，一般以不超过1000元为宜。
第10点，关于残疾器具。
第1小点，关于首次诉讼认定赔偿期限问题。原则系，不超过60周岁的，暂计算20年；若受害人自定残之日起计算20年，其年龄超过我国人均寿命标准的，残疾器具赔偿期限计算至我国人均寿命标准（现为73周岁）止。这样的规定比较公平合理，也便于操作。
第2小点，关于残疾器具的更换周期。参照配制机构出具的意见确定。实践中，每个周期为3-5年。
第3小点，关于残疾器具费。从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出发，受害人提供的是同一类国产普及型产品价格的，均予以支持。
第11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第1小点。赔偿权利人请求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受害人为农村户口的，应当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但赔偿权利人能证明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居住时间必须具有连续性，但居住地点不以同一城镇为限），并提供了相对固定收入证明（如提供劳动合同、工资签领表等证据，工作一般具有连续性，但工作单位不以同一单位为限）的，可按城镇居民标准对待。计算标准以户口为
原则，农村居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时的举证要求系居住从严，工作从宽。
第2小点，关于村民委员会规划为居民委员会的问题，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第3小点，关于随进城务工的父母生活的未成年人的问题。这里主要考虑到，进城务工的父母达到了农村居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要求，故其子女亦按父母的标准计算。
第4小点，关于农村户口的在校大学生的问题。考虑到大学校园大多数座落在城镇，在校大学生的生活、消费水平基本上达到了城镇水平，故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第12点，关于被抚养人（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属于受害人的财产性损失范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的精神，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受害人计算标准认定。虽然《侵权责任法》未规定有被抚养人生活费项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第四条的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在2010年7月1日以后的，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第13点，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具体考虑因素有：
1、致害人的责任大小；
2、受害人是否死亡或致残。如致残的，考虑残疾等级及伤残部位；
3、当地的生活水平等。数额一般不超过5万元为宜。
第14点，关于刑事判处后，能否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之前做法是，因致害人已受刑事判处，相当于赔偿权利人的精神得以抚慰，故不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现《侵权责任法》新的规定，赔偿权利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考虑到致害人已受刑事判处，适当降低赔偿数额。
第15点，关于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在强制责任保险限额中的赔偿次序。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保六市分公司与李福国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请示的复函》（[2008]民一他字第25号复函）的精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所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在强制责任保险限额中的赔偿次序，赔偿权利人有权进行选择。赔偿权利人选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对物质损害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审判实践中，如赔偿权利人不进行选择或者选择不明确的，可以一并列入强制责任保险限额赔付；赔偿权利人明确主张精神损害由致害人赔偿的，可以判决直接由致害人赔偿。
第16点，关于交强险中的“财产”范围。由于交强险制度旨在确保第三人即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到损害时能够及时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重在保人身，而非保财物，故不宜对交强险中的“财产”范围进行扩大解释，应界定为直接财产损失为宜。但对于租车费、营运损失、承包费、运输费等间接损失的，可由实际侵权人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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