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热点-监管医保骗保及过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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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保多发 花样不少
当前,医保欺诈的形势相当严峻。药店卖生活用品、倒卖医保药品赚取差价已是“小儿科”手段,医保欺诈的数额越来越大,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骗保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不少医药机构也加入了骗保套现的行列。”浙江省医保中心主任卞正法说。
舟山市一家眼科医院打着“光明行·免费义诊”的旗号,吸引大批病人就诊。浙江省医保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发现:从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6 日,该院白内障手术病人300人次,发生医疗费用164.76万元,涉及医保基金98万余元。而这家医院实际上是通过虚开化验单、伪造住院病历等手段将门诊进行的白内障手术,以住院形式刷卡结算,大量套取医保基金。
近年来,此类涉及范围较广、金额较大的骗保行为,不断浮出水面。浙江省2014年组织了为期6个月的医保反欺诈“亮剑”专项行动,包括核查大额报销票据、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巡查定点零售药店、排查门诊医疗费较高人员等6项主要内容。截至2014年12月中旬,仅杭州市就有近200家医药机构因为冒名就诊、挂床住院或利用社会保障卡非法牟利等行为受到处罚。
卞正法告诉记者,有的犯罪团伙以医疗机构为活动场所,以参保病人为目标人群,提供制售虚假发票骗保的“一条龙服务”。义乌市的王某从朋友那里学到这个“发财路子”后,先后多次利用虚假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发票,骗取医保基金55万余元。
据相关部门统计,浙江全省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有5000多万,定点医疗服务机构6000多家(不含药店),年就诊人次高达4亿,医保基金年支出600多亿。
“面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依靠人工手段审核,发现问题无疑像大海捞针。”有专家表示。
大数据全程监控
为遏制骗保案件频发及过度医疗问题,浙江省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智能化”的长效管理机制。
——5000万参保人信息整合,走遍全省一张卡。以往新农合医保报销都是先自费,再通过发票手工操作报销,信息上的滞后统计使不法分子能够在不同医院,以医保的价格囤积大量同类药品,再以市场价售出,在套取现金的同时赚取差价。
2014年9月,浙江省实现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合并统筹管理,全省5000多万居民只要有一张社会保障卡,就能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并且能够实时结算。“参保人信息的整合是实现智慧管理的第一步,统一报销标准、提高信息化程度是大数据监管的基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处长王平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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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医师“一人一码”,规范准入和退出机制。“病人的大部分医保基金,都是通过医生的处方用出去的,只有管理好了医保医师,才能真正管好老百姓的救命钱。”王平洋介绍说,违规开大处方、超量配药、跨科室跨病种配药等违反医保管理规定的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扣完了分数的医生必须重新参加医保政策培训,通过考试后才能恢复行医资格。
同时,建立医师准入和退出机制。医保经办机构可以中止或解除医保医师服务协议,情节严重的可注销其服务编码,省内五年内不与其签订医保医师服务协议。“由于现在大部分正规医疗机构都是医保定点医院,这样相当于该医生在省内不会有正规单位聘用了。”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诸葛晓荣说。
——智能审核,医生身后有“电子眼”。病人在医院看个感冒,常常会要求医生“您顺便帮我开两盒降血压的药吧”,以往医生都会顺手帮病人这个“小忙”,但是有了医保监管平台后,再这么做电脑就立刻会跳出警示语——违规操作。浙江省组织专家制定了首批60个门诊常见病诊疗用药规范。“生什么病,用什么药,大概需要多少费用都在监管平台上有规定。”王平洋说,有了这个智慧系统,就像是在医生身后安装了“电子眼”,时刻规范医生的行为。
医保监管平台还运用大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参数,对医院上传的结算数据逐一检查,筛选并标记出可疑数据。“智能审核系统彻底改变了对海量信息逐一审核的传统方式,转变为从可疑信息中发现问题,提升了审核效率。” 卞正法表示。
异地医保更需“大数据一盘棋”
不过,浙江通过“智慧平台”实现医保监管方式重大转变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需要上级部门协调帮助才能破解的难题。例如异地医保欺诈难题,就不是浙江以一省之力所能彻底解决的。
2014年上半年,浙江省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多次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追查大额报销票据的真实性。“事前要与外地医疗机构取得联系,得到其配合,发现发票造假情况后,还要向公安部门报案。异地追查牵涉多地多部门,工作难度很大。”卞正法说。
采访中,相关人士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或者人社部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医疗票据全国协查系统,通过掌握及时、准确、有效的数据,并做好数据挖掘和分析处理,进而对医保欺诈行为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堵上异地就医骗保的“漏洞”,降低工作人员核查的成本。
杜绝药店售卖非医保用品也一直是各地医保监管部门的“老大难”,安装摄像头、不定期突击检查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王平洋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应是跟互联网相关——对药品实行电子码监管,把所有药品的信息数据都放在一个分门别类的“货架”里,“每一盒药品在出厂时都有唯一的电子码,进入流通环节后,批发、入库、采购、零售都通过扫码完成,jinhua.huatu.com
就跟快递一样,到哪一个环节实时显示,透明的追踪能够关闭串换、倒卖药品的一扇门,大数据呈现的开放、平等、共享特征充分实现。”
此外,医保管理人员的思维也需要转变。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客户体验。对于医保监管部门而言,医疗机构、医生、病人都是“客户”,以往“我出文件你执行”的传统管理思路难以应对监管的新形势,也无法调动医务人员控费控药的积极性。王平洋等认为,未来应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虽然监管更严格细致了,但老百姓和医生应该感受到的是看病更方便、报销更快捷、基金使用更透明。”
【联系我们】
金华华图:金华市八一北街118号汇金国际商务中心15楼 义乌华图:义乌市丹溪北路18号雪峰银座14楼1406-1409室 浙师大分店:浙江师范大学杏园商贸街218-219(中国银行楼上)编辑:金华华图)
第二篇:浙江省2015年公务员面试资料 监管医保骗保及过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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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治国”战略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医疗、公交、气象、食品安全、防灾减灾等被认为是具有大数据基础的政府治理领域,以这些领域为突破口,可以带动公共服务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随着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骗取医保基金及过度医疗问题多发,为此,浙江省2014年以来通过建立信息化的“智慧平台”,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实现了医保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
骗保多发 花样不少
当前,医保欺诈的形势相当严峻。药店卖生活用品、倒卖医保药品赚取差价已是“小儿科”手段,医保欺诈的数额越来越大,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骗保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不少医药机构也加入了骗保套现的行列。”浙江省医保中心主任卞正法说。
舟山市一家眼科医院打着“光明行·免费义诊”的旗号,吸引大批病人就诊。浙江省医保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发现:从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6日,该院白内障手术病人300人次,发生医疗费用164.76万元,涉及医保基金98万余元。而这家医院实际上是通过虚开化验单、伪造住院病历等手段将门诊进行的白内障手术,以住院形式刷卡结算,大量套取医保基金。
近年来,此类涉及范围较广、金额较大的骗保行为,不断浮出水面。浙江省2014年组织了为期6个月的医保反欺诈“亮剑”专项行动,包括核查大额报销票据、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巡查定点零售药店、排查门诊医疗费较高人员等6项主要内容。截至2014年12月中旬,仅杭州市就有近200家医药机构因为冒名就诊、挂床住院或利用社会保障卡非法牟利等行为受到处罚。
卞正法告诉记者,有的犯罪团伙以医疗机构为活动场所,以参保病人为目标人群,提供制售虚假发票骗保的“一条龙服务”。义乌市的王某从朋友那里学到这个“发财路子”后,先后多次利用虚假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发票,骗取医保基金55万余元。
据相关部门统计,浙江全省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有5000多万,定点医疗服务机构6000多家(不含药店),年就诊人次高达4亿,医保基金年支出600多亿。
“面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依靠人工手段审核,发现问题无疑像大海捞针。”有专家表示。
大数据全程监控
为遏制骗保案件频发及过度医疗问题,浙江省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智能化”的长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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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参保人信息整合,走遍全省一张卡。以往新农合医保报销都是先自费,再通过发票手工操作报销,信息上的滞后统计使不法分子能够在不同医院,以医保的价格囤积大量同类药品,再以市场价售出,在套取现金的同时赚取差价。
2014年9月,浙江省实现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合并统筹管理,全省5000多万居民只要有一张社会保障卡,就能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并且能够实时结算。“参保人信息的整合是实现智慧管理的第一步,统一报销标准、提高信息化程度是大数据监管的基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处长王平洋表示。
——医保医师“一人一码”,规范准入和退出机制。“病人的大部分医保基金,都是通过医生的处方用出去的,只有管理好了医保医师,才能真正管好老百姓的救命钱。”王平洋介绍说,违规开大处方、超量配药、跨科室跨病种配药等违反医保管理规定的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扣完了分数的医生必须重新参加医保政策培训,通过考试后才能恢复行医资格。
同时,建立医师准入和退出机制。医保经办机构可以中止或解除医保医师服务协议,情节严重的可注销其服务编码,省内五年内不与其签订医保医师服务协议。“由于现在大部分正规医疗机构都是医保定点医院,这样相当于该医生在省内不会有正规单位聘用了。”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诸葛晓荣说。
——智能审核,医生身后有“电子眼”。病人在医院看个感冒,常常会要求医生“您顺便帮我开两盒降血压的药吧”,以往医生都会顺手帮病人这个“小忙”,但是有了医保监管平台后,再这么做电脑就立刻会跳出警示语——违规操作。浙江省组织专家制定了首批60个门诊常见病诊疗用药规范。“生什么病,用什么药,大概需要多少费用都在监管平台上有规定。”王平洋说,有了这个智慧系统,就像是在医生身后安装了“电子眼”,时刻规范医生的行为。
医保监管平台还运用大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参数,对医院上传的结算数据逐一检查,筛选并标记出可疑数据。“智能审核系统彻底改变了对海量信息逐一审核的传统方式,转变为从可疑信息中发现问题,提升了审核效率。” 卞正法表示。
异地医保更需“大数据一盘棋”
不过,浙江通过“智慧平台”实现医保监管方式重大转变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需要上级部门协调帮助才能破解的难题。例如异地医保欺诈难题,就不是浙江以一省之力所能彻底解决的。
2014年上半年,浙江省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多次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追查大额报销票据的真实性。“事前要与外地医疗机构取得联系,得到其配合,发现发票造假情况后,还要向公安部门报案。异地追查牵涉多地多部门,工作难度很大。”卞正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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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相关人士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或者人社部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医疗票据全国协查系统,通过掌握及时、准确、有效的数据,并做好数据挖掘和分析处理,进而对医保欺诈行为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堵上异地就医骗保的“漏洞”,降低工作人员核查的成本。
杜绝药店售卖非医保用品也一直是各地医保监管部门的“老大难”,安装摄像头、不定期突击检查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王平洋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应是跟互联网相关——对药品实行电子码监管,把所有药品的信息数据都放在一个分门别类的“货架”里,“每一盒药品在出厂时都有唯一的电子码,进入流通环节后,批发、入库、采购、零售都通过扫码完成,就跟快递一样,到哪一个环节实时显示,透明的追踪能够关闭串换、倒卖药品的一扇门,大数据呈现的开放、平等、共享特征充分实现。”
此外,医保管理人员的思维也需要转变。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客户体验。对于医保监管部门而言,医疗机构、医生、病人都是“客户”,以往“我出文件你执行”的传统管理思路难以应对监管的新形势,也无法调动医务人员控费控药的积极性。王平洋等认为,未来应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虽然监管更严格细致了,但老百姓和医生应该感受到的是看病更方便、报销更快捷、基金使用更透明。”(半月谈记者 黄筱 岳德亮)【联系我们】
金华华图:金华市八一北街118号汇金国际商务中心15楼 义乌华图:义乌市丹溪北路18号雪峰银座14楼1406-1409室 浙师大分店:浙江师范大学杏园商贸街218-219(中国银行楼上)编辑:金华华图)
第三篇:半月时谈:大数据发力,监管医保骗保及过度医疗
“大数据治国”战略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医疗、公交、气象、食品安全、防灾减 灾等被认为是具有大数据基础的政府治理领域,以这些领域为突破口,可以带动公共服务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随着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骗取医保基 金及过度医疗问题多发,为此,浙江省2014年以来通过建立信息化的“智慧平台”,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实现了医保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
骗保多发 花样不少
当前,医保欺诈的形势相当严峻。药店卖生活用品、倒卖医保药品赚取差价已是“小儿科”手段,医保欺诈的数额越来越大,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骗保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不少医药机构也加入了骗保套现的行列。”浙江省医保中心主任卞正法说。
舟山市一家眼科医院打着“光明行·免费义诊”的旗号,吸引大批病人就诊。浙江省医保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发现:从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6 日,该院白内障手术病人300人次,发生医疗费用164.76万元,涉及医保基金98万余元。而这家医院实际上是通过虚开化验单、伪造住院病历等手段将门 诊进行的白内障手术,以住院形式刷卡结算,大量套取医保基金。
近年来,此类涉及范围较广、金额较大的骗保行为,不断浮出水面。浙江省2014年组织了为期6个月的医保反欺诈“亮剑”专项行动,包括核查大额报销 票据、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巡查定点零售药店、排查门诊医疗费较高人员等6项主要内容。截至2014年12月中旬,仅杭州市就有近200家医药机构因为冒名 就诊、挂床住院或利用社会保障卡非法牟利等行为受到处罚。
卞正法告诉记者,有的犯罪团伙以医疗机构为活动场所,以参保病人为目标人群,提供制售虚假发票骗保的“一条龙服务”。义乌市的王某从朋友那里学到这 个“发财路子”后,先后多次利用虚假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发票,骗取医保基金55万余元。据相关部门统计,浙江全省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有5000多万,定点医疗服务机构6000多家(不含药店),年就诊人次高达4亿,医保基金年支出600多亿。“面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依靠人工手段审核,发现问题无疑像大海捞针。”有专家表示。大数据全程监控
为遏制骗保案件频发及过度医疗问题,浙江省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智能化”的长效管理机制。
——5000万参保人信息整合,走遍全省一张卡。以往新农合医保报销都是先自费,再通过发票手工操作报销,信息上的滞后统计使不法分子能够在不同医院,以医保的价格囤积大量同类药品,再以市场价售出,在套取现金的同时赚取差价。2014年9月,浙江省实现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合并统筹管理,全省5000多万居民只要有一张社会保障卡,就能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并且能 够实时结算。“参保人信息的整合是实现智慧管理的第一步,统一报销标准、提高信息化程度是大数据监管的基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处长王平洋表示。
——医保医师“一人一码”,规范准入和退出机制。“病人的大部分医保基金,都是通过医生的处方用出去的,只有管理好了医保医师,才能真正管好老百姓 的救命钱。”王平洋介绍说,违规开大处方、超量配药、跨科室跨病种配药等违反医保管理规定的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扣完了分数的医生必须重新参加医保政 策培训,通过考试后才能恢复行医资格。
同时,建立医师准入和退出机制。医保经办机构可以中止或解除医保医师服务协议,情节严重的可注销其服务编码,省内五年内不与其签订医保医师服务协 议。“由于现在大部分正规医疗机构都是医保定点医院,这样相当于该医生在省内不会有正规单位聘用了。”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诸葛晓荣说。
——智能审核,医生身后有“电子眼”。病人在医院看个感冒,常常会要求医生“您顺便帮我开两盒降血压的药吧”,以往医生都会顺手帮病人这个“小 忙”,但是有了医保监管平台后,再这么做电脑就立刻会跳出警示语——违规操作。浙江省组织专家制定了首批60个门诊常见病诊疗用药规范。“生什么病,用什 么药,大概需要多少费用都在监管平台上有规定。”王平洋说,有了这个智慧系统,就像是在医生身后安装了“电子眼”,时刻规范医生的行为。
医保监管平台还运用大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参数,对医院上传的结算数据逐一检查,筛选并标记出可疑数据。“智能审核系统彻底改变了对海量信息逐一审核的传统方式,转变为从可疑信息中发现问题,提升了审核效率。” 卞正法表示。异地医保更需“大数据一盘棋”
不过,浙江通过“智慧平台”实现医保监管方式重大转变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需要上级部门协调帮助才能破解的难题。例如异地医保欺诈难题,就不是浙江以一省之力所能彻底解决的。
2014年上半年,浙江省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多次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追查大额报销票据的真实性。“事前要与外地医疗机构取得联系,得到其配合,发现发票造假情况后,还要向公安部门报案。异地追查牵涉多地多部门,工作难度很大。”卞正法说。
采访中,相关人士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或者人社部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医疗票据全国协查系统,通过掌握及时、准确、有效的数据,并做好数据挖掘和分析处理,进而对医保欺诈行为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堵上异地就医骗保的“漏洞”,降低工作人员核查的成本。
杜绝药店售卖非医保用品也一直是各地医保监管部门的“老大难”,安装摄像头、不定期突击检查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王平洋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应是跟 互联网相关——对药品实行电子码监管,把所有药品的信息数据都放在一个分门别类的“货架”里,“每一盒药品在出厂时都有唯一的电子码,进入流通环节后,批 发、入库、采购、零售都通过扫码完成,就跟快递一样,到哪一个环节实时显示,透明的追踪能够关闭串换、倒卖药品的一扇门,大数据呈现的开放、平等、共享特 征充分实现。”
此外,医保管理人员的思维也需要转变。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客户体验。对于医保监管部门而言,医疗机构、医生、病人都是“客户”,以往“我 出文件你执行”的传统管理思路难以应对监管的新形势,也无法调动医务人员控费控药的积极性。王平洋等认为,未来应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虽然监管更严格细致 了,但老百姓和医生应该感受到的是看病更方便、报销更快捷、基金使用更透明。”
第四篇:2014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过度医疗
2014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过度医疗
【背景链接】
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
深圳召开深圳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卫人委与各医院签订责任状,要求用3年的时间明显提高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能力。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医院将进行公示,对于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将在全院进行通报,将视情况予以警告、限期整改、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等处分,而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深圳一名患儿因无法排便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医院拍了十几次X光片,并称需进行高达10万元的手术治疗。但转至广州市儿童医院后,医生仅开了8毛钱的石蜡油就将病情治愈。
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
【标准表述】 [原因] 如今比比皆是的“看病难”与“看病贵”相结合,“大处方”与“大服务”相伴相随,抗生素滥用与检查项滥为交替出现,着实叫许多病友苦不堪言,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
其一,医疗改革某种程度助长了医疗机构的趋利性。
随着市场化和产权改革的不断深入,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逐渐淡化,追求经济利益导向在卫生医疗领域蔓延开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治好病。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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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政府投入不足成为医院实施过度治疗敛财借口。
因为医疗体制市场化的不断演进,政府卫生投入绝对额逐年增多,但是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费用比重却在下降。于是,政府的投入不足,被当成是医院“不得已而为之”的创收借口和敛财“挡箭牌”。其实,国家与政府在对医疗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外,还对许多国立医院实行了医保定点政策,大量固定的患者在指定地点看病,无疑将带去大量治疗经费的涌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医院经最有效的支持。只是很多人忽视了“医保经费也是政府补助医院的重要方式”这点。就这个层面说,财政补偿不足绝不是、也不应是医院逐利的借口。
其三,医德医风滑落致使医院医生大多“眼睛向钱看”。
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医生本是治病救人的天使,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本是纯洁高尚的职业与领地,也被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关系。在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上,医院和医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其四,医生有意误导患者以谋取“灰色收入”现象严重。
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医生通过强制进行全套检查、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动辄安装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利益之巨,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更有甚者,要红包、乱开刀;小病大治、重病乱治;有病没病先吊针、有关无关全检查;向已故病人继续收治疗费、向男患者收女性护理费等等。
[表现及危害] 一方面,医院和医生对过度医疗的潜规则习以为常,多让患者做两项检查、多给患者开点药在医疗行业司空见惯;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等的患者对多做的检查和多开的药敢怒不敢言。这种淤积在心底的疑团长期得不到排解,久而久之就会让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
由此可见,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期积累,会导致医院失信的恶果。一旦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不仅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损害医院利益,更会因为患者放弃治疗等问题,危及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后果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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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过度医疗本身就是一种“医疗病”,治理这种病症,也需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从医药卫生体制的角度看,过度医疗的泛滥,主要是由于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强化了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使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等机械挂钩。针对这方面的成因,治理过度医疗,需要加快推进医改,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取消药品加成,实行医药分开,解除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切断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的直接联系。
而从医德医风建设的角度看,遏制过度医疗的泛滥,则需要加强医疗职业道德教育和医生职业荣誉的培养,在医疗界大力强化以过度医疗为医疗职业之耻、医生人格之耻的观念。在医疗职业道德比较薄弱、医生职业荣誉比较欠缺的当下,这方面的工作听起来似乎有些虚化,却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可谓须臾不可或缺。
其次,医疗行政部门应严格监督、规范医生的医疗行为,对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加惩处。以用药为例,去年2月卫生部发布了《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所遴选药品涵盖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的全部药物和部分常用药物,可以基本满足119种常见病及一些多发病、重大疑难杂症抢救、治疗的需要。有了这部权威的国家药典,监督、规范医生用药,惩治医生开“豪华处方”、过度用药,就有了更加明确的依据。现在需要出台像《国家处方集》那样的专业规范,针对医院盲目购置昂贵设备仪器,以及医生为患者过度检查、“豪华检查”,依法依规予以监管和惩治。
文章来源:中公教育北京分校西客站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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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2公务员面试热点精析过度医疗
【背景链接】
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
2011年,深圳召开深圳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卫人委与各医院签订责任状,要求用3年的时间明显提高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能力。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医院将进行公示,对于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将在全院进行通报,将视情况予以警告、限期整改、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等处分,而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深圳一名患儿因无法排便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医院拍了十几次X光片,并称需进行高达10万元的手术治疗。但转至广州市儿童医院后,医生仅开了8毛钱的石蜡油就将病情治愈。
2012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
【标准表述】 [原因] 如今比比皆是的“看病难”与“看病贵”相结合,“大处方”与“大服务”相伴相随,抗生素滥用与检查项滥为交替出现,着实叫许多病友苦不堪言,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
其一,医疗改革某种程度助长了医疗机构的趋利性。
随着市场化和产权改革的不断深入,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逐渐淡化,追求经济利益导向在卫生医疗领域蔓延开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治好病。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其二,政府投入不足成为医院实施过度治疗敛财借口。因为医疗体制市场化的不断演进,政府卫生投入绝对额逐年增多,但是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费用比重却在下降。于是,政府的投入不足,被当成是医院“不得已而为之”的创收借口和敛财“挡箭牌”。其实,国家与政府在对医疗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外,还对许多国立医院实行了医保定点政策,大量固定的患者在指定地点看病,无疑将带去大量治疗经费的涌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医院经最有效的支持。只是很多人忽视了“医保经费也是政府补助医院的重要方式”这点。就这个层面说,财政补偿不足绝不是、也不应是医院逐利的借口。
其三,医德医风滑落致使医院医生大多“眼睛向钱看”。
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医生本是治病救人的天使,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本是纯洁高尚的职业与领地,也被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关系。在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上,医院和医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其四,医生有意误导患者以谋取“灰色收入”现象严重。
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医生通过强制进行全套检查、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动辄安装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利益之巨,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更有甚者,要红包、乱开刀;小病大治、重病乱治;有病没病先吊针、有关无关全检查;向已故病人继续收治疗费、向男患者收女性护理费等等。
[表现及危害] 一方面,医院和医生对过度医疗的潜规则习以为常,多让患者做两项检查、多给患者开点药在医疗行业司空见惯;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等的患者对多做的检查和多开的药敢怒不敢言。这种淤积在心底的疑团长期得不到排解,久而久之就会让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由此可见,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期积累,会导致医院失信的恶果。一旦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不仅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损害医院利益,更会因为患者放弃治疗等问题,危及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后果难以估量。
[措施] 过度医疗本身就是一种“医疗病”,治理这种病症,也需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从医药卫生体制的角度看,过度医疗的泛滥,主要是由于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强化了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使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等机械挂钩。针对这方面的成因,治理过度医疗,需要加快推进医改,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取消药品加成,实行医药分开,解除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切断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的直接联系。
而从医德医风建设的角度看,遏制过度医疗的泛滥,则需要加强医疗职业道德教育和医生职业荣誉的培养,在医疗界大力强化以过度医疗为医疗职业之耻、医生人格之耻的观念。在医疗职业道德比较薄弱、医生职业荣誉比较欠缺的当下,这方面的工作听起来似乎有些虚化,却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可谓须臾不可或缺。
其次,医疗行政部门应严格监督、规范医生的医疗行为,对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加惩处。以用药为例,去年2月卫生部发布了《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所遴选药品涵盖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的全部药物和部分常用药物,可以基本满足119种常见病及一些多发病、重大疑难杂症抢救、治疗的需要。有了这部权威的国家药典,监督、规范医生用药,惩治医生开“豪华处方”、过度用药,就有了更加明确的依据。现在需要出台像《国家处方集》那样的专业规范,针对医院盲目购置昂贵设备仪器,以及医生为患者过度检查、“豪华检查”,依法依规予以监管和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