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上海事业单位时政热点：农民出身公务员谈生活变化：有点像范进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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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上海事业单位时政热点：农民出身公务员谈生活变化：有点像范进中举
为了向省里来的领导汇报工作，马竹林提前准备了6页发言稿。陕西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办事处的这位工作人员，为此花了好几天时间，会议开始前还 在会场里偷偷念了几遍。“一定要讲普通话。”他叮嘱自己。可作为12月10日会上的第一个发言者，他一开口还是浓重的陕西腔，“念了一半才发现不对”。
“可能还是有点儿不适应。”他面露难色地说。与自己的许多同事不同，成为公务员之前，30多岁的马竹林是个农民。除了在陕西师范大学[微博]在职进修的法律事务专科学历外，他的最高学历为“中专肄业”。
转变的契机出现在2013年。陕西省当年开始从优秀工人、农民中考试录用公务员。目前已有733位工人、农民和马竹林一样，成为公务员。
“在我的人生中，从来就没有想到有一天能成为国家公务员。”盯着汇报材料，马竹林认真地念道。
“你知道范进中举么，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差不多了” “意外”往往是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公务员首先想到的词语。
和马竹林一起被录取的秦涛记得，宣布录取那天，村主任在村里的大喇叭中吆喝村民都去秦涛家里祝贺，“村里的锣鼓队也来了”。那时，秦涛是村里唯一一名公务员。
“村里人都说想不到，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能当上公务员。”他嘿嘿地笑着回忆道。对不少被录取的工人、农民来说，进入公务员系统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大学毕业后随丈夫一起到咸阳市武功县的李艳，参加了很多的公务员考试，“就连社区的也考过”。
2008年大学毕业时，秦涛也曾报考过公务员，但连笔试都没过。这带给他的直接后果是，在学校谈的女朋友回到家就掰了。“人家父母说了，咱闺女一定得嫁个工作稳定的”。
“村里的人，对吃上一碗公家饭还是看得很高的。”秦涛回忆说。刚回到农村时，在大学一直成绩不错的秦涛 “思想波动特别大，不知道干啥”。他曾想当兵，因母亲身体不好而作罢。后来，他在当地新成立的养牛农业合作社里当拌草料的工人。村里人对其他同龄人出路的 议论，让他压力很大。
2013年，秦涛到陕西省政府为合作社申报标准化生产线时，在办公楼下的大屏幕上看到陕西在工人、农民中招录公务员的消息。此时，他已是合作社副厂长。
“陕西省这项招录公务员的新途径，”陕西省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来自党的十八大对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和干部队伍结构的要求，更有现实的考虑。”
数据显示，陕西省的部分偏远乡镇公务员严重短缺。2012~2014年共产生空缺职位计划数487名，其中，陕西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产生 的空缺职位计划数177名，约占空缺计划数的36%。并且，近3年来乡镇机关公务员流动频率是县级机关公务员流动频率的3倍左右。
“从优秀工人、农民中招录公务员，从长远看可以缓解乡镇公务员‘招不来，留不住’的问题。”陕西省公务员局副局长徐友好说。
但要成为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并不容易。除了要求在一线工作5年，获得镇以上优秀表彰，还要像其他公务员一样经过笔试面试的考核。并且在录 取前的考察阶段，需要通过人社局、组织部和纪委等部门组织的至少20名相关人员的座谈。对于农民报考者，甚至平时的邻里关系、为人处世、是否孝敬父母等也 成为考核内容。
不过，一些考生走进考场后，发现考题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难。
“比如说最后一个论述题就是关于农村青年人口外流的。” 几年前从西安财经学院毕业的曾涵飞说，“这种事情我太熟悉了，前几天在村里帮人盖房子时，还发现抬楼板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汉。”
他毕业后在市里开过网吧，赔本后不得已才回乡务农。从2013年3月中下旬报名直到4月考试，曾涵飞忙着下地干活儿，并没有多少时间复习，结果发现考试内容挺接地气。
陕西省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办公室解释，与从大学生中招录公务员不同，针对工人、农民的招聘，根据群体的不同分别命制笔试和面试试题，“主要测试公共基础知识和农业发展、农村政策、企业管理、社区建设等基层工作相关知识和能力”。
经过这样一番招录和培训后，新一批工人、农民在2014年11月底走进政府部门工作。谈及得知录取结果时的感受，曾涵飞用了一位同事曾形容的话——“你知道范进中举么，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差不多了”。
以前在农村，把活儿干完就没什么事儿了，现在每天心里都装着事儿
曾涵飞因为办事，曾与地方上的公务员打过几次交道，但经历不算愉快。对方接待他时有些不耐烦，他当时很不理解。
不过，当他来到咸阳市礼泉县西张堡镇上班后才发现，“一个问题一天不停地解释，难免感到烦躁”。
跟这些他原来“感觉很威风”的公务员聊天后，他才知道，他们也面临孩子上不了学，老人生病住不进院的烦恼。“这让我挺意外的。”曾涵飞说。
由于自己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曾涵飞在接待前来办事的人时，尽量更加小心，避免无意间伤人。而需要他花更长时间适应的，是这里的工作节奏。“和下 地干活儿不一样，以前在农村，农忙时把活儿干完就没什么事儿了，现在每天心里都装着事儿。”上班刚两周的曾
涵飞说。在西张堡镇不大的服务大厅里，他被分配 在计生服务窗口。但在工作台后面，整理填报信息，下乡宣传，甚至网络不稳定，也需要这个曾经开过网吧的青年上手摆弄。
至于秦涛，直到现在他还记得，第一天到镇政府报到，就赶上下乡检查卫生工作。“去的时候特意打扮打扮，穿了西服皮鞋，回来以后我的妈呀，全部灰头土脸的。”
而即使在非工作时间，李艳也不得不在接受采访的间隙几次起身，为几拨来找人办手续的村妇，指明方向。
“这里每天都要有人值班，人手不够领导就值两天。” 李艳从外面回来后耸了耸肩膀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除了铁皮柜子、几套木头桌椅和一台电脑外，几乎别无他物。一个竖着白铝皮管子的煤炉，是这间党政办公室里的唯一热源。“基层嘛，条件是稍微差点。”
在总结这两批从工人、农民中录取的公务员的工作情况时，咸阳市公务员局曾提到，“他们有一定的基层一线工作和生活经验，能吃苦耐劳，不畏繁琐，很快就被群众及领导认可。”陕西省公务员主管部门也认为他们“接地气，长期扎根基层一线，熟悉基层情况，了解和掌握基层民意，对群众的疾苦有切身感受”。
“实际当时报考公务员的时候，父母都不同意。” 咸阳兴平市西城街道办的裴沛说。在国企工作六七年的他当时即将升迁，月工资将近5000元，这个数目在西北地区的县城颇为可观。如今，成为公务员近一年 后，他的月工资还不到3000元。但他认为，国企的工作已经全部熟悉了，自己“需要更多的挑战”。现在，裴沛在兴平市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奔波于辖区内 的300多家企业，要填写各种安全检查的表格。
当然，对于他们中更多的人来说，当上公务员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和更有力的保障。在到武功县大庄镇政府上班之前，李艳是县交警队协警，工资只有 1000多元，“其实是不太够生活的”。而从村主任考上公务员的马竹林，每个月的固定收入从以前的300多元补贴，变成现在的固定的公务员工资。
尽管依靠自己和妻子经营的农业合作社，马竹林早已衣食无忧，但他依然认为，有保障的收入意义重大。“以前村主任累死累活只有300多元的补贴，有能力的人谁还乐意干?到最后就只有村霸或有钱人才能竞选。”现在依然兼任村主任的马竹林说，“如果有更多的村主任像我一样有体制内的工资，就能吸引更多 能人治村。”
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马竹林专门把这一点编成短信存进手机里，但他想了想，还是没说出来，感觉“在领导面前说这个好像有点儿不合适”。
基层工作琐碎具体，他们会“晕岗”，会被村民当作孩子的榜样
在上岗前，这些新入行的公务员，都在陕西省委党校参加了严格培训，内容不仅涉及理论知识，法律政策，还有包括公文写作在内的实际知识。两个多星期的全脱产封闭培训期间，“每天晚上都要查寝，外出要向班主任请假。”这给这些学员带来了不少改变。
而公务员的身份对马竹林的改变，已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他把价值五六十万元的汽车，换成了十几万元的车，手里攥着的手机，也从1万多元变成几千元。
饭局上喝酒的习惯，也被他戒得差不多了。“现在咱是体制内的人了，酒驾要开除公职的啊。”他说，“公务员嘛，要注意形象。”
2013年转换身份的马竹林，如今大多数时间里依然和村民打交道。不过，在他的电脑收藏夹里，收藏了从中央政府到咸阳市政府的各级政府网站，“每天都要上网看看新文件和新精神。”就连手机铃声，都换成了一段关于“中国梦”的讲话。
而在西张堡镇的服务大厅里，曾涵飞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并说自己下一步目标是“学一点经济”。
只是这些新公务员怀抱的远大志向，往往被更琐碎的现实牵绊。
“感觉最难的就是写文章。”做了6年村主任的马竹林说，“以前在村里都是干些跑腿的活儿，不怎么接触这方面。”为了准备这次会上的汇报材料，他专门去求助在市里做秘书的朋友，最终把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为“三个没想到”，“三个转变”和“三个加强”。
在进镇政府办公室后，李艳对政府公文的写作感到不适应，“有时候都弄不太明白领导的排位”。
对这些公务员队伍的新面孔而言，他们和体制之间的磨合才刚刚开始。“基层工作琐碎具体，对个人的综合协调，业务知识，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方面要求较高，他们遇到疑难问题往往存在‘晕岗’情况。”咸阳市公务员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已经工作一年多的裴沛觉得，这份公务员工作，显然比国企工作更耗费精力。为了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辖区的企业跑，“一上午跑4家”。由于街道没有执法权，不少企业不配合，“有的就是不让进”。
无论如何，对这些曾经的农民和工人而言，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一系列的改变。即使工作只有两周的曾涵飞，也能明显感受到自己比以前更被人看重了。他舅舅需要在镇上办农机补贴，“已经凑齐了所有手续，只要自己来一趟就能办好”，但老人家坚持要求在政府上班的外甥和他一起去办。
而直到现在，秦涛进村时，还经常有人冲他喊，“农民工来了!”这是当地人对他“农民公务员”身份的简称。这名有包村任务的基层公务员下村时，除 了要了解村民情况，帮助村里完成大大小小的事务，还经常被村民树为孩子的榜样，被拉到家里，“给娃们讲讲是怎么考上公务员的”。
第二篇：2015安徽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农民出身公务员谈生活变化：有点像范进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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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汇总，了解申论热点，为申论写作积累素材与符合考试的表达方式。什么是申论?申：申述、申辩、说清楚;论：就是论据、进行论证。申论就是把事情说清楚，加于论证。公务员考试中申论就是针对当前存在的社会热点和难度问题，进行分析、论证，提出对策。
为了向省里来的领导汇报工作，马竹林提前准备了6页发言稿。陕西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办事处的这位工作人员，为此花了好几天时间，会议开始前还 在会场里偷偷念了几遍。“一定要讲普通话。”他叮嘱自己。可作为12月10日会上的第一个发言者，他一开口还是浓重的陕西腔，“念了一半才发现不对”。
“可能还是有点儿不适应。”他面露难色地说。与自己的许多同事不同，成为公务员之前，30多岁的马竹林是个农民。除了在陕西师范大学[微博]在职进修的法律事务专科学历外，他的最高学历为“中专肄业”。
转变的契机出现在2013年。陕西省当年开始从优秀工人、农民中考试录用公务员。目前已有733位工人、农民和马竹林一样，成为公务员。
“在我的人生中，从来就没有想到有一天能成为国家公务员。”盯着汇报材料，马竹林认真地念道。
“你知道范进中举么，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差不多了” “意外”往往是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公务员首先想到的词语。
和马竹林一起被录取的秦涛记得，宣布录取那天，村主任在村里的大喇叭中吆喝村民都去秦涛家里祝贺，“村里的锣鼓队也来了”。那时，秦涛是村里唯一一名公务员。
“村里人都说想不到，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能当上公务员。”他嘿嘿地笑着回忆道。
对不少被录取的工人、农民来说，进入公务员系统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大学毕业后随丈夫一起到咸阳市武功县的李艳，参加了很多的公务员考试，“就连社区的也考过”。
2008年大学毕业时，秦涛也曾报考过公务员，但连笔试都没过。这带给他的直接后果是，在学校谈的女朋友回到家就掰了。“人家父母说了，咱闺女一定得嫁个工作稳定的”。
“村里的人，对吃上一碗公家饭还是看得很高的。”秦涛回忆说。刚回到农村时，在大学一直成绩不错的秦涛 “思想波动特别大，不知道干啥”。他曾想当兵，因母亲身体不好而作罢。后来，他在当地新成立的养牛农业合作社里当拌草料的工人。村里人对其他同龄人出路的 议论，让他压力很大。
2013年，秦涛到陕西省政府为合作社申报标准化生产线时，在办公楼下的大屏幕上看到陕西在工人、农民中招录公务员的消息。此时，他已是合作社副厂长。
“陕西省这项招录公务员的新途径，”陕西省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来自党的十八大对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和干部队伍结构的要求，更有现实的考虑。”
数据显示，陕西省的部分偏远乡镇公务员严重短缺。2012~2014年共产生空缺职位计划数487名，其中，陕西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产生的空缺职位计划数177名，约占空缺计划数的36%。并且，近3年来乡镇机关公务员流动频率是县级机关公务员流动频率的3倍左右。
“从优秀工人、农民中招录公务员，从长远看可以缓解乡镇公务员‘招不来，留不住’的问题。”陕西省公务员局副局长徐友好说。
但要成为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并不容易。除了要求在一线工作5年，获得镇以上优秀表彰，还要像其他公务员一样经过笔试面试的考核。并且在录 取前的考察阶段，需要通过人社局、组织部和纪委等部门组织的至少20名相关人员的座谈。对于农民报考者，甚至平时的邻里关系、为人处世、是否孝敬父母等也 成为考核内容。
不过，一些考生走进考场后，发现考题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难。
“比如说最后一个论述题就是关于农村青年人口外流的。” 几年前从西安财经学院毕业的曾涵飞说，“这种事情我太熟悉了，前几天在村里帮人盖房子时，还发现抬楼板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汉。”
他毕业后在市里开过网吧，赔本后不得已才回乡务农。从2013年3月中下旬报名直到4月考试，曾涵飞忙着下地干活儿，并没有多少时间复习，结果发现考试内容挺接地气。
陕西省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办公室解释，与从大学生中招录公务员不同，针对工人、农民的招聘，根据群体的不同分别命制笔试和面试试题，“主要测试公共基础知识和农业发展、农村政策、企业管理、社区建设等基层工作相关知识和能力”。经过这样一番招录和培训后，新一批工人、农民在2014年11月底走进政府部门工作。谈及得知录取结果时的感受，曾涵飞用了一位同事曾形容的话——“你知道范进中举么，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差不多了”。
以前在农村，把活儿干完就没什么事儿了，现在每天心里都装着事儿 曾涵飞因为办事，曾与地方上的公务员打过几次交道，但经历不算愉快。对方接待他时有些不耐烦，他当时很不理解。
不过，当他来到咸阳市礼泉县西张堡镇上班后才发现，“一个问题一天不停地解释，难免感到烦躁”。
跟这些他原来“感觉很威风”的公务员聊天后，他才知道，他们也面临孩子上不了学，老人生病住不进院的烦恼。“这让我挺意外的。”曾涵飞说。
由于自己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曾涵飞在接待前来办事的人时，尽量更加小心，避免无意间伤人。而需要他花更长时间适应的，是这里的工作节奏。“和下地干活儿不一样，以前在农村，农忙时把活儿干完就没什么事儿了，现在每天心里都装着事儿。”上班刚两周的曾涵飞说。在西张堡镇不大的服务大厅里，他被分配 在计生服务窗口。但在工作台后面，整理填报信息，下乡宣传，甚至网络不稳定，也需要这个曾经开过网吧的青年上手摆弄。
至于秦涛，直到现在他还记得，第一天到镇政府报到，就赶上下乡检查卫生工作。“去的时候特意打扮打扮，穿了西服皮鞋，回来以后我的妈呀，全部灰头土脸的。”
而即使在非工作时间，李艳也不得不在接受采访的间隙几次起身，为几拨来找人办手续的村妇，指明方向。
“这里每天都要有人值班，人手不够领导就值两天。” 李艳从外面回来后耸了耸肩膀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除了铁皮柜子、几套木头桌椅和一台电脑外，几乎别无他物。一个竖着白铝皮管子的煤炉，是这间党政办公室里的唯一热源。“基层嘛，条件是稍微差点。”
在总结这两批从工人、农民中录取的公务员的工作情况时，咸阳市公务员局曾提到，“他们有一定的基层一线工作和生活经验，能吃苦耐劳，不畏繁琐，很快就被群众及领导认可。”陕西省公务员主管部门也认为他们“接地气，长期扎根基层一线，熟悉基层情况，了解和掌握基层民意，对群众的疾苦有切身感受”。“实际当时报考公务员的时候，父母都不同意。” 咸阳兴平市西城街道办的裴沛说。在国企工作六七年的他当时即将升迁，月工资将近5000元，这个数目在西北地区的县城颇为可观。如今，成为公务员近一年后，他的月工资还不到3000元。但他认为，国企的工作已经全部熟悉了，自己“需要更多的挑战”。现在，裴沛在兴平市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奔波于辖区内的300多家企业，要填写各种安全检查的表格。
当然，对于他们中更多的人来说，当上公务员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和更有力的保障。在到武功县大庄镇政府上班之前，李艳是县交警队协警，工资只有 1000多元，“其实是不太够生活的”。而从村主任考上公务员的马竹林，每个月的固定收入从以前的300多元补贴，变成现在的固定的公务员工资。
尽管依靠自己和妻子经营的农业合作社，马竹林早已衣食无忧，但他依然认为，有保障的收入意义重大。“以前村主任累死累活只有300多元的补贴，有能力的人谁还乐意干?到最后就只有村霸或有钱人才能竞选。”现在依然兼任村主任的马竹林说，“如果有更多的村主任像我一样有体制内的工资，就能吸引更多能人治村。”
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马竹林专门把这一点编成短信存进手机里，但他想了想，还是没说出来，感觉“在领导面前说这个好像有点儿不合适”。
基层工作琐碎具体，他们会“晕岗”，会被村民当作孩子的榜样
在上岗前，这些新入行的公务员，都在陕西省委党校参加了严格培训，内容不仅涉及理论知识，法律政策，还有包括公文写作在内的实际知识。两个多星期的全脱产封闭培训期间，“每天晚上都要查寝，外出要向班主任请假。”这给这些学员带来了不少改变。
而公务员的身份对马竹林的改变，已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他把价值五六十万元的汽车，换成了十几万元的车，手里攥着的手机，也从1万多元变成几千元。
饭局上喝酒的习惯，也被他戒得差不多了。“现在咱是体制内的人了，酒驾要开除公职的啊。”他说，“公务员嘛，要注意形象。”
2013年转换身份的马竹林，如今大多数时间里依然和村民打交道。不过，在他的电脑收藏夹里，收藏了从中央政府到咸阳市政府的各级政府网站，“每天都要上网看看新文件和新精神。”就连手机铃声，都换成了一段关于“中国梦”的讲话。
而在西张堡镇的服务大厅里，曾涵飞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并说自己下一步目标是“学一点经济”。只是这些新公务员怀抱的远大志向，往往被更琐碎的现实牵绊。
“感觉最难的就是写文章。”做了6年村主任的马竹林说，“以前在村里都是干些跑腿的活儿，不怎么接触这方面。”为了准备这次会上的汇报材料，他专门去求助在市里做秘书的朋友，最终把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为“三个没想到”，“三个转变”和“三个加强”。
在进镇政府办公室后，李艳对政府公文的写作感到不适应，“有时候都弄不太明白领导的排位”。
对这些公务员队伍的新面孔而言，他们和体制之间的磨合才刚刚开始。“基层工作琐碎具体，对个人的综合协调，业务知识，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方面要求较高，他们遇到疑难问题往往存在‘晕岗’情况。”咸阳市公务员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已经工作一年多的裴沛觉得，这份公务员工作，显然比国企工作更耗费精力。为了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辖区的企业跑，“一上午跑4家”。由于街道没有执法权，不少企业不配合，“有的就是不让进”。
无论如何，对这些曾经的农民和工人而言，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一系列的改变。即使工作只有两周的曾涵飞，也能明显感受到自己比以前更被人看重了。他舅舅需要在镇上办农机补贴，“已经凑齐了所有手续，只要自己来一趟就能办好”，但老人家坚持要求在政府上班的外甥和他一起去办。
而直到现在，秦涛进村时，还经常有人冲他喊，“农民工来了!”这是当地人对他“农民公务员”身份的简称。这名有包村任务的基层公务员下村时，除 了要了解村民情况，帮助村里完成大大小小的事务，还经常被村民树为孩子的榜样，被拉到家里，“给娃们讲讲是怎么考上公务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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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5年福建厦门事业单位考试面试热点：农民出身公务员谈生活变化之有点像范进中举
厦门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2015年福建厦门事业单位考试面试热点 农民出身公务员谈生活变化之有点像范进中举
【导语】2014年福建厦门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已经告一段落，新的2015年已经来到，考公的同学们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备考。公职类考试首选机构中公教育厦门分校的小编我，在此整理了厦门事业单位考试相关备考资料，希望对广大考生有所帮助。本篇是2015年福建厦门事业单位考试面试热点：农民出身公务员谈生活变化之有点像范进中举。
为了向省里来的领导汇报工作，马竹林提前准备了6页发言稿。陕西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办事处的这位工作人员，为此花了好几天时间，会议开始前还 在会场里偷偷念了几遍。“一定要讲普通话。”他叮嘱自己。可作为12月10日会上的第一个发言者，他一开口还是浓重的陕西腔，“念了一半才发现不对”。
“可能还是有点儿不适应。”他面露难色地说。与自己的许多同事不同，成为公务员之前，30多岁的马竹林是个农民。除了在陕西师范大学[微博]在职进修的法律事务专科学历外，他的最高学历为“中专肄业”。
转变的契机出现在2013年。陕西省当年开始从优秀工人、农民中考试录用公务员。目前已有733位工人、农民和马竹林一样，成为公务员。
“在我的人生中，从来就没有想到有一天能成为国家公务员。”盯着汇报材料，马竹林认真地念道。
“你知道范进中举么，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差不多了” “意外”往往是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公务员首先想到的词语。
和马竹林一起被录取的秦涛记得，宣布录取那天，村主任在村里的大喇叭中吆喝村民都去秦涛家里祝贺，“村里的锣鼓队也来了”。那时，秦涛是村里唯一一名公务员。
“村里人都说想不到，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能当上公务员。”他嘿嘿地笑着回忆道。
对不少被录取的工人、农民来说，进入公务员系统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大学毕业后随丈夫一起到咸阳市武功县的李艳，参加了很多的公务员考试，“就连社区的也考过”。
厦门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2008年大学毕业时，秦涛也曾报考过公务员，但连笔试都没过。这带给他的直接后果是，在学校谈的女朋友回到家就掰了。“人家父母说了，咱闺女一定得嫁个工作稳定的”。
“村里的人，对吃上一碗公家饭还是看得很高的。”秦涛回忆说。刚回到农村时，在大学一直成绩不错的秦涛 “思想波动特别大，不知道干啥”。他曾想当兵，因母亲身体不好而作罢。后来，他在当地新成立的养牛农业合作社里当拌草料的工人。村里人对其他同龄人出路的 议论，让他压力很大。
2013年，秦涛到陕西省政府为合作社申报标准化生产线时，在办公楼下的大屏幕上看到陕西在工人、农民中招录公务员的消息。此时，他已是合作社副厂长。
“陕西省这项招录公务员的新途径，”陕西省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来自党的十八大对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和干部队伍结构的要求，更有现实的考虑。”
数据显示，陕西省的部分偏远乡镇公务员严重短缺。2012~2014年共产生空缺职位计划数487名，其中，陕西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产生 的空缺职位计划数177名，约占空缺计划数的36%。并且，近3年来乡镇机关公务员流动频率是县级机关公务员流动频率的3倍左右。
“从优秀工人、农民中招录公务员，从长远看可以缓解乡镇公务员‘招不来，留不住’的问题。”陕西省公务员局副局长徐友好说。
但要成为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并不容易。除了要求在一线工作5年，获得镇以上优秀表彰，还要像其他公务员一样经过笔试面试的考核。并且在录 取前的考察阶段，需要通过人社局、组织部和纪委等部门组织的至少20名相关人员的座谈。对于农民报考者，甚至平时的邻里关系、为人处世、是否孝敬父母等也 成为考核内容。
不过，一些考生走进考场后，发现考题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难。
“比如说最后一个论述题就是关于农村青年人口外流的。” 几年前从西安财经学院毕业的曾涵飞说，“这种事情我太熟悉了，前几天在村里帮人盖房子时，还发现抬楼板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汉。”
厦门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他毕业后在市里开过网吧，赔本后不得已才回乡务农。从2013年3月中下旬报名直到4月考试，曾涵飞忙着下地干活儿，并没有多少时间复习，结果发现考试内容挺接地气。
陕西省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办公室解释，与从大学生中招录公务员不同，针对工人、农民的招聘，根据群体的不同分别命制笔试和面试试题，“主要测试公共基础知识和农业发展、农村政策、企业管理、社区建设等基层工作相关知识和能力”。
经过这样一番招录和培训后，新一批工人、农民在2014年11月底走进政府部门工作。谈及得知录取结果时的感受，曾涵飞用了一位同事曾形容的话——“你知道范进中举么，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差不多了”。
以前在农村，把活儿干完就没什么事儿了，现在每天心里都装着事儿 曾涵飞因为办事，曾与地方上的公务员打过几次交道，但经历不算愉快。对方接待他时有些不耐烦，他当时很不理解。
不过，当他来到咸阳市礼泉县西张堡镇上班后才发现，“一个问题一天不停地解释，难免感到烦躁”。
跟这些他原来“感觉很威风”的公务员聊天后，他才知道，他们也面临孩子上不了学，老人生病住不进院的烦恼。“这让我挺意外的。”曾涵飞说。
由于自己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曾涵飞在接待前来办事的人时，尽量更加小心，避免无意间伤人。而需要他花更长时间适应的，是这里的工作节奏。“和下 地干活儿不一样，以前在农村，农忙时把活儿干完就没什么事儿了，现在每天心里都装着事儿。”上班刚两周的曾涵飞说。在西张堡镇不大的服务大厅里，他被分配 在计生服务窗口。但在工作台后面，整理填报信息，下乡宣传，甚至网络不稳定，也需要这个曾经开过网吧的青年上手摆弄。
至于秦涛，直到现在他还记得，第一天到镇政府报到，就赶上下乡检查卫生工作。“去的时候特意打扮打扮，穿了西服皮鞋，回来以后我的妈呀，全部灰头土脸的。”
而即使在非工作时间，李艳也不得不在接受采访的间隙几次起身，为几拨来找人办手续的村妇，指明方向。
厦门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这里每天都要有人值班，人手不够领导就值两天。” 李艳从外面回来后耸了耸肩膀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除了铁皮柜子、几套木头桌椅和一台电脑外，几乎别无他物。一个竖着白铝皮管子的煤炉，是这间党政办公室里的唯一热源。“基层嘛，条件是稍微差点。”
在总结这两批从工人、农民中录取的公务员的工作情况时，咸阳市公务员局曾提到，“他们有一定的基层一线工作和生活经验，能吃苦耐劳，不畏繁琐，很快就被群众及领导认可。”陕西省公务员主管部门也认为他们“接地气，长期扎根基层一线，熟悉基层情况，了解和掌握基层民意，对群众的疾苦有切身感受”。
“实际当时报考公务员的时候，父母都不同意。” 咸阳兴平市西城街道办的裴沛说。在国企工作六七年的他当时即将升迁，月工资将近5000元，这个数目在西北地区的县城颇为可观。如今，成为公务员近一年 后，他的月工资还不到3000元。但他认为，国企的工作已经全部熟悉了，自己“需要更多的挑战”。现在，裴沛在兴平市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奔波于辖区内 的300多家企业，要填写各种安全检查的表格。
当然，对于他们中更多的人来说，当上公务员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和更有力的保障。在到武功县大庄镇政府上班之前，李艳是县交警队协警，工资只有 1000多元，“其实是不太够生活的”。而从村主任考上公务员的马竹林，每个月的固定收入从以前的300多元补贴，变成现在的固定的公务员工资。
尽管依靠自己和妻子经营的农业合作社，马竹林早已衣食无忧，但他依然认为，有保障的收入意义重大。“以前村主任累死累活只有300多元的补贴，有能力的人谁还乐意干?到最后就只有村霸或有钱人才能竞选。”现在依然兼任村主任的马竹林说，“如果有更多的村主任像我一样有体制内的工资，就能吸引更多 能人治村。”
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马竹林专门把这一点编成短信存进手机里，但他想了想，还是没说出来，感觉“在领导面前说这个好像有点儿不合适”。
基层工作琐碎具体，他们会“晕岗”，会被村民当作孩子的榜样
在上岗前，这些新入行的公务员，都在陕西省委党校参加了严格培训，内容不仅涉及理论知识，法律政策，还有包括公文写作在内的实际知识。两个多星期
厦门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的全脱产封闭培训期间，“每天晚上都要查寝，外出要向班主任请假。”这给这些学员带来了不少改变。
而公务员的身份对马竹林的改变，已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他把价值五六十万元的汽车，换成了十几万元的车，手里攥着的手机，也从1万多元变成几千元。
饭局上喝酒的习惯，也被他戒得差不多了。“现在咱是体制内的人了，酒驾要开除公职的啊。”他说，“公务员嘛，要注意形象。”
2013年转换身份的马竹林，如今大多数时间里依然和村民打交道。不过，在他的电脑收藏夹里，收藏了从中央政府到咸阳市政府的各级政府网站，“每天都要上网看看新文件和新精神。”就连手机铃声，都换成了一段关于“中国梦”的讲话。
而在西张堡镇的服务大厅里，曾涵飞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并说自己下一步目标是“学一点经济”。
只是这些新公务员怀抱的远大志向，往往被更琐碎的现实牵绊。
“感觉最难的就是写文章。”做了6年村主任的马竹林说，“以前在村里都是干些跑腿的活儿，不怎么接触这方面。”为了准备这次会上的汇报材料，他专门去求助在市里做秘书的朋友，最终把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为“三个没想到”，“三个转变”和“三个加强”。
在进镇政府办公室后，李艳对政府公文的写作感到不适应，“有时候都弄不太明白领导的排位”。
对这些公务员队伍的新面孔而言，他们和体制之间的磨合才刚刚开始。“基层工作琐碎具体，对个人的综合协调，业务知识，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方面要求较高，他们遇到疑难问题往往存在‘晕岗’情况。”咸阳市公务员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已经工作一年多的裴沛觉得，这份公务员工作，显然比国企工作更耗费精力。为了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辖区的企业跑，“一上午跑4家”。由于街道没有执法权，不少企业不配合，“有的就是不让进”。
无论如何，对这些曾经的农民和工人而言，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一系列的改变。即使工作只有两周的曾涵飞，也能明显感受到自己比以前更被人看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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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需要在镇上办农机补贴，“已经凑齐了所有手续，只要自己来一趟就能办好”，但老人家坚持要求在政府上班的外甥和他一起去办。
而直到现在，秦涛进村时，还经常有人冲他喊，“农民工来了!”这是当地人对他“农民公务员”身份的简称。这名有包村任务的基层公务员下村时，除了要了解村民情况，帮助村里完成大大小小的事务，还经常被村民树为孩子的榜样，被拉到家里，“给娃们讲讲是怎么考上公务员的”。
本文摘自：http://xiamen.offcn.com/?wt.mc_id=bk11312
第四篇：2014上海事业单位时政热点：解读公务员挂职：谁能挂职如何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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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上海事业单位时政热点：解读公务员挂职：谁能
挂职?如何挂职? “挂职”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培养干部的方式。新京报记者盘点发现，近年来，已有不少名人、学者到北京挂职，比如经济学家李稻葵、“棋后”谢军、国家人口计生委科研所所长马旭等。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也曾在北京市朝阳区挂职任区长助理。在曾任或现任北京市领导中，也有不少人有过挂职经历，如丁向阳、陆昊、戴均良、林克庆等。
什么是挂职?谁能去挂职?挂职是否意味升迁?新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查询相关文件并采访多个政府部门。什么是挂职? 为公务员内部交流方式，可“上挂”也可“下挂”
《公务员法》指出，挂职和调任、转任一样，是公务员法定的一种内部交流方式。不过，实际上，挂职人员并不局限于公务员。
按照规定，根据培养锻炼公务员的需要，可以选派公务员到下级机关或者上级机关、其他地区机关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挂职锻炼。
也就是说，挂职可以“上挂”，比如基层公务员到上级机关、乃至中央和国家部委挂职;也可以“下挂”，则反之。另外还有横向交流挂职，即在同等级别的单位，这种情况还包括对口、共建单位等。
据曾有过挂职经历的公务员介绍，挂职由组织部门进行具体组织。挂职期间，按照要求不再承担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本职工作交接中有不太清楚的事情，最多也就是电话沟通一下。”
此外，改变的只是挂职干部的工作岗位，其人事行政关系和工资关系均保留在原单位，不占前往挂职单位的编制。也就是说，挂职时，接收单位不提供待遇，待遇仍由原来单位发放。
“挂职和任职感觉是一样的。”有干部介绍，到挂职单位之后，会很快宣布正式任命，自己也需要尽快适应工作习惯，思路要和挂职单位“对对表”。“一开始你是客人，但很快就不是了。因为随着任命宣布，马上就会承担很多具体工作。” 谁能去挂职? 自愿报名，和原职位匹配度是考虑因素
记者从一些政府部门了解到，公务员挂职之前，单位组织部门会贴出挂职公示，包括接收单位、职位、人数等信息，就像“招聘公告”一样，有挂职意愿的公务员可以进行报名，也就是以“自愿”为前提。
但是，如果报名人数超过拟挂职人数，会由组织部门选择适合挂职的人员。一名熟悉党务工作的部委人士表示，相对而言，挂职选择的年轻干部比较多，比如一些有培养前途、需要锻炼的干部。此外，和原来的职位匹配度比较高也是一个考虑因素。
对于是否愿意“挂职”，记者随机询问了一些年轻公务员。多数公务员表示，愿意拥有挂职经历，即便不为升迁，也能够开阔视野。不过，由于挂职干部家属一般不随同前往，因此对于赴异地挂职，一些公务员表示需要考虑家庭具体情况，比如老人身体不好、孩子年龄小等。挂职都干啥? 一般是副职，分管某个领域，不会和本职相差太大
记者了解到，挂职时间较短的只有三个月。另外还有半年、一年、两年，最多三年甚至五年。一般来说，挂职时间一两年是比较多见的。
上述部委人士介绍，挂职一般是副职，分管某个领域，不抓全面工作。但也有挂职任正职的例子。
记者从一些政府部门了解到，对挂职干部安排的工作不会同其本职相差太大。如果是领导岗位，一般不会主管太“紧急”的业务，而是负责一些相对“长线”的工作。
就挂职级别而言，和原有级别相比，挂职有的会“高配”，即比原先级别高;也有的“低配”，比如谢军从北京棋院院长挂职任西城区教委副主任，就是从正处级“低配”挂职副处级。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不少到基层挂职的干部活动能力都很强，甚至能“带项目”。据了解，一些富裕地区干部到贫困地区挂职，如果两个地区是对口共建的关系，可能会带去一些项目，挂职干部相当于执行“支援任务”。
此外，一些中央或发达地区的干部由于对政策把握更好，到基层挂职时能够传递政策精神、申请扶植政策等也很多见。挂职是否意味升迁? 无明文规定，近年来挂职渐成为“惯例”
按照一般理解，挂职常常同“进步”相挂钩，被视为一种“潜规则”。实际上这并无明文规定。
由于挂职通常被认为是培养干部的一种方式，在过去，组织部门可能会将需要重点培养的对象“输送”到挂职岗位上去，使其增添一些经历履历，其中也不乏“提拔”意图。200
1年，中央关于选派年轻干部到西部挂职锻炼的文件中，也含有一些方向性要求，比如强调要将德才条件好、发展潜力大、但缺少基层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重点选派到西北挂职工作，这也能够体现一种用人导向。
但是近年以来，挂职锻炼力度逐渐加大，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被视为必要门槛。2007年党的十七大后，中央多次强调干部交流培养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也意味着挂职渐成为“惯例”，和是否升迁不一定挂钩了。
第五篇：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之笔试、面试时政热点分析《人民日报七日谈》
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之笔试、面试时政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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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七日谈：转作风不能缺制度 ·人民日报七日谈：网络反腐须纳入法治轨道 ·人民日报七日谈：从“代表提案制”看改革路径 ·人民日报七日谈：警惕“诈弹”背后的“毒素” ·人民日报七日谈：城管“创新”不可本末倒置·人民日报七日谈：让更多“围观”驱散拍卖疑云·人民日报七日谈：政策制定何妨多些“缓冲减震”·人民日报七日谈：问政当戒“技术崇拜”·人民日报七日谈：·人民日报七日谈：·人民日报七日谈：·人民日报七日谈：别让“零信息”回应加剧公众疑虑·人民日报七日谈：·人民日报七日谈：怎么看向医院派驻警务室·人民日报七日谈：别留下尴尬的“黄灯”地带·人民日报七日谈：公开怎能一再不了了之·人民日报七日谈：心怀一种“落地”的期许·人民日报七日谈：公务用车“全自主”·人民日报七日谈：·人民日报七日谈：别让“霸气”变成城管符号·人民日报七日谈：干部怎样时时“在状态”·人民日报七日谈：如何走出“禁放”怪圈·人民日报七日谈：
5·12”，最好的纪念
迟到的“与国际接轨”
“将梯子横放”与更改副市长名单“秀”应成为官员必修课“前程担保”要不得““沾上边”就该负起责“内部文件”何时不再大行其道人民日报：转作风不能缺制度
作风转变远非朝夕之功，自上而下的严格自律固然重要，但也不能缺乏制度的保障和监督。
12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下大决心改进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上周几则地方政府转作风的新闻，也让我们感到新风扑面。
湖南新化县要求精简会议简化接待，开会不管饭；广州要求严格控制外出学习考察调研培训，尽量减少会议活动。
文风会风是党风政风的体现，说到底是工作作风问题。空谈误国的危害性毋庸赘言，但是讲正确的废话又往往事出有因。对发言者来说，说空话套话最大的好处是安全，是语言自保。
两年前江西唱凯堤溃决，10万民众生命危在旦夕。央视主持人连线当地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时，他竟用不冷不热的官腔介绍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就算主持人打断了他的套话，平其俊依然滔滔不绝。
当有价值的话不敢说或者不会说，而又不能保持沉默时，说套话之类的正确的废话，就成了无奈的选择。因此，“不准念稿”一时成为媒体热词。对此有评论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实际行动向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开战，“很平易”、“富有人情味”、“耳目一新”、“一股新风扑面而来”。各地纷纷表态，下大决心转变工作作风。
但其中也有不和谐音。上周有媒体报道，甘肃漳县在境内212国道两侧修建“美化墙”。当地干部表示，修建这些墙目的是“创建生态文明乡镇，促进新农村建设”。而老百姓直指其为“遮羞墙”，“从这里路过的大领导多，我们的房子丑，（修墙）能让过路的领导觉得好看。”修建“遮羞墙”，直接应了那句老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股风气值得警惕。毋庸讳言，我国一些地方仍然比较贫穷落后，但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个别地方干部想的不是转变工作作风去真抓实干，而是搞虚无缥缈的面子工程迎合领导。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路过的领导”不热衷于走马观花，基层干部又怎么敢“玩花样”？
好规定就怕歪念经。不讲套话假话，本来就是为政者应该坚守的底线。可一旦习以为常，要想改弦易辙，恐非易事。集中改进作风，如果只靠领导表表态，很容易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形式主义。
作风转变远非朝夕之功，自上而下的严格自律固然重要，但也不能缺乏制度的保障和监督。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八项规定，项项都有针对性，表明了根治官场沉疴的决心。
对照八项规定狠抓落实,一方面需要党政部门建章立制，按照规定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的作用，督促广大领导干部树立良好作风，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人民日报七日谈：网络反腐须纳入法治轨道
苏显龙
网络举报因其偶发性甚至戏剧性的弱点，使得反腐效果难言乐观。针对当前严峻的腐败形势，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唯此，社会监督的正能量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不雅视频事件余波未了，上周又有几名地方“问题官员”遭网络曝光，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引发公众对网络反腐的再次热议。
相比传统的社会监督模式，网上举报因为其速度快、影响大和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络的开放性使其形成一个人人可以参与的扁平化的舆论场，对权力运行可以进行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关注，促进官员谨慎用权，约束言行。同时，网络为官民搭起直接互动的交流平台，创造平等及时的对话机会，可以让领导干部更便捷地倾听民声、把脉民意，及时改错纠偏，提高执政能力，从而降低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一些例子似乎说明，网络反腐可谓“弹无虚发”。无论是“表叔”、“房叔”乃至更早的“天价烟”局长等腐败案件的查处，都遵循“网络曝光——纪委介入——查实处理”这样的路径发展。不过，值得反思的是，这种模式因其偶发性甚至戏剧性的弱点，使得反腐效果难言乐观。
此外，网络举报的泛滥，也会使有关部门在查处腐败过程中，对于保证公众知情权和保护个人隐私权之间难以权衡。而面对公共利益，官员隐私权该受到何种程度的限制，更需要明确的法律界定。比如网帖所曝“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纪委查实，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工程师，而其6套房产也都是合法所得。还有近日被微博曝光的某县委书记有9名情妇的“丑闻”，也很快被官方查证“严重失实”。
网络举报是一把双刃剑。“误伤事件”提醒，监督和隐私各有边界。如脱缰之马的“网络监督”真假难辨，一旦践踏到普通公民的“隐私领地”或者危及集体权益，必将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不安。
争论网络反腐利弊的同时，更不能忽视这样的诘问：如果正常的投诉渠道畅通有效，网络举报何以如此盛行？而反观网络反腐显而易见的短板，更提醒我们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多么地必要和紧迫。
值得肯定的是，与以往对个别官员丑闻“虎照式”的淡化处理方式不同的是，近来被曝光的腐败案件，都引起纪检部门的及时介入或严厉查处。这种官方与民间反腐力量的无缝对接和有效“协奏”，让人们看到了新时期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无论是主管部门查处还是民间举报，单打独斗式的反腐作用都很有限。因此有专家建议，民间举报的腐败线索，需要依附官方机构的权威及机制查处打击，而主管部门也需要借助民间力量扩大腐败信息源，以提高打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十八大把反腐败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反腐问计专家。这些信号让公众对推进反腐倡廉充满期待。针对当前严峻的腐败形势，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唯此，社会监督的正能量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人民日报七日谈：从“代表提案制”看改革路径
马国英
回顾党代会代表提案制这项制度的产生发展，可以看到推行改革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路径。许多制度创新，都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的，而经过试点、逐步推开是积极稳妥的选择
当前，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热潮正在掀起。回顾大会期间的热点和亮点，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从代表讨论、媒体关注到网友热议，都给予非常积极的评价。
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这次是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新部署、新要求。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进行梳理，就能看到，这里的“新”不是突然、孤立出现的，其有着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建立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在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据相关报道，截至2012年10月，27个省（区、市）制定出台了贯彻落实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的实施办法；365个市（州）、2684个县（市、区）探索建立了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和提议、调查研究、列席党委有关会议、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等配套工作制度。
这说明，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在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方面，一些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已经形成了一套规则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十八大报告对此进行总结，推动实行，变成全党的行动要求。回顾这项制度的产生发展，可以看到推行改革的一条比较成熟的路径。
改革不是“变魔术”，不能指望一夜之间所有的制度都建立起来。评价一项制度的价值，就是要看其是否能够建设性地回答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正是对新时期广大党员权利意识发展、参与诉求增强的积极回应，通过制度创新保障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制度化、常态化，可以说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具体体现。与这项制度类似，我们的许多制度创新与改革，都是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重要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的，顺应广大党员群众新期待、新要求，具有针对性。
在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的中国”实行一项新的制度，必须要有充分的实践基础。许多地方的情况说明，书面上被论证是正确的，在实践中未必行得通；一时行得通的，时间长了未必行得通。因为不少经验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限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局部环境中，时空条件变了，推行的结果可能就是“南橘北枳”。所以，一项新的制度和做法，采取经过试点、逐步推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实施，无疑是降低成本、化解风险、提高效率、优化效果的选择。同样，对试点也要及时作出科学总结，否则试点就可能碎片化，造成资源浪费。
相信随着党代会代表提案制的实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还会总结出新的成果、新的经验，可以更好地回答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而推动落实，不断完善。人民日报七日谈：警惕“诈弹”背后的“毒素”
木声
由某些极端事件引发的不安情绪，以至于让个别人有意或者无意效仿，应该是当下社会危险的“毒素”。对于正确处置此类案件，在法制建设、社会治理、媒体报道等方面，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人命关天的玩笑开不得，这本是连小朋友都知道的道理。但近段时间以来，诸如航班“诈弹”、取款“割喉”假报警这样的荒唐事却一再上演，让人不得不对此类“玩笑”的“阶段性高概率”产生担忧。
10月10日上午，贵阳机场一旅客因安检时多次不能通过产生不耐烦情绪，对安检人员谎称“包里有炸药”，后被警方控制。经查，未发现这名旅客携带爆炸物品，警方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后放行，当次航班和机场秩序未受影响。
据统计，从8月29日到10月10日，短短40多天已有超过5架航班遭遇恐吓。加上上半年数据，今年已经公开的国内航班受危险信息影响事件不下10起。从这几起航班恐吓事件来看，大多是肇事者为了恶搞、泄私愤、企图通过阻止航班起飞达到不让某旅客离开等目的而上演的恶作剧。好在各方面应对得当，“诈弹”并未真正演变成悲剧，相关肇事者也很快被处理。
10月8日，另一则“玩笑”在南京上演。一女子报警称遭遇“割喉抢劫”，不过，警方仅用12小时便查明真相，这是虚惊一场。当事女子因购买了两万多元彩票未中奖，担心家人责怪，便用刀将自己割伤，自导自演了一出“割喉抢劫”。
毫无疑问，这名谎报警情的女子与航班“诈弹”制造者将会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还需要注意的是，如何纾解一段时间“畸高”的这类假警“玩笑”给公众带来的心理压力，以及怎样防止由极端个案带来的效仿蔓延，应当分析对策。
不少人指出，眼下对于报假警的处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标准模糊且代价较轻。有专家表示，对航班“诈弹”恶作剧的肇事者，有的只拘留数天，经济处罚也就500元至2000元，显然难以达到惩戒的效果。
然而，由某些极端事件引发的社会情绪不安，以至于让个别人有意或者无意效仿，应该是当下社会危险的“毒素”。一些情节恶劣的案件，因为牵涉面大，需要公开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但是信息传播如何避免负面的渲染与暗示，需要研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妥善把握。
对于正确处置此类极端案件，我们在法制建设、社会治理、媒体报道等方面，的确有许多值得警醒的地方，比如加大立法惩治力度、加强治安管控能力、媒体不要一味追求惊悚细节和轰动效应等，对于有效阻止此类“毒素”传播势必会发挥有力作用。
人民日报七日谈：城管“创新”不可本末倒置
何
璐
对老百姓而言，城管穿什么服装，倒不是他们最关心的。如果个别人的粗暴执法方式不改，着装再有个性，也是本末倒置
如果能够整理出一个舆情榜，那么，“城管”这个词不是“高居榜首”也必定“名列前茅”。这不，上周的几则新闻，又将城管推上风口浪尖。
近日，一则“悬赏公告”在互联网流传——奖励2万元向社会各界征集执法服装设计方案，发布者为湖南新化县城管局。该帖一出，即刻引来拍砖：一套衣服，就能改变或提升城管形象？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拿出2万元买一个服装设计方案，这钱花得值不值？新化县城管局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原来的制服和其他执法部门的差不多，我们做了很多事，但市民不知道是城管做的！”
事实上，城管在维护市容市貌的整洁有序方面确实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对一度被妖魔化的城管群体来说，如何树立正面形象，确需值得考量。其实，对老百姓而言，城管穿什么服装倒不是他们最关心的。如果个别人的粗暴执法方式不改，着装再有个性，也是本末倒置。这不，新化县委、县政府很快就叫停了这一“烧钱”方案。
同样被叫停的还有深圳城管的外包做法。最近，由于部分城管协管员涉黑被披露，深圳城管外包制度遭到质疑。深圳城管局法规处一负责人表示，在两周时间内可能会出台新的政策来取代原来的城管外包。
深圳城管“外包”已经运行了5年之久，当初曾被誉为“创举”。但新举措不但没有解决老问题，反倒衍生出一些新问题。难道是外包本身出了问题？非也。据报道，深圳城管局的外包做法是舶来品，“购买公共服务”制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在一些发达国家推行，这一公共管理模式为什么到我们这儿就水土不服了呢？外包服务，本意是希望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来解决城管队伍人手不足的问题，但由于有关部门对外包公司的质量不加以甄别，监督又缺位，不出问题才怪！而如今不分青红皂白，一出问题就“一禁了之”，也为行政部门留下卸包袱、推责任的“懒政”口实。
近年来，从美女城管、硕士城管，到眼神执法、“洋城管”执法，各地为改善城管形象可谓用心良苦。可这些“创新”对于城管形象的提升，大多是小修小补，如果不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仍难突破当前城管形象不佳的困境。
本来，城管工作寻求改变与创新，是值得称道的。但为何总给人留下“换汤不换药”，甚至作秀的嫌疑？究其根本，恐怕还在于这些变化与整个城管理念、作风相比，实在有点微不足道。“美女城管”也好，“洋城管”也罢，如果不能从源头上厘清并规范城管执法权限，提升城管执法文明程度，“猫鼠大战”仍难平息。
城管形象问题不仅是执法人员个体形象问题，也是城市管理理念的体现。因此，在完善现有城管制度、加强城管队伍建设、提升执法效能的同时，还应大力提升城市总体规划水平，创新社会管理手段与统筹协调方式。如果城市管理的根本理念不改，只是在服装、人员上玩点小花样，再吸引眼球的创新，也只是隔靴搔痒。
人民日报七日谈：政策制定何妨多些“缓冲减震”
王冠男
只有公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给决策者多设置些“缓冲带”、“减震器”，政策的出台才会有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现实依据，实施起来才能保证“政通人和”
每当事关国计民生的政府决策出台时，总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
6月20日，深圳罗湖区出台了市容环境量化考核指标，规定街头出现乞丐将对城管扣分，引来网民无数“拍砖”：政府约束内部行为的考核制度与公民权利孰轻孰重？弱势群体的权利该如何得到保护？执法人员的无奈、乞讨人员的不满，是否会让政策制定者反思：政策出台的脚步何妨放缓些，让充分听取民意后的政策更有可操作性。
另一件“空投”事件，同样让人感到措手不及。广州市政府在6月30日晚宣布，广州市将于７月１日零时起正式实施中小客车总量调控交通政策。结果引发市民通宵买车狂潮。对于汽车限购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为什么不能先征集民意？在行政许可法已经实施的背景下，“限购令”搞“突袭”难免引起公众质疑。北京早在2010年底就实施了购车“限购”政策，但因为之前在网上进行了意见征集，赢得了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一项政策的制定要想深得民心，切实可行，必须遵从严格的民主程序。如果仅靠领导“拍脑袋”、求新求快，很容易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与现实脱节，甚至走了样、越了界。等到出了问题再搞“急刹车”，有关部门不仅显得被动，更浪费了行政成本，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近日，某地领导透露当地地铁要设立“提供坐票服务”的说法，立刻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网民质疑这一做法违背了公共交通首先应当确保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原则，会造成贫富对立。对此，有关部门回应称：“VIP车厢”实为机场线路大件行李车厢，但仍难以消解公众质疑。
我们知道，地铁是一个公共性服务平台，在许多大城市更是核心交通工具，对所有乘客本该一视同仁提供服务。在当下运能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就草率提出差异化服务的“大跃进”思路，难免引起公众对公共服务嫌贫爱富的深层担忧。
很多活生生的案例说明，剥夺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而匆匆出台的决策（尤其是公共决策），定会滋生矛盾，积累怨气，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要减少政策制定的“突然袭击”或者“朝令夕改”弊端，除了要加强制定者的法治观念和大局观念，还需要提高社会的广泛参与度。只有公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给决策者多设置些“缓冲带”、“减震器”，政策的出台才会有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现实依据，实施起来才能保证“政通人和”。
人民日报七日谈：问政当戒“技术崇拜”
苏显龙
诚然，电话、网络、电视等“问政”新形式丰富了民众反映问题的渠道，但是把了解社情民意的希望一味寄托在技术的革新上，再多再新的“问政”形式也是虚设
6月26日,武汉市今年首场治庸问责“电视问政”直播现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杨泽发收到一份特殊礼物——一套塑料膜包裹的消毒餐具。
3个月前,杨泽发立下“军令状”,承诺限期整改小餐饮乱象。如今,到了“交卷”的时候,现场数十名市民代表齐刷刷地举起了“哭脸牌”。
市民在镜头前“咄咄逼人”，官员在嘉宾席上“如坐针毡”。如此“麻辣”的场面，真实坦率，可圈可点。
去年底,武汉电视台首次“电视问政”就曾轰动江城,收视率一度超过同期热播剧。据称，今年“电视问政”将增至两场。这种新的监督形式配合的是“治庸风暴”,在一年多时间里，武汉已问责干部812人。
不仅在中部的武汉，在东部的杭州，也在为治理“机关病”煞费苦心。据报道，到今年7月1日，杭州市96666投诉电话开通已整整10年。10年间，根据电话反映的内容，共有1810名“庸懒散”机关工作人员被问责。
“机关病”一直备受诟病，发现病灶若不敢“刮骨疗毒”，“治庸风暴”难免被指作秀，到头来不仅“机关病”难以痊愈，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会受损。
诚然，电话、网络、电视等“问政”新形式丰富了民众反映问题的渠道，但是把了解社情民意的希望一味寄托在技术的革新上，再多再新的“问政”形式也是虚设。
在武汉的“电视问政”现场，局长们也遇到类似的尴尬。面对主持人提出的“（频频被曝光的乱象）既然能够马上就办，为何非要等到问政”的质疑，副市长坦陈，这说明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没有充分落实自己的职责。
另一个例子也足以引人深思。上周广州各部门每月例行举办的“局长接访日”上，大多数接访部门如市交委、市审计局都门庭冷落。据当地媒体报道，“接待日”遇冷原因不是领导认为的“市民反映问题的渠道很多”，而是因为渠道沟通不畅、诉求不能及时解决的状况并未明显改进。
这两件事点出了“机关病”的症结。“电视问政”的推出，实际上是倒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种举措。目前来看效果很好，但要将“治庸”向纵深推进，实现常态化，各级政府还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要通过切实树立服务意识来带动自身职能转变。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要想使“问政”“问”出问题，“问”出成效，关键是要完善监督机制，使官员感到无时不在的监督压力。时下，采用“电视问政”等形式问计于民，应该说是政府部门放下身段，与时俱进的表现。但“治庸”切莫陷入“技术崇拜”的误区，让“问政”变味、走调。
人民日报七日谈：让更多“围观”驱散拍卖疑云
张承慧
不论是“拍砖”还是“力挺”，指向都是明确的，就是拍卖要“阳光化”。公众支持司法拍卖创新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公共事务走向透明、公开、公正的强烈呼声
与拍卖有关的几则新闻近来颇受关注，在质疑声、辩解声中，也有让人耳目一新的举措出现。
河南中牟县近日称其“公开拍卖４３辆超编公车，总成交额３９万余元，实现国有资产增值５３％”。此事经报道后，引来“卖公车还是卖废铁”的质疑。
公车拍卖引来“围观”的不只这一起。
前不久，温州市将首批２１５辆公车顺利拍卖，成交价总计１０５９．４８万元。其中，成交价最低的仅５０００元，最高的１７万元，平均每辆成交价４．６７万元。
公众质疑这是“贱卖”，背后有“猫腻”。
相关方面回应说，总成交价偏低是因为车辆是老旧廉价车，或者面临淘汰更新；拍卖过程公平公开，甚至有视频为证。这些说法化解了公众部分疑虑。但是必须看到，以往许多“公家”部门搞的拍卖中，私下拍卖、定向拍卖并非个例，例如把拍卖公告登在报纸的小角落里，再由少数人低价竞拍等，导致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结果“钻石卖成萝卜价”。有报道称，在法院近年来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民事执行领域特别是司法拍卖环节成了“重灾区”。
而前几天结束的另一场拍卖，呈现的是一种不同的情景。
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淘宝网联合推出的国内法院首起零佣金“网络司法拍卖”结束。两台涉诉车辆上网竞拍，一天多时间内引来２３万人次网上“围观”，起拍价为１９．９９万元的宝马车和５万元的欧蓝德越野车分别以３３．０９万元和６．７万元的价格被竞得。
不少社会人士对这场网上司法拍卖表示了认可，认为此举可有效杜绝暗箱操作。同时也有人提醒，网络司法拍卖“违反拍卖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比如，淘宝网不具备专业资质，拍卖要由拍卖师主持等。
几相对比，不论是“拍砖”还是“力挺”，指向都是明确的，就是拍卖要更加“阳光化”。正如相关评论所说，如何让我们相信拍卖不是在贱卖？相关的制度设计和程序问题，需要改革者统筹设计、公开透明，像公车拍卖所得的去向和用途，是广大百姓最关心的，应该有本明明白白的账。有专家指出，公众支持司法拍卖创新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公共事务走向透明、公开、公正的强烈呼声。
公开透明，是拍卖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公信力的基础。既然如此，举行拍卖就要想方设法聚拢人气，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围观”。把拍卖搬上网，更大的意义在于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理念与智慧。其实，不仅是拍卖，在信息化时代，权力的运行与监督如影随形，既想披着合法的外衣，又想打不法的算盘，只能是掩耳盗铃。
人民日报七日谈：“将梯子横放”与更改副市长名单
何
璐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道理看似简单，却知易行难。平息**，不仅需要贴上“注意安全”的标语，更需要“将梯子横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周，万众瞩目的高考如期而至。在所有话题中，议论最多的非作文莫属。公众热议、媒体解析、专家点评„„“吐槽”高考作文成了多年来暑期公众热议的焦点。今年被网友戏称为“最给力”的安徽省高考作文题用百余字的材料讲述了一个故事：某公司车间角落放置了一架工作使用的梯子。为防止梯子倒下伤着人，工作人员特意在旁边写了条幅“注意安全”。一次，一位客户前来洽谈合作事宜，留意到条幅并驻足良久，最后建议将条幅改成“不用时请将梯子横放”。
百人百性，千人千解。这个乍看之下让人“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的作文题其实写作角度可以很多，但文章最直接反映出的恐怕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治标不如治本。之所以建议“不用时将梯子横放”，目的就是想将梯子横放后彻底根除安全隐患。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道理看似简单，却知易行难。且看近期的几则新闻便知。
近日，安徽芜湖市一副市长因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受到舆论热捧。而随后有媒体发现，380余万人口的芜湖市竟然配备了11名副市长。受到质疑后，芜湖市政府网站更改了名单，将其中3人的名字删掉。
多配副市长，不仅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行政成本，也有损政府形象。芜湖市政府新闻办对“副市长超职数”质疑及时做出回应，并表示“没有出现超标”，但仍难以完全打消公众的疑虑——网站上的副市长数量减少了，现实中“一正N副”现象是否也该“消肿”呢？
所以，平息**，不仅需要贴上“注意安全”的标语，更需要“将梯子横放”，回到信息公开和遵从规制的路径上来，填补法规制度上的漏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有一则新闻，貌似也是没有“将梯子横放”的结果。引起广泛关注的“武汉市公路管理处录用领导干部子女5人”事件，这几天有了初步结果：4名干部子女应聘资格被取消。“萝卜招聘”频频出现，事后相关责任部门大都习惯性地启动应急预案，以“取消招聘资格”作为回应，但是“严查、严处责任人”却鲜有下文。这种贴贴“注意安全”标语的处理方法，又如何保证“萝卜招聘”下不为例？
高考已经落幕，生活依旧继续。写好一篇作文不难，讲好一个道理也不难，难就难在言行合一，标本兼治。《不用时请将梯子横放》这篇高考作文，不仅值得考生细心揣摩，也值得我们这些成年社会人深思。
人民日报七日谈：“秀”应成为官员必修课
潘俊强
“秀”是中性的。官员要面对群众，要和群众打交道，形象展示就是不可避免的。“秀”是介绍决策、亮明态度、表达情感的方式，“秀”得好，有利于改善和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消除隔阂
“秀”是英文单词 “show”的音译，有表演、展示的意思。“作秀”虽然是个新词汇，现在却也是用得让人耳熟能详，特别是常常用它来评价定性某些政府部门或者官员的行为。
上周，有两名官员很受关注，一位是微博邀农民工吃饭的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一位是每天骑车送女儿上学的安徽芜湖市副市长。与以往不同，对此二人的事迹，刚开始有关议论也有“作秀”的调侃嘲讽，后来趋于认同肯定。
公安厅副厅长微博邀农民工吃饭，没有安排，随机约请，饭也实实在在吃了。副厅长零距离接触农民工，直接了解了农民工的诉求。客观地看待这种做法，这场“秀”很有价值——此举让这位身居高位的官员收获“一手材料”，为其以后研究决策会有所帮助；对应约前来的8位农民工而言，这也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向上反映问题的机会。
副市长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不是一天两天，经常如此，面对关注，这位副市长以“这是父亲应该做的事”回应。还有当地市民说看到他逛市场买菜。这样生活化、平民化的“秀”，似乎与人们以往形成的印象不一样，但知道原委之后，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固执陈见，这样的官员难道不该多多益善吗？
当然，不能否认，政府部门和官员沽名钓誉、做表面文章的作秀确实很多。在今天这种信息传播快速、舆论发展活跃的环境中，没有实质内容的花拳绣腿式的作秀，经过网络的高速发酵和放大，必然遭到群众的反对，受损的不仅是当事官员的声誉，更是政府的公信力。也许是作秀的事例看得多了，人们见到新鲜做法，自然先会问一句：这是不是作秀？
任何一件事情，有表扬、有批评，有肯定、有质疑，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总是质疑、总是批评，就值得反思了。
官员要面对群众，要和群众打交道，形象展示就不可避免，“秀”在某种程度上应成为官员的必修课，这里的“秀”是中性的。“秀”是介绍决策、亮明态度、表达情感的方式，“秀”得好，有利于改善和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消除隔阂。只是，这“秀”不能离开一个前提，要在自己的分内真心服务，用心履职。“秀”从更深一层说应该是服务的方式更加合理巧妙，以人为本，更让群众满意。
之前深圳的公务员上街擦皮鞋的“秀”却有点剑走偏锋的尴尬，正如市民所言，做好本职工作比擦皮鞋更重要。
如何更好地通过“秀”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除了用心尽责为群众服务之外，还要敢于接受群众监督。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放下姿态，在微博中回应“作秀”的质疑，并进一步公布手机号码，继续回应网友关于“微博是秘书代为打理”的质疑，有利于增强群众对他的认同和好感。
由此可见，被质疑“作秀”之后的反应也很重要。如果一受到质疑，原来的做法不管好坏都取消作废，那就真成作秀了。
人民日报七日谈：“前程担保”要不得
梁昌杰
种种“前程担保”，并不能让这些官员的诚信加分。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样的担保最终成了“闹剧”，透支的却是政府的公信力。官员都要谨言慎行，多些深入调查和冷静思考，切忌意气用事和头脑发热
最近一段时间，官员“用前程做担保”的做法似乎很流行。在某县爆炸案通报会上，公安局长称，“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某人就是此案的嫌疑人；因“打通任督二脉”引来围观的某省卫生厅厅长，在其微博上声称，“愿意以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换中医的发展。
常识告诉我们，破案靠的是事实证据，不是“军令状”式的表态。侦查破案仍在程序当中，证据链条仍在建立当中，过早的表态，容易给人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如果这样的表态被后来发现的证据推翻了，办案人员会不会为了维护面子将错就错？“先下结论再找证据”，这是人们最大的担心。往深里说，这样的表态与法治精神不符。
“打通任督二脉，张无忌用了8年，这41名医务人员只用9天！”对某省卫生厅官网发布的有关打通任督二脉的消息，大多数网友持调侃、质疑的态度。一些专家认为，针对传统中医养生方法出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很正常，而且真气运行并非人人适宜，推广必须把握好度。
作为一名省卫生厅厅长，下决心推动传统医学发展，可谓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但是，关乎医学发展的，是检验证明、务实求真的科学态度，厅长赌上前程，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实在不好说。再往深里说，这样的表态与科学精神不符。
其实，在公共事件中，承受很大舆论压力的官员，为获得信任、走出危机，常用人格、官帽担保某项结论、某种观点正确，但事实证明，所谓的担保并不一定有多大分量。华南虎照事件中，陕西省林业厅原副厅长朱巨龙曾“以官位担保”虎照为真；西安宝马彩票事件中，时任陕西省体彩中心主任的贾安庆，也曾“拿头担保”彩票没有弄虚作假„„这样的“赌咒”，最终沦为笑谈。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无疑都爱护自己的诚信声誉和政治前途。而种种值得怀疑的“前程担保”，并不能让这些官员的诚信加分。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样的担保最终成了“闹剧”，透支的却是政府的公信力。
有一种“塔西佗陷阱”的说法，就是说当一个部门或群体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想跳出这种“陷阱”，官员要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精心保护公信力，开诚布公地面对民众的种种质疑，多些深入调查和冷静思考，切忌意气用事和头脑发热。
但愿拿自己的前程做“赌注”的官员少些，更少些。
人民日报七日谈：别让“零信息”回应加剧公众疑虑
肖潘潘
不针对疑问的回答，南辕北辙的反应，左腾右挪的说辞，哪怕再怎么洋洋洒洒，再怎么情真意切，都不会得到公众认可，也不会使民意止沸。而“零信息”甚至“负信息”的回应，是对公众智商的挑战
湖北利川市人社局为其直属事业单位招聘两名工作人员，共20多人应聘，面试结果前两名是其内部干部子女。针对这一“巧合”，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社局和利川市政府决定，取消结果。
招聘结果取消了，疑云却未消除：招录本单位干部的子女是否符合回避规定？招聘背后有没有内部“勾兑”？谁来承担招聘“流产”的成本？这些疑问，回应中没有解答。
而在5月15日，青海省保监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再次公布了拒录3名考生的原因，其中，认为笔试、面试成绩都是第一的人大毕业生黄红“人际沟通协调能力、独立承担工作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从之前“性格内向”的说法，到这次“能力不足”的回应，人们的质疑没有减弱反而增强，其中一个重要的疑问是：“黄红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怎能弃国家认可的笔试、面试结果于不顾，而断定她能力不行？”
应该说，面对争议性事件，相关部门能够介入调查、作出回应，这种直面民意的态度，相较于那些“躲猫猫”式的处理，确是前进了一大步。但好不容易回应了，可网友、公众还是不买账，这又是为什么？
“打太极”式的回应，不是真正的回应。何谓回应，就是对问题的回答和反应。不针对疑问的回答，南辕北辙的反应，左腾右挪的说辞，哪怕再怎么洋洋洒洒，再怎么情真意切，都不会得到公众认可，也不会使民意止沸。至于那些故意忽略关键性问题，就匆匆忙忙作出的回应，即使赶上了“及时”这班“首发车”，也有可能只是一班开往“不满意”的“地铁”。
5月19日，临沂大学曝出165名学生腹泻，官方马上回应，力陈“高度重视”、“专门会议”、“详细部署”、“全力医治”等各种努力，但得出的结论却是“患者病情得到控制”。对学生及网友最关心的病因，说法模棱两可，先说“诊断为季节性肠胃炎”，又表示“病因仍在调查中”。这种闪烁其词的结论，当然让人无法满意。
“零信息”甚至“负信息”的回应，是对公众智商的挑战。如果无视群众的“信息饥渴”，甚至在这份饥渴之火上“添柴加薪”，相关部门的公信力危机也就不可避免。那些没有针对性、没有实质内容的说法，以及“王顾左右而言他”，说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闲话，导致更多的疑问产生。各种疑问不断叠加，到一定程度，当事的部门自然不堪重负。
回应不仅仅是开一场发布会，或者发一则通告。事实上，回应不能“解渴”，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对回应效果缺乏考核机制。公众满意不满意，没有反馈渠道和考核机制，无法影响回应者的“官帽”，回应就会流于形式甚至沦为“坏事变好事”的自我表扬。
人民日报七日谈：“5·12”，最好的纪念
何
璐
“国际护士节”与“防灾减灾日”走进了同一天，似乎赋予了“5·12”这个日子别样的深意。回望伤痛，是为了更好地疗伤；牢记灾难，是为了更稳健地前行
上周，几乎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5月12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撕裂了太多人的记忆，这一天注入了太多的情感，这一天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
晃动的楼房，奔跑的人群„„4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灾难，至今让人不忍回望。以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为坐标原点，在时间的横轴上，铺陈着国人4年的大爱与奋进。
“5·12”也是我国第四个“防灾减灾日”。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抗御各类重特大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我们立足国情和灾情实际，探索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防灾减灾道路。去年我国成功预报地质灾害400多起，挽救了3.5万人的生命。
“5·12”还是另一个重要日子——第100个国际护士节。今年护士节的主题是“缩小差距：从护理实证到临床应用”。这个节日的确定，既为纪念优秀英国护士南丁格尔，更是鼓励每个医护工作者，要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做好护理工作。这样一句简单的主题语，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值得白衣天使们细细掂量。
今年的“5·12”似乎略显平静，这一方面说明伤痛渐渐远去，灾区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家对于灾难的认识和承受能力在逐步提升。面对“5·12”，怎样的纪念才更有价值？
灾后重建已经顺利完成，但当地民众仍面临一些实际困难，还需要社会持续的关注与帮扶。5月13日是母亲节，有一个数据让人欣慰：汶川200多名丧子母亲中，已有2/3有幸重新生育。但对于那些年近半百的夫妻来说，如何养育孩子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同时，另外1/3几乎失去再为人母可能的母亲，她们失落的心灵如何得到更多的抚慰？
尽管在应对汶川特大地震中，我们的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工作经受了重大考验和全面检验，但是面对频发的次生地质灾害，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对灾难预警、成因的研究和预防，建立常态化的预警机制。
“国际护士节”与“防灾减灾日”走进了同一天，似乎赋予了“5·12”这个日子别样的深意。它提醒我们，在尽力疗伤的同时，不应忽视那些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们；在创伤愈合之后，不应该淡忘那些曾经的苦痛。
回望伤痛，是为了更好地疗伤；牢记灾难，是为了更稳健地前行。
人民日报七日谈：怎么看向医院派驻警务室
【新闻背景】
卫生部5月4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公安机关向二级以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派驻警务室，共同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维护正常诊疗秩序、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与人身安全。
先要弄明白为什么“闹”
“医闹”是以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当程序来解决医疗纠纷问题的行为，对此不提倡甚至需要严加管理。卫生部和公安部联合发文严打“医闹”行为，维护医疗机构秩序，无疑是必要的。同时，更有必要反思的地方在于，没有人愿意做“医闹”，何以“医闹”却是如此之多？“医闹”是不是正常解决医疗纠纷的路径被堵塞的无奈选择？
打个比方说，“医闹”是“流”，其泛滥成灾“淹没了”正常的医疗秩序，那么，这“源”的主要方面显然不是从就医之初便处于劣势的患者，而更多地在于医疗体制改革不到位、医生职业道德缺失、医疗纠纷多发且不能及时解决等问题。对于“医闹”，我们需要“节流”，需要堵住泛滥的“流”的缺口，但更需要“源头”治理。
新疆乌鲁木齐
刘
鹏
“设警务室”思路需要斟酌
医院都设警务室，我看这事需要斟酌。通常，二级以上医院有一支自己的保安队伍，并配有相应的“人防、物防、技防”，如能尽职尽责，大体上便可做好医院的安全防护工作，所以，也就没必要在此基础上设置警务室。如果医院一定要设警务室，那么，学校、幼儿园及城市的社区、乡下的行政村等，都应该设警务室，如此一来，警察队伍起码要扩编一倍，岂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再说，警务室保护了医务人员“8小时以内”的人身安全，能保护“8小时以外”吗？
看待“医闹”问题，患者这一方固然有违法之嫌，但不能说医方没有一点责任。强调打击闹事的患者这一方，更不应忽略对医方问题及时而有效的治理。
安徽巢湖
张传发
可先试点不急着“全覆盖” 作为一个特殊的公共场所，医院存在就诊患者人数众多、人员情况复杂等实际情况，如果将警务工作前移，和医院保安形成更好对接机制，遇到“医闹”等突发事件，可以快速反应，妥善处置，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就医秩序，不耽误其他患者看病，对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也能起到有力的威慑作用。
但是，也应该看到，一项政策的科学制定与有效实施，充分的调研和论证是必要的。对一项政策措施是否合适，如果拿不准，可以进行试点，如果效果良好，由点及面推向全国；如果效果不理想，分析原因，改正或者直接放弃这一政策措施，都是可以的，也不会因为不合适的政策措施“全覆盖”，造成一些不良后果。“二级以上医院设警务室”这一政策措施，是否先找某个医院或某些地方进行试点呢？
人民日报七日谈：别留下尴尬的“黄灯”地带
吴秋余
在涉及公民私权利和生活自由的领域，法律规则的模糊比没有法律规则更为可怕，因为没有法律规则的领域还可以依靠道德、自律和社会习惯调节，但如果规定了模糊的法律规则，却可能给执法者留下侵犯公民权利的过大自由裁量空间
近日，浙江嘉兴市中级法院的一纸终审判决，让“黄灯能闯不能闯”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有的机动车驾驶员有些不安，因为他们多年的交通习惯可能要改变：“闯黄灯”也违法，将面临处罚。
案件并不复杂，双方的主张似乎也都有道理：对司机来讲，遵循“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的原则，《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条文中没有明确说“闯黄灯”是违法行为时，公民就有“闯黄灯”的自由；对执法部门来讲，既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了“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按照一般对法律法规的逻辑解释，没有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就不能继续通行。最终，法院判决认定“闯黄灯”违法当罚。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很多人从小就知道的基本常识，但对于黄灯，似乎就说不出所以然。从道路交通的科学设计角度看，黄灯自有其合理性。要求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继续通行、没有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停车，可以尽快疏通路口车辆，提高交通效率。如果没有越过停止线的车辆也继续行驶，那黄灯的作用和意义就不存在了，也会造成红灯亮起时，有些车辆刚刚驶过停车线来到路口中间，影响通行效率，而且容易发生事故。
但由于目前对“闯黄灯”行为缺乏明确规定，各地执法尺度与方式不统一，造成很多司机存在侥幸心理，把黄灯作为红灯即将亮起前的加速信号，这大大增加了交通路口的危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嘉兴“闯黄灯”案件有利于文明规范的行车秩序建立，值得提倡。
然而，对于“闯黄灯”问题的争论，并没有随着这起案件的终审判决结束。据媒体报道，虽然有武汉等地交警部门明确表示“闯黄灯”是违法行为，但在上海、重庆、青海、安徽等全国多数地方“闯黄灯”并不算违法，法律法规的模糊和不统一，造成了交警执法和司机驾驶过程中的双重尴尬。
我国作为成文法为主的国家，法律法规应该具有事前的预见性和细致的可操作性，对于一种行为，法律法规应该在其发生之前就明确作出指引，让人们在一般情理判断之下即可知道是“允许”还是“禁止”。
更进一步说，在涉及公民私权利和生活自由的领域，法律规则的模糊比没有法律规则更为可怕，因为没有法律规则的领域还可以依靠道德、自律和社会习惯调节，但如果规定了模糊的法律规则，却可能给执法者留下侵犯公民权利的过大自由裁量空间。
“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在加快法律制定、出台的同时，也应该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精细化和规范化，完善对一系列基本法律的具体规则和法律适用的细则配套和司法解释工作，用更多更细的明确指引，消减法律的“黄灯”尴尬地带。
人民日报七日谈：公开怎能一再不了了之
肖潘潘
如果一次次公民质询信息公开事件都变成新闻“烂尾楼”，那么损害的不仅是某些部门的公信力，更将为城市治理罩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上周，北京市民刘巍“较上了真”，他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邮寄了一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一卡通”每张押金20元，已发行4000万张，8亿元押金到底流向何处？刘巍的追问被媒体报道后，迅速升温成热点话题。
无独有偶，打假人方舟子上周也陷入了“公开门”。与他有关的“科技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资金”和“科技打假资金”累计接受捐款近百万元，但没有公布详细支出明细，也没有明确说法。
仔细分析，这两件事均由个人“发难”，之后引起媒体或微博网友广泛关注，知情人士提供更多信息，于是将事件推向更加公开的境地。在公民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时代，这种追问的广泛参与，给公开主体带来巨大压力，也给扩大信息公开带来可能。
然而，这种公开具有特殊性，比如，“一卡通”信息公开背后是4000多万张卡片主人，因涉及面广才备受瞩目，方舟子为知名人士而更受关注。但反过来想想，如果公开内容不是万众瞩目呢？如果公开主体为非公众人物呢？可以想象，依赖“秋菊上访式”的办法要求公开，通过微博和媒体呼吁公开，终究只是“非典型”的手段，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的公开，其效果势必不甚了了。“一卡通”即为一例。一张卡20元的押金，利息微乎其微，但4000多万张卡积少成多，数字就“蔚为壮观”了。更何况，如果这些巨额押金，被挪用于各种高回报投资，收益会更加惊人，而这部分收益，从不公开，成为监管灰色地带。因此有人说，利益被“卡”住，道理也就不“通”了。事实上，对这样“道理不通”的利益问题，在2006年北京“一卡通”实行之初，就有媒体呼吁公开明细，也曾成为热门话题，但最后结果仍然不了了之。就公开“一卡通”押金使用情况，北京市政协委员石向阳曾六次提案，遗憾的是六度无果。
现在，“一卡通”押金疑云仍在弥漫，笼罩其间的不仅是多次要求公开的市民，还有“隔岸观火”的监管部门。“一卡通”收取押金，不独北京存在。全国各大城市加起来，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一卡通”公司一直三缄其口，其底气何在？有关部门为何面对公众质疑置若罔闻，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黑色利益链条？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无论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来说，还是从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角度来说，“一卡通”押金使用明细都必须公开。如果一次次公民质询信息公开事件都变成新闻“烂尾楼”，那么损害的不仅是某些部门的公信力，更将为城市治理罩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人民日报七日谈：心怀一种“落地”的期许
张垚 两会、“3·15”晚会、植树节，这几件事都是每年阳春三月的“必修课”，让我们关注的，是它们共同承载的“落地”愿景早日实现。实现“落地生根”离不开公众参与，更需要制度保障
上周，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落下了帷幕，面对这个春日里形成的民生“清单”，我们开始心怀一种“落地”的期许，等待听见基层“落实”的回音。
上周，一年一度的“3·15”晚会备受关注，麦当劳出售过期食品、“回收”已经污染食品的现象遭到点名曝光，作为消费者，除了接受其道歉以外，更关注的是企业食品生产标准怎样才能真正“落实”，他们何时才能不再为食品安全担忧。
3月12日，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来临，六部委在全国部署开展“关爱自然、义务植树”志愿服务行动。生态文明的需求日益迫切，细颗粒物（PM2.5）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彰显了对环境民生的关切。同时应当看到，植树节播撒的绿色和希望，并没有阻挡“大雾迷城”在全国多个省、市的继续上演，环境治理目标“落实”依旧任重道远。
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上述几件事都是每年阳春三月的“必修课”，让我们关注的，是它们共同承载的“落地”愿景早日实现。
两会闭幕，意味着代表、委员的履职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3·15”晚会结束，相关部门的监管问责跟进，“常规效应”还在继续；植树节期间“植数”有限，生态文明理念正在深植百姓心间。
农民种庄稼，讲究种子落地长出根系，进而开花结果实现收获。这一过程，既包括播撒种子的科学方法，也内涵着日后施肥浇水以达到硕果累累的基本要求。事实上，抓“落地生根”的过程，是目标、本领、方法和担当集中展示的过程。
全民医保体系的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新开工700万套以上保障房„„《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要“咬紧”，“落地”的愿景才能“茁壮生长”。
实现“落地生根”离不开公众参与。自媒体拓宽了消费者解决问题的平台，网络所赋予的更多发言权，让每个个体有机会参与构筑“落实”链条。管理部门深谙“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道理，讲究科学的思想方法，“落地”的期许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实现“落地生根”更需要制度保障。构建制度化、常规化的消费者保护网，需要维权制度和惩戒打击等“合力”出击；细颗粒物（PM2.5）治理难题的破解，也需要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对多种污染物协同处置。
慎思明辨之后，笃行更是关键所在。
人民日报七日谈：公务用车“全自主” 迟到的“与国际接轨” 南辰
从美国、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惯例看，政府用车用本国自主品牌无可厚非，也没有违反相关国际贸易准则。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接下去，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是否会“与国际接轨”，也采用自主品牌
工信部官方网站近日公布《２０１２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稿）》，４００多款候选车型均为自主品牌产品，包括上汽、东风、一汽、广汽、奇瑞、江淮、比亚迪、吉利、长安、华晨、力帆、长城等主流自主品牌阵营，覆盖了轿车、多功能乘用车、越野车、新能源轿车四大类。整个《目录》征求意见稿，堪称当前自主品牌乘用车阵营的“大阅兵”。
按照管理细则，公务用车分为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这部分车辆在公车保有量中占比很大，如果其替换、新增采购份额被自主品牌占据，对去年以来倍感市场竞争压力的自主品牌厂家应当是利好消息。
其实，合资品牌汽车本次在《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出局的命运早已经注定。因为去年１１月１４日公布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规定，申报《目录》的汽车生产企业应“具备持续的整车技术研发和产品改进能力，设有产品研发机构，近两年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不低于３％”。由于国内合资企业的模式决定了其研发投入不足以过线，因此在排量、价格“双１８”明的门槛之外，研发投入“暗门”将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锁定在自主品牌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美国、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惯例看，政府用车用本国自主品牌无可厚非。甚至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用车也是清一色的自主品牌，舒适程度约等于夏利。应当说我国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锁定在自主品牌只是迟到的“与国际接轨”，也没有违反相关国际贸易准则。
还记得一则“老新闻”：在１９８８年全国两会上，有细心人在举行全体会议的时候到人民大会堂前的停车场上数了一下：５５６辆轿车中，４９５辆进口车占绝大多数，合资国产车和自主品牌车则寥寥无几。当时一位政协委员建议在会议文件中加入提倡领导干部乘坐经济型国产轿车。
时过境迁，眼下全国的几百万辆公车中，国产车已经是绝对主流，品牌却绝大多数是洋品牌。由此可见，对于公务车而言，由国产替代进口只是解决“温饱”问题的初级目标；由自主品牌替代合资国产品牌，则是建立汽车强国的更高层次目标所需要的。
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接下去，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是否会“与国际接轨”，也采用自主品牌。虽然目前有业界人士表示红旗等品牌可能会扛起这一重任，但尚未得到相关部门正式确认。
此外，分析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全自主”的趋势，对自主品牌产品提升品牌形象有一定帮助。但是从公车改革的大趋势看，公务车采购也应当逐步压缩。自主品牌不能把公车市场当做竞争主战场。尤其是分析《目录》征求意见稿，４１２款候选车型分属上汽、东风、一汽等大集团，产地涉及上海、安徽、广东等多个省市，如何在未来的政府采购中避免地方保护、形成公平竞争氛围，也值得有关部门关注。
人民日报七日谈：“沾上边”就该负起责
潘俊强
在监管衔接不畅的地方，更需要严格的制度设计，使“沾边”的部门积极主动地负责；只有权责明晰了，出现问题才能做到有据可查，有责可纠
以前听说女性丰胸需要硅胶之类的胶状物，如今虾也赶上了“时髦”。近日有媒体报道，天津水产市场出现被人为注射明胶“丰体”的“注胶虾”，以此来保持个体丰满，增加重量。
民以食为天。“注胶虾”一经曝光，立刻成为焦点话题。人们在质疑监管缺位时，一些与食品生产、流通、销售有关的政府部门开始打起了“哈哈”，要么说“不了解情况”，要么说“不归自己管”、“无法检测”云云。而一名女摊贩说：“这种虾5年前就有了，批发来就是这样的。”她称“注胶虾”无毒，对人体无害，“吃不死人的，否则早就不让卖了”。
“注胶虾”根本不需要检测，肉眼就能分辨。但是，注胶是从哪里来的、哪一环节注射的、到底有无危害、注胶行为是否涉嫌欺诈等问题，这么长时间为何没有权威部门去追查，值得深思。
不仅在食品领域，教育培训方面也存在“注胶虾”现象。据报道，浙江省浦江县某“矫正训练中心”自称是对叛逆、网瘾等问题少年进行教育以回归正途的地方，在这里却发生了虐待学生的惨剧，当地的工商、教育部门明确表示“不归自己管”甚至出现了相互推诿现象。政府部门权力划分不清导致的监管缺位，让受伤的孩子以及孩子的父母受到二次伤害的同时，透支的更是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
还有比上述事件更荒唐的。长沙多条街道违规乱收停车费引发质疑，而收费的路路通公司负责人竟称连自己归哪一政府部门管都不知道。
这些年，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的现象日益减少，但是，社会转型期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断出现，监督管理在不少领域仍显滞后脱节。有些部门见有利可图时，就第一时间跳出来，而一旦出现纠纷或者事故时，则急忙“脚底抹油”，生怕惹火上身。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对于一些涉及多部门监管的问题，各地常见的做法是由一部门牵头，多部门联合发文、专项行动整治。这种做法有时可以发挥集束效应，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很难达到治本目的。实现有效治理，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管理权限，理清责任范围，问责有的放矢，若这些问题含含糊糊，“九龙治水”的结果往往导致互相推诿、塞责。
同时也应当看到，管理与执法毕竟不是机械式行为，即使职权配置十分严密，也难免留下监管盲区，在监管衔接不畅或有交叉的地方，更需要严格的制度设计，使“沾边”的部门积极主动地负起责来。有的地方推行“首问责任制”，就是由最先受理群体诉求的单位负起跟进协调相关部门的责任。只有权责明晰了，出现问题才能做到有据可查，有责可纠。
人民日报七日谈：别让“霸气”变成城管符号
梁昌杰
执法的粗暴与随意，带给市民的感觉是蛮横与荒唐，背后的问题是权力运行规范的缺失、监督的缺位。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建设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城管的“霸气”就难以消除
城管的故事似乎从来不缺吊起舆论胃口的“猛料”。春节前后，各地城管执法的新闻目不暇接，继曝出陕西城管“撕春联”、黑龙江城管“抢元宵”等新闻后，又惊现郑州城管“投垃圾执法”，每起事件都引来不少“围观”。
有媒体报道，为责令当地某联通营业厅将建筑垃圾清理完，郑州市城管11日上午竟将30袋建筑垃圾直接扔进了营业厅，迫使其停止营业，“有些人甚至故意将垃圾倒出来，弄得整个营业厅都是灰尘，满地砖块”。
以荒唐的“投垃圾执法”来对付“不及时清理垃圾”，这种被网友们笑称为“以毒攻毒”式的执法方式，不仅与城管部门向来宣称的依法行政理念相去甚远，同时更让人们顿增对城管工作的不解与埋怨：影响了市民正常的业务办理不说，还再一次地用建筑垃圾污染了环境，更重要的是，被其粗暴执法的单位生出的只有“怨气”，没有“服气”。
无独有偶，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城管执法人员“正月撕春联”的行为也让人费解。当地城管回应称“春联属于乱贴乱画、严重影响了市容美观”，这种完全不尊重传统民俗与群众感受的说辞，怎能服众？就算城管美化市容心切，也应该先问问市民的想法。
城管粗暴执法带给市民的感觉是蛮横与荒唐，其背后的根源在于权力运行规范的缺失、监督的缺位。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建设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城管依然会“霸气”十足，蛮横与荒唐的执法闹剧还会上演。
这不，元宵节刚过，媒体就曝出发生在哈尔滨的“抢元宵献爱心”丑闻。双城市城管强取商户摆放在店外的元宵，转身便送去敬老院，这种“另类”捐助方式让人大跌眼镜。尽管相关责任人已被处理，但这出闹剧暴露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
社会需要秩序，城市需要管理，城管自有存在的必要，“妖魔化”并不是人们希望的。相反，人们对于城管的任何工作创新都充满期待，“围观执法”、“拍照执法”等人性化的改进就赢得了公众的掌声。
城管的“霸气”仅仅是执法方式或者工作作风问题吗？其实不然。当前城管面临的最大窘境在于，其游离于传统的行政权力架构之外，却又承担着诸多其他部门的管控任务。这种城管立法不健全、体制机制不顺畅、权力边界不明晰的现状，才是城管备受诟病的焦点。但愿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者的自我革命，让城管完成权力与责任、角色与心态，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转变。
人民日报七日谈：“内部文件”何时不再大行其道
潘俊强
舆论监督的力量有时可以帮助一个遭受不公对待的考生，可以揭露“吃空饷”的县委书记之女，但要根治这些不公正现象，则需要健全更加充分的信息公开制度，更加全面的社会监督制度，更加及时的检举反馈制度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2公务员招考笔试成绩1月8日公布，考生即日起可以查询成绩。这个时候，对千千万万的考生来说，除了希望自己能取得好成绩外，更希望整个招考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然而上周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人为地方公务员招考的面试、体检等环节的流程、标准以及如何监督等问题，多了几分担心，特别是与“内部文件”相伴的暗箱操作，实在令人不安。
据报道，一名报考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的考生李某，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并通过体检，招录单位却录取了第二名考生。该考生举报后，第二名被取消资格，但举报人还是被“刷下”。面对强烈质疑，山西煤监局的回应更“雷人”：“我们不执行招考公告，执行的是内部文件”、“成绩相差0.2分是并列第一”。
公务员考试被称为“玻璃房子里面的竞争”，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通过竞争的方式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这项制度最显著的两个特点。近年来，公务员招考制度在不断完善。统计数据表明，这项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多的贫寒子弟成为国家公务员。公务员招考的公平性、公信力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
无论是公务员的招考，还是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首先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地方或者部门有更具体、特殊的要求，也应在招考公告中写明。而山西煤监局不仅无视法律法规，连招考公告也形同虚设。如此招摇过市的“内部文件”，伤害的不仅是报考人员的感情，更是对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蔑视。
当“潜规则”公然变成“显规则”，那么各种“雷人”的言行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了。有媒体披露某县县委书记之女上大学期间就成为省疾控中心有事业编制的正式员工，连续5年“吃空饷”累计10余万元，并于去年毕业后进入该中心上班。省疾控中心竟称这完全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部文件”和“相关规定要求”让违规方如此理直气壮？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如果“内部文件”和“相关规定要求”确系违规设立，那么应该立即清理整顿，并严惩相关责任人，这样才能以儆效尤。
正如有人评论，不能允许以“内部”之名回避外部监督。否则，动辄让来路可疑的“内部文件”说了算，就有滑向“萝卜招聘”的危险。而“吃空饷”所依据的“相关规定要求”若大行其道，那么流失的就不仅仅是财政支出。
舆论监督的力量有时可以帮助一个遭受不公对待的考生，可以揭露“吃空饷”的县委书记之女，但要根治这些不公正现象，则需要健全更加充分的信息公开制度，更加全面的社会监督制度，更加及时的检举反馈制度。
人民日报七日谈：如何走出“禁放”怪圈
肖潘潘
过年的热闹与环保，不是两难，更不是对立。让民意在公共话题中得到最大限度释放，让传统习俗接纳科技发展最新成果，才能走出要么禁止要么放任的思维怪圈
仿佛是一眨眼，长达7天的龙年春节假期，就在鞭炮声中热热闹闹地过去了。
然而，同样的热闹，却让人有不一样的感受。据报道，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数据显示，除夕凌晨车公庄站PM2.5的小时浓度峰值一度达到1593微克/立方米。初五当天，北京、上海等各大中城市的环保部门监测出的PM10和PM2.5数值也纷纷“爆表”，甚至超过除夕夜的指数。
过年图个热闹，结果空气污染到“爆表”，还是因为老毛病——燃放鞭炮。一直以来，围绕燃放烟花爆竹，“挺放派”和“禁放派”的争论从未停过。纵观两派观点，无非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挺放派”强调民俗民风，图个节日欢腾的乐子，认为过鞭炮声声，带来的是“喜气”；“禁放派”也是理直气壮，从安全、环境、健康角度出发，认为乱放鞭炮制造的是“毒气”。
“挺放派”和“禁放派”，公说公理，婆说婆理，难分伯仲，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两派人数相差不大。当两派主张对立且旗鼓相当时，最有效的办法不是支持一方打倒另一方，更不能搞一刀切，依赖权力强制推行，而应因地制宜，尊重民意，在“禁”与“放”之间找到平衡点，最大限度地保障多方利益诉求。
本报曾报道，北京市西城区新海苑小区通过居民自愿决定的方式，成功实现烟花鞭炮“禁放”。这一方式充分尊重小区居民选择权，创造透明、公开的平台，让居民充分、透彻讨论，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禁放”选择，受到居民广泛认同。
令人遗憾的是，时过一年，新海苑小区作出的有益尝试，却并未得到广泛推广，孤零零一个小区的“自愿禁放”，甚至可能无法让小区“独善其身”。怎样在更大范围内推行这一创新举措，才是化解空气监测“爆表尴尬”的一把“钥匙”。
与新海苑“自愿禁放”推广难相对应的，还有“绿色鞭炮”的出产难。鞭炮制造能否摆脱火药的约束？能否设计出新颖科学的电子鞭炮？能否制造出循环使用的环保鞭炮？“绿色鞭炮”这一设想由来已久，但至今尚无进一步开发。其实，将节日需求与环保需求相结合的“绿色鞭炮”拥有广阔的市场，这些想法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应该不难实现。
过年的热闹与环保，不是两难，更不应对立。一再交锋的鞭炮“禁放”之争，只能说明缺乏解决问题的支点。“自愿禁放”的基层创新、“绿色鞭炮”的技术革新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让民意在公共话题中得到最大限度释放，让传统习俗接纳科技发展最新成果，才能走出要么禁止要么放任的思维怪圈。
人民日报七日谈：干部怎样时时“在状态”
何
璐
节后不能进入状态，贪玩散漫，在一些地方习以为常，简直成了恶劣的“传统”。节后作风问题就是一些政府机关平常慢作为、不作为、懒作为的特殊展示
上周，是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周。七天假期结束，人们收紧节日里放松的神经，提振精神投入工作。然而，一些地方的机关干部，似乎依旧沉醉在过年的氛围中，导致出现一些让人“闹心”的状况。
放完“开门炮”，接着还放假？1月29日，一些到云南泸西县政府机关办事的群众发现，虽然已是工作日，但一些部门和乡镇政府办公室还有人不到岗，只留了几名值班人员。对此，当地督察组解释，平时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干部工作很忙，没有什么休假，即使是“五一”、“十一”等法定假期，也因为正值农忙无法放假，所以才利用春节农闲补休。
基层干部确实很累，当地的解释也可以理解，问题是，基层如何结合当地实际安排补休，应该有章可循，规范操作，既要关心干部身心健康，更要确保群众办事便利、公务正常运转。比如说，调休补休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些调研、听证，方案出台后做好公示预告，让群众心里有数，感受到干部在用心尽力做事。
类似“闹心”的状况，还有几个事例。据报道，节后上班第三天，陕西大荔县政府大厅上演“空城计”，3个便民窗口仅一人值班，值班人员称“有的人亲戚没走完”；1月31日，武汉市治庸办对市农业局暗访，发现部分公务员节后上班第一天脱岗拜年„„
节后不能进入状态，贪玩散漫，在一些地方习以为常，简直成了恶劣的“传统”。究其原因，一方面，规章制度虽然要求具体，但执行起来因为照顾人情世故，往往不落实；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刚性的处罚措施以及运动式整治作用有限，“还在过节”已然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惯性。
实际上，节后机关作风是干部日常状态的延续和体现。平日里，一些地方政府就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面对老百姓的事情，总会以“明天办结”敷衍，节后作风问题就是一些政府机关慢作为、不作为、懒作为的特殊展示。
人们对节后种种“慵懒散”状况的议论，指向都是要求机关干部能保持良好的状态。近年来，整顿机关作风成为不少地区和单位的“开年之作”，明察暗访，奖勤罚懒，力求有声势、见成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正如媒体所言，机关作风懒散屡治难改，从根本上说，是机构庞大，人员冗杂，监督、考核机制不给力所致。形形色色的“推诿病”、“冷漠病”、“漂浮病”，正如弹簧一样，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新年伊始，我们期待各地的机关作风建设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更希望能够通过改革创新破解深层次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考核监管制度，创造条件让群众更加有效地监督干部，督促干部时时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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