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去行政化研究（5篇范例）

第一篇：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去行政化研究

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去行政化研究

摘要：从目前我国法院的实际运行看，法院内部存在着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两种性质的管理。这种二元异合结构的存在是导致法院审判管理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根本原因。推进法院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基本途径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二维管理制度体系，在区分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职能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法院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建设，构建起两种性质管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二维制度体系。实现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提高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性和法院行政管理的效率。

关键词：法院管理；审判管理；行政管理；二元异合结构；去行政化

从目前我国法院的实际运行看，法院内部存在着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两种性质的管理。其中，审判管理是法院管理的最核心部分，而行政管理也是法院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这一视角来讲，法院是一种二元异合体陛质的组织。高效率的法院行政管理是对审判管理的支持和促进，但现实中，法院行政管理也可能会对法院审判活动进行不合理的干预，从而影响法院的司法独立或审判独立。

一、问题提出

法院审判管理的行政化是法院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司法审判职能是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责，因此，审判管理是法院管理的最核心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审判机关在很多方面都套用了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承担了部分行政职能。然而

众所周知，行政权和司法审判权在本质上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主动性、倾向性、应变性、传授性、先定性、主导性使得行政机关形成了层级化、高效化、核心化、强力化的体制结构和管理方式，而这种体制显然与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终极性不相适应，再加上我国司法审判机关内部司法审判和司法行政的合一化设置，司法机关在承担着司法职能的同时还履行着部分行政职能，致使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法院管理行政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程的最核心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法院一开始就是按照行政机关的模式来构建的。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10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由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任免。”在这一高度集中化的司法体制下，司法机关完全被纳入了行政机关的序列之中，不仅外部呈现高度行政化特征，内部也是高度行政化运行。从形式上看，司法机关当时本身就是“行政机关”。1954年宪法虽然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法院不再隶属于某一行政机关，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司法机关实际上依然在套用行政机关的模式构建和运行。其后，历经数次改革，但直至今日，司法机关依然和行政机关一样，设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在法院内部，审判员、书记员、法警以及其他行政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纳入到行政级别的管理之中，每个人都有对应的行政级别，并且和政府公务员的行政级别完全一样，并参照公务员制度来管理，而且在职务

级别的晋升、工资的审批、考核等次的评定、退休的核准等方面也都和政府公务员一样，由政府人事部门和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来办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实行“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从法理上说，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独立行使其审判权，上下级法院之间应当是一种纯粹的审级监督和指导关系，而不应存在隶属关系和任何行政关系。但是由于法院本身被赋予了行政级别，导致其地位的行政化，因此，在法院的实际运行中，上下级法院之间除了审级监督关系外，实际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行政监督关系和行政指导关系。根据司法独立原则，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在自己的审级中是独立审理和裁判案件的，法院对自己审理的案件也有独立判断并作出认定的权力。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应当通过上诉程序来实现。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行政化的倾向十分严重，下级法院始终把上级法院当作自己的上级机关和领导，遇到疑难和重大问题，马上向上级机关汇报、请示，以期得到上级机关和领导的答复，最后，上级机关答复的意见，会被作为内部事务处理或者案件判决的重要依据(即“内审”，这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两审终审制和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我们经常看到，某些地区的中级法院针对法院系统内部党员组织建设、廉政建设、人事管理、业务培训等问题对基层法院发出通知，命令或指示基层法院如何办理，如何去做。在具体案件处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还经常对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有关某些具体案件的请示给

予批复，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常常会把这些行政化的批复，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并参照执行。

审判业务环节，也存在行政化的问题。虽然我们始终坚持将依法独立审判作为各级法院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实际上各级法院在审判业务方面所实行的制度，也一直与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事务的制度相类似，即“法院行政首长审批案件制度”。案件经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审理后，由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提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并向所属业务庭负责人和主管院领导请示汇报。相关领导针对其提出的处理意见作出批示，或者同意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的意见，或者指出案件审理所存在的问题。这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实际上法官只负责审理案件的事实，但如何适用法律，实际上都是由领导审批。法官只是一个案件的具体“承办人”，而并不真正具有实质性的独立审判权限，从而出现了所谓法官“只审不判”的奇怪现象。

与“案件审批制”类似，目前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同样具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审判委员会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一种司法审判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因此，我国法院在审理重大或疑难案件时，合议庭一般都要将案件提交本院的审判委员会，通过集体讨论作出审判决定。客观地讲，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较低的现实条件下，有效

地保证了法院案件审理的质量水平。但事实上，从法理上来说，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违背了审判的“直接原则”。因为，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中绝大多数人并不直接参加具体案件的庭审。他们主要是通过主审法官的汇报来了解案情。而直接审理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法官必须直接参与庭审，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审判委员会的委员没有直接参加案件审理全过程，因此，他们无权参与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此外，从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上看，它更像是一个行政组织。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通常都是由正、副院长和各审判业务庭庭长组成，基本上是一个法院院领导和庭领导的组合。这一机构实际上“带有明显的行政性质，是行政管理模式在司法活动中的集中体现”。审判委员会

讨论重大、疑难案件的会议形式，实际上也与法院行政领导召开领导办公会讨论重大行政事项的形式完全相同。

然而，从现实运行看，中国审判机关除了依法履行司法审判职能外，还存在着大量内部的行政管理职能，比如后勤供应、财务管理、司法鉴定、法官队伍管理等，而这些职能大部分属于法院行政管理的范畴。虽然法院行政管理制度的设置和存在，有其自身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但是，事实上，“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可能侵入、侵蚀审判制度，造成正式审判制度的变形”。实践也证明，司法机关中，大量存在的行政管理活动，常常会使司法审判机关陷入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致使其丧失应有的独立性、中立性。并且，“正是

中国法院内部有如此之多的行政性事务，使得该系统从内部就有一种对行政制度的需求”，也导致了司法机关管理制度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

二、法院审判管理行政化的弊端

法院审判管理的制度构建，必然要求保持中立，在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法院审判管理的行政化会产生诸多弊端。其一，破坏审级监督体系。从法理上说，上下级法院之间是审级监督和业务指导关系，但由于法院内部存在的行政级别，以及外部管理体制上的行政化，使上下级法院之间形成实际的业务领导和行政隶属关系。目前，法院实际运行中普遍存在着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汇报工作、请示，上级法院以上级机关的身份，对作为“下级机关”的地方法院指导工作、批示案件、下达指示，有时，还会到下级法院视察工作和亲自办案等等非正常现象。事实上，这种指导和批示成为下级法院案件审理的重要依据。例如，有时，对于地方各级法院就有关案件的法律适用等问题的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会作出批复，虽然这种批复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但从其产生过程以及发挥的作用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具体审判工作的批示或批复，具有极强的行政色彩。类似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等，已经严重影响甚至破坏了以上诉为主要组成要素的审级监督体系。这种上级法院直接干预下级法院微观领域的案件审理，必将导致审级制度的名存实亡。

其二，导致行政权干涉司法权。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

原则，也是确保审判业务活动得以公正、高效运行的基本保障。保持司法独立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司法审判机关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受行政权力的干涉。《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据宪法精神，司法审判权的行使理应不受行政权干涉，但目前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却为行政权干涉司法审判权提供了可能性，严重破坏了司法审判权的独立性。事实上，中国司法机关就是依照国家行政机关的模式来设置的，特别是在地方层级，法院更是被人们视为地方党政机关的组成部门。法院在组织、人事、财政、编制等方面，都受地方党政机关的影响甚至是直接管理。这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很难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地方保护、地方关系、地方行政权的干预等，会严重“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威信，也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相冲突”。

其三，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各级法院在对法院内部审判业务管理和行政事务管理上，基本都采用了与国家行政机关类似的管理办法。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机制违背了司法审判机关独立审判的原则。此外，法院在审判业务管理中实行的所谓“案件审批制”和“审判委员会制”，极大地破坏了法官的独立审判，致使主审法官实际上只有案件审理权，而没有判决的权力，无论大案小案，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然后形成最终判决。对于重大案件的审理，通常都需要上报审判委员会，由委员会中的行政领导们集体研究，做出决定。这样，庭审实际上成了“走过场”，主审法官虽然在法庭上直接听取

了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其辩论意见，掌握了案件第一手资料，但却没有独立的裁决权，而拥有裁决权的人，却根本不参与案件的实际庭审。这种“审判分离”的事实导致了“集体负责谁也不负责，集体思考谁也不思考，法官的个人能力和作用被削弱”。这种所谓的“集体定案”、下审上定的作法，实际上使法院审判活动中的审判监督和两审制度流于形式，也破坏了应有的错案追究责任制度。因此，司法机关应当有别于行政机关，法官队伍的管理应当有别于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不能以一般公务员的人事管理来管理法官队伍。特别是，不能按照行政机关处理公务的办法来处理审判环节的事务，用行政手段限制法官会严重破坏法官的依法独立审判。在法院管理环节中，保证司法程序中的审判独立，首先应确保法官自身的独立地位。只有保证法官拥有独立审判的权力，“才能使现代诉讼中帮助和制约法官作出正确裁决的一整套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也才能有效贯彻司法责任制度”。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前提和必需的条件。

其四，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在当今社会，追求公正应成为司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司法权本身具有裁判性的权力，实现裁判的公正和正确，不仅要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更要从制度上予以保障。然而，我国司法体制的泛行政化，使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受到严重影响和干扰。而目前我国法院同时存在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两种职能，使得审判机关承担着大量的行政事务，不可避免地与地方其他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具有密切联系，而行政权本身的主动性和倾向性特点。也极容易导致审判机关陷入现实的利益纠纷，这就使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例如，地方法院受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指派，参与居民区的拆迁工作，一旦有因拆迁纠纷引起的案件起诉到法院，法院立案审理，这样一来，法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很难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三、法院审判管理行政化的内在成因

从整体来说，我国法院是一个具有审判属性和管理属性的二元异合体。法院内部同时存在着性质迥异的两种管理，即法院审判管理和法院行政管理。这种二元异合结构的存在是导致法院审判管理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根本原因。

从目前我国法院实际运行来看，法院管理是一个审判权力与行政权力二元权力交织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各种案件做出权威性的裁决。法院审判管理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对审判流程、案件审判质量、审判效率等的有效管理，确保法院更好地实现其司法审判职能，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独立审判等维护社会秩序，其根本的价值追求是维护社会公正。另一方面，法院的实际运行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相应的队伍建设与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行政事务管理，因此，行政管理也是法院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法院行政管理的着眼点在于，为法院的审判服务，使法院系统得以高效运转，其基本管理目标在于整合法院内部资源，以实现行政管理的高效率。

法院管理这种二元异合结构性质，决定了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必

然是一个二维的制度体系。在法官依法行使司法审判职能时，他们是审判业务的管理主

体；但同时，他们又是法院行政管理的客体，客观上需要服从来自行政的指令和管理。有时，来自行政的指令和控制，会对法官从事正常的司法审判业务活动产生干扰和影响，即法院行政管理影响和干扰了法院审判管理的正常运作。

当前，在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缺乏合理的职能划界，使得法院行政管理极易与审判管理混为一体，突出体现在审判管理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现行审判业务部门的管理模式沿用了行政机关管理的传统理念，管理工作高度行政化。法院审判业务部门实行庭长、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三级纵向管理，明显具有传统行政化管理的特征。庭长作为业务庭首长，对行政事务、审判业务等庭内各项事务和人员均有管理权，负责审判业务的法官不仅在日常事务性管理中要服从上司，而且在案件的审理中也会受到上司的制约。

四、法院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路径选择

法院管理的二元异合结构性质，决定了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必然是一个二维的制度体系。因此，当前中国法院管理制度体系改革的基本目标应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二维管理制度体系，在区分法院审判管理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法院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建设，构建起两种不同性质管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二维制度体系，实现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提高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性和法院行政管理的效率。

其一，规范法院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的职能划界。当前，应将现有的法院管理活动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区分.对目前审判管理活动中混杂的行政管理性质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分离。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本文提出的法院审判管理去行政化，并非意指取消法院系统的行政级别和行政管理，而是在法院审判管理中不用行政的手段去决定、干扰审判业务活动。从法院的实际运行来看，法院的行政级别设置以及相应的行政管理活动，均是法院审判业务正常进行的必要保障。科学的法院管理体系中，必然包含着科学的行政管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二维法院管理制度体系下，两种不同性质管理之间的界限存在交叉的环节，即在法院实际运行中，在很多领域和环节，法院审判管理和法院行政管理所作用的领域和对象存在一致性和交叉性。在这些层面，的确很难对法院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进行性质上的清晰界定，即二维管理制度并不是绝对分立的体系。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对法院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进行区分。法院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界限模糊性，实际上正是目前法院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的制度根源，这也是从理论上对两种不同性质管理进行区分和深入研究的意义所在。

其二，建立专业审判委员会。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是导致直接审判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加快建立专业审判委员会。具体改革设想主要包括：(1)确保设置的专业性与非行政化。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专业审判委员会应分设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和民事行政审判专业委员会。专业审判委员会应由专职委员和担任相关审

判业务庭领导职务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共同组成。这些专职委员应从具有丰富审判经验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法官中产生，如各业务庭的审判长和资深法官。为了确保专业审判委员会非行政化，在成员构成上，应改变原有审判委员会成员主要由院领导和部分审判庭庭长担任的现状，逐步减少担任领导职务的委员比例，增加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委员。(2)强化专业审判委员会的独立地位。具体运作上，专业审判委员会在院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但在有关审判业务的决议上，专业审判委员会保持相对独立性，由全体委员集体行使职权。应从制度上确保委员在专业审判委员会会议上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3)落实直接审判和审判公开的原则。应改变以前审判委员会主要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采取旁听庭审或组成合议庭直接审理等方式进行案件审理。除依据相关规定不适宜公开审判的案件外，均应实行公开审判。(4)进一步完善回避制度。应确保双方当事人知情和有权申请回避，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双方当事人专业审判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名单，由双方当事人判断是否申请回避。其三，建立科学严格的法官遴选制度。这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当前完善法官遴选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切实建立法官遴选的多元把关机制。构建这一机制的主要内容有二：其一，切实建立三方参与的审查机制，即在遴选程序上，从基层公开遴选法官，不仅要由高级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核与评估，还应由该法官所在的基层单位其他法官和所在地区的社会民众参与审核与评估。也就是说，建立由高级人民法院、基层单位其他法官和社会民众三方共同

参与的审查机制。多元审查的环节可在公示后进行。其二，应在录用后增加六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的设置，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考察从基层公开遴选法官的实际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也有利于激励新遴选的法官努力提高自身业务能力。

其四，进一步推进法院文化建设。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要将公正、廉洁、为民的价值理念落实到执法办案和各项制度建设中。从加强法院管理的维度看，以公平、公正、廉洁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法院文化建设，其实质是构建法官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的过程。一是构建法官自律机制。其立足点是推动形成法官“不愿为”的自我约束机制，其基本途径是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强化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在这一层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应以强化职业道德为切入点，确立共同行为准则，推动法院规范文化建设，确立职业道德文化目标。二是构建法官他律机制。加强制度建设，构建“不能为”的制约和防范机制，是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另一重要任务。他律机制的建设，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法官的自我约束，使“他律”效应向“自律”效应转变。制度是用来约束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行为的，看起来似乎很难体现人性关怀，与法院文化的柔性化特点似乎无法协调，但是它是建立良好的法院文化的必经之路。从根本上说，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根本保障。法院文化建设的职业道德建设应与法治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实现自律机制与他律机制的结合。法院文化建设必然是一个由外在制度规约向内在自我约束转变的渐进过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律机制的约

束作用都是非常必要的，其完善程度和合理陛将直接影响到法院管理的整体水平。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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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简论我国的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

论文摘要 审判管理制度与司法政务管理、人事管理制度一起构成法院管理制度的三大支柱。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审判管理制度行政化问题也逐步凸显，成为制约司法改革整体进程的一大瓶颈之一。本文从对审判管理制度改革的主要进程入手，通过分析各种审判管理制度所暴露的行政化问题，探析其产生这种行政化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提出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

论文关键词 改革历程 制度与缺陷 改革措施

行政化在司法管理中的弊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程序改革不断深化而不断表露出来，并成为制约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瓶颈之一。至20世纪末，审判管理的行政化问题受到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关注，司法改革的方向也开始从审判方式和审判程序的改革转向行政化的审判管理体制的改革。

一、审判管理制度改革的历程

（一）“一五改革纲要”豍实施时期

“一五改革纲要”首次提出“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审判流程管理展开的，其实质是将实体审判权与流程控制权实行相对分离。在改革前，以上的两种权利都集中于办案法官手中，而改革后，打破了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将案件的实体裁判权交给办案法官，案件审理流程控制权则掌握在立案庭等专门机构手中，从而保障对案件审理的权力制约，取得一些成效。

（二）“二五改革纲要”豎实施时期

“二五改革纲要”首次将改革和完善审判管理制度作为一项独立改革任务提出，其主要内容有：对审判流程管理改革既有成果的深化巩固，健全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和审判绩效评估制度。这一时期的改革重心开始向案件质量管理方法转变，审判管理制度与司法政务管理、人事管理制度一起构成法院管理制度的三大支柱。

（三）“三五改革纲要”豏实施时期

“三五改革纲要”明确指出：“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高效运转的审判管理工作机制……规范审判管理部门的职能和工作程序。”该纲要的深入实施，将为审判管理改革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并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专门化、组织化趋势。

从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发展规律来看，审判管理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发展与丰富当中。但是，从实践中的实际效果来看，审判管理制度的改革效果并不理想，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的改革中，层级化权力结构非但没有减弱，一些改革措施甚至助长或强化了审判管理的行政化。

二、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的表现与缺陷

（一）法官等级制度

根据《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等级暂行规定》的规定，我国法官分设为4等12级，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二至十二级法官分为大法官、高级法官、法官。至此，中国法官除了原有的各“长”（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各“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称谓外，又增加了各等级的“官”衔。法官在行政等级与审判之物之外又增加了另一个序列的等级。法官等级制度的推行，形成了极具行政色彩的金字塔式的法官阶层，抹杀了上、下级法官在审判职能上的平等性，等级观念与官僚思想进一步强化。2005年《公务员法》将法官纳入了公务员的范围，尽管在此之前，对法官的管理事实上也是套用公务员的管理方式，但是，至少在形式上，法官与公务员是两个不同的序列。而该法的实施，使对法官的行政化管理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在某种程序上为司法管理的去行政化设置了一道坚固的障碍。

（二）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

在中国各级法院，院庭长审批案件的做法虽然没有任何成文法上的依据，却确实是长期得到奉行的司法决策方式。按照现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的观点：“现实中，庭长、院长对审判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的职责往往被浓缩或异化为对案件的把关权和对裁判文书的审核签发权。这种做法，事实上将庭长、院长的管理、监督权变成了不具有正当程序的审批权，变成了个人凌驾于审判组织之上的法外特权。”

该制度的实行不仅严重威胁司法公正的实现，严重影响司法效率，造成审理权与裁判的分离，更使得公开、透明的审判程序受到规避，诸如回避制度、合意制度等形同虚设。虽然，最高法院的改革决策者们也意识到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的缺陷和问题，并对这一制度

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改革女里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那种上令下从、垂直领导的司法决策机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与普通法官之间的职务关系。

(三)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

审判委员会参加审判的方式是听取主审人的汇报，对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在法律效力方面，其决定优于合议庭意见，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在审判责任上，合议庭对案件事实与证据负责，审判委员会对适用法律负责。这种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是不公开和不透明的，不仅无法发挥规范法庭审理程序的作用。而且由于审判委员会委员获取案件事实信息的来源是不完整的，经常出现大多数“外行委员”讨论一个专门法律问题的局面。

无论各级法院在进行法院管理制度改革中采取何种措施来弱化这种行政化，不断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只要这一机构的组成方式不发生根本的变更，只要法院内部继续保留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行政职务系列，那么，审判委员会就不可能变成一种具有“合议庭”属性的裁判机构，而注定保持其法院内部“行政会议”的基本特征。同时，在审判委员会保持其行政决策机构属性的前提下，这一机构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也不能改变其“行政审批”的基本特征。

(四)审判长与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

为了实现“一五改革纲要”的相关目标，我国法院开始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其目的是发挥他们在庭审过程中的指挥、协调作用，一方面可以确保优秀的资深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扩大合议庭的独立审判权，减少院庭长审批案件的范围。然而，这种被赋予较大权力的“审判长”，不仅从院庭长、审判委员会那里获取了相对独立的审判权,，且也攫取了其他普通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从而成为一种架空了合议庭的“超级法官”。

（五）院长引咎辞职制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规定了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的四种情形。这一规定在法学界受到了强烈的抨击。苏力教授认为：“规定通过对院长辞职的威胁，迫使院长加强对法院的管理和对法官的监督，实际上强化了院长支配其他法官的权利，进一步威胁了法官独立。”豐也就是说，规定通过“连坐”法，间接地赋予了院长行使对法官独立进行审理的干预权的合法性，客观上强化了院长行政化管理的趋势，使得审判管理制度更加行政化。

三、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的成因分析

（一）政法传统

行政与司法部分是封建中国数千年的特有遗产，其影响遗留至今。虽然，我国也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不断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压制型法和行政法的阴影，取得了机构、人员与职能上的相对独立。但是，在司法与政治的关系上，司法仍然紧密地依附于政治权力上。在长期的各项工作中形成了司法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大局的观念，从我国建国至今并没有实质性转变。政法一体化现象更是在不同程度上提现了政治与司法的结合，即政治对司法的领导和制约以及司法对政治的依存和服从。

（二）司法的政治响应性

若将司法服从政治意识形态与政党的政策，成为司法的政治响应性，而将司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回应于社会，称为司法的社会回应性，那么，可以认为，当代中国司法仍然具有强烈的政治响应性，虽然已经出现了社会回应性的端倪，但是，司法回应性实际上是建立在政治的响应性的，司法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给予司法的自治空间。具体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法院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应

从各级人民法院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所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其“政治语言”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现今社会，党与国家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而为了响应政治的号召，法院必将稳定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具体在审判策略上，就是通过审判工作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强调充分运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调解不成不得不判决的，则要求向当事人充分说明，让当事人胜败皆服，审判目标是定分止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上访。

2．法院院长的三种身份

人民法院的院长首先是法官，其次，院长这个职务实质上是行政职务，是一个行政机构中的行政长官，其行政属性决定院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最后，院长还是党组书记，院长一般兼任党组书记，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即使行政“一把手”，又是党组织的“一把手”。三种身份的重合，决定了院长不仅是内部管理制度的中心人物，也是与外部体制的交汇点。党、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对法院的领导、监督和

支持，以及无论正当地或者不正当地对法院审判工作进行干预，一般都是通过院长进行，院长再通过法院内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实现上级或者外部的领导、监督或者干预。

四、行政化审判管理制度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法官等级制度，实行法官级别的职称化管理

将全体法官独立出来，自成一个体系，行政上直属于法院院长和院务会，不再隶属于任何内设职能部门；业务上各自为主，直接在审判委员会或者法官会议下审理案件，减少内设行政部门，弱化法院审判职能内部行政性运作。同时，取消刑事、民事、行政、立案等不同业务庭建置，取消了相应的庭长、副庭长职务，从而消除层层审批制度，使法官能够专心与审判工作，作出独立判断。

（二）改革行政化的管理制度

将行政管理职务从审判中分离出来，取消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常人审判长的职务，仅仅保留院长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导”职务，同一级法院中的所有法官在审判权、行政级别、法官等级与物质待遇等方面一律平等。

（三）取消案件审批制度和案件请示制度，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

现行的案件审批制度容易造成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现象，对我国司法程序造成极大的影响，一旦发生冤假错案难以分清责任主体。因此，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完善相应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保证审判公正。

（四）合理设置审判管理组织

按照审判与管理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独立的审判管理组织，履行对审判权运行过程中进行综合管理的职能。该审判管理组织的主要承保包括业务庭庭长，并以委员会形式组成，下设专门机构负责具体执行，具体执行机构为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审判管理制度的主体，承担对案件审判的监督与保障职能。

第三篇：法院审判文化建设

法院文化建设

1、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

分析，摆事实讲道理，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务虚与务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有着内在联系。务虚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务实则是重实际，重实干，重实效，属于操作与实施问题。如果只务虚不务实，工作就缺乏实践性，而只务实不务虚，工作就会出现盲目性。

2、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讲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内强

素质就是要把案子办好，把队伍带好，把管理搞好；外树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搞好宣传工作。我们把各项工作做好了，并适时地把工作情况宣传出去，争取社会的认可、民众的认可、领导的认可，同时也有助于鼓舞法院干警的士气，进一步促进我们的各项工作形成良性循环，可以这样讲，把工作干好只是完成了一半，这另一半就要靠抓信息、宣传和调研，就要强调务虚，就要善于务虚。

3、是要大力加强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信息宣传和调

研工作是既贴近领导，又贴近群众，位置十分重要，但工作艰苦，待遇清贫。因此，这项工作岗位上的每位同志都要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优良的工作作风。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就必须要加强党的理论、政策学习，用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要做到撊財:上级文件必读；重要报刊必看；重大工作部署必知。:一是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重要思想，要有深入的理解、认识、把握；

4、要大力加强队伍的业务建设。信息宣传和调研工作

并不是简单的文字整理、资料统计，而是一项需要深入付出的复杂劳动，需要有高超的业务水平。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要具备较强的思维判断能力，通过分析综合，能够发现和揭示信息的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要有较强的表达能力，能够准确、真实、精练地反映客观情况；要有较强的文字处理能力，能够从全局高度对材料进行筛选和加工。这就要求同志们一定要学习、学习、再学习，钻研业务，练就干好工作的本领，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要勤奋学习。是很有道理的。要学习各种公文的章法，学习遣词造句，多读点书，多看点报，特别是对一些好的文件、文章、讲话，要做为范文精读细研，悟其真情。要勤磨多练，通过实际磨练，使每个同

志的笔头子更硬朗一些，工作效率更高一些，作品的质量更好一些。要精益求精，写文章。起草讲话、报告，一定要反复推敲，只要时间允许，就要不厌其烦地修改，每改一遍都会有收获，力求遍遍都有新提高，真正做到精雕细刻，一丝不苟，切忌马虎敷衍，草率应付。领导应该为他们提供和创造学习磨练的时间和条件，可通过短期培训、以会代训、以老带新，专题讲座、集体研讨等形式，培养提高业务素质。

5、要为信息宣传调研工作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

件。搞文字工作是一项繁重的、复杂的、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任务重，时间紧，经常加班加点，有时节假日也不得休息。用撁幻髅灰梗患⒚槐ィ煌昝涣藬来形容，是不夸张的。这项工作的特点是经常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思考，这就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环境，并且，文字工作人员还需要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我们的领导同志，应该了解他们的工作特点，在奖励政策、办公条件上向文字工作做适当的倾斜，主动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要充分运用现代化办公技术，优化文字材料的采集、编辑、整理、传输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第四篇：浅论法院审判文化

浅论法院审判文化

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政党的代表,历来十分重视对其先进的文化根基的铸造和保持，从党建立之初，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一直将文化工作放在首要位置。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重要内容，将党的前途和命运与文化联系起来，是历史精髓和革命经验 的融合;是新时期、新形式下的新理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创新、开拓精神。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 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同时也体现出我们党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及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政法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特定的政治使命和政治目的,他是一种可以带来实际效果的调整性文化,可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进现实的调整。

人民法院是政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的发展,在政法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法院文化必须从自身司法工作出发，从审判工作出发，从有利于社会的 发展、稳定出发，从对法院队伍建设出发，对其自身文化有更加先进的认识，传承社会文化、政法文化普遍性，并将其与法院文化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发扬光大，打 造法院审判文化品牌。

由于法律具有稳定和保守的特点，政法文化的形成也相应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文化。法律是一切社会活动的重要准则。法院的审判工作是法律强制力实现的介质，从某 种意义上说法院的司法工作是“法律”的代表，也是政法文化的重要力量。因此，法院文化的形象直接影响到法律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与“信”。

审判文化作为政法文化的承载者，其可塑性、代表性最强。审判工作是人民大众维护权利的保障；是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和保障力量。由此对审判文化的认识和塑造，便更加重要了。

审判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主要包括：审判哲学、审判形象、审判价值、审判精神、审判道德、审判礼仪、审判制度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结构、物质结构等。审 判哲学。我们的审判哲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它从审判工作内在规律出发，是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总结，揭示了审判本质及法律与案件之间辨 证关系的理论体系。审判哲学同其它理论一样，植根于实践的肥沃土壤之中。审判哲学是从审判实践中来，经过科学的提取、总结、整理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科学理 论。最终作为工作的理论指导，应用到审判实际工作中去，改进我们的工作。

审判形象。审判形象是公众对法庭、法院和法律的直观印象，直接影响到公众的感性认识。审判形象是审判文化的外部表现，是美誉度的基数，是良好法院文化、政法文化的基石。良好的审判形象可以带来品牌效应，可以有效提高知名度，有利于政法文化工作的开展。审判价值。是对审判工作的根本价值的认识，是对审判权的根本看法。审判价值直接决定着法官的工作态度和自身位置感。他是审判文化的关键内容。没有正确的审 判价值的认识，就不可能真正作到——公平、正直。没有正确的审判价值的认识，审判人员就很可能走向人民的对面 —成为人民的公敌。

审判精神。审判精神是以审判哲学为基本观念的集体审判价值取向，是审判文化的精髓。审判文化犹如人的躯体，审判精神就是人的意识，只有具备了意识“人”才能真正成为人。审判精神为审判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提供思想保证。

审判道德。道德和法律并称为协调人们之间利益的工具。道德与法律相互补充、协调作用，使社会健康发展。审判道德是广义道德的一部分，是一种职业道德。要求 审判人员爱岗敬业，积极努力的学习，扎扎实实的工作。但由于审判工作的特殊性，审判道德又不完全等同于道德或职业道德。审判工作的辐射范围广、影响大，有 极强的示范效应是道德中的排头

兵。它的一举一动、优差良莠，都直接影响到普遍道德观念的发展，是职业道德中的领航员。当前，党在依法制国的基础之上，适时 的提出“以德制国”，充分发挥道德的补充约束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审判道德的重视。

审判制度。我国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审判制度做出了科学而详尽的规定。审判制度是一种硬性规定，有明确的准则，是保障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必要手段。我们在作到“有法必依”同时，还应积极探索、不断总结努力改进审判制度，从而塑造出更加优秀的审判文化。

审判礼仪 是法官和其他审判人员和干警，在审判中所表现出来的仪表、礼节、态度、风范是审判形象的重要表现，也是审判人员自身素质的外化。审判礼仪不仅是审判风范的 体现，而且是公平、公正、道德、文明的程序体现。政法礼仪就像是公正审判的外衣，它的好坏、良莠直接影响到公平、公正以及法庭、法院和法律在人民大众心目 中的印象。也显示出法庭、法院、法律人格化、权威化的形象。

以上只是对审判文化内涵的简单阐述。这七项之间存在着广泛、深刻而密切的联系，统一起来构成了审判文化。我们在学习、研究审判文化时必须全面、准确的把握。不能片面的想象。

塑造良好的审判文化，在注重对文化内容学习的同时，还应注意良好的审判文化的塑造方法和途径。

塑造审判文化可以适当的考虑引用经济学中——品牌的塑造理念和方法。良好的品牌形象是质量和信誉象征。公众对品牌的认可是交易信心的体现，可以大大节省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良好的审判文化品牌是法庭、法院和法律美誉度和公信度的体现，是公众往来的心理保障。

经济学打造品牌首先要突出核心品牌。审判文化也是如此。审判文化的核心品牌要突出“公平”、“公正”、“高效”的基本原则。审判文化的附加品牌要突出服务 与奉献。树立良好的审判文化品牌必须有过硬的核心品牌和出众的附加品牌，才可以真正成为文化领域的名牌；才能成为带动法院文化、政法文化发展的先锋。

成功的审判文化品牌需要良好的品牌文化组织形象。公共关系学认为衡量组织形象好坏的标准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知名度指一个组织被公众知晓了解的程度；美誉度指一个组织获得公众信任 赞许的程度。

公共关系学的早期代表人物艾维·李提出“公众应该被告知”。由此可见：知名度的提高，需要高效的宣传。良好的审判文化是社会公众对法院、法庭和审判的印象和评价的重要依据，是赢得美誉、增强公信力的主要途径。打造良好的审判文化品牌，需要行之有效的宣传。塑造良好的审判文化形象，需要有意识的选择高效、快洁的途径。在严格遵守法律，公平、公正、廉洁、高效审理的基础之上，强调“有意识的选择”的重要性。

首先，传承、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华夏大地泱泱五千年历史，司法审判的历史也有千年的历史。秉公执法、清正廉明、惩恶扬善等优秀司法文化传统，应该得到承传和发扬。其次，改革陈旧思想，更新审判观念，创新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审判工作中：不断改革陈旧 思想、更新观念认识新事物、迎接新挑战。唯物主义强调人对客观事物的反作用，所以我们应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力；开拓、进取、不断创新。

第三 倡导文化观念，弘扬文化精神。倡导审判文化观念，不断强化其在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位置，使之成为科学的新型的价值观。弘扬审判文化精神，使审判文化、法院文化、政法文化真正渗透到文化深处，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

总之，塑造良好审判文明的途径，需要在审判工作中不断总结、尝试、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平坦而阳光的捷径。

良好审判文化的塑造，是先进的法院和政法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房山法院在政法委和上级法院的领导下，通过院党组的坚强领导，在审判文化发展方面迈出了可喜 的步伐：房山法院报、天平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为法院文化开拓了新的天地；政工论文、审判论文的结集出版，为法院的队伍建设和审判调研、成果转化工作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我们相信，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与实践，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断深化法院各项 制度的改革，按照严谨的逻辑塑造良好的审判文化形象、打造先进的政法文化、法院文化、审判文化品牌，才能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真正统一。

第五篇：法院审判情况工作报告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计划和主任会议的安排，前段时间，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查组，对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其间，听取了市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汇报，召开了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和部分人大代表参加的座谈会。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市人民法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宗旨，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不断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一是依法审理行政案件。今年1-9月共审结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06件，较去年同期上升6.2%。案件类型涉及20多个行政管理区域，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共8件，及时纠正了个别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维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二是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调查了解到，今年审结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胜诉78件，胜诉率为73.6%，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0个百分点。行政机关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执法水平有明显提高，行政行为更加规范。三是化解行政争议成效明显。近年来，随着行政争议案件逐渐增多，市法院注重诉前协调疏导工作，积极运用和解方式化解行政争议。今年以来共审理民生类行政案件61件，妥善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涉及人员众多、矛盾易激化的行政案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了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大行政非诉案件执行力度，促进了依法行政。市法院对非诉执行案件的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加大对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执行力度，做到了监督与支持并举，切实推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今年以来共审查各类行政非诉执行案件426件，案件种类涉及城建、土地、环保、工商、技术监督、社会抚养费征收等20余种，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规费征收、处罚执行及行政强制措施方面。通过审查和执行行政非诉案件，既给予行政相对人以司法救济，又制裁了违法行为，保证了政令畅通，维护了行政机关的权威和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三)积极探索创新行政审判机制，提升了司法水平。一是建立健全便民诉讼机制。市法院制定了《市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及社区法官工作联系点行政诉讼受案考核办法》，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诉讼受案网络，进一步拓宽了受案渠道，打造了百姓维权的绿色通道，受案数量同比上升6.2%。二是建立行政复议裁决及行政诉讼联络员制度。今年5月，市法院与市政府法制办在全市镇(街)、社区和村居建立18个联络点，选配710名联络员，主要承担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提供行政法律咨询，为政府行政决策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事务协调、行政争议信息收集上报、行政争议调解等职责，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三是强化矛盾化解机制。市法院着力做好行政诉讼协调工作，特别是加大了对工伤认定、社会保险费缴纳、房屋登记等民生案件的协调力度。今年以来审结的106起案件中经协调和解撤诉的有77件，和解撤诉率达73.5%，既支持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改善行政审判外部环境，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市法院深入到城管局、交通局等行政机关开展法制讲座，与人社局等单位召开研讨会，联合市政府法制办召开联席会议，初步建立了工作联系制度，使部分行政案件在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内得到解决，减轻了法院的审判压力，同时促进了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工作水平的共同提高，形成了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机制。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近年来，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和行政执法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提高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涉诉的行政执法领域不断扩大，行政诉讼案件逐渐上升，有些行政案件的审理和执行仍存在不少困难和制约因素。

一是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的社会知晓度和参与度仍有待加强。行政审判工作和行政诉讼法律法规宣传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行政相对人的诉讼意识仍较为薄弱，部分群众对具体行政行为不知诉、不会诉、不敢诉，对行政诉讼缺乏信心。二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增强。由于存在行政机关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以及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和部分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三是部分行政非诉案件执行难度大。由于行政机关前期监管不到位，没有提前介入等原因，一些违法行为未能在萌芽状态得到处置，直到大量违法行为发生或已产生严重后果才予以处理，而法院在此基础上再执行，已失去最佳执行时机。如征收社会抚养费案件、拖欠工人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等案件由于被执行人生活拮据或者拒不配合等因素，执行难度也非常大。四是行政审判法官队伍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类型、疑难复杂和群体性案件不断出现，行政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当前形势的发展尚存一定差距。

三、几点建议

行政案件社会关注面广，影响大，所涉法律关系复杂。做好行政审判工作，于维护政府形象和保护群众利益关系重大。为进一步做好行政审判工作，推动行政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一是依法、独立、公正审理行政案件。要树立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狠抓办案质量和效率，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到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并重，增进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的互相信任。二是依法受理、审查非诉执行案件。要进一步加强对计生、环保、工商等非诉执行案件的审查工作，严格依照法定程序采取执行措施，促进执法水平的提高。对合法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要加大执行力度，提高非诉行政案件有效执结率，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供有力司法支持，维护行政机关行政权威。对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行政机关要“当判则判”，不能过于强调和解，做到不偏袒，不纵容，切实维护司法权威与公信。三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化解行政争议。要妥善审理好涉及劳动与社会保障、房屋拆迁、社会保险费征收等行政案件，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尤其是对处理违法占地、违法建筑等类案件，行政机关要重视正常的执法监管，及时介入，将违法行为制止在萌芽中。

(二)进一步完善行政审判工作机制。一是继续深化行政诉讼受案机制改革。要加强对行政诉讼当事人的诉权保护，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行使诉权，不随意限缩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托人民法庭、法官社区联系点和行政复议裁决与行政诉讼联系点，不断拓宽受案渠道，依法及时协调处理行政争议案件，积极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二是进一步完善行政案件协调和解机制。要重视诉前协调疏导工作，对于那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涉及人员多、矛盾易激化的房屋拆迁、劳动保障等行政案件，要提前介入，服务上门，争取运用和解方式化解行政争议，努力做到案结事了，促使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三是进一步完善行政审判质量效率评查制度。要加强案件的审限管理，在审判过程中严格遵守审限规定，杜绝超审限案件发生，提高行政审判质量和效率。

(三)进一步优化行政审判司法环境。一要进一步创新思路，丰富形式，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网络等载体，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扩大行政审判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和社会参与度，不断增强行政机关自觉接受司法监督意识，促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诉讼意识，积极引导群众正确地利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二要建立完善与行政机关的协调沟通机制。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宣传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审判工作成效，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其积极配合和支持行政审判工作。同时要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合法的行政行为，构建行政审判与行政执法的良性互动机制。三是行政机关要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不断增强依法行政意识，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规范执法程序，从源头上遏制不当执法行为的发生，避免产生行政争议。四要充分发挥司法建议作用。通过案件审理及时发现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向政府及其部门建言献策，帮助行政机关指出问题、剖析原因、提出对策，协助行政机关完善有关制度措施。

(四)进一步加强行政审判队伍建设。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廉政教育，增强廉洁司法意识，不断提高行政审判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要树立公正司法观念、增强服务大局意识，改进工作作风，保障司法公正。要认真开展行政审判业务培训。积极组织行政审判法官参加业务学习培训，拓宽行政审判人员的知识领域，增强他们的审案实践能力，切实提高行政审判办案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