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os机进行套现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之浅谈(优秀范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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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利用pos机进行套现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之浅谈

利用pos终端进行套现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之浅谈

作者:蔡磊

【摘要】本文通过现行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与当前司法判例,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易过程中使用pos终端存在的套现行为是否构成对现行《刑法》违法。

关键词:pos终端、套现、非法经营罪

近日无意中在中国法院网上看到一份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本刑二终字第0006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里对十个被告人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进行了判处。法院认定的主要违法行为是被告人利用pos机进行非法套取现金的行为,且构成情节特别严重。

与此同时笔者也向身边有pos终端的朋友征询了情况,有没有套现的行为或者对于套现行为的认识是否构成违法(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回答都是否定的,只是认为违反金融机构关于使用pos终端的规定(具体哪条规定无从而知,只是授发pos终端工作人员提醒),面临的处罚也仅仅是冻结资金和查封pos终端的处罚,无人认为是违法行为,这与现有司法判例有着明显认识冲突。这种事实触发了笔者的思考,什么是

pos终端?什么是套现?什么是非法经营罪?以及现有法律到底是如何规定的等等一系列思考,笔者将如下分析。

一、什么是pos终端?

(一)、Pos终端:

是指银联pos机,简称POS终端,POS(Pointofsales)的 中文意思是“销售点”,全称为销售点情报管理系统,是一种配有条码或OCR码(Opticalcharacterrecognition光字符码)终端阅读器,有现金或易货额度出纳功能。终端通过电话线拨号的方式将信息首先发送到银联的平台,银联平台识别相关信息之后会将扣款信息发送到发卡银行,经发卡银行确认之后,再回发信息至银联平台,银联确认之后,会再将已处理的信息发送至前置终端,终端收到确认后的信息,然后打印单据。

(二)、pos终端的特点:

1、能够使顾客选择多种交易方式,还可提高商家的交易渠道,更能满足国内银行卡10亿持有者及国际卡15亿持有者的交易需求;

2、安全:使商家在店铺里无需保留大量的现金,还可避免现金操作中人为错误以及盗窃的发生,更使商家不必担心无效支票,收到假钞及携带大量现金到银行的危险;

3、省时方便:能够鼓励现金短缺却又想购物的顾客进行消费,同时销售记录和客户收据将自动打印保存。

二、什么是套现?

(一)、套现:是指利用不同市场中同一种产品或是接近等同的产品价格之间的细微差别获利,本文重点指信用卡套现。

(二)、信用卡套现:是指持卡人通过刷卡方式将信用卡本身的信用卡额度内的金额全额刷卡刷出来,然后刷卡方给持卡人刷卡金额现金,持卡人支付不等的手续费。

信用卡套现与银行柜台或ATM机上取现有什么差别?

1、取现:用信用卡在银行柜台或ATM机上取现,一般同行取现需要给付银行0.2%每笔交易的手续费,跨行需要给银行3%的手续费,另外每天要支付银行万分之五的利息,取现额度一 般也只是信用卡可透支额度的30%-50%。

2、信用卡套现,属于消费,只是刷卡消费后,不是拿商品,而是商户给你同等金额的现金,信用卡套现是有免利息的时间的,一般是20-56天不等,同时可以全额度或翻倍额度套现。

3、信用卡套现行为的分类:

(1)、持卡人的个人行为,持卡人玩弄“他人消费刷自己的卡”的把戏,把别人购物的账刷进自己卡内以增加积分的方式,同时购物者再返还持卡人现金,这样对持卡人来说真可谓一举两得。因为许多银行在发行信用卡的同时都推出了增值服务,开展消费积分换礼品等活动,以刺激民众办卡和消费的热情。

(2)、持卡人与商家或某些“贷款公司”、“中介公司”合作,持卡人通过付给商家手续费来获取套现。一般是利用商家的POS终端进行虚假交易,将信用卡上的金额划走,商家或“贷款公司”、“中介公司”则当场付现(付给持卡人现金),持卡人付给商家的手续费又低于银行。

(3)、持卡人利用一些网站或公司的服务而取得套现,如,借助“支付宝”或中国移动的“网上购买充值卡”的服务进行套现。

(4)、小额免手续费套现,方法是在某些商场或其他可以刷卡消费的地方,持卡人结账时使用现金付清,而收银员会先收现金,待客人走后用自己的信用卡刷出对应的消费,从而达到小额套现的目的。

三、什么是非法经营罪?

(一)、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 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二)、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1、主体: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一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依法成立、具有责任能力的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2、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应该是市场秩序,为了保证限制买卖物品和进出口物品市场,国家实行上述物品的经营许可制度。

3、主观方面: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主观方面应具有的两个主要内容。如果行为人没有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而是由于不懂法律、法规,买卖经营许可证的,不应当以本罪论处,应当由主管部门对其追究行政责任。

4、客观方面:

(1)、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

(2)、违反国家规定,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

(3)、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

(4)、违反国家规定,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四、我国关于禁止利用pos终端套现行为和非法经营罪现行相关规定

(一)我国禁止利用pos终端套现行为现行相关规定

1、我国禁止利用POS机进行信用卡套现的相关规定最早见于2006年3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信用卡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6]第84号),该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利用POS机进行信用卡套现行为是应受打击的非法行为。

2、我国禁止信用卡套现行为的第二个法律性文件是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在2007年2月26日发布的《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银行卡发卡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07〕60号),该文件第五条规定利用POS机进行信用卡套现是一种银行卡欺诈行为。3、2008年5月19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又发布了我国关于禁止信用卡套现行为的第三个法律性文件即《关于信用卡套现活跃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08〕74号),该文件重申了前两个规定并提出了新的要求。

4、此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在2009年4月27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银发〔2009〕142号),该文件对利用POS机进行信用卡套现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

5、随后中国银监会于2009年6月23日发布了《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09〕60号),该文件对特约商户进行信用卡套现活动进行了相关规定。

上述法律文件均系国务院所属的部门规章或部门的规范性 文件。

(二)、我国《刑法》对与利用经营罪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1、《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POS

终端套现行为构成非法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五、利用POS终端进行套现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具备的要件

根据上述《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利用POS终端进行信用卡套现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须具备以下三个内容:

(一)、违反禁止利用POS终端进行信用卡套现行为的“国家规定”;

(二)、有使用POS终端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的行为;

(三)、情节严重,达到了《刑法》制裁的标准。

这三个内容完整的构成了非法经营罪的客观方面,缺一不可,否则将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六、“违反国家规定”的法定概念

利用POS终端进行信用卡套现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必须同时包含三个内容,而其第一个内容即违反禁止利用POS终端进行信用卡套现的“国家规定”是该罪名构成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必须准确把握“违反国家规定”的内涵与外延,这样才能准确的把握利用POS终端进行信用卡套现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是否成立。

(一)、适用“违反国家规定”必须是以有国家规定为前提,如果没有国家规定,就谈不上违反的问题。

(二)、适用“违反国家规定”必须是有效的国家规定中有 明确禁止某一行为的强制性要求,并且这一强制性要求必须是特定的,非《刑法》规定的。如果没有非《刑法》的强制性要求,即使《刑法》有规定,也谈不上违反的问题。

(三)、“违反国家规定”中的“国家规定”必须是法定的。《刑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的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或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根据该规定,违反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规章、细则、办法,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各种办法、细则、规章、规定等,明显都不属于我国《刑法》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范畴。

由此可见,违反禁止利用POS终端进行信用卡套现行为的国家规定仅指违反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或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中关于禁止利用POS终端进行信用卡套现的规定。如果“国家规定”中没有关于禁止利用POS终端进行信用卡套现行为的规定,而是属于“国家规定”的部门规章等有规定,则利用POS机进行信用卡套现的行为也不“违反国家规定”,自然也就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七、利用pos终端进行套现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综上所述,目前因我国缺少禁止利用POS终端进行信用卡套现的“国家规定”,所以即使存在用POS机进行信用卡套现的行为,也不能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和《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追究行为人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

目前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仍直接适用《刑法》和司法解 释中非法经营罪的教条进行定罪量刑,而忽略了对法律和司法解释前提条件“违反国家规定”和法律精神的理解。这种定罪与量刑方法严重违反了《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的法律原则,践踏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法律的公平、公正。

参考资料

①、中国法院网; ②、百度百科;

③、2006年3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信用卡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6]第84号);

④、2007年2月26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发布的《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银行卡发卡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07〕60号)

⑤、2008年5月19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信用卡套现活跃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08〕74号);

⑥、2009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银发〔2009〕142号);

⑦、2009年6月23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09〕60号);

⑧、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⑨、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9 200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篇:浅析“挂靠”销售药品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浅析“挂靠”销售药品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论文摘要]由于药品本身是与公众生命健康直接关联的特殊药品,因此,挂靠经营药品的社会危害性更甚于一般无证经营药品的行为。但对于无药品经营资质的经营者挂靠有资质的单位销售药品是否松成非法经营罪,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文章通过一起案例来对此进行评析。

[论文关键词]药品 挂靠 非法经营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某,女,初中文化,农民。因涉嫌非法经营罪于2012年9月27日被羁押,同年11月2日被逮捕。

2010年5月,被告人陈某某注册A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雇用若干名员工,在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航丰路8号,从事药品经营活动。由于A公司没有经营药品的资质,因此陈某某与B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负责人赵某某达成口头协议,双方约定A公司挂靠B公司经营药品,对外以B公司的名义采购和销售药品。作为回报,A公司将药品经营额的3%汇给B公司。通过这种合作,陈某某负责的A公司便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雇用业务员,借用B公司的名义联系业务,经营药品,数额共计人民币1748365元。为图便利,陈某某还伪造了B公司的印章一枚。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侦查终结,以陈某某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审查起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某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在审查起诉阶段及庭审阶段,陈某某的辩护人提供了大量证据材料,证明陈某某经营的A公司与B公司存在挂靠关系。如:A公司从B公司处取得的药品销售资质证明复印件、B公司为A公司开具的药品销售发票、药品出(入)库单据等等。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陈某某销售药品的行为得到了B公司的授权,系合法经营行为。鉴于其在经营过程中有伪造B公司印章的行为,因此仅应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定罪处罚。

但对于无药品经营资质的经营者“挂靠”有资质的单位销售药品,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学界有不同意见,以下笔者进行综合评析。

二、评析意见

(一)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陈某某经营的A公司本身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不能从事药品经营。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07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整治药品经营中挂靠经营超方式及超范围经营的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神,挂靠的实质就是无证经营,对接受挂靠的单位,挂靠实际上就是一种违法的授权。本案中,虽然陈某某名义上得到了以B公司名义经营药品的授权,但由于授权行为本身不合法,因此其经营的A公司当然并不能实际取得销

售药品的资格,其行为应当构成非法经营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某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理由有三:一是陈某某经营的A公司得到了具有药品销售资质的B公司的授权,该授权使其经营药品的行为具有了合法性依据;二是A公司对外以B公司的名义经营药品,法律后果归属于B公司,故该经营行为可视为B公司的行为;三是刑法作为我国的基本法律,其制定、修改的权力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解释权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享有,且我国的刑法的效力渊源只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因此无论从刑法的制定、修改和解释主体,还是法律渊源的角度来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通知》都不应该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予以适用。

(二)分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理由如下:

1.“挂靠协议”本身无效。虽然A公司与B公司达成了所谓的“挂靠协议”,但是该授权本身并不合法。《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授予本质上属于行政许可。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二条之规定,“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该法第九条同时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因此一个有效的行政许可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授予主体的特定性,即只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任何其他主体都无权授予相对人行政许可;二是不可转让性,即任何被许可人都无权将行政许可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转许可或转授权。具体到本案,《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及地方的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且B公司不能将药品经营权转授给A公司。因此所谓的“挂靠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A公司根据协议获得的授权当然归于无效,因此其仍然不具备药品经营权。

2.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通知》可以作为认定陈某某及A公司不具有药品经营资格的依据。认为陈某某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理由之一,即为国务院各部委颁发的文件不能作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予以适用的法律依据。但该观点显然混淆了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的区别。一方面,对于非法经营的定罪、量刑属于法律适用范畴,法律适用的依据只能是我国《刑法》;但另一方面,非法经营罪的成立前提是“行为人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而认定行为人的经营行为是否经过许可,则属于事实认定的范畴,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及方式进行判断,判断依据当然不仅限于《刑法》。具体到本案,陈某某及A公司是否具有药品经营的资质,取决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是否对此予以授权或承认。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判断特定主体是否具有药品经营资质而作出的规定,当然能够成为事实

认定的依据。因此根据《通知》规定进行判断,陈某某及其经营的A公司显然不具有药品销售的资格。

3.陈某某经营药品的行为具有独立性。本案中,A公司对外始终以B公司的名义经营药品,因此认为陈某某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观点认为,A公司经营药品的行为在法律上应当被认为是B公司的行为,或至少是在B公司支配下所为的行为。笔者认为:判断A公司的经营是否具有独立性的判断有如下标准:一是主体意志是否具有独立性;二是开展业务是否具有独立性;三是营利分配是否具有独立性。首先,A公司的所有决策均由陈某某决定,B公司并未对此加以干涉;

其次,陈某某单独雇用业务员联系业务,进行经营活动,虽然对外打着B公司的旗号,但其经营行为无须经B公司同意或批准,经营过程中亦不受B公司控制或支配,而完全由其自行决定并独立开展;最后,经营所得除极少量交给B公司作为“挂靠费”外,收益均归属于A公司。无论从主体意志、业务开展,还是盈利分配方面分析,陈某某及A公司经营药品的行为均具有独立性,因此不能排除非法经营罪的适用。

4.“挂靠”经营药品相比于一般无证经营药品具有更强的社会危害性。非法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制度及健康、稳定的市场经济秩序。由于药品本身是与公众生命健康直接关联的特殊物品,基于此,国家将药品纳入限制经营的物品范围,即只有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主体才有经营药品的权利,其目的即是为了有利监管,最大限度地避免假药、劣药从不法商贩的手中流入市场。而由于挂靠经营的行为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且方法多变,因此相较于单纯的无证经营药品,更容易逃避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使不法分子有机会借着生产、经营企业授权的合法身份,从非正规渠道自行采购,以串货、换货、委托发货等“走票”的方式,使大量假药、劣药流入市场,严重扰乱药品市场流通秩序,给广大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因此,挂靠经营药品的社会危害性更甚于一般无证经营药品的行为。

本案中,陈某某经营的A公司与B公司之间达成的“挂靠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其依据“协议”取得的授权也当然无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通知》也明确指出“挂靠”经营药品的本质就是无证经营。同时,A公司的经营行为具有独立性,不受B公司的支配,故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再有,挂靠经营因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因此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冲击更大,具有更强的社会危害性。综上,陈某某系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经营国家限制买卖的物品,其行为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第三篇:特约商户利用POS机非法套现的案例

特约商户利用POS机非法套现的案例

一、案例展示

某单位以“货款”名义转入单位法人个人账户数万元。监测员通过交易对手和历史明细查询分析,发现该单位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联POS清算转入的数笔资金,金额共计数百万元,资金全额通过网上银行、业务集中处理平台等渠道转入单位法人及其妻子的个人结算账户过渡,最终通过POS刷卡消费、ATM取现、网银等渠道转入多个往来户及多个个人账户,账户无实质性业务往来且不留余额,具备利用POS特约商户消费功能违规为他人刷卡套现的行为特征。

二、案例分析

(一)资金损失风险。信用卡作为新兴的支付工具,为人们消费支付带来便捷,但无真实交易背景违规套取现金、恶意透支的行为极易导致资金不能及时收回,最终造成银行资金损失。

(二)外部监管风险。银行对特约商户POS交易行为负有监管职责,如果其违规为他人刷卡套现行为产生不良后果,银行将因监管不力承担资金损失及银监局处罚。

三、案例启示

银行应加强POS特约商户签约准入及使用环监管,严格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制度,核实客户是否有正规的营业场所,对交易行为可疑的特约商户进行跟踪核实,必要时取消其特约商户资格,防范违规套现、洗钱行为。

第四篇:本案被告张某所犯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是否构成余罪自首

本案被告张某所犯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是否

构成余罪自首?

被告人张某职务侵占罪自2000年9月至2001年4月在代表南通丸宏农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丸宏公司”)办理有关化工品的报关业务过程中,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三次分别伙同他人采用伪造报关单证降低货物价格等方法,瞒关走私,偷逃应缴税款,其中张某参与偷逃应缴税款计人民币138370.40元。

被告人张某于2000年底,利用其担任丸宏公司报关员的职务便利,在与他人采用低报价格的方法,共同走私16200公斤“MO-CAP”农用杀虫剂偷逃应缴国家税款过程中,又将2美元/公斤的真实单价虚增为4美元/公斤后,向本公司虚支进口费用人民币74065.22元,连同应缴的进口税款合计人民币148130.44元一并汇入代理报关公司账户,进而从中分得赃款6200美元和20000元人民币。

被告人张某于1999年上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办理丸宏公司进出口货物委托运输业务过程中,故意抬高运价,套取公司资金合计人民币33000元,非法占为已有。

被告人张某利用担任丸宏公司业务员职务上的便利,在办理本公司向溧阳化工厂购买氯嘧黄隆农药的过程中,于2000年10月收受对方业务员黄某所送的人民币15000元。

另查明:本案系被害单位丸宏公司发现被告人张某经办本案三笔进口业务过程中,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本公司29万多元资金等问题,向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举报而案发。[争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没有异议。但对被告人所犯职务侵占罪是否应以自首论,即是否构成余罪自首,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是以张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移送南通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立案侦查,张某在被留置讯问时主动供述其在走私“MO—CAP”农用杀虫剂过程中,又将2美元/公斤的真实单价虚增为4美元/公斤后向丸宏公司虚支进口费用、套取公司资金的事实和在办理公司进出口货物委托运输业务过程中,采取抬高运价的方法,套取公司资金的事实,此二节事实在其主动供述前司法机关并不掌握,丸宏公司举报张某涉嫌“侵占罪”并不能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职务侵占罪”,故被告人张某所犯职务侵占罪应以自首论。

第二种意见认为,丸宏公司举报张某“侵占”本单位公款人民币29万余元当中,既有其“低报”货值,将本单位应缴税款偷逃后予以侵吞的“走私”犯罪所得,又有其利用职务之便“高开”货值,侵吞虚支的本单位税款的“职务侵占”犯罪所得,故在犯罪嫌疑人张某

主动交代前司法机关已掌握其走私及职务侵占的犯罪线索,故被告人张某所犯职务侵占罪不应以自首论。[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刑法理论上通常将此款规定的情形称之为“余罪自首”。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第二条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含义,界定为“与司法机关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这一解释,进一步确定了“余罪自首”中所谓的“余罪”只能是与已掌握罪行不同的异种罪行。从中可以看出,“如实供述”、“尚未掌握”和“不同种罪行”是成立余罪自首的三个必要要件,缺一不可。

具体分析本案:

(一)被告人职务侵占罪行已由被害单位丸宏公司举报

本案被告人于2001年4月在实施了本案认定的第三起走私普通货物犯罪后,即离开其所在单位丸宏公司,该公司在多次要求其交付税单等单据结帐、办理交接手续未果的情况下,初步查明由张某经手从公司以税款方式汇出的29万余元实际并未全部向海关纳税,张某对该资金有侵占嫌疑,遂向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举报,分局在对

案情初查后认为被举报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犯罪,将案件移送南通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从南通丸宏公司的角度,其认为张某未将经手的本公司应缴税款去缴纳关税,就是“侵占”了公司的资金。实际上分析本案被告人张某的主观故意,其目的是将本单位应缴税款偷逃后非法占为己有,而其实施的方法是伪造报关单证,低报进口货物价格、数量,从而瞒关走私,偷逃应缴税款,违反了海关法规,侵犯了国家对外贸易管制中关于普通货物、物品进出口的监管制度和征收关税制度,构成走私罪。至于在第二起中,被告人张某伙同他人将货值降低报关后,又将货值提高,向公司虚报应缴税款,从丸宏公司的角度,其意志还是将此款去缴纳关税,但实际上其不应承担此纳税义务,此款的所有权还是属于丸宏公司,被告人张某利用职务之便将此款侵吞,数额较大,构成的是职务侵占罪。总之,被举报的29万余元中既有张某与他人的走私犯罪所得,又有张某职务侵占的犯罪所得。虽然丸宏公司举报张某涉嫌的罪名是“侵占罪”,与司法机关最终确定的罪名“走私罪”、“职务侵占罪”不同,但根据《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余罪自首成立的要件之一是与司法机关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罪名”上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张某走私及职务侵占的“罪行”已被丸宏公司举报后浮出水面的客观事实。

(二)被告人职务侵占罪行已被司法机关掌握

南通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支局以张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犯罪立案后,至丸宏公司调查并调取了相关书证,随即对犯罪嫌疑人张某留置审查。张某在被动地到案后,交代了其三次伙同他人采用低报货值,伪造发票、合同等报关单证的手段缴纳税款,却以进口货物原货值向本单位申领应缴税款,而将其中差价私分,达到非法谋利目的的走私犯罪事实;同时交代了第二起将货值降低报关后,又将货值提高,向公司虚报应缴税款74065.22元,连同该笔进口货物应缴税款合计148130.44元一次从公司汇出,将虚报的7万余元本公司财产占为己有的职务侵占事实。尽管侦查支局办案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张某之前,主观上一直认为其涉嫌的是走私普通货物犯罪,但即使张某不主动交代,侦查人员完全可以通过先前调查所得材料掌握张某走私及职务侵占的基本犯罪线索,不能因为侦查人员认识上的误区并由此导致罪名的先后出现来否认罪行已被“司法机关掌握”,且“掌握”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具体过程、具体手段、方法的详细了解。

综之,张某所犯职务侵占的罪行已被司法机关掌握,不符合成立余罪自首的法定要件,不应以自首论。同样,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张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供述其所犯职务侵占罪的第二起在代理本公司运输业务过程中,故意抬高运价,侵占公司资金的事实,因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第一起其在代理本公司报关业务过程中,故意提高货值,侵吞虚报的税款的事实,二者在性质上属“同种罪行”,故也不成立余罪自首。但根据《解释》第四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相反,被告人张某因涉嫌职务侵占、走私普通货物犯

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的犯罪事实,是“不同种罪行”,符合成立余罪自首的法定要件,故其所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应以自首论,并鉴于该犯罪情节较轻,一、二审均免予刑事处罚。(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五篇:四川拆迁系列之:暴力抗拒强拆,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

四川拆迁系列之:暴力抗拒强拆,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

【案情简介】

孙先生在A市B区C村拥有平房6间,2011年5月B区政府拟将孙先生所在村征地进行房地产开发。B区政府没有进行征地公告,听证等程序,只是派工作人员进行测量,然后就单方面确定补偿款,在孙先生没有签订协议的情况下,B区政府就将补偿款打到村委会的账户上。2011年8月,B区政府口头通知孙先生限期在8月15日搬离,否则,将强拆。孙先生认为B区政府行为违法,拒绝搬离。2011年8月17日,B区政府、公安、公证处及工程队50余人来到孙先生家,将孙先生家团团围住,开动推土机就准备强拆。孙先生情急之下,爬上推土机,将司机踢下工作台,开着推土机冲向人群,造成1人重伤、6人轻伤。

孙先生随即被公安控制,当晚以妨害公务罪被刑事拘留。本是受害者,最后却被羁押,情急万分的孙先生家属,急急忙忙赶到北京,聘请著名征地拆迁维权专业律师李宁律师帮孙先生维权。虽然孙先生行为激动,毕竟政府违法在先,这样也能构成妨碍公务罪吗?

律师维权第一辑---会见难 奋力突破

妨碍公务罪是强拆领域经常出现的罪名,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之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本罪主观上限于故意,即行为人必须明知上述人员正在依法执行公务而加以阻碍,才能构成本罪。阻碍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某种活动的,或者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其执行的不是职务活动,或者其活动不是依法正在进行的职务范围的活动,均不构成本罪。这就是说,成为本罪侵害对象的,必须是依法进行的、而不是超越职权范围的活动。超越职权范围的活动,或者滥用职权侵犯国家和群众利益的活动,受到他人阻止的,不构成妨害公务罪。所以,李宁律师认为确定强拆是否合法是本案的是否构成犯罪的前提。接受委托后,李宁律师马上对强拆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向相关政府部门提起信息公开。同时,确定嫌疑人是否具备主观故意也是本案的另一关键,李宁律师马上联系办案警官,但办案警官以种种理由拖延与李宁律师会面。会见难,是辩护律师执业的老大难了,埋怨牢骚没用,知难而进,突破常规,才是务实之道。李宁律师就办案警官的拖延向上级公安纪检部门、检察院提出投诉,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李宁律师的努力下,办案警官终于同意会见请求。

见到律师,孙先生禁不住老泪纵横,通过交流,李宁律师了解到孙先生一直认为拆迁人是违法,采取过激行为实在是无奈之举,对于合法拆迁,孙先生举双手赞成,主观上显然没有妨害公务的故意。了解到这些情况,李宁律师对无罪辩护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孙先生真的能无罪释放吗?

律师维权第二辑---检察院 破常规 提前辩护

让人遗憾的是,2011年9月10日,孙先生被正式批捕。案件转到了B区检察院。顺利阅完卷,李宁律师没有像通常一样等待开庭。因为这类因拆迁而起的案子,政府往往会给检察院很大的压力,迫于压力,检察院往往会贯彻政府的意图,这样往往对案件事实有时先入为主。应当能据理力争,争取让检察院看清真正的事实。李宁律师突破常规,提前将自己的辩护意见及证据交予检察院,并多次找到主办检察官交流。通过细致的工作,检察官改变了一开始的态度,看到了本案存在的问题,并将问题想院领导进行了汇报。检察院会不会继续起诉?孙先生能不能提前释放?

律师维权第三辑---无奈现实

令人遗憾的是,主办检察官的汇报没起到作用,在政府的强大压力下,案件2012年11月21日开庭,本案中,庭审焦点集中在孙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依法执行公务。李宁律师认为,2012年 1月1日起《行政强制法》实行,按此法规定,强拆只能由法院执行。B区政府没有法律权限的情况下强拆属于违法行为,不是妨害公务罪所说的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所以不构成妨害公务罪。2013年1月11日,一审判决罪名成立,有期徒刑2年。虽然法院最终未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但在李宁律师提交的证据及严密的论证压力下,将检察院量刑建议5年减为2年。孙先生不服,上诉至A市中级法院,2013年3月22日,终审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

本案中,孙先生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但一、二审法院仍按照此罪对孙先生作出判决,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笔者在此提醒广大被拆迁人,维权必须依法,维权必须考虑中国目前法治不健全的国情,从实际出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拆迁的规模将大幅上升,当面对拆迁人的违法行为时,很多老百姓选择自力维权,但因不懂法律,往往从受害人变成被告,建议及时聘请律师为你维权,通过法律途径而不是暴力对抗争取权益。

【温馨提示】

个案具有特殊性,请勿随意模仿,以免耽误维权时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需咨询,请拨打法律咨询热线:李宁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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