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判例看法院对刑事案件中“专家论证意见书”的态度

第一篇：从一起判例看法院对刑事案件中“专家论证意见书”的态度

审理经过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以诸检刑诉(2016)14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某犯妨害公务罪，于2015年2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6年2月14日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郦纪城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某及辩护人王式跃、何飞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请求情况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12月8日晚，被告人吴某乘坐王某乙驾驶的汽车，途经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东路交通银行对面的马路时，与王某甲驾驶的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双方下车查看情况时，被告人吴某用手在王某甲头上打了一巴掌，致王某甲右耳挫伤，右耳震荡伤。当晚19时56分，王某甲向公安机关报警。接警后，城区交警中队、城东派出所先后到现场处警。处警民警向双方了解情况后，将被告人吴某及王某甲带至城东派出所继续调查。因被告人吴某涉嫌殴打他人，值班副所长傅某、民警吕耀阳等人要求被告人吴某到设于诸暨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的办案工作区配合调查，被告人吴某给其父亲打电话声称派出所欺负其，用手机逐一拍摄民警、协警的警号，并以“除非将其拷翻抬走”等言语拒绝配合民警的执法活动。随后，民警吕耀阳、协警楼宇君上前对被告人吴某进行强制传唤，被告人吴某突然挣脱民警、协警的控制，往大厅外跑去，在场警察在大厅外将被告人吴某按倒在地，并将其抬至警车附近，期间，被告人吴某用手甩打、用双脚蹬踢民警、协警，致民警吕耀阳、协警楼宇君等人手部等处受伤。后被告人吴某被制服并带至巡特警大队。经诸暨市公安局法医鉴定，吕耀阳、楼宇君所受的人体损伤程度均未达轻微伤程度。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证据，认为被告人吴某无视国法，以暴力方法妨碍执行公务，应当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对被告人吴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

一审答辩情况被告人吴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认为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有无触犯法律，请法庭依法审理。辩护人王式跃认为被告人吴某不构成妨害公务罪，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1、被告人没有以暴力方法妨害公务的主观故意。被告人吴某因交通事故后打人一巴掌被传唤至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后认为被打的人能走，其不能走致情绪激动，不听从派出所警察口头传唤，在警察强制传唤时有挣脱的动作，但没有以暴力方法妨害公务的行为和故意；

2、本案没有刑法第277条妨害公务罪所要求的暴力。被告人吴某在被抬至警车过程中，用双脚蹬踢民警、协警，是被众民警、协警控制后被动的挣扎行为，不能把这种本能反应认定为暴力方法妨害公务，至多只是治安管理处罚处理的范畴；

3、本案不符合浙江省《关于依法处理妨害政法干警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规定的关于妨害公安干警执行职务的情形。指导意见第二条中认定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政法干警依法执行职务的情形中，与本案对应的应为“采取拉扯、推搡等方式造成政法干警轻微伤的”，但本案涉及的民警吕耀阳和协警楼宇君均未造成轻微伤；

4、本案若判决被告人有罪，将突破刑法及上述指导意见规定，起到很坏的引导作用。辩护人何飞明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认为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造成的社会危害较小，请求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事实提供了被告人吴某的供述与辩解，监控视频，吕耀阳、楼宇君的陈述、证人傅某、楼某、潘某、朱某、周某甲、王某甲、王某乙、寿某、夏某、周某乙、边某、刘某、孟某的证言、抓获经过，要求处理的报告、证明、122案件信息、提取笔录、伤势照片、人口信息、情况说明，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及相关照片等证据。经质证，被告人对王某甲系右脸受伤有异议，认为其打的是左脸。辩护人王式跃认为监控视频不能证明被告人吴某有辱骂行为、以暴力妨害公务的行为，被告人也没有用手甩打警察，只是被按倒后用脚蹬踢的挣扎行为，对被告人吴某的笔录仅认可事发当日（12月8日）的笔录，对之后的笔录中记载的关于用手甩打警察及辱骂警察的陈述均不认可；对证人证言中陈述的被告人有用手乱抓乱打及对警察进行辱骂不认可，其余均无异议；对证人王某甲的笔录部分内容及病历资料有异议，很多其他人的笔录均记载被告人打了王某甲左侧脸，但王某甲称系右脸受伤；王某甲的笔录中没有陈述被告人有妨害公务的行为，此点应以该笔录为准。对要求处理报告、鉴定意见书中出现的被告人用手乱抓乱打的记载均不认可；122案件信息表中注明受伤人数为零；伤势照片不能证明受伤情况及由被告人致伤，可能系其他原因造成。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辩护人何飞明则放弃发表质证意见。辩护人王式跃提供由赵秉志、陈兴良、张明楷、刘仁文等四名法学专家出具的专家论证意见书、浙江省《关于依法处理妨害政法干警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以证明被告人吴某不构成妨害公务罪。经质证，被告人无异议；公诉人认为指导意见系司法、公安机关下发的关于某类案件的处理意见；专家论证意见，则只能代表专家个人意见，均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证据类型。

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王某甲受伤害的问题，被告人吴某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均陈述，其于2015年12月8日晚在王某乙家吃饭、喝酒后，王某乙送其等回家（车上还有夏某、寿某、边某、周某乙）。途中因交通事故，其下车后用手打了对方车主即王某甲一个巴掌。当时与被告人同行的王某乙称其看见被告人用右手打了王某甲，其余人员均称未看见吴某打人的过程。王某甲则陈述被告人在其右脸颊打了一个耳光，且王某甲于当晚至诸暨市人民医院就诊，提供的病历上记载“右外耳道稍充血，右鼓膜前上象限见新鲜血迹，未见明显穿孔”等，诸暨市人民医院另出具医疗证明单诊断为右耳挫伤，右耳震荡伤。故王某甲被打事实由被告人、与被告人同行人员的陈述等均可证实，其右耳受伤则由病历资料、医疗证明单等书证证实，现被告人、辩护人王式跃辩解被告人打伤王某甲左边头脸部，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故对王某甲的笔录、病历资料等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证人证言等中涉及的被告人对警察进行辱骂的陈述，起诉书未进行指控，本院不作认定。关于被告人吴某、辩护人王式跃辩解认为被告人笔录中记载用手抓打警察系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自行记录后，要求被告人签字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人有相关陈述的笔录有五次之多，被告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有正常水平的判断能力，公安机关制作的笔录均经被告人阅看后签字确认，此种辩解缺乏合理性且其未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本院对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制作的笔录予以认定。对吕耀阳、楼宇君伤势照片，虽不能单独达到举证目的，但可结合其他证据（被告人供述、吕耀阳、楼宇君的陈述、证人证言、监控录像等），共同证明被告人致伤警察及受伤情况。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被告人、辩护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就证明目的在下文予以分析。对辩护人王式跃提供的指导意见，系相关机关对特定案件的办案指导意见，本院在定罪量刑时作为参考。对于专家意见书，已被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所否定，本院不予认定。针对被告人、辩护人王式跃提出的本案被告人没有用手甩打、抓打的问题。被告人吴某于2015年12月9日两次笔录、12月10日、12月22日、23日共计五次笔录中均陈述，其当晚在晚餐时饮酒，到派出所后酒劲上来了，人也激动起来了……警察对其强制传唤时，其用两只手朝着警察乱抓乱打，两只脚往控制其脚的警察身上乱踢；当时在场的受伤警察吕耀阳、证人潘某、朱某、傅某、楼某、周某甲亦均在笔录中陈述被告人吴某当时用手抓打、用脚蹬踢强制传唤其的警察；虽王某甲在笔录中未对该情况进行详细陈述，但其也陈述到“两名值班人员就过去控制那个男的（被告人），那个男的也是极其不肯配合的。……我看到那个男的从派出所值班室跑了出来。之后巡特警的巡逻人员赶到就将那个男的控制住了”。随案移送的监控视频显示，因被告人打人一事，城东派出所警察要求对其进行传唤，其不肯配合，后警察对其进行强制传唤，其用力反抗，对传唤其的警察事实用脚蹬踢等行为。综上，结合被告人的供述、吕耀阳陈述、多名证人证言等，本院对被告人用手抓打、用脚蹬踢警察的情况予以认定。针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人当晚饮酒后情绪较为激动，明知因其打人一事，诸暨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警察要对其进行传唤，但其不满警察传唤，给其父亲打电话称派出所欺负其，并用手机拍摄警察警号，以“除非将其拷翻抬走”等言语挑衅警察，拒绝配合警察的执法活动。后在派出所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强制传唤时，其故意用手抓打、用脚蹬踢的方式反抗，致民警、协警等人受伤。故被告人吴某明知对方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公安机关人员，以手抓打、脚蹬踢的暴力方式进行反抗，造成执法人员受伤，妨碍执法人员正常执行公务，依法构成妨害公务罪。辩护人辩解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所要求的暴力。本院认为，该罪中规定的“暴力”，是指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体实行打击或强制。被告人在被强制传唤的过程中，以用手乱抓、脚蹬踢的暴力方式对强制传唤其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抵抗，造成两名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因此多处受伤，此种行为有别于一般的挣脱行为，已构成本罪构成要件中的“暴力”，依法应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另《关于依法处理妨害政法干警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中亦有“采取扣押、殴打、撕咬等暴力方式，危及政法干警人身安全的”，认定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政法干警依法执行职务，以妨害公务定性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该意见的上述规定。另122信息表中虽未记录受伤人员数量，但该表中其他多项栏目如涉案人数、出动人数、出动车辆数等都未记载，且吕耀阳、楼宇君受伤情况可由被告人供述、吕耀阳、楼宇君的陈述、多名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伤势照片、监控视频等证据予以证实，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122信息表中未作记载不足以否定这一事实。故对辩护人王式跃的相应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某无视国法，以暴力方法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人吴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本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对辩护人何飞明提出的从轻处罚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裁判结果被告人吴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五年十二月九日起至二0一六年六月八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人员审判长周灵锋人民陪审员石莎娜人民陪审员朱赛飞

裁判日期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书记员赵学旦

第二篇：从一起技术引进合同纠纷案看技术引进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

从一起技术引进合同纠纷案看技术引进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

要点提示：由于在技术引进合同的谈判中，技术转让方通常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往往会在合同中规定一些限制性条款，如果受让方不仔细审查，就难以发现这种限制性条款以及此类条款对受让方利益的损害。本案例通过一起技术引进合同纠纷案，对这类限制性条款进行解析，希望能有助于拟从国外引进技术的中国企业在签订技术合同的过程中防范限制性条款带来的风险。

案情简介：

1991年8月，我国某技术设备公司（受让方）与德国某有限公司（转让方）签订了一份引进新型液压泵生产设备和制造该新型液压泵专有技术的合同。该合同主要有以下规定：

1、转让方在1992年5月前将受让方所需的一整套新型液压泵生产设备装船运至中国大连港；

2、在受让方收到约定设备后，转让方将派遣技术人员指导中方人员对该设备的操作，并负责培训中方人员掌握合同技术；

3、技术资料将随进口的液压泵设备一起交给受让方；

4、只有与转让方的利益无冲突时，受让方才可以向总部在中国以外的液压泵用户销售液压泵；是否与转让方的利益存在冲突，由转让方单方决定；

5、受让方应付引进设备的费用总额为36.75万元，技术资料及人员培训费19.35万元，合同价格共计56.1万元。

受让方在签订合同前对合同条款没有进行认真审查，到合同实际履行过程才发现，上述第四项合同内容几乎将受让方出口该合同产品的权利剥夺殆尽。受让方要出口合同产品，都必须得到转让方的同意，而转让方为了维护己方的国际市场，必然会以该项出口与转让方的利益有冲突为由，拒绝同意受让方出口该合同产品，即使同意，也会借机索取高额补偿费用。

于是受让方试图与转让方磋商，以求修改合同中这一不公平条款，遭到转让方拒绝。受让方遂诉至法院，以显失公平和转让方有欺诈意图为由，请求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庭外和解：转让方同意取消该争议条款，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12万元的补偿金。

案例评析：

本案主要的争议为：合同中有关产品出口的条款是否为不合理的限制性条款，这涉及到技术引进合同中限制性条款的界定及类型问题。

限制性商业行为（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订入合同则称限制性条款（restrictive clause）。按1980年12月5日第3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控制限制性商业行为的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限制性商业行为的定义如下：“凡是通过滥用或者谋取滥用市场力量的支配地位，限制进入市场或以其他方式不适当地限制竞争，对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及其经济发展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或者是通过企业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书面的或非书面的协议以及其他安排造成同一影响的一切行动或行为都叫做限制性商业行为。”虽然这个定义是对一般商品贸易中的限制性行为而做出的，但其所揭示的实质也适用于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行为。由于技术转让方掌握着技术，受让方急于获得技术，双方的谈判地位就有了优劣之分，因此，简单地说，技术转让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通常是指技术转让方对技术受让方施加的，对受让方造成不合理限制的、通常也是法律所禁止的合同条款。

国际技术贸易中，最常出现的一些限制性条款主要有以下几种：

1、搭售条款（tying provision或tie-in clause）：即技术转让方强迫受让方向转让方或其指定方购买并不需要的技术、设备、产品或服务，并以此作为受让方取得所需技术的条件。

2、回授条款（grant-back clause）：即要求受让方在对所引进的技术做出改进后将改进部分及其所有权转让或回授给转让方或转让方指定的任何其他企业专享，并规定转让方无需给予补偿和无需承担互惠义务。

3、对受让方获得类似或具有竞争性技术的限制：即要求受让方不得从转让方的竞争者手中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类似的或具有竞争性的技术，并且这类限制既非为确保转让方取得合法利益，也不是为保证所转让技术的秘密性所需。

4、对受让方生产能力或产品范围方面的限制：即强迫受让方将生产能力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或将产品品种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5、出口限制：即对技术受让方合同产品的出口加以限制。全面禁止受让方出口产品的直接出口限制较为少见，常见的是间接出口限制，也就是对出口产品的数量、价格、对象及渠道的限制，如要求受让方将产品的包销权或独家代理权授予转让方等。但是，国际上普遍认为，限制受让方产品出口到转让方已签订独占许可合同或独家代理协议的国家和地区的条款是合理的。

6、对技术人员使用方面的限制：即要求受让方在一些关键性生产部门必须长期使用转让方指定派出的人员。

7、对受让方研究和发展引进技术的限制：即限制受让方对所引进的技术进行发展改进工作，或按当地情况吸收和更改所引进技术，或利用引进技术从事新产品、新工艺及新设备方面的研究开发工作。

8、对合同产品价格的限制：即限制受让方对用所引进技术生产的合同产品自主定价。

9、对受让方企业管理方面的限制：即转让方要求与受让方合股经营或由转让方委派人员参与受让方的高层管理工作；

10、对受让方商标使用方面的限制：即要求受让方用引进技术生产的合同产品必须使用转让方指定的商标、服务标志或厂商名称等，或要求受让方在其产品上标明转让方的名称等。

11、对合同期限方面的限制：即要求合同期限有效期相当长，甚至不规定确切时间，以图长期有效，尤其是在以滑动提成为支付方式的情况下，这种限制更为常见。

12、对合同期限届满后的限制：即规定在合同期满时，尽管工业产权已到期或该项技术秘密已因受让方以外的原因而泄露，受让方仍必须停止使用已转让的技术，若需继续使用，必须重新签订合同、支付使用费，或是限制受让方在合同期满后将其引进的技术再转让给第三方。

以上是国际技术贸易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限制性条款。关于我国关于调整技术引进中限制性条款的立法见本期简报中的《国际技术引进专题》。

在尽量避免不合理的限制性条款的同时还应注意，如果对限制性条款不加区别地一律不予接受，可能会导致合同价格的增加，甚至项目的流产，因此，在谈判中，受让方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握好限制的程度，在价格与己方利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在本案中，合同的第4项内容虽然没有对受让方合同产品的出口做出数量、对象及渠道等方面的限制，但实质上仍是一个限制性条款，是对受让方用引进技术制造的产品出口加以不合理限制的条款。表面上看，转让方会同意与其利益没有冲突的出口，但由于是否有利益冲突由转让方单方决定，而转让方毫无疑问会利用这一权利竭力维护自己在国际市场的份额，阻止受让方出口产品，因此这个条款实际上剥夺了受让方的出口自由。这是一个较隐蔽的限制性条款，貌似公允，实质上却极大地限制了受让方的权利。如果在技术引进中不对合同条款进行仔细分析、权衡利弊，就易为这种条款所蒙蔽。

第三篇：判例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无效房屋租赁合同的裁判态度(以民商事审判标兵深圳中院为例)

判例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无效房屋租赁合同的裁判态度（以民商事审判标兵深圳中院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在面对一些具体的情形是如何依据该规定认定合同无效，致合同无效后的责任分担比例等，我们以民商事审判的标兵深圳中院为例，整理了深圳中院2015年的房屋租赁案件裁判文书，从中选出七个具有代表性的裁判结论。

一、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房屋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案号】（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912号【案情概述】2013年8月30日，甲方（出租人）和乙方（承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乙方租赁甲方的位于深圳市XX广场XX层的铺位并已实际经营。2013年11月25日，由江苏省某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工程施工联系单》，载明承租人承租的物业根据消防要求，达不到消防验收条件。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二直属管理局发出《市规划国土委第二直属管理局关于确认XX广场XX层相关情况的复函》如下：

一、XX广场某XX层擅自将部分设备房和停车位改建为商铺，现商铺面积约3500平方米，涉嫌改变了原部分设备用房及停车位的使用性质。

二、经查，2002年11月核发《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该项目未在我局办理过XX层改变使用性质的施工图修改。【法院观点】深圳中院认为：涉案房屋是否改变使用性质、出租人对涉案租赁物是否享有使用权，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规定的租赁合同无效的范围。虽然改变房屋用途应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案商铺在开业前也应当进行消防验收，但上述规定并非导致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以此认定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如果上述问题属实，承租人可申请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就上述问题作出行政处理，至于上述相关问题是否导致承租方产生损失等民事纠纷问题，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二、出租仅取得了《村民非商品住宅施工通知书》的住宅，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523号【案情概述】2008年9月1日，深圳市龙岗区某某街道原村民非商品住宅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江某某出具了一份《龙岗区某某街道原村民非商品住宅施工通知书》，准予住宅施工。后该住宅由谢某某（江某某的儿媳）出租给某某公司使用。【法院观点】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所有人虽取得深圳市龙岗区某某街道原村民非商品住宅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龙岗区某某街道原村民非商品住宅施工通知书》，但未领取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取施工许可证，某某公司、谢某某签订的《租房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深圳中院对原审法院的判决予以维持。

三、在《村镇住宅建筑许可证》许可的范围上加盖数层后整体出租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751号【案情概述】2014年7月26日，朱某某、谢某签订了一份《某某房屋承包租赁合同》，约定朱某某将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XX两栋数层高的自有物业承包给谢平代为管理。后法院查明，租赁房屋并未办理相应的产权登记。根据朱某某提供的租赁房屋的《村镇住宅建筑许可证》，显示许可建设的仅分别为2层和3层的私人住宅。【法院观点】原审法院认为：出租人就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朱某某、谢某所签订的《樟坑房屋承包租赁合同》所约定租赁的房屋，已超出及其相应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范围，则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深圳中院认为：涉案两栋房屋均未按《村镇住宅建筑许可证》的规定建设，存在违法加建的情形，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认定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效，认定正确。

四、将拥有合法产权的房产分割为若干间并出租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087号【案情概述】位于深圳市罗湖区X号六层住宅X栋X号的房产，房屋性质为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为156.72平方米。X栋X号房产被分割成若干套房产并用于出租，其中的一套被出租人何某将X栋X房出租给承租人。【法院观点】深圳中院认为：涉案房产原来经过了规划验收，在何某将涉案房产改建为11间房屋后，变更了原来的规划，何某应就改建行为另行申请变更规划，获取有关部门的同意。何某在一、二审没有提交经过规划部门同意的变更涉案房产原来规划的有关文件，因此，本院认定涉案房产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何某与王某签订的涉案房产租赁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延伸】不同的合议庭对此问题可能持有不同的裁判态度，在（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617号判决书中，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并判决各方根据过错程度承担合同解除的责任。深圳中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某某公司在装修中将涉案房产分隔成若干小间，而深圳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等相关主管部门发出的《整治“房中房”温馨提示》已确认将房屋分隔成若干小间出租、居住的行为违反行政管理规定，应予以整改，并维持了原审法院的判决。

五、取得了《建筑许可证》的村民住宅拆掉重建后出租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905号【案情概述】1987年，深圳市xx管理区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出具了x建证第（xx）xx号《建筑许可证》，批准在xx宅基地上建房一栋三层，共计240平方米。后，陈某某拆除了原房屋后重建了一栋房屋，2009年11月23日，深圳市福田区xx街道办事处出具《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普查申报编号：xxxxxx），显示：涉案房产所在的建筑层数共七层，用地面积460平方米，批准文号“上建证第（xx）xxx号”。陈某某将重建楼房中的部分房屋出租给了周某某并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法院观点】深圳中院认为：陈某某在二审中确认涉案房屋在九十年代重建时，没有办理报批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陈某某与周某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六、租赁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但造成承租人财产损失的，出租人需承担部分责任【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615号【案情概述】2012年6月29日，平某公司将深圳市xx区xx办xx工业区某栋1-4楼的厂房出租给某某公司使用。2012年7月4日，某某公司将xx区xx办xx工业区某栋一楼的厂房租给葛某某，租赁期内深圳市普降暴雨，涉案房产被水浸，造成葛某某财产损失，对于葛某某的财产损失，某某公司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后，涉案房产被原审法院认定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亦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承租”涉案房产的《合作协议》为无效合同。【法院观点】深圳中院认为：某某公司将未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的房屋转租予葛某某，而葛某某亦未审慎核实房屋合法产权状况即承租涉案房屋，双方对于无效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均存在过错。本案中，暴雨水浸导致涉案房屋内设备及物品损坏，系因双方在履行无效转租合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法律责任的规定，自应由双方当事人按各自过错程度对该损失进行分担。而某某公司上诉称水浸事故属不可抗力，其按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合同法上的“不可抗力”系立法针对合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即违约责任所设的免责事由，而与合同无效法律责任的承担无关，不适用于本案纠纷。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协议》属无效合同，当事人在该合同中的相关免责约定一并无效，因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由法律直接特别规定，故既不存在违约责任和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也不应依据当事人在无效合同中的免责约定来判定是否应承担合同无效法律责任。

七、经出租人同意的装修，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承租人装修现值损失，出租人承担60%的责任【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484号【案情概述】范某某自以为承租人先后与某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多份，租赁房产多处，因涉案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亦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范某某与某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被法院认定无效。租赁房产的装修现值经评估合计为354419元。【法院观点】深圳中院认为：某某公司作为出租方，在涉案房产未取得合法产权证明的情况下出租涉案房产，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范某某作为承租方，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承担次要过错责任。原审酌情认定某某公司承担60%的责任，范某某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延伸】在没有其他原因，仅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致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对装修现值损失的分担比例，不同的合议庭有不同的分担比例，但出租人承担的限制损失的比例基本都在50%-70%的范围间。法学君打理公众号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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