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法检面试热点：“捐钱救人”是“捐钱给没钱的人救人”

第一篇：湖北法检面试热点：“捐钱救人”是“捐钱给没钱的人救人”

湖北法检面试热点：“捐钱救人”是“捐钱给没钱的人救人”

公众捐钱到底是在捐什么?不是“捐钱救人”，而是“捐钱给没钱的人救人”，所以，经济情况是必须要说的。罗尔的问题就在于一开始并没有说清楚自己的经济状况。

不过一天之后，大量质疑罗尔家有三套房产等信息被坐实后，很多人都感觉被骗了，觉得气愤、失望。很多人也认为这是一场彻头彻尾营销炒作。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捐赠中可以有营销吗? 不妨来看看营销的五个层次。营销的目的在于推动受众的行动，分为几个层次：不知道，知道不感兴趣，知道有兴趣，有兴趣并行动。销售东西如此，捐钱也是如此。最终在于获得足够大的受众，并让他们行动。

如果作为一个公益行为，营销是无可厚非的。公益广告，就是这样，那些煽情的新闻也是这样：寻找新闻点，甚至制造新闻来获得受众。这都属于营销。比如，白血病父亲无钱治疗，用草药熏女儿是制造新闻点;给富翁下跪逼捐，目的也不在富翁，而是为了新闻点。再退一步，这里面有商业利益也无可厚非。“你跑步我捐钱”的活动在做公益的同时，也推广了公司形象。甚至捐赠免税，也可以视为同样的性质。

所以，是否有营销，是否有商业利益并不重要，也不影响公益本身的性质。就事情本身而言，营销不影响性质，但是，此次事件中，公益的性质却要打一个问号。公益慈善的性质，或者说，公众捐钱到底是在捐什么?不是“捐钱救人”，而是“捐钱给没钱的人救人”，所以，经济情况是必须要说的。问题在于罗尔在一开始并没有说清楚自己的经济状况，而且，打赏文章中的很多字眼也暗示了自己没钱。这种文章中流露出来的暗示，很有可能不是疏忽、无意的，所以，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会对中国的民间公益慈善带来严重的伤害。

当官方兜底没有到位，或者救助渠道走起来太慢，求助亲友也无用的时候，发动民间公益是最后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而让素不相识的人给需要帮助的人转钱，这是一件既温暖又敏感的事情。所以，我们更要爱护这种方式。

更多相关信息点击查看湖北中公教育

从短期来看，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参与公益行为与捐赠的行动是有限度的，哪怕是转发，也是有限度的。罗尔的行为，占用、消耗了这种爱心资源，就意味着另一个应该获得捐赠的贫病交加的白血病儿童失去了希望。

从长期来看，这会使得社会普遍产生怀疑，很多人就通过朋友圈直说：“再也不会转发此种信息了”。此类行为会导致公众的捐赠行为缩小，由此缩小整个公益的蛋糕，意味着更多本该获得捐赠的人失去了希望。所以，隐瞒自己的情况，暗示自己无钱，获得转发的行为，仍然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如何解决公益中的信息真实性问题?与大多数人想象的、期待的不同，政府很难做好核实信息真实性这件事情。政府并不缺乏权威，也并不缺能力去搞清楚这件事情，但问题在于，政府一旦涉足，社会公众心理上就会觉得，既然政府都知道了，政府都进入了，就没有自己的事情了，捐款的主动性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对于解决“个人求助所得捐款使用只能靠道德，献爱心的民众请自行小心”的现状，公益慈善平台的认证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具体到此次事件，现在补救办法就是赶快对外公布他的情况，对于多出治疗费用的钱，如何处理等全部公开，由第三方进行监管。

更多相关信息点击查看湖北中公教育

第二篇：湖北法检面试热点：法治社会应少些“李雪莲”

湖北法检面试热点：法治社会应少些“李雪莲”

电影再次提醒，要高度重视司法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引导民众培养“信法别信访”的心理。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引来广泛热议。剧情中涉及了一些法律问题，作为一名法律人，看完这部直击社会敏感问题、触碰干群矛盾的电影后，感慨良多，也触发了一些法律思考。

一位农村妇女从真假离婚之争到“潘金莲”的名声之争，长达十多年的上访之路，涉及从当地法院院长、县长到市长等各级官员……电影为观众刻画了一幅颇有写实感的基层百态图。不过，站在法律角度，尤其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起法律信仰、维护司法公信力，值得深思。

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的观念，有待深入人心。电影中，李雪莲对法院的离婚判决不满意，本来可以通过上诉的方式提出权利诉求，就像片中说“法官贪赃枉法找检察院，不服判决可以到市中院、省高院上诉”，但她选择了拦住县长等人来喊冤。这是影片呈现的个例，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部分民众缺乏法律程序观念。

从历史惯性看，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多是期待“青天大老爷”，并不重视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相较而言，建设法治国家，就要使群众“有冤可诉”“有冤可申”。因此，要改革和完善司法救济机制，为个人通过法律途径表达权利诉求创造条件。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司法程序应该像公共品一样人人可及，当发生纠纷后都能接近司法并获得救济。人人信法、全民守法的社会，也必须引导公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发生纠纷后遵循法定的程序来解决。

同时，司法应该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出现各种矛盾纠纷在所难免，如何化解纠纷考验着矛盾解决机制的有效性，而上访则成了其中的“老大难”。影片中的李雪莲越过法定程序，直接逐级信访，事情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无人敢触碰的问题，也反映出化解纠纷的机制不健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起以司法为中心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十分必要。司法通过诉讼程序把各种纠纷予以吸收

更多相关信息点击查看湖北中公教育

和综合，把各种矛盾转化为技术性问题，有助于缓解和解决冲突。这部电影再次提醒，要高度重视司法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引导民众培养“信法别信访”的心理。

更重要的，是捍卫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体现为对司法裁判效力的尊重，表现在法院和法官地位的崇高。试想，如影片中呈现的，法庭庭长、法院院长唯唯诺诺，甚至被要求“找不到李雪莲，你们就辞职回家”，虽有艺术上的夸张，但也有现实中的影子，即司法公信力的不彰。

真正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必须努力实现司法正义，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应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与此同时，要通过司法改革，破除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各种纠纷化解机制中，司法既是最后一道防线，也应是最重要的机制。

文艺作品源于现实、成于创作，又赋予了社会意义。实际上，少一些“李雪莲”、多一些公正性，是包括法律人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期盼，也需要全社会一起画好学法、知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的同心圆。(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更多相关信息点击查看湖北中公教育

第三篇：湖北法检面试热点：公务接待太过热情被处分,推动工作不是违纪理由

湖北法检面试热点：公务接待“太过热情”被处分,“推动工作”不是违纪

理由

“吃饭不喝点酒感觉不够礼貌，喝点酒不唱歌感觉不够热情，客人来了班子成员不陪总觉得过意不去……”前段时间，福建霞浦县第二自来水厂厂长黄兴因公务接待中“太过热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八项规定实施近4年，“四风”问题总体得到有效遏制，但“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像黄兴那样打着“推动工作”旗号的违纪行为仍时有发生。比如，有的党员领导干部认为“分颗烟、打个转、工作就好干”，用公款购买名烟;有的觉得“工作量大，经常加班”，便给大家发发“福利”。其中，以“体恤下属”名义滥发津补贴的情况最为典型。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因违规发放津补贴及福利被查处的问题数，远远超过违规配置使用公务用车、公款吃喝问题的数量。

乍一看，这些干部并没有将福利往自己兜里揣，仅因“体恤下属”而遭处分似乎“有点冤”，其实一点也不冤，这些行为本质上混淆了情与纪的界限。

作为礼仪之邦，国人重情重礼本无可厚非。具体到工作中，公务接待亦属正常，但关键是不能逾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明文规定，接待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关怀下属，不是不能发补贴，但绝不能超出规定滥发。“推动工作”的行为一旦越过纪律的底线，就会违反党的纪律，损害党的形象，影响社会公平，带坏社会风气。

据报道，有个贫困县为招商引资，“热情”接待，几天时间里山珍海味不曾间断，书记、县长轮番敬酒“轰炸”，结果却吓跑了客商。频繁的公款挥霍也让当地有限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投资环境得不到改善，所谓“推动工作”实则成了阻碍发展的“绊脚石”。

再看违规发放津补贴行为，表面上是“体恤下属”、人人得利，但这些利其实早已“变味”。“单位条件好就分得多，单位条件差就分得少”，有的单位的津补贴明显超出其工资额度，破坏的是社会公平，影响的是党的形象。一些单位为发放津补贴不惜“虚开发票套取公款”，或“从行政经费和办案专项资金中列支”“提取科研管理费”，甚至从学生营养餐费中盘剥……如此“福利”，实则“腐利”。

更多相关信息点击查看湖北中公教育

工作干出业绩，不是靠递烟、喝酒、滥发补贴等来推动的，而是需要甩开膀子真抓实干。八项规定施行近4年，依然有人认为得靠名烟名酒、靠多发补贴来“推动工作”，反映出这些人对“挺纪在前”的认识依然不足，仍存侥幸心理。

纪律的高压线任何时候都碰不得，党纪国法不会因为“体恤下属”而对违纪者网开一面。党员干部必须把纪律要求时刻印在心上，用纪律的戒尺量出正确的是非观、政绩观。否则，无论什么所谓正当的理由，一旦违纪，便难逃被处理的下场。

更多相关信息点击查看湖北中公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