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上海海洋大学在水产养殖业的贡献)
从“谁来养活中国”到“水产养殖业对世界是一个重大贡献”
文/郑卫东
我们记忆深刻的是,13年前,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R.Brown)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大胆预测:中国未来食物消费趋向不可逆转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他们正在走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沿着食物链向上,注重肉类食物的消费,而间接消耗掉大量的粮食。到2030年,全球将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中国。
布朗先生近日来华,并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提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计划生育和淡水渔业。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淡水渔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对世界是一个重大贡献。斯特•布朗认为,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中国是世界渔业大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养殖总产量的68%,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大量优质蛋白质,还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正是布朗先生所言,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我国致力于对特种水产品的养殖、繁殖技术的研究以及特种水产品种类的引进和驯养,在贫困地区通过推广成套的综合养鱼技术,使千家万户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布朗曾在考察无锡淡水中心时兴奋地说:“中国真了不起!”。
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启升说,中国渔业成就无愧于他的高度赞扬。
中国是世界渔业大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8%,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大量优质蛋白质,还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证。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使得我国渔业二三十年来在增长方式上发生了质的转变和突破,从以捕捞为主转向养殖为主,从“牧渔”变成“家养”,这是其他农业产业要花费上百年、上千年才完成的过程,改写了世界渔业的发展史和文明史,是了不起的贡献;我国水产品总量和人均占有量从全球微不足道的地位,跃升到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人均占有量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倍,对保障国家的食品安全和改善国民的膳食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我国的海水养殖,尤其是大量的贝藻类产品养殖,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改善大气环境方面还发挥了相当作用。
在回顾中国水产养殖业对世界、对中国作出的贡献之际,我们为上海海洋大学对中国水产养殖业的作出的贡献感到由衷的自傲。
长期以来,我校历届校领导始终不渝地遵循前人倡导,与时俱进地将实践能力的培育作为学校办学特色,并一以贯之地坚持,在”产-学-研”结合中形成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独特办学传统。广大教师和学生走出校门,深入渔村、生产第一线,“将论文写在辽阔的大海和内陆水域上”。我校根据水产业发展需要及国家对学校的要求,及时调整学科、专业设置与科研方向,组织科技攻关,坚持为生产第一线服务。王素娟教授等的海带、紫菜培育、体细胞育苗、超微结构的研究,黄琪琰教授等的鱼类暴发病防治、草鱼出血病研究等项目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我校教师春夏秋冬奋斗在基层,在池塘养鱼学领域屡树功勋,我校为“四大家鱼”人工选育及推广,团头鲂(俗称武昌鱼)“浦江一号”的选育,中日合作淡水鱼类的加工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等,为满足人们群众对鱼类食品的需要作出较大贡献。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对水产品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以传统对象为主的水产
养殖,逐步向以虾、蟹、鳖、贝、名贵鱼类等名特优水产品为对象的特种水产养殖转变,使我国的水产养殖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在特种水产养殖的苗种生产和养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同时,工厂化育苗和养成的都市型渔业也迅猛发展。这些变化给水产养殖学科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新命题。因此水产养殖教学内容、课程体系、人才培养质量及规格等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校顺应经济发展潮流,合并了淡水和海水养殖两个专业,创建了水产养殖专业,拓宽了专业面,为学科的发展挖掘了新的潜力。同时建立了特种水产养殖课程,走出校门结合生产,和上海市金山区漕泾对虾养殖公司创建了股份制企业——上海市申漕特种水产养殖公司,聘请具有大专以上具高级职称的企事业负责人担任校外生产实习的指导教师,另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新疆等地建立了多处”产-学-研”基地。
二十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新开发了一大批商品鱼基地。但这些新渔区首先缺少的不是大学生,而是能说会干的养鱼技工。为此,谭玉钧教授等冲破“名教授办技工培训班是大材小用的干扰”,他说:渔区需要,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在农业部、无锡郊区等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他在无锡渔区创办了无锡养鱼技工培训班(一年制),并亲任培训班主任,编写培训班教材,组织学校有关教师赴无锡授课。招收由全国各商品鱼基地的学员(由部水产局分配)。培训班从1982年至1991年,连续十年举办了十期,学员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部队、武警农场等单位,为全国渔区培养了3~6级养鱼技工近1000名。这些技工带着所学的池塘养鱼高产高效技术,回到自己的渔场,直接参与和主持科学养鱼的实践,从学员反馈的信息统计,绝大部分均取得良好的成绩。目前他们已成为各地养殖单位的主要骨干,一大部分已成为大中型养殖场的负责人,为解决人民的吃鱼难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自90年代起,王武教授等针对崇明蟹种培育成活率低的难关,承担了长江口中华绒螯蟹蟹苗的开发利用项目,在崇明陈家镇养殖场开展试验研究,通过3年研究,创建了“综合强化法培育蟹种新技术”——简称“四个一工程”(即一亩水面,放养一斤蟹苗,生产蟹种一万只,盈利一万元),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该项成果,在崇明县科委的全力支持下,只化了一年时间,在全县推广,为推动崇明的蟹种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以吴嘉敏教授为首,承担了河蟹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为防止河蟹病害,建立成蟹健康养殖模式作出了贡献。90年代末,成永旭教授带领青年教授,先后主持“一龄蟹种性早熟机理的研究”、“河蟹生态育苗的研究”,经努力,均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土池生态育苗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大大提高了育苗的质量和经济效益。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强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针对水产养殖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不利影响这个现实,我们又及时调整科研方向,倡导健康养殖,闭循环高密度养殖、保护近海渔业资源,大力开展远洋渔业,使我国的渔业生产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近年来,我们与企业合作,投入经费数千万,不仅在浙江、新疆、云南、三峡库区等地建立了环保型的、水资源可重复利用的、全人工控制的高密度养殖“产、学、研”基地。
2005年,农业部表彰了全国农业科技入户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渔业行业有两个渔业科技入户先进集体、25个先进示范户、22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农业部渔业科技入户首席专家、上海水产大学王武教授,因其出色的工作被评为22名先进个人之一,这是高校系统唯一的入选者。
2008年5月19-23日,世界水产养殖大会在韩国釜山召开。会上,因在水产养殖领域做出的突出成绩和杰出贡献,我校生命学院李思发教授被授予世界水产养殖学会终身成就奖。这是世界水产养殖学会1969年首次授奖以来,中国大陆水产科技工作者第一次获此殊荣。
正如布朗先生所提醒的一样,中国食物安全问题还没有到了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步,就水
产养殖而言,还面临着许多新课题,作为一所特色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将高举水产高等教育的旗帜不动摇,为水产科技事业,为水产高等教育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8年10月)
第二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春风化雨沐华夏,改革开放乘东风!
30年前的今天,我们结束了四人帮**,挣脱了阶级斗争为纲思维,却仍然迷茫于两个凡是的阴影中;30年前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单色调的社会中,中山装、平头、大寨、公社是中国的代名词,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却缺衣少食,物资匮乏是我华夏泱泱大国的心痛;30年前的今天,我们身羸体弱,饱受西方诸国歧视,政治、经济、文化受制于人。
30年后的今天,我们百花齐放、万家争鸣,从奥斯卡名导明星到诺贝尔奖坛的教授,从红级网络的大众打虎群体到称雄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莘莘学子,无不飞扬着解放思想的红旗;30年后的今天,多元化、明色彩、快节奏的国际都市文化已逐步取代了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旧主题,皮尔·卡丹、奔驰宝马在中国已变得丝毫不显稀奇,货物琳琅满目的巨型超市星罗棋布,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承诺担当了亚太地区金融的定海神针,深沪交易所的蝴蝶扇动翅膀能带来纽约华尔街的厄尔尼诺,中南海成了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2008北京奥运牵动了整个地球村。有事实为鉴,有历史可证。
是什么在30年前给我们如此大的动力?是改革开放;是什么在这短短30年使我们发生沧海桑田般变化?是改革开放;又是什么让我们在30年后的今天能够安居乐业、实现小康?还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一个个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制造和开发,一个个大型工程得到竣工,一个个超大型企业正在迅速成长。中国长得高了,长得壮了.改革开放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是一个80后的青年,可以说,伴随改革开放的时间并没有30年,真切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时间甚至更短,但是,今天站在这里,我想用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三个阶段来表白我同改革开放一起走过的日子。童年时,很少有品种多样的蔬菜和肉食,包饺子是家里最开心的时刻;玩具是父母手工做的,穿着的衣服更是颜色单一,样式简单;少年时,可口可乐、健力宝和各种新奇的图书逐渐出现于我们的视野,但是可望而不可及。以前的连环画已经被录像VCD和装帧精美的漫画小说所取代,五分钱一根的冰棍消失了,各种味道的雪糕占据了少年青涩的眼球,14寸的黑白电视已经换成了29寸的大彩电,里面播放的已经不仅仅是新闻联播和动物世界了;青年时代的我,尽管对街边数不清的零食不再感兴趣,却发现路上的汽车甚至比自行车还要多,超市的蔬菜比肉类更受欢迎,大背投和等离子早已不再稀奇,电脑和网络悄然地构架起了我生活的点、线、面。
30年前,我们县城城区面积只有5平方公里左右,7条主要道路区区9千多米,看看30年后我们的县城吧!光是建成区面积就扩大到14.3平方公里,新增绿化面积13公顷,绿化覆盖率31.2%,大楼林立,街道宽广,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朋友们,饮水不忘掘井人,居安当思归来源。历史告诉我们,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引来了改革春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使中国驶进了一个高速前行的快车道。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让华夏儿女迎来了思想的解放。部分人先富起来让经济大胆地插上翅膀腾飞,中华民族昂首阔步挺向世界民族之林。
2008年5月12日,8级大地震,汶川天崩地裂,四川地动山摇。顷刻间,数万生灵遭涂炭,美丽城乡变废墟。琅琅书声,嘎然而止,吟吟笑语,瞬间逝去。江河呜咽,天地同哀。
大灾大难,见证党的执政宗旨;关键时刻,考验我们的勇气毅力。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党和国家快速反应,成立坚强指挥部。铿锵救灾令,举国齐动员。千军万马,拯救万千群众。有一线希望,尽百倍努力!地震毁坏家园,毁不掉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和勇气;塌方阻隔交通,隔不断党和人民血肉相连。党和人民筑就的钢铁长城,遏制了灾情的蔓延;亿万颗心汇成的暖流,催生汶川的春色。
最难忘,胡总书记第一时间作指示,关键时刻抵灾区,冒险跋涉查灾情,余震之中鼓勇气,深情亲吻小梦文,彰显以人为本亲民观;最铭记,温总理一线来指挥,数夜无眠,几度哽咽,多少话,多少泪,使震颤的大地燃起希望----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迅速救援,全力以赴,打破了某些国家认为中国人民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变成一盘散沙的错误认识;国家调拨物资,社会捐款捐物,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雄厚。地震无情,人间有爱;举国救援,热潮奔涌。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军队是灾区群众自发的呼声。
地震是一种突发性自然灾害,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内部活动造成的。目前,我们的科技还达不到科学准确的预报。可是地震后,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主要原因都是房屋建筑、工程设施、设备得倒塌引起的。大家看一看,汶川、北川的一片片废墟,是不是考问着我们建设系统工作人员的良知,引发我们建设系统工作人员对房屋建筑的深层次思考。可以设想,在每次地震后,如果房屋建筑、工程设施、设备不倒塌,那么人们对待地震这一自然灾害,完全可以像对待刮风下雨一样泰然处之,可以减少多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啊!作为建设事业设计监督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既感到责任重大,又感到压力重大,我们负责的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要加强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抗震设防审查得认识;我们要建章立制,全面推行抗震设防审查制度;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好抗震规划的编制实施工作,提高城市的综合抗震能力。抗震工作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以改革开放的勇气,用改革开放的精神,共同抓紧努力工作吧!
各位领导、同志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们昂首阔步走在了时代前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让我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谢谢大家!
第三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感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无疑成为中国历史的标志点,因为,是改革开放,是解放思想,实现了中国当代发展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命运由此改变,社会转型也由此开始。2008年,我们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
中国于一九七八年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一个个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制造和开发。一个个大型工程得到竣工。一个个超大型企业正在迅速成长。中国长得高了,长得壮了.改革开放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西方有的人认为,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似乎是实用主义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党是一个重视理论思维,善于对实践做出科学总结的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个一次完成的过程,而是要反复实践、反复探索、不断总结,寻找规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就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做出科学总结的产物。既是对已有科学理论的充分继承,也包含着对中国发展最新实践的科学总结,既有对未来发展各种可能性的充分预见,还包含了对人类,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吸收和借鉴。
在这30年内,中国人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香港自秦起明确成为中原领土,直至19世纪中叶清朝对外战败,领域分批被割让及租借予英国成为殖民地,香港从而开通港口发展。1980年,中英两国落实香港前途问题,于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 位远离母亲怀抱的游子终于感受到了母亲怀抱的温暖。
2001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00,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终于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中揭晓。萨马兰奇雄浑的宣告声中只有一个名字:BEIJING!中国北京凭借其过人的优势,完美的陈述报告,在五个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夺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想终成现实。这次发射是人类探索太空历史上的一次重要成就。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第四篇:纪念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30周年
受当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受到了冲击。我国政府积极应对,各项改革举措不断推陈出新。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今年正逢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我国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其改革正进一步深化:统一县级法人单位,央行专项票据兑付,实现了国务院“花钱买机制”构想,焕发出无限生机与活力。而农村信用社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经历了哪些曲折?具有哪些宝贵的经验?今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今年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30周年,农村金融改革也走过了30年历程。在这30年中,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目前,农村信用社的风险和管理职责顺利移交省级政府,以股份制为导向的产权改革顺利推进,灵活多样的公司治理架构初步搭建,经营机制逐步开始转换,服务“三农”宗旨不断强化,支农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历程 :风雨坎坷 渐入佳境
农村信用社成立以来,经历了50多年风风雨雨,负担沉重,步履维艰,肩负着为“三农”服务重任,而又几经挫折甚至摧残。文革时期,很多地方的农村信用社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信用社不断改革体制和机制,业务开始逐渐恢复和发展。这个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0年):业务恢复时期。文革以后,信用社先是被交给人民银行管理,后来交给农业银行管理,使信用社既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基层单位。当时,其业务得到一些恢复,但是成了银行的附属,走上“官办”的道路,自主权受到伤害。
第二阶段(1980年-1996年8月):初步改革调整和发展的阶段。主要体现在对于信用社“官办”体制的反思和初步调整。1982年12月,中央通过《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重申信用社应坚持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1983年国务院105号文件明确规定,把信用社办成合作金融组织。1984年8月,国务院报告指出,通过改革,恢复和加强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1989年,信用社进入治理整顿阶段,主要开展强化内部管理、整顿金融秩序的活动。通过清股、扩股,密切了信用社与社员的经济联系,经营管理体制有了明显改善,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向转变。
第三阶段(1996年8月至2003年6月):独立发展阶段。1996年8月,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此次改革的核心是把信用社办成由社员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改革的步骤是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按照合作制的原则进行规范,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信用社县级联社和人民银行承担。1996年的改革,启动了信用社以产权明晰为主旨的产权制度调整,初步形成了信用社自求发展、自我约束、自主决策的经营机制,基本理顺了信用社和央行及农行的关系。
第四阶段(2003年6月至今):深化改革阶段。2003年6月,在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决定扩大试点范围,自此拉开了新一轮改革试点的序幕。该方案明确指出:“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度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2003 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浙江等8 个省(市)率先启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2004 年8 月,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北京等29个省(区、市)。2006 年底,海南省改革试点正式启动。至此,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在全国全面推开(西藏无信用社)。这次改革,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成立信用社省(市)级联社。目前,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进展顺利,并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改革 :鼎新革故 重点突破
1978年以来,信用社自身定位、业务功能、经营模式、管理体制等都在不断的频繁变动之中。直到2003年以前,信用社体系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一是信用社的历史债务包袱沉重;二是产权制度制约,股权设置结构分散不合理,股东权益得不到保证,产权模糊不清,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也不是纯粹的股份制,“官办”色彩仍较浓厚;三是经营亏损普遍比较严重。相当大比例的信用社经营状况不佳,信贷资产质量差,亏损严重,一部分已
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难以持续经营;四是内部治理存在问题。信用社的发展面临着决策机制制约(民主管理难以实行)、治理结构约束(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经营思想制约(经营目标和战略方向偏移)和适度经营规模等诸多问题,地方政府指令性管理的色彩较浓,政府对信用社的过度干预导致董事会、监事会和社员代表大会流于形式,缺乏对管理人员的监督
和制约,难以激发社员的参与意识以及参加监督和民主管理的积极性,经营管理上的问题还带来了巨大的经营风险;五是省信用合作协会的管理体制不合理。省行业协会本来只是一个行业性的管理和服务机构,但大多往往直接从事业务经营活动。基层社、县级联社、省协会之间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代理关系,省协会既是行业管理者又是经营者,充当了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对信用社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
为进一步深化信用社改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3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这次改革是在管理体制、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等方面的一次全面改革,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改革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将信用社的管理交由省级政府负责;三是国家在资金、财税、利率等多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帮助信用社消化历史包袱。深化改革试点是以法人为单位,改革信用社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区别各类情况,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引入股份合作机制,构建现代合作金融体系;加强监管力度,注重服务质量;在坚持合作金融改革基本方向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模式改造信用社,在农村形成多种产权形式相互竞争和功能互补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按照深化改革的“30字”总体要求,试点工作始终牢牢抓住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两个重点,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牢牢把握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把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
信用社产权改革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产权形式的试点。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将信用社的管理责任交由省级政府负责,同时由国家监管机构实施监管,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省级政府对信用社坚持依法管理,并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实施宏观的、间接的管理。国家监管机构加强对信用社机构、高管人员、业务经营的监督检查和管理,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成效 :硕果累累 可圈可点
通过五年来的深化改革,各地信用社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方针政策,不断改革体制,改善管理,改进服务,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目前,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信用社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
(一)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法人治理架构初步建立。各试点省份均按照“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各地信用社积极探索,充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推进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多样化的产权制度改革,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环境、不同经营状况下的信用社寻找到了符合自身特点的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实施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产权制度,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银行类机构,以县(市)为单位统一法人社,以及县(市)辖域内两级法人社等多种组织形式,解决了信用社“由谁出资、由谁管理、出了问题由谁负责”的问题。2007年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7家,农村合作银行113家,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社1825家。部分农村信用社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逐步完善“三会”议事规则,初步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体系。
(二)历史包袱得到有效化解,“花钱买机制”政策效应初步显现。国家在资金扶持方面,按2002年末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由中央银行安排专项票据或专项再贷款给予支持。截至2007年末,经严格审查考核,人民银行共计对29个省(区、市)的2396个县(市)发行专项票据1656亿元,用于置换不良贷款1353亿元,弥补历年亏损挂账303亿元,已兑付票据807亿元。对陕西、新疆发放专项借款12亿元。随着各项扶持政策的逐步落实,信用社历史包袱得到初步化解,“花钱买机制”的政策激励效应比较明显。
(三)资产质量不断改善,经营效益明显好转。全国信用社不良贷款大幅下降,截至2007 年末,按四级分类口径统计,不良贷款比例为9.3%,与2002年末相比下降了约28个百分点;结束连续多年的亏损局面,扭亏为盈。自2004年实现近10年来的首次盈利以来,近4年共计实现盈利1005亿元。
(四)资本充足率提高,总体抗风险能力有了质的变化。通过增资扩股、落实国家资金扶持政策(主要是专项央行票据)、清收旧欠、核销呆账等措施,信用社(含改制银行)资本净额增加,资本充足率提高。截至2007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达11.2%,与改革之初2002 年末的-8.45%相比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
(五)资产规模不断壮大,支持“三农”服务功能日渐增强。信用社农业贷款大幅增加,支农力度明显加大,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进一步发挥了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近4年来,各项贷款年均增长17.4%,高于同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截至2007年末,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3.2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的比例为12%,比改革之初提高了1.4个百分点。其中农业贷款1.5万亿元,占其各项贷款的比例为46%,比改革之初提高了4个百分点;占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81%提高到93%。
(六)组建符合当地实际的管理机构,新监督管理体制初步形成。按照改革方案的要求,结合当地信用社经营管理情况,绝大多数试点省份都选择了省级联社作为其省级管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天津、重庆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北京、上海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监督、管理、经营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省级政府、省联社和监管机构的职责分工初步形成,其优势和作用开始显现。
(七)整合机构,撤销高风险社,成功实施了市场退出。按照改革方案的有关要求,对于长期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扭亏增盈无望的高风险信用社,予以撤销。对高风险信用社的市场退出进行的初步探索和有益尝试,丰富了改革试点的内容。
展望 :回眸既往 开创未来
信用社深化改革试点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效,主要有以下经验值得总结。(一)将信用社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变一个积极性为多个积极性。与信用社50多年来任何一次变革相比,这次改革不再是中央部门的单一举动,而是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信用社本身、农民以及各方投资人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信用社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问题,而是事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大局的重要问题。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事关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支持“三农”发展的大局。只有把信用社搞好了,才能有力地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农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信用社更是把这次改革视为一次有希望彻底走出困境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农民和个体工商户越来越意识到,商业银行虽好,但他们的款就是贷不到,信用社才是真正的依靠。因此,改革的推进不再仅仅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而主要变为改革主体和改革成功的最大受益者自身的内在需求,形成了上下联动的良好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对信用社业务经营的行政干预在明显较少。其根本的原因则是管理权的下放,实现了信用社管理的权责利的有机统一。现在,地方省级政府既要信用社发挥服务功能,又要承担其风险责任,政府行为在机制上受到了很大约束。更为重要的是,十多年来国家宏观调控及金融治理整顿的实践,已大大增强了各级领导干部的金融风险意识,地方政府在维护信用社合法权益、创建金融生态环境、打击逃废债等方面发挥了任何中央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清收旧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自改革试点以来,地方党委、政府通过行政、组织和法律等手段,大力帮助支持信用社收回历年欠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举,堪称农村金融信用环境建设的重大成果。
(二)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深化改革充分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在产权改革的设计和实施中,不搞“一刀切”,不压进度,不下数量指标,成熟一个审批一个。各地信用社寻找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坚持产权制度改革模式的多元化和组织形式的多样性,自主选择适宜自身发展状况、适应当地经济环境和适合监管需要的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对老少边穷地区信用社的特殊情况,则给予了更大的灵活性:条件成熟,能够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先予解决;现在尚难以解决的,列入深化改革的议题,深入调查,下一步争取政策,逐步解决。改革使各种类型的信用社努力寻求适宜自身实际的发展空间和形式,初步形成了三种产权模式、四种组织形式并存,适应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新的产权结构。
(三)国家政策扶持,有效地化解了历史包袱。这次改革,国家分别从资金、财政、税收和利率等方面给予了有力的政策扶持,使信用社减轻了历史包袱,改善了财务状况、为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抗风险能力奠定了基础;而且这些政策还较好地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央行的资金扶持政策,设置了申请和兑付条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信用社通过增资扩股等途径扩大资本实力、化解历史包袱的积极性,解开了信用社巨大资不抵债额与逐步走向良性发展矛盾的“死结”。应该说,央行的资金扶持政策在这次改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改革实施的稳妥性和分阶段性。在改革的步骤上,根据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分析不同地区改革的条件和环境,分解工作任务,区分轻重缓急,将改革试点工作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目标。始终强调把握好改革的长远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关系,明确阶段性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落实责任,妥善安排。通过各阶段工作任务的开展和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扎扎实实地确保了改革试点工作的稳定、有序、顺利进行。
在增资扩股与“花钱买机制”问题上,专项央行票据扶持政策的设计机制,要求信用社以转换经营机制必要条件,改革进程中重视转换经营机制的各项工作。对各类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始终强调法人治理结构的体制和机制建立,监管、管理部门一直在督促、指导、帮助信用社完善所必须的各项规章制度;各项监管、管理的规定、指导意见已陆续出台。监管、管理部门和各法人机构均把健全法人治理各项必须的基本规章制度列入工作目标。
(五)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试点省份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均成立了由政府分管金融的领导为组长,各有关单位参加的信用社改革试点领导小组,集中人员,明确责任,在组织实施改革试点的各项工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地方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的重视,是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凡是地方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过问、亲自抓,分管领导工作深入到位的地方,改革的力度就大,进展就快,效果就更明显。
(六)正确的市场定位。各地区信用社明确功能定位,承认信用社的商业化和股份化趋势,不再执著于“合作制”的原教旨主义观念。信用社定位于建立真正的社区银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扩大投资股的比重,改善内部治理结构,使信用社真正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同时,还加强跨区域的资源整合和竞争,打破地区垄断局面,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实力。
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虽然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但却具有跨越性、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半个世纪以来,农村信用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刮目相看,这样扬眉吐气,这样振奋人心。农村信用社终于活过来了,特别是经过30年的徘徊和探索,明确了发展方向,终于初步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规律、兼顾各方利益、充分调动多方面积极性的改革发展道路。广大信合人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发展的希望。相信只要沿着这条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中国合作金融事业发展壮大的成功之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40多万信合职工沐浴着改革的春风,焕发出朝气蓬勃的活力,正满怀信心地开创农村信用社灿烂辉煌的美好明天。
第五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思想汇报
敬爱的党组织:
又到了向党组织汇报自己近段的思想感悟的时间了。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就如我所预料到的一样,紧锣密鼓的纪念活动开始了,只是没想到纪念来的如此之晚。今年的事情太多了,直到前几天,外交部还在为萨科奇会见**而慷慨陈词。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种放到往年必然全年举国歌颂的大事,今年只能在年末象征性的纪念了。
对于这一点,路透社这样报道:“本月,在中国推出巨额刺激计划以应对经济低迷之际,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就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展开大规模宣传,并举办了一系列演讲和会议等活动。”我们的党确实有这个传统,即把纪念一系列党政会议,作为中国进步的里程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起码很具有代表性。党的第11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代,进入一个实用主义改革和经济开放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股份制和外资企业的出现,冲破了制度上的束缚,人们把注意力从人和人斗的阶级斗争,转到追求更好的生活。思想压力和精神负担得到缓解、释放,迸发出了极大的活力,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生机和中国经济近30年的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席卷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或所谓“中国模式”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国内经济学家把30年的经验描绘成“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历程。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把中国经济奇迹归功于“北京系统采纳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结果。这是一种错误的带有偏见的认识。正如西方历史学家声称“中国官方喜欢将历史简化成英雄与反动派的对立,这种倾向往往掩盖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一样,都是意识形态带来的偏见。他们看问题是用静止、片面、形而上学的方法,而我们一直用发展、全面、辩证的观点来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由于只注重经济体制的改革,而造成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近年国企民营化、管理层收购企业、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长期存在,官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贪污腐化盛行,几乎使中国经济发展误入歧途。而实践也在证明,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解决。无限期的延迟改革进程,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必然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温家宝总理也曾经强调过:“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普世价值”。
正如《人民日报》发表过的观点一样:“今天,我们唯有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才能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相信我党会解决这种发展中的问题,继续发挥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