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十二怒汉》看西方陪审制度的特点以及其与中国陪审制度的差异

第一篇：从电影《十二怒汉》看西方陪审制度的特点以及其与中国陪审制度的差异

当一个人被送上被告席，他到底有罪还是无罪将由谁来判定？他该活着还是死亡的命运将由谁来裁决？如果在英美法系国家，你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陪审团；如果在大陆法系国家，答案则毋庸置疑是合议庭。那么，如果你是陪审团或者合议庭的一员，当面临生死裁决时，你会作出怎样的抉择，你又该何去何从呢？民诉课上播放的美版《十二怒汉》，试图用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与拍摄手法，来告诉我们这一问题的答案。那么，就让我们跟随电影的脚步，一同回忆与探索影片中关于英美陪审员制度的细节与特点，从中窥探、比较出英美陪审团制度与我国陪审制度的些许不同之处吧！

众所周知，1957 年的《十二怒汉》是一部以陪审团为主角的法庭戏。这部电影从头至尾几乎在一个场景里拍摄，却能够做到节奏利落，结构紧凑，主题严肃，丝毫不因故事场景的局限性而显得沉闷，这一点在当时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导演用他魔术般的艺术表现力让一间不足四十平房米的房子展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感人故事：一个在平民窟中长大的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旁观者和凶器均以呈堂铁证如山。担任此案陪审团的十二个人要于案件结案前在陪审团休息室里讨论案情，并要一致通过讨论结果才能正式结案。在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中本来已有十一名陪审员裁定疑犯有罪，只有一位觉得事态可疑，坚持提出异议，并且凭耐心与毅力逐一说服其他陪审员推翻原意。整个过程跌宕起伏，中间经历了七次表决，同意有罪的人越来越少，最后顽固坚持被告有罪的陪审员终于放弃立场，被告被宣判无罪。在整部影片中，所有角色都在幽闭的空间里面对灵魂的拷问和对自身责任的反思，直到最后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样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认真地行使了自己的职责，投出了无罪的一票。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不管是选择有罪还是无罪，他们都必须承担相应的灵魂上的责任，因为这不仅是给男孩的判决，更是给他们自己内心以及人生的一个答案。

影片通过这些上述细致的情节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英美陪审团制度的几大特点。一是即法庭必须排除任何有理疑点（指的是一个普通、公正、诚实、理智并且谨慎的人的头脑里对被告罪行产生的合理怀疑）而确定被告的罪行。也就是说，被告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应被认为是无罪的。这一特点既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要求与适用，也是西方法律制度“宁可放走一万，不可错杀一个”原则的代表性体现。

二是陪审团成员必须是普通公民，即让普通人来裁判普通人。这一特点无疑是西方陪审制度的精髓所在！这种设计能够排除陪审员的法律专业化倾向，使司法过程中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有所区分，用一种平等对待的立场，避免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生命受到威胁。而对于事实的认定，一个从未受过任何法律训练的普通人，凭借基本的逻辑、经验和做人的道德良知，是可以得出合理的判断的。影片中的十二名陪审员，是十二个从未受过法律训练、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从事不同的职业，有自身更关注的利益，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也有自己的性格与偏好。十二个素不相识的人坐到一起裁判一个人的生命，他们就是凭借生活经验、道德良知、逻辑分析等判断依据，行使着自己神圣的权利。

三是在陪审团与职业法官的关系上, 职业法官对陪审团的工作多限于告诫陪审员应注意事项或向其解释有关法律问题等事务, 两者之间有较为明确的分工, 陪审团负责裁定控辩双方的主张是否成立, 职业法官负责案件的具体处理如量刑等。法官与陪审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职业法官必须接受陪审团的裁决。

分析过了英美陪审员制度的特点，反观中国的陪审制度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陪审制采取的是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混合庭的形式。这种混合式的陪审制保留了一些与英美陪审制相同的特点, 如陪审员是普通公民, 没有专业知识和司法经验, 在庭审前不了解案件事实。但在制度层面, 中国陪审制存在与英美陪审制不同的重大特点: 首先, 中国陪审员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到以法官为核心的合议庭中, 以个人名义参与审理和裁决, 不像英美一样存在一个统一的陪审集体。其次, 陪审员的选任方法不同。在中国，陪审员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选民选举或有关单位推荐产生;另一种是法院聘任。第三, 陪审员的法定职权不同。在中国陪审制中, 陪审员作为合议庭组成人员, 有权与职业法官共同主持庭审活动的进行, 共同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并享有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 这明显有别于英美法系中陪审员和职业法官在职权上的明确分工。中国陪审制不仅与英美陪审制在制度层面存在不同, 而且在司法实践中, 陪审制的实际运作状况也有重大差异。在中国, 陪审员虽然是合议庭组成人员, 但在审理过程中, 绝大多数陪审员直至庭审结束, 往往未发一言, 法官怎么说就怎么办。陪审员既不能依法对双方的主张是否正确进行裁断, 也无权对案件具体问题进行处理, 最终裁判仍取决于主审法官的意见。很大程度上, 陪审员只是“陪同审判”而已, 其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而在英美法系国家, 法律赋予陪审团的权力在司法实务中被充分行使, 陪审团对案件实体问题, 如是否构成犯罪、是否侵权等行使着单独的裁断权, 在案件审判中发挥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影片《十二怒汉》通过演员精细的表演和精彩的台词，不仅形象地说明了陪审团制度的特点，更启迪着人们不断去搜寻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真正途径，难怪它是一部探讨美国陪审员制度和法律正义的经典之作。最后，就让我们用片中一句经典台词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你只能自己做决定，但我选择了自由！

第二篇：从《十二怒汉》看美国陪审团制度

从《十二怒汉》看美国陪审团制度

【摘要】：《十二怒汉》给观众呈现了陪审团定罪的过程，其中的辩论紧张激烈、精彩纷呈。让人不禁想要对这个制度一探究竟。本文将对陪审团的组成、运行以及陪审团制度的优劣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关键词｝《十二怒汉》 陪审团制度

该片讲述的是一个在贫民窟长大的18岁少年因为杀害自己的父亲被告上法庭，证人言之凿凿，各方面的证据都对他极为不利：居住在对面的妇女透过卧室及飞驶的火车窗户，看到被告举刀杀人；楼下的老人听到被告高喊“我要杀了你”及身体倒地声音，并发现被告跑下楼梯；刺进父亲胸膛的刀子和被告曾经购买的弹簧刀一模一样。而被告声称从午夜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在看电影的证词极不可信，因为他连刚看过的电影名字也说不出来。十二个不同职业的人组成了这个案件的陪审团，他们要在休息室达成一致的意见，裁定少年是否有罪，如果罪名成立，少年将会被判处死刑。除了8号陪审员之外，其他人对这个犯罪事实如此清晰的案子不屑一顾，还没有开始讨论就认定了少年有罪。然而当8号陪审员提出自己的“合理怀疑”后，整个案件的疑点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最终，陪审团裁定被告人罪名不成立。

在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陪审团在定罪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在美国，陪审团是怎样运行的，陪审团制度存在着哪些优势和弊端。本文将对这些陪审团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在这之前，我们不妨通过影片中审判长的一段话来直观的感受一下陪审团制度的运行。在影片的开始，审判长说了这么一段话：“漫长复杂的审理程序已经结束，这是一宗一级谋杀案。预谋杀人在刑事诉讼中是刑责最重的罪名，你们都已听过证词，也明了法律条文的规定。现在你们必须坐下来，好好地厘清这宗案子的真伪。在本案中一有一人死亡，另一个人的生死掌握在你们手上。如果你们能提出合理的怀疑，无法确认被告是否有罪，基于这个合理的怀疑，你们必须做出无罪的判决。如果你们找不出合理的怀疑，你们必须基于良知，判决被告有罪。然而你们的决定必须一致，如果你们裁定被告有罪，本庭将会对他施以严厉的惩罚。最高的刑罚会是死刑，这是一项沉重的责任。谢谢各位。”之后，书记员宣布“后备陪审员可以离去”。然后陪审团开始就案件的定罪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注意到，在陪审团开始讨论之前，书记员说了一句“后备陪审员可以离去”。这句话关系到了陪审团的组成。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 务，但是未满21周岁，不在本地居住，不通晓英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的人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

从表面上来看，陪审团的组成貌似很简单。但这十二个人是如何被选出来的呢？首先，与案件有关的人，包括与原告或被告有关的人不得入选。这有点类似于中国法律制度中的回避规则。然后，控辩双方的律师会对陪审员进行挑选。任何一方对陪审员的入选都具有否决权，只有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该陪审员才得以入选。当然，在行使否决权的次数上有一定的限制。一般而言，一方律师在普通案件中行使否决权的次数大概为4-5次，在特殊案件中可以增加到6-7次。而一旦被选中成为陪审员，公民必须到庭参加诉讼，否则会被视为藐视法庭。除非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自己身患疾病或者在过去一年内已经做过陪审员，那么在征得法官同意后可以退出。如果你实在不想当陪审员，又没有上述事实，那该怎么办呢？如果碰巧你是个华人，那么恭喜你，你可以声称自己不通晓英语来逃避该义务。实践证明，这一招百试百灵。如果你不是华人，那么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在完成了以上步骤后，法官和控辩双方会共同确定24个人，包括12名陪审员和12名候补陪审员。候补陪审员跟随陪审员全程参与庭审，这样当一个陪审员中途退出时，候补陪审员就可以无缝衔接。如果出现极端情况，即十二名陪审员全部退出后，还有候补陪审员退出的，一切就要重新开始了。

当陪审团的人员确定后，他们需要裁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在电影中，审判长说了这么一句：“然而你们的决定必须一致。”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指控谋杀成立的案件中，陪审团采用的是“一致决”，即需要每个陪审员都同意才能做出裁决。而在民事案件和一般刑事案件中，美国各个州的做法不尽相同，但都是采用的“多数决”，只是具体比例不同而已。如加利福尼亚州是九对三，俄勒冈州是十对二。

但是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多数人对持异见者都具有说服的责任。一般而言，那些少数派被说服的可能性很大。但如果碰到那么几个人坚持己见，导致陪审团无法做出裁定，就会形成“悬而未决的陪审团”。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遗憾地说，这样的程序又得从头走一遍了。

正因为如此，陪审团制度在效率方面一直为人诟病。根据调查，多数美国公民都不愿意担任陪审员，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可即便如此，陪审团制度依旧在美国顽强的存在，这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这个制度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

首先，很重要的一点，陪审团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享政府权力，制约法官。这也是美国陪审团制度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陪审员通过行使裁判权，把自己的意志反映到司法实践中，从而分享了国家权力。并且，由于陪审团的存在，相对于那些由法官一手制作出来的判决，民众对于此类判决的接受程度显然更高。这也有助于民众尊重法律、尊重判决的思维的形成。

其次，在民主国家，“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被奉为至理名言。而陪审团的存在显然是对法官的一种制约。这在防止司法腐败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使它无法完全杜绝司法腐败，但相对于法官一个人，在面对陪审团时，其腐败的成本也会增加很多。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腐败的发生。

最后，实行陪审团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使得民众在参与的过程中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知识，培养整个民族的法律意识，强调对法律的尊重与遵从。这对于中国当前司法腐败盛行，司法严重不独立，法院判决与舆论导向严重对立的问题的解决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当然，在中国实行陪审团制度是否合适，时机是否成熟等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在此不做叙述。

总的来讲，这是一部拍的非常不错的影片。不管是对法律初学者还是法律门外汉来说，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都会对陪审团制度有一个直观感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曦古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http://news.sina.com.cn/w/2008-01-31/120414871625.shtml [2]《美国陪审团制度》 http:// [4]《陪审团制度的得失利弊》

http://hi.baidu.com/xuellace/blog/item/8a8a8d0f77fd3ceeab64574b.html

第三篇：中国法院人民陪审制度与美国法院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实质性差异

美国陪审制度是宪法的设计者们努力创造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但同时又坚持进一步防止司法专断而设置的当事人权利保障制度，它的功能在于防止为消灭仇敌而进行的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和提防那些容易受更高当权者影响的法官。

在我国，随着司法威信急剧下降，加强审判监督力度的呼声不断高涨，推行以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为原形的陪审员制度也成为我国审判制度改革中的一股潮流。然而，“照猫画虎反类狗”的教训在我国改革中实在不是一二例了，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有着相似名称的制度所承担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往往迥然不同，本文对英美陪审审判制度增加一点背景介绍，试图提供一个“虎”的故原形，并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加以对比，找出“猫”与虎之间的一些实质性差异。

（1）当事人对陪审审判程序的选择权。

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的一个最核心的、最有实质意义的差异在于，陪审审判是一种由宪法保障的权利-权利可以放弃。象有权选择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一样，当事人也有权选择没有陪审团参加而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在刑事审判中他还有权选择供认犯罪而完全免予审判，即诉辩交易）。程序选择权赋予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实际需要作出自主判断的机会，当事人可以选择对他而言最为有利的程序，从而使不同审判程序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在这种选择中得到过滤。比如，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可能使审判的公正性有更多的保障，却比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要复杂得多，当事人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成倍于法官审判。如果当事人认为陪审团的非理性的同情心并非总是帮助好人，或者当事人认为不值得为案件付出昂贵的成本或付不起如此昂贵的代价，他可以放弃陪审审判的权利。

相比之下，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是由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而由法院作出自由裁量的制度设置，在实践中，是否由正式法官组成合议庭常常是法院根据在册法官是否够用而决定的。对于是否接受由陪审员参加的审判，当事人没有程序选择权。换言之，陪审审判是强加于当事人的程序，而被迫行使某种“权利”实质上构成了一种义务。即使当事人认为由专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判比由法律外行参与审判的混合法庭更能保障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他也只能接受法院为他安排的陪审审判程序，反之亦然。

（2）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及以此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美国陪审团成员的相对独立性首先是由陪审员的遴选程序保障的。陪审团候选人是法院辖区的选民，法官从选民民单中摇奖式的随机选择组成具体案件陪审团，全过程均由双方律师参与，如果律师有正当理由认为某公民不宜担任本案陪审员，比如他事先熟悉案情，则可以提出申请，经过双方辩论后排除；各方当事人还有一定名额的“无条件异议”权。陪审员选择的随机性使陪审员没有职业法官那样屈从于腐败或滥用权力的动机，因为他们既不依赖于司法当局而生存，也不会因为追求职业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与此同时，自案件审判开始审判员与世隔绝的制度性安排使审判员也独立于社会舆论；当事人双方律师对选择陪审员过程的参与承担了与回避制度同样的使命，使陪审员独立于某种社会角色或人身关系。

我国的陪审员是由法院聘任的，其身份与美国法院中的司法辅助人员差别不大。他们在法院辖区有某种身份，比如法学专家，或某种有代表性的模范、先进人物，或曾经有过正规、非正规司法经历的退休人员，经法官“选拔”、聘任之后，即作为法院常设的编外法官并接受法院支付的定期或定额报酬。参与具体案件审判，也是由法院临时指定的，不过没有随机产生程序。这些陪审员之所以能够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往往是基于他们对当地情况的熟悉或在当地的威望。如果经过人大常委会以正式程序任命的法官且不能作为人民的“公仆”而免于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操纵，那么，这些把陪审员身份作为一种荣誉、奖赏或把参加陪审作为第二职业机会的人，这些没有任何哪怕只是掩人耳目的遴选程序保障的普通人，在熟人社会中行使与法官同样的权力，并且不承担任何职业责任，按照正常的人性推论，他们滥用权力的危险性岂不比法官大得多？

（3）陪审员的审判权力。

以陪审员身份相对独立性为基础，法律赋予陪审团以相对独立的审判权力。陪审团与官分别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分别做出裁决-陪审团的裁决称为verdict，而法官的判决称为judgment.在刑事案件中，有罪无罪由陪审团作出结论，而量刑则是法官的权力；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对事实加以认定（find），法官就原告胜诉或败诉的金钱数额作出相应判决（decide）以为执行依据。如本案所示，不服陪审团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诉之前请求原审法院对审理中的程序性错误或支持裁决的证据缺陷作出补救，即动议重新审理或作出不顾陪审团判决的判决（“judgement n.o.v”），实际上是法律赋予法官重新评判陪审团裁决正确性的权力。但法官只能宣告陪审团的裁决无效而裁定重新审理，但无权直接作出判决。初审法院对于上述动议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上诉法院的严格审查，审查以最有利于初审胜诉方的原则进行，亦即假定陪审团裁决完全正确为前提。在这一基础上，陪审团有关证据的结论具有终局性。法官与陪审团之间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的这种明确职能分工除了具有相互制约的意义之外，还具有一种合理分配资源以最大限度求取正当性的价值-陪审团以普通人的智识对事实作出的判断最有可能获得普通公众的认同，而法官作为法律专家对于法律问题的判断显然也具有更高正确率。

与此不同的是，我国法律规定，陪审员在行使审判权时与法官居于同等地位。法官与陪审员之间没有职能分工，在混合合议庭中陪审员与法官共同评议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与法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而形成判决。这种与美国陪审团权力设置和权力行使方面的重大差异可能导致两种竭然相反的效果：一方面，在判断事实方面，陪审员受到习惯于法律思维的专业法官的诱导而把事实问题纳入法律的框架，从而与陪审审判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陪审审判的原理在于，正义应当是普通公民关于正确与错误观念的体现。同时，以牵制法官权力为己任的陪审员们由于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处于劣势，反而被职业法官牵着鼻子走而成为合议庭中的傀儡法官；另一方面，在适用法律和真正把事实纳入法律框架的努力方面，为了使身为法盲的“同事”-陪审员-能够真正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官在整个审判特别是合议的过程中须得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法律的规定和涵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懂法律的陪审员“依法”行使适用法律的权力恰恰是对审判权“合法”的滥用，无论对于公正和效率可能都成为障碍而不是帮助。正因如此，加强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建设的思路便“历史地”朝着陪审员专业化方向发展，媒介热情地报道某陪审员努力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的感人事迹，真是对陪审制度的莫大讽刺。如果自学速成的陪审员可以比经过法律院校多年专业培训的法官更有可能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那我们不妨思忖片刻：这是否意味着，要么是国家法学教育彻底失败，要么整个社会的“公正”取向有问题？

（4）陪审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

尽管中美两国陪审审判制度存在上述种种差异，但这并没有根本性地妨碍它们以不同方式发挥各自的功能，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各有与之相应的适用范围。如果以普通民事案件为对象，选择与之相应的程序，那么，严格、复杂的审判程序问题与重大、疑难的案件相适应，伴随着巨大的司法资源投入和相应的司法收益；反之，简易、宽松的司法程序应当与大量简易、小额的案件需求相适应。美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投入大、时间长、代价昂贵，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和标的大、赔偿额高的民事侵权纠纷；而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除与专业合议庭同样适用普通民事案件外，主要用于解决某种类型的案件，如婚姻家庭纠纷、社区邻里纠纷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监督司法、确保公正，不如说在于道德教化，实现社会综合治理。这种制度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陪审制的内在机理与改革家们倡导为我国陪审制改革样本的美国陪审审判制度完全不同。

不妨回头看看与我国法制传统有着亲缘关系的德国混合法庭制度，或许可以为改进我国的陪审审判制度提供另一种参考。与美国相同的是，德国以随机性的陪审员遴选程序保障了陪审员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陪审员在参与案件审判时不受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划分的限制而与混合法庭中的法官共同评议。于是，德国以混合法庭审理的案件受到广泛而全面的上诉审查，并硬性要求法官对评议意见制作书面意见以供上诉审查之用。这种上诉审查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重新审理，而且，陪审员在合议庭中所占的比例与案件的难易或重要程度成反比，越难、越重要的案件陪审员成份越少，高等法院以上的案件不适用陪审员。在德国上诉制度中出现越简单的案件上诉的法律容许度越大且上诉率越高的奇怪现象，尽管没有结论说，简易案件适用陪审审判是导致案件判决错误率高的直接原因，至少可以说，德国的陪审审判并不与判决质量成正比，陪审审判的结果也远不象美国那样不易质疑。

最后，当我们考虑借鉴国外陪审审判制度的时候，不能不注意一个重要趋势，即，民事纠纷日益呈现出技术化、专业化特点，陪审审判适用于民事案件的机率越来越小，无论是居于大陆法系代表地位的德国还是英美国家都是如此，英国干脆取消了在民事诉讼中适用陪审团审判的制度，美国对于陪审审判方式也进行了较大改革。在美国，陪审审判制度的存在价值与其说具有实质性或现实性，不如说具有更多潜在价值或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当公民受到刑事追究或者与相对人发生纠纷的时候，宪法为他设置了一种他可以选择利用的制度，使他可以在自己可以信赖的被认为代表百姓说话的陪审团面前陈述故事，获得正义。如果我们适用陪审审判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法院的工作负荷，变相地扩大法院编制，将这些“代用法官”参与审判的诉讼程序强加于无可选择的当事人，我相信，引进陪审制既不会增加我国司法的正义性也不会增加判决的正当性。

第四篇：从《失控的陪审团》谈西方陪审团制度与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于联系

从《失控的陪审团》谈西方陪审团制度与我国陪审制度的区别于联系

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正确，取决于在这个国家正义是否都得到了伸张，而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否完善，则取决于司法制度是否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以及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有人民的参与与监督。前几天看完了主讲西方陪审团制度的电影《失控的陪审团》，我不禁联想到了我国的陪审制度，并且下意识地把它和西方陪审团制度做了一个大致的比较，我觉得中国陪审制度和西方陪审团制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同时也有着相同的特征。

总而言之，这两种制度的创造本意都是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但是因为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同，它们之间必然会有很多不同之处。下面详细叙述它们的区别：

一．历史渊源不同。

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发展可以说是相当完善的，因为据学者考证，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法兰西王国。当法国国王的封臣诺曼底公爵跨越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后，把这种宣誓咨询调查方式带到了英国。亨利二世又将其运用到王室法庭的司法实践过程。1215年，基督教世界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公会禁止教士再参与神明裁判，原由教士神明裁判留下的“事实真空”则交由宣誓咨询团完成，宣誓咨询团由提供咨询正式转变为事实判断，至此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真正确立。

而中国的陪审制度则出现较晚而且几经沉浮。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陪审制度由此第一次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但是1982年宪法并没有规定陪审制度，使得陪审制度也从宪法原则地位降为诉讼法原则，不仅如此，鉴于实践中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和相应的配套制度，陪审制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直自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条件、产生方式、参与审判的权利义务等作出明确立法规定，陪审制度才有一次踏上中国司法制度的舞台。

二．产生的途径不同。

在西方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团成员的产生方式是法院在本地区内随机抽取候选人，然后根据选民的名单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任意选择，最后留下特定人数作为陪审团成员。他们的任期往往就是这一个案件审限而已。

中国陪审制度中人民陪审员则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任命的，并且公民能否成为人民陪审员还有一系列的条件限制，根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规定可以归纳出：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凡是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周岁的公民，以及一般情况下有全国大专以上的学历，由基层人民法院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就可以予以任命，都是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参加形式与发挥的作用不同。

西方陪审制度规定陪审团成员参加法庭审理阶段，在个别国家还

规定了陪审团成员参加对被告人的起诉所提出的事实和证据的查明阶段。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有的陪审团成员是组成一个集体即“陪审团”来进行活动的，而且他们只能坐在一个专用的陪审团席位上，只能静坐，而不能发言。并且西方的陪审团只是解决案件中作为被告人的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和决定作为检察官能否向法院起诉，以及当事人是否有罪，他们在案件审理完结前是不能与外界接触的。

中国的陪审制度则规定人民陪审员只能参加法院法庭审理，但是在审理过程中他们可以询问证人，也可以讯问被告人，而且在案件宣判时，他们与法官一样具有同等的表决权。

虽然西方陪审团制度与中国陪审制度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之间仍有着许多联系，具体阐述如下:

一．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实现了民主。二者皆有普通民众参与到司法实践中，使人民能够监督司法公正并实现自己的公民权利。

二．它们都存在着制度的不完善。从《失控的陪审团》可以看出西方陪审制度对陪审团成员的安全及隐私保护做得还不够仔细，容易被有心人钻了空子，而中国陪审制度则对人民陪审员的条件限制过高，不能让大部分普通民众参与到司法实践的操作与监督中来。

三．陪审员发挥的作用都是有限的。不论是西方的陪审团成员还是中国的人民陪审员，他们都不可能独自操纵一个案件，这不是制度的缺点，这恰恰保护了国家公权力的实施并且能够保障法律与专业的权威。

四．它们都给陪审员规定了严格的任职时效。这样能够保证陪审员不会职业化失去它应有的本质而且能够保障多数公民能够参与到陪审制度中来。

最后，我想谈一下关于我国陪审制度的我自己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我国的陪审制度并不是找人民陪审员，而是在找兼职法官助理。因为我国人民陪审员的挑选实际门槛太高，任命过程太繁琐，任期太长，导致挑选出来的人民陪审员大部分都不能代表真正的普通民众，只能代表高知识分子或者国家工作人员，而且过长的任期直接把人民陪审员培训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专业陪审员。这已经脱离了陪审制度的初衷了！当然，我国的陪审制度还相对比较年轻，在慢慢的发展中它一定能够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