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时谈：扶贫深处是赋权

第一篇：半月时谈：扶贫深处是赋权

扶贫的难度愈来愈大，扶贫的标准也愈来愈高。当初的救济性扶贫虽然有立竿见影成效，但救济的终结常常就是返贫的开始。后来的开发性扶贫有利于借助本 土资源培植现代产业，但也容易滋生资源掠夺经营透支生态环境的隐患。在“输血”、“造血”之外，我们还当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

扶贫深处是赋权。赋权性扶贫着力的是以贫困人群为主体，激发他们的自主意识，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拓展他们的发展自由，保障他们的公平权益。

当务之急，就是帮助贫困人群普及自主参与的机会，提升向上流动的能力，搭建社会合作的网络。

谁是主体?谁的发展?这是扶贫工作的首要问题。

水电路三通，这是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区，一头肥猪要八九个人抬，走两三个小时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卖不出，一头羊赶出去 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还是难上加难。或是强求地方资金匹配，或是抱怨财政没钱。如何打通发展经脉满足 贫困农户基本的权益诉求? 移民式搬迁，这是传统就地扶贫方式的路径突破。但是，应否搬迁?搬往何处?还得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还在从事耕种养殖的，和已经进入二三产业并在城镇 有一定立足基础的不一样，土地贫乏、条件艰苦、信息闭塞的，和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具有特色产业基础的也不一样，不可强求一律，更不可仅仅为了完 成“农村新社区”“新型城镇化”考核指标，就一厢情愿搞搬迁大跃进。“挪穷窝”是为了“拔穷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业门路、发展机会?一些地 方“房已建好，不见人住”，已经敲响警钟。

产业化推进，这是加快脱贫致富的坚实支撑。但是，这应是农民的自主行动，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揽。参与式扶贫正是以赋权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产业建 设中，让扶贫对象全面介入全程参与，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直接参与项目的制定、执行、监测和评估，让农民从被动的受益者真正转变成为 积极的建设者。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对这片乡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体味，一旦有了自主权，自己推进投资项目，自己规划村庄发展，就会迸发出充足的干 劲和无穷的智慧。

贫困群体要脱贫致富，就要努力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靠什么流动?健康，知识，能力。政府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宽广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健康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资产。一场疾病袭来，就是一场灾难降临，沉重的治疗费用会像一座大山压垮一个家庭。这里有疾病预防普查的大片盲区，有医疗保 健质量的城乡鸿沟。虽然绝大多数贫困群众都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但由于一些偏远山区就医困难，这一政策福利有时还难以阳光普照。在乡村社会老龄化问题更加 严重医疗资源空心化现象更加凸显的今天，如何顺利地跨越这片盲区、这道鸿沟? 教育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权益。最直接的是职业教育，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最根本的还是素质教育。自然，教育的意义未必就是上大学，赚大钱，做大官。它的真正价值是改变人，是转换发展观念，是解放每一个人瞩目未来的梦想，是助益每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公平。教育于贫困人群尤显重要。它可以 激励人们去重新认识自己，增强自信，融入社会。解决贫困乡村的教育公平，更紧迫的还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倾斜，而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是乡村学校的分类 发展和留守教师的福利保障。

有学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机会。确实，构建社会合作的网络，这是壮大农民力量的根本途径。

我们常常困惑产业扶贫的两难：帮贫，一时难见成效;扶富，先富难带后富。我们也常常埋怨贫困人群的懒惰：总是指望政府救济补贴、投钱建棚，“等靠要”已成顽症。两难怎么解?顽症如何治?鼓励互助合作是一条出路。

分散的小农只有组织起来，加强社会融入，形成集体行动能力，才能摆脱生活的黯淡，生长发展的自信，才能激发自力更生和积极求变的意识，更好地维护和 实现自己的利益。记者在湖南桂东采访时就看到，当地坚持创新产业扶贫机制，在产业基地建设中，政府与龙头公司合作，采用扶贫资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 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红，三年后根据实际收益分配。农民很愿意，收效很明显。

赋权式扶贫，是扶贫模式的转换，也是扶贫视角的创新。它着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发展自由的开拓;不只是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化，而且是社 会公平正义的建设;不只是保障贫困人群共享改革发展收获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会底层普及改革发展带来的机会。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表达，就是“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

近年来，政府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投入前所未有，但在一些地方，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一些扶贫项目不接地气、不做周密的计划，只管把资金投出去就完事，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视。有农民甚至反映：扶贫项目，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

“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

在西部某地，为帮助群众脱贫，一度兴起养兔热，政府整合各类资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栏接近40万只，但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短短5年时间，产业规模已萎缩到不足7万只。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多年缓不过劲来。

为啥政府投入巨资，帮助群众打造的富民项目却成了“伤民产业”?当地干部反思道，产业培育只重视生产环节，对产品深加工、营销、市场信息预警等产业链建设“缺课”严重，结果是投入越多、产量越大、风险越高。农民增产不增收，反受其累。

无独有偶，某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曾品尝相似的苦果。县里曾鼓励农民种黄连，高峰期黄连种植面积近4万亩，年产量1万多吨。虽然产业粗具规模，但由于没有精深加工和品牌打造，黄连原料被外地企业收购，贴牌销售。加之最近几年黄连价格波动剧烈，种植的贫困户受惠并不多。

“产业扶贫是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抓手，如果不能整合资源，科学规划，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条，盲目上马，可能会起反作用。”当地农业干部说。“„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政府投了不少钱，可看不到啥效果。”记者在一个贫困村蹲点时，村支部书记说，最近10多年，县里、乡里干部来规划产业发展，先后搞过猕猴桃、柑橘、高山蔬菜、毛猪等不下7项产业，但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农民不想搞也得搞”

富农项目之所以成了“伤民产业”，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习惯行政主导，忽略群众意愿和市场的作用。例如，某地在“整村脱贫”中，硬性规定70%的资 金必须用于产业发展，其余的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记者采访发现，政府要求大部分资金用于产业，是认为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农民还没富起来，是产业没跟上。

“这种刚性切分资金的要求，看似没错，实际不接地气。”有基层干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地区发展、农民增收的关键原因。没有基础设施，谈不上产业发展。

同时不少农民也不愿意搞产业，这有三个原因，一是从以往产业发展情况看，效果不是太好，农民看不到致富希望;二是贫困村农民知识水平、素质达不到产业发展的要求;三是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人口大量外流，产业发展缺劳力、缺人才、缺资金，难度很大。

“搞产业„看起来很美‟，实际上何其难也。现在农村是„386199部队‟，土地是„鸡窝地、巴掌田‟、金融还不配套。贫困村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村子也空了，10户人家走了六七户。”一位基层干部说，政府要求大部分钱必须搞产业，大伙儿想破了头，也不知道该搞啥。最后产业没搞起来、基础设施也没改 善。有的干部说，由于上级部门硬性划定了扶贫资金流向，“只能往东、不能往西，农民不想搞也得搞，有的就做成了表面文章”。“树苗到户、种子到户”就是精准扶贫?

传统的扶贫方式，资源虽然到了贫困乡镇、贫困村，但得到这些资源的最终可能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家，容易出现“扶强难扶弱、帮富不帮穷”的问题，因此 这些年，到人到户精准化扶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一些地方，扶贫说是有了新思路，办法还是老办法，扶贫资源看似到了人头，效果却不行，依然还是“假把 式”。

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这么一个故事，某贫困村实施一项产业到户措施，把“一苗一子”(核桃苗、蔬菜种子)免费发给贫困户，村里还打印了种植技术指 导，让农民发展产业。对这种到户扶贫，农民并不买账，“一苗一子”拿回家，大多扔在一旁。一位74岁的农民说，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锄头抡不了两下就 犯累，哪有力气搞上面安排的特色农业!扶贫“扶强难扶弱”让贫困群众诟病，有的地方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扶贫资金使用照顾情绪、平摊均分。某贫困村在“整村脱贫”中，规划500亩魔芋，每亩一次性补助200元。由于种魔芋才能得补助，当年规模确实上来了。但村里摘掉贫困帽后，扶贫补助款没了，农民积极性也就没了，现在魔芋种植面积剩下不 到100亩。

这个村的干部后来反思说：“基层工作，讲究一碗水端平，平摊均分看似公平，但扶贫效果打折扣。农民人均土地只有1亩多，补助像胡椒面一样撒在每人头上。大伙儿都想得，一窝蜂上，却没有真正的积极性，长远看起不了啥作用。”

第二篇：半月刊时谈：扶贫深处是赋权

扶贫的难度愈来愈大，扶贫的标准也愈来愈高。当初的救济性扶贫虽然有立竿见影成效，但救济的终结常常就是返贫的开始。后来的开发性扶贫有利于借助本 土资源培植现代产业，但也容易滋生资源掠夺经营透支生态环境的隐患。在“输血”、“造血”之外，我们还当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

扶贫深处是赋权。赋权性扶贫着力的是以贫困人群为主体，激发他们的自主意识，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拓展他们的发展自由，保障他们的公平权益。

当务之急，就是帮助贫困人群普及自主参与的机会，提升向上流动的能力，搭建社会合作的网络。

谁是主体?谁的发展?这是扶贫工作的首要问题。

水电路三通，这是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区，一头肥猪要八九个人抬，走两三个小时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卖不出，一头羊赶出去 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还是难上加难。或是强求地方资金匹配，或是抱怨财政没钱。如何打通发展经脉满足 贫困农户基本的权益诉求? 移民式搬迁，这是传统就地扶贫方式的路径突破。但是，应否搬迁?搬往何处?还得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还在从事耕种养殖的，和已经进入二三产业并在城镇 有一定立足基础的不一样，土地贫乏、条件艰苦、信息闭塞的，和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具有特色产业基础的也不一样，不可强求一律，更不可仅仅为了完 成“农村新社区”“新型城镇化”考核指标，就一厢情愿搞搬迁大跃进。“挪穷窝”是为了“拔穷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业门路、发展机会?一些地 方“房已建好，不见人住”，已经敲响警钟。

产业化推进，这是加快脱贫致富的坚实支撑。但是，这应是农民的自主行动，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揽。参与式扶贫正是以赋权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产业建 设中，让扶贫对象全面介入全程参与，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直接参与项目的制定、执行、监测和评估，让农民从被动的受益者真正转变成为 积极的建设者。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对这片乡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体味，一旦有了自主权，自己推进投资项目，自己规划村庄发展，就会迸发出充足的干 劲和无穷的智慧。

贫困群体要脱贫致富，就要努力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靠什么流动?健康，知识，能力。政府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宽广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健康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资产。一场疾病袭来，就是一场灾难降临，沉重的治疗费用会像一座大山压垮一个家庭。这里有疾病预防普查的大片盲区，有医疗保 健质量的城乡鸿沟。虽然绝大多数贫困群众都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但由于一些偏远山区就医困难，这一政策福利有时还难以阳光普照。在乡村社会老龄化问题更加 严重医疗资源空心化现象更加凸显的今天，如何顺利地跨越这片盲区、这道鸿沟? 教育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权益。最直接的是职业教育，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最根本的还是素质教育。自然，教育的意义未必就是上大学，赚大钱，做大官。它的真正价值是改变人，是转换发展观念，是解放每一个人瞩目未来的梦想，是助益每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公平。教育于贫困人群尤显重要。它可以 激励人们去重新认识自己，增强自信，融入社会。解决贫困乡村的教育公平，更紧迫的还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倾斜，而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是乡村学校的分类 发展和留守教师的福利保障。

有学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机会。确实，构建社会合作的网络，这是壮大农民力量的根本途径。

我们常常困惑产业扶贫的两难：帮贫，一时难见成效;扶富，先富难带后富。我们也常常埋怨贫困人群的懒惰：总是指望政府救济补贴、投钱建棚，“等靠要”已成顽症。两难怎么解?顽症如何治?鼓励互助合作是一条出路。

分散的小农只有组织起来，加强社会融入，形成集体行动能力，才能摆脱生活的黯淡，生长发展的自信，才能激发自力更生和积极求变的意识，更好地维护和 实现自己的利益。记者在湖南桂东采访时就看到，当地坚持创新产业扶贫机制，在产业基地建设中，政府与龙头公司合作，采用扶贫资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 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红，三年后根据实际收益分配。农民很愿意，收效很明显。

赋权式扶贫，是扶贫模式的转换，也是扶贫视角的创新。它着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发展自由的开拓;不只是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化，而且是社 会公平正义的建设;不只是保障贫困人群共享改革发展收获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会底层普及改革发展带来的机会。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表达，就是“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

第三篇：半月时谈：大数据发力,监管医保骗保及过度医疗

“大数据治国”战略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医疗、公交、气象、食品安全、防灾减 灾等被认为是具有大数据基础的政府治理领域，以这些领域为突破口，可以带动公共服务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随着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骗取医保基 金及过度医疗问题多发，为此，浙江省2014年以来通过建立信息化的“智慧平台”，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实现了医保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

骗保多发 花样不少

当前，医保欺诈的形势相当严峻。药店卖生活用品、倒卖医保药品赚取差价已是“小儿科”手段，医保欺诈的数额越来越大，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骗保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不少医药机构也加入了骗保套现的行列。”浙江省医保中心主任卞正法说。

舟山市一家眼科医院打着“光明行·免费义诊”的旗号，吸引大批病人就诊。浙江省医保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发现：从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6 日，该院白内障手术病人300人次，发生医疗费用164.76万元，涉及医保基金98万余元。而这家医院实际上是通过虚开化验单、伪造住院病历等手段将门 诊进行的白内障手术，以住院形式刷卡结算，大量套取医保基金。

近年来，此类涉及范围较广、金额较大的骗保行为，不断浮出水面。浙江省2014年组织了为期6个月的医保反欺诈“亮剑”专项行动，包括核查大额报销 票据、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巡查定点零售药店、排查门诊医疗费较高人员等6项主要内容。截至2014年12月中旬，仅杭州市就有近200家医药机构因为冒名 就诊、挂床住院或利用社会保障卡非法牟利等行为受到处罚。

卞正法告诉记者，有的犯罪团伙以医疗机构为活动场所，以参保病人为目标人群，提供制售虚假发票骗保的“一条龙服务”。义乌市的王某从朋友那里学到这 个“发财路子”后，先后多次利用虚假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医疗机构的发票，骗取医保基金55万余元。据相关部门统计，浙江全省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有5000多万，定点医疗服务机构6000多家(不含药店)，年就诊人次高达4亿，医保基金年支出600多亿。“面对海量的数据、信息，如果仍像过去那样依靠人工手段审核，发现问题无疑像大海捞针。”有专家表示。大数据全程监控

为遏制骗保案件频发及过度医疗问题，浙江省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智能化”的长效管理机制。

——5000万参保人信息整合，走遍全省一张卡。以往新农合医保报销都是先自费，再通过发票手工操作报销，信息上的滞后统计使不法分子能够在不同医院，以医保的价格囤积大量同类药品，再以市场价售出，在套取现金的同时赚取差价。2014年9月，浙江省实现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合并统筹管理，全省5000多万居民只要有一张社会保障卡，就能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并且能 够实时结算。“参保人信息的整合是实现智慧管理的第一步，统一报销标准、提高信息化程度是大数据监管的基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处长王平洋表示。

——医保医师“一人一码”，规范准入和退出机制。“病人的大部分医保基金，都是通过医生的处方用出去的，只有管理好了医保医师，才能真正管好老百姓 的救命钱。”王平洋介绍说，违规开大处方、超量配药、跨科室跨病种配药等违反医保管理规定的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扣完了分数的医生必须重新参加医保政 策培训，通过考试后才能恢复行医资格。

同时，建立医师准入和退出机制。医保经办机构可以中止或解除医保医师服务协议，情节严重的可注销其服务编码，省内五年内不与其签订医保医师服务协 议。“由于现在大部分正规医疗机构都是医保定点医院，这样相当于该医生在省内不会有正规单位聘用了。”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诸葛晓荣说。

——智能审核，医生身后有“电子眼”。病人在医院看个感冒，常常会要求医生“您顺便帮我开两盒降血压的药吧”，以往医生都会顺手帮病人这个“小 忙”，但是有了医保监管平台后，再这么做电脑就立刻会跳出警示语——违规操作。浙江省组织专家制定了首批60个门诊常见病诊疗用药规范。“生什么病，用什 么药，大概需要多少费用都在监管平台上有规定。”王平洋说，有了这个智慧系统，就像是在医生身后安装了“电子眼”，时刻规范医生的行为。

医保监管平台还运用大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参数，对医院上传的结算数据逐一检查，筛选并标记出可疑数据。“智能审核系统彻底改变了对海量信息逐一审核的传统方式，转变为从可疑信息中发现问题，提升了审核效率。” 卞正法表示。异地医保更需“大数据一盘棋”

不过，浙江通过“智慧平台”实现医保监管方式重大转变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需要上级部门协调帮助才能破解的难题。例如异地医保欺诈难题，就不是浙江以一省之力所能彻底解决的。

2014年上半年，浙江省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多次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追查大额报销票据的真实性。“事前要与外地医疗机构取得联系，得到其配合，发现发票造假情况后，还要向公安部门报案。异地追查牵涉多地多部门，工作难度很大。”卞正法说。

采访中，相关人士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或者人社部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医疗票据全国协查系统，通过掌握及时、准确、有效的数据，并做好数据挖掘和分析处理，进而对医保欺诈行为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堵上异地就医骗保的“漏洞”，降低工作人员核查的成本。

杜绝药店售卖非医保用品也一直是各地医保监管部门的“老大难”，安装摄像头、不定期突击检查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王平洋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应是跟 互联网相关——对药品实行电子码监管，把所有药品的信息数据都放在一个分门别类的“货架”里，“每一盒药品在出厂时都有唯一的电子码，进入流通环节后，批 发、入库、采购、零售都通过扫码完成，就跟快递一样，到哪一个环节实时显示，透明的追踪能够关闭串换、倒卖药品的一扇门，大数据呈现的开放、平等、共享特 征充分实现。”

此外，医保管理人员的思维也需要转变。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客户体验。对于医保监管部门而言，医疗机构、医生、病人都是“客户”，以往“我 出文件你执行”的传统管理思路难以应对监管的新形势，也无法调动医务人员控费控药的积极性。王平洋等认为，未来应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虽然监管更严格细致 了，但老百姓和医生应该感受到的是看病更方便、报销更快捷、基金使用更透明。”

第四篇：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三权分置”是重大制度创新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三权分置”是重大制度创新

中办、国办前不久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的相关政策，采访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他说，《意见》阐述的“三权分置”改革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领会《意见》精神，通俗地讲，就是准确把握32个字：“三权分置，确权登记，有序流转，适度规模，家庭基础，农民自愿，农地农用，鼓励种粮。”

从“两权分置”过渡到“三权分置”，是巨大的政策飞跃。韩长赋介绍，三权分置，就是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

我国实行农户承包经营，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承包经营权实现了“两权分置”，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创新。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劳动力离开农村，农民出现了分化，承包农户不经营自己承包地的情况越来越多。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韩长赋表示，从“两权分置”过渡到“三权分置”是巨大的政策飞跃。“‘三权分置’是引导土地有序流转的重要基础，既可以维护集体土地所有者权益，保护农户的承包权益，又能够放活土地经营权，解决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问题；既可以适应二三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让农村劳动力放心转移就业、放心流转土地，又能够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

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土地流转的前提是农民自愿

家庭基础，是指要在稳定家庭经营基础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韩长赋说：“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是由农业自身特性所决定的。家庭经营现在是、将来也是我国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在支持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同时，不能忘了仍占大多数的普通农户。”在此基础上，国家鼓励土地经营权向种田能手流转，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打造传统承包农户的“升级版”，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土地流转的前提是农民自愿

农民自愿，就是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是承包地的主人，搞好土地流转，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能为了追求农业规模的快速扩大，而侵害农民权益。制定出台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的政策措施，一定要在政策“引导”上而不是行政“推动”上下功夫。“要切记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民家庭，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当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村级组织和基层政府都不能越俎代庖。”韩长赋表示。

坚持农地农用的底线，鼓励种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地农用，就是要坚守农地农用的底线。韩长赋说，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必须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是必要的，也是鼓励和欢迎的。但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应主要在产前产中产后提供服务和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把一般种养环节留给农民，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不一定都要大面积直接租种农户承包地，尤其不能触碰土地“非农化”的底线。“老板下乡，应是带动老乡，而不是代替老乡。”韩长赋指出，要加强对工商企业下乡租赁农户承包地的准入监管，加强土地流转用途管制，严禁借土地流转之名搞“非农化”建设。

鼓励种粮，就是要重点支持粮食规模化生产。怎样才能端牢饭碗？怎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韩长赋认为，一方面，要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农地农用；另一方面，要提高种粮效益，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第五篇：半月刊时谈：劳动法二十年,变革是时候了

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施行，至今已有二十年。二十 年里，劳动法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劳资双方和谐关系、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红利的消减和新生代农 民工的壮大，劳动法也越来越显出它与时代不相适应的地方。二十年，中国已发生巨变，劳动法或许也到了改变的时候。

提升劳动争议处理效率

“劳动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劳资关系和谐，劳动争议处理效率应高于普通民事案件，但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全国总工会法律部劳动争议处处长黄龙说。

据了解，现在不少时候劳动争议与劳动违法相混同。本应通过劳动监察快速有效查处的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拒付经济补偿金、不缴社会保险、女职工权益受侵害等劳动违法案件，很多未经劳动监察查处而由职工个人走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来解决。

而劳动争议处理环节多，一些案件处理周期长，效率低，给劳动者带来极大负担。现行法律规定，普通劳动争议可以经过仲裁、民事诉讼一审、二审三个程序;工伤等特殊劳动争议可以经过工伤认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劳动争议仲裁、民事诉讼一审、二审七个程序。

“尽管制度设计考虑到了劳动争议快速处理问题，如简单、小额劳动争议„一裁终局‟。但因为资强劳弱，如果有用人单位恶意穷尽劳动争议„一裁两审‟所 有程序以达到拖垮劳动者的目的，劳动争议处理时间将大大延长，增加劳动者维权的成本，许多劳动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利。”黄龙说。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很多，特别是一些工伤案件拖上三五年，极端的个案有七八年，甚至更长。迟来的正义光芒减损，更何况有的劳动者并没有等到正义。专家认为，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环节，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健全完善，建立一个有机统一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十分必要，也是可 行的。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韩旭说，应提高劳动仲裁的权威，同时加强仲裁和诉讼的衔接，简化流程，高效、便利地处理劳动争议。

黄龙还建议，应设立专门的劳动案件审判机构或审判组织，专业化地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这既符合审判工作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有国际经验可以参照，也是我国快速、便捷地审结越来越多劳动案件的现实需要。”黄龙说。保障集体协商工资权利

“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是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劳动力价格则是价格体系的核心，因此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说，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首先完善工资形成机制。

在现实环境下，相对于资方来说，个体劳动者基本都处于弱势地位，不具有与资方进行对等谈判的能力，因而他们往往选择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自己对工资的诉求。如今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减，这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劳方由个体向集体转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黄乐平说，为了适应这一趋势，我国开始推行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当前，作为集体合同协商主体一方的工会力量不够强大，一些企业甚至没有建立工会，影响集体合同的订立。同时，有些企业虽然实行了集体合同制度，但集体合同制定不规范，或流于形式，不具有可操作性，或缺乏针对性，仅是法律条文的生搬硬抄。

与这些现实问题相对照的是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韩旭说，虽然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都有条文涉及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但规定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甚至相互之间存在冲突，缺少协商程序、法律责任、争议处理等细节内容。

另外，集体合同的专门立法主要是部门规章，如《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等，虽然规定的集体合同体系较为完善，内容较具体，但法律位阶低，效力不够。

“总的来说，我国集体协商、集体合同立法已落后于社会需求，不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应提高法律规范层次，尽快出台集体合同法。”韩旭说，集体合同 法属于特别法，制定应以劳动法为指导;劳动合同法调整个别劳动关系，集体合同法调整集体劳动关系，它们是劳动法中合同制度的两大基石。以法律全面保障劳动者权益

我国劳动法制定于1994年，当时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数量上仍处于绝对优势。20年过去，企业类型、劳动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劳方与资方的矛盾开始显露，一些地方甚至发生集体停工事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晓光认为，我国劳资冲突事件频发首先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在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转 变、工资水平普遍上涨、就业结构转变，导致工人议价能力提高。而企业雇主长期以来采取的低成本竞争策略和粗放的管理方式，具有强大惯性，这种落差加剧了劳 资关系的紧张。

紧张到一定程度，冲突就可能发生。观察已经发生的一些劳资冲突事件可以发现，工人们在行动中往往既对雇主提出诉求，也对政府提出诉求，且行动常常超出了雇主可控的范围，带来社会性影响。

黄乐平说，劳资冲突频发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正视。越早完善法律，全面保障劳动者权益，就越能够减少这类事件对经济社会的冲击。

专家们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在劳动法领域，就是要对面临的新情况在法律上有所回应。比如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就业模式也发生改变，非正规就业群体逐渐壮大，但他们的社保权利没有得到很好保障。

非正规就业群体往往存在于小微型企业，或本身是独立的服务提供者。与具有确定劳动关系的正规就业相比，非正规就业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劳动关系不固定，二是劳动收入不固定，三是工作时间不固定，四是岗位不固定。

人社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永生说，对于非正规就业人员而言，劳动关系的不明确、非正规就业形式的短期性和临时性特点与现行社会保险基于连续性而进行的制度设计相背离，致使这些人员的社会保险权益大多处于虚置状态。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各方意见比较多的社保、劳动基准等法律条文，应尽快作出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资关系的现状，并以此为契机，对劳动领域的立法进行梳理、整合，制定劳动法典，使我国劳动领域法律更加完备和适用。”黄乐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