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道桂东红军长征第一个正确选择

第一篇：择道桂东红军长征第一个正确选择

择道桂东红军长征第一个正确选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实施战略大转移，由此挽救了危急中的革命。红军长征将指向哪里？是红军战略转移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央红军领导人将探路突破口选在了湖南桂东，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湘赣红军两个师离开根据地全力西进突入湖南，再向湘鄂川地区前进，与贺龙率领的红军会合。

这是漫漫长征路的第一个正确选择，由此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

为什么选择向桂东突围

1934年4月28日，江西苏区北部重镇广昌失守，红军不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已成定局。死守必然导致全军覆灭，突围战略转移成为必然选择。

4月30日，博古（秦邦宪）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张闻天、项英4人参加。他们商议后决定，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完全失衡，红军必须突围实行大转移。为此立即向共产国际汇报，同时着手准备。

这时，情况已十分危急，蒋介石共投入40个师，总兵力达80万人，已经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

于是，红军朝哪个方向突围，成为最急迫问题。

在4月30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博古首先提出，红军主力到湘鄂川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这条路能不能走通？需要一支坚强的队伍先行探路。

书记处会议商定，就近的湘赣红军先行，突围方向选择为西进，先到湖南桂东，再择道向西进军。

从现实情况看，这是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正确选择。国民党军近百万军队发起第五次“围剿”，重点兵力来自北线和东线，南面主要是陈济棠的粤军，他与中央苏区有较多的贸易关系，进攻力量相对薄弱。然而最弱的一方还是中央苏区以西的湖南湘军系统，派系复杂，各军事集团之间的空隙较大。

红军统帅将长征探路方向首先选在湖南桂东，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桂东是中共党组织长期活动的地方。早在1926年6月，桂东就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红军一部于1928年3月间在桂东一带活动，还在那里颁布了红军军纪。在桂东颁布的军纪很快得到完善，发展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此同时，桂东还是红色武装力量湘南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当地农民普遍拥护红军，有群众基础。

1934年7月初，共产国际向中央中央发来同意红军突围的电报。中共中央即电令任弼时率领两个师（随后组成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向西进发与贺龙部会合。博古特意发出电报，要求这支红军队伍：

一、严格保密，不得暴露行军去向。

二、必须走山路，不与敌人发生大的战斗。

三、过湘江后即向中央发电。但是，对这支红军队伍的近阶段具体任务，中央在当时并没有明示。然而博古和周恩来都清楚，这支队伍是为中央红军突围探路的。[1

红六军团经桂东入湘入桂成功探路

接到中央电令的时候，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红军正面临巨大的困难。作为抗击敌军第五次“围剿”的中央苏区西翼，湘赣红军在金华山、松山等地的战斗中失利，敌军已经深入湘赣苏区腹地，将湘赣苏区分割为数块，红军被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3县交界地域方圆数十华里的狭小范围内，已经失去回旋余地。因此，湘赣红军必须立即实施转移，或向东并入中央苏区，或向西进入湖南开辟新的战斗区域。前者看似稳妥，实际上隐含陷入敌军更大包围的危险;后者当然是险棋，然而一旦突破敌军防线，就进入了敌军力量较为薄弱的广阔地域。

任弼时临危受命，接到军委电报后，以惊人的胆略和坚强的组织指挥能力，于7月17日，率红军两个师9700余人，离开苏区向西进发。他在行军路上，于1934年7月23日接到中央军委训令。这个训令是周恩来、朱德发出的，明确了湘赣红军的近期任务，即“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

训令对湘赣红军的行动路线和地域有三条规定：“红六军团由遂川的黄坳、上下七及其附近地域敌人守备较薄弱处，自行选择突破地段进行突围。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的附近区域，发展游击战争，扩展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发展游击战争，创立苏区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区域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

训令规定，一切准备工作限于8月中旬完成。[2]

接到中央电令之后，任弼时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进行周密研究，认为中央训令中规定的突围出发地，即永兴以南的黄坳和上下七地区，山高路险不便于大部队行动，而国民党军在该地构筑的堡垒封锁线已经完成，突围容易过早暴露红军的行动意图，而且容易受到国民党军第十五师堵截，敌第十六、第六十二师亦便于追击。

那么突破口应该选在哪里呢？任弼时、萧克、王震等认为，江西遂川以北的衙前、五斗江一线，是国民党、广东军阀和湘军的结合部，有较大空隙，敌军堡垒封锁线还没有完成。从五斗江到桂东之间200多里地段内，敌军守卫力量薄弱，也便于大部队由此通过。湘赣红军领导人决定，红军从衙前至五斗江一线突破敌军防线，向西急进，待进入到湖南桂东后，再判明情况决定后续行动。

根据决定，湘赣红军两个师于8月7日出发，顺利突破敌军防线，8月11日凌晨，红军从宿营地遂川高排（现遂川汤湖镇高排）出发，经过下车、茅坪，越过遂川与桂东交界的白沙坳，于当日上午10时左右，进入桂东增口的摇兰坑（今金兰），当天中午抵达桂东寨前圩。红军在这里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休整机会。红六军团于8月12日在桂东寨前圩成立，任弼时、萧克、王震成为这支红军队伍的领导核心，他们的正确指挥保证了红六军团在长征路上的安全和发展。

8月13日，红六军团离开桂东西进，经连续战斗，于9月4日渡过湘江，进入广西。红六军团经桂东入湘，辗转进入广西，成功实现了战略突围。

当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辗转来到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师，完成了突出敌人包围圈，实现第一步战略转移的任务。为此，红六军团付出了重大牺牲，全军由出发时的9700余人减少到3800人左右。

红六军团开启了长征路，而且证明可以通达湘鄂川，那么中央红军同样可以跟进。

红六军团出师桂东成功，中央红军确定未来长征方向

9月初，红六军团在湖南境内顺利进军，又渡过湘江的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中央红军的领导人，使原先还处于对选择突围方向焦灼中的他们确定了红军主力应该去向何方。

博古接到红六军团渡过湘江的电报后，马上把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项英找到一起，通报情况，再次确认中央红军实施突围后的战略转移方向是西进。并为此委托朱德写信给广东粤军首领陈济棠，派潘汉年前去与之接洽，给予相当数量的钱款，“买路”借道，从粤军防线中间突围而出。

朱德的书信和潘汉年的谈判游说得到了积极成果。10月10日上午，潘汉年从粤军处打电话与博古联系，向他报告说，已经按照中央的指示与粤军达成了协议，红军向南突围将不受阻击。新成立的“三人团”博古、周恩来、李德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当晚开始。[3]

但在这时，向正西方向再走红六军团的突围之路已经走不通。红六军团向桂东方向突围后，敌军已经封住了被打开的缺口。于是，中央红军选择先向广东方向突围，再折向湖南。

从10月下旬离开中央苏区，在连续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湖南境内行军还是基本顺利的。11月25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在广西境内发起强渡湘江战役时，红军才遭受了第一次重大伤亡。

中央红军选择的突围方向和路线的正确性，是保证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所迈出的关键一步。

关于红六军团进入桂东战史的几点结论

综上所述，红军将实施战略大转移离开中央苏区，是1934年4月30日最初决定的。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广昌失守后的两三天内，就判定红军必须突围转移，才能保存革命的种子，避免全军覆灭的危局。因此决定由湘赣红军主力向西突围，一为这支部队本身求得生存，二为中央红军主力日后突围探路。历史证明，这次会议是非常及时的，会议主持者博古（秦邦宪）提出湘赣红军先行突围的动议，并获得周恩来、张闻天、项英的支持。对此决策，博古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证明，在革命队伍中奋斗了一生的博古是一位坚定的革命领导者，他在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中出现过错误，造成过损失，这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历史也将如实地刻录下来。

领导湘赣红军（即红六军团）贯彻中央的指示，迅即组织突围，而且选择了向桂东进军的正确突围方向，在危急中挽救了湘赣红军，是这支红军队伍的主要领导人任弼时作出的重大贡献。湘赣红军突围，开启万里长征序幕，由此进一步奠定了任弼时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使任弼时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中第二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第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弼时逐渐承担更加重要的工作，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中的一员。

湖南省桂东县由此成为迎接红军长征的湖南第一县，成为红六军团的诞生地，使新生的红六军团获得了虽然短暂却非常宝贵的战斗休整，补充了粮食继续前进。这是桂东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M]，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85-92页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M]第2卷第32-35页

[3] 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M]，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94-95页

（作者系《人民日报》新闻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第二篇：汝城历史之红军长征在汝城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特稿：中央红军长征在汝城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2008-09-03 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中红网)

作者：朱惠芳、陈健春

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的交接部，是湖南省进出南岭地区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古有“内为衡(阳)宝（庆）门户，外扼赣粤咽喉”之美誉。县境内多丘陵和山地，罗宵山脉和南岭山脉交汇于此，波驰云涌，回旋起伏，纵横驰骋，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红军早期开展活动较多的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多次率军来到这里，并留下了朱德策划湘南暴动、朱范谈判⑴、濠头遇险、津江题匾、彭德怀三打胡凤璋等革命故事。正是由于汝城有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基础，又有特殊的地理条件，因此，中央红军长征选择了经过汝城。

1934年10月21日，红军主力部队顺利突破了国民党设置在安远、信丰的第一道封锁线，经江西崇义，迅速向湖南汝城、广东城口方向挺进。

蒋介石急令堵截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尚未弄清中央红军突围西进的企图。九月底，蒋介石曾认定江西围攻红军的大势已完成，胜利在望了。他多次和他的随员们洋洋得意地高谈阔论：“湘鄂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向西转移的，孔荷宠⑵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⑶”十月上旬，为了缓和国内舆论对他不事抗日，专门反共，“先安内，后攘外”卖国政策的强烈不满，蒋介石还偕宋美龄从庐山前往华北游说，分别接见当地军政头目，到处宣传“共产党拖住了后腿，要抗日，非消灭共军不行”的谬论，以争取对他反共卖国政策的支持，直到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向汝城、城口方向进军时，蒋介石才匆匆赶回“南昌行营”，商讨对策，并迅速制定了一个初步追堵计划，大意是：

1、西路军何键部除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主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路总部移驻衡阳；

2、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杨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总部推进至韶关；

3、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转至桂林；

4、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6路军薛岳所率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然而，实现这一追堵计划，需要时间，“粤湘桂边区封锁、追堵红军的部署和战役，名义上何键是‘追剿’总司令，薛岳是前敌总指挥，事实上在派系林立下的国民党政权，牵涉到3、4个省、上10个军（粤军两个军、湘军三个军、桂军两个军、薛岳所率嫡系三个军）

三、四十万兵力的规模，即令蒋介石亲自出马也是不可能指挥的”⑷。当红军通过粤军余汉谋部的防线，到了湘粤边境时，蒋介石只好电令陈济棠、何键出兵，火速在汝城、仁化、乐昌间，利用湘粤军原在这一线的碉堡阻截红军（即第二道封锁线）。同时，令北路军薛岳、周浑元各率四个师分由古龙岗、兴国地区西进，协同南路军、西路军追击红军。

潘何机巧修栈道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权，军阀之间都是相互猜疑，互不信任的。就在蒋介石忙于调兵遣将之际，红军正与陈济棠秘密联系。陈济棠是地方实力派，号称“南天王”，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他既害怕红军入粤，也害怕蒋介石随红军入粤，早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身为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在南方战线上与红军作战就比较消极，并且开始与红军试探性的接触。1934年7月，陈济棠曾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愿意通过谈判来协调双方关系。9月，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的罪行，并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⑸10月5日，潘健行⑹、何长工⑺带着党中央的重托，赶赴广东寻邱同陈济棠代表——国民党南路军参谋长杨幼敏和师长黄质文、黄旭初谈判。经过艰苦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一是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是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是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四是红军可以在粤北设立后方医院；五是可以互相借道，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

当红军西进时，陈济棠基本执行了上述协议，让开大路20公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堵截。

军匪联手搞筑防

湖南军阀何键接到蒋介石“追剿”命令后，迅速调集湘军六十二师赶往汝城布防，并在湘南各地加紧办理保甲，建筑碉堡，实行所谓坚守碉堡、清查户口、集中粮食、处理食盐的坚壁清野政策。10月26日，湘军六十二师遵照师长陶广命令，防守桂汝南北封锁干线碉堡，堵红军西进的道路；并安排第一八四旅钟光仁部防守楂坪经汝城至新桥一段碉堡线；补充第五团钟涤生部防守沙田经楂坪至濠头圩一段碉堡线；第一八六旅王育英部防守沙田、寨前至桂东城一段碉堡线。汝城县也成立了以朱松俦为首的建碉委员会。建碉堡委员会强抓民夫，日夜赶修，短期内共筑成碉堡200多座。每个碉堡都分别由国民党湘军六十二师师长陶广⑻、汝（城）桂（东）宁（岗）遂（川）边区“剿匪”指挥胡凤璋⑼、汝城“铲共义勇队”副总队长朱凤鸣⑽率队驻守，粤军安排了一个连驻守城口，企图依托坚固工事堵截消灭红军。汝城至城口的主道、隘口上，碉堡相望，沟壕相通，火力相连。至三十日，国民党各路部队均已各就各位，严防以待红军的到来。

三军团绕城破敌

中央红军发现湖南军阀正向湘赣边集结主力，一部正向汝城开动，为取得先机之利，遂决定迅速夺取汝城、城口等地，打破敌人的封锁。10月29日7时，野战军司令部发布命令：“我军将进入湘南地区，粤敌现集结于南雄、新田地域，湘敌主力正向赣西及湘赣边境集结，六十二师主力正向汝城开动，周浑元纵队之四个师，正向遂川集结，似有在我军未到湘南时，从两翼夹击我军企图。我野战军为取得先机之利，应于11月1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以突破敌人的封锁。⑾

10月30日，红军右路前卫红三军团四师十一团战士们昼夜奔袭，一步一趋，穿行在山间密林的小路上，于当日中午到达热水附近，随即占领附近大山有利阵地，俯控热水。热水，为由赣入湘的重要通道。这里，敌人正规军未到，只有百余民团，敌人麻痹，连瞭望哨也没设一个。当天正值热水逢圩，熙熙攘攘，人声嘈杂，待红军进到街头附近了，才被敌人发现。红军一举歼灭了这股民团，占领了热水。红三军团通过热水后继续西进，途中，接到彭德怀军团长命令：“前卫部队应迅速抢占汝城县城东南制高点苏仙岭”。苏仙岭是距县城不到3华里的一个山包。10月31日凌晨，红三军团四师十一团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如神兵天降地抢占了苏仙岭制高点，驻守县城的国民党军和胡凤璋保安团发觉后，分三路包抄，向苏仙岭形成合围之势，坚守苏仙岭的红军顽强拼搏，击退了敌军多次进攻，歼其一部，残敌逃回县城固守。

因为湘敌六十二师先我占领汝城，加之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经激战两三日，伤亡甚重，未能拿下。3日晨，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同意红三军团对汝城敌情的侦察报告，指出因“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所以决定“放弃进攻汝城”，改为派一个师监视和钳制。4日，野战军司令部指示一、三军团“打开由官路下到文明司山田铺的道路”。⑿汝城南面密布敌军碉堡干线，从泰来圩至大坪圩一带，有30多座敌军碉堡。为扫清西进障碍，红三军团四师十一团在团长邓国清、政委张爱萍的指挥下，一面钳制县城之敌，一面强攻泰来圩至腊岭一带敌军守备较弱的碉堡线。在攻打泰来圩之黄家寨碉堡时，屡次被敌军密集的火力所击退。此时，恰好彭德怀军团长来到前沿阵地，见此情况，便指挥炮兵作了调整，亲自执炮，只一发便打掉了黄家寨碉堡。11月3日，战斗呈白热化，虽然上有国民党军的飞机轮番轰炸，前有敌军重机枪的疯狂扫射，但头顶柳圈的红军战士毫不畏惧，愈战愈勇。飞机一来，战士们隐匿在草丛中；飞机一走，战士们则用土炮猛轰敌军碉堡。至4日，红军相继攻下泰来圩、城头寨、米筛岭、伍桂岭、腊岭坳等几处主要碉堡据点，并捣毁沿线碉堡三十余座，顺利打通了官路下至文明司山田铺的道路。

与此同时，红军三、八军团一部经崇义之古亭、丰州抵集龙，翻越台弯岭，并经益将上洞、下洞后，攻占腊岭之芭蕉垅、木栏隘，国民党守军一个排弃关而逃，红军随即进入永丰破石界、山口等地宿营；11月2日，红三军团的又一部从江西上堡进入汝城的濠头。濠头是汝桂边界的一个山区乡，境内山恋起伏，林茂幽深，既是土匪常出没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红三军团二十师一部自江西上堡进入濠头，抢占了汝桂交界的要隘石壁山，扼阻了桂东守敌向濠头增援;并乘胜占领了濠头圩附近的庙下店碉堡，围困了五里牌炮楼守敌三天三夜，沿途摧毁敌碉堡10余座，掩护大部队向南折西前进。

主力军抢机挺进

为打破敌人的阻击，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国民党阻击部队未到之前，迅速抢机挺进。10月30日至11月1日，红一方面军八万六千余人即由文英、丰州、古亭、上堡、乐洞、聂都等地分五路进入汝城之热水、集龙、益将、濠头、东岭等地，并迅速向前推进。抵热水圩的右路红军（三、八军团一部），分两路向土桥前进，一路经邓家洞、大水山；一路经五里牌过穿风坳，两路均在流溪汇合后经黄牌抵土桥、东岗岭一带；抵集龙之红军（三、八军团一部），过台弯岭，经益将上洞、下洞、芭蕉垅，永丰木栏隘、破石界、山口转铜坑进入土桥；抵濠头之红军（三、八军团一部），在围攻濠头敌军后，经濠头之游家、埠头、社溪，永丰坳、涧布及土桥往南岭背挺进。抵热水东江水、鱼王的中路红军（红一军团第一师、中央和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在高桥水分两路向西南方向前进，一路经轮子坳进入东岭、八丘田、三江口一带，并由新桥经界头向九峰山前进；一路翻山坳过九龙江进入大坪，并经新桥、界头转入延寿、岭秀、文明；抵东岭的左路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九、五军团）则经大管塘、中心洞、三江口，沿湘粤边境直取城口。

11月3日，红军总部进驻热水，并在热水老街一栋简朴的民房中设立指挥部，统一指挥部军团的军事行动。热水群众主动引红军到汤河旁用温泉水疗伤，红军用温泉洗浴后，消除了疲劳，恢复了体力,斗志昂扬地迈上了战略转移的万里征程。至今在热水汤河旁还留有“红军池”。

11月4日,红三军团打通了县城南面至延寿西进的通道后，红军大部队伺机迅速经泉水，向延寿、文明转移。5日，抵泉水的红军（三、八军团一部)：一路由殿下、杉树园，经外沙之珠目、延寿九如、桑坪，再经外沙五里墩，抵山田坳等地；一路经南水、梓槽抵延寿牛调尾、烂泥坑一带。抵井坡的红军（一、九、五军团一部)：一路由上袁经黑坳，抵延寿温坪出新坡；一路由游家圩经界头、马脚岭抵小垣、简家桥一带。抵九峰的红军（一、九、五军团一部)，因遇粤军堵截，在九峰与汝城交界的砖头坳一带与敌激战数小时后，即甩开敌人，折向麻坑、石下抵小垣。

红军抵小垣、延寿后，在小垣、简水、东寿、官坑、下杨、桑坪等村宿营，积极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打土豪，除恶霸，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如在简水井头村抓到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铲共”义勇队中队长简居敬，红军出布告公布了他的罪状后，就地执行枪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红军在小垣、延寿驻扎时，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仅白云附近村庄，一次就有34个青年参加了红军。红三军团在延寿官坑村宿营时，该村村民胡四德筹集105担稻谷，3头生猪，12只鸡，供给红军食用。红军走后，为防止被国民党军队和胡凤璋保安团搜到，胡四德忙偷偷地将这张借据藏入灶台。到1996年，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挖到这张借据时，它已在墙洞里深藏达64年之久！这张红军借据被发现后，立即引起了上级党政军领导的高度重视，一致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1997年5月17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共汝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武部在官坑村举行隆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长征途经汝城借据兑现仪式”，汝城县人民政府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了1.5万元人民币。胡运海却将其中的13930元损献给村里新建学校。

11月6日，各路红军迅速通过延寿，由山田坳、城江、山眉分三路进入岭秀、盈洞，在岭秀之永利、大兴、长洞、大源和盈洞的新聚、坳下、盈洞圩、新联等地宿营，其先遣部队则越过百丈岭，于当日下午五时许抵达文明司。时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李湘民（李涛）和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宋裕和，匆匆路过家门，无暇会见亲人。

后卫激战延寿河

红军大部队刚通过延寿，国民党粤军独立第二师及独立第二旅与独立第三师及独立第一旅分别从广东城口、江西大余出发，向延寿衔尾追击红军。驻汝城的湘军陶柳部与胡凤璋保安团也派其一部经外沙磻溪赶往山田坳进行尾追。而此时，红军后勤部队大批骡马、辎重却拥塞于延寿向西的山间小道上，行进迟缓。当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二个师及二个独立旅追至延寿简家桥、中洞、九如、桑坪一带时，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不得不拼死阻敌。粤军在增援的湘军及胡凤璋保安团的配合下，与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反复争夺延寿江边制高点青石寨，许多红军战士倒在江中，情况万分危急！军团长董振堂猛地一声吼：“跟我来！”手端冲锋枪，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夺回了青石寨。经过三日三夜血战，终于掩护辎重队伍顺利通过。次日，红八军团二十一师、红九军团二十二师、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岭秀八里坳、钩刀坳、百丈岭一带筑好了工事，以居高临下之势阻击数倍于自己力量的湘军，并与敌激战至13日黄昏，完成阻击任务后西进宜章赶上了红军大部队。

延寿战役，就国共双方影响都是深远的，就共产党来说，延寿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最具标志意义一仗，中央红军甩掉了包袱(辎重)轻装上阵；而国民党发现了红军西进北上大转移的战略意图。蒋介石认为延寿战役是弄清红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在这一仗以前行营命空军侦察红军动向，总是找不到真实具体的情况)⒀。

文明圩集结休整

11月7日，中央军委纵队，其他各军团陆续抵文明司，并分别在五

一、秀水、韩田、沙洲、新东、文市等地宿营。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卫戌司令部等领导机关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同时，红军还在文明街、沙洲村等处设立银行兑换处，开展了兑现“苏钞”、严打土豪劣绅等活动。红军部队陆续在文明停留了七天七夜，文明群众热情帮助红军，有的替红军砻谷、筛米，有的给红军烧水做饭，有的帮红军照料伤员，使红军部队得到了较好的休整。至今，在文明乡还流传着“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长征期间，邓颖超、蔡畅等三位女红军住在沙洲村徐解秀家。邓颖超看到徐家一贫如洗，连床棉被都没有，于是将自己的棉被剪下一半，留给了徐家御寒。临走时，徐解秀丈夫带着三位女红军追赶大部队，后来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徐解秀是世纪同龄人，前些年已去世，但她珍藏的那半条棉被却成了那段伟大历史的见证物，后来作为革命文物，由博物馆收藏了。

11月8日至10日，红一方面军各军团陆续经盈洞、文明往宜章、郴州方向挺进。11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嘉奖令：“赞扬三军团长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⒁

在第二道封锁线上，虽然国民党布下了重防，但在汝城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红军浴血战斗，奋勇向前，胜利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注释：

军军长范石生就两军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意见，史称朱范谈判。⑵孔荷宠：时任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团长；1034年7月，在红军大学学习时只身潜逃，投靠国民党，摘自《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⑶、⒀引自《截不断的洪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⑷引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⑸引自《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⑹潘健行，又名潘汉年，时任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⑺何长工，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⑻陶广，湖南醴陵市人，时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军第二纵队六十二师师长；⑼胡凤璋（1874—1949年），又名训忠、丙镗，汝城县马桥乡石泉村人。时任汝城县保安团团长，汝城“铲共义勇队”总队长，汝（城）桂（东）宁（岗）（遂）川边区“剿匪”指挥。拥有枪支二千五百多，是当时湘粤赣边界武装力量最强的土匪；⑽朱凤鸣，汝城县外沙乡外沙村人，当地人称“西王”，胡凤璋得力干将，时任汝城“铲共义勇队”副总队长；⑾引自《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⑿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⒁引自《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