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行供给侧改革,及其其主要内容

第一篇：为什么进行供给侧改革,及其其主要内容

1、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为什么要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供给侧改革主要内容是什么？

原因：

（1）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等。这些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长效果，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问题。其中，产业结构问题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区域结构问题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要素投入结构问题表现在资源能源、劳动力、资金等一般因素投入比重偏高，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排放结构问题表现在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比重偏高；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问题表现在过多依赖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特别是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结构问题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较大），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需求管理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化解。

（2）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

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和释放流动性等手段，拉动“三驾马车”来实现经济增长，属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高房价或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压力加大、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企业效益下降、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遗症。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许多城市的房价已大大超过多数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35.7%，个别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超过2%的警戒线。这促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3）推进供给侧改革与推进全面改革是吻合的。

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改革也正是要推进这些改革，故推进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4）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们要追求的发展是综合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权益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能源、保护环境，而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资源能源、保护好环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以较少的资源能源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是发动“三大发动机”，即推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而推进供给侧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发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故推进供给侧改革可以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1）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威廉·配第的这一论述，第一次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2）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供给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激励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释放供给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2015年以来，我国城镇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去库存化和“后土地财政”的压力和挑战，农村则开始进入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试点阶段，推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长期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进。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为主。2002—2008年进入以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新时期。当前，我国金融正处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阶段，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国内来看，金融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市场之一，由于改革不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4）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5）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可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上找原因，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刻不容缓。

第二篇：中国茶产业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

中国茶产业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

2016-2-27 10:37 来源：中国营销传播网 作者：谢付亮

摘要：“供给侧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供给侧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据新华网报道，2016年1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中国茶产业要消化过剩产能，成功升级转型，度过卖茶难关，同样是必须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提高茶叶品质、优化各类存量，塑造茶叶品牌。那么，地方政府和茶叶企业具体应该如何做呢？在谈改革策略之前，谢付亮认为我们必须真正明白茶叶的根本在于品饮，一心一意从五个方面做起，帮助消费者拥有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获得更多的快乐体验。

第一，茶叶产品必须改革，让茶叶回归茶叶，快速合理地降低茶叶之外的成本。虚荣心最终会降低人的幸福指数，依靠虚荣心、面子获得的满足只能是短暂的、肤浅的，只能算作是饮鸩止渴。地方政府和茶叶企业都必须看到这一点，让茶叶回归到茶叶，让真正健康的茶叶有效满足消费者的“口腹之欲”之后，再去谈更多形而上的东西。所以必须提醒，谢付亮绝不是否认茶叶的“面子功能”或其它功能，但必须拿捏分寸，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改变了茶叶的本质。

尤其是，现在是地球村时代，但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个时代，一切都要靠口碑，而口碑的基础是道德，是慎独，是对自己的真正约束，而不是装逼，也不是卖弄。装逼的时候，把消费者当傻逼，最终苦逼的还是整个茶产业。例如，农药残留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真正解决，否则茶产业苦逼的日子还在后面。一定是这样，因为信息越来越透明，你不把消费者当回事，消费者就会抛弃你！缺德等于缺钙，整个茶产业都要引以为戒，缺钙的必须补，从茶农到茶商，一个都不能少，这是根本，永远不能忘！

第二，茶叶价格和茶文化都必须改革，让价格和文化走向百姓，做立足老百姓的著名“民牌”，而不是高处不胜寒的著名“泯牌”。可口可乐谁都买得起，但可口可乐公布的财报数据显示，公司2014财年净营收为459.98亿美元。这个销售额与中国茶产业的销售额相比，差距一目了然。我们要普及茶叶，让老百姓喝茶，多喝茶，价格回归是一个永远绕不去的“山峰”。主流价格回归了，就能逐步普及；回归不了，普及就是天方夜谭！

对于茶文化而言，我们要清楚文化是自然的流露，不是装腔作势的结果。茶文化要的改革就是要“回归”，要促进茶叶消费，不仅要走近消费者，更要走进消费者，深度进入消费者的内心世界，而不是装神弄鬼。谢付亮反对任何形式的神话茶文化，茶文化不可能代替信仰！过去不能，现在不能，未来也不能！若要把茶当做神，那是天大的笑话。如果有些人现在想不通，那么，总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不要着急，慢慢喝茶就会明白。

第三，茶叶销售渠道必须改革，以保障消费者的购买便利。线上线下、电商、O2O等等都是概念，概念本身价值不大，代替不了商业的本质，利用好了才有价值。换言之，销售渠道要彻底“回归”到消费者，而茶商则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渠道，不要盲目追求新概念、新模式，否则必然会邯郸学步，连自己擅长的也丢掉了。例如，无论怎样改变，实体茶叶店永远不会消失，就像电子书不可能完全代替纸质书一样，只是让消费者多了一种选择！

但是，一切的实体茶叶店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审时度势，做适度创新，才能生存和发展。正因为此，远卓品牌策划公司在卖茶万里行的基础上，推出了一对一帮扶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合适的茶企或茶叶店，先帮助其整合免费资源，梳理并充分展示自己的独特优势，让消费者立即明白“我们的茶叶品质很好”，同时根据茶叶店的自身状况，帮助其快速提高客户数量，快速提高团队销售能力，然后再帮助其快速提高成交率和客单价，从而促进其销售业绩快速增长、稳步增长！

总之，整个世界正在加速返回“村落时代”，这是大势所趋，中国茶产业同样不能漠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企业乃至任何一个茶叶公共品牌，只要想在这个产业立足下去，大家都必须及时把握并及早从上述三个角度进行“供给侧改革”。

第三篇：供给侧改革的内容[最终版]

供给侧改革的内容

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

要想搞清楚供给侧，首先要明白“侧”是什么意思。“供给侧”的“侧”字并不是“侧重”，而是“端”、“一端”的意思，供给侧改革也就是从供给这一端来进行改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需求侧。“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平衡。

若是要比较清晰地弄清供给侧应先了解供给。供给，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

中国经济的增长迈入了泥潭，供给侧的改革登上了舞台。此次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不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一场结构性的危机。

供给的范围和水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切影响社会生产总量的因素也都影响供给量；但是，市场供给量不等于生产量，因为生产量中有一部分用于生产者自己消费、贮备或出口，而供给量中的一部分可以是进口商品或动用贮备商品。提供给市场的商品，不仅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具有凝结着一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因此，供给不单纯是一种提供一定数量的特定的使用价值的行为，而且还是实现一定价值量的行为。

供给显示了随着价格升降而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某个体在每段时间内所愿意卖出的某货物的数量。在某一价格下，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某一货物的总数量称为需求量。在不同价格下，供给量会不同，供给和需求也就是说价格与需求量的关系。

供给侧要素，不仅是劳力、土地和资本，有人又加上了创新，其实是不是应该把创新合并在劳力里去，值得推敲商榷，但是创新是个根本性的大事，是企业生存和生命力所在。土地至少是个场所、场地问题，劳力是动力，那么，资金（流动的固定的）就是粘合剂。

“观察问题，看到病症很重要，找准病根更重要。目前，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主要矛盾就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已在供给侧。现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在递减，而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同时不少消费品供给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导致人们出国买马桶盖、电饭煲甚至药品、牙膏。只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

总体上，必须看到，尽管中央政府大力提倡创新，但国家的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实际政策的制约。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包括上面所讨论的过度金融和互联网。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尤其是错误的供给，弥补供给不足，从而找到新的供给，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四篇：教育供给侧改革有什么内容

教育供给侧改革有什么内容

十八大以来的教育发展，核心是公平、立德和改革，而公平和立德是教育质量中最本质的内容，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是关键。

历经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教育改革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基本的走向和最终的归宿。这其中，学生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最终体验者和消费者。改革要取得成效，要将“以学生为本”落到实处，就要使各项改革举措既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习惯，又能不断提升学生的实际获得感。这正是教育领域“群众路线”的最终落脚点。学校要给予学生充分自由、平等、公平的发展机会，在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课程标准框架内，促进其健康快乐成长。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学校治理和服务供给要对每个孩子发展提供支持和促进，为学生成长一生、和谐地进入社会奠定身心基础。政府是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主导者，决定着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目标与过程的吻合度等，影响着资源供给和服务质量的高低，更为重要的是，还决定着教育政策和治理方式的供给。这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解决当前教育领域痼疾顽症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原因导向，均衡与公平问题、质量和效率问题、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问题、国家需要与个人期望问题等，这其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是关键。

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性，使其更贴近学生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做到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又能对准未来社会的需求。因为说到底，学生最终是要离开学校的象牙塔，遨游驰骋于社会的。这就具体落实在对教育领域原有供给、服务的改造和转型上，在培养方式、学段衔接、专业部署、课程设置、考试评价、就业指导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等众多领域，努力调整改善原有教育供给中的僵化、单

一、缺乏个性和吸引力、脱离学生实际、不尊重和保护学生爱好和成长的做法，实现育人减负的“降成本”、人才培养的“高效率”、评价考试的“扬长与补短”、就业创业的“产能提升”等。只有教育的供给端实现转型升级了，有效的教育供给、精准的教育供给、创新的教育供给才能够真正解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问题，仅仅靠减少、降低和限制手段，是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期待和需要的。

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是丰富教育供给结构问题，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替代和打破原有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课程资源、僵化的考试评价供给结构。因为教育最核心的质量不是擅长“加工”而是善于“发现”，发现每一个孩子的禀赋，并进一步保护、支持其成长，这是教育应有的属性。这就具体落实在诸如教育领域的“学区制下的区域教育供给”替代和优化“单一学校教育供给”，“9年、12年一贯制和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优化“对学生分段加工层层选拔”，“考试科目自主选择”替代和优化“文理分科统一科目的考试”，“面向学生的课程设置和拓展资源的社会实践”替代和优化“统一开设的课程和程式化的社会实践”，“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治理”替代和优化“职责不清的教育管理”，“高精尖创新中心和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替代和优化“僵化管理科研项目和计划分配”，“普职高的贯通培养”替代和优化“规定分配职普比例”等等一系列改革的着力点上。只有教育的供给侧实现丰富多元可选择，才是对学生和人民群众需求的最大尊重，才有可能不再用规定、纪律和号召去“引导”需求，良好的教育生态才能够真正实现绿色、协调、持续，改革的成果才真正能够让人民群众乐于分享，而不是“被分享”。

消费观引导下的广义教育资源供给与服务，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建立服务于学生成长的“统一战线”，就必须努力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性，尊重和贴近学生的消费习惯，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努力改善教育供给结构，形成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新供给侧结构，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的根本转变。

教育供给侧改革该如何入手?

“创新创业教育必须打破应试教育的顽固堡垒，教育计划应该满足市场需求。”1月26日上午，“教育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创业研讨会暨„云谷创新社‟教育成果鉴定会”在北京经济日报社举办。本次会议由《经济》杂志社中国教育研究发展中心、赛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创业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全球性的教育学概念

会上，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原副理事长滕纯分析了当前教育改革的背景，“1984年，美国的一份报告《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引起轰动，美国进行了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教育改革。在德国，职业教育占教育的70%，科研学术只占30%，这才造就了„大国工匠‟的体系。中国目前也处在教育改革之中。”

滕纯认为，创业不能仅仅被视为创办一个企业，而是渗透于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创造性地开拓或者破坏旧有规则，进行针对性教育，以促进社会的创业氛围，培养创业者的方式。可以说，创业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全球性的教育学概念，培养和提高学生(学员)的创业素质，包括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创业心理品质和创业知识等，承担着企业家、职业经理人、职业化员工、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素质提高等重要支撑作用。凡是经济发达区域，创业教育都发展迅猛，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四种途径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

中国城乡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梁葆真作了《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措施与途径》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创业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教育的“第三本护照”，被赋予了与学术教育、职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创业教育不仅传授关于创业的知识与能力，更重要是要让学生学会像企业家一样去思考。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以走依靠创业教育推动创业发展的道路，在此背景下，创业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更大的责任。

梁葆真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创新创业教育的途径，需扩展功能链条，促进创业教育与创业活动的联动，集成创业教育、创业辅导、天使投资等;构建多元主体，充分发挥高校、职业学校、社会培训机构、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组织作用，强化创业教育机构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形成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事业单位投入为主体的创业教育多元化投入机制，设立创业服务窗口，为各类创业人员提供各种相关资讯服务;注重内容开发，加强实践与调研，加强创业实训，加强创业精神培养，激发创业热情，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根本转变

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刘洋作了《创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思路》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学生是公共教育服务的最终体验者和消费者。消费观引导下的广义教育资源供给与服务，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的根本转变。而“高精尖创新驱动和鼓励学生创业创新”丰富和替代传统僵化、过时、单一的专业课程体系是其中的关键。

刘洋分析说，产能过剩、就业供给不足倒逼创业创新，而创业创新也面临着传统教育模式、创业扶持监管不足、高校未能发挥充分支持作用、社会创业教育还较少等现状，因此需要加强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重点突破、经验示范，加快职业学校创业教育转型，广泛开展面向社会的创业教育，构建包容创新的学习型社会，普及中小学创业教育。

“与九年义务教育之于提高全民基本素质一样，将创业教育纳入素质教育与政府责任，扶持创业教育优先、率先发展，尽快形成„多层级、多类型、广覆盖‟的创业教育格局，吸引更多人关注创业、主动创业，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来说无疑是一条破局良策。”刘洋总结说。

据悉，《经济》杂志社社长陈志强，副社长陈颖，社长助理赵琬姝,《经济》杂志社中国教育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赛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辛世伟，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原副理事长滕纯，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郭永福，中国城乡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梁葆真，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企业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一杨，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刘洋，教育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袁军，中国消费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孙伟，长春信息学院副院长马维东，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职业教育产学研联盟常务理事张相林, 《经济》杂志社书画艺术中心主任赵永博、中国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季晓秋、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璐等专家出席了研讨会。

第五篇：供给侧改革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