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红军长征“湘江防线开放”的前因后果-王熙兰论文

第一篇：试析红军长征“湘江防线开放”的前因后果-王熙兰论文

试析红军长征“湘江防线开放”的前因后果

王熙兰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 桂林 541006）

（上传者即作者本文正式刊载于《学理论》杂志在2010年第7期）

[摘要]：中央红军长征能突破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翻越老山界继续西进，除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之外，还由于蒋桂之间的复杂矛盾导致桂系主力南移而“开放湘江防线”，一方面，蒋介石欲借聚歼朱毛而“剿红灭桂”，另一方面，桂系为确保自身利益而阳奉阴违“让路送客”，其微妙过程揭示了当时军阀内部明争暗斗而造成关键时刻空出过境走廊的前因后果。

[关键词]：红军长征 蒋桂矛盾 湘江防线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蒋介石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时，桂系“开放”湘桂边境，向红军“敞开”湘江防线过境走廊，一直是史学界研究探讨并有过争论的历史之谜。仔细考察研究蒋桂之间历史上的恩怨过结，就会明显地发现蒋桂矛盾激化导致桂系军队南移敞开湘江防线的前因后果。

一、保护自身利益是桂军南移向红军敞开湘江防线的主要起因

（一）桂系“让路送客”一举三得。经过多年军阀混战之后，广西军政首脑李宗仁、白崇禧的基本方针是确保新桂系利益不受外来侵犯。当中央红军从湘南欲过潇水进入广西时，新桂系既不愿在道县与灌阳之间的湘桂边界硬堵，也不愿在灌、全、兴这块地盘上与红军纠缠激战而耗损军力。那么，如果找个合适的理由和时机，将全州、兴安桂军主力从这条防堵通道上向南撤至桂林，灌阳永安关文市圩及雷口关、清水关、永安关主力南撤到恭城龙虎关至平乐一线布防，这样就可一举三得：一是堵住红军无法进入龙虎关到广西腹地，二是敞开湘江防线让红军尽快过境而减少在桂北的战事，三是同时防堵蒋军嫡系借追击红军而大举入桂。正是基于上述这些考虑，桂系才对由湘入桂的中央红军作出“让路送客”的决策。

多种史料和当事人回忆都证实，左右桂军行动的决策人是桂军首领白崇禧，他早在北伐时就曾在蒋身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他深知蒋多年来憎恨桂系并觑觎两广的种种算计。当时有人判断朱毛红军突围转移可能会被蒋军逼得沿三个月前肖克红六军团所走桂北的灌阳-全州-兴安线路或由龙虎关经平乐入广西腹地，白崇禧就把这种态势比作“前面进狼后面跟虎”，其后果不堪设想。

（二）相关重要情报促使桂系作出“让路送客”的决断。红军长征初期，蒋介石便给白

崇禧发来电报：“共军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即全州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 [1]随后，蒋派飞机将两个军三个月的经费及堵剿计划、密电本等送到广西，白崇禧则复电“遵命办理”。而白的心里则在盘算着另外的计划。

桂系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判断：红军只不过是路过广西，不会在广西立足。有不有必要在湘江以东地区拼力堵击红军呢？朱毛红军有十万之众，来势凶猛，桂军只有两个军，辖五个师十六个团，总计两万余人。白崇禧认为：“归师勿逼，逃师更不可逼。”如用两万人去堵十万红军，不被红军吃掉，也会打得两败俱伤。无论出现哪种结果，蒋介石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尾随而进入广西腹地，最终导致广西沦为老蒋的天下。这显然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最担心的事。

曾在桂系军队任兵站部参谋长的汤垚回忆说：“潜伏在上海的王建平（广西平乐人），与白为保定同期同学，私交甚厚，已混入蒋军中央参与机要，不断为白搜集情报，经常住在上海，密电报称：‘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一天，白禧找我谈话，出示王建平电说：‘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我现在就到龙虎关去，你也在今晚赶到平乐，召集民团指挥官蒋如荃和县长乡长等到平乐开会„„” [1] 桂系既然知道蒋介石要想在消灭红军的同时趁机以足够理由吃掉广西李、白和广东陈济棠，所以就暗中有了自己的对策和行动方略。为确保自身的利益，桂系的高级军事会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既要防共，更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硬堵[2]；同时还不能让蒋看出破绽。而最佳办法是：在红军入境前，将部队布防于湘、桂边境一带，摆出奋力堵击红军并与之决战的架势，用以应付蒋介石；如果红军仍按三个月前肖克六军团故道过境，桂军则向南后移，在桂北灌阳—全州—兴安让出一条通路，使红军尽快渡过湘江过境，而不让其进入广西腹地；红军通过时，可相机实施侧击或追击，这样既可促使红军快走，也不会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同时，还要想办法将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李云杰的追击部队堵在广西地盘之外。桂系采用这样的策略，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

（三）桂系识破蒋介石“剿红灭桂”阴谋，“让路送客”为红军提供了乘虚过江的有利战机。如前所述，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一举除三害”，借追击红军而占据两广。而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则另有打算。他们要摆出一副配合老蒋夹击朱毛红军的架式，并以此向老蒋叫板要价。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先拨付一百万元军费和物资立即空运到广西武

鸣，同时向李、白许愿，如果围歼朱毛成功，将委派二人为黔桂绥靖正副主任。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的封官许愿开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他们最务实的就是趁机将老蒋的军费和物资弄到手，随后就是保存实力，不让蒋的“剿红灭桂”阴谋得逞。

诚然，蒋桂之间的多年争斗使双方积怨益深，蒋介石也的确视桂系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基于李、白在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中的较大影响力，蒋也只好等待机会。“朱毛西窜”成了蒋期盼已久的机会。然而，白崇禧利用他安插在南京的内线早就得知了蒋的阴谋计划，他对兵站参谋长汤垚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夏煦苍（夏威）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梧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 [1]新桂系首领李宗仁也在他的回忆录中揭穿蒋介石“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肆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共军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赤匪，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9]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重点防蒋“藉剿红而灭桂”的战略思想和应变方略是非常明显的。据桂系高参黄启汉回忆说，白崇禧在湘江战事前就对桂系第七军军长廖磊明确作了交待，必须在湘桂边境雷口关、清水关、永安关等四关沿线建筑防御工事，对红军只宜“追击”不宜“堵击”，对蒋军就必须堵击[3]。由此可见，白崇禧对蒋介石的阴谋已进行了周密防控，而对朱毛红军则决定避其锋芒，敞开湘江防线通道，以侧击、尾击方式逼红军尽快沿过境走廊穿越桂北，确保既无红军进入广西腹地或滞留桂北，也无蒋军进入桂境。这就是桂系的两全之策。1934年11月18日红军占领湖南道县，桂军接白崇禧电令：“将四关工事星夜挖去，让红军通过”，桂军的“让路送客”为红军提供了乘虚过江的有利战机。但遗憾的是，红军并没有充分利用这天赐良机。

综合多种史料证实，桂系既要逼红军快速过境，又要确保蒋军嫡系不入广西地盘。桂林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虞世熙回忆说：“当蒋军进入广西边境时，桂系第七军覃连芳师的七十团在文市附近缴了中央军总指挥周浑元的先头部队两连人的枪，经保证不再进入广西以后才驱逐出境然后发还武器。这就是警告蒋军不要打广西的主意。结果，周浑元所率李觉、陶广等师都不敢沿着红军所走的路线尾追红军„„而由黄沙河侵入的薛岳、陈光中两师也因此而退回湖南，不敢深入广西境内。” [2]由此可见，新桂系集团对“防蒋灭桂”是有着周密对策和应急预案的。

白崇禧在“防共”会议上明白地指出：只要红军不侵入广西内地就行了„„所以，白崇禧就将手下十多团人摆在红军经过路线以南各地区，只作监视的状态，有些虽然与红军侧卫

或后卫部队小有战斗，但一经接触，桂军即行溃退。他们并不是怕红军侵占广西，而是怕蒋介石“明取西川，暗夺荆州”。桂系高参刘斐也有相近的回忆说，白崇禧曾专门交待七军各师，对朱毛后卫部队可以侧击和追击，决不能迎击，白称其为“打尾不打头”，促使红军快走。桂系七军七十团的团副黄炳钿也有相似的回忆，“李宗仁白崇禧既畏红军勇敢善战，又怕蒋介石中央军藉追击红军为名，乘机侵占广西，遂调第七军及第十五军，先集中桂林、平乐，进入恭城、兴安一带地方，避开正面战斗，只占领侧面阵地，拒止红军进入桂林。”[4]上述情况，既透出了桂系集团防蒋保桂的真实想法，也道出了白崇禧对整个形势的战略布局。

二、桂军南移过程关系微妙，巧妙的时间差为下步行动铺平道路

（一）多种史料证实桂军早就作好了南移准备。据笔者对湘江战前蒋桂关系的考察研究发现，被称为“小诸葛”的白崇禧实际上是在与老蒋玩电报游戏的过程中巧妙地打了个时间差，既达到了主力南移避敌锋芒敞开防线保存实力和地盘的目的，又不让蒋介石抓到把柄。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指示其高参刘斐以李宗仁的名义向蒋介石直接发电称：“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5]这时，桂军已作好南移的一切准备，个别部队已悄悄南行。2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桂军调整部署的计划。一夜之间，桂军主力全线南撤，仅在全州留两营干训队，灌阳留一个团，兴安留一个团，其余皆南移至恭城龙虎关至平乐一线。就这样，从全州到兴安六十多公里的湘江沿岸已无重兵把守，湘江防线实际上已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过境通道。[8]

（二）电报为桂系创造了部队全线南移的时间差。桂系为何要用电报这种通信方式糊弄蒋介石呢？这是因为，当时最快捷的通信手段就只有电报。红军行动的情报也只能依赖电报向蒋汇报，尾追红军的“中央军”屡吃败战，根本不知道红军的行动方向和战略目的，也难以得到准确的情报，而当红军逼近湘南时，白崇禧就有了自己编撰红军行动情报的自由空间，于是他在电报中用了一串模糊语向蒋介石表述“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的情况，为将灌阳永安关、清水关、雷口关及兴安、全州的桂系守军主力南移备足理由。一向聪明绝顶的蒋介石，居然没有提防到桂系竟会这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桂军先做出要在湘桂边境的灌阳县永安关、清水关、雷口关和兴安、全州湘江沿线“奋力堵击红军”的样子，那只是为了给蒋的那三个月军饷作一个回应罢了，而实际上白崇禧早就作好了主力南移的一切准备。那么，他们在行动上为何要边奏边南移呢？这是因为，第一，白崇禧的打算是，不管你老蒋是否批准，我都得将主力南移，决不与红军正面交锋两败俱伤；

第二，当时通信手段相对落后，桂系一边电奏，一边让主力南移，蒋介石和他的军事指挥机关也不会准确知道桂系军事部署调整和行动的具体时间。第三，白崇禧拿准了蒋介石会批准他的军力部署调整行动，所以胆敢提前南移，即使出啥问题也是老蒋负主要责任。第四，白崇禧在下令桂军南移之前就跟湘军何键所辖刘建绪军长直接联系要求南下全州合击红军于湘江沿岸，如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快速过境，这也有湘军的一份责任。

在红军刚占道县尚未进入广西灌阳四关时，白就有了提前一两天时间的自由发挥——他把红八、九军团进入湘南江华的“敌情”加以放大，说成是红军主力向江华、龙虎关压迫，“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就在这一天的时间内，桂系要求调整部署主力南移的报告获得了蒋介石的首肯，白崇禧正是利用这个时间差换得了一个合理合法地主力南撤。

蒋介石发现桂湘两军行动迟缓，以致使红军安然过江，便致电白崇禧“何以全州至咸水一线，并无守兵，”斥责桂军 “任匪从容渡河”，严令桂军按“预定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6]白崇禧接电后还是不愿死堵红军而消耗自己的军力，只是命令部队向界首方向警戒前行，当桂军缓慢进到塘市光华铺一带时，遭到了事先赶到那里抢占高地的红三军团四师十团的顽强阻击而不能前行。红十团虽然在激战中牺牲了团长沈述清和参谋长（后代理团长）杜中美，但在政委杨勇和三营长张震等的指挥下英勇抗击桂军，保证了中央纵队在界首渡口的安全抢渡。然而，由于红军整体行动迟缓，还是失去了最佳抢渡湘江的战机，致使后续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

三、红军三大阻击战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东岸的计划，桂军的“侧击”为他们的“开放边境”敞开湘江防线找到了开脱的理由

（一）蒋介石严令“合击聚歼”，桂系依然“只追不堵”。坐镇南昌的蒋介石于27日从湘军一路军司令刘建绪的报告中得知桂军南移后湘江防线无兵把守的情况后大为震怒，于28日发电给桂系，严斥桂系“放弃堵剿朱毛赤匪之职责”，严令湘、桂两军对已过河的红军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河的部队进行堵击，仍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地域”。尽管蒋介石严令“合击聚歼”，但桂系还是奉行“只追不堵”原则。

接此严令后，“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即下令抢占全州的刘建绪部三个师迅速南下，妄图封锁从全州至咸水的湘江沿岸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从咸水到灌阳的防务。狡猾的桂军却未按蒋介石和何键的旨意沿江北上与湘军衔接以全面封锁渡口，而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而防红军南下桂林，另以主力从龙虎关北返灌阳新圩向红军后续部队发起侧击。桂系如此行动，还是奉行“只追不堵”的方针。他们在新圩向红军发起侧击，既可向蒋介石交差，又能防止“中央军”借尾追红军大举入桂。

当朱德在11月27日傍晚先后给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下达左右翼阻敌掩护的作战命令时，左翼灌阳之桂敌和右翼全州之湘敌并未积极主动出击。敞开的湘江防线约60多公里的可渡可涉江段已被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所控制。

与此同时，白崇禧收到谍报：朱毛红军之前锋已渡过湘江，占领了界首至屏山渡约六十里湘江河段及若干渡点。到这时，白崇禧认为对红军“让路”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该是侧击“送客”的时候了。

（二）桂军做出会攻姿态，从左翼两处侧击中央红军，目的还是做样子给老蒋看。白崇禧再次调整部署，命令几天前南撤至恭城一线的十五军副军长夏威率本军王赞斌四十四师和七军覃连芳二十四师及一个独立团，立即从恭城北返灌阳，抢占新圩至苏江一线阵地，然后向北截击经文市、水车、新圩地域向湘江前进的红军后续部队，并与自兴安西来的桂军部队在全州的石塘地域形成会攻态势。

桂军向新圩的推进遭到李天佑指挥的红三军团五师的英勇阻击，白崇禧做梦也没想到，将他的一个师加一个独立团挡在灌阳新圩以南三昼夜的正是他的临桂县老乡——五年前曾在邓小平麾下红七军当过红七军特务连长的李天佑。这位21岁的年轻师长率部抢先占领有利山头阻击桂军，掩护中央纵队赶赴界首抢渡湘江，使桂军未能实现将红军“截腰断尾”的计划。

与此同时，在湘江防线北端的全州县才湾脚山铺，红一军团主力也奋勇阻击着南下的湘军；而在兴安的光华铺一带的红三军团四师也将偷袭的桂军死死挡住，保住了界首渡口的安全。

从湘江战役的总态势看，新圩、脚山铺、光华铺三处的阻击战，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东岸的计划，使红军在付出惨重代价的情况下有幸保存了三万多人翻越老山界，然后在湖南通道县改变前进方向，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而在贵州黎平会议后决定兵指贵阳，然后才有遵义会议和毛主席正确领导红军四渡赤水化险为夷的奇迹，中国革命也才从此得以扭转危局。

而对于全力维护广西本土利益的桂系来说，通过在灌阳新圩和兴安光华铺对红军的“侧击”，也就为他们精心策划的主力南移敞开湘江防线、空出桂北过境通道的巧妙行为找到了开脱责任敷衍老蒋的理由。

四、中央红军从容西去，蒋桂之间互相指责

1934年12月2日，中央红军除三十四师等少数部队受阻未能渡过湘江之外，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将士三万多人得以突破湘江防线进入越城岭山区，最后翻越老山界到达龙胜地界，然后进兵湖南通道县和贵州黎平县，并在那里调整进军战略，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突然

兵指贵阳，直吓得在贵阳玩“空城计”坐阵指挥的蒋介石心惊肉跳。

红军突破湘江后，蒋介石急电责问白崇禧：“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中正之外，其谁信兄弟与匪无私交耶？”[7]白崇禧复电驳斥道：“职部仅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东安，不趁其疲惫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二十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1]白之反唇相讥，讽刺挖苦，弄得老蒋无话可答，只有气在心里。

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及此事：“京沪一带的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共军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9][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关于桂系与红军暗中妥协与合作的任何证据，但桂军主力南移空出走廊“让路送客”的情况则毋容置疑，而事后蒋、白二人互相指责的电文也给历史留下了笑柄。

五、结语：

中央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而西进途中最险恶的就是蒋介石部署的桂北湘江防线——即第四道封锁线。历史的结局总是阴差阳错地被某些人所改写。因为蒋桂之间的严重利益冲突矛盾，而在关键时刻出现桂系主力南移空出过境走廊的特别情况，新桂系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没有按老蒋意图全力围堵，而是“让路送客”，蒋、桂、湘三路敌军没有合成“铁三角”，从而形成“过境走廊”；遗憾的是军委纵队和所有红军部队未能轻装行进抓住空档机会快速过江，因而造成灌阳新圩、全州脚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处阻击阵地长时间的浴血苦战，最后导致红军抢渡湘江兵力折损过半的重大损失„„我们今天大胆突破禁区，回顾和研究这段关系微妙的史实，有助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真实全面地了解中国革命史，矫正片面的和错误的观点，从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参 考 文 献 ] [1] 汤垚：红军长征中白崇禧“开放”湘桂边境的内幕〔M〕文史集萃 第六集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3 [2] 虞世熙：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桂北〔J〕广西文史资料 第十七集 1962.7 [3] 黄启汉：红军长征过广西〔J〕广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集 1962.7 [4] 黄炳钿：阻击红军北上亲历记〔J〕广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集 1962.7 [5王熙兰：血染湘江〔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11

[6] ]叶心瑜：放眼看长征〔M〕华文出版社 1996.6 [7] 程思远：白崇禧传〔M〕晓园出版社 1989.8 [8] 王熙兰：腥山血岭——红军长征过桂北〔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10 [9]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M〕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0.6

第二篇：(1004王熙兰论文-重新认识左右江起义的历史意义-nn

重新认识左右江起义的历史意义

王熙兰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专科学校 旅游与休闲管理系，广西 桂林 541006）

（上传者即作者本文已刊登在《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4期）

【摘要】80年前的广西左右江起义——即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暨红七军红八军成立，是中国革命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求真务实、与王明“左”倾路线作坚决斗争，使土地革命在广西及桂黔湘边少数民族地区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重新认识左右江起义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力，对我党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理论联系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相当的示范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左右江起义邓小平红七军 历史意义

1929年至1930年，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同志前往广西，先后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也称左右江起义，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80年过去了，这两次起义的重要意义和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影响，依然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和探研。

这两次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功实践，也是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振臂突起的重要武装行动。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所以，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此前，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民革命领袖在湖南、江西等省农村广泛发动了农民运动，还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广西壮族农运领导人韦拔群就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课。壮、瑶、苗、侗等广西少数民族是中国南方边远山区最穷困的群体，他们深受国民党统治者和地方军阀的残酷欺压，而当革命到来时，他们便自觉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左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农民骨干的高比例就足以证明。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举行的两次规模较大和影响深远的起义，它与前三次武装起义一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低潮和白色恐怖时期大大鼓舞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经过统战工作团结了一批广西军政高层要人。特别是百色起义选择在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日子里，更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和坚决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这种精神和决心对于当时革命队伍中某些人的迷茫状态起到了唤醒作用。在前三次起义纷纷失败，革命义士惨遭屠杀的白色恐

怖情况下，“中国革命究竟向何处去？”武装起义在何地何时举行最为恰当，怎样创建一支人民军队，诸如此类的问题，右右江起义的事实作出了很有启发意义的回答。

三、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与毛泽东所倡导所实践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方式不谋而合。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并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及地方苏维埃政府。起义时，红七军有兵力只有4000余人，红八军只有2000余人，后来两军曾发展到近万人，另有一支脱产的工农赤卫队约八九千人，几方面的武装力量共有两万多人，这支武装力量足以令敌人心惊肉跳。尽管红八军在龙州起义不久因遭东山再起的新桂系李、黄、白的军队镇压而解体，但其一部分后来加入了红七军，成为红七军的一部分而继续战斗。红七军在人数最多时拥有约一万二千多人，这支军队在右江地区和桂黔边界曾屡创敌人。1930年9月其主力离开右江后，在邓小平带领下转战于桂湘边境和桂粤边境，后经粤北地区进人湘赣根据地，于1931年7月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转战祖国南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而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由韦拔群率领的红七军的一个师，则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其间曾遭受新桂系军队的围剿而展开残酷的反围剿斗争。1932年10月韦拔群牺牲后，其残部化整为零、变换名目，继续与敌人周旋，直至解放战争时期配合解放军解放广西。此外，当时的左、右江两块根据地合计总面积约达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50多万。在整个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范围内，大约有二十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人，各根据地各级机关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少数民族训练班、乡村宣传队，以及劳动小学、农会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镇。可以说，邓小平组织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已经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显现燎原之势，也堪称当时中国一块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工农武装力量相当活跃的根据地。虽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不久即丧失，但中国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却从未熄灭，直至广西全境解放。上述成果，与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理论不谋而合。

四、红七军转战千里的整个过程，体现了邓小平为代表的红七军领导联系实际、注重调研、坚持真理、务实求真的基本思想。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过程中有许多注重调研、务实求真的做法，主要表现在：

1、邓小平等中共领导对李明瑞、俞作柏等国民党左派卓有成效的统战政策，使李明瑞成为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张云逸、李谦等中共军人对广西当局教导队等国民党军队的成功改造，使

其大部分转变为百色起义的中坚力量；

2、邓小平、张云逸在百色起义筹划时就注意避开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中心城市南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发动起义并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3、注意正规武装与工农武装的结合与协调，无论是张云逸指挥的教导队还是韦拔群的农民赤卫队、陈洪涛的农会武装，最后都成了根据地的革命武装；

4、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建设等等。上述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做法，迅速壮大革命力量和扩大了根据地，并及时纠正了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一些“左”倾错误的指导，为保存革命实力和后来转战奔赴苏区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邓小平为代表的党政领导及时调整革命策略，反对盲动冒险去攻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有效保存了革命实力。

两次起义发动时，革命正处于低潮，革命武装力量非常薄弱，而敌人优势兵力盘踞在大城市，当地的“左倾”中央没有把握到这些客观事实，盲目崇尚共产国际，脱离实际，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从而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邓小平在部队转战湘黔桂边之后的全州会议上认真总结分析了红七军从百色出发、河池会议到攻坚武冈折回全州的经验教训，否定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做法，从实际出发，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否决了攻打桂林、柳州等城市的错误战略部署，尤其自全州会议拨乱反正力挽危避，率部从湘桂粤边区迂回前进，大大减少了部队伤亡，在军事上挽救了红七军。

六、红七军在转战过程中妥善处理好民族关系，从而博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广泛拥护。

右江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在百色、平马（今平果县）东兰、凤山等壮族地区和田东、巴马等瑶族地区，这一带有韦拔群等长期经营农民运动的良好基础，当邓小平张云逸等将南宁兵变的队伍带到百色发动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各族群众给予了最热情的拥护和全力的支持。当红军转战黔桂边境进驻贵州古州（今榕江县）时，沿途得到了苗族同胞带路、供粮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后来从河池整编到奔赴湘桂粤边途中，经过融水苗族地区、三江侗族地区、龙胜苗瑶侗杂居区以及后来的江华瑶族地区，由于注意协调民族关系，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而得到了沿途各族群众的广泛拥护和竭力支持，使部队度过了最困难的转战时期。

七、在根据地首次成功组建农业合作组织并促进了生产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农业生产模式改革的先驱。

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政委邓小平与右江农运领导人韦拔群专程到韦的家乡东里屯，去那里了解当地农村现状及生产情况，在邓、韦的指导下，由一百二十多户壮、汉、瑶族人民组成了一个实验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共耕社，小平同志亲眼看到这样一个中国早期互助联营生产组织成员在做为土地主人之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也看到了农民在承包土地发展生产的显著效益和农民生活的明显改善。后来有人曾这样认为，就是在瑞金苏区中，也没有哪个地方能取得这样的土地革命成果。这是中国土地革命的最早尝试，这也是邓小平、韦拔群在广西右江苏区农村农业生产模式改革中开创的先例。经查阅，至今还没有发现资料显示1930年在中国出现的生产合作组织能收到如此的丰硕成果：

这一年，东里共耕社粮食喜获大丰收。共耕社内的成年人每人分得粮食800斤，12至15岁少年每人500斤，1 至12岁分300斤，还留有一部分公粮供应红七军和来往人员及补助困难户之用。

曾任英国驻华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在他的《邓小平传》中这样评述1930年邓小平在右江地区的土地革命：“当年的春天和夏天，在几乎没有红军存在的地区，邓小平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协助他实施这项计划的是韦拔群和李明瑞。”

八、龙州起义率先在中越边陲举起反帝大旗，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龙州起义期间，龙州军民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曾在龙州召开一万多人的声讨法国驻龙州领事馆破坏中国革命的罪行的声讨大会，并驱逐领事馆人员。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在左右江地区广泛发动起来，随即，左江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反对法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的通电，当地革命群众立即驱逐了法国驻龙州的领事、神父和海关关员，同时也给土司残余势力以沉重打击。这一举动当时在国内很有震动性。当时，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龙州军民的英勇反帝斗争，“号召各级党委及全体同志，立即开展拥护龙州苏维埃，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工作”。193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红旗》杂志第八十六期，为邓小平领导的龙州起义而专门发表了题为《赤色的龙州》的社论，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同年4月20 日，党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的信中表扬了邓小平的出色工作和策略思想，指出：“自小平同志到达后，你们的确相当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许多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

九、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革命实践中，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革

命人才和红军的军事骨干。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中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遍及20多个县，控制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O万，正规红军近1万人，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影响很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为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经验。百色起义中培养出来的部分党员干部，相继成为我国各级政权的领导者，他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主要领导者邓小平在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时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的核心；1931年，壮族人民的好儿子、时任红七军21师师长的韦拔群，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当时最年轻的特务连长李天佑则在红军长征时已升任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率部在新圩阻击战中苦守三天，成功掩护了中央红军抢渡湘江。新中国成立后，原红七军、红八军官兵中有19人部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4名、少将12名，还有省、部级干部18名。这些军政骨干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的贡献。

结语：红七军的革命起义和远征精神是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

土地革命时期的广西左右江起义与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史实证明，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领导左右江起义及红七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为中国早期土地革命和人民武装起义建立了不朽功勋，以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党政领导战胜了“左”倾中央的盲动错误。红七军向江西苏区“远征” 万里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划下浓重一笔。红七军的“远征”绝不仅仅是一支地方红军与中央红军的会合，它是红七军将士反对“左”倾错误影响寻求更好的发展的斗争过程。红七军“远征”的胜利完成，还向中央苏区输送了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优秀指战员，这些优秀指战员在后来的反围剿和长征中成为重要的骨干力量和革命精华。不容质疑，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红七军的战斗历程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红七军的革命起义和远征精神不仅是一份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鼓舞各族人民建设祖国奔向小康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黄宗炎：邓小平与百色起义、龙州起义〔J〕广西文史 2004，（3）

[2]莫仲宁 李振艺：发展百色“红色旅游”的思考〔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5，（3）

[3王熙兰：喋血万里——邓小平与红七军.(M)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2

[4] 邹耕生：七千里路云和月____邓小平与红七军的转战史，[J]党史文苑2004.9

[5]全州县党史办：《红七军北上过桂北》（内部党史资料）

[6]邓群：百色起义的历史地位及深远意义〔J〕当代广西2004，（7）

[7]曹裕文：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在广西的贡献〔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