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延安音乐吕骥小传
吕骥（1909-2002）曾用笔名：穆华、霍士奇、唯策等。他出生在毛主席的故乡湖南湘潭，在那一个富饶美丽、文化气韵深厚的地方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著名的作曲家、理论家及音乐教育家。而且他曾是我国第四、五届中国音协名誉主席。
他原名吕展青，自幼喜爱音乐，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他少年时自学箫、笛、扬琴、琵琶，后又自学钢琴、小提琴。曾三次进上海国立音乐学习声乐，都因经济窘迫而中途停学。他曾在湖南省第一中学教音乐，并于1927年离开，先后当过中、小学音乐教师和报馆校对员及杂志编译员。但是他从未放弃过音乐，他一直努力学习音乐、研究音乐，并且发挥着自己的音乐才能，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曾创作出许多振奋人性的高昂曲调，激发着那一代中国人民的斗志，完成伟大的抗战任务。
1930年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参加筹建鲁艺。曾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副院长。1939年组织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1945年后任东北鲁艺院长、东北音乐工作团团长。建国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协主席，是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1925年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世界语。多年来一直支持在中国开展世界语的宣传、推广，曾为世界语28个字母作曲，作为字母歌。1981年加入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多次出席世界语集会，并为宣传世界语的歌词作曲。
吕骥同志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加入共产党的，他是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革命音乐小组的成员，后来他也是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加者。他创作了许多抗日救亡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校之歌》）、《开荒》、《保卫马德里》等等。吕骥同志著述颇丰，他抗战时期为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写的交响大合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乐论、音乐史论等许多理论文章力求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音乐活动的实际相结合，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是我国革命音乐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是革命音乐事业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为中国的革命音乐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是伟大革命家，他一生忠实于音乐事业，他始终坚持着四个原则，从而造就他成为了革命音乐的开拓者。首先他坚持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他认为，如果不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人的思想情绪和对音乐的要求，要创作表现工人精神面貌的、并且他们喜爱的作品就会缺乏根据。
1934年秋天，赵铭彝介绍吕骥去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教唱歌——他们要到工人群众中去的愿望得到实现。并且这个夜校是在中共党组织帮助和支持下办的几个工人夜校中的一个。到1935年初，吕骥同时担任了在三个女工夜校教唱歌的工作。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8月间，上海文化界在金城大戏院为聂耳逝世举行追悼会，吕骥指挥女工夜校的歌咏队演唱了聂耳的《新女性》。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登上舞台演唱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歌曲。由于有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音乐活动的基础，这次演唱取得了成功。
吕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我们教她们唱《新女性》这首歌时，我得到许多新的感受。比方，开始向她们讲，这首歌曲不仅反映了她们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而且指出她们奋斗的方向。要求她们齐声轻读一遍歌词的时候，她们欢畅而肃穆的精神，使我看到她们被真理掌握了的时候，她们身上顿时产生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她们异口同声地发出的每一个字音具有千钧的力量。当时，使我觉得完全不是几十个人低声轻读，而是亿万人气势磅礴的呐喊，是阶级的怒吼，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是事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他并且提出：“这些以现实主义为指导而创作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歌曲，真正和劳动人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工人结合了，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应，成为他们的心声。这个新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聂耳的歌曲开辟了音乐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广阔道路„„”
1935年2月，吕骥经谢韵心（章泯）、张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吕骥同志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加入共产党的，他是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革命音乐小组的成员，后来他也是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加者。他创作了许多抗日救亡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校之歌》）、《开荒》、《保卫马德里》等等。吕骥同志著述颇丰，他抗战时期为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写的交响大合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乐论、音乐史论等许多理论文章力求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音乐活动的实际相结合，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是我国革命音乐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是革命音乐事业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为中国的革命音乐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聂耳离开后剧联音乐小组的工作就由吕骥负责，为革命音乐事业的发展继续前进而努力。
在此之前，吕骥在1934年就创作了《活路歌》（适夷词）和《示威歌》（张庚词）。这两首以昂扬奋发的音调，表现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生存的战斗精神的歌曲，是他为抗日救亡运动创作的最早的作品。这两首作品，已经体现了他要摆脱西欧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影响，要使音乐和革命事业结合起来的思想。聂耳出国之后，1935年春天，他承担了为进步影片《自由神》创作歌曲的任务，为该片创作了主题歌《自由神之歌》（孙师毅词）和插曲《摇篮曲》（孙师毅词）。《自由神之歌》其后改以《自由神》为曲名。
《自由神》是吕骥的第一首成功作品，它初步显示出吕骥在歌曲创作方面的才华和熟练自如运用创作技巧的能力。这部影片于1935年8月拍摄完成。《自由神》一曲，在影片放映后立即受到群众的欢迎并随之向全国传播。
他始终坚持革命的道路，并却坚决的落实了党中央的群众路线，用音乐开展群众救亡歌咏运动，不仅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志，而且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吕骥对民众歌咏会给予积极的支持。他曾到民众歌咏会向该会全体成员发表演讲，联系抗日救亡的形势，评述了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的时代意义，提出中国的新音乐应该向着为大众、为民族解放的方向发展。他的讲演，在会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吕骥还为该会办的骨干训练班讲课，帮助他们提高音乐水平和教唱的能力。
吕骥从民众歌咏会的活动看到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重要意义，并由此想到应该有一个歌咏团体，有计划地介绍新创作歌曲和苏联的进步歌曲，以向社会推广。5月间，沙梅自苏州到上海，吕骥和他商议办歌咏团体的事，他非常赞成。于是两人立即进行筹备，分别联系各自熟识的爱好歌唱的朋友，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的人士20多人参加，在剧联领导下成立了业余合唱团。由沙梅联系借了一所中学的教室开始第一次练习。通过他们的演唱，传播了《自由神》、《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一系列新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以及《祖国进行曲》、《青年战歌》等苏联歌曲。
业余合唱团的作用不仅是传播新歌，同时还成为推动上海的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核心力量。因为业余合唱团成员中的许多人，又是别的群众歌咏团体的负责人或歌咏指挥，有的同时还担任着几个群众歌咏队的指挥。业余合唱团通过他们联系着一大批歌咏团体和众多的歌咏爱好者，使业余合唱团的救亡歌咏活动产生广泛的影响。后来随着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发展，救亡歌声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汇合成中华民族抗敌救国的怒吼。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抗战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和不变得主题，而吕骥作为一个中华子孙，他便用音乐去施展自己的抗战斗志，他创作大批抗战歌曲。1935年秋天，戏剧家崔嵬要排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反映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东北人民被迫到处流亡的痛苦生活。剧中有一卖唱谋生的小女孩，剧情要求她唱一首歌，崔嵬请吕骥写。因为是卖唱艺人的演唱，应该类似民间小调。吕骥考虑既不能完全按旧小调的格调写，又不能写成群众歌曲，而应是接近小调音乐风格又有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的歌曲。于是他创作了《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钢鸣词）。它既有群众听来熟悉亲切的传统音乐的音调，又抒发了抗日救国的感情，并适于一般演员歌唱。因此，在该剧演出后，很快就传播开了。
1936年，为适应新的形势，在剧联解散后继续开展音乐工作，吕骥又发起成立了“歌曲研究会”。入会的成员是从业余合唱团选择吸收的，有周钢鸣、孙慎、孟波、麦新、联抗、华嘉、张恒等十多人。研究会初期的活动主要是学习作曲的理论和技术知识，除周钢鸣讲过歌词写作经验外，还请冼星海、贺绿汀来讲授过作曲、和声学方面的课。到这一年下半年，歌曲研究会的活动偏重于讨论歌曲创作，在吕骥的建议下，研究当前有什么新的题材，大家热情讨论并酝酿作词作曲。
歌曲研究会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因各成员分别参加各种抗战组织而离沪才停止。在这期间，他们创作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大家看》（凡容词，孙慎曲）、《只怕不抵抗》（麦新词，冼星海曲）、《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等一批反映抗日救亡斗争的歌曲，给予人民群众以有力的鼓舞。通过这样的创作活动，同时又培养了一批为民族民主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年轻的音乐人才。
吕骥的《保卫马德里》一曲，也是在歌曲研究会活动的过程中写成的。
《保卫马德里》写好后，正好那时西班牙共产党领袖伊巴露丽的女儿来华，吕骥把它献给伊巴露丽的女儿，用以表达中国人民对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的声援。这首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作品，在《现世界》杂志上发表后，立刻在各地群众中热烈传唱。后来被上海世界语学会将它译为世界语、西班牙语及英、法、德、日、意、俄等外国语歌词，传播到世界各国。就算是抗战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不忘注重音乐理论探索，为后代的音乐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组织领导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开展抗日救亡歌曲创作的同时，吕骥也看到理论对实践指导的重大意义。早在1934年11月，他就以穆华的笔名，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反对毒害音乐》一文，针对汀石（张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对过去的西洋音乐的认识和建设中国新音乐的意见，并指出汀石文中主张人的精神生活与现实政治应保持和谐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错误的。从此他就开始投入新音乐运动的理论建设工作。
1936年4月，吕骥在《生活知识》第1卷第12期上发表了《论国防音乐》一文，全面论述了国防音乐问题及与此有关的音乐艺术的理论问题。1936年8月10日出版的《光明》第1卷第5号上，吕骥发表了《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文章提出新音乐是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映大众生活、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应负担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的使命。
1936年12月出版的《光明》杂志又发表了吕骥《伟大而贫弱的歌声》一文，文章以新音乐运动为主，对1936年的音乐运动作出了一次总结。文中论述了新音乐运动在国内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或间接的压制和破坏之下，进行顽强地斗争而取得蓬勃发展的成就，同时指出新音乐运动本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文中进一步探讨了现实主义创作问题，认为“现实主义的新音乐应当指出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并且肯定地指出可乐观的前途，欣然地一齐走上前去。”在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文章提出了反对“超现实主义”（即“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意见。文章还谈到向过去时代的音乐文化的学习问题。“新音乐也还得从我们自己民族的或西洋音乐去学习”，“我们应当学习过去一切伟大的作品所有的优点，这是为了要创作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作品。”
此外，吕骥还在许多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吕骥迈进音乐理论领域的最初阶段，他的理论视线就触及音乐艺术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音乐与时代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世界观和音乐观对创作的影响、音乐艺术创作方法、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关系、不断向民族传统学习和向外国学习等问题，并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便是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作为伟大的革命音乐的创始人，他的作品以无法区分出那一部是经典，因为他的作品全部都是我们民族伟大得精神财富。他是我国三十年代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倡导者和实际领导人之一，他的许多群众歌曲正是为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歌咏的需要而创作的。对于这些歌曲的创作，吕骥后来曾谈了三点具体体会：“一，要尽可能地真实地表达群众的革命感情，首先要他们能唱；二，要唱我自己的调子，不唱别人唱过的调子；三，自己唱过的调子也不要重复”（引自《吕骥歌曲选集》的“自序”）。这说明吕骥对自己的歌曲创作是有着相当明确的目标的。这些目标从大的方面讲，就是“为工农大众”，这与聂耳所确立的方向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吕骥更强调要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即所谓“要唱我自己的调子，不唱别人唱过的调子”。
作为一位作曲家，他以自己三十年代的歌曲创作，显示了自己的创作才能和艺术特色。三十年代是中国人民社会生活充满矛盾和复杂斗争的年月，也是中国人民从屈辱、痛苦中，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取得全面的团结和走向一致抗日的最关键的十年。在这一神圣的全民斗争过程中，救亡抗日歌咏运动曾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当时，不仅是聂耳、冼星海的歌声鼓舞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以吕骥为代表的许多年轻的新音乐工作者也积极地投入了这一神圣的斗争。当时除了聂耳、星海的歌曲外，具有很大社会影响的音乐作品就是吕骥的各种类型的歌曲。其中有十分群众化的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武装保卫山西》、《民众救国歌》、《参加八路军》；也有豪迈战斗精神的艺术性独唱曲《保卫马德里》、《自由神》；有富于深厚感情的《聂耳挽歌》、《鲁迅先生挽歌》；也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西北青年进行曲》；有清新淳朴的、民歌风独唱曲《新编“九·一八”小调》；也有朴实爽朗、别具一格的民歌进行曲《开荒》；还有富于强烈戏剧性的、民族风格的独唱曲《大丹河》，等等。从歌曲的演唱形式看，包含齐唱曲、各种类型的合唱曲、音乐会的独唱曲，电影、活报剧、话剧、歌剧的插曲；从歌曲内容的性质看，包含群众歌曲、艺术歌曲、一般抒情歌曲，各种校歌，纪念性的悼歌等。可以说，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他写下了自己一生中社会影响最重要的一批代表作，这时期是他歌曲创作的旺盛时期。
作为一位作曲家，吕骥从三十年代初就开始了音乐创作活动。尽管后来他难以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于音乐创作，但在半个多世纪中，他没有完全停止过音乐创作的实践。1937年初，吕骥从上海到北平、绥远等地，在学生和抗日前线的士兵中，开展救亡歌咏活动。“七七”事变以后，吕骥到山西，在牺牲救国同盟会、决死纵队从事宣传工作。同年10月到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工作，并参加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37年在华北地区发动组织救亡歌咏活动。同年冬到延安。1938年参与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并任其音乐系主任及教务主任。1939年到晋察冀根据地，筹建华北联合大学音乐系。1940年后返回延安，先后任鲁艺教务主任兼音乐系主任、副院长等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吕骥率领鲁迅艺术学院大部分师生赴东北解放区，先后任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副院长、院长。1946年后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艺文工团、东北音工团团长。1948年春，他筹建东北音乐工作团并任团长。1949年，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成立，吕骥当选为主席，同时负责中央音乐学院的筹建工作。1949～1957年，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在1953、1960、1979年的3届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主席，1985年的第4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名誉主席。1985年当选为国际音乐理事会名誉会员。
他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它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家，他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终其一生都在为伟大的革命事业在努力在奋斗，在更早就有一个先例，那便是妇孺皆知的鲁迅先生，在抗战时他唇枪舌剑，用笔带枪，用语言代剑，挽救了中华民族，同时也敲醒了多少愚昧的中国人啊，他便是鲁迅第二，他用澎湃的曲调昂扬了多少中华子孙的斗志啊，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用音乐去书写了他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男儿斗志。
但是在2002年1月5日，我们敬爱的吕骥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1月5日清晨5时，吕骥先生走了，他是带着安静慈祥的面容走的。他是在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九十三年人生之路后走的。吕骥是中国音乐界的杰出代表人物，在音乐创作方面，他与聂耳、冼星海等革命音乐家一样，形成了中国旗帜鲜明的革命音乐的优良传统；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他涉及音乐活动、创作、表演、民族音乐、美学、音乐史等多个领域，留下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理论研究；在音乐教育方面，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初步建立了中西兼备、专业较全、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新型音乐教育学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石。吕骥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用音乐发出时代的呼声，用音乐来教育人。
这便是他的一生，用音乐演绎了他平凡的开始和华丽的收尾，他为中国的革命音乐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巨星陨落了，但他的光芒将照耀人间。对于他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第二篇：用音乐表达爱——钢琴演奏家吕昊城
正当我拿到毕业证书，憧憬着锦绣的前程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耗击碎了我的美梦。
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父亲的日子不多了。父亲患病，让我始料不及，我几乎成了罪人，已欠父母太多，我无力曲为父亲分担什么，哀叹中，只有献上这台匆匆的音乐会，向父亲表达我对他的爱，以及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
——吕昊城
吕昊城，1983年生于沈阳，著名钢琴演奏家。主演钢琴题材纪录片《钢琴梦》获得中国电影最高三大奖项中的“华表奖”和“金鸡奖”。
曾在乌克兰、德国、土耳其、北京、上海、广州、沈阳、香港、珠海、澳门、哈尔滨、东莞等地举办过数十场个人音乐会，受到了国内外专家一致好评。
四岁跟随沈阳音乐学院郝惠芳教授学琴，十岁考入中央音乐附属小学、中学师从中国钢琴大师陈曼春、凌远老师。曾接受德国钢琴专家Petter—Wass教授为期一年的指导。就读星海音乐学院后师从乌克兰著名钢琴家G·V·波波娃教授学习，获得波波娃教授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杨峻教授的亲笔推荐书。
在全国各地开展过多场钢琴演奏会，国家总理李岚清、吴仪视察学院汇报演出，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视察学院汇报演出，纪念冼星海诞辰100周年演出„„在乌克兰、德国、土耳其、北京、上海、广州、沈阳、香港、珠海、澳门、哈尔滨、东莞等地举办过数十场个人音乐会，受到了国内外专家一致好评。
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邀请跟踪拍摄制作的纪录片《钢琴梦》曾获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以及第二十三界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第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铜奖；
第三届“吉列尔斯”国际钢琴大赛第四名；
第十三届香港（亚洲）钢琴公开赛公开组一等奖以及协奏曲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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