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资料 - 对庸政懒政要“动刀子”“出重拳”(最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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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吉林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再次强调要对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坚决问责。
“我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干部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总理说,“对于忽视民生、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要‘动刀子’、‘出重拳’、公开曝光,坚决追责!”
老百姓一直在勤劳奋斗,当干部的决不能为官不为!
去年6月,李克强总理曾在几次会议上直斥一些地方官员的“不作为”现象。他说,一些人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说得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
他在北京、河北、山西、黑龙江等8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以往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经济是干出来的。“老百姓一直在勤劳奋斗,当干部的决不能为官不为!”
而在4月8日召开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总理对参会的东北三省负责人可谓“耳提面命”。他说:“各位一定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要把新一轮东北振兴的责任扛在肩上,把人民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
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李克强说,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政策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对于东北三省面临的“确需帮助的困难”,要求有关部门也要出台具体措施予以支持。
“但现在的问题是,去年批给的土地,70%仍然处于闲置状态!”讲到这里,总理的语气明显加重了,“土地给了,一直闲着;钱下拨了,仍然‘趴’在账上;项目批了,迟迟未见开工!政策再好,不干有什么用?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他强调,国务院今年将进一步加大督察力度,坚决用铁腕惩“懒”治“庸”。
“振兴东北不能‘等靠要’,而要靠‘闯改创’,要抓住关键问题,主动作为。”李克强说,“对于不干事不作为的,要抓一些典型案例,坚决问责,从严治理!”
坚决拆除阻碍改革发展的各种“路障”
李克强说,现在各地对“发展是第一要务”已经形成了共识,要进一步让干部放手搞改革、专注抓发展,坚决拆除阻碍改革发展的各种“路障”。
他说:“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总理指出,实现东北新一轮振兴,关键是要“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国家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每一项举措,务请各地、各部门都要对号入座、细化实化,要让每一项政策真正落地、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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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各级干部要层层‘放权’、而不是层层‘推责’。不能让政策总是‘悬着’、措施一再‘落空’!”
多想想百姓疾苦,少盘算点个人得失
座谈会上,东北三省负责人在发言中均表示“对未来发展有信心”,李克强对此予以肯定。他同时强调,增强信心不仅要鼓舞士气,更要靠真抓实干。
总理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最起码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观念。多想想百姓疾苦,少盘算点个人得失;工作中少点空话套话,多点真抓实干的劲头,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点事!”
此前一天,李克强在长春南部新城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考察时,一位农民工告诉总理,他不远千里从重庆老家来到长春打工,只为了每天能“多挣30块钱”。在长春打了两年工,他天天干完活累得倒头就睡,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回家,“连长春市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我们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只为一天多挣30多块、抛家别子的农民工兄弟。这个庞大的群体不仅西部有,东部也有。”总理说,“各地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人民群众的愿望,主动作为、真抓实干,担负起本地区的发展重任,尽最大努力,让人民尽早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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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5广东公务员面试备考:给庸政懒政怠政下三剂“猛药”
2015广东公务员面试备考:给庸政懒政怠政下三剂“猛药”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声音可谓振聋发聩,成绩也是硕果累累,反腐高压已形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有的地方出现了为官不为,碌碌无为等“庸政懒政怠政”现象。
重拳治理懒政怠政 将升格为常态性举措
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庸官懒官则是党和国家的“慢性病”。不管是“致命伤”还是“慢性病”,都会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庸官懒官不仅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庸官懒官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着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当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越积越深后,容易形成十分危险的“政治堰塞湖”。>>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治理庸官懒政被首次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一段时间以来,李克强总理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今年初的中纪委全会公报也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该撤换的撤换、该调整的调整。
这一切都表明:为了将反腐推向深入,我国将重拳治理懒政怠政,要亮剑“无为”,对庸政懒政怠政下狠手、出绝招,而且势必会升格为常态性举措。
下三剂“猛药”,拔掉庸、懒、怠的“病根”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总结出为官不为“五型”:“打盹型”,精神萎靡不振,遇事装聋作哑;“木偶型”,工作不推不动,甚至推而
不动;“太极型”,有问题左躲右闪,遇矛盾上推下卸;“比划型”,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说唱型”,动口不动手,务虚不务实。>>
湖南省湘潭市委组织部调查发现,部分干部存在三种不良心态苗头:一是“混”的心态。有的干部礼不收了、饭不吃了、红包不收了,但该做的事也不做了,该协调的也不协调了,主动服务意识欠缺,以所谓表面“干净”掩盖实质“不为”。二是“怕”的情绪。有的干部认为改革有风险,干事难免犯错,不干事才不会违规,害怕主动作为“摊上事儿”,从而产生了畏惧心理,于是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三是“熬”的苗头。由于基层“天花板”现象严重、短期内提拔晋升无望,有的干部出现了“慢慢熬”的思想苗头,干脆做起“敲钟和尚”,坐等论资排辈。>>
如何拔掉庸、懒、怠的“病根”?舆论认为应该下三剂“猛药”:
药方一:“素质方”:心病还须心药医
通过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引导广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振精神状态、强化责任担当,真正“把工作放在心上、把心放在工作上”。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也是“人做”的工作,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必须发挥关键性作用。坚持“经常讲”,多给干部讲掏心窝子的话,“只有发自内心,才能打动人心”。坚持“深入谈”,更多地通过“一对一”谈心方式,真诚听取干部的看法和想法,“只有将心比心,才能赢得人心”。坚持“带头干”,再苦不叫苦、再累不怕累、再烦不嫌烦、再难不畏难,“只有以身作则,才能令出必行”。>>
药方二:激励褒扬法,及时提拔任用“实干型”干部
对那些真干实干、奋发有为的干部,要大力表彰奖励;对那些攻坚克难、敢作敢当的干部,要为其撑腰鼓劲;对那些品行端正、实绩突出的干部,要及时提拔使用,切实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状况。>>
药方三:明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度
制度是刚性的约束机制,只有从干部选拔、问责、考评等各个方面,切实构建起相应的制度体系,并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形成治理懒政的长效机制,继而为勤政、务实、清廉、高效的机关作风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否则,岗位竞争“短缺”,则动力不足;工作问责“短路”,则压力不大;成绩考评“短腿”,则活力不强。长此以往,机关工作势必会陷入“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怪圈,又何谈能营造出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良好环境。” >>
全面深化改革大业不应有庸碌无为者的容身之地
面对“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党员干部干工作做事情固然要遵规守矩、依法行政,但面对繁重而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更需要有履职尽责、为民解忧、敢做敢为的担当精神。如果一味怕担责而不思进取,只会贻误发展时机、耽搁改革大业。
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庸官懒政绝迹就应该是新常态之一。改革机遇不会始终存在,政策之窗只能短暂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事业里,不应有庸碌无为者的容身之地。
第三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资料 - 庸官召回可别异化为另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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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法定责任和“召回”责任,是“官员召回制”能够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该法办的却被“召回”了,该就地撤免职的就被送去学习培训,这样的“召回”无异于纵容包庇。
贵州黔西南州开展的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制度,日前引起社会关注。据报道,黔西南州从去年10月开始尝试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仅实施两个多月,全州就有1231名“懒官”被“召回”(含处级干部59名)。这一做法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有可能成为一种推广的模式。
“庸官召回”的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自十八大以来,案件查处上有“打虎拍蝇”的凌厉攻势,制度完善上有各类监督手段不断得到强化。一些官员由此发出了“为官不易”的感叹。若官员有感于此而选择更加谨慎地依法履职,这正是反腐先治标后治本追求的目标。但也有些官员不是转向勤勉为官,而是选择以消极怠工等方式来对抗新一轮的反腐行动。所谓“为官难为,那就为官不为”,“主动干是找死,不干是等死,与其找死不如等死”等段子,成为一些庸官、懒官的信条。
“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做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这样的庸官哪怕没有“吃吃喝喝捞票子”,也有违从政之道,有失为官之责。“法无授权乱作为”是一种腐败,“法定职责不作为”其实也是一种腐败。在反贪仍需继续深入推进的当口,治理官员庸懒散现象同样应提上日程。反贪与治庸并不是二者择一的单选题,而是理当成为协同推进的整体战略。2012年12月,两高 《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不作为是渎职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庸官召回制”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其制度实验意义应得到认同和鼓励。官员普遍由“选任”而产生,这是有权选任官员的部门能主导“官员召回制”的制度基础所在。但由于涉事州单位时间内被召回的官员比率过高,难免引发民众吐槽:这么高企的“劣品率”,负有选官责任的当地组织部门主要领导人是否也应被“召回”?
“官员召回制”的成败,还在于召回标准的标准化与科学性。据黔西南州政府网公布,该州兴仁县共为“不胜任现职干部”划定了12种情形,包括工作不思进取,不作为、怕作为、乱作为,及在单位或领导班子中闹不团结、拉帮结派搞内耗,办事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响等等。这些认定标准虽细,有些仍嫌过于主观和抽象,不够“标准”。何谓“工作不思进取”?这是民众反馈导向,还是上级说了算?有的则涉嫌违法违纪,较之“召回”,依法究责才是第一位的。如果该法办的却被“召回”了,该就地撤免职的就被送去学习培训,这样的“召回”或许就会异化成了对腐败官员的另类保护。
区分法定责任和“召回”责任,是“官员召回制”能够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为官不为”应予治理,“官员召回制”是治理“为官不为”的基层尝试,研究其运作,总结其经验,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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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教训,科学评估这一制度的现有成效,是判断这一制度是否值得完善或推广的亟须。而无论“官员召回制”的未来命运如何,向懒政者宣战,遏制为官不为都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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