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项目资本金、明股实债和规范运作标准

第一篇：PPP项目资本金、明股实债和规范运作标准

PPP项目资本金、明股实债和规

范运作标准

近日，财政部印发《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下文简称23号文），对国有金融企业投融资行为进一步规范，内容包括资本金审查、还款能力评估、投资基金、资产管理业务、政策性开发金融、合作方式、金融中介服务、PPP、融资担保、出资管理、财务约束、产权管理、配合整改、绩效评价，监督检查和其他共17条。

23号文主要是从国有金融企业的角度，系统梳理了过去一段时间内地方债务监管文件和金融监管文件中针对金融企业和地方债务的条款，目的在于规范金融企业与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的投融资行为，出发点依然是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其中，涉及PPP融资规范主要有以下三点要求。其一，关于PPP项目资本金来源问题；其二，禁止国有金融企业为“明股实债”等违规操作变相融资；其三，要求PPP项目规范运作。针对以上三点要求，本文将重点做出解读。

一、23号文出台背景分析

（一）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增长速度快

23号文件的主体对象为国有金融企业。一般来说，国有金融企业主要是指国家政策性银行(含各级分支机构)，国有商业银行(含各级分支机构、所属全资及控股公司)，国有全资及控股的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含各级分支机构)等，例如：

表一

我们认为将国有金融机构作为23文重点要求对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从宏观上看，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金融部门影响最大，因此形成的风险也最大。其次，地方政府债务资金的主要来源为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的占比较高，然而，近些年由于个别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现状严重，使得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持续增加。根据Choice数据表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2016年达到1.7，比2013年同比上升70%，国有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形势严峻。不过，随着2017年资管新规等严监管措施的出台，市场资金趋于紧张，银行同业负债成本上升，银行业通过加大杠杆运作快速扩张资产负债的趋势有所放缓。随着23号文件的出台，有望进一步控制银行的信贷扩张。

图1

数据来源：Choice

（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

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举债主体为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和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等。根据图2和图3显示，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相比2015年同比增长17.6%；2014年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相比2010年同比增长129%，政府财政所需承担的偿还债务的压力巨大。2014年修订的《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实施以来，尽管地方各级政府在加快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有一些地方政府依然存在违法违规和变相举债的问题，且举债方式日益多样化，风险不断增加。因此，有效控制地方融资平台举债规模，推动地方融资平台转型，成为治理地方政府债务的关键。

图2

图3

数据来源：Wind

二、23号文对PPP项目融资的影响

PPP项目按融资性质可大致划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大形式。其中股权融资主要包括政府引导基金、社会化股权投资基金以及信托、资管、保险股权计划等；债权融资形式主要有发行债券、银行贷款、信托贷款、保险债权计划等多种途径。在实际PPP融资过程中，资本金融资问题、“明股实债”以及PPP项目规范运作一直是监管机构关注的重点。

最新公布的23号文从资金供给方的角度重点强调了影响PPP融资的三个方面：

一是PPP项目资本金来源问题：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在参与PPP项目融资时，对于资本金的审查应坚持“穿透原则”，重点关注以债务性资金违规出资等问题，不得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提供支持；

二是若发现存在“名股实债”等违规操作的行为，国有金融机构不得向其提供融资；

三是PPP项目规范运作问题：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应以PPP项目规范运作为融资前提条件，对于未落实项目资本金来源、未按规定开展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等相关信息没有充分披露的PPP项目，不得提供融资。

下面我们将逐一解读23号文对PPP项目融资规定的各项要求及其影响。

（一）PPP项目资本金来源问题

1.何为资本金？

资本金制度，源于《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1996〕35号），该通知中对项目资本金早已有定义：“投资项目资本金，是指在投资项目总投资中，由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对投资项目来说是非债务性资金，项目法人不承担这部分资金的任何利息和债务；投资者可按其出资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权益，也可转让其出资，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国务院于2004年、2009年、2015年三次调整资本金比例（目前国务院对资本金比例要求如表2），资本金比例的调低可在特定领域中释放数千亿级的投资规模，可见资本金制度是宏观调控实体经济杠杆率的重要工具。PPP项目中，以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为主，此类项目要求资本金占总项目资金的20%。

表2

2.PPP中债务性资本金具体情况分析

在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中，由于存在资金规模庞大，动辄上百亿，以及项目周期长等问题，使得20%的项目资本金难以用投资方自有资金实现，因此在实践操作中“用债务性资金充当资本金”的现象屡见不鲜。事实上，无论PPP融资采用股权融资或是债权融资的方式，只要投资人通过其账户以注册资本金名义向项目公司的注资都会被认定为资本金投资。因而在实践中，项目各主体单位通过大量辅助增信措施和多重资金账户划转等手段违规注资资本金，使得很难通过信息披露、会计、审计等方式识别哪些资金来自于自有资金，哪些是债务性资金。

对项目而言，债务性资金无论项目盈亏均应偿还本息，计入项目主体的债务。非债务性资金是权益性投资，根据项目盈亏情况获得投资收益、承担亏损风险，计入项目主体的所有权权益。凡是构成项目本身负债的资金，都不符合国发〔1996〕35号文的规定。我们整理了目前PPP债务性资金的几种操作方式：

第一种：以社会资本的债务性资金充当资本金

国发〔1996〕35号文规定，社会资本方以货币方式认缴的资本金，其资金来源有：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及企业法人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企业折旧资金以及投资者按照国家规定从资金市场上筹措的资金。

下图中，社会资本通过融资取得2.5亿，并用于资本金出资。

图4

资料来源：PPP产业大讲堂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当分两类具体分析。如果社会资本从国有金融机构债权融资介入资本金，例如从银行贷款，根据23号文规定属于违规操作行为应当禁止；但是，如若从其他途径股权融资充当资本金，例如利用私募基金等形式，目前监管政策还没有给出具体要求。根据国发〔1996〕35号文规定中提到“投资者按照国家规定从资金市场上筹措的资金”，本身就是资本金的来源之一。因此，社会资本方合法融资来的资金，以权益性投资方式投入项目，承担项目的投资风险、获取投资回报的，尚且可行。

第二种：以政府方的债务性资金充当资本金

按照国发〔1996〕35号文规定，政府方可以用于项目资本金的资金来源包括：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内资金、国家批准的各种专项建设基金、“拨改贷”和经营性基本建设基金回收的本息、土地批租收入、地方人民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的各种规费及其它预算外资金。然而，当前有个别地方政府用违规融资作为项目资本金，变相利用PPP项目违规举债。

下图中，政府资本通过金融机构融资用于资本金出资，政府方股权出资的0.5亿元实际是融资举债获得而来，而非政府自有资金：

图5

资料来源：PPP产业大讲堂

根据23号文规定，国有金融机构不得为债务资金融资，意味着政府从银行贷款以叠加杠杆介入资本金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二）国有金融机构不得向“名股实债”等方式融资

在PPP项目中，“明股实债”主要表现为在与社会资本方签订股东协议或合资经营协议时，由政府方或政府平台公司承诺在项目合作期内向社会资本方逐年支付固定费用或按照固定价格回购社会资本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以满足社会资本方投资本金的收回和投资回报的实现，其本质都属于政府的变相债务融资行为，最终由财政兜底，从而造成政府的隐形债务。

在这里需要了解清楚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和金融企业之间的现金流关系。如图6所示，现金流的前半截是从地方政府到城投平台，依据的是项目建设相关的合同约定，且对应的财政资金支出应该合法合规、不超出地方财力；现金流的后半截是从城投平台到金融企业，这是项目融资之后的还本付息行为。合规的现金流动应该是财政资金先流向城投平台（因为承

担了项目建设），然后再流向金融企业（城投平台偿还债务），这种操作不会造成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如果“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承诺回购投资本金、保本保收益等兜底安排，或以其他方式违规承担偿债责任”，根据23号文的规定是不允许的。

图6

资料来源：共学ppp 此前，《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财办金〔2017〕92号）（下文简称92号文）只是限制“不得使用债务资金充当资本金”运用，并未完全限制“明股实债”等行为；而23号文重点标记国有金融企业不得向“明股实债”等方式融资，可看出监管力度愈严愈细的趋势。

（三）PPP项目规范运作问题

对于PPP项目融资，23号文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应以PPP项目规范运作为融资前提条件，对于未落实项目资本金来源、未按规定开展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等相关信息没有充分披露的PPP项目，不得提供融资。

财政部本次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提出了规范要求，主要强调PPP项目融资的三个必要条件，其中关于资本金问题在上文已经重点阐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下面重点介绍其他两个必要条件：

物有所值评价必须信息充分披露：这个要求主要是针对PPP项目的公益性和盈利性做出的评判。物有所值评价是一种评估是否采用PPP模式代替政府传统采购模式提供公共服务项目的方法，主要有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种方式。现阶段，主要以定性评价为主。原则上，拟采用PPP模式实施的项目，至少在项目识别或项目准备阶段开展一次物有所值定性评价，鼓励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开展物有所值定价评价；

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必须信息充分披露：实际上这也是对政府债务的控制，传统政府采购容易隐藏真实成本，PPP项目采购也会采用负债资金而隐藏真实成本，从而导致项目选择偏差。开展PPP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是政府履行合同义务的重要保障，有利于规范PPP项目财政支出管理，有序推进项目实施，有效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实现PPP可持续发展。

图7

具体环节如图7所示，物有所值评价是评价项目是否应该采用PPP模式，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是评价财政上有没有能力采用PPP模式，这些要求本质上都属于对项目规范操作的正常要求。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前述规定重点规范了国有金融企业参与PPP项目的经营行

为，要求国有金融企业以PPP项目规范运作为融资前提条件，避免PPP项目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

三、小结

随着92号文和23号文的出台，PPP融资渠道在不断缩减，针对政府、社会各方资本金的约束条件也越来越严苛。首先，PPP项目资本金可能面临大量资金缺口，政府方在项目公司中出资不得超过50%，大量PPP项目资本金不到位将导致无法开工，目前已采购完毕、处于执行阶段的“烂尾项目”、“半拉子工程”将可能会大面积、普遍性出现，项目前期投入损失巨大；其次，为保证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适量增长，PPP受阻必将导致其他政策性资金（如专项建设基金）或“地下”创新融资模式出现，带来新的、更加不可控的地方财政隐形负债。最后，根据最新规定，国有金融机构除了自己投资作为股东的方式外，无论给哪一方资本金融资都属于债务性资金，都将不被允许，这意味着国有银行、券商、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对PPP的供血将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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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元立方金服，专注于PPP模式政府市政建设投资的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

作者：查瑞祺

第二篇：新形势下如何规范PPP项目运作

新形势下如何规范运作PPP项目

新出台的《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号）（简称“92号文”）是继财政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规范推进PPP项目健康发展的又一重磅文件，文件出台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运作，及时纠正PPP泛化滥用现象，防止PPP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进一步推进PPP规范发展，着力推动PPP回归公共服务创新供给机制的本源。这个文件也是对今年以来财政部官员多次公开场合强调PPP运行要规范与创新并举，抓规范、严监管、控风险、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落实。

围绕文件要求，结合PPP政策文件学习和实务操作经验，本文从实操视角，根据 “92号文”文件相关要求，谈谈如何做好PPP项目规范、整改运作，仅供大家一起交流。

一严格新项目入库标准

各级财政部门应认真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对新申请纳入项目管理库的项目进行严格把关，优先支持存量项目，审慎开展政府付费类项目，确保入库项目质量。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不得入库：

（一）不适宜采用PPP模式实施。包括不属于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不负有提供义务的，如商业地产开发、招商引资项目等；因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等，不适宜由社会资本承担的；仅涉及工程建设，无运营内容的；其他不适宜采用PPP模式实施的情形。

1、不属于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不负有提供义务的，如商业地产开发、招商引资项目等。

整改情形：审核项目主体部分是否为纯商业属性；项目是否将房地产、招商引资等内容作为PPP项目的主体部分；项目是否将酒店、公寓、厂房等商业内容大张旗鼓地纳入PPP项目实施以平衡财务和现金流。

整改措施：根据发改投资[2014]2724号、2015年6月六部委联合颁布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将PPP项目周边的土地、商业等开发收益权作为PPP项目附属部分，成为项目补充性收益是合规的。因此政府部门在进行规范时不能将但凡涉及商业地产、房地产的项目全部认为需整改，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性。

而对于存在以上整改情形的项目，由于政府不负有提供义务，因此项目本身不适宜通过PPP模式来操作，而应该通过市场化方式来推进，应立即停止入库计划。

2、仅涉及工程建设，无运营内容。整改情形：审核政府付费类项目的实施方案和PPP合同中是否有明确的运营内容；项目产出说明中运营期产出物是否清晰提出或缺失；项目运营期绩效考核标准和付费挂钩办法是否缺失或无可操作性；项目是否采用传统的BT方式操作。

整改措施：对于存在以上情况的纯工程建设无运营内容类项目，建议对项目合作范围进行修改，变更项目运作模式，可在原项目范围基础之上，根据实际情况配比一定的运营服务或使用者付费内容，转化为“可用性付费+运维绩效服务”类或“可行性缺口补助类”的PPP项目。并提请财政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对新方案进行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

（二）前期准备工作不到位。包括新建、改扩建项目未按规定履行相关立项审批手续的；涉及国有资产权益转移的存量项目未按规定履行相关国有资产审批、评估手续的；未通过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

1、新建、改扩建项目未按规定履行相关立项审批手续。

整改情形：通常情况下，为保证项目方案具有可操作性，新建、改扩建项目方案审批前需具备的文件应包括必备文件和补充材料（如有）：项目建议书及批复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含规划许可证、选址意见书、土地预审意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全套支撑性文件）及批复文件、项目产出说明、初步实施方案，也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补充关于立项有关的会议记录或领导讲话、专家建议文件、调查资料及项目评估研究资料等进行说明。如缺少以上必备文件或补充材料仍无法有效证明必备文件缺失的原因，需进行整改。

整改措施：根据缺失的文件，补充履行相关立项审批手续，保证项目顺利入库。

2、涉及国有资产权益转移的存量项目未按规定履行相关国有资产审批、评估手续。

整改情形：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涉及国有资产权益转移的存量项目应履行国有资产审批、评估手续：原有存量项目单位应当向审批机构提交相关申报文件；原单位资产权益转让事项经批准后，应当开展清产核资，根据清产核资结果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移交清册；由原单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转让标的的股权进行审计，并委托评估机构对转让标的进行资产评估，股权转让价格以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在信息披露后，原单位即可与社会资本方签订转让协议。PPP项目的存量转让执行也应与以上规定条款相一致，针对未履行或缺少相关审批、评估手续，需进行整改。

整改措施：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程序图（如下），按规定补充履行相关国有资产审批、评估手续，保存能证明履行手续的相关文件。

3、未通过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

整改情形：未通过物有所值评价，即定性评价的评分结果低于60分，定量评价（可选择）的PPP值大于PSC值。“未通过”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即政府支出责任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例超过10%红线，或存在项目所在地行业和领域PPP过于集中。整改措施：首先，物有所值评价应在项目识别或准备阶段开展。其次，根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财金[2014]113号），对“未通过”物评的项目，应调整实施方案后重新评价，仍未通过则不宜采用PPP模式。最后，根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管理暂行办法》（财金[2016]92号），对“通过”物有所值评价的项目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未通过论证”的项目，则不宜采用PPP模式。

“前期工作不到位”属于程序性审查范围，一旦发现违反情况，前两种情形属于无法审核通过入库。后一种情形属于永久性不能通过审核入库。

（三）未建立按效付费机制。包括通过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方式获得回报，但未建立与项目产出绩效相挂钩的付费机制的；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在项目合作期内未连续、平滑支付，导致某一时期内财政支出压力激增的；项目建设成本不参与绩效考核，或实际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部分占比不足30%，固化政府支出责任的。

1、未建立与项目产出绩效相挂钩的付费机制。

整改情形：对于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审核项目初步实施方案中有关项目运营期的产出是否描述清晰；项目是否设置了行之有效的绩效考核指标，且绩效考核指标与项目实际产出进行了有效挂钩；项目绩效考核指标与政府支出责任之间的关系能否进行合理的量化。

整改措施：对于存在以上情况的项目，应该进行相应的整改，在项目具备明确的项目产出及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后再申报入库。

2、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在项目合作期内未连续、平滑支付，导致某一时期内财政支出压力激增。

整改情形：审核项目是否约定了在运营初期由政府回购社会资本股权，或是建设期结束后对建设费用一次性结算支付；地方政府是否将财政支出责任过度后移，加剧以后财政支出压力；地方政府是否将财政支出责任集中前移，使社会资本快速回收大部分投资从而可以实现早期退出。

整改措施：对于存在以上情况之一的项目，应该对政府的具体支付形式重新计算，使PPP项目中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采取年金公式、财金[2015]21号付费公式或它们的变形公式，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平滑付费。

3、项目建设成本不参与绩效考核，或实际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部分占比不足30%，固化政府支出责任的。

整改情形：审核政府付费类PPP项目的项目回报机制设置，是否人为地将项目割裂为建设工程和运营维护两部分，通过所谓的“工程可用性付费”+少量“运营绩效付费”方式，仅将少部分（低于30%）的工程可用性付费与运营绩效挂钩，提前锁定政府大部分支出责任。整改措施：对于存在此类情况的政府付费型项目，在准备申报入库的时候，应该对政府付费形式进行修改，将政府对于项目建设工程部分支出金额的至少30%部分也一同纳入到运营期的绩效考核中。二集中清理已入库项目

各级财政部门应组织开展项目管理库入库项目集中清理工作，全面核实项目信息及实施方案、物有所值评价报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采购文件、PPP项目合同等重要文件资料。属于上述第（一）、（二）项不得入库情形或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应予以清退：

（一）未按规定开展“两个论证”。包括已进入采购阶段但未开展物有所值评价或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2015年4月7日前进入采购阶段但未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以及2015年12月18日前进入采购阶段但未开展物有所值评价的项目除外）；虽已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但评价方法和程序不符合规定的。整改情形：

1、审核物有所值评价方法和程序是否按《PPP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财金[2015]167号）文执行，如定性指标是否由六项基本评价指标（权重为80%）和若干补充评价指标（权重为20%）构成、评分标准设置是否与项目相符、是否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专家类型是否全面、评审流程是否合规、以及定量评价的PSC值、PPP值的测算依据、测算过程和结果等是否合理正确、信息披露是否充分。

2、审核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评价方法和程序是否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财金[2015]21号）文执行、是否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全生命周期财政支出责任识别是否充分、全生命周期财政支出测算是否正确（如运营补贴支出计算公式使用是否正确、折现率和合理利润率的选取、风险支出的计算是否恰当）、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是否汇总全部已实施和拟实施的PPP项目、是否有进行行业和领域均衡性评估、PPP项目财政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是否不超过10%。

整改措施：在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下，根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财金[2015]21号）、《PPP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财金〔2015〕167号）规定，对已进入采购阶段但未开展物有所值评价或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补充开展“两个论证”；已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将评价方法和程序整改至合规。规定期限内整改仍不合规，项目需清退出库。

（二）不宜继续采用PPP模式实施。包括入库之日起一年内无任何实质性进展的；尚未进入采购阶段但所属本级政府当前及以后财政承受能力已超过10%上限的；项目发起人或实施机构已书面确认不再采用PPP模式实施的。整改措施：出现上述情形，项目应停止采用PPP模式，并在双方再谈判的基础上，根据项目特征选择适当的合作模式。

（三）不符合规范运作要求。包括未按规定转型的融资平台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的；采用建设-移交（BT）方式实施的；采购文件中设置歧视性条款、影响社会资本平等参与的；未按合同约定落实项目债权融资的；违反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未按时足额缴纳项目资本金、以债务性资金充当资本金或由第三方代持社会资本方股份的。

1、未按规定转型的融资平台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的。

整改情形：审核社会资本方为融资平台公司的PPP项目，核查中标融资平台公司是否符合国办发〔2015〕42号文中对融资平台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的资格要求，即融资平台公司是否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并实现市场化运营，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是否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并得到妥善处置，且明确公告今后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

整改措施：对于不符合此规定的中标方融资平台公司，若其条件成熟，则要求其发布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的公告，从而以合规社会资本方继续履行PPP项目；若平台公司因自身原因无法退出政府融资平台，则地方政府可视情况与其解约，并对项目社会资本进行重新招标。

2、采用建设-移交（BT）方式实施的。

整改情形：审核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签订的《项目合同》中是否约定工程建成经竣工验收合格后即交付于政府，此后政府按比例分期向投资方支付合同的约定总价；投资方是否对项目后期的运营负责；政府的支出责任是否与项目后期运营产出绩效挂钩；项目合作年限是否低于10年。

整改措施：对于存在以BT方式实施的项目，或与投资方解约并直接退库，或尝试将此BT项目转化为PPP模式继续操作，例如可将非经营性项目与其他经营性项目或非经营性项目的相关资源开发权加以捆绑，通过引入社会投资人来转变项目操作模式，使得项目投资模式由BT模式转变为真正的PPP模式。模式转变应当依法办理相应审批手续，同时应根据财政部113号规定进行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及验证，通过验证的实施方案才能以PPP模式实施。

3、采购文件中设置歧视性条款、影响社会资本平等参与的。

整改情形：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7〕2059号)，审核采购文件中是否存在妨碍民营企业平等参与PPP项目的条款。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审核项目招标公告中是否选择通过公开招标等竞争性方式选择PPP项目的社会资本方；招标公告中是否设置了超过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是否设置了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除合法合规的投标保证金外，是否存在任何其他名义设置投标担保要求；是否推行以银行保函方式缴纳保证金；是否科学设置了评标标准，综合考虑了投标人的工程技术、运营水平、投融资能力、投标报价等因素。

整改措施：对于存在以上情况之一的项目，若项目正处于采购阶段，则应先暂停招标工作，及时修改招标文件，待文件完全符合要求后再开展招标；若项目处于执行阶段，则地方政府可与中标社会资本协商转变合作方式或进行解约再重新招标，政府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

4、未按合同约定落实项目债权融资的。

整改情形：对于已经进入执行阶段的项目，实施机构应根据项目《PPP合同》核查融资交割情况，审核社会资本同金融机构是否已经签订了《项目融资协议》；根据最新外部环境看银行能否按约定进度足额提供贷款；向贷款行征询是否存在项目债权融资滞后的情况；是否存在项目债权融资不到位的情形。

整改措施：对于无法按合同约定落实项目债券融资的项目，应首先督促社会资本方尽可能落实融资责任。对于融资完全无法落实的情况下，则构成社会资本方违约事实，项目应该先退库，然后重新发起或者更换操作模式。

5、未按时足额缴纳项目资本金。

整改情形：审核项目是否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资本金比例要求，按时足额缴纳项目资本金；向项目资金托管银行征询项目公司是否将资本金按时足额存入专款专户；由于项目资本金的最低比例要求是银行放贷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也可通过向项目贷款行征询放款情况来印证项目资本金的缴纳情况。

整改措施：对于未按时足额缴纳项目资本金的项目，应首先督促社会资本方尽快落实资本金到位责任。若社会资本方已无能力落实项目资本金，则项目应直接退库，另行重新发起。

6、以债务性资金充当资本金。

整改情形：“项目资本金非债务性资金”是针对项目公司本身而言，而不是针对社会资本方资金来源而言的，主要审核项目资本金是否存在基金名股实债和股东借款这两种情况。

资本金具体核查方面，应首先检查项目资本金=项目注册资本？

（1）若项目资本金=项目注册资本，则审核项目基本金是否存在基金名股实债的情况。审核技术路线——首先查看项目资本金资金来源有无基金？若有基金，则进一步查询基金与项目公司是否签订了相关《补充协议》。（i）若签订了《补充协议》，则查看相关协议中是否存在项目公司对基金的保底承诺；是否存在项目公司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股权回购安排；基金收益是否与项目经营相关；基金是否参与项目经营管理。存在以上情况之一，则证明此基金为名股实债型，相应部分的项目资本金为债务性资金，不合规。（ii）若没有签订相关《补充协议》，则通过查看基金与项目公司所签订《股东协议》、《基金合伙协议》、《募集说明书》、《基金章程》、《投资协议》等文件，看是否存在与（i）类似的情况发生。若存在，则此基金同上为名股实债型，不合规。

（2）若项目资本金≠项目注册资本，则审核项目基本金是否存在股东借款的情况。审核技术路线——首先查看项目是否存在资本金缺口？（i）若项目资本金=项目注册资本金+资本公积，则项目资本金合规；（ii）若项目资本金≠项目注册资本金+资本公积，则需要项目方针对此资本金缺口部分提供合理说明，主要核查双方是否签订了《股东借款协议》，这可通过查询《股东合同》、公司章程、《PPP项目合同》、外部融资协议、银行资本金到账流水、银行授信记录等资料进行佐证。若存在以上情况之一，则证明此资本金缺口部分为股东借款，相应部分的项目资本金为债务性资金，不合规。

整改措施：对于项目资本金存在名股实债型基金的项目，应首先整改基金的资金结构，保证基金对于项目公司而言全部为股权类资金，不存在债权类资金。若以上整改较难操作，则建议社会资本方另寻自有资金来代替此基金的出资份额。而对于项目资本金存在股东借款的项目，则社会资本方应利用自有资金来代替此股东借款的资金缺口。

7、由第三方代持社会资本方股份的。

整改情形：通过项目《股东协议》、银行资本金到账流水、银行授信记录等资料，审核中标社会资本是否按照协议要求足额履行出资义务；社会资本中选后是否自行指定其关联企业、子公司、基金等第三方代为履行出资义务；中标社会资本是否与其余外部第三方签订了代替出资或者代持股份的相关协议；联合体参与方是否存在只承揽项目施工或设计任务、不实际出资入股现象。

整改措施：对于存在以上情况之一的项目，中标社会资本应及时将第三方代持的股份进行回购，并按规定足额按期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

（四）构成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包括由政府或政府指定机构回购社会资本投资本金或兜底本金损失的；政府向社会资本承诺固定收益回报的；政府及其部门为项目债务提供任何形式担保的；存在其他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的。

1、由政府或政府指定机构回购社会资本投资本金或兜底本金损失的。整改情形：实操中通常表现为“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即社会资本方在将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进行投资之前，与政府或其指定机构签署股东协议或合资经营协议，由政府或其指定机构承诺在项目合作期内，全额将权益投资者持有的股权全部回购的结构性股权融资安排。这种名为股权投入、实为债权融资，最终仍由财政兜底风险，如以信托、基金为主，由于这类资金期限通常为5年，与PPP项目周期10-30年期限不匹配，难以做到长期股权投资以及风险共担，“明股实债”项目比较多。整改措施：按照《公司法》等法律以及PPP项目合同规范运作，删除股东协议、合资经营协议或其他抽屉协议中存在回购资本金或政府兜底本金损失的条款，PPP合作双方也可再谈判并重新签署协议。

2、政府向社会资本承诺固定收益回报的。

整改情形：固定收益回报承诺是指政府明确约定一个最低的或固定的回报率，即非绩效考核方式满足社会资本固定回报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资本PPP项目合同可能出现固定回报条款。

整改措施：依据现行PPP法规政策，在删除固定收益回报条款的基础上，完善项目回报机制，在实施方案和PPP合同里明确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包括指标名称、指标说明、考核标准和付费办法等），实行绩效考核下的政府付费，避免出现固定收益、保底承诺等政策文件禁止事项。

3、政府及其部门为项目债务提供任何形式担保的。整改情形：

（1）承诺函、担保函等。即政府部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对项目公司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性质文件，承诺或担保“本息还款安排”，不符合2014年修订的《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为债务提供担保”规定。

（2）照付不议合同。对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政府部门通常会作为项目公司所生产的公共产品的采购方，在不问事实上是否收到合同项下的产品的前提下，承诺定期按照最低采购金额支付价款，且价款能够覆盖一定时期内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及债务融资本息。项目公司可以将照付不议合同债权作为质押品向商业银行取得贷款，或将该合同债权转让给金融机构以获得资金。

（3）差额补偿承诺。政府及其部门向项目公司承诺，当项目存续期内运行所产生的收益不足约定的最低收入水平或者不足以偿付特定债务融资本息的情况下，由政府方另行支付以达到约定最低收入水平的增信方式。整改措施：及时撤回为项目债务提供任何形式担保的文件。

4、存在其他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的。

整改情形：包括财政部门还款承诺函等增信措施，央企为其他方股权出资提供担保等情况。

整改措施：（1）撤销财政部门增信担保、还款承诺函等文件。（2）撤回央企为其他方股权出资提供担保等文件。

“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属于合规性审查，一旦发现上述违规情况且未及时整改或整改不到位，应清理出库。

（五）未按规定进行信息公开。包括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公开信息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一致或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或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未准确完整填写项目信息，入库之日起一年内未更新任何信息，或未及时充分披露项目实施方案、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政府采购等关键信息的。

整改措施：根据财政部制定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财金[2017]1号）关于PPP信息公开的要求，对项目所处不同阶段进行信息公开。三建 议

（一）及时制定清库工作方案。建议各级财政部门针对92号文的具体要求，结合本文的细则解释，针对本地区PPP项目管理要求及时制定项目库清理工作方案，指导具体工作。各有关市县财政部门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落实专人负责，做出详细时间安排，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专家协助相关工作。

（二）以融资和绩效为重点，社会资本方强化自查。在“优先支持存量项目，审慎开展政府付费类项目”的原则下，对已入库项目建议社会资本方依次从识别阶段、准备阶段、采购阶段、执行阶段进行自查，重点自查并整改项目资本金、按效付费的合规性问题。

（三）多部门综合施策，协同推进PPP整改。例如，针对地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仅靠财政部门推进整改存在一定难度。因此，需要在政府统一部署安排下，由财政牵头，发改、国土、住建、交通、水务、审计、银监、人民银行、政府金融办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对所有涉及政府举债担保进行清理，对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整改。

（四）触犯文件条款及时启动再谈判程序。92号文对PPP项目明确提出一系列最新要求，并提出“停止”“清退”“整改”的责任后果，构成外部环境重大变化中的法律变更，触发众多PPP需要再谈判商议细则。建议相关项目主体亟需根据该文件尽快纠正PPP项目中的各项违法、违规操作，其中大量整改、纠正也需要通过再谈判完成。因此，对于已经签订PPP合同的项目，各方需要仔细对照92号文的要求，对项目中触犯了文件条款的部分开启再谈判程序。

（五）多措并举，切实保障新入库项目合法合规。对准备采用PPP的项目，建议地方政府根据92号文件的要求，从源头开始对项目进行规范化，做好项目前期的识别、筛选工作；根据区域发展规划和地方财力状况，做好项目排序和项目库管理工作；根据规范推进、公开透明原则，做好PPP项目实施流程监管和信息发布监管等工作。这样，在对已经入库项目进行清理的同时，避免新申报入库项目再出现合规性风险，切实担负起PPP工作主导责任。

第三篇：【独家】新形势下政府PPP项目规范运作之我见

【独家】新形势下政府PPP项目规范运作之我见

PPP知乎，您的PPP大百科！我们建立了完整的PPP知识索引体系，回复索引号【010】，可查看更多PPP专家观点集萃相关文章。PPP项目如何“走进新时代”—— 新形势下政府PPP项目规范运作之我见作者简介：朱静 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 PPP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自从2014年中央大力推广PPP模式后，PPP项目数量快速增长，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入库PPP项目数量达到14220个，计划投资额高达17.8万亿元。已进入开发阶段的项目达6,778个，总投资约10.1万亿元，其中已落地项目2,388个，投资额约4.1万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PPP市场，毫无疑问，PPP改革成果初现，PPP项目的落地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也促进了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PPP发展的进程中中，一些地方对PPP模式的认识和精神贯彻还不到位，特别是把PPP模式简单化作为政府的一种投融资手段，依然存在明股实债、政府变相兜底，无绩效考核、重建设轻运营等泛化异化问题，为政府埋下了隐性债务危机和风险风险。这些现象和问题也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重视，近几个月以来，继财政部史耀斌部长、王毅司长、江苏省财政厅宋义武厅长关于规范PPP发展的讲话精神之后，贵州省财政厅、江苏省财政厅刚刚又发布了与之紧密相关的文件规定，要求进一步推进PPP规范发展。有的地区已经组织开展了对已实施PPP项目事后监督检查，对未按规定程序操作、违反PPP项目管理相关规定等行为，责令实施机构限期整改，这使得PPP监管力度明显加强。同时，为防止“重数量、轻质量”的情况，财政部对PPP项目库采取了“能进能出”的动态调整机制，不合规项目将被剔除。今年以来PPP项目退库数量大增。根据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退库项目总计973个，其中仅第三季度退库项目就达到635个。所有这些信息都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中国PPP走进了规范和严管的“新时代”。作为PPP最重要参与者的政府，如何在新的“严管”时代，规范运作好PPP项目，是当前及最近一个时期应认真考虑和对待的主要问题。下面笔者就结合自己近期参与的多起PPP项目专业咨询服务及专家论证的大量实践，谈谈在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政府PPP项目运作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想真正规范运作好PPP项目，应主要从项目选择、方案设计、风险控制、合同编制等几个方面入手。

一、谨慎选择入库项目随着PPP规范严管时代的到来，各级财政部门对PPP项目入库要越来越严，以江苏省为例：2017年第二批入库项目申报数量为231个，准予入库的仅为71个，安置房、道路交通、园林绿化、管廊等政府付费项目已经基本是“一律”不准入库，大量的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因受到较大影响。为此，笔者建议，为保证项目入库成功，在选择项目时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项目选择：避免纯政府付费的项目如：道路、管廊、安置房、园林绿化等；提倡几种项目：农业、文化旅游、科技、养老、医养结合等。

2、关于建设内容：避免几种：房地产、标准厂房、物流中心等商业化运作的项目；提倡几种：科技馆场、文体中心、科技创业园（大学生）、养老基础设施等属于政府投资建设且有运营，有一定使用者付费的项目。

3、关于投资规模：建议总投资控制在10亿左右，对一些城镇化建设的PPP项目如总投资较大，建议在初步实施方案设计时，应考虑：整体规划立项，分别设计核算，分期实施进行。

二、充分考虑减轻财政支付压力在PPP的“规范严管”时代，纯政府付费的项目基本被禁止准入，有少量使用者付费的项目也受到从严控制。为此，要实施PPP项目，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如何轻财政支付压力。笔者结合自己参与PPP项目咨询服务的经验，建议可以从以下几路径考虑：

1、深挖项目自身可能有的使用者付费项目；

2、选择运作方式的综合利用，有运营存量资产的，可选择TOT BOT等模式化解政府存量债务；

3、用好配套资源补偿；

4、将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项目公司。以上几个路径均有着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体主要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要完善投资回报机制，依法依规为准经营性、非经营性项目配置土地、物业、广告等经营资源，为稳定投资回报、吸引社会投资创造条件。如在道路附近、地铁站中涉及的广告资源”。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各级财政部门重点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如城市供水、供暖、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保障性安居工程、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医疗和养老服务设施等，同时优先选择收费定价机制透明、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此类项目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大多属于非经营性项目或者准经营性项目，无法仅靠项目本身，包括项目内的存量项目达到收支平衡。所以，政府方将需要通过配套资源补偿的方式来增强项目的吸引力，同时通过此资源补偿方式减少政府付费的压力”。财政部《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通知》（财综[2015]15号）“在新建公共租赁住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中，可以规划建设一定比例建筑面积的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用于出租和经营，以实现资金平衡并有合理盈利，但不得用于销售和转让”。国土资源部《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国土资规[2016]20号）“对可以使用划拨土地的能源、环境保护、保障性安居工程、养老、教育、文化、体育及供水、燃气供应、供热设施等项目，除可按划拨方式供应土地外，鼓励以出让、租赁方式供应土地，支持市、县政府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方式提供土地，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建设。以上规范性文件都给与了PPP项目在实际运作时考虑如何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政策依据和实施的空间，但要应用合法合规和得当，就要依靠专业咨询人员的精心设计和测算。

三、严格控制控实施方案的“隐性”风险实施方案是PPP项目实施的顶层设计和纲领性文件，是政府决策的依据，更是PPP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和保障，其重要性毋容置疑。在设计实施方案时应重点考虑：如何选择合理的运作模式，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风险分配框架，如何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如何准确确定项目边界条件，如何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物有所值等多方面。但笔者在参与的多起实施方案评审和审核时发现，一些专业咨询机构编制的实施方案普遍存在问题较多较大，条理不清，内容缺项，边界条件不清，风险分配不当，绩效考核空泛，财务测算错误等问题大量存在，为PPP项目留下了很多的风险和隐患。财政部（2016）92号文、发改委（2015）2724号文对“两评一案”的专家论证和评审都有着明确要求，但很多地方财政部门都是流于一种形式上的把关，没有起到真正的“把关”和风险控制作用。为此笔者建议，应积极发挥财务、法律、工程、行业包括投融资等方面专业的积极作用，严把实施方案的评审和论证关，将政府的风险和成本都降到最低，真正实现PPP模式运用的“风险最小 成本最低，效益最优”的目标。

四、高度重视PPP合同的重要性PPP项目合同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依据，是整个PPP项目合同体系的核心，更是PPP项目在全生命周期内能顺利实施的基础和保障，PPP项目合同的重要性堪称“极端”。同时，较之一般的合同，PPP项目合同还有较明显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要求编制内容规范，应按照财政部财金（2015）156号文的要求编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的规范审核（财政、法制、行业主管）；要求审批生效（政府的最终批准时PPP合同的效力保证）等几方面。对于PPP合同的关键点，财政部财金（2106）92号文也有明确要求：一是合同应当根据实施方案中的风险分配方案，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双方之间合理分配项目风险，并确保应由社会资本方承担的风险实现了有效转移；二是合同应当约定项目具体产出标准和绩效考核指标，明确项目付费与绩效评价结果挂钩；三是合同应当综合考虑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成本核算范围和成本变动因素，设定项目基准成本；四是、合同应当根据项目基准成本和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参照工程竣工决算合理测算确定项目的补贴或收费定价基准。项目收入基准以外的运营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五是合同应当合理约定项目补贴或收费定价的调整周期、条件和程序，作为项目合作期限内行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执行补贴或收费定价调整的依据。但实践中，许多的PPP合同仍然存在固定回报、明股实债、到期回购等违规条款；仍没有将政府付费绩效考核挂钩；边界条件不清晰，风险分配不全面、合同主体责任混乱等问题大量存在。笔者建议，PPP合同作为一种明确政府与社会资本双方权利义务的“契约性”文件，应当聘请有PPP实战经验同时又懂“合同语言”“合同逻辑”“合同精髓”的专业律所编制或审核把关，真正做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同时建议各级财政部门都应建立“PPP合同专家评审”制度，对准备在招标公告前发出的PPP项目合同及项目公司的章程协议进行“招标前的审核”，力争将合同的风险和隐患降至最低。笔者也认为，如果将有着“极端重要性”的PPP项目合同委托给一个任何没有法律理论及实务经验的咨询机构去编制，以上所说的问题可能都会产生，更会为未来项目公司建设或运营埋下了很多的风险和隐患，最终导致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失败，现实中不乏这类纠纷和案例的存在，希望能引起高度重视。

五、有效防范PPP项目招投标风险 PPP项目的招投标是整个PPP实施流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同时，在项目的投标、开标及评标阶段都存在着大量的的法律风险，如：围标串标的行政或刑事法律风险，评标方法和标准不当导致的评标无效或承担行政责任的风险等，都会严重影响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因此规范PPP项目的招投标，有效防范整个招投标过程中的风险，是能够顺利实施PPP项目的又一重要基础。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财政部87号令《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对如何规范PPP项目的招投标都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如：设置投标条件和评标标准应紧紧围绕项目需求而不能脱离项目实际等等，相信只要严格按照87号令的规定和要求进行规范的招投标活动，就一定能顺利招到那个最适合项目运作条件和要求，同时政府也非常满意的社会资本。以上就是笔者在PPP项目实践中的几点主要心得体会，当然，规范运作好PPP项目，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如何强化财政承受能力的论证，完善物有所值评价，加强项目融资监管，深化绩效付费机制等等，也是对PPP项目有着重要影响的问题，也需要在实践中重点关注。笔者相信，随着“严管时代”的到来，PPP模式进入“稳健发展期”，规范有序运作才是实施PPP模式的“初心”所在，才是项目有可能真正落地的根本，才能真正实现运用PPP模式“成本最低 效益最优”的目标和方向。（本文由黄小元为您编辑整理）今日观点存量资产PPP五大拦路虎： 一是存量资产的定价问题；二是存量资产转让程序问题；三是存量资产附属从业人员问题；四是存量资产PPP意愿问题；五是没有收费机制存量资产PPP问题。——叶继涛更多数据信息及行业热点进入明树数据官网查看

第四篇：【实操学习】PPP项目案例运作经验总结及启示

【实操学习】PPP项目案例运作经验总结及启示

本文基于三类项目(准经营性项目、经营性项目及公益性项目)案例分析，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等方面总结PPP项目运作中可借鉴的经验和存在不足，旨在对未来的项目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第一，在项目选择上，政府方不宜过度推广PPP模式，在筛选和发起项目时应综合评估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合规性、PPP模式的适用性、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确保PPP项目“物有所值”。其中，准经营性项目双方应侧重对项目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共识;经营性项目应具有明确的收费机制以确保合理的投资回报率;公益性项目要准确评估当期和预测未来政府的财政实力，确保政府购买能力。

第二，在伙伴选择上，应充分理解PPP模式“强调市场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内涵。政府方应公平择优选择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融资实力的社会资本方作为合作伙伴，以有效减轻政府债务压力，提高项目运营效率。社会资本方应选择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较强的政府方进行合作。

第三，在合同订立方面，双方均需重视通过合同正确表达意愿、合理分配风险、妥善履行义务、有效主张权利。合同内容要在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方面兼顾公平与效率，同时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其中，准经营性项目合同的订立要充分详尽市场因素变化所导致的社会资本收益率降低的弥补机制，保证社会资本能够取得合理的回报率;经营性项目的合同应重点关注收费机制、项目唯一性等方面违约的补偿机制;公益性项目的合同订立中应重点关注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偿付机制及违约处罚机制。

第四，在合同履行方面，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均应遵循契约精神。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方往往占据强势地位，其尤其应注重转变观念，避免单方面拒绝履行合同、变更合同条款及政府更迭引致的履诺风险。【

一、研究背景】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破题之年。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三驾马车”将更均衡的促进经济发展。短期内，“稳增长”是经济发展主导政策，投资需求仍对经济增长起“托底”作用，而在目前制造业化解产能过剩和房地产业去库存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仍将是现阶段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2009年以来，在扩张性经济政策主导下，伴随投资快速增长，政府性债务规模急剧增长。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2014年中央全面启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自发自还债券试行、《预算法修正案》通过、国发[2014]43号文、45号文和财预[2014]351号文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未来将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建立以地方政府债券为主的地方政府举债模式，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尽管短期内PPP模式的实施和推广仍处于观望期，大规模推广尚需培育，预计2015年通过PPP模式解决地方政府基建融资规模有限(2015年预计在1.8万亿至2.1万亿之间)，但长期来看，PPP模式有利于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同时有利于提高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供给效率，发展空间广阔。在未来地方政府发债规模设限，逐步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的过程中，随着PPP配套法规和政策逐步完善和实施，PPP模式将成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

目前，为配合中央“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政策要求，2014年12月4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号)(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操作指南》和《指导意见》明确了PPP模式的适用范围和相关参与方的职责分工、风险分担和收益分配和保障等内容，为PPP项目的实施初步搭建了制度框架和保障。但基于PPP模式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未来在操作实践中仍将面临诸多问题。

本篇研究报告为中债资信《PPP系列研究》的第二期。本文基于案例分析，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等方面总结三类项目(准经营性项目、经营性项目及公益性项目)PPP运作中可借鉴的经验和存在不足，旨在对未来的项目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二、案例选取及分析】(一)准经营性项目

1、案例选取

依据《指导意见》，准经营性项目是指“经营收费不足以覆盖投资成本、需政府补贴部分资金或资源的项目”，“可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附加部分补贴或直接投资参股等措施，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BOO)等模式推进”。具体而言，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与公益性项目相比，其具有比较明确的受益对象，具备收费条件，因而具有一定经济效益;其二，与经营性项目相比，由于项目具有较强的社会效应(正外部性)，项目建设和运营直接关系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收费机制往往由政府制定，项目自身收益不太好，项目自身运营效益不足以完全覆盖投资成本，需要政府适当进行补贴。依据上述标准，本文选取北京地铁4号线和中国国家体育场作为准经营性项目案例进行分析，具体项目情况参见下表。其中，北京地铁4号线是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个PPP项目，运营较为成功，其运作经验已广泛推广;国家体育场项目是国内体育场馆领域首个PPP项目，在引入PPP模式进行投融资并完成项目建设后，在赛后运营阶段出现系列问题，最后通过重新签署协议，政府方接手项目运营。

2、案例分析

通过上述两个样本案例的对比分析，本文拟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合同履行四方面，总结经验并汲取教训。(1)项目选择：基于充分调研，能够对准经营性项目的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共识项目选择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起点，而项目是否具有PPP模式适用性等对项目运作成败意义重大。PPP模式适用性主要体现在“明确经济技术指标、经营服务标准、投资概算构成、投资回报方式、价格确定及调价方式、财政补贴及财政承诺等核心事项”。

对于国家体育馆项目，一方面，由于其建设技术难度大、设计方案不够及时详尽等，投资测算准确度较差;另一方面，由于其公益性较强，收费机制及补贴方式均不明确，导致投资回报测算难度亦较大。在收费机制不明确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方希望通过商业化运营，以实现投资回报为目标;而国家体育馆项目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形象，且具有较强的公益性，运营阶段若采取商业运作及定价模式(包括参观门票、座位冠名权等)，则会与公众利益产生冲突。由此，尽管该项目通过PPP模式解决了建设中的资金、效率问题，却未能对赛后运营做出合理规划、以及就盈利预测及补偿机制达成共识，最终导致该项目的PPP运作模式以失败告终。

整体看，对于准经营性项目而言，PPP模式适用性主要体现能够对项目的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共识，并通过合同条款予以明确，尤其需注重通过前期调研及方案设计，明确收费机制及补偿方案，保障社会资本的盈利模式。(2)伙伴选择：政府方需公平择优选择具有相应专业能力和融资实力等的社会资本方作为合作伙伴

伙伴选择是指在政府方基于PPP项目的合作需要，对社会资本方从投融资、设计、建造、运营、维护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综合评价，以选择最合适的合作者参与PPP项目。

地铁4号线项目中，北京市政府引入的社会资本方为香港铁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其成立于1975年，核心业务是以香港地区为主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市场占有率超过45%，建设及运营方面的专业能力突出、经验丰富;同时，其财务实力雄厚，2013年实现收入387.07亿港元、利润132.08亿港元，具有很强的融资能力。香港铁路的引入为该项目成功运营奠定了良好基础。国家体育馆项目中，北京市政府引入的社会资本方为联合体，资金雄厚，融资实力较强。但其主要股东均从未运营过体育场，运营经验匮乏。尽管和法国一家知名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寻求高效运营国家体育场的咨询建议，但具体协议可能会因高额的咨询费而终止。

整体而言，在选择社会资本方作为合作伙伴时，政府方首先要坚持市场化原则，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招标，确保程序规范;其次，要通过明确合作伙伴的基本条件，保证合作对象的专业水平和融资实力，此外还要考察其信用水平等，进而实现降低财政投入、提高项目运营效益的目的。(3)合同订立：合同内容对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需兼顾公平与效率，同时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

PPP项目合同是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明确合作方式的法律性文件，是保障项目成功运营的核心要件。双方均需重视通过合同正确表达意愿、合理分配风险、妥善履行义务、有效主张权利。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合同订立要在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方面兼顾公平与效率。对于地铁4号线项目，首先，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比例分配体现了合作模式的公平性。项目前期，政府方通过对项目运营成本、客流预测和票价定价等方面的实证研究，建立了城市轨道交通的项目寿命期现金流寿命模型，并以经营期30年、回报率10%为假设条件，测算得出项目30年的财务净现值的总额约占项目总投资的30%。由此，4号线公益性部分和赢利性部分的比例被确定为7：3。一方面，该比例划分在确保地铁项目作为公共产品的公益性的同时，吸引了社会资本，扩大了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降低了投资风险，使得社会资本有利可图，进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其次，票价机制体现风险共担原则。北京市政府在引入香港地铁时对票价做了规定，票价定价为3元起步，但受奥运会影响，出台了低票价政策(2元/人次)，按照出行最短路径对票价进行拆分后的票价仅为1元/次，导致票款收入无法弥补运行成本，无法达到预期的投资回报，按照北京市政府与香港地铁签订的票价合同，在低票制情况下，北京市政府补助2.44元/人次，在票价提高后取消对票价补贴，地铁4号线的票制体现了香港地铁与北京市政府风险共担的原则，保证了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最后，资产租赁模式保证了项目运营管理效率，而租金调整机制体现利益共享原则。由于项目区分为公益性和盈利性两部分，并由两个业主进行投资建设，为保证项目运营管理更有效率，双方约定由特许经营公司通过租赁政府方资产的形式，获得整体线路运营管理的权利。此外，合同还设置了租金调整机制，即在项目初期，政府只向特许经营公司免收或者收取少量象征意义的租金，促进项目尽快成熟;而在项目成熟期，当实际客流超出预测客流一定比例，政府投资方将适当的提高租金，避免特许经营公司利用公共财产产生超额利润;反之，若客流低于预测客流一定比例或者政府定价低于测算的平均人次票价，政府投资方会适当的减免租金，增强项目抵御风险的能力。

其二，合同订立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目前，我国PPP尚处于探索阶段，法律制度体系尚未完善，公用事业、交通设施等的定价机制均处于动态调整中，此外还存在其他不可预期的动态变化。由此，双方在合同订立时既要充分考虑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实际需求，保证合同内容的完整性和相对稳定性，也要合理设置关于合同条款变更(诸如期限变更、内容变更、主体变更等)的灵活调整机制、重新谈判触发机制及争端解决机制，为未来合同执行预留调整及变更空间。(4)合同履行：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均应遵循契约精神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均需遵循契约精神。政府方方面，基于具有监管方和合作方的双重身份，其在合作中往往占据强势地位，政府方较社会资本而言更容易出现信用问题。其拒绝履行合同、单方面变更合同条款等行为，可能会导致项目的优惠政策、补偿机制等发生变化，进而使项目建设及运营发生困境。如在鸟巢案例中，合作中多环节均出现政府变更合同条款的状况，包括重大建筑设计变更、商业配套大幅减少等，大幅增加成本的同时加大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此外，在运营阶段，由于对公益性和免费的呼声渐高，地方政府面临的舆论压力较大，社会资本按原计划经营很难持续下去，最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收回经营权，PPP模式以失败告终。此外，我国PPP项目运作中还面临政府更迭引致的政府履诺风险。如南方某工业园区采用PPP模式建设污水处理长项目，合同约定园区企业按月支付污水处理费用，但由于园区管委会主任更迭，结算周期改为半年，由此对项目公司资金链造成较大压力。我国要实现从“大政府，小市场”到“小政府，大市场”的转变仍有漫漫长路，而PPP模式则从根本上就要求政府改变自身定位，由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项目的合作者和监督者，并严格遵守契约精神。社会资本方方面，其亦应合理合法地利用既定合同框架下的优惠政策，积极履行项目出资、项目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承诺，促进项目顺利推进。(二)经营性项目

1、案例选取

根据《指导意见》定义，城市基础设施经营性项目是指“有明确收费基础，并且经营收费能够够完全覆盖投资的成本的项目”，政府可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的方式，采取“建设-运营-移交(BOT)”和“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等模式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经营性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特点，表明在资产使用过程中具有一定正外部效应，资产具有一定的收费基础，收费机制决定在资产的使用过程存在竞争性，但资产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由于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因此价格调节机制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根据成本-收益的关系对价格进行调节。经营性项目和准经营项目的区分并不是绝对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具体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政府根据需要，通过制定特定政策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等可以提升经营性项目的经营系数，准经营性项目可变成经营性项目。依据上述标准，本文选取杭州湾大桥和广州西朗污水处理厂PPP项目，具体情况参加下表。

2、案例分析基于上述案例，经营性项目引入PPP模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项目选择：经营性项目应具有明确的收费机制，长期看可形成稳定的投资回报

在选择经营性项目开展PPP的过程中，确保社会资本回报率对于PPP的开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对于西朗污水项目，项目资产是污水处理资产，资产运营具有收费机制，资产运营规避了纯市场项目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收费机制具有长期稳定性，长期来看，西朗污水项目的运营不仅可以覆盖投资运营成本而且会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率，西朗污水项目是经营性PPP项目的成功典范。

整体来看，对于经营性项目，项目自身的运营收入是社会资本投资回报的主要途径，基于风险与收益的对等关系，在经营性项目的选择中，与资本市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实体经济投资领域(如房地产市场)相比，项目选择中应规避“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纯市场投资特点，项目投资回报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期来看会形成较高的稳定投资回报率。(2)合同订立：社会资本方应重点关注特许经营期限、收费机制变更的补偿机制、项目唯一性等条款以保障项目收益;政府方则需重点关注项目监督机制对于经营性项目，合同订立是保证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开展PPP项目成功与否的法律保障。

对社会资本方而言，尽管经营性PPP项目具有较强的市场化运作特征，但其依赖市场化运作实现投资回报的前提往往是政府政策支持，包括特许经营期限、收费机制、项目唯一性等，社会资本方需在合同订立中做出约定，并就违约补偿与政府方达成共识，以保障项目盈利。杭州湾大桥项目中，项目运营初期，投资回报率较高(2009年营业毛利率为63.93%)。但运营5年后，杭甬客运专线和杭州湾第二通道(嘉绍跨江大桥，相隔仅50公里左右)分别于2013年7月1日和2013年7月19日建成通车，对杭州湾大桥形成较强分流，致使通行费收入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2013年营业毛利率降为50.44%)，并最终引致部分社会资本退出，并由政府方授权机构宁波交投回购其股权。在该案例中，项目主要风险为项目唯一性风险，即政府或其他投资人新建或改建其他类似项目，导致对该项目形成实质性商业竞争而产生的风险。由于在合同订立环节，社会资本方未就项目唯一性及违约补偿与政府方达成一致，最终导致PPP模式难以为继。

对政府方而言，合同订立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对资产使用及维护的监督条款，保证在特许经营期期满后转交的资产可以继续使用。广州西朗污水项目中，依据特许经营协议，西朗污水从建设到运营的合作期为23年，其中运营期为17年，合作期结束后将全部资产无偿转让给政府方所有。为维护资产使用的可持续性，在合同中约定由政府授权机构对污水资产的使用进行监督，明确了资产更新条款(西朗污水需要在17年内将主要设备更新一遍)，并在特许经营期全面进行监督。上述监督机制的设立有效保障的项目资产使用的可持续性，值得借鉴。(三)公益性项目

1、案例选取

根据《指导意见》定义，公益性项目是指“缺乏使用者付费基础、主要依靠政府付费回收投资成本的项目”，“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采用建设—拥有—运营(BOO)、委托运营等市场化模式推进”。公益性项目具有公益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其特点表明公益性项目的正外部性较强，资产在使用过程中无收费基础，由此，此类项目若采用PPP方式，对政府财政资金依赖很高，“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比较合适。

在我国现阶段操作实践中，公益性项目(包括非营利性公园、市政道路、桥梁、防洪工程等)多由地方政府发起，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承担投融资及建设;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起，其他社会法人以BT形式参与建设，后期均由政府相关部门维护。地方投融资平台多为本级政府所属企业，依据目前财政部对PPP项目的界定，其不属于PPP社会资本方的范畴，故本文选择以社会资本(主要为非本级政府的大型国有其企业)为投融资建设方的BT项目作为样本案例。

2、案例分析

基于上述案例，公益性项目引入PPP模式尤其要关注以下问题：(1)项目选择：公益性项目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PPP，由于其公益性很强，理论上大部分项目应该由政府负责投融资，如果政府当期资金不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或PPP模式解决。

PPP项目储备、筛选、发起工作均由政府方承担。公益性项目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当期人的社会福利，而且其资产的长期使用性也将提高未来人的社会福利，采用PPP模式解决了政府当期一次性投资过大的问题，采用分期付款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利用代际分配原则拉长了财政收支期限，可降低当期财政负担。如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政府方均约定自项目建成后逐年回购，缓解了集中支付的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公益性项目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PPP，由于其公益性很强，理论上大部分项目应该由政府负责投融资，如果政府当期资金不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或PPP模式解决。此外在目前逐步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推广PPP项目过程中需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力(如阶段性项目回购资金压力等)。(2)合同订立：双方应明确约定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偿付机制及违约处罚机制，保障政府方履约

对于公益性项目，政府付费是社会资本方取得投资回报的唯一途径。在合同订立中，双方应明确约定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偿付机制及违约处罚机制，以保证社会资本方实现合理投资回报。

对于苏州市南环快速路西延线BT项目，合同中明确约定了“项目回购款纳入区人大财政预算”，有效保障了政府回购资金来源。对于江苏浦口新城核心区综合管廊工程BT建设项目，合同中明确约定回购期限、回购金额和土地担保等事项，项目回购款基本落实到位。反观一些类似项目，由于社会资本方在与政府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回购合同不尽完善，后期项目方遭遇市场因素导致的政府方回购意愿及能力下降，回购款落实大幅低于预期。

整体看，在合同订立环节，确保政府信用尤其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第一，社会资本方应明确项目付费来源，将回购款项尽可能依据现行制度纳入公共预算，在没有纳入预算的情况下，需要具有资产抵质押兜底条款;第二，双方应就付费机制，包括付费依据、进度等规则做出详尽约定，并制定违约触发及补偿机制，保障政府方履约。(3)合同履行：政府方需构建多重监管体系，确保社会资本方履行义务，保证项目进度及质量在公益性项目中，社会资本方参与项目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投资收益，而在质量、工期、成本控制、后期运营等方面仍需依靠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上述的两个BT项目案例中，政府或政府授权机构作为监督方，在建设过程中对项目进度、工程质量、投资成本等方面的监管较为完善，但实践中不乏一些BT项目可能会出现因监管不到位而引致的建设成本超支、工程进度放缓、工程劣质等的情况。因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政府方应注重对工程项目的监督。就具体监管模式而言，可采用三级监管模式。第一级监管由政府指定或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以法律和合作协议为基础，对项目质量、工期、成本等进行监督;第二级监督可委托监理方进行第三方监管，监理方作为独立第三方，与项目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可作为政府监管的良好补充;第三级监管，在一些特定项目中，可设置民监委员会，对委员会对项目的质量、成本、安全等进行监管，并向相对部门反映。【

三、总结】

本文通过对准经营性、经营性和公益性PPP项目的案例分析，总结和归纳了不同类型PPP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尽管不同类型PPP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不尽相同，但仍存在一致之处，本文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等方面归纳和总结了PPP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相同和类似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准经营性、经营性和公益性PPP案例的特殊经验教训进行和归纳和总结。

第一，在项目选择上，从政府方角度来看，在目前逐步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的过程中，政府不宜过度依赖PPP模式，政府在筛选和发起项目时应综合评估PPP项目的适用性、合规性、市场收益、政府自身财政的承受力、来选择开展PPP项目;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PPP项目的选择应具有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率。从不同类型项目选择的特殊性来看，准经营性项目PPP模式选择的项目要能够体现对项目的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的共识;经营性项目PPP模式选择的项目的基础资产应具有较强的收费机制，与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相比，可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公益性项目PPP模式选择的项目要准确评估当期和预测未来政府的财政实力，避免因财政实力较弱所引起的拖欠款问题。

第二，在伙伴选择上，应充分理解PPP模式内涵，即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各尽所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需公平择优选择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融资实力的社会资本作为合作伙伴，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解决地方政府专业能力差的缺点。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需要选择契约履约意愿(具有较强的契约精神)和能力较强(财政实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合作。

第三，在合同订立方面，PPP合同是保障项目成功运营的核心要件，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订立的合同要在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方面兼顾公平与效率，要详尽责任分担、收益分享、风险分摊、项目监督等多方面的内容;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合同订立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根据市场环境和项目的变更设定动态调节机制，保证社会资本的收益率。从不同类型项目合同订立的特殊性来看，准经营性项目合同的订立要充分详尽市场因素变化所导致的社会资本收益率降低的弥补机制，保证社会资本的回报率;经营性项目的合同订立要避免政府对市场干预导致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政府应弥补对政府干预过程中所导致的正常收益的损失。公益性项目的合同订立中双方应明确落实付费来源，对政府购买机制做出详尽约定，并制定违约处罚机制，保障政府方履约。

第四，在合同履行方面，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均应遵循契约精神，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要充分履行项目监督职能，确保社会资本履行合同条款，遵循契约精神，保证社会资本在履行项目出资、建设、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承诺，同时在项目运行过程中要避免因缺乏监督导致的资产过度使用，致使在特许经营期期满后转交的资产无法继续进行使用;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政府方应充分遵循契约精神，确保社会资本按时获得足额补贴和收入

第五篇：私募基金如何应对新华信托“明股实债”判例

私募基金如何应对新华信托“明股实债”判例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华信托”）与湖州港城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港城置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下称“本案”）的判决引起了业界强烈反响。究其原因，本案判决改变了以往判例中对“名股实债”交易性质的认定，打破了行业例行已久的“潜规则”，令信托公司、私募基金等机构诚惶诚恐，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交易架构。那么，对于私募基金行业而言，应该如何看待并对应对本案引发的印象呢？就此，我们组织了在私募基金行业有丰富经验的律师对本案讨论、分析并总结如下：1.案件背景：1.1.2011年6月21日，新华信托与港城置业及其两位股东签订了《湖州凯旋国际社区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作协议》（下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1）新华信托以“股权投资”的形式向港城置业提供不超过2.5亿元信托资金，部分用于受让港城置业股东纪阿生、丁德林的股份，其余部分增入港城置业的资本公积金，股份转让后，新华信托持有港城置业80%的股份。（2）港城置业应当向新华信托偿还信托资金，并支付信托收益、信托报酬、保管费用、包干费用等。（3）增信措施包括港城置业的土地抵押担保，纪阿生、丁德林的股权质押担保以及纪阿生的连带责任担保。新华信托履约后，港城置业进行了相应的工商信息变更。1.2.2015年8月4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港城置业破产清算纠纷一案，后指定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下称“法院”）审理本案。1.3.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新华信托在港城置业中究竟享有股权还是债权。法院最终认定，不予采信新华信托“名股实债”的主张，认定新华信托作为港城置业的股东不享有破产债权。2.法院判决的逻辑如下：2.1.虽然新华信托与港城置业签订《抵押协议》并据此享有“湖州市西南分区18-C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但是《合作协议》的内容并非是借贷合同，而为股权转让事宜。物保的设定并不代表其所担保的主债权就存在，更不能代表主债权必定是借款，该推定有悖主、从合同的法律规定，更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法院在此阐释了主从合同的逻辑顺序，先有主合同再有从合同，而不能以担保合同反推借款合同的存在。在仍以新华信托为一方当事人的另一案件中（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市强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叶罕嗣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14]渝高法民初字第00045号），重庆高院的推理逻辑是，“《抵押合同》、《股权质押合同》等均为《信托融资合同》的从合同，《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资金管理合作协议》是《信托融资合同》的附件，因此，《信托融资合同》是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主合同。”而吴兴区法院正是推翻了该反推逻辑，《合作协议》并非借贷合同，主合同不存在，从合同就无从谈起，因此对借款不予认定。2.2.在名义和实际股东的问题上要区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内部关系产生的股权权益争议纠纷，可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依据，或是隐名股东，或是名股实债；而对外部关系上，第三人不受当事人间的内部约定约束，而应以对外的公示为信赖依据。2.3.本案不是一般的借款合同纠纷或股权转让纠纷，而是港城置业破产清算案中衍生的诉讼，本案处理结果涉及港城置业破产清算案中的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应适用公司的外观主义原则，即港城置业所有债权人实际（相对于本案双方当事人而言）均系第三人，对港城置业的股东名册记载、管理登记机关登记所公示的内容，即新华信托为持有港城置业80%股份的股东身份，港城置业之外的第三人有合理信赖的理由。3.本案的评述3.1.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因此，在公司破产清算的时候，投资究竟被认定为股权还是债权将直接决定投资人在分配中的顺序，也将极大的影响其受偿金额。3.2.对于公司股东身份的确定，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公司法》第32条第3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款规定了股东身份认定的登记对抗主义，从交易安全及节约交易成本角度，股东身份以工商登记为准，第三人信赖工商登记而进行的交易应受到信赖保护。3.3.“名股实债”问题的本质是以“名”为准还是以“实”为据？对此，目前相关判例结论不同。除上述本案采“外观主义”外，重庆高院审理的新华信托与强人置业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则从实质认定，双方所涉法律关系为金融借款合同关系，而非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关系。最高院再审的广西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杨伟鹏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此案虽不涉及股权问题，但也可从侧面反映法院的“实质主义”倾向。最高院从双方真实目的出发，在双方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而缺乏《借款合同》的情况下，仍认定双方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而《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目的则是为了担保债务的履行，并将此种担保认定为非典型担保方式。3.4.本案判决的逻辑是从保护第三人信赖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外观”或“公示”为标准。本案有其特殊性与极端性，因融资公司走到了破产阶段，涉及众多第三方债权人的破产债权申报，影响的利益方众多，产生的社会影响较大，这也可能是本案法院改变以往各地法院判例对“名股实债”性质认定的一大原因。3.5.关于股东身份的认定，华南贸仲在其审理的一“名股实债”案件中作出了如下论述：“入股与退出均属商业范畴，法律仅对商业活动的合法性予以评判，而对入股与退出的商业目的在所不问。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入股与退出的安排、增资款与退出金额（回购款）的确定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增资款与回购款金额的约定与认定股东身份无关，回购款与增资款在金额上相等并不能证明股东没有承担股东风险。”我们理解，虽然双方存在股权转让与回购的内部安排，但在股权按约回购之前，投资人仍享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下规定的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4.私募基金如何应对本案的影响从本案判决可以看出，对于“名股实债”的性质，形式与实质的选择，不同利益方的保护偏好等，都将影响着最终的裁判结果。私募基金等不具备放贷资质的机构，似乎更需借用“明股实债”以股权投资加回购方式完成债权投资行为，以规避相关金融资质许可要求。因此，我们从本案及相关案例出发，总结出目前可能的一些应对之策，以供私募基金管理人参考。4.1.将投资款明确区分为股东出资和股东贷款。如果在投资方案以及交易文件中明确将投资款区分为股东出资和股东贷款，那么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本案判决的重演。新华信托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本案中的投资款没有明确区分，而在一审中被认定为是股东出资，从而在破产清算中丧失了作为债权人的权利。4.2.明确约定回购条款。在交易文件中明确约定回购条款，约定投资人在一定条件下有权要求大股东回购其股权，避免走到破产清算的地步。4.3.约定清算优先权。根据我们的经验，为保护投资人的权利，一般可以做出如下的约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至少包括一名投资方委派的人员。任何股东以无形资产出资形成的股权不得参与清算资产的分配。清算资产在向股东进行分配时，投资方应优先获得(1)投资本金加上按每年【】%（按照复利计算）计算所得的数额；及(2)应向投资方分配但未支付的股利和分红。此后，包括投资方在内的所有股东按其持股比例进行剩余清算资产的分配（若有）。此外，该权利行使应当是首先按照公司法进行分配，然后进行股东之间的二次分配。4.4.募集中的风险提示义务。根据2016年7月15日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在投资者签署基金合同之前，募集机构应当向投资者说明有关法律法规，说明投资冷静期、回访确认等程序性安排以及投资者的相关权利，重点揭示私募基金风险，并与投资者签署风险揭示书。风险揭示书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二）私募基金的一般风险，包括资金损失风险、基金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募集失败风险、投资标的的风险、税收风险等。我们理解，如果该基金的投资中有“明股实债”的安排，则管理人必须将本案引发的风险向投资人披露，并且在投资方案和交易文件中作出风险防范的安排。虽然本案仅是个例且本案法院仅是区级法院，但是本案依然向我们提示了投资中条款约定不明而导致的审判实践风险。我们建议基金管理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方案以及募集文件，避免未来遭受类似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