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博导下岗,9%的学生考研是为了做学术研究

第一篇：“三无”博导下岗,9%的学生考研是为了做学术研究

“三无”博导下岗，9%的学生考研是为了做学术研究

----熊丙奇

201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结束。根据“腾讯—麦可思”最新发布的2013届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意向分析，他们计划国内读研的最主要原因是就业前景好和想去更好的大学，仅有9%的学生考研是为了做学术研究。专家认为，如果学生抱着这样的思想去读研，将难有一流的研究成果(《新闻晚报》1月9日)。

在人们的传统认识中，考研，就是要做学术研究，否则，还考研做啥。以此认识分析考研生的考研动机，就会为只有9%的学生考研是为了做学术研究感到“震惊”，而其实，研究生教育，并不都是培养学术型人才，总体看来，研究生教育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向博士教育过渡，输送学术型人才，从学术研究角度分析，从事学术研究一般需要接受博士教育训练；二是职业化教育，完成本科生走向社会的职业化过程，或者对在职人员进行提升。前一个目的是培养学术型人才，后一个目的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如果研究生教育能有如此定位，那么，只有9%的考研生想做学术研究，其实很正常，我国考研大军180万，9%也超过16万，而之所以大家认为不正常，这是因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定位并不清晰。

其实，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持续扩大，我国教育部门和研究生培养机构，已经意识到再按单一的学术性人才目标培养研究生，将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以及研究生的出路。首先，学校的办学条件有限，无法按照学术性人才培养的要求，培养每个学生；其次，社会对学术性人才的需求有限，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我国毕业研究生人数就达到43万人，社会不可能给这么多毕业生提供学术研究岗位；再次，学生考研的目的，并非都是想从事学术研究，有提升学历、提高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等多方面考虑。于是，教育部门规划，调整研究生培养结构，减少学术性硕士培养，增加专业硕士招生，按照教育部的计划，到2015年，专业硕士招生和学术硕士招生达到1:1。这一调整是符合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向的，可是，在实施调整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不是由研究生培养机构自主根据国家的政策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办学条件调整，而是由政府教育部门直接参与推动学校调整。如此一来，专业硕士的招生规模虽然大了，但是，社会对其的评价并不高，有一些学校并没有做好扩大专业硕士招生的准备，就仓促上阵，结果是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差别只是名称变了、地位变了(专业硕士被认为比学术硕士低一等)、收费变了(专业硕士学费更高)、学制变了(专业硕士的学制少一年)，而其他都没变，课程未变、师资未变、培养模式未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评价并不可能发生变化，还会按照学术性硕士的培养方向来评价研究生教育。有调查显示，考研学生选择专业硕士的多了，这是“必然”的结果，国家要求学术性硕士招生规模减少，扩大专业硕士规模，考生不这么选，怎么选？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根本问题，还是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具体包括招生自主权、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课程设置自主权、导师教育自主权、学位授予自主权，这导致研究生培养缺乏特色，所有培养机构都按统一模式培养学生，这必然产生受教育者需求和学校教育模式单一的矛盾，也影响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只有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每个学校才能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培养具有本校特色的研究生。这就像国外大学，研究生分授课型研究生和研究型研究生，这不是政府部门规划的结果，而是学校根据学生需要和学校办学定位逐渐发展起来的。当学校有明确的定位，考生选择研究生教育和社会评价研究生教育也会发生根本转变，现在看来，考生已经转变，但学校转变没有跟上考生的转变，而社会的看法还没有根本改变。

近日，武汉大学将正式推行博士生导师制改革，武大的博导须在科研成果、培养质量、科研项目与经费、生源状况等方面具备一定的条件方可上岗招生。一些无经费、无课题、无成果的“三无”导师将面临“下岗待业”。1月9日，有媒体称，武大 “下岗”导师的数量将达到500人；但10日武汉大学随即向外界否认，称只有200名博导将“下岗”。武大的博士生表示，校方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很欢迎。（广州日报1月11日）

武汉大学打破博导“大锅饭”，对博导实行动态管理的想法是好的，然而，将经费、课题、成果成为博导上岗还是下岗待业的评价指标，在当前的科研管理体制之下，却只会加剧学术的行政化和功利化，最终无益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博士教育质量的提高。

众所周知，我国高校近年来普遍采取课题、经费、论文、专利这些学术研究指标，考核教授。在这些指标的驱使下，大学教授沦为“学术民工”，每年得拿课题、经费、论文、专利“工分”去兑现工资，教授们就围绕课题、经费、成果转，学术被急功近利笼罩。另外，这样的指标，已经导致教授们把精力全部投入学术研究，不愿意在人才培养上化时间，现在，再用这样的指标来确定博导资格，这是引导教授们重视人才培养还是适起其反呢？

学校的管理者会说，没有课题、没有经费、没有成果，怎样带博士？学生们跟着这样的导师能做出博士论文吗？这有两方面问题，其一，目前的课题、经费资源是由行政主导配置的，学术管理、评价被严重行政化，普通教授在学术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并没有话语权，这种配置体系，已使学术变异为“公关学术”、“社交学术”、“课题学术”、“经费学术”，那些有官位、头衔的人，很容易获得课题、经费。而那些不善于公关，不愿意走潜规则路径的人，却很容易被边缘，拿不到课题。以前，这些人还可以带学生，现在在没有课题就不能带学生的硬指标下，这些教授要么“同流合污”去搞课题、经费，要么就不能再当导师。去年5月，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海南大学一位“三无”教授请辞硕导，这位教授说，学术绝不能作为权力掌控的东西，用项目经费做诱饵，用计件工资式的考核做罗网，把大学教师在学术和思想上应有的自由和道义担当扼杀殆尽。他决心不申请“无聊的课题”，不攒“无真正学术内涵的文章”。这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为高校已经走偏的课题、经费、成果导向提出警醒，可惜没有多少高校领导在意。

其二，强化导师的课题、经费，貌似给学生求学好的环境，可是，却很可能把“课题学术”代代相传。据悉，该校博士对这一规定也很赞成，对此，我一点也不怀疑，这是大学教师、学生高度体制化的必然。行政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导致学术失去独立性和基本尊严，不少学者为获得课题，不得不迎合项目设立方，把很多时间花在填写表格、参与评审之中。而且，谁体制化彻底，谁可能获得更多学术利益。最近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发布的《国家健康报告》引起广泛争议，背后的原因就是学术不独立，研究缺乏公信力。而由于学校只重视课题、经费，而不是真正的学术贡献，大家普遍重视课题的申报、立项，却不关心具体的学术研究过程；而对于成果，则热衷于包装，这就是科研经费被大肆挥霍，学术成果貌似很多，但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的根源所在。这本来是应该扭转的风气，但遗憾的是，很多学校却一味迎合这种风气。在这种风气中，博士们能学习到些什么呢？ 在国外大学，博士生培养，有导师资助制，但这一制度有两个基本的制度支撑，一是学术同行评价，学术资源配置实行学术管理而非行政管理；二是真正的导师制，导师有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方面的自主权。我国研究生教育虽实行导师制，但却不是真正意义的导师制，导师没有招生自主权，没有教育自主权，根本不用拿自己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对学生的培养质量负责。于是，对于理工科的研究生，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普遍是“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学生还没有接受多少教育，就要求写课题申请，完成老师交给的课题项目；而对于人文社科的研究生，不少则被导师放羊，有的博士生半年也见不到导师一次。

如果这两方面的制度不建立，就按课题、经费、成果的有无确定导师资格，必然会引导教授们更加关注课题、经费的申报，以及对成果的包装，学生也参与其中。同时也使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变得功利，甚至可能会出现博士招生的腐败——某学生是官员或者企业老板，可以给导师带来课题、经费资源，导师考虑到课题、经费这些现实问题，是不是更愿意招收官员、老板学生，或者帮他们运作录取呢？

课题可以为导师培养研究生提供平台，但是，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并不一定要通过课题研究来实现，一方面，导师的课题完全有可能和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不一致；另一方面，导师培养博士，关键在于学术研究方法的指导和研究能力的训练，这需要的是导师经常关心博士生的研究进展，而不是要求博士为导师的课题服务。另外，导师也应该有淘汰机制，但这不是由学校行政来决定，而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决定——一名教授有无能力做导师，关键在于其“导”上，在国外大学，博导并不是一个头衔，而只是一个职务，年轻的、刚博士毕业的讲师（助教授）同样可担任导师，大学要评价一名教师有无能力做导师，不能用简单的硬指标来遴选。以及让学生选择，包括学生在报考时自由选择，和在求学过程中自由选择，如果对某位导师不满，学生可以申请换导师，而不是把导师和学生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