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
2012年GDP增长目标自2005年以来中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的预期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定为7.5%。温总理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在关注GDP增长目标下调的同时,还特别指出,要全面做好2012年的工作,必须坚持突出主题、贯穿主线、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段讲话关键词 “稳增长”备受关注。可以看出
回顾历史,自1978年至2011年的34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达到9.8%,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世界奇迹。但与此同时,在社会、环境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根据相关资料提供的信息,以往中国GDP增长中,至少有80%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只重经济,忽视环境,过度追求产值,不仅使环境和资源承担过重负荷,同时也使得经济结构调整困难重重。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在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从“保增长”转变到“稳增长”就更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
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也暗示出中央决策层坚持科学发展的坚定决心,其象征意义更加值得关注。以往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可能将真正开始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保八”、“保九”这样的表述也将被“绿色GDP”、“科学GDP”所代替。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粗放型增长之后,科学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项。2012年GDP增长目标的向下微调正是反映了最高决策层的这种战略转变理念。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有可能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但是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政策走向一直牵动着全球神经。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加之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速近3年来首度跌至8%以下区间,外媒普遍对中国今年下半年经济感到悲观。中国高层这次会议也特别提到,要增强忧患意识,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不少市民对中国经济状况与未来发展持担忧状态。
其实,对经济增速下滑无须过于恐慌,要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有足够的耐心与信心。由于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强劲势头,外界因此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抱有莫名恐慌情绪。其实,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或较长期的低迷之中,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速已属不易。更何况经济增长也有周期性,如同当年日、韩高速增长过后一样,势必要面临一段时期的盘整。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所言,“我们应该允许中国经济有一个软着陆”。其次,中国的调控政策应保持相对稳定,转换频率不能太快,力度不能过猛,防止通胀、通缩急转。
中国的作用更多是保持亚洲经济的稳定,这就需要用稳定的政策来实现“稳增长”。而对世界来说,也需要用稳定的心态看待中国,既不要因为亮丽的经济数据将其视作全球经济的“救世主”,也无须因为经济增速稍稍放缓,就大呼“衰退”,而应该关注蕴藏在数字背后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的深层次改革。
而且经济增长的核心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的是提高人们福祉的目标,包括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环境等等。知道目前的下滑一定程度上与调控相关,经济增长可以因为调控而下行,必然也能因为调控而上行。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充足,短期风险不会影响到长期增长的基本面。比如城市化,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刚过50%,按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至少还可
以持续20年;比如在中国巨大的地区经济差距及其背后的地理区位、资源环境、人口资源差异背后,产业梯度转移将持续产生巨大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优化效应;比如随着社会保障的逐渐完善及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教育、科技资源和成果,为未来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此外,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政策调控的空间还很大,因此而释放的经济效率可以很高,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消费的进一步推动;比如垄断行业改革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促进;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逐步实施既增加需求,又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水平;比如通过加大对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民生工程领域的投资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回暖等等。
在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正确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地改善措施。我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缺乏投资需求导致的经济下滑,并非简单的产能过剩,而是生产过剩。因此,无须继续加大政策宽松度,重点应更多地还应放在改革方面。
生产过剩是由于分配不均造成的。一方面生产能力大量积累;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太低,缺乏购买力,二者相叠加导致了大量生产能力的过剩。即巨大的投资需求没能与最终消费形成良性循环;而传统的投资和外贸出口形成的循环又被金融危机打断,这就导致目前中国经济的每个循环都不畅通的局面。鉴于此,中国接下来要做的,并非通过降低利息或者放松银根扩大投资,而应更多地通过改革的办法,包括减税、调整收入分配、落实社会保障措施等各种政策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信心。只有真正把消费刺激起来,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继续扩大投资只能进一步增加供给能力,使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严重。
总之,大家应该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的目标,客观的看待中国经济现今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且提出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同时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有耐心的的。也应该明白在当前国际经济与政治局势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已经将经济工作重心从之前的“保增长”转变到“稳增长”上来,这种宏观战略转变对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二篇: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论文)
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
摘要:
虽然近几年国际经济相对萧条,但是中国的经济仍然保持着较稳定的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股市,房地产泡沫等表面增长。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倾向于保持经济增长,取得GDP的稳定增长。在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危及全球经济时中国推出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在大量的政府支出的支撑下,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实现了正增长,实现了保八的经济指标。如今房价过高已经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正常运转,影响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近期,政府提出要淡化单一的GDP增长模式,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信息,能源,电子,生物,汽车等作为战略性产业。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未来会比较艰难,政府需要制定强有力的引导政策,使中国的经济走向正常,稳定。
关键字: 中国经济 汇率
GDP 房地产 增长模式
正文:
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在经济,科技,教育,民生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同时中国也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这不仅说的是政治环境,还有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
欧美国家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和中国纠缠不清。由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的出口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美国等国家希望人民币升值,以改变这种状况。中国考虑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以及就业的压力,坚决拒绝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来说保持汇率的稳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话,势必会降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会使中国的招商引资遭受严重的打击,同时会大幅减少中国的出口,这样的话大批的民营企业就会倒闭,大量的工人会失业,会导致国家的政治环境恶化,社会不稳定。虽然人民币可以促进中国的进口,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这些都要在国家的经济局势稳定,社会安定的基础之上才会有意义。
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美国人经济状况更加的糟糕,美国人大幅降低消费,特别是对中国商品的消费。由于美国人消费降低,导致中国的出口大幅下跌。大量的工厂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郎咸平教授说过,美国次贷危机是由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政府将资金注入银行,同时美国的利率很低,美国人大量地贷款用于买车和其他消费。才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这不无道理,同时这与美国政府自身的调控和美国人不良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政府面对此次危机提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主要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一部分是支持企业的资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一大批的钢筋水泥企业的生产,而且带动了大量的就业,可是这些投资都是一次性的,建完就不会再去重复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的经济发展是不会持久的。同时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铁,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大于交通运输的实际需求或者超出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比如高速铁路,其投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成本回收的周期非常的长。一般只有政府才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然而要收回成本,其票价必然不会低,有些线路价格将逼近机票的价格,使得很多路线的乘客往往是寥寥无几,实在是对资源的二次浪费。
为何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如此之低?当今流行语,“病不起”,“死不起”等都反映出普通老百姓极低的消费能力。其原因很多,首先是中国的人口多。中国的人口是怎样影响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的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劳动技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工资却不能跟上这方面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就算劳动力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使得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很高,工厂和企业就有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如今大学的扩招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大量的扩招,不仅严重地降低了教学的质量,而且造成劳动力的趋同化,使得大学生难以胜任工作,而且形成恶劣的竞争。由于劳动力的工资不高,消费能力自然也不会高。另外就是房地产过热,导致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得不被拘束在房产上。由于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家庭和房子有着特殊的情感,所以一般会首先考虑买房,其次是买车。开发商抓住了买房者的心理于是抬高房价,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普通老百姓由于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任由开发商漫天要价。其次是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利益和政绩,抬高地价,频频拍出地王。房地产开发成本又间接转嫁给了购房者。可以说地方政府在房价高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医疗费用也是普通老百姓的重要开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被束缚,导致内需不振,同时外贸出口又遭遇寒霜。政府提出的三驾马车有两驾马车已经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所以只能依靠通过加大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由于政府的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在GDP所占比例甚至达到70%以上。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基础建设完成,中国应该用什么去填补空出来的GPP空缺。到时中国的经济就会停止不前,甚至出现大的滑坡。中国的政府投资行为似乎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但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政府如何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呢?就是转变增长方式,控制产业链,把握产业链的高利润节点。中国如今的制造业主要是集中在制造。制造是整个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节点,会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和严重的劳动力剥削。美国人聪明之处就是控制了产业链,自己控制高利润的研发设计,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而把利润最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制造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力。而且往往造出来的产品都返销美国,国人并不能享受这些产品,真是“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政府为了保障出口,保持着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或者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促进出口。这种思想方式似乎有悖于“经济发展,全民共享”的理念,为增长而增长的思维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政府需要产业升级,加强产业链控制,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定义和意义。不能盲目地信从GDP指标,应该以人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思路。相信政府可以抓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真正达到国富民强。
第三篇:形势与政策---你如何看待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它早在原始社会就应运而生,历史悠久。它既是人类的本性,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欲望是人类不可改变的本性,也就决定了人类不可避免的私欲膨胀的特性。人们对贪污腐化自古以来就深恶痛绝,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打压的方法。相反,随着时代的进步,腐化亦有越演越烈之势。当代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由此而生出一个新的腐败词——“制度性腐败”。什么是“制度性腐败”呢?就是一部分腐败分子通过权力性结伙方式,利用已有的组织,建成一个跨系统、跨地区、跨行业,实行境内外勾结,对社会财富实施疯狂掠夺的一种体系内腐败。可见,这种腐败使制度内的所有监督都变得苍白无力。它会使地方政权发生蜕变,为一小撮腐败分子所把持,所以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实在在的和平演变
腐败的基础是权力,腐败的目的则是金钱。我们首抓重点应该就是解决好人的贪念产生的原因问题,不解决好人生需求真知我问题,一切监督机制、法律机制、教育机制都会被贪婪分子一一攻破。人们总说贪污腐化之风盛行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但是,源头问题不处理好,不仅机制无法健全,而且再健全的机制也会显得苍白无力。惩治腐败,任重道远但势在必行!
1.要遏制贪腐现象的社会基础,就是要认真解决好社会财富悬殊问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铁律。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会对人们的贪念起到导向作用。国家公职人员之所以贪污腐败的数量要超多私企工作人员,不就是由于薪酬收入悬殊导致的心里不平衡吗?倘若工资待遇能维持在一个相对让人满意的高度,有谁又会愿意去冒险伸出贪婪的双手呢?如何遏制社会财富悬殊而又不致于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确是一项很大的系统工程。但这是贪污腐败现象的根源,这个根源不除,想要彻底扭转社会贪腐现象,是不可能的
2.严肃处理,从小做起扼杀萌芽事件。我们要认真抓好小贪腐现象,将贪污腐败扼杀在摇篮中,不给它成长。贪腐现象的产生有赖于其存在的土壤,这个“土壤”有两种养分,一种一上述财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另一种则是因社会意识的不坚定。我们社会现在对贪腐的意识存在极大的矛盾,一方面骂别人贪污,一方面自己想发财。大有五十步笑百步的意味。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法是要逐步形成遏制贪腐的舆论氛围,千方百计抓好小贪腐现象,认真从吃请送礼着手。既不至于牵涉太多的关系容易处理,大量的小贪腐现象被处理也会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环境,更会提升民众的认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加强监督仍是制衡权力腐败的有效方法。法律和党规党法上的问题是落实和执行的问题。如何使这些法律和制度能够有效地落实执行,是当前急需研究的问题。尽管前面我们说制度内监督对于制度性腐败效果不大,但监督是多方位的,在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的同时,我们尤其要发挥新闻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样多管齐下,必能起到好的效果。4.要加强对正确人生观的教育。古人常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子罕辞玉》中,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宋人把玉当宝,可子罕却当廉洁为宝,这一句:不若人有其宝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迫切的需要正确的价值观。一个人真正存活在世界上需要花费并不巨大,关键就在于你对金钱的理解。我认为人生观最重要的是:工作向高标准看齐,生活向低标准看齐。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城管执法
城管动武这不是一次听说了,2010年1月4日发生一起群殴事件,参与人员也是城管,不过这次挨打的不是小商小贩,这次挨打而是一名警察。据当时清楚“我说我是警察,也是执法人员,应该文明执法,但还是被打断腿!”躺在病床上,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张俊(化名)说起事发当天的情形时,依然有些愤怒!究竟我们如何看待城管他们的工作时的各种行为?法律又如何对于城管工作人员加以管制以此保障人们的权益?以下是大家以及我个人观点的总结:
城市管综合执法自从开展以来就备受争议,这种争议不仅仅来自社会和舆论,甚至法学界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与此同时,作为承担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职能的各地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又明显感觉到,在日常执法中执法难度异常艰巨,暴力抗法事件层出不穷,有些地区的城管执法甚至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由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目前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就以法的阶位来说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实体法律或是行政法规,基本上我国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在实际执法上都是适用最低阶位的法:地方性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最低阶位的法也是广义上的法律。因此,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就是广义上的行政执法。
1、指引作用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的现状和问题 法的指引作用可以使得人们对照法律的规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导向,继而产生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可以实施。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法的指引作用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上产生了一个偏差,这因此,可以说法的第一大规范作用——指引作用,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已经失效或者说已经扭曲。
2、评价作用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的现状和问题法的评价作用在法的五大规范作用中有着重要作用。法的评价作用在城管综合执法中的失效或是偏差,使得违法者的违法行为更加堂而皇之,城管执法举步维艰。
3、预测作用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的现状和问题法的预测作用是人们得以预计他人将为何行为和他人将如何为行为以及他人的行为将有何种后果的根本保证。通常来说,只要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人们都会自然而然的预先估计他人不会去做,因为一旦他人做了这一禁止性行为其后果是可以在现行法律规范中预见的,也就是说该行为必然会遭到法律的制裁。
一旦法的预测作用在城管执法中失效就意味着人们不能正确的预先估计人们之间将怎样相互行为,对禁止性行为的后果不能正确认识,这样如何才能使得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一个合法、合理的安排呢。当城管执法中这种预测作用丧失或是产生混乱的话,人们的对于城管执法必然不能理解,因为在他们的“预测”中城管执法的内容不是法律的禁止性行为,而是人们正常的相互行为,更有甚者反而对城管执法不能“预见”到,这样就使得城管执法更加困难。
第五篇:中国经济增长原因初探
摘要: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 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国内外学者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综述, 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关键词: 经济增长;实验学派;收敛学派;转型理论
一、引言
进入20 世纪8090 年代呈现出快速且持续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从1979 年到1998 年20 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17 % , 世界银行提供1978 年到1995 年期间的数字是812 %[1] , 即便是8 %的增长率, 在世界上也是不同寻常的。因此, 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 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热点。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 笔者就以上问题, 对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现状进行了探讨。
二、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研究
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GDP 的数据, 以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经济学教授RAWSKI 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RAWSKI 教授根据能源数据估计中国GDP 增长数据在1998 年为-210P+ 210[3]。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L1R1Klein)教授发表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为从新颖的视角(Fresh angle)研究中国的GDP , 并采用独立的信息测试中国GDP 的一致性”, 他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1980 年到2000 年中国的15 个实物指标(包括electricity , coal , oil , steel , freight , civil aviation ,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alls , employment share of tertiary sector , grain output , exports , imports , government spending , real wage , inflation rate , livestock products)与GDP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些指标覆盖了能源、交通、通讯、劳力、农业、商业、公共部门、工资、通货膨胀因素, 具有供方、需方及市场机制的特点。其结论 是, 前三个主成分占总变异的6018 % , 回归估计的 GDP 百分比变化的结果如下:
其中每一个主成分都是上述15 个指标变量的线性组合, 每个变量都是以每年的百分比变化表达的,各种统计检验都令人满意, 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种实物统计数据能够很好地与GDP 数据一致。
克莱因教授文中声明: “总的来讲, 主成分分析反映了15 个从不同资源独立得到的广泛基础上衡量中国经济的指标的运动, 这些总体指标(即主成分)的变动同官方估计的实际GDP 增长率的变动是一致的, 无法就此声称我们已证明官方测度的GDPt 的增长率是正确的, 没有人知道正确的估计: 总的观点表明, 这些估计的可能结果取决于计算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世界范围都是如此。”
而YOUNG则在接受中国统计局所有统计数字的前提下, 采用了一些手法, 对统计局的数字进行了系统调整, 如采用中国统计局(SSB)GDPdeflator 的价格指数计算, 总产出增长率由718 %减少到611 % , 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劳均产出由619 %降为512 % ,剔除农业部分对GDP 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降低到316 % , 考虑老年人及劳动力受教育因素, 将此数据又降为216 %[5]。表1 中表示了单位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数值(见表1)。表1 Table XXVI : Gold into Base Metals(Chinese growth rates , 1978deepening)(劳动参与率提高, 从农业转移劳力及提高教育)及非资本深化(not capital-deepening)是东亚在中等的全要素生产率下, 高速经济增长及人均生活水平获得特别提高的关键动力。” 为准确度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拉迪(Lardy)采用两个比GDP 数据更容易度量、也更为可靠的统计数据, 一是进口数据, 二是财政收入数据进行度量,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是可以信赖的[6]。
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结构, 尽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数据因各种原因无法十分精确, 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一)经济增长研究的历史进展
长期以来, 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研究, 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新古典主义在完全均衡的条件下, 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作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索罗1956 年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中提出索 罗模型, 1957 年, 在另一篇文章《技术改变与总生产函数》中, 他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将产出的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增长之和, 将技术进步用扣除资本和劳动的残值表示, 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并指出技术进步是对经济增长长期起作用 的持续性要素, 是产出增长的源泉[1]。
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 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模型, 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发现发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人力资本的规模及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根据转型动态理论, 一个国家的收入越低于稳定状态,增长就越快;如果基础性的改革把经济体中的激励机制从鼓励转移向鼓励生产性活动, 就可以起到鼓励投资、技能积累、技术转变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上来。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经济长期的稳定状态, 转型型动态原理, 因而产生了增长的奇迹”[1]。
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一种提供适当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外, 结构主义等非正统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 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 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从20 年前一个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农业国, 到如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的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增长具备典型的转型动态特征,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是混合型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既要靠总量的扩张, 又要靠结构的支撑, 制度变迁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转轨理论
Sachs 和Woo 将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现象的学者归于两个学派[2] : 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和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1. 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收敛学派(the Convergence School)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是由于允许其经济制度趋同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 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结构是其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Sachs 和Woo 认为中国的制度事实上正逐渐向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敛, 特别是向东亚制度靠拢。为表明这种收敛的特点, 其学派称为“收敛学派”。
Sachs 和Woo 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 中国在改革初始时的经济结构条件是中国经济转轨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他们认为, 中国人口密度很高, 并且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低收入的农业部门, 而这有利于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再现东南亚经济模式)。换句话说,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 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迅速向生产力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转移。而在原有体制外突破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可以在中国顺利推行, 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有部门所雇佣的劳力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 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较小, 占经济比例很高的国有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职工享受比较高的社会福利, 意味着新兴非国有部门很难从国有部门吸收到劳动力, 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
他们同时认为, 即使对于中国而言, 改革中出现的所谓“渐进主义”改革路线, 也未必是最优的, 而其之所以出现, 主要是因为支持市场化改革者和支持计划主义者共同掌握着权力, 导致在具体改革方案上缺乏一致而妥协的结果[2]。中国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一些特殊现象(如产权不明晰的乡镇企业)主要是对中国特殊政治环境、而不是经济环境的一种反应, 但 如果没有这些政治约束, 一开始就建立私营的部门,就没有必要日后再进行成本高昂的企业转制。
收敛学派认为: 第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于以激进改革(如农村和沿海城市), 而不是以渐进改革为特点之处(如国有企业), 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是中国能够获得快速增长原因;第二, 由于经济结构的根本差异,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不可移植于东欧及前苏联(EEFSU);第三, 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制度实验正在农业、乡镇工业及国有工业上证明是不成功的, 因此需要进一步向更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方向改革;第四, 中国正渐渐同那些东亚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相调和[2]。2. 实验主义学派
Barry Naughtor , Thomas Rawski , Peter Nolan 及Robert Ash 等一批学者, 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改革的渐进性、实验性的及递增性特点, 被Sachs 等划归实验主义学派(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这种观点认为, 中国已相当成功地摸索出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型, 主要表现为中国领导人对市场改革目标的不断变化的特色上。(见表2)表2
中国改革目标的演进
实验主义学派认为, 实验可以减少改革的社会冲突、不稳定性, 产生更好的经济政策。实验主义学派对中国的改革提出四个基本的建议: a 在改革中, 渐进主义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关键;b 中国的渐进主义者的策略可以移植到其他从中央计划转轨的经济体;c 中国在农业、乡镇企业(TVEs)及国有企业(SOEs)等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验是成功的;d 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是实验主义者的政策设计结果。
为使政策实验失败的成本最小化, 实验主义学派希望中国继续以实验的、递增的方式进行自由化和创新。从以上分析看出, 实验学派倾向于稳妥渐进的方法, 反对前苏联采用的“休克疗法”原理。
表3
两学派的关键区别
萨克斯等对中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初始经济结构差异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的确无法忽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及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初始条件构成经济平稳转型的充分条件。在相当程度上, 萨克斯等低估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11]。3. 转型理论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1 Stiglitz)先生在对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转型实践的对比中, 把中国的改革视为转型成功的范例。他认为, 10 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 结果是灾难性的, 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以简单化的教科书模式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而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 采取的一些特殊政策使中国避免了苏东国家那样的大衰退和大动荡, 保证了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因此, 他认为改革的先后顺序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建立一种竞争环境[7]。
相比之下中国比前苏联改革的初始条件要差得多, 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这些差别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中国既要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 又要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成功的基础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保护和扩大了社会和组织资本。这个基础使得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所强调的三个关键因素(资本积累、生产要素再分配的分散决策、效率和产出的提高)相当好地发挥了作用。
斯蒂格利茨高度评价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农业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为什么会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TVEs)。他指出, 尚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工业化方面能达到中国目前这样的规模和程度, 而且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排挤个体企业, 相反, 它为个体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4. 渐进主义观点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对改革过程的性质及其绩效作了大量的研究,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 中国的改革道路具有渐进性质, 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8]。从时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的逐步推广过程, 即改革需要逐步到位。从空间上看, 渐进性表现为一种增量改革。这种增量改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 给定旧体制不变, 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 比如乡镇企业的兴起就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外制度创新。第二, 在旧体制内, 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打破现状, 常见的有改变分配契约, 允许 农民和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以外可以保留一定的剩余, 或者改变雇佣契约, 允许“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等。第三, 试点改革, 即政府允许某些地方、部门或企业试验一些新制度, 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总结, 形成一个可以普遍推行的改革方案, 例如,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试行就是一种试点改革。第四, 计划权利的赎买。新制度的资源需求和旧体制的资源控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计划特权的定价机制, 利用特权寻租必然要浪费稀缺的资源, 为避免这种浪费, 对官僚阶层手中的权利进行赎买, 对普通社会成员的特权赎买被称为“补贴改革”, 例如, 当放开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时, 同时对城市居民进行价格补贴就是一种“补贴改革”。
四、对中国经济转轨理论的分析和评价
根据系统原理, 所有自然形成的系统, 从生态到人类组织, 都有其成长的最适当增长率, 一个运作速度原本就较为迟缓的系统, 积极而急切的行动反而产生不稳定的后果。如果不幸又牵连上一些“增强环路”, 使情况愈演愈烈, 反应会更强烈而过度, 有可能震垮整个系统[12]。一旦察觉面对的是这种系统,短期而言, 一定要耐心而缓和渐进地调整, 待经验累积到一个程度, 找到系统的稳定点, 沉稳地坚守该点, 决不过度反应。改革的效果与行动之间有个时间滞延过程, 因此采用增量改革的渐进方案, 有利于总结经验, 防止反应过度。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多样性, 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太快, 改革的步伐也不可能迈得太快, 苏联的“休克疗法”追求一步到位的产权改革, 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反而使国家陷于长期经济衰退, 国民经济迅速崩溃的局面。
图1 时间滞延的系统基模
收敛理论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初始阶段的经济状况, 认为只有产权私有化一步到位的改革才是最为有效的改革。笔者认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 中国的改革的确在向私有化迈进, 但并非一蹴而就, 改革的顺序至关重要, 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堪称改革转轨的成功典范,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是遵循了系统思考方法, 全面权衡了各方关系和利益,渐进、增量式的改革取得的成功。
五、结束语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和分析, 尽管分析的水平不同, 观点各异, 至少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复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 它是由需求、供给、结构、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从某一因素研究, 无异于瞎子摸象。东欧及前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理想化, 简单化, 而中国改革的成功及复杂性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新的挑战。参考文献: [1 ] 查尔斯1I1 琼斯P舒元译1 经济增长导论[M]1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2 ] Jeffrey D1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PA2 PER SERIES 5935 ,December 1996 Revision1 [3 ] Thomos G1 RAWSKI , 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 [ J ] 1China Economic Review 12(2001)347031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