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隆亚非会议上的演说【中国】周恩来(1898～1976)

第一篇：在万隆亚非会议上的演说【中国】周恩来(1898～1976)

在万隆亚非会议上的演说【中国】周恩来(1898～1976).txt你无法改变别人，但你可以改变自己；你无法改变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你无法改变生命长度，但你可以拓展它的宽度。在万隆亚非会议上的演说【中国】周恩来（1898～1976）

主席，各位代表：

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

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

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

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

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

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

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

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

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

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

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

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

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

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

不到解决。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

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

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

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

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

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但是某些人所不

喜欢的，就是六万万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而不再为帝国主义听统治了。后一类国家很多，像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许多国家都是。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

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

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

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

或文化上都很落后。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

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我要谈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

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 由的国家，它不仅有700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 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 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 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第三，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 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达了近三十 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蒋介石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 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 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 “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 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 1000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 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 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 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 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4000 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 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区权利。好像缅 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 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 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 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 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着蒋介石集团的残余 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 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 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 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 “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 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 之间施放烟幕。

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 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 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 其他的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们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 以亲切的问候。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

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 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 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 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 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 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 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上完整、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 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 l955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 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 方针。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谈到，“我们必须做的事 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 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第二篇：为什么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题目：为什么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答：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被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形成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等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党以其正确的战略、策略，牢牢把握着中国的历史航船，在奋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伟大胜利。党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克服了错误，党的领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在本世纪中叶，我们党还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共同奋斗，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始终能够保持领导地位不动摇的关键就在于它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继续坚持“三个代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党的领导。邓小平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首先，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要发展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推进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这些，都必须坚持与社会主义共命运的党的领导。其次，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地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推进现代化建设，社会整合力度大，社会矛盾冲突多，维护社会政治稳定需要党的领导。再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事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效地推动各项建设实践，离不开党的领导。

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其一，目前党员的理想信仰动摇的情况很普遍。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教育没有成效，理论学习流于形式，尤其是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一些人借反教条主义为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实，公然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读书不学习，更不用说去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致思想严重滑坡，理想信念动摇。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即在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很多党员与此越来越背离。在党员中存在很多为少数人谋利益，贪污腐败的现象。还有在工作中评功摆好，回避和掩饰问题，甚至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违背人民意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脱离群众。

其二，党员队伍不够纯洁，党员素质参差不齐。我们党现在拥有八千多万名党员，如果每一个党员都能成为先锋，成为模范，成为带领人民努力奋斗的表率，什么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的。可是现在一些党员不仅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且还干着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恶行，一些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成为人民痛恨的腐败分子。在我们党内，也存在着“徒有虚名”的党员，存在着只图享受当一名执政党党员好处而不愿意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人。有的人入党并不是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而是为了那张“党票”所带来的好处。

此外，在领导干部作风上也存在种种问题。现在党内主要存在不学习、不为民、不务实、不民主、不履职、不廉洁等不良作风，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还有党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和条例，但依然存在党制定的种种“明规则”奈何不了“潜规则”的现象，存在着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总之，我们党今天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党有着带领全国人民走向美好未来的能力。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更多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党继续克服自身问题，永葆党的先进性，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因此，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还是在党。

第三篇：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何说在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怎样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形成并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实践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理论的哲学基础，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2）它们都把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纲领；（3）它们都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把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4）它们都主张在实践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结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四篇：试说科举制度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读书笔记

试说科举制度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读书笔记

本书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士”的起源和流变的过程来回答了为什么科举萌芽如此之早，持续如此之久这个问题。第二部分为了进一步说明科举的统合功能，详细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人才的地区分布，二是科举如何适应社会流动。第三部分则通过社会的流动性来观察科举制度的弹性。第四部分则谈了科举制度所采用的文本的问题。在结语中，余英时先生提到自己的态度：“本文的主旨仅在与揭示造成此现象的历史动力与客观条件。所以本文完全不涉及主观评价的问题，既不为它辩护，也不施以谴责。”1

读完文章后，受益颇多，首先是余英时先生澄清了一直以来大家的几个惯性的认知误区。比如，科举的文本依据是一直不变的吗？，科举制度的实际操纵人真的是皇帝吗？以及科举制度下文人是否气节全无，只知道迎合，颂圣？ 在谈科举制度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的时候，余英时先首先讲了“士”的起源与流变。原因有两点，一是“士”被假定默认为治国人才的主要来源。二是“士”阶层的形成及其巨大的社会动力和自身实力对统治王朝（这里指大一统的汉帝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倒逼统治者将政权向“士”开放。接下来，余英时先生在第一部分里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科举为什么早在2世纪便已在中国萌发。二是科举为什么先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室式微；铁犁牛耕出现及普及，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小农经济萌芽。种种巨大的变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士”阶层开始形成，开始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最具代表性“士”的原型则是儒墨两家：他们担当起“士志于道”的重任，着力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而孟子更是进一步要求各国国君“尚贤”和“亲士”。在这两种因素的诱导之下，出现了相当普遍的国君“礼贤”运动。甚至在战国晚期出现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政治格言。在战国中晚期，士已经成为四民之首，并且受到系统的精神训练和经典教育。这就为士进入政治领域打下了基础，而士也具有了自己作为政治主体的积极意识。汉初，刘邦分封刘氏子弟，政治中心由一元变得多元化，游士开始活跃。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中游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汉武帝不得不在广纳贤士，招揽人才。这是科举在中国萌发如此之早的原因。那么，它又是如何维持了两千多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235 年之久呢？最重要的原因依旧是“士”阶层在政治上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对皇帝造成了一定的倒逼作用。“士”脱离游士之后，开始了宗族化和恒产化，具有了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因而在其所居住的郡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他们作为四民之首的领导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增强。这么强大的影响力使统治王朝不得不考虑怎样与“士”阶层建立起一种长期合作的关系，使“士”不至于危及自己的统治，又能为己所用。

第二部分主要讲了人才的分布和科举如何适应社会的流动。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从东汉，北宋，明，清几个朝代来讲。在东汉，由于郡县向中央政府推举孝廉的名额日益增多，所以中央政府开始对孝廉加以限制。其中有一项限制特别值得注意，就是要求推举名额必须与人口成比例。这一限定是为了平衡各个地区的人才出头率，但更重要的则是统治者把孝廉当成了政府与整体社会之间的一道桥梁，使各个地区的士平均地进入国家统治中心，如此既能平衡各个地区的利益，也能使得大一统的文化价值观传到全国各地，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相互交融，整合。在北宋时期，由于战乱，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已经逐步转移到东南地区。因此，欧阳修观察后曾说：“东南俗好文，故进士多；西北人尚质，故经学多。科场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明经。”2学术上，东南自然高于西北。但是，西北士人的入仕机会却高于东南士人几乎十倍。曾就这一问题，王安石和司马光展开了辩论。王安石强调唯才是举，而司马光却强调要逐路取人。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司马光废新法，否定唯才是举的原则。明清则延续了司马光逐路取人的传统，其进士考试分南、北、中卷，或分省录取。由以上种种，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科举考试制度。甚至可以说，科举是地方与政府，地方与地方相互博弈而产生的一种结果。比如说，科举本来应该是唯才是举的平等，公开机制，但博弈的结果却使之有了地域性这么一个很难断定公平与否的元素。也正是由于科举的这种地方性，各地的进士往往会在政府中为自己所在的地区争取利益。韦伯论近代官僚系统的建立中提出了“消极的民主化”，其中便举出了中国的例子，按此说法，科举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代议制的作用。

第三部分则是通过社会流动性来看科举制度的弹性。余英时先生说的社会流动性是指商人大量上升为“士”，商人子弟通过科举，获得“士”的身份。其强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214 烈程度甚至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明代的科举制度中有两条途径可以让“士”获得任官资格：正常考试和贡举。余英时先生特别注意到要从科举制看商上升为“士”的社会流动，最重要的关口便是生员。而生员和贡生都可以用银子买到，所以商人子弟可以通过捐纳成为监生和生员。除此之外，商人子弟还可以以童生通过考试成为生员。凡此种种，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士商之间的界限已经混淆难分。商人阶级的利益也能由此得到极大的照顾。可见，科举制度确实是帝国系统中最为敏感的一架调节机器，当某个阀值超过稳定界限，科举制便会发挥其强大的调节能力，使整个帝国结构既不至于僵化，又不至于崩溃。第四部分主要讲了科举制度所采取的文本问题。余英时先生按照考试所依据的文本把科举史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太学，五经博士。第二阶段始于元代，改成以四书试“士”，依据的文本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要注意，艺，是古圣六艺，和百家之间有一条鲜明的界限，即六艺是古圣先王治天下的记录，而百家则是战国以下诸子的私家言论，私家言论是不能作为圣典的。之后，经的观念不断扩大，比如：《论语》和《孝经》在唐代已经正式获得了圣典的地位。而《孟子》在北宋时期也上升为经，《大学》和《中庸》早已具有经的身份，但至北宋初期它们已经受到朝廷的特别重视。可以看出，四书取士早已先在科举中实现了。余英时先生着重指出四书不是少数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经的观念随着时代而不断扩大与改变，且经过学术界的长期酝酿，被逼出来的概念，是公认的圣典。因为科举的规定是死的，而主持科考的官员则是活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偏向调整取舍标准。因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科举对文化产生的整合作用以及它自身的弹性，科举的弹性使得它不会与科场之外的思想动态完全隔绝，甚至在特定时候起到了引领风潮的作用。余英时先生也在第四部分的最后回答了为什么科举制度会有自我调适的弹性。首先，科举制度的实际操纵权在“士”的手里；其次，“士”往往以政治主体自居，希望通过科举达到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目的。故在实际运作中，他们会比较灵活变通。

尽管科举制度已经被废除，但每每被人提及争议依旧很大。不是被斥为封建体制下束缚思想，残害身心的万恶制度，就是被尊为伟大的，先进的选拔制度。关于科举制的两个极端的争论，很令人惊讶。但也让我想起了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持久争端，资本主义下的人们视共产主义为救赎，而共产主义下的人们视资本主义为天堂。如今的社会视改革为出路，都致力于寻找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于是我们不断改革，创新。我曾经对此很疑惑，但看过一句话，忘了原句，但大意是：正真重要的是人，而不是制度。科举制度之所以消逝了，是因为没有符合它的人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相互视为救赎，是因为人的不安。之所以要不断改革创新，是因为人们要觉得自己处于一个动的时代，要觉得自己有所作为。

科举制度毕竟已经过去，如果还要再说些什么，那也只能是：“IT WAS.”

第五篇：法治方略在中国的施行——从《被告山杠爷》说开去

法治方略在中国的施行——从《被告山杠爷》说开去

多年来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别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二元状态。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我国法治在城市和农村的外延资源不尽相同。通过《被告山杠爷》这部影片，我们可以大致窥视一下中国农村的法治方略实施状况并进一步探讨一下法治方略在中国的施行。首先，通过这部影片，我认为目前中国农村面临着法治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作为法治主体的农民存在的不足，已成为农村法治推进的阻碍因素。在民主政治国家，法治的主体只能是人民。就我国而言，法治的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农村，就是广大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是中国法治主体的基础。然而作为法治主体的农民，自身的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农村法治的实施与推进。

1、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形成合理的正相关关系。一些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没有随经济的增长和我国立法步伐的加快而明显增强，表现于农民对权力的崇拜、权利义务的模糊、主体意识的淡漠和法律知识的缺乏等。当自身权利被侵害时，要么浑然不知，以“法盲”、“法愚”的形态展现于社会；要么屈从于权威，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规定而不顾，“以暴制暴”。影片《被告山杠爷》中，山杠爷对待那些刁汉泼妇采取游街、关押的方式，严重侵犯了他人的权益，是违法的行为，他自己却不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而那些村民也习惯了那样，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那对信件被拆的夫妻居然觉得山杠爷拆他们的信件是家长应该做的，没有不对...这些都表明农村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缺失。

2、农民法律知识缺乏。农民很少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对权利义务系统的理解中，义务是主词，少有权利的知识和观念，“权大于法”是农民心中的“图腾”，他们往往感到需要“关系”、“金钱”和“权力”，不需要法律，视法律为外物，崇尚“无讼有德”，无视或排斥法律权威。现实生活中，才会出现刑事案件也会有“和解”或用 “族规”解决的情况，才会出现“相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的现象。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农村宗法势力有了生存空间，强化了农村法治的障 1

碍。我们可以看到，山杠爷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俨然就是一个族长的身份，就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提到的乡土社会的“无讼”与“长老政治”，山杠爷品行端正，德高望重，深得人心，就像是村子里的长老，他治理村子靠的是自己的名望与那种看似合理的权力，而不是法律。

第二，经济发展的落后是农村法治的物质障碍。薄弱和落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农村法治进程处于先天需求的不足和后天发展的障碍。大多数农民对法律不了解，法制教育匮乏。法制教育的匮乏源于农民文化知识的匮乏，农民文化知识的匮乏源于农民文化水平的低下（目前，占全国90%以上的文肓和半文盲在农村，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大多数农村仍无法真正落实），农民文化水平低下源于农村经济的落后。如此循环看来，农村法治就缺乏茁壮成长的土壤，缺乏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基础。农民对纠纷的解决途径往往普遍选择村干部调解或和解的方式。农民的低收入和贫困阻碍了农民选择成本较高的诉讼程序，使人们对诉讼望而却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告官”。农村司法资源严重不足，办案经费的缺乏，使“人情案”、“金钱案”、“创收案”较盛行，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进而影响人们对法律权威的看法。长此下去，法律的权威、法治的建设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就只能“回归”到人治的老路上去。《被告山杠爷》中，在那个闭塞的小村庄，会识字写信的人居然没有几个；初中学历的人居然都难找到；村里的小学堂破旧不堪，只有一个老师...种种都揭露了这个村庄的落后，不仅是在经济上，还有教育。所以，这里法治观念的缺乏也就可以理解了。第三，村民自治制度实践的缺陷是农村法治的民主政治障碍。主要表现在：（1）基层政权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过度侵蚀”。农村乡镇政府、党组织往往会无视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进行“权力干涉”，使村民自治的民主制度无法真正实现。

（2）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仍然不太明确，且无法依法保障。如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与乡镇基层政府等政权组织的关系不顺，导致以“党代民”、“以政代民”的问题十分严重。（3）村民委员会的议事、决策民主程度仍不高，对村干部没有硬约束，使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村民自治成为村干部说了算，无法真正体现政治民主的本意。（4）村民自治在一些地区超越了经济发展的水平，成为“乱哄哄的民主”。民主是需要经济基础的，如前所述，我国农村很多地区的经济条件还不

能满足村民自治的需要。民主在贫困经济的“挟持下”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村民的民主意识被贫困的经济状况所左右，才会出现“贿选”、“家族控选”等不和谐的现象。（5）村民民主自治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民主是有成本的，民主更要为社会主体带来利益。目前，我国村民的民主意识走向两个极端，也有村民自治带来的好处不明显的原因，有经济原因导致农民参与基层民主的途径和能力有限等多种原因。《被告山杠爷》中，山杠爷提出修水库，完全是出于个人决策，根本没有经过村民的投票决策。正是这种缺乏民主的自治，使得法治缺乏存在的土壤。

综合以上情况，在中国要想推进法治方略的进程，必须将农村法治作为重点。针对以上困境，必须加强在农村的法制宣传，提高农村人民的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教育水平，改变那种传统的“长老统治”与狭隘的“宗族观念”；完善基层自治制度，发扬民主精神，使得民主与法律意识深入人心，形成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