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艾黎与何克陵园扫墓感想
艾黎与何克陵园扫墓感想
今天我们去山丹艾黎与何克陵园扫墓，它 位于山丹县城南门外，仿西式建筑。我们听讲解员阿姨的讲解后，知道了艾黎与何克的事迹。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出生，新西兰人。1927年4月21日来到中国，此后长期居住中国。他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乔治·何克是英国人，1937年，年仅23岁的他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他刚来到中国就被史沐特莱推荐给艾黎。路易·艾黎正为“工合”事业奔波，而此时此刻，何克也已经领悟到他和艾黎肩负着同样的重担，进行着共同的战斗。何克到了宝鸡后，艾黎确信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在创办培黎学校初期，何克为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由于“工合”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于是，双石铺培黎学校决定迁移山丹。1945年7月22日乔治·何克由于在建设校园中不幸患破伤风去世，享年30岁。
走进陵园，正前面为大理石贴面的照壁，面外嵌有楚图南书写的“艾黎与何克陵园”园名，里面镶嵌了邓小平题写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13个镏金字。陵园最初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为纪念培黎工艺学校的创办者乔治·何克而建，根据艾黎的遗愿，1988年4月，艾黎骨灰安放园内，更名为艾黎与何克陵园。
路易·艾黎与乔治·何克来到中国为中国解放事业做贡献，他们这种无私奉献和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当解说员阿姨说道 1945年7月22日乔治·何克由于在建设校园中不幸患破伤风去世的时候，我想：何克把一切献给了中国，虽然他不像前线战士们为中国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但他在默默地为中国解放事业做贡献。但他在为中国培养人才时因患破伤风不幸去世。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后建设祖国，让祖国变得更加繁荣昌盛，完成他们的遗愿。
第二篇：何克抗与跨越式教学
何克抗与跨越式教学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投了110个亿，效果也很难说有多好，我们这个项目，只要几亿就可以在全国开展下去，而且效果很好，为什么就没人看到呢？”
74岁的何克抗教授说不下去了，在宁夏永宁县的一所小学里，面对着现场的上百位听众，他流下了眼泪。
此前一天，何克抗还在宁夏海原县的山区里穿行。这是他第三次去海原。
在从银川通往海原的路上，汽车减缓了速度。10月里早至的白雪掩盖了海原缺少植被的山岭。也只能依靠覆雪，海原的光秃山头才能分出冬夏两季。“海原就是靠天吃饭。”海原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梁文深说。而大多数时候，天，在海原是靠不住的。“今年雨水还算好了，前几年太旱了，都没有什么收成，农民吃的粮食都得花钱买。”
梁文深和他的同事们做过简单的统计，海原县城里有两万多学生，而整个海原县城的人口总数不到6万。县城里租房子的大都是陪孩子来县城读书的家长。家长的希望是孩子能离开这个被联合国官员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在海原，能出去一个学生就是给家庭减轻了困难，教育移民是一条重要的出路。”
在银川，有些中学是面向海原招生的，“大多数成绩好的孩子都到银川的学校上学去了。”没能去往银川的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又少了一些。
31岁的田虹来自海原县关桥乡，高中毕业之后考上了师范学校。在她们村里，能在高中毕业后继续升学的人屈指可数，村里人大都是文盲。
和田虹同样31岁的许海英是海原县西安镇中心小学的老师。多年前，她在银川读幼儿师范的时候，有一次去当地最好的一所幼儿园学习，她根本没办法听进去老师在讲些什么。“那次的经历让我印象太深了，那里的孩子才3岁，英语说得那么好，画也画得好，我们海原的孩子根本没办法跟他们比。”
当时她脑子里反复出现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来自海原农村：3岁的孩子们正在太阳下刨土坑呢。另一个画面来自她最喜欢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田晓霞到矿井去看孙少平到底在怎样的环境下工作，看到的是流动的黑暗。“不是我看不起那样的工作，而是觉得人和人的境遇反差太大了，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也许就像孙少平那样下矿井去了。” 许海英毕业之后回到海原，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田虹在毕业后的7年里，都是靠打零工为生，直到2009年，才当上了关桥中心小学的“特岗老师”。“特岗老师”是因为缺乏师资而招聘的没有编制的老师。
刚成为老师，田虹面对的就是一堂公开课。
“我怎么也忘不了这堂课。”田虹说到这里时感到不好意思。来听课的是海原县教育局的人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何克抗带领的团队。
梁文深也在现场，现场的情况让他很难堪，因为他发现，田虹上课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学生居然睡着了。“我上前去把这个小孩扶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睡着了。”
田虹觉得这堂课真是把脸丢光了。
这是一年前，北师大团队在海原刚开始进行“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项目时的情况。海原在他们所选择的实验点中条件最为落后。这并不重要。何克抗所做出的努力就是为了达到他所希望的“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教育结果公平，可以通过好的教学方法，让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
什么是跨越式教学？
10月25日早上，关桥中心小学的主教学楼正在进行加固，海原在1920年曾经发生过8.5级地震，山川易貌，死伤二十多万人。汶川地震后，这里的教学楼被要求加固至能抵御9级地震的强度。
学生在临时教室上课，屋里没有暖气，挺冷的。田虹早上有两节二年级的语文课。她要上的课文是《酸的和甜的》--这是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三册的第17课。前20分钟，她给学生讲课文。按照我们惯有的经验，后面的20分钟将会是前20分钟的延续。许多老师在40分钟课程结束的时候，还会觉得这一节课太短，没法讲完这些内容。
进行到20分钟左右，田虹停了下来，让学生读手上的扩展阅读材料--这些材料是北师大跨越式教学团队所编，与这一课相匹配的有10篇阅读材料。10分钟后，田虹让学生们互相交流，谈谈自己喜欢哪一篇文章，并写下对这篇课文的感受，无论长短，写多少，算多少但一定得写。
田虹所采用的就是何克抗带领的团队所进行的跨越式项目中语文教学的“211”模式。前20分钟讲解课文，中间10分钟扩展阅读，后10分钟进行写作。重要的是，跨越式项目没有课后作业，所有的一切都在课堂上完成。没有作业的语文教学，是许多家长和孩子难以想象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过诸多对于中国语文教育的批评讨论。1997年11月的《北京文学》上，刊登过3篇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文章。其中一篇是编剧邹静之写的《女儿的作业》：
我不是个好父亲，我先是没有头悬梁，陪女儿深夜写作业的精神；再有，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陪也帮不上忙。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词典内部去了。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翁”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我不知道学得好的同学是否已经是半个文字学家了。我曾对女儿说这没用，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
何克抗对这篇文章印象深刻。他认为，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我们片面地强调工具性而忽视了人文性。“抽掉人文精神，只在词语和句式上兜圈子，语文教育就会失去灵魂，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对语言符号进行排列组合的文字游戏。若脱离语言文字的具体表达与运用，抽象地去讲人文性，就会使有血有肉、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变成僵死的教条。”
他的“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项目论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语文的跨越式教学方法其实并不难，只是很多老师不敢那么做。不增加课时，不增加学生负担，让二年级学生识字阅读写作水平达到现在四五年级学生水平，一般人一听根本不相信。”
对于语文的跨越式教学，何克抗认为，“学生为什么有那么大进步，主要是后面10分钟的扩展阅读和10分钟的写作。从一年级到二年级，两年下来，学生每节课看四五篇的阅读材料，阅读量可以达到七八十万字，这么大的阅读量支持着，比如识字量，能不上去吗？我们在集中识字上花了太多的无用时间，而且枯燥乏味。”
“儿童在五六岁入学前，只要是正常智商，不聋不哑，已经有了3000多个口头词汇，有强大的„音‟跟„义‟的基础，几百种常用句型都能理解和运用，这些能形成他们的逻辑思维，你到幼儿园大班去，讽刺挖苦他都懂，但是，我们小学一二年级还每个字都解释。”
目前的中国语文教育，更像是用语言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普通学生。
“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以语法分析为中心。中国第一本语法书是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没有语法书之前，中国人就不识字了吗？其实，语法是语言学家研究语言规律的方法，我们把语法作为少年儿童学语言的方法，这是很大的误区。” 1949年之后的中国小学语文教育大致是这样的：一二年级以识字教学为主，三年级开始注重阅读和写句子，四年级开始写完整的文章。
何克抗的语文教学方法里没有先后顺序，他从一年级开始就把这几项结合在一起。“在学拼音阶段就应该把识字、阅读、写作相结合，我们的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是不应该相同的，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是把母语当成外语来教。”
何克抗的这些想法大概在2000年开始形成。从2003年开始，他的团队先在深圳南山区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子弟学校白芒小学做实验。随后的7年当中，从南到北，在200多所学校做了实验。宁夏的海原和永宁是跨越式项目最新的实验区。这些学校所处的地区是有所不同的，大致有四类：发达城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山区。“选不同的地区，做这么多的学校，做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证明这个项目是有效果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实验阶段了，可以做大规模的推广。”
跨越式教学的效果
海原地域广阔，各所学校之间相距甚远。何克抗去海原那几天，早上6点钟起床，7点钟出发，听课评课，晚上9点钟回到住处，还和学生讨论一天的情况。“惟一的休息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海原跨越式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曹培杰说，“这次在海原听完课以后，回到住处，等服务员来开门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桌子倚在那里，累得连站着都很困难了。”
何克抗到各地去，当地的领导会请他吃饭，他总是吃完了马上走人。他走后，学生得赶紧向满座的领导解释：老先生一向如此，请别介意。“我不喜欢应酬，有这点时间还不如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何克抗说。
何克抗平时很沉默，让人感觉很难沟通。不过，“谈起教育，就眉飞色舞，停不下来了。”曹培杰说。
根据近几年教育界论著被引用的统计，引用率排在第一位的是何克抗，也经常接到各个大学让他去做报告的邀请。“到大学去做报告是有钱又轻松的，还能去玩一玩，但许多大学都请不到他。而对于小学、中学，不用请，他自己就去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全国各地到处跑，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说什么辛苦呢？”
曹培杰又坐到了海原关桥中心小学的教室里，他每个月都会来这里。2009年，他第一次在这里听田虹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个大个子女生旁边。“那时候实验才刚开始，扩展阅读的时候，这个女生完全读不下来，她的眼神看上去很浑浊，呆呆的，整节课都不说话，老师说她智力上有问题。”这位女生11岁了，已经读了3次一年级。一年之后，同样是扩展阅读的时间，曹培杰看到这个女生能读一两页的文章了，这让他高兴。当老师提问的时候，她举手了，并且说出了正确的答案。“将来她可能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她能阅读、能交流，生活没问题了。”
类似的惊喜在跨越式实验班里还有许多。
梁文深在听许海英给跨越式实验班上语文课时，课堂上有让学生口头作文的环节。这一次的主题是：太阳。“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要送给奶奶一个黑色的太阳。我当时听了心里很担心，担心他怎么把黑色的太阳说下去。结果他接着说，我想用这个黑色的太阳让奶奶的白发变成黑发。我非常激动，这才是孩子内心真正的动人的表达。”
在一些实验多年的地方，效果更为明显。比如，北京延庆的农村实验点跟西城区的名校相比，广州番禺沙湾的农村实验点跟越秀区的名校相比，在统考成绩上不相上下，远郊农村校有时甚至超过城区名校。“这些都有具体的数据对比的，”何克抗说。
北京石景山郊区有一所杨庄中学，2002年之前，由于教学质量不佳，经常招不满学生。2003年7月，杨庄中学加入了跨越式实验，“2006年，全区初三中考，杨庄中学跨越式实验班的英语成绩全区第一，其他科目全部进了前5名。”如今，杨庄中学开始为教室不够而发愁，因为许多学生跨区来争读这所中学。
“我们搞跨越式教学从来不强调应试，但我们的学生考试分数都很好。”何克抗说。
2007年，新加坡召开了一次华文教育研讨会。当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的人辗转找到何克抗时，他也感到有些惊奇，因为他从来不认识新加坡教育部的人。
何克抗到新加坡参加了研讨会，做了两次主题报告，介绍了跨越式教学方法。新加坡人告诉他：报告令他们震惊。
同年9月，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副司长带着一些校长到北京和广州考察了10天，看了5所实施跨越式教学的实验学校。
回到新加坡后，他们开始挑选学校进行实验，发现效果很好，便逐步扩大试点。到了2010年9月，新加坡开始在全国推行以何克抗团队跨越式教学为蓝本的华语教学方法。他们不用“跨越式”这个名称，而是称为“十分华文”。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的许多华人，包括内阁资政李光耀、总理李显龙在内，祖籍都是广东大埔县。而何克抗就是广东大埔人，他认为这纯属巧合。大埔是广东为数不多的贫困县之一，孩童时代所目睹的家乡落后的教育状况，可以视作何克抗执着于实现“教育公平”的一个远年缘由。
艰难的推行
何克抗对新加坡的做法非常推崇。新加坡首先认识到了华文教育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搜索到何克抗是这方面的专家，听了他的介绍，觉得有价值，就迅速来中国考察，然后迅速地回国做试点，实验一段时间后，确认效果确实很好，随即开始在全国推行。从开始接触到全国推行，只用了3年时间，每一步都非常稳健、务实、有效率。
当一种来自中国的教学方法在另一个国家全面推行时，在中国，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教学方法呢？
从2003年至今，跨越式项目的实验已经做了7年，中国还没有重要部门的大领导到现场看过这个项目。
在何克抗看来，要了解这个项目，是一定要到现场观看的。“你如果没有到过现场，我就不会在这里跟你聊了，有一个记者没去现场，让我给他寄材料，我没理他。”何克抗说。
何克抗曾经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他的方法。他给重要的领导写过信，甚至有部级官员主动帮他转信，也没看到相关部门的重要领导给他回应。做过几回后，他再也不给领导写信了。他去请过重要部门的领导到他的实验点去看现场效果，也未能如愿。
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在得知跨越式项目后，今年5月亲自到河北丰宁的实验学校看了看。“原本只是听说有这个项目，大家都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
丰宁跨越式项目已经做了6年，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北师大老师吴娟。丰宁的条件同样艰苦。吴娟记得自己怀孕5个月的时候，仍然去丰宁听课评课，她在讲台上评课，孩子在肚子里乱窜。那天的饮食也让她记忆犹新--一个仿佛可以用于洗澡的大盆子煮了十几包方便面，大家围着盆子吃，“吃得还挺香。”
6年下来，有的老师因为跨越式项目成为了“名师”，从山区调到了县城。
梁晓燕5月份参加的是在丰宁举办的跨越式项目的现场会，有一堂课专门检验六年级学生的现场写作能力，来访的老师各自出题，随机抽取。当被抽到的纸条是“理解”时，“我感到有点紧张。”吴娟觉得这个题比较抽象，有难度。大部分学生在一个小时里写到了1000字。“孩子们自由地表达，想到什么写什么，文字流畅。”这让梁晓燕很惊讶，“你让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1小时内写1000字还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从河北丰宁回到北京不久，西部阳光基金会决定在甘肃成县引进跨越式项目。6月份，梁晓燕带着成县教育局长去宁夏海原看了跨越式项目的现场会。在会上，那位原本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的海原县教育局领导也来了。他盯着孩子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并无做假痕迹，从此相信了这个项目的效果，现在成为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者。
曾在大学当过老师的梁晓燕对跨越式项目团队非常欣赏。“现在大学里还有这样的团队太难得了，全都扑在教育第一线，每个月去一次，不管多远，每次10天左右，听课评课，集体讨论，回来后还通过网络、电话和老师进行交流。”
梁晓燕看好这个项目，这是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好思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改革效果。“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语文教学十分糟糕，都在骂，但骂完之后呢？”梁晓燕觉得，何克抗和他的团队埋头默默做了这么多年的教育试验，找到了一个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被更多的人了解。
梁晓燕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在全国都推行开去的教学办法。她想着为跨越式项目建立专门的基金会，有了充足的资金，就能聘用固定的人员，经费问题也可以解决，这个项目就能持续推广开去。何克抗认同梁晓燕的想法。
这些年，何克抗都靠着他招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来做跨越式项目。由于公费研究生名额极少，需要招收自费研究生，他就替非公费的研究生交学费。跨越式项目团队所做的事情，从学校那里是没有经费支持的。经费的来源是与进行跨越式项目实验的学校签约，收几万块钱不等的费用，这些钱用做差旅和研究生的学费，有时还不够。“一些人认为我们是在赚钱，我们哪赚得了钱啊。”吴娟说。
何克抗74岁了，按理在60岁就应该退休。由于他是国务院批的博导，可以工作到65岁，到了65岁，学校继续延聘他。到了2009年，他没有被评上一级教授，就得在今年退休。他没被评上的原因是没有标志性成果。“标志性成果就是要拿到国家级的奖项，在国际期刊发表足够的论文。”何克抗做的这些事情更多的被归为农村教育的范畴，而农村教育是没有国家级奖项的。
今年，作为北师大跨越式项目骨干的吴娟也没有被评上副教授。“她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做跨越式项目了，这对评副教授是没有多少帮助的，评副教授看的是发表的论文，她的实践做得很多，但论文发得少了。”何克抗为自己的弟子抱不平。何克抗不在乎在岗教授和退休教授几千块钱的收入差距，但重要的是，他没有招生权了。这意味着他的项目人员面临着短缺问题。好在几年前，东北师范大学把他聘为终身教授。“在北师大招不了生了，我还可以在东北师大招生。”
74岁的何克抗把跨越式项目作为自己目前的最大爱好，他大部分时间在外边跑，回家就写论文。“我写论文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从文献到文献。”对名利，他早已无所求，他只是想着10年之后还能再继续干这件事情。“我现在还能用我的名声和地位顶着做这个项目，万一我不在了，其他人能不能顶住？”
国家一直在说教育创新，何克抗一直在思考什么叫教育创新？他这些年做的是不是教育创新？他认为是。但为什么做了教育创新又不被重视呢？国家在强调教育均衡发展，跨越式教学是不是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了比原来好得多的教学质量，和城里的孩子不相上下？他认为是。这7年来在200多所学校进行的实验，详实的对比数据，和摆在眼前的效果已经说明了问题。“农远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投了110个亿，效果也很难说有多好，我们这个项目，只要几亿就可以在全国开展下去，而且效果很好，为什么就没人看到呢？我们已经为教育均衡发展找到了好的办法，为什么就没领导来找我们呢？新加坡的人都找来了，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来呢？”他很无奈，甚至感到难过和悲伤。
那天在宁夏永宁县的那所小学里，在听完一节公开课后，何克抗开始上台评课，他已经在全国各地听了几千节课，他用7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所做实验的效果，他几乎让所有到过现场的人感到信服，但跨越式项目的推行仍然艰难，他希望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教育，他希望教育是公平的，他希望这个项目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终止而终止，“我不想把这些带到棺材里去。”
第三篇：纵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何克抗教授专访
纵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何克抗教授专访
教育技术通讯记者
李谨
引言
“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很多教学改革的探索，但大多是停留在内容、手段、方法上的改革，而没有真正进行教学结构的改革。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结构和教学模式，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目前最有效的途径。”
“信息技术是一种认知工具，信息技术课是一种工具课，其作用在于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信息技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信息技术课程也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内容，信息技术课作为工具课将会和其他工具课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存在。”
“目前的网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平等和普及，是一件好事，也是网络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当前的大多数网校依然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模式，缺少研究性学习与合作式学习等有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教学内容与活动设计，在这方面需要有新的思路。”
“在信息时代，有很多问题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回答和解释的，需要我们具有探求新知识、新理论、敢于向传统教育思想观念挑战的勇气和精神。”
„„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2002年7月，我们有幸请到了国内第一位教育技术学博导、北京师范大学知名专家何克抗教授做客《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社，并对何教授进行了专访，何教授的每一句话皆是掷地有声，现笔录如下，此飨读者。
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是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结构”
为什么要实施课程整合？我认为要将这个问题说清楚，首先应该了解一下我国教学改革的历史背景和现状。在基础教育领域，自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各级各类学校都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探索，校长、老师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这些改革实验，往往都只停留在内容、手段、方法的层面，而没有或者很少涉及到教学结构的改革。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编了不少新教材，体现“一纲多本”，这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应该说这是非常需要的。教学手段的改革主要体现在现代化教学设施上，很多学校都配置了语言实验室、计算机网络教室、闭路电视系统、多功能厅等等。这些教学手段的更新使教学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也是非常需要的。教学方法的改革那就更多了，每个学科都在进行探索，单以语文学科为例，比较重要的教学方法改革就有二十多种。应该说在这方面各个学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可见，从内容、手段、方法这三个方面来看，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是我觉得忽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教学结构的改革。不是说内容、手段、方法的改革不重要，但是我认为应该在教学结构改变的前提下来进行内容、手段与方法的整体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际效果。
传统的教学系统只有教师、学生和教材三个要素。在现代化的教学系统中，多了一个要素——“教学媒体”。按照系统论的观点，这四个要素不是孤立地、简单地组合在一起，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而教学系统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就是教学结构。
多年来统治我们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的传统教学结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教学系统中四个要素的关系是：教师是主动的施教者，甚至是教学过程的绝对权威，教师通过口授、板书把知识传递给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只是用耳朵在听，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是外部刺激的接受器（相当于收音机或电视机）；媒体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作为辅助教师教、即用于演示重点和难点的直观教具，传统CAI就是起这种作用；在这种结构下，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惟一来源，老师讲这本教材，复习和考试都是依据这本教材。
我们多年来进行了很多的改革，有多少是在改变教学系统的结构？或者说在改变这四个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应该说是凤毛麟角。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正是为了有效地改变传统的教学结构，即彻底改变教学系统中四个要素的地位与作用。
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
不可否认，在对前人知识经验的继承、掌握，系统科学知识的传授等方面，我国基础教育具有自己的优势，这方面的成绩决不应低估，决不容抹杀，更不应妄自菲薄。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基础教育的不足：多年来我们培养出的大多是知识应用型人才，而比较缺乏创新型人才。而“创新”，正像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1999年第三次全教会上江主席还进一步提出：“要把增强民族的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为什么？因为不创新就要被动挨打，就会被任人宰割，就没有我们生存的权利。那么，我们的教育应当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大批地、有效地培养创新型人才呢？这就要依靠信息技术与各学科课程的整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鉴美国教育部2000“教育技术白皮书”中有关e-Learning概念的权威论述。综合该白皮书中多处论述的观点所得出的关于e-Learning（数字化学习）的完整内涵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有效整合来实现一种理想的学习环境和全新的、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作用的学习方式，从而彻底改革传统的教学结构和教育本质，达到培养大批具有21世纪能力素质的人才（即创新人才）的目的。这个内涵实际上包括下面三个要素：
² 现代信息技术（以多媒体和网络通信技术为代表）——数字化学习的条件；
² 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 ——数字化学习的方法（通过有效的整合可以建构出一种理想的学习环境，这种环境可以支持真实的情境创设、不受时空限制的资源共享、快速灵活的信息获取、丰富多样的交互方式、打破地区界限的协作交流、以及有利于培养学习者创造性的自主发现和自主探索„„，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实现一种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作用的全新学习方式——例如研究性学习与合作式学习）；
² 教学深化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 ——数字化学习的目标。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不是把信息技术仅仅作为辅助教或辅助学的工具，而是强调要把信息技术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工具和情感激励工具，利用信息技术所提供的自主探索、多重交互、合作学习、资源共享等学习环境，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在整合过程中得到有效的锻炼，这正是创新人才培养所需要的。
由此可见，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改变传统教学结构、实施创新人才培养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目前国际上基础教育改革的趋势与潮流。
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不等同于CAI”
现在，很多人总将CAI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等同起来，这是一种误区。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国际上信息技术教育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
CAI（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计算机辅助教学）阶段：大约是从5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此阶段主要是利用计算机的快速运算、图形动画和仿真等功能，辅助教师解决教学中的某些重点、难点。这些CAI课件大多以演示为主。这是信息技术教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一般只提计算机教育，还没有提出信息技术教育的概念。
CAL（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计算机辅助学习）阶段：大约是从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后期。此阶段逐步从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也就是强调如何利用计算机作为辅助学生学习的工具，例如用计算机帮助搜集资料、辅导自学、讨论答疑，帮助安排学习计划等，即不仅用计算机辅助教师的教，更强调用计算机辅助学生的学。这是信息技术教育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计算机教育和信息技术教育两种概念同时并存。
IITC(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Curriculum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阶段：大约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此阶段不仅将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用于辅助教或辅助学，而更强调要利用信息技术创建理想的学习环境、全新的学习方式、教学方式，从而彻底改变传统的教学结构与教育本质。这是信息技术教育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原来的“计算机教育”概念已完全被信息技术教育所取代。
从国际潮流来看，当前的信息技术教育正在逐步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进入这个阶段以后，实际上信息技术就不再仅仅是辅助教或辅助学的工具，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教学结构和教学模式，达到培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要求，即与素质教育的目标结合在一起。
目前很多学校的教改实验很少涉及到教学结构的改革。往往停留在内容、手段、方法的改革，因而不能触动教育思想、教与学理论这类深层次的问题。只有在教学结构改革的前提下进行内容、手段和方法的整体改革，才能触动教育思想、观念、理论这类比较核心的本质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学校教学的深化改革。
CAI仅仅是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变，它基本上没有改变教学内容，更没有改变教学结构。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如上所述，是要通过信息技术所创建的理想学习环境和全新的学习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教学结构，所以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在课程整合过程中，有时也可以用CAI课件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某种工具，所以“整合”也并不完全排斥CAI。不过，整合过程中运用CAI课件是为了促进学生自主的学，与传统的以教为主的CAI运用还是有所不同。
四、“实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怎样实施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与探讨的重大课题，而且不同学科的整合方式不完全一样，不可能按一个模式来进行整合。但是信息技术与不同学科课程相整合的过程中又必须遵循若干共同的原则，否则将会事半功倍、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所以认识并遵循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做好整合的前提条件。我认为至少应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1．要运用先进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
信息技术与课程相整合的过程决不仅仅是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过程，它必将伴随教育、教学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换句话说，整合的过程是革命的过程（而不仅是新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的应用推广过程），既然是革命，就必须要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将会事倍而功半甚至劳而无功。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一种较新的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作指导，并非因为建构主义十全十美，而是因为它对于我国教育界的现状特别有针对性——它所强调的“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主建构知识意义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对于多年来统治我国各级各类学校课堂的传统教学结构与教学模式是极大的冲击；除此以外，还因为建构主义理论本身是在九十年代初期，伴随着多媒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日渐普及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信息技术就没有建构主义的“出头之日”，就没有今天的广泛影响，所以这种理论“天生”就对信息技术“情有独钟”，它可以对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也就是信息技术与各学科课程的整合）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
2．要紧紧围绕“新型教学结构”的创建这一核心来进行整合
要紧紧围绕“新型教学结构”的创建这一中心来整合，就要求教师在进行课程整合的教学设计工作中，密切注意教学系统四个要素（教师、学生、教材、教学媒体）的地位与作用：看看通过自己将要进行的“整合”，能否使各个要素的地位与作用和传统教学过程相比发生某些改变？改变的程度有多大？哪些要素将会改变？哪些还没有？原因在哪里？只有紧紧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得通过最终教学设计所建构的教学模式能较好地体现新型教学结构的要求，这样的整合才是有意义的。
换句话说，在一节课里，不见得你用了电脑，用了CAI，用了多媒体，或者上了网就叫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至多也只能算是进行了浅层次的整合。
我听过一节英语的网络课，尽管这堂课是在多媒体网络教室上的，有真正的互联网环境，但这一堂课教师上得还是很传统，大部分时间还是老师在讲，他并没有真正在进行课程整合。因为首先是教师地位、作用没有改变，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由于教师地位没有改变，学生的地位、作用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尽管每个学生面前都有计算机，都有网络环境，但计算机和网络并没有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工具。40分钟时间大部分还是老师在讲，计算机只在其中偶尔充当演示或做练习的工具，并没有让学生充分利用网络来自主探索或协作交流。所以我们不能光从形式上看问题，不是说用了电脑或者用了CAI就是整合了。一堂课达到了整合的目标没有？我认为每个老师都可以自己给自己打分——看看四个要素的地位作用改变了没有，哪些要素改变了，哪些还没有，以及改变程度的大小等等。
3．要注意运用“学教并重”的教学设计理论来进行课程整合的教学设计（使计算机既可作为辅助教的工具，又可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工具与情感激励工具）
目前流行的教学设计理论主要有“以教为主”教学设计和“以学为主”教学设计两大类。由于这两种教学设计理论均有其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因此，最理想的办法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优势互补的“学教并重”教学设计理论；而且这种理论也正好能适应“既要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学习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结构”的创建要求。在运用这种理论进行教学设计时，要充分注意的是，对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不管是多媒体还是计算机网络），都不能把他们仅仅看作是辅助教师“教”的演示教具，而应当更强调把它们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工具与情感激励工具，并要把这一观念牢牢地、自始至终地贯彻到课程整合的整个教学设计的各个环节之中。
4．要高度重视各学科的教学资源建设，这是实现课程整合的必要前提 没有丰富的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就谈不上让学生自主学习，更不可能让学生进行自主发现和自主探索；教师主宰课堂，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就难以改变。新型教学结构的创建既然落不到实处，创新人才的培养自然也就落空。但是重视教学资源的建设，并非要求所有教师都去开发多媒体素材或课件，而是要求广大教师努力搜集、整理和充分利用因特网上的已有资源，只要是网站上有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国外也有不少免费教学软件），都可以采用“拿来主义”（但“拿来”以后只能用于教学，而不能用于谋取私利）。只有在确实找不到与学习主题相关的资源（或者找到的资源不够理想）的情况下，才有必要由教师自己去进行开发。
目前我国的网络教育发展很快，全国已经有上百所高校开设了网络学院，高校主要是通过网络实施学历教育与终身教育。社会上也有一些直接针对中小学的“网校”，如“101远程教育网”、“四中网校”等。“校校通”工程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建设起了自己的校园网，有很多地方还在积极建设城域教育网。
我认为网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平等和普及，里面有很多丰富的资源，是一件好事，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在教育的量的扩展方面，网校将优秀师资的教学内容通过互联网传递到不同的地区，使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接受到优秀的教育资源，极大地缓解了地区差异所导致的教育差异。但是有许多网校仍然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模式，局限于“同步练习”和“课后补习班”形式，在教学结构与教学模式上与传统教学相比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
从目前的内容来看，网校在结合学科做研究性学习、探索式学习、合作式学习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欠缺。网络教育不仅要注意“量的扩展”，更应该追求“质的提高”，即在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方面要充分发挥其他媒体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现在从国内外的网站上都可以获取到不少资源，但不是全都免费，有些是以合理的价格提供，可以通过购买得到；有的则可通过上网浏览、查询、检索，经过筛选以后，将教学需要的资源直接下载到自己的服务器上。所以并不是要每个教师都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开发课件。
5．要注意结合各门学科的特点建构易于实现学科课程整合的新型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一般属于教学方法、教学策略的范畴，但又不等同于教学方法或策略。这是因为后者往往只是指某种单一的教学方法或策略，而前者（教学模式）则要涉及若干种教学方法与策略。为了达到某种教学目的（例如建构一种新型教学结构）或取得某种教学效果，老师们往往将多种教学方法、策略结合在一起，加以综合运用，如果这种运用方式趋于相对稳定，这就变成一种模式。换句话说，教学模式是指两种以上教学方法与策略的稳定结合。能体现新型教学结构要求的教学模式很多，而且因学科而异。每位教师都应结合各自的学科特点去建构既能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又能较好地体现新型教学结构要求的新型教学模式。所以模式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不应将其简单化。但是若从最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则有两种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也就是能够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最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索。这两种教学模式就是“研究性”学习模式（也叫“探究性”学习模式）和“协作式”学习模式（也叫“合作式”学习模式）。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本来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是有区别的——“学习”泛指所有掌握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不管是自主学习还是在教师指导与帮助下的学习）；而“教学”则特指在教师指导与帮助下的掌握知识与技能的过程，即“教学”可看作是“学习”的某种特殊情况。这样一来，只要在该学习过程中有教师的参与，那么把学习模式当作教学模式来看待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了。
五、“我们倡导的新型教学结构是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结构”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忽视了学生主体作用的体现，而且老师越主导，学生就越被动。我们现在倡导的新型教学结构则是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国外的建构主义只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往往忽视教师的作用。我们在引进国外建构主义的时候，没有盲目照搬，而是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与运用。
2000年，我到美国加州看了几所当地较好的中小学，其中一所小学二年级的四则运算，老师没怎么讲，主要让学生自己上机，学生用的都是苹果机，苹果机里有很多四则运算的例题，并能自动判分，老师坐在一旁做自己的事。我认为这种课堂教学的模式不一定对学生的学习最有利，因为这样的以学生为中心，并没有把老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出来。
众所周知，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学习环境的设计，另一部分是自主学习策略的设计。环境的设计实际上是要求设计出能提供一种有利于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良好环境，例如创设与学习主题相关的情境、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以及组织合作学习等等。可见，学习环境是促进学习的外部条件，是外因。另一方面，由于建构主义的核心是学习者的“自主建构”，这就要求学习者应具有高度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如何调动这种主动性与积极性呢？这就要靠自主学习策略，包括支架式、抛锚式、启发式、自我反馈等等策略，这些自主学习策略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诱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建构的内因。
我认为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也就是以学为主的教学设计），简单地说，就是要抓住内因和外因这两大块，这两大块中的哪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教师的主导作用。比如学习诗词，要求学生领会诗中的内涵、意境，这就需要创设和该诗词相关的环境、氛围，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才能与作者的心灵相沟通。这样的情境靠谁创设？不可能由学生自己创设，得由老师来完成。信息资源的提供也是这样，网上的信息浩如烟海，垃圾也很多，反动的黄色的都有。老师如果不事先去仔细挑选，不去引导学生进入相关的学科站点，那肯定会浪费很多时间，而有用的东西却没有学到多少。又如合作式学习，如上所述，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很强调合作学习。合作学习有多种方法，有讨论、有辩论、有角色扮演等等。以讨论为例，围绕什么主题来讨论，初始问题如何提出，怎样提出后续问题，从而把讨论一步步引向深入等等，这也得靠老师去设计，也即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所以，实际上建构主义提倡的以学为主、或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其中的每一个环节要真正落到实处都离不开教师的主导作用。所以，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和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二者并不矛盾，它们完全可以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统一起来，统一的具体体现就是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怎么样，发挥得够不够，靠什么来检验？就靠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由于现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发挥在情境创设、信息资源提供、合作学习的组织和研究性学习的指导以及自主学习策略设计等方面（而不是板书、讲授和满堂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主导作用如果发挥得越充分，学生的主体地位也就必然会体现得越充分。这正是主导—主体相结合教学结构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
结语：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任重道远
2000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以来，由于国家在政策上的有力推动使我国教育信息化与信息技术教育普及工作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面对当前全国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何教授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工作也在不断深入（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目前何教授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深层次研究，该研究项目的名称是“网络环境下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创新探索”）。在何教授慷慨激昂的谈吐中，我们感觉到面对方兴未艾的教育信息化浪潮，他豪情满怀，大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概。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未能将读者关心的所有问题一一罗列，其中给我们感受最深，也是何教授最为强调的是：“在信息时代，我们更需要在实践中培养创新精神，摆脱迷信书本、迷信权威的思维定势与禁锢，让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得到更大范围的拓展与张扬。我们必须不断探求新知识和新理论，要有破旧立新，敢于向传统教育思想观念挑战的勇气和精神„„” 的确，没有创新，我们的素质教育无从谈起；没有新的思想观念与挑战传统的勇气，我们将无法超越现有的模式。实践是以理论为指导的，而理论之花需要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来浇灌。我想，何教授的话虽未说完，却已激起了我们思绪的浪花。以前教师的任务是给学生“浇水”，而现在，教师的任务不仅需要给学生浇灌适量的基础之“水”、知识之“水”，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学生发现哪里有“水”，如何去找“水”„„
附：“中小学各学科‘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项目简介
1994年，由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立项、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领导，由何克抗教授、李克东教授等牵头组织了“小学语文„四结合‟”教学模式改革试验课题。此后，在不断的实践及引进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等研究单位逐渐引入“课程整合”概念。
“小学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项目把小学语文的识字、阅读、作文教学与计算机教育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做到“识字教学、阅读理解、作文训练、计算机应用”四结合。该项目历经近10年，初步建构起全新的识字、阅读和作文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模式实现了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整合，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显著地提高了试验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
2000年8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正式发文将“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项目扩展到其他学科并要求原课题组将试验课题继续深入开展下去，课题负责人不变，项目名称则相应地改为“中小学各学科„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研究”。此时，“四结合”的内涵相应变为：“学科教学改革、创新精神培养、实践能力训练、信息技术运用”。目前该项目试验校已由最初的13所发展到600多所，分布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验学段由幼儿园、小学到初中和高中（包括十多所中等师范学校）；试验学科由语文扩展到中小学所有学科。
2000年10月，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努力推进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整合”，并指出“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就是通过课程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和学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学习目标、方法和评价手段。”
第四篇：403名机车乘务员艾森克人格测查与分析
403名机车乘务员艾森克人格测查与分析
1钟韶玲1 唐仕雄1 潘洁2吕榜军
1【摘要】 目的 探讨机车乘务员艾森克人格状况,为铁路行车安全提供心理学依据。方法 采用龚耀先修订的艾森克成人式人格量表测试广西柳州机务段机车乘务员403名。评定标准：E、N维度划分五个类型：T＜38.5为典型内倾（或典型不稳定）；T38.5~43.3为内倾倾向（或稳定倾向）；T 56.7~61.5为外倾（或不稳定倾向）；T＞61.5为典型外倾（或典型不稳定）。P、L维度以计分高于平均数的程度来判断，P量表：T＞61.5为典型精神质，T56.7~61.5为趋向精神质，T＜56.7为正常，L量表：T＞70为无效。结果142（35.23%）人倾向外倾及典型外倾，145人（35.98%）倾向情绪不稳定及典型不稳定，情绪不稳定在内倾者中占58.82%； 18（3.97%）人倾向精神质及典型精神质；社会掩饰倾向呈低偏态分布。E值（外倾-内倾）与行政人员和工人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N值（神经质）和L值（掩饰倾向）与行政人员、工人、科技人员和司法警察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P值（精神质）与行政人员、科技人员和司法警察比较有显著差异（P＜0.05）；E、N、P、L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方面仅N（神经质）值有显著差异（P＜0.01）。结论。机车乘务员艾森克人格特质倾向情绪不稳定、朴实幼稚和温柔心肠；外向稳定的人更适合从事机车乘务工作；艾森克人格特质受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影响轻微。
【关键词】
机车乘务员；艾森克人格；心理健康
ZHONG Shao-ling, TANG Shi-xiong, PAN Jie, LU Bang-jun，Wang Gui，Jiang Yong-jun.Nanning Railway Burea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Liuzhou 545007，China 【Abstract】Objective.Method Results.Conclusion.【Key Words】train staff；EPQ；
人格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与他人相区别的思维方式，情感及行为模式，是一种心理品质，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稳定性。人格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1]。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简称EPQ）是以人格的生物学理论为基础，测量个体内外倾、神经质和精神质三个基本人格维度，这些人格维度分别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的强度, 植物神经的不稳定性及精神状态密切相关，对行为有巨 基金项目：南宁铁路局科技计划项目（卫07－01）
作者单位：1.南宁铁路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 柳州 545007；2.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45001 作者简介：钟韶玲（1964—），女，大学本科，主管医师，主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
大的影响力，并具有强的遗传基因基础[2]。谭俊等研究显示，驾驶员人格倾向与交通事故有一定的关联[3]。李珠等研究EPQ中的N（神经质）值能够预测驾驶员的事故倾向[4]。为探讨机车乘务员的人格特质状况，我们对南宁铁路局柳州机务段403名机车乘务员进行了艾森克人格问卷测查与分析，旨在为铁路选拔机车乘务员、进行有效心理干预，预防铁路交通事故提供心理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南宁铁路局柳州机务段同一时间在岗工作的机车乘务员403人作为研究对象，全部男性，年龄22~56岁，平均36.39±7.68岁；文化程度初中5人，高中115人，中专201人，大专及以上82人；工龄1~39年，平均16.23±8.13年，10年以下79人，10~20年196人，21~30年114人，30年以上14人；未婚60人，已婚335人，离异8人。1.2 工具
艾森克人格问卷建立在艾森克提出的外倾性（Extraversion ,E）、神经质（Neuroticism, N）、精神质（Psychoticism，P）三种人格维度理论基础上。E维度反映外倾-内倾。外倾者大脑唤醒水平较低，不易受周围环境影响，具有情绪冲动和难以控制、爱交际、寻求刺激，粗心大意和爱发脾气等特点。内倾者中枢神经系统唤醒水平较高，易受周围环境影响、好静、不爱社交、冷淡、不喜欢刺激、喜欢有秩序的生活和工作，极少发脾气等特点；N维度反映神经质-情绪稳定性。最不稳定者，表现为高焦虑、喜怒无常、容易激动。低神经质的人，情绪反应轻微、容易自我控制。P维度反映精神病质倾向。高精神质者具有倔强固执，凶残强横和铁石心肠等特点。低精神质者具有温柔心肠等特点；L作为效度量表使用[2]。本测试采用龚耀先教授修订的艾森克成人式人格量表（信度0.67~0.92；效度：0.30~0.45）。以T分为常模（均数为50，标准差为10）。E、N维度划分五个类型：T＜38.5为典型内倾（或典型不稳定）；T38.5~43.3为内倾倾向（或稳定倾向）；T 56.7~61.5为外倾（或不稳定倾向）；T＞61.5为典型外倾（或典型不稳定）。P、L维度以计分高于平均数的程度来判断，P量表：T＞61.5为典型精神质，T56.7~61.5为趋向精神质，T＜56.7为正常，L量表：T＞70为无效[5]。1.3 方法
由经过心理测量培训的心理咨询师担任主试，测量时首先向受试者简单介绍量表的来源和意义，测试的目的和方法，然后宣读指导语，填写后当场复核回收，如有漏填者及时补充填写，每次测量人数约为20人，共发放问卷411份，收回411份，回收率100%。
符合答卷403份，符合率98.05%。一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工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等。
1.3统计分析
采用心理测量系统，所有问卷人工输入系统后，生成Excel电子表格，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2
结果
2.1 EPQ人格特征总体状况
EPQ 测试结果显示（见表1）：E量表（外倾-内倾）均数为T 52.0±9.62，142人倾向外倾及典型外倾，占总人数的35.23%，85人倾向内倾及典型内倾，占总人数的21.09%；N量表（神经质）均数为T 50.9±12.04，145人倾向情绪不稳定及典型不稳定，占总人数的35.98%，114人倾向情绪稳定及典型稳定，占总人数的28.29%；P量表（精神质）均数为T 44.5±6.95，18人倾向精神质及典型精神质，占总人数的3.97%；L量表（掩饰倾向）均数为T 26.7±4.66，呈低偏态分布。情绪不稳定者在外倾者中占26.7%，中间者中占32.98%，内倾者中占58.82%。（见表2）
表1
机车乘务员E、N、P、L各量表分布状况
内外倾（E）
典型
内倾 N % 46 11.41 39 9.68 176 43.67 59 14.64 内倾 中间 外倾
外倾 83 20.60
稳定 70 17.37
稳定 44 10.92
35.73 典型
典型
倾向
中间
不稳定 54 13.40
不稳定 91 22.58
精神质 8 1.99
精神质 8 1.99
387 96.02
403 100
0 0
神经质（N）
倾向
典型
典型
精神质（P）
趋向
正常
正常
无效
掩饰倾向（L）
表2 机车乘务员情绪不稳定者在外倾-内倾中的分布及比率
外倾（外向不稳定）
中间
内倾（内向不稳定）
合计
2.2 与国内职业人群比较
与国内职业人群比较[6]，旨在了解机车乘务员与其它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方差分析显示：机车乘务员E值（外倾-内倾）高于行政人员和工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科技人员和司法警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N值（神经质）高于行政人员、工人和科技人员，低于司法警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值（精神质）
外倾-内倾者分布
176 8
5情绪不稳定者分布
50 145
比率（%）26.76 32.39 58.82 35.98
403
低于行政人员、科技人员和司法警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工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值（掩饰倾向）低于行政人员、工人、科技人员和司法警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机车乘务员EPQ测查结果与国内职业人群比较(x±S)项目 E(内外向)
N(神经质)50.92±12.04abcd 46.05±9.06 46.68±11.96 43.36±10.06 53.40±12.40
P(精神质)44.54±6.95acd 50.09±5.79 43.40±13.92 49.03±8.95 44.90±9.90
L(掩饰倾向)26.71±4.66abcd 48.42±8.56 51.49±8.69 49.96±7.05 49.70±10.40 机车乘务员(n=403)52.03±9.62cd a行政人员(n=48)b工人(n=49)c科技人员(n=90)d司法警察(n=607)49.72±11.10 49.59±9.26 55.94±9.26 53.60±10.70 注：与行政人员比较a P＜0.05;与工人比较 b P＜0.05;与科技人员比较c P＜0.05；与司法警察比较 b P＜0.05 2.3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的EPQ人格特征比较
运用多因素方差分析及多样本比较显示（见表4表5）：机车乘务员各年龄组N值（神经质）均数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5岁年龄组N值（神经质）最高，随着年龄的增长，N值（神经质）逐渐下降；各年龄组E值（外倾-内倾）、P值（精神质）和L值（掩饰倾向）均数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教育程度之间比较显示：E值（外倾-内倾）、N值（神经质）、P值（精神质）和L值（掩饰倾向）均数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4
机车乘务员不同年龄EPQ测查结果比较(x±S)项目 ＜35(n=160)35~
(n=181)≥45(n=62)F P
注： ** P＜0.01 E(内外向)51.39±10.05 52.74±9.31 51.63±9.37 0.897 0.409
N(神经质)53.14±11.87 49.87±11.68 48.24±12.75
5.038 0.007**
P(精神质)45.44±7.35 43.74±6.61 44.58±6.68 2.552 0.079
L(掩饰倾向)26.24±4.93 26.86±4.63 27.50±3.90 1.788 0.169
表5
机车乘务员不同教育程度EPQ测查结果比较(x±S)项目 E(内外向)
N(神经质)
P(精神质)
L(掩饰倾向)4
≤高中(n=120)52.88±10.24 中专(n=201)51.25±9.35 ≥大专(n=82)F P 52.72±8.80
1.349 0.261
50.45±12.01 51.36±12.55 50.50±10.84
0.276 0.759
44.42±6.62 44.82±7.55 44.05±5.86
0.387 0.680
27.13±4.20 26.31±4.90 27.09±4.65
1.473 0.230 3
讨论
机车乘务员是心理素质要求较高的职业人群，其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铁路的交通安全[7]。本研究显示，35.23%的机车乘务员倾向外倾及典型外倾，35.98%倾向情绪不稳定及典型不稳定。情绪不稳定者在外倾中的比例为26.76%，在内倾中的比例高达58.82%。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是由环境和遗传交互作用才产生的。内倾者好静，喜欢有规律的作业和生活，对环境反应敏感，神经系统抑制功能弱，而机车乘务员的工作环境伴随噪声和振动、工作时间不固定、生活不规律、这种长期的刺激会引发内倾者心烦意乱，产生焦虑、紧张、忧虑的不良情绪。可见与外倾者及中间者比较，内倾者更不适合从事机车乘务员工作。
机车乘务员情绪不稳定性高于行政人员、工人和科技人员，情绪不稳定的人会体验更多的焦虑、抑郁、紧张等不良情绪；这可能与机车乘务员工作时始终处于警觉状态以及长期单独作业，归属感和连接感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有关[8]。机车乘务员精神质低于行政人员、科技人员和司法警察；社会掩饰倾向低于行政人员、工人、科技人员和司法警察。表明机车乘务员的社会成熟度低，朴实幼稚和温柔心肠。可能与他们经常远离群体和家人，重复单调的操作性工作，语言交流较少，文化生活匮乏以及人际关系简单有关。研究表明，机车乘务员心理健康水平整体低于全国常模[9]。因此，对机车乘务员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具有重要的意义。
机车乘务员不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之间比较显示，除神经质（情绪稳定性）在不同年龄组之间有差异外，其它特质（外倾-内倾、精神质和掩饰倾向）均无差异。可见，生物的遗传特质的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对机车乘务员实行准入选拔可以淘汰生理和心理素质不适合者。神经质在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以35岁以下年龄组的机车乘务员为最高，情绪最不稳定。这可能与此年龄段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有关：初涉职场、恋爱、娶妻、生子等一系列新环境、新身份，新责任，都需要个体积极主动的不断调适自我适应改变，适应不良的人就容易产生焦虑、忧虑等不良情绪。提示35岁以下机车乘务员需要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以及更人性化的管理
志谢：对蒋永军、罗咚在资料的收集、录入过程中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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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何克抗
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
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100875
【摘要】本文依据逻辑起点五个方面的质的规定性（即本质特征），对教育学与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作了严格的论证，指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是“借助技术的教育”。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教育技术领域的若干热点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思考与评述。
【关键词】逻辑起点；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借助技术的教育；技术化教育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Logical Star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Further Thinking [A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ssential characters in five aspects of the logical start, the logical start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as rigorously demonstrated and that the logical star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s“education supported by technology”was pointed out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the logical star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ome major issues of principl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was pondered deeply over and reviewed.[Key words] logical start, educa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supported by technology, technologized 一．引言
自80年代末以来，国内教育技术界（电化教育界）曾就本领域若干重大学术问题展开过相当激烈的争论，其中包括：
教育技术与电化教育的名称与内涵之争（“电化教育”是否应更名为“教育技术”？以及二者内涵的异同）[1][2][3][4][5][6]；
教育技术定义与学科定位的大讨论[7][8][9][10]；
教育技术学与教学论（以及教学设计与教学论）二者关系的大辩论[11][12][13]；
对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以及学科体系建设的广泛关注与争鸣[14][15][16][17]；
去年以来，众多学者（包括一批年青研究生）对AECT05定义的热烈讨论、分析与质疑[18][19][20][21][22]；；
„„。
凡此种种，既反映了我国教育技术事业与教育技术学科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也反映出当前我国教育技术界对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科的性质、对象、范畴和理论体 系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楚，更未能取得共识。显然，这对我国教育技术事业和教育技术学科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由于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逻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 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23]，所以，上述各种争论中的分歧实际上可归结到一点——对教育技术学科的逻辑起点认识不一致。这是多年来教育技术界存在众 多分歧与争论的焦点所在，核心所在。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澄清以上争论中所涉及的种种片面乃至错误的认识，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焦点、这个核心，也 就是说，必须彻底弄清楚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到底应该是什么？下面就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论证与思考。
二．关于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论体系，每一种体系都有各自的逻辑结构，因而必有一个逻辑起点。逻辑起点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并起制约作用，对逻辑起点的确定必须慎之又慎。
1．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
对逻辑起点的确定一般应依据其质的规定性（即本质特征）。黑格尔在其“逻
[24][25]辑学”一书中曾为逻辑起点提出3条质的规定性：
第一，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
第二，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中；
第三，逻辑起点应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即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
黑格尔认为必须同时满足这3条 规定性的范畴才能作为逻辑起点。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商品这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起点出发，展开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论述的典范——马克思 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多样性都以胚芽的形式存在于商品之中。一些著名学者通过考察“资本论”把“商品”作为逻辑起点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及经验，提出一个 重要建议：关于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除了黑格尔提出的3条以外，还应补充两条[24]：
一是逻辑起点应与研究对象保持一致性（即逻辑起点的抽象性应受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的限制——既不可抽象不足，也不应抽象过度）；
二是逻辑起点应当以“直接存在”形态承担一定的社会关系。
由于这两条补充规定性只是部分学者的观点，尚未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因此在实际确定具体学科的逻辑起点时，一般只是依据黑格尔提出的3条规定性，而把后来补充的一条（或两条）仅作为参考。
了解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确定某个具体学科的逻辑起点。
2．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由于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二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为了确定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不妨先来看看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是如何确定的？
(1)我国学术界研究教育学逻辑起点概况
我国对教育学逻辑起点的探讨最早可追溯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成为热点[26]，以后又一直延续至90年代末（前后近20年）。当时人们基于对现行教育学理论体系的不满，希望以辨证逻辑为指导，写出类似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能体现从抽象到具体、具有严密的辨证逻辑体系的教育学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历经近20年的探索与讨论，关于教育学逻辑起点问题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为止，已经提出的教育学逻辑起点有二三十种之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25]： 人本起点、知识起点、生活起点、管理起点、体育起点、目的起点、本质起点、教师起点、教学起点、受教育者起点、儿童起点、劳动起点、教育起点、知识授受起 点、学习起点、传播起点、交往起点、双边活动起点、基本概念－公理起点、培养目标起点、价值起点、本质主义起点、行动主义起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矛盾起 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起点、教育属性－学科性质起点等等。
瞿葆奎教授曾将上述多种起点论划分为两大类[24]：一类是单一起点论，另一类是多重起点论（认为教育学逻辑起点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基本概念－公理起点”即属此类）。在单一起点论中又可分为4个小群：①活动起点（把某种与教育有关的活动作为起点，如教学起点、学习起点、传播起点等）；②关系起点（把某种与教育有关的矛盾或关系作为起点）；③要素起点（把教育活动中的某一要素或组成部分作为起点，如受教育者起点、知识起点等）；④属性起点（把教育的某种属性作为起点，如目的起点或培养目标起点等）。
之所以会提出如此繁多的教育学逻辑起点，而难以取得共识，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大多数的逻辑起点提出者都是在未曾深入学习、领会并把握逻辑起点的“质的规 定性”的前提下，就仅凭经验或主观猜想提出自己的逻辑起点；二是少数的逻辑起点提出者虽然曾经对起点的质的规定性作过一定的分析与研究，但领会并不深刻，导致在他们所提出的逻辑起点中出现明显的自相矛盾现象——他们所提出的逻辑起点与他们自己事先确定的某一条或某两条规定性相悖。显然，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逻辑起点，即使提出再多，讨论时间再长也是没有意义的。诚如孙迎光先生所指出的[26]，这种讨论“充其量只是将教育领地变成哲学基本常识的‘宣传阵地’。如此没完没了地探讨下去，对哲学与教育学
都无多少补益”。对于上述二三十种教育学的逻辑 起点，瞿葆奎教授等人曾按照上面介绍的单一起点和多重起点（其中包括“二重起点”）分类法，并根据逻辑起点的本质规定性对他们逐一进行分析与评价[24]。由于这些分析与评价是基于上述逻辑起点的5条本质规定性，所以一般说来（除个别的观点以外）都是言之有理，令人信服的。目前国内教育界普遍认为瞿教授关于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研究是这一领域数十篇学术论文中最有理论深度和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2)对最具代表性的“起点论”（学习起点论）的分析与质疑
瞿葆奎及其合作者（郑金洲）不仅对黑格尔提出的3条逻辑起点规定性作了认真的分析与解读，还依据“资本论”利用商品作为逻辑起点从而建构起经济学全新理论体系的范例，对逻辑起点的规定性提出两条重要的补充（本节第1部分介绍的两条补充规定性，就是他们提出的）。在其论文中，为了证明“学习起点论”（他们认为“学习”活动才是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不仅用逻辑起点的5条规定性进行逐条检验，还查阅了大量古代的文献资料，深入地研究了语言和文字的起源与演变，并对“教”与“学”这两个汉字在古代的象形字形、字义及二者之间的联系作了翔实的考证与分析（以证明“教”是来源于“学”）。瞿教授的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正因为如此，瞿教授的文章在学术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并得到部分学者的共鸣和支持，尽管“学习起点论” 目前尚未成为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应当承认它和其它起点论相比，确实已得到国内较多学者的赞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学习起点论”已经被证明是教育学的逻辑 起点。恰恰相反，通过瞿葆奎和郑金洲论文中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不是有力地证实了“学习起点论”，而是有力地证伪了“学习起点论”。个中原因就是论文作者未 能深刻地领会逻辑起点的各项质的规定性，并把这种领会切实地贯彻到对逻辑起点的论证中去；论文作者重视了对逻辑起点质的规定性的分析与解读，却没有重视对 逻辑起点质的规定性的实际应用。结果就出现了如上所述的自相矛盾现象——自己所提出的逻辑起点与自己事先确认的逻辑起点规定性相悖。
例如，黑格尔提出的关于逻辑起点的第3条规定性是“逻辑起点应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在瞿教授论文（以下简称瞿文）中是怎样论证的呢（下面引号中的内容一字不差地引自瞿文）。
“学习是与思维相联系的。可以说，有了‘思维’也就具备了‘学习’的能力，能够在与外界事物的相互作用中汲取信息、吸纳知识；而作为‘教’多是与‘语言’ 相联系的。可以说，没有语言，人类的相互交流、要有意识地施教，以己之经验授予他人，几乎不大可能。因此总的来说，没有语言，第二信号系统就不能产生，不 能有意识和进行抽象思维，不能有人类的认识能力，因而就不能进行劳动。而且没有语言就不可能相互交流思想、知识和经验，也就无法进行教育。从人类发展的历 史长河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先有思维而后有语言，换言之，一般说来，人类是‘学习’在先而‘教授’在后的。”
这段话的观点完全正确，无懈可击，而它要论证的中心思想是，作为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学习”和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教育”（或“教授”）在历史上的起点是不相符合的。这恰恰违背了黑格尔的第3条 规定性，可见，以学习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是不能成立的。在瞿文中，不仅上述这段论述对“学习起点论”没有起证实反而起了证伪作用；而且文中第二部分用了 很大篇幅对“教”与“学”的甲骨文字形、字义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考证，最终结果也是起了同样的证伪作用——“教”起源于“学”，这恰恰证明以“学习”作为逻 辑起点将和教育的历史起点不同。
又如，关于逻辑起点还有两条补充规定性（见本节的第1部分），其中第一条是“逻辑起点应与研究对象保持一致性”，即逻辑起点的抽象性应受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的限制——不可抽象不足，也不应抽象过度（如上所述，这两条补充规定性正是在瞿文中提出的。在瞿文中，关于第一条补充规定性，还给出了另一种等价的表述方式——“逻辑起点应与研究对象相互规定”）。众所周知，一个范畴或概念的抽象程度是由它的基本属性决定的，要求逻辑起点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保持一致性（或曰“相互规定”），实际上是要求二者有类似的基本属性或内涵，否则必定会出现抽象过度或抽象不足的现象。如果把“学习”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那么，“学习”与它所反映的对象“教育”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即二者能否相互规定）呢？这只须比较二者的基本属性即可作出判断。瞿文指出[24]： “学习论中之‘学习’的涵义与教育学中之‘学习’的涵义似不能同日而语。前者指的是后天获得的所有经验，经典型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等这些机体的动物 性的调节活动无不在其内。后者的含义较之狭窄，它以思维为支撑，是人在与外界事物的作用下通过思维加工获取经验的过程。.....是认识世界的活动。”
为了使“学习”和“教育”二者的基本属性接近，瞿教授人为地把“学习”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并把教育领域内的学习限定在狭义范畴（即仅指通过思维加工获取经验的“认知活动”，而不包括“刺激-反应”这类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学习活动在内）。按说这种划分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谁能否认在教育领域内存在有大量的基于刺激-反应的学习现象呢？ 斯金纳依据操作性条件反射而提出的程序教学理论不是至今仍在不少学科的教学中应用吗？尤其是涉及操练性作业的学习领域这种理论更为有效。下面我们姑且撇开是否应把“学习”划分为两类的争议不谈，就按瞿文的观点，在教育学中之“学习”仅指通过思维加工获取经验的过程，是一种认知活动，因而具有“认知属性”。而“教育”，一方面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除了认知主体以外，还有教师及相关机构的参与），因而具有“认知属性”。另一方面，它还与一定的政治制度有关（教育总是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要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这说明教育还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活动，因而还应具有“社会属性”[27][28]。可见，即使按照瞿文自己的说法，“学习”与“教育”的基本属性也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只涉及认知属性，后者则除认知属性以外还包含社会属性（诸如“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教育与社会”等均属社会属性范畴[29]，当前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推动的“教育信息化”也包括在内）。在这种情况下，若要硬性规定以“学习”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则必然会出现抽象过度现象。
以上分析表明，瞿葆奎教授所提出的“学习起点论”，至少和他自己事先确认的两条逻辑起点规定性（即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以及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的相 互规定性）相违背，所以这样的逻辑起点选择是不科学的，是没有根据的。换句话说，“学习”并非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那么，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到底应该是什么 呢？
（3）教育学的真正逻辑起点
如上所述，瞿葆奎的文章曾依据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对目前学术界提出的二三十种“起点论”进行分析与评价，对其中绝大部分起点论的评析都是言之有理、令人信服的。瞿文分析了单一起点论、二重起点论、多重起点论，在单一起点论中又按活动起点、关系起点、要素起点，属性起点等4个小类详加剖析。可见，瞿文对目前各种“起点论”的认识是比较全面、深入的。然而，在瞿文就“活动起点”这一小类进行分析时，只是涉及到了教育当中的某一种活动（如教学活动、知识授受活动、传播活动等）为逻辑起点的情况。针对这类情况，瞿文指出，以这些活动中的任一种（如教学、知识授受、或传播）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均可满足黑格尔的3条规定性要求，因为“教 育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以活动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在历史的开端也是逻辑的开端这一点上，或者它本身应能推导出教育学所 有范畴的根据和基础这一点上，也应该是一种活动，否则就无法与教育发展的源头统一，无法类推出教育学的其他范畴来。就此来讲，以活动为起点的这种认识在一 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是沿正确的方向前进的。”[24]但是在肯定以教育中的某一种活动作为教育学逻辑起点可以符合黑格尔3条规定性要求的同时，瞿文又指出，这类逻辑起点并不能满足第一条补充规定性的要求，即这类起点未能与研究对象保持一致性——具体表现为抽象不足（如以“教学”或“知识授受”为起点的情况），或是抽象过度（如以“传播”作为起点的情况），即脱离了研究对象的限制，因而“离逻辑起点的要求还有或长或短的距离”[24]。除此以外，在瞿文中，否定以“教学”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教学活动“包含教与学两个要素”而非单一要素。但是，在黑格尔提出的关于逻辑起点的3条本质规定性中，第1条 只强调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的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并未要求该范畴只能包含一个要素（就拿人们公认的经济学逻辑起点“商品”来说，商品是指“用于交 换的产品”，其中至少也包含“产品”与“交换”这两个要素）。所以在后面有关确定逻辑起点的论述中，我们也不考虑相关范畴是否只含单一要素。
应当说，瞿文对以教育中的某一种活动作为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分析是相当中肯的，引用第一条补充规定性来证明这类活动起点还不能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有说 服力。若能再前进一步，瞿文本应可以达到真理的彼岸——找到教育学的真正逻辑起点。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就此止步了——转向分析“关系起点”、“要素起 点”和“属性起点”去了。事实上，既然发现了教育中的活动都能符合黑格尔的3条规定性的要求，只是对“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的一致性”这条补充规定性尚未能满足，而且通过上述分析已经表明，有些活动（如“教学”和“知识授受”）之所以不能满足这条补充规定性是因为抽象不足，另外一些活动（如“传播”）则是因为抽象过度。可见，只需在教育类活动中继续寻找，并特别关注这类活动的基本属性与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就一定可以找出既能符合
黑格尔的3条规定性又能满足补充规定性的教育类活动来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经过仔细的筛选、分析，并运用黑格尔提出的3条规定性和瞿葆奎提出的两条补充规定性加以反复的比较、对照，最终我们确定应以“教育”活动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有人可能会感到十分奇怪或惊讶——整个中国教育界探讨、争论了近20年，被罩上重重迷雾，弄得百思不得其解的大难题，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简单，“教育活动真的就是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吗？” 是的，真理本来就是朴素的、简单的。谓予不信，不妨拿黑格尔的3条规定性和瞿葆奎的两条补充规定性对这一逻辑起点作一检验：
第一，“教育”活动既是教育学中最简单也是最抽象的范畴。它可以用来说明“教学”（教学是有教师参与并有特定组织形式的教育活动）、说明“学生”（学生是指正在某个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的人）、说明“课程”（课程用来规定一个教育机构中的教学内容）......等等，而它本身一般是无需说明的，就像数学上不证自明的公理一样。一旦要对“教育”进行说明，就要引入比“教育”复杂得多的范畴或概念。比如，若要说明“教育是什么？”，需给出下述定义：“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29]，显然，在这个定义中，“意识”、“有意识”和“身心发展”等范畴或概念都要比“教育”复杂得多（可见“教育”活动符合黑格尔的第1条规定性）。
第二，由“教育”活动可以推演出教育学领域的所有范畴与学科。例如，由教育的认知属性，可以产生出“教学”、“知识传授”、“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模式”......等范畴，以及“教学论”、“课程论”、“教育心理学”、“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教学设计”、“课程开发”......等学科； 而由教育的社会属性则可产生出“教育目的”、“个性发展”、“德育”、“美育”、“体育”......等范畴，以及“教育原理”、“教育概论”、“中外教育史”、“比较教育”、“教育管理”、“教育评价”、“教育政策法规学”、“教育信息工程学”......等学科。可见，“教育”活动确实是整个教育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教育活动这个胚芽之中（可见“教育”活动符合黑格尔的第2条规定性）。
第三，“教育”活动与教育学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同。诚如瞿文所指出的[24]：“教育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以活动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所以，若是选教育活动作为逻辑起点，那么历史的开端就必定也是逻辑的开端，“否则就无法与教育发展的源头统一”（可见“教育”活动符合黑格尔的第3条规定性）。
第四，作为逻辑起点的“教育”活动与教育学研究对象完全一致，所以不可能存在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的问题（符合瞿葆奎的第一条补充规定性）。第五，作为逻辑起点的“教育”活动以“直接存在”的形态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只是一种观念或意识形态，而是直接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符合瞿葆奎的第二条补充规定性）。显然，像“教育目的”这一类的属性起点，由于没有以直接存在的形态承担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不可能满足这一规定性的要求。
以上分析表明，“教育”活动确实能经得起逻辑起点5个方面的质的规定性的严格检验。应当指出，在此之前，学术界已提出的二三十种有关教育学的“逻辑起点论”中，还没有一种经历过上述5条规定性的同时检验并获得通过。因此我们有理由断定——“教育”活动就是教育学的真正逻辑起点。
3．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
（1）由逻辑推理导出的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
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确定以后，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也就随之可以确定。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其逻辑起点必须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具有共性；但既然是独立的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又必须具有和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不相同的个性特征。共性是指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也应属于“教育”活动这一范畴，个性则指，除了共性以外，还应具有教育技术学科的自身特点，即教育技术学科的质的规定性——教育技术学科区别于教育学其它二级学科的根据所在。这种质的规定性是什么呢？就是运用技术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以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效率与效益。这里的“技术”既包括有形的“物化技术”（物化技术中又分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也包括无形的“智能技术”；既包括现代技术也包括传统的技术。正如美国前AECT协会主席、著名教育技术学家伊利（Donald P.Ely）所指出的[30]，“技术为教育技术这一领域的发展及其向一个学科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组织概念（best organizing concept）”。
由此可见，作为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了体现上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必须包括“教育”活动和“运用技术”这两个核心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将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表述为“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
（2）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验证
为了证明上面通过逻辑推理导出的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确实具有科学性、有效性，还应通过严格的检验。检验的方法还是运用上面列出的、关于逻辑起点的5个方面的质的规定性：
第一，“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既是教育技术学中最简单也是最抽象的范畴。它可以用来说明或解释“视听教育”（借助视听技术开展的教育活动）、说明或解释“多媒体组合教学”(教师借助多种媒体技术并按一定的组织形式开展的教育活动)、以及“网络教育评价”（对借助因特网开展的教育活动进行评价）......等等，而它本身是无需说明的，一旦要对“借助技术的教育”进行说明，就要引入比“教育”和“技术”复杂得多的范畴或概念。如上所述，教育涉及“意识”与“身心发展”，技术涉及“物化”与“智能”，这些都是比“借助技术的教育”更为复杂的范畴或概念（可见“借助技术的教育”符合逻辑起点的第1条规定性）。
第二，由“借助技术的教育”可以派生出教育技术学的全部范畴与课程。例如由“借助技术的教育”的认知属性可以派生出“视觉教育”、“视听教育”、“多媒体教 学”、“多媒体组合教学”、“教育软件”、“游戏类教育软件”、“网络教室”、“网络课程”、“数字化教学环境”、“视听教学资源”、“多媒体教学资 源”、“网络教学资源”......等 范畴，以及“多媒体组合教学设计”、“教学媒体的理论与实践”、视听教育技术（含录音技术、摄影技术、摄像技术、电视编导、幻灯投影等）、“网络教育应 用”、“信息技术教育”、“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人工智能与教育、“远程教育”等课程；由“借助技术的教育”的社会属性还可派生出“虚拟学校”、“虚拟 教育社区”、“教育信息化”、“网络道德与安全”、“网络教育联盟”、“网络教育改革”等范畴，以及“技术与未来教育”、“虚拟社区与终身教育”、“网络 环境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教育信息化政策”、“教育信息化工程”、“教育技术的人文性”、“教育技术的艺术性”、“技术哲学”、“教育技术哲学”等课 程。可见，“借助技术的教育”确实是整个教育技术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借助技术的教育”这个胚芽之中（可见 “借助技术的教育”符合逻辑起点的第2条规定性）。
第三，如同“教育活动与教育学研究对象在历史上起点相同”一样，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技术学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也必定相同。其理由就是瞿文所指出的[24]： “教育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以活动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所以，若是选教育活动作为逻辑起点，则历史的开端必定也是逻辑的开端——不论是对广义 的教育技术学还是狭义的教育技术学都是如此。所谓广义教育技术学，一般是指在教育活动中使用的技术把物化的与智能的、古老的与现代的各种技术都包括在内； 而狭义教育技术学，则对教育活动中使用的技术有所限定[6]。例如，若智能技术不限而物化技术（其中又包含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限定要由电力驱动，则是“电化教育”；若智能技术不限而物化技术强调必须包含有多媒体计 算机与网络通信技术，则是“现代教育技术”。显然，不论是前一种情况（广义），还是后一种情况（狭义），只需在逻辑起点“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中，对“技 术”的含义，事先依据当前讨论的对象（是广义教育技术学还是狭义教育技术学）相应地作出明确规定，就都能满足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同的要求（可见“借助技 术的教育”符合逻辑起点的第3条规定性）。第四，作为逻辑起点的“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技术学研究对象完全一致，所以不可能出现抽象不足或者抽象过度的现象（可见“借助技术的教育”符合逻辑起点的第1条补充规定性）。
第五，作为逻辑起点的“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在本质上仍属教育活动（只是教育的手段有所不同），所以这一逻辑起点应该和一般教育活动一样，仍然以“直接存在”形式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可见“借助技术的教育”符合逻辑起点的第2条补充规定性）。以上分析表明，“借助技术的教育”活动确实能经得起逻辑起点5个方面的质的规定性的严格检验，所以，我们可以确信这就是多年来，“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
（3）对现有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评析
由于逻辑起点是一个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我国教育技术界同仁出于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不少人积极地参与到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 起点的研究与探索中，并提出了一批颇有见地的逻辑起点论。这些研究各具特色，但似乎还不能完全让人信服，下面仅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10种观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① 以“传播”为逻辑起点
这种观点认为“传播是教育技术这一特殊领域的初始对象”[31]。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直观教学，视觉教育，视听教育和电化教育等，都是以传播为逻辑起点的”[31]。
“传播”到底能不能作为逻辑起点？我赞同瞿葆奎教授的分析[24]：“ ‘传播’的确比‘教学’，‘知识授受’等范畴更为抽象，但是这种抽象似乎超出了教育学给定的范围，无法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相互规定。传播是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的，不仅是人类社会存在着传播，甚至动物界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教育仅仅是人类相互间进行传播的一种途径。”由此瞿葆奎断定若以“传播”作为教育学的逻 辑起点将无法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相互规定，从而导致抽象过度（违背逻辑起点的第1条补充规定性），所以是不适当的。作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尚且抽象过度，若是要作为其下属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那它所产生的抽象过度现象将会更加严重。可见，“传播起点论”欠妥。
② 以“教育信息的传播”为逻辑起点
这种观点认为“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教育信息的传播”。由于这种观点把传播的内容限定为“教育信息”，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传播”为逻辑起点而引起的抽象过度现象。但是，如前所述，教育具有认知属性，是 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这种认知活动及过程与传播活动及过程密切相关，但是二者又不能划等号。因为传播活动及过程只涉及“信源——媒介——信宿”三者之间的 双向信息传输，并未涉及“信宿”（指信息接收者，在教育过程中就是受教育者或学生）内部的心理加工活动及过程，而对于教育这种特殊的认知活动来说，不仅要 关注“信源（教师）——媒介——信宿（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即双向信息传输），更要关注学生内部的心理加工活动及过程。可见，即使以“教育信息的传 播”（对传播的内容加以限定）作为逻辑起点，仍然不能满足逻辑起点应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保持一致性的要求，所以还是会导致抽象过度现象。
除此以诚相待外，如果是以“教育信息的传播”作为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由于教育学的任一个二级学科中都有教育信息，那么，这一逻辑起点又如何能够与教育学中其他二级学科的逻辑起点相区分呢？
③ 以“借助媒体的学习”为逻辑起点
这种观点认为“应该以‘借助媒体的学习’作为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15]。其根据是，“学习”范畴已被公认为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32]
而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因而其逻辑起点应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同源，但又应有所区别。考虑到教育技术学是“着重要探索媒体与学习、教学、教育变革发展的关系”[15]，所以认为应以“借助媒体的学习”作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
在前面讨论教育学逻辑起点时，我们已经指出“学习起点论”违背逻辑起点5个 方面本质规定性中的两条（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不相符合，逻辑起点未能与研究对象保持一致），所以这种起点论是有缺陷的。既然“学习”作为一级学科的逻辑起 点有两个方面不符合质的规定性的要求，若是作为其下属二级学科的逻辑起点，这一缺陷显然将继续存在，而且更为严重。可见，“借助媒体的学习起点论”，其前 提或基础就有问题。
④以“借助于技术的学习”（或“借助工业技术的学习”）为逻辑起点
[17][33]
因为“借助于技术的学习”（或“借助工业技术的学习”）和“借助媒体的学习”一样，都是和以“学习”范畴作为初始对象的教育学逻辑起点同源，所以“借助媒 体的学习起点论”所存在的问题，对于“借助于技术的学习”（或“借助工业技术的学习”）也同样存在——作为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前提或基础有问题。
⑤以“如何教育”为逻辑起点
这种观点认为，相对于研究“教育是什么”的教育科学和“为什么教育”的教育哲学而言，“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和实践的核心和关注点是‘如何教育’”，“甚至可 以说，教育技术恰恰产生在第一次教育实践实施之前，先思考我该‘如何教育’。广义技术定义下的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是‘如何教育’或‘怎样教育’，这 样的一个逻辑起点是符合技术的本质的。”[35]
提出这种逻辑起点的刘美凤博士还曾就此问题指出[36]：教育技术学“是利用‘技术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如何教育’进行研究和实践的领域。它的目的是要解决教育、教学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人类的学习和发展。„„它不能涵盖教育研究中的‘为什么教育’、‘教育是什么’等的研究。它把教育哲学和教育科学揭示的‘为什么教育’，‘教育是什么’作为它研究‘如何教育’的理论依据。”
我认为上述观点是颇有创见的：以“如何教育”作为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既可以与一级学科（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保持同源（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证明“教育”活动 是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但它不涉及“为什么教育”和“教育是什么”的研究，所以似乎也可以与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的逻辑起点相区别。但是这里还存在两个问题 值得考虑：
第一，“教育是什么”似乎应是“教育原理”这门教育学二级学科的研究内容，而非整个教育科学的研究内容。作为一级学科的整个教育科学（通称教育学），其研究内容似应把“为什么教育”，“教育是什么”以及“如何教育”这三个方面都包括在内。
第二，要想以“如何教育”作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需要取得教育界同行对“教育技术学是利用‘技术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如何教育’进行研究和实践的领 域”这一本质规定性的广泛认同。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恐怕难以做到这一点（至少“教学论”和“教育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会持反对意见）。
⑥以“教学问题”为逻辑起点
这种观点认为教育技术学“真正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教学问题”[34]。如前所述，教学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教学是有教师参与并有特定组织形式的教育活动），教育是教学的上位概念，二者并不等同。由于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不仅仅是 教学问题（如教育信息化，终身教育等都与教育技术学有关），所以若以“教学问题”作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将不能保持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会导 致抽象不足（违背逻辑起点第1条补充规定性）。
⑦以“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为逻辑起点
这种观点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真正的逻辑起点应该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即人类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存在着哪些教育、教学问题需要解决？这些教育、教学问题是 如何分类的？每类教育、教学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出现这种教育、教学问题的条件是什么？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和手段可以解决这类问题？这些技术和手段源于哪些基 础理论？使用这种手段和技术解决这类问题是否会带来其他的教育、教学问题？”[14]
这里所列举的七种要解决的教育、教学问题，实际上可分为三类：1）问题的性质与分类；2）问题的根源和条件；3）解决的办法及后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要有效地解决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显然这是研究教育技术学的目的，以“目的”作为逻辑起点是否恰当？能否满 足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的要求？所以这种“起点论”值得商榷（例如，上面曾提到刘美凤博士是以“如何教育”作为逻辑起点，但她强调的教育技术学的目的正是 要“解决教育、教学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
⑧以“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逻辑起点
在我国，南国农先生是这一观点的最早倡导者，在90年代初南先生就提出：“以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最大特色”，也是“建立整体电化教育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37]由于“现代教育媒体”属于“物化技术”（其中又包括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两部分），而这里的“研究和应用”显然是指在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所以这一逻辑起 点和我们前面严格论证过的“借助技术的教育”起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定位于“教育”，都是姓“教”不姓“电”（或不姓“技”）；二者不同的是，前 者对所用的技术有限定——现代教育媒体，而后者则不加限定——可以包括古代的、现代的、物化的、智能的任何一种技术。所以，严格说来，前者应属于电化教育 学的逻辑起点，后者则属于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
⑨以“教育中的技术”为逻辑起点
这种观点认为[16]“教 育技术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点应该是：‘教育中的技术’。这个要点不仅说明了教育技术的核心概念是‘技术’，更进一步说明了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它不是泛指一 般意义上的技术，而是特指教育中的技术，这就是为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确定了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可见，这种“起点论”是把教育技术学定位于“技术”而非 “教育”。但是，教育技术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学术界又都公认是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包括提出这一起点论的学者也确认这一点[16]）。众所周知，教育、教学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过程，所以具有认知属性；而技术只是认知过程中使用的手段、方法，它本身并不具有认知属性。所以，如果是把教育技术 学定位于“技术”，而非“教育”（俗称姓“技”，不姓“教”），并把“教育中的技术”作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将会导致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之间不能保持 一致（违背逻辑起点的第一条补充规定性）。
⑩以“教育和技术的双重结构”为逻辑起点
这种观点认为[38]“教 育学的逻辑起点是‘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是‘技术’。教育技术学正是教育学与技术学的交叉和整合，它反映了‘教育中的技术’的理论、规律和方法。而 ‘教育中的技术’是由‘教育’和‘技术’两要素构成的，所以教育技术学科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教育’和‘技术’的双重结构。”不错，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确 实包含“教育”和“技术”两个要素（例如“借助技术的教育”这一逻辑起点就含有这两个要素），但是，这两个要素不是平行、并列的；技术是为教育服务的，教 育技术学最终要解决的还是教育、教学问题。“双重结构说”固然反映了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含有两个要素的客观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是 这种说法将两个要素并列，主次不分，容易使人发生误解。事实上，这种“起点论”的提出者根据逻辑起点的双重性已进一步引伸出“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位亦具有双 重性，即教育技术学既可以是教育学学科的分支学科，也可以是技术学学科的分支学科”[38]。一个学科的定位是由本学科的质的规定性决定的，根据目前学术界对教育技术学的质的规定性的认识，似乎还难以把它归入技术学分支的范畴。
三、由教育技术逻辑起点引发的思考
在探寻、分析和研究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直接影响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选择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至今尚未能在学术界取得共识，甚至有 相当大的分歧，这种状况对于学科建设是非常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想就其中一些较为重大且带根本性的问题谈谈个人看法，以便抛砖引玉，促使人们对这 些问题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其中有些问题在本文开头“引言”部分介绍的争论中曾经涉及过，有些则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这些问题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关 于“学习起点论”与“教育起点论”的分歧；关于教育技术是定位于“技术”还是定位于“教育”的争论；关于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义；以及关于教育技术 学科理论框架的建构。
1．关于“学习起点论”与“教育起点论”的分歧
在关于逻辑起点的探索过程中，最大的分歧是“学习起点论”与“教育起点论”之争。这场争论本来源自关于教育学逻辑起点的探究，但是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教 育技术学，其逻辑起点除了要体现本学科的个性特征以外，也要体现同属教育学科的共性。这样，就使有关教育学逻辑起点的争论（即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到底应该选 择“学习”活动还是选择“教育”活动的争论）被延伸到有关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争论当中——其表现形式则变成：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到底应选择“借助技术（或借助媒体）的学习”还是“借助技术（或借助媒体）的教育”。显然，这里的争论焦点仍然是“学习起点”还是“教育起点”。这场有关“学习起点”还是“教育起点”的争论，在教育学领域持续了近十多年，在教育技术领域也持续了三、四年，至今尚未有明确结论，而目前得到学术界多数 人支持的“学习起点论”，事实上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在这场争论中，之所以有许多学者不能明辨是非，乃至支持了错误的观点，主要是在有关“教育”与“学习” 的功能、本质以及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这种偏差的突出表现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一种新的提法：“教是为了促进学”，近年来这种提法日益流行，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口号。按理说，这种提法本 身并没有错，“教”（尤其是教学的“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促进学。但是目前这一口号之所以流行却另有一番含义及背景，这就是基于对“教育—学习—教 学”三者的功能、本质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片面认识。对这种认识的典型描述如图1所示[8]。由图可见，教学过程是被包含在学习过程之中，是属于学习过程的子过程；学习是教学的上位概念，教学只是学习范畴的一个子范畴。如前所述，“教学是有教师参与并有特定组织形式的教育活动”——通常也称之为“学校教育”，这样，我们就可以仿照图1画出图2。由图2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学校教育来说，学习就是它的上位概念，学校教育只是学习的子范畴，因而可以合理地作出以下推论：“教是为了促进学，学校教育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的学习”——这就是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全部功能。
图1 图2 这样一种推论到底对不对呢？表面看似乎有理，实际上却存在问题。
先从教育的功能看，学术界都公认教育有两大功能[29]： 一是为社会服务功能（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服务），二是为个体发展服务功能（促进个体身心的健
康发展）。正因为有社会服务功能，所以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如前所述，这些属性包括教育要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教育的目标、方针、政策要体现国家意志，教育制度、教育方式要受经济发展的制约，教育思想、教育内容 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等等）；而学习，尽管也有社会性（尤其是“协作式”学习）但一般认为并不直接承载像学校教育那么重的社会服务功能（或者说，这种功 能还是要通过“学生的学习”——即学校教育来体现）。可见，就“社会服务功能”而言，“教育”和“学习”是有很大不同的——不是后者包含前者，而是相反。另外，即使就“个体发展服务”的功能而言，“教育”和“学习”二者也有不小差异。为了弄清这一点，还需要从“教育”和“学习”二者的定义与内涵说起。关于教育的定义与内涵，可谓不胜枚举——在古今中外有关教育原理的专著、教材中，各有各的定义与说法。我们在前面给出的，则是目前国内最具代表性、且有较大影响力的、由叶澜教授在其“教育概论”中，通过总结前人经验、集各家之长而提出的定义[29]：“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而“教育”用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手段方法不外两个方面：一曰“教”，即传递知识与经验，使学生增长能力与才干；二曰“育”，即由教师“组织和改善学生的生活和活动，使学生通过发现及创造以获得各种直接经验，以完成‘养育任务’，促使其身心全面协调健康地发展”。[39]
关于学习的定义与内涵，也是五花八门——在心理学的学习理论中，由于流派纷呈，各家学派对学习的定义和对内涵的阐述更是各唱各的调，有的甚至针锋相对。另 外，“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学习，关注的主要是个体学习活动的心理机能，而学习主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学习对象的社会历史演变、学习活动所受到的各种社会激励或 制约因素等，都被排除在心理学对学习的研究视野之外，而这些显然都是从教育学角度研究学习所必需关注的重大课题。”[40]这表明，若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定义“学习”，其内涵可能会偏于狭窄（例如，目前大学“普通心理学”教科书为“学习”下的定义是[46]：“学习是个体在一定情景下由于反复地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比较持久的变化。”有的心理学家则把学习定义[47]为：“经验的获得和积累或经验结构的建构过程。” 可见，心理学家们倾向于把“学习”仅仅看成个体的认知过程，认为学习只有认知属性——这也正是瞿葆奎教授论证“学习起点论”时所持的观点。显然，这样一种 关于学习的定义及内涵的理解是比较狭隘的）。下面我们引用桑新民教授在综合各派见解基础上，从教育学角度对“学习”给出的、内涵相对较宽泛的定义[40]：“学习是人类个体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获取经验和知识、掌握客观规律、使身心获得发展的社会活动，学习的本质是人类个体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超越。”桑新民指出，该定义的[40]内涵有三个要素：
① 人的学习既是个体化的活动又是社会性的活动； ② 学习内容是获取知识和经验；
③ 学习的目的和结果是使个体身心获得发展。
将这一学习定义的内涵与上述教育定义的内涵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在两个方面：第一，活动性质不同——教育纯粹是社会性活动，而学习则可
以是个体 化活动，也可以是社会性活动。第二，活动的内容不同——学习活动的内容是获取知识和经验；而教育活动由于有“教”和“育”两种方式，从“教”的内容来说，是传递知识与经验（这一点和学习活动内容完全相同），但从“育”的内容来看，则是要通过生活情景的创设和学习活动的组织让学生通过亲身的直接经验去体验、去发现，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通常也把这一“育”的过程称之为“教师塑造学生美好心灵的过程”；教师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正是来源于这 里）。显然这种“育”的内容是一般学习活动中不可能具有的（因为有关的情境是教师根据教学主题创设的，有关的学习活动是由教师根据教学目标要求组织的，而不是由学生自己创设和组织的），这正是“教育”和“学习”的不同之处，是二者的主要区别所在。
由以上分析可见，即使按桑新民的最宽泛的学习定义，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也有较大的差别（关键是一般的学习活动中只有“学”而没有“育”的过程）；如果按照心理学家对学习的较狭窄的界定，那么，教育活动与学习活动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这就表明，图1和图2 中关于“教育—学习—教学”三者之间关系的描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当改用图3和图4表示。由图可见，“教育”与“学习”过程之间并非包含关系，包括“学校的教育过程”（即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之间也不是包含关系（见图4）。“教”并非完全为了“学”——它也为了“育”；可见只强调“学”的后果是只教书（只传授知识、技能），不育人——也就是削弱甚至取消“育”，从而影响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既要教书，又要育人”——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图3 图4
上述分析表明，不论是从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还是从个体发展服务功能来看，“教是为了促进学”这一提法并没有错，但是不够全面；所谓“学习”是“教学”的 上位概念，学习过程包含学校教育过程的观念更是错误的。听任这一提法流行，甚至变成一种口号，一种时尚，必定会产生“重学轻教”现象，甚至造成“只教书，不育人”的严重后果。而出现这种错误的根源则在于不加分析地盲目引进西方的教育思想、观念（AECT94定 义的核心就是“为了学习”——只讲“学”，不讲“教”，把“学习”抬到高于一切的位置），现在是到了彻底反思和改弦更张的时候了。“教”并不完全是为了促 进“学”，更准确的提法应当是：“教育要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这里的学习指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这里的发展指身心各方面的发展（即全面素质的提升）。我 们认为这样的提法才是比较科学的、全面的，才是应当大力提倡的。
2．关于教育技术是定位于“技术”还是定为于“教育”的争论
在关于逻辑起点的探讨中，另一个争议很大的焦点是，教育技术的定位到底是在“技术”还是在“教育”，即教育技术到底是姓“教”还是姓“技”？实际上，这是多年来电教领域关于“电化教育到底是姓‘教’还是姓‘电’之争”的延续。
在这场争论中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数认为教育技术应定位于“技术”的学者，却都认为教育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即研究对象）是教育、教学中的问题[6] [16] [8] [38]；有的支持应定位于“技术”的学者甚至还明确指出“教育技术的属性是教育”[41]。这就表明，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场争论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以及“应当依据什么来对教育技术进行定位”认识并不清楚。所以，下面有必要先来澄清这个问题。
教育技术的定位，顾名思义，就是要确定教育技术（学）在整个学科（包括自然和社会学科）体系中的位置。这里应当指出，尽管在参与讨论的文章中，一般都只采 用“教育技术定位（而非教育技术学定位）”的提法，但是，只要审视这些文章的观点和文中所引用的例子就不难看出，这些文章中所说的教育技术定位，就是指教 育技术学或教育技术学科领域的定位。事实上若不从学科或学科领域角度来讨论，就无所谓定位的问题（例如一般的“录音技术”、“视听技术”就从来没有人去讨 论过它们的定位问题）；而这里所说的定位，如上所述，是指要确定教育技术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位置（看它是处在技术学科分支还是处在教育学科分支）。所以，这里必须先为定位对象明确身份：是指“教育技术学”而非“教育技术”。
有的学者可能认为，大家所讨论的定位问题既非一般应用技术的定位，也非教育技术学的定位，而是指教育技术实践领域的定位（不少学者强调“领域定义”，也是 基于这种认识）。事实上，实践要靠理论指导，否则是盲目的、无效的实践，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赖相关学科的研究——并且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换句 话说，并不存在脱离本学科理论指导的纯粹实践领域——至少在科学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是如此。可见，不论是学科定位，还是领域定位（或实践领域定位），说的 都是一回事，我们可以统一称之为“学科定位”。
既然是学科的定位，那就只能根据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和领域来确定（因为每个学科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研究领域——这是每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所在）。就教育技术学而言，其研究对象（如AECT94定义所界定的）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而与学生的学习有关的过程和资源，即是教育、教学过程和教育、教学资源；研究范畴则是有关教育、教学过程和教育、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研究领域则是有关这五个范畴的理论与实践。由于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研究领域都与教育、教学过程及教育、教学资源有关，所以教育技术学自然应定位于“教育”而非定位于“技术”。
事实上，前面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这一逻辑起点已证实为“借助技术的教育”，而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始自 对象，并且这一始自对象必须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保持一致。既然逻辑起点已定位在“教育”（尽管前面加了修饰词“借助技术的”，但中心词还是教育），那么整 个教育技术学的定位当然也应该是“教育”。
教育技术应当定位于“教育”而不是“技术”（即应姓“教”而不姓“技”），这本来是简单而明显的道理，为什么多年来会在教育技术界引起思想混乱呢？其原因主要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之间还有直接的关联。
（1）将“教育中的技术”混同于“教育技术”（内部原因）
按理说，“教育中的技术”和“教育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用说本领域的学者，就是一般专业人员，也不太容易混淆。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国内有个别专家宣传这种观点，加上有较大影响的“教育技术学导论”教材也确认“教育技术就是‘教育中的技术’” [42]，结果就使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逐渐蔓延开来，甚至在教育技术界得到较广泛的认同。
其实，“教育中的技术”只是指在教育、教学领域中所用到的各种技术，而且其中大部分技术不仅可应用于教育，还可应用于其他领域（例如录音机、电视机不仅可 用于教学也可用来娱乐）。“教育中的技术”，从本质上说还是技术，和其他技术相比只是应用领域不同而已。正像尹俊华教授所指出的[42]，教育中的技术是“人类在教育活动中所采用的一切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和。它分为有形（物化形态）和无形（智能形态）两大类。物化形态的技术指的是凝固和体现 在有形的物体中的科学知识，它包括从黑板、粉笔等传统的教具到电子计算机、卫星通讯等一切可用于教育的器材、设施、设备及相应软件；智能形态的技术指的是 那些以抽象形式表现出来，以功能形式作用于教育实践的科学知识，如系统方法等。”而“教育技术”则是有特定研究对象、范畴和领域的学科，并且属于教育学科 的一个分支；它不是“教育中的技术”里面的某一项具体技术；也不等同于“教育中的技术”的总和或者其中若干项技术的叠加。教育技术有自己特定的定义与内 涵。可见“教育中的技术”和“教育技术”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下面我们以“视听技术”（相当于“教育中的技术”）和“视听教育”（属于“电化教育”或 “教育技术”）为例，进一步说明“教育中的技术”和“教育技术”二者的区别。众所周知，“视听技术”一般是指正确使用与维护视听设
备的技术；很清楚，这是 一种有形的物化形态技术。而“视听教育”则是指通过视听技术的运用去创设更理想的教学环境、实现更有效的教学设计，从而达到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效率与 效益的理论与方法；显然，在“视听教育”中既包含有形的物化形态技术，又有无形的智能形态技术。可见，“视听技术”（即“教育中的技术”或“教育中使用的 技术”）和“视听教育”（属于“教育技术”）二者是不能混同的。
（2）从国外引进不恰当术语造成的影响（外部原因）
造成学术界对教育技术定位迷失的另一方面原因（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从国外引进不恰当术语所造成的影响。众所周知，“教育技术”是改革开放以后才从美国引进的。为了了解美国的教育技术概念怎样形成，需要考查美国教育技
[43][44]术的形成与发展。依据美国著名教育技术专家伊利（Donald P.Ely）的研究，美国教育技术有三条历史发展线索：第一条是从早期的视觉教学——〉视听教学——〉教学媒体——〉视听传播；第二条是从行为科学为理论基础的教学机器——〉程序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第三条是从20世纪50年 代开始，随着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兴起，系统方法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被引入教育、教学领域而产生的重大影响。三条线索形成技术在教育中应用 的三种不同模式：第一条线索形成的是“应用各种各样学习资源的模式”；第二条线索形成“强调个别化的学习模式”；第三条线索形成“运用系统方法的模式”。最后，这三种模式被综合在一起就形成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基本特征。由这三条发展线索可以看到，对于美国来说，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其早期和中期发展阶段的落脚点或定位都是“教育”（视觉教学、视听教学、教 学媒体、程序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等，最终都是落实到教学——要解决教学过程如何优化的问题；而“教学”即“学校教育”）。只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随 着系统方法在教学领域的普遍应用，使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观念、模式发生很大变化——由早期和中期的“物理科学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13]”（第一条线索），到中期的“行为科学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13]”（第二条线索），再到近期的“运用系统方法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第三条线索），才使美国学术界将“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定位，由教育转向技术，并选用“Educational Technology”这一术语来概括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其实，在 三条历史发展线索（或在早、中、近期的三个发展阶段）中，“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个本质（或者说“质的规定性”）就是运用“技术”来优 化教育、教学过程，以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效率与效益。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用技术的“类型”和技术应用的“模式”有所不同而已。只 要不把技术的内涵作狭义的理解（如前面所述，这里所说的“技术”应当既包括有形的物化技术——其中又包含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也包括无形的智能技术；既 包括现代技术也包括传统技术），则三个不同阶段所用的各种各样的“媒体”、“手段”及“系统方法”均可包含在广义的“技术”范畴之中；至于应用“模式”，那在任何时候都是发展变化、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换句话说应用模式的变化不会影响“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本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教育中使用了新的技术类型，而将“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定位由教育转向技术是缺乏根据的，是很不恰当的——这样做至少会造成以下两种误解：
第一，会误认为“教育技术”就是“教育中的技术”或“教育中用到的各种各样的技术的总称”。因为按照这样的名称，“技术”是中心词，而“教育”只是修饰语，因而得出这种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推理——这也正是国内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的主要依据。
第二，把教育技术学看作是技术学的分支学科（而不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38]或是具有双重定位的学科（既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又是技术学的分支学科）。由于学科定位的错位，造成方向迷失，使教育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在学科与专业建设中不受重视，许多地方的教育技术系办成了电子工程系、知识工程系或信息技术系„„。凡此种种流弊，皆与这一不恰当的“教育技术”术语有关。能否不使用“教育技术”（Educational Technology）这一术语，而用其它表述方式使之既能保持原有的“教育”定位（如视听教育、程序教学之类），而又能体现当代“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新发展与新特点呢？我们觉得如果是用“Technologized Education”（技术化教育），就比“Educational Technology”要好，因为“技术化教育”的落脚点或定位是教育而非技术，因而可以避免上述各种误解和流弊。不过，既然“教育技术”这个术语已经确立并已在世界上广为流行，我们就不一定去改变它，也不太可能改变它，但却可以按其真实的内涵去理解它、使用它。AECT的94定义实际上就是对这一内涵的诠释——如上所述，94定义把“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而“学习”与教育过程密切相关，所以94定义是把教育技术定位在“教育”而非“技术”。可见，这与该术语的名称所体现的以“技术”（Technology）为中心的定位是相悖的。对此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因为这是决定教育技术是姓“教”还是姓“技”的关键。由此使我想到，我国老一辈的电化教育专家能在上个世纪 的三十年代提出用“电化教育”这一术语来概括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实在是有高度智慧的创造——既能定位于教育，从而把定大方向，坚持姓“教”不姓 “电”；又能准确反映那个时代“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本质特征（使用电力驱动的教学媒体）；而且用语中国化，有民族特色。尽管“电化”这个修饰语从今天来 看，可能因为不能包括“智能形态技术”而使“电化教育”难以取代“教育技术”这一术语，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历史光辉（若是能采用“技术化教育”这一术语，似乎既能继承“电化教育”的原有特色，又能包容“教育技术”的全部内涵）。
3．关于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义
由于一个学科的定义直接决定该学科的体系框架及内容，所以AECT94定义的引进，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特别是去年以来，AECT05定义的提前披露与介绍，更在国内激起新一轮探讨教育技术定义的热潮。在众多的讨论意见中，尽管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不少似是而非乃至片面的认识，若不澄清这些认识，对学科建设显然是不利的。下面择其要者，作些剖析。
（1）AECT94定义是学科定义还是领域定义
在AECT94定义介绍到国内以后，有不少学者认为这只是教育技术实践领域的定义而非教育技术学的定义。其理由是，英文术语“educational technology”的中文译名是教育技术而非教育技术学。我们认为，这种把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 的观点有失偏颇。事实上，94定义所确定的研究领域本来就包括理论（theory）和实践（practice）两个方面，怎么能说这只是教育技术实践领域（或应用领域）的定义呢？另外，即使从英文术语看，由于后缀“ology”有表示“„„学”的意思，所以“educational technology”既可译作“教育技术”也可译作“教育技术学”。在英语中，这类单词并不少，例如：biology既可译作“生物”，也可译作“生物学”；geology既可译作“地质”，又可译作“地质学”；geometry既可译作几何，或几何形状，又可译作几何学。同一个英语单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应有不同的翻译。具体到AECT94定义的场合，由于该定义涉及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研究领域，所以应当可以判定该定义是属于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义，而非教育技术实践层面或应用层面的定义。当然，为了促进教育技术事业的普及与发展，为了使非专业人员易于理解与应用教育技术，另外制定一个较通俗的、面向应用领域的教育技术定义也是必要的。由于应用领域的定义要求通俗易懂，但是作为定义又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兼顾这两方面的要求，我们认为，最好采用前面提到的教育技术的质的规定性，来作为面向应用领域的教育技术定义。其具体表述为：“教育技术就是运用技术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以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效率与效益的理论与实践。” 这里的“技术”既包括有形的“物化技术”（物化技术中又分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也包括无形的“智能技术”；既包括现代技术也包括传统的技术。
（2）对94定义应如何翻译才忠实于原文
尽管AECT94定义介绍到我国已有十多年，但是对它的中文译法，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这对于正确地了解AECT94定义的真实内涵是不利的。我们认为，目前流行最广的一种译法，未能完全忠实于原文，对于这种译法，早在两年多以前我就曾在“开放教育研究”杂志对我所做的专访中发表过意见[45]。两年多过去了，在我国教育技术的主要刊物及国内有关会议上，当人们引用94定义时，基本上仍是采用上述未能完全忠实于原文的译法。由于94定义对我国教育技术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在此不得不将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以正视听。94定义的英文表述本来很清楚，原文是“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i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sign,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 processes and resources for learning”。关键是for learning的for如何理解？目前国内关于94定 义主要有两种不同译法，一种是我们赞同的——“教学技术是关于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另一种是广泛流传，但我 们感觉有些问题的——“教学技术是为了促进学习，对有关的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查遍各种版本的英语词典（包括《牛津大词典》），使我们了解for的含义有20多种，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介词，另一类做并列连词。for做介词时，含义比较多，有“因为，为了，作为，关于，对于，鉴于，适合于，有利于，代替，代表„„”；当for作为介词却具有某种动作含义时，其前面必有相关的动词，比如look for（寻找），going for（去往）。当for做并列连词使用时，含义和because（因为）有些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because是因果关系连接词，而for则是并列连接词，表示某种推断的意思。可见，若for之前没有动词，for本身没有动作方面的含义。翻译的原则是“信、达、雅”，其中第一条“信”就是要求忠实于原文。for learning若翻成“为了促进学习”，显然与原文意思不符，因为“促进”是动词，在英语中具有这一含义的动词包括promote, foster, facilitate, advance等，怎么能够在for learning中人为地加入这个原本没有的动词呢？
应当指出，这两种不同译法，并非只是对一个英语单词理解的差异，而是两种不同教育思想的体现。美国教育历来比较强调“学”，我们传统教育则比较强调“教”。“以学为主”和“以教为主”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这两种教育思想的不同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体现。94定义体现的是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教育思想，for learning的直接含义就是“为了学习”，为了学习而进行的过程和为了学习而开发的资源是什么样的过程和资源呢？不就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吗？如果在“为了学习”中增加“促进”一词，其含义就大不一样了。如前所述，教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促进学，所以插入“促进”，就把“教”的意思加了进去——和促进学习有关的过程和资源就不再是一般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而是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了。但是，这样一来，94定义也就不再是由美国人起草的AECT的94定义，而成了中国人自己创造或发展的定义了。
（3）对94定义应如何客观评价
自AECT的94定义介绍到国内以后，我国学术界绝大多数持欢迎、肯定态度，不少人还热情赞扬并大力宣传，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保留乃至否定态度，认为“中国的电化教育本来搞得好好的，94定义一进来反倒把思想搞乱了”。持欢迎态度的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94定义给予充分肯定[15]：
·使我国电教界从重视教的研究转向重视学的研究；
·从重视硬件建设、媒体使用与管理，转向重视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建设； ·从孤立地研究和发展技术、提供设备与技术的维修、服务，到重视技术和教育之内在结合，尤其是信息技术新环境下学习与教学模式之创新，正在孕育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新一代教育技术工作者和新一代教师。
对于以上三点，除了对第一点我希望改为“从只重视教的研究转向既重视教又重视学的研究”以外，对其余的肯定我是赞同的。从总体上看，94定义的引进对于我国教育的深化改革和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是起了正面的促进作用，这是客观事实。但是这不等如说，AECT94定义十全十美，无可挑剔。其中最主要的不足，恰恰出在“for learning”（为了学习）上。如上所述，为了学习而进行（或实施）的过程和为了学习而开发的资源，只能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所以94定义是把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上，把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畴定位在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上。由此可见，94定义是把学习而且是未加任何限定的学习（而非教育或教学），作为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只强调“学”，而忽视“教”，认为“学习”是“教学”（即“学校教育”）的上位概念，以为学习可以涵盖学校教育的全部内容——这正是94定义的最大缺陷；而我国学者对94定义所作的“国产化”工作（将
“为了学习”，改为“为了促进学习”），无疑使这一缺陷能得到很大程度的弥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94定义的这种译法，尽管未能忠实于原文，但对我国读者来说倒是起了正面的、积极的作用。除此以外，94定义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对其研究对象未作任何限定，所以，由此而形成的、有关教育技术学的定义以及学科的理论体系似乎没有能体现出本学科的特色。下面我们会看到AECT的05定义正是着重从这两个方面对94定义作出了重要的修订。
（4）AECT的05定义和94定义相比较是前进还是倒退
自从去年7月美国著名教育技术专家巴巴拉.西尔斯（Barbara Seels）在“长春教育技术国际论坛”上介绍了AECT将在2005年发布的关于教育技术的新定义（以下简称05定义）以来，引起国内教育技术界的高度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包括一批年轻的博士、硕士）积极参与讨论、分析，甚至提出批判或质疑。到底应当如何看待05定义？以及05定义与94定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里我也谈点个人的看法。
05定义的英文表述为：“Educational technology is the study and ethical practice of facilitating learning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by creating, using, and managing appropriate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and resources”。黎加厚教授曾对05定义给出较早、也较为准确的中文翻译，其表述为[18]：“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和管理合适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与上面我们给出的、较为符合原文的94定义中文翻译“教学技术是关于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相比较，不难发现，94定义与05定义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①“教学技术”的名称被“教育技术”名称所取代；
②“理论与实践”这两个研究领域被更改为“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 ③“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这两个研究对象被变换为“用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并有合适技术（支持）的过程和资源”；
④ 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研究范畴被缩减为相关过程和资源的“创造、使用和管理”等三个范畴。
在上述4项改变中，第 ① 项没有实质性意义（在AECT当年发布的有关94定义的说明文件中就曾经指出：可以把教学技术视同教育技术）。真正有实质意义的修改是后面3项，尤其是第三项——它直接针对94定义的主要缺陷与不足。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把原来的“for learning”（为了学习）明确地改为“facilitating learning”（促进学习）。“为了学习”强调的只是“学”；“促进学习”则既强调“学”，也重视“教”（对学习的促进，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教，尤其是学校
教育中更是如此）。显然，这是受Blending Learning思想影响的结果。所以由“为了学习”转向“促进学习”是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与提高，是和94定义相比最具积极意义的进步表现。
第二，将原来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变换为“用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并有合适技术（支持）的过程和资源”。如上所述，由于“促进学习”有赖于教，“绩效的 提高”也与教有很大关系，所以这里所说的过程和资源绝非一般的过程和资源，而是指教育过程和教育资源（对于学校来说，就是指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与94定义相比，不仅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变换为“教育过程与教育资源”，而且这种过程和资源的前面加了修饰语——并非任意的教育过程与教育资源，而是伴随有合适技术的（即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过程与教育资源。这样就较好地克服了94定义未能体现教育技术学科特色的不足。必须强调指出的是，05定义中所规定的、作为教育技术学研究对象的过程和资源，尽管在其前面加了起修饰作用的限定词（有合适技术的），但由以上分析可见，并未能改变其教育过程和教育资源的本质；千万要避免断章取义地把05定义中的过程和资源仅仅理解为“有合适技术的过程和资源”（即变成纯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若是这样，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第三，除了强调相关过程和资源要促进学习之外，还强调要提高绩效。对学习者来说，绩效是指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倾向和结果（即学习者的能力及其在新环境中的迁移能力）；对企业来说，绩效则是指该企业预期的、符合总体目标的业绩。和94定义相比，增加有关“绩效”的考虑，不仅显得05定义既关注学习过程也关注学习结果；而且还表明通过培训来提高企业绩效也是教育技术学重要的研究与应用领域。可见，以上三个方面都是05定义和94定义相比，有所前进、有所发展的突出优点。
至于上述4项改变中的第 ② 和 ④ 两项，我基本上赞同美国伊利（Donald P.Ely）和我国年轻学者孟红娟、郑旭东等人的批评意见[22]——05定义对这两项的修改是个败笔，和94定义相比，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
先看第 ② 项修改。它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以“研究”（study）取代“理论”（theory）。伊利认为以“研究”取代“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技术内涵的游移不定，对澄清领域内的一些问题并没有任何帮助”[22]；与94定义所使用的“理论”相比，05定义使用“研究”一词“把基于直觉与经验的批判性反思作为一种重要研究方法的同时，也消解了教育技术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
[22]域致力于理论创建的努力，不利于教育技术的学科建设。”第二，在“实践”之前加上“符合伦理道德的”修饰语。由于任何学科（或行业）的实践领域都应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所以，单独为教育技术学科的实践加上这一限制似无充足理由。正如孟红娟等人所指出的[22]，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无疑是对的，但不是把它直接纳入定义而应通过制定专门的职业道德规范加以限制及约束（目前在医学领域就是这样做的）。
再看第 ④ 项修改——将“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研究范畴缩减为“创造，使用和管理”等三个范畴。诚如孟红娟等人所指出的[22]，尽管新定义使用了比94定义更通俗化的术语，以便让更多的非教育技术专业人士能
够理解；然而，这样做是以丧失教育技术理论框架的清晰性为代价的。系统方法是教育技术的核心，只有通过系统方法才能把握教育技术的本质。94定 义的原有理论框架是历史形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已成为教育技术学科领域相对独立而且稳定的研究范畴，其中涉及的概念、术语均已明确界 定，且有各自特定的内涵与外延。因此，若继续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将能有效地促进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反之，若代之以“创造”、“使用”之类未经明确界定的非 专业术语，将既不利于本领域内专业人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更不利于教育技术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5）如何给出科学的教育技术学定义
通过前面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严格论证以及对AECT05定义与94定义所做的对比分析，我们认为，能较真实地反映目前阶段国内外教育技术研究与应用状况的、相对比较科学的教育技术学定义（更确切地说是“技术化教育学”的定义）应如下所示：
“教育技术学（技术化教育学）是通过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过程与教育资源，来促进学习并提高绩效的理论与实践。”其英文表述是：
“Educational technology(Technologized education)i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acilitating learning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by designing, developing, utilizing, managing and evaluating the educational processes and resources supported by appropriate technology.”
应当指出的是，若保留原来的“教育技术”术语，则正如伊利所指出的[22]“技术的”一词不应该用来修饰定义中的其他部分，以免陷入用“技术”来界定“教育技术”的“循环定义”泥淖。但是若将术语“教育技术”改名为“技术化教育”，则“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过程与教育资源”，将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表述。
4．关于教育技术学（技术化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通过前面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研究与论证，我们不仅发现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应是“借助技术的教育”，还发现目前流行的术语“教育技术”的不合理性—— 由于这一术语的中心词是“技术”，“教育”只对中心词起修饰作用，因而其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均应定位于“技术”，而非定位于 “教育”。但是这一貌似有理的结论，却逃不过本文开头通过严格论证所得出的逻辑起点的检验。所以，我们可以确信“教育技术”这一术语先天就有缺陷，是一个 不恰当的术语，尽管它已经广为流行难以改变，但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必须心中有数，特别是要记住“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都是姓“教”而不是姓 “技”。当我们进一步讨论教育技术学（技术化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时，更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对教育技术的内涵有了比较深入、确切的理解，并对教育技术学的定义有了比较科学、全面的把握以后，我们就不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构出关于教育技术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都应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关于该学科的意义与作用的认识，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研究这一学科（即对该学科所持的基本价值观与哲学立场）；二是关于该学科的基本原理——要对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内在联系及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即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三是关于如何运用该学科的理论、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它要回答的是“怎样做”的问题。
教育技术学（“技术化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也应由这三部分组成： 一是涉及对“教育技术学”意义与作用的认识（即对这一学科的基本价值观与哲学立场），其内容应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的范畴——它包含教育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内容，但并非二者的简单叠加。由于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是教育，学科定位也是教育，所以应当是以教育哲学为基础去吸纳与整合技术哲学的有关内容，才能形成“教育技术哲学”（而不是相反）。
二是涉及“教育技术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等，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部分。
三是涉及如何运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方法去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知识，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应用科学部分。
如前所述，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范畴包括“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方面。而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过程和教育资源”，研究领域则是有关这种教育过程与教育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可见，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部分就是指：
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过程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包括教学设计理论、教学系统开发理论、远程教育理论、教学活动与教学模式理论（其中又涉及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等理论）、数字传媒理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网络教育与网络文化、人工智能与教育、知识工程与知识管理理论、教育与教学管理理论、教育与教学评价理论、教育技术学导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等等；
以及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包括教学资源的设计与规划理论、教学资源开发的理论与方法、教学资源的利用与管理理论、教育与教学资源评价理论等等。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对于学校来说，教育过程即是教学过程；教育资源即是教学资源。
教育技术学的应用科学部分则是指：
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过程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等实践活动中所需的涉及方法、策略与操作层面的各种应用科学知识——包 括各种教学设计过程的模式及模板、各种教学系统或课件的开发流程与开发策略、基于网络的教育行政管理系统的开发、校园网建设、数字图书馆建设、教育信息化 工程、各种教育教学的运营与管理模式、各种有关教育教学质量测量的方法与工具的开发、各种有关教育教学质量评价的量表设计及使用等等；
以及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育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等实践活动中所需的涉及方法、策略与操作层面的各种应用科学知识——包括多媒体课件制作方法、网页制作与学科专题网站建设、教学资源的分类与管理模式、网上搜索工具的使用、网上教学资源的存储与检索、大型分布式资源库建设、各种教学资源评价量表的设计与运用等等。
以上三个部分的内容(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部分、教育技术学的应用科学部分)即构成了教育技术学（技术化教育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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