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脚步与背影——《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读书笔记

第一篇：历史的脚步与背影——《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读书笔记

鲁红杰：历史的脚步与背影

——《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读书笔记

鲁红杰

一.《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简短笔记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如是描述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而我看了这本书后更愿意这样来描述我们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读了这本书之后突然之间感觉有些愧疚——对我们这个时代，我的认识一直存在很大的偏差。正如祝东力所说，正是由于世界近代以来政治、经贸路线在东亚大陆的交汇，正是由于古典中国向现在中国的急剧转型，以及正是中国在当代曲曲曲折折的成长，使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部的重大问题，最尖锐、最密集地出现在中国的思想空间。我们所公认的一点是，当下中国的思想界，“是没有大师的”。然而，种种“中国问题”期待着“中国理论”与“中国社会科学”。就“中国问题”而言，国内也不缺乏顶尖高手，但即使是这些高手，也没有能力单独为快速变化、高度复杂的中国社会开出完整的药方。他们往往是个子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着眼点对中国的症状的拿捏与把脉，往往受到同行的猛烈抨击。中国思想界因此而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热闹情形。

中国思想界的分歧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根植与中国本土的声音出现。可能它们的理论或许稍显粗糙与稚嫩，但是却开始直面“中国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其它的书，能够像《战略高度》一样，网罗如此之多的各个领域的顶尖高手，并且能让他们纵情表达，演绎其纵深的思想内涵。这本书所关注的，是一个个足以影响国家民族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路径到国家的产业战略、从中共执政能力到民主与政治建设、从地缘环境与外交战略到中美关系、从社会核心价值观到中国文化大国形象，以及三农问题、中华民族主义„„面对着种种繁芜的“中国问题”，王绍光、温铁军、曹锦清、徐勇、张文木、黄纪宇、房宁、王小东、王长江、徐友渔、祝东力这些在在各个领域的顶尖高手们，尝试着从与西方经典理论不同的角度进行新的解读。而他们的这种理论探索，直接影响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实践，也影响了下一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更将会孕育了未来新的突破。

作为各领域的顶尖学者，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方向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不同流派之间的观念分歧淡化了，对解决问题的方案形成的共识也若隐若现，这不是因为妥协，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问题”上，始终坚持的是“中国立场”。对“中国问题”的答案的执着、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探求，是这些站在中国思想界之巅的学者们共同特点。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追求，这些观点迥异、立场不同的顶尖学者们齐聚一本书之中，在不同观点、不同视角的直接碰撞中，让我们整合不同的思想资源，千锤百炼出可供社会赖以前行的精神食粮。

二.《战略高度》引发的思考：历史的脚步与背影

上次写读书报告的时候，因为篇幅的限制以及涉及不够深入，浅尝辄止，李老师告诉我说，要对文化这方面的问题继续关注。本书的最后潘维与祝东力两位老师就“重构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以及“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我将结合书中这两篇访谈继续谈相关问题。

虽然在经济上崛起为继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为举世所瞩目，但中国的现代化并未完成，尤其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结构仍未定型，政治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的价值流失以及道德秩序的崩溃和瓦解，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可能还将是一种常态。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价值观念要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才在欧洲社会扎根，成为欧洲社会价值结构的主要骨架。潘维说，文化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民族的骨架，没有文化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主心骨，没有精神，我们的民族又哪来的未来？中国的知识人如何担纲起中华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主流价值结构重建的历史责任，可能是思想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重要的任务。

一个世纪前，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韦伯对此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不成熟（immatuarity），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文化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

在韦伯看来，所谓的“文化成熟”问题，也就是价值认同和文化主体性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特别是它的精英阶层，必须有意愿和能力，在最高价值的层面上为自己文明的存在辩护，说明它的正当性，保持和增强它的理想色彩，在种种并存的、相互竞争的价值世界中，阐明自己的“存在必然性”，在关键时刻，有勇气肯定自己的价值体系，并担当起捍卫自己文明的责任，那么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个国家的实现了“文化成熟”。

现在，我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祝东力所说：“在当代，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力量外，衡量真正的大国，还有一个标志性尺度——文化实力。一国无论多么强大，少了文化实力这个“软实力”就不是真正的大国。

无论是目前社会价值观的构建以及建设文化大国（其本质就是重构符合现代社会进程的新文化。）进而建设真正的大国，都离不开一个重要基础，那就是是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延续性，传统文化是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基础；新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发展。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与传统文化全盘决裂，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人们在创造、构建新文化时，只有首先正视传统文化的存在，在前人的文化遗产基础上继续开拓，使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才有新文化的创造。同时，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而文化的民族性来源于文化的继承性，另起炉灶，凭空重建，将难以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个性。只有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文化的民族个性，最终保持本民族的传承与延续。然而，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学习鲁迅对以“阿Q精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似乎传统文化都是坏的，不可取的；再与西方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一比较，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更加一无是处了。于是，抛弃与批判传统文化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种认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今天的中国，从国家宪政制度到国民思想观念，从国家经济管理到民众日常生活，西方的影响无处不在。民国时代的中国还采用王朝时代的纪念方式，而新中国从建立起就改用了西式公元纪年；中国国民深受西方的只有、民主、平等、人权、主权等思想影响，议会政治、政党政治、选票选举等，都是西方民主思想基础上的中国化设计；中国政府的国家化管理，也基本照搬了西方模式；中国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哈佛、MBA的流行表明，中国的教育理念也越来越西方化，圣诞节、情人节、西餐、歌星影星球星、流行音乐、影视选秀，中国年轻人总是撇开大众眼光而特立独行，前卫程度与西方青年没什么两样；甚至于中国高楼的样式、婚嫁习俗也都在向西方看齐。

回归历史，或许我们能够找到这种思潮的根源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天朝上国”的保守思想，而且随之而来的各帝国主义对华战争不禁用他们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打碎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谁都没有想到，在与西方列强的交锋中，中华文明竟然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如此之不堪，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由最初的惊奇到惊愕，由惊讶到惊骇，六神无主，方寸大乱，以至于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随后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了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尝试，但最终都没有能够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1919年，《凡尔赛条约》中对中国的不公平对待给了中国人长期积聚的矛盾一个宣泄口，于是五四运动应运爆发。在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广大知识分子利用西方“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对国民进行启蒙。事实上，五四运动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如果现在我们从文化层面对五四运动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的话，就不难发现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青年学生，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刺激，在救亡图存需求的精神感召下，片面地接受了当时西方、日本等国流行的科学、民主思想，（现代科学精神，并非只是科学、民主两项，还应该包括宗教、人权、自由、平等、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等）同时又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与必要的敬畏精神，更没有认真思考。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传统文化批判的思潮中，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批知识精英几乎全部声气相投。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竞相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判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甚至连一直拥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顺应世俗，总结出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十几条弱点。在那个精神崩溃的时代，各路中国精英达成一个共识，即国民劣根性以及传统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那一代人对中西文化关系所作的判断，对中国文化前途以及民族前途所做的设计都是非常不合理的。甚至有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对立，放弃了中西融汇、兼收并蓄的思想，完全放弃本土文化而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

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陈的想法堵住了中西兼容的发展之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选择逼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地。而他的真实意思显然只是对西方文化的选

择。像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把是否能够复制西方的道路，看做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五四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是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树立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运动的主题和基调，从而使得反传统主义成了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遗产。从民初的“伦理革命”，到七十年代的“批孔批儒”，乃至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都无可怀疑地显示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在二十世纪百年的时间里，进步、革命、科学、启蒙一直是最具魅力的口号。屏弃传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先进的表征，所有对传统文化内在弊病的可能性批判都被充分挖掘并高扬起来，健康合理的剖析与蛮横荒诞的斥骂互相交叉。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秩序中伤痕累累地从中心退到了边缘。这不仅是西方文化的侵逼和现代化的扩张所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自愿的选择。

五四运动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层。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向世人宣传西方以科学（真理）和民主为核心的民主思想。而它的敌人就是被视为腐朽、落后、封建、专制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运动对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把中华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传统文化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这直接导致了国人长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偏差，至今影响不去。

三.何去何从与取舍之道

艺衡在新近出版的《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书中指出，民族意识的养成需要文化主权的锻造。在这一场全球化时代新的文化价值秩序领导权的争夺中，如果我们不能从主权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不能以文化主权来构造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恐怕我们中华文明的复兴就会落空。文化主权关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命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创造出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中国文化，遑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甚至都有被别的民族同化的危险。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已经崛起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逐步加深，使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世界文明有所贡献”问题的现实性凸显出来；其次是中国的崛起还只是经济再崛起，因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大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号经济大国。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不仅仅是给世界提供最多的产品，而是同时为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软实力要素，这些软实力要素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乃至科学、文化、艺术和语言。例如唐代的时候，在西方比较历史学大师们看来，它“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等的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记，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到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在中国的东北、西南和南部，是一些仿效唐代中国的稳定的独立国，它们具有深受中国影响的相当发达的文化，以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东亚文化在那时已经形成”。丁学良认为，从近代直到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都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具有那一时代的文化投射力。文化主权的提出，就是要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潜力寻找到一个可以起跳的制度平台，从而把文明潜力转化为文化投射力。

要想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我们首先要有对本民族文化最基本的自信心。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自信心，那么它就是无力的、无气的、无力的，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能从西方学习到真正有意义东西的可能性太小了，最有可能的就是该民族被同化。我们曾经以为要把传统文化彻底消除，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其实，传统文化是塑造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背景。如果德国没有强烈的日尔曼民族主义，或英国没有一种渐进的对宗教重视的过程，他们可能也就不存在现在各自的市民社会了。一个民族要发展，尤其是在危难中自救，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改变，还需要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在探讨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时，提出了一些富有方法意义的思想，这些思想能教会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可称之为传统文化的方法价值。比如“中庸”，要求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过”与“不及”都应避免。“中庸”显然是以方法见长的传统文化。又如“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息息相通，人的生命活动与生命状况直接与自然状况有关。因此，人应像爱惜自身一样善待自然，不能破坏自然，人应与自然保持一种协调关系。无疑，“天人合一”也是一种以方法价值作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提倡德治，崇尚操守，注重修身，五千年的文史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公正无私嫉恶如仇、诚实笃信、不尚空谈、戒奢节俭、防微杜渐、三省吾身、豁达大度、温良恭俭让等立身之道；敬业乐群、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操„„这些传统美德和道德理想，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培养健康向上的道德品质，提升道德修养境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

同时，由于中国几千年封闭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专制的官僚制度，使中国传统文化里不可避免地有其落后、消极的一面。尽管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方式较之古代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古代虽然取得了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科学技术成就，但历代封建统治者，实际上都把科学技术当作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认为“小人能之”，君子是不屑去做的。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呢？

我们常说传统文化是财富也是包袱，这里所说的财富，主要是指传统文化的精华；这里所说的包袱，主要是指传统文化的糟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新文化诞生的基础和文化民族性的根基。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延续性，传统文化是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基础；新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发展。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与传统文化全盘决裂，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在创造、构建新文化时，只有首先正视传统文化的存在，在前人的文化遗产基础上继续开拓，使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才有新文化的创造。同时，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而文化的民族性来源于文化的继承性，另起炉灶，凭空重建，将难以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个性。只有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文化的民族个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是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障碍。传统文化的糟粕，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背离、相冲突，阻碍社会的进步。同时，传统文化的糟粕是一种惰性的力量，它钳制人们的思想，妨碍人们的行动，不利于人们的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不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抱残守缺，不抛弃传统文化的糟粕，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做法。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呢? 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来进行精华与糟粕的取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或批判，不能简单地照搬和否定，而必须经过时代的过滤，将传统文化置于时代的坐标之下，来进行我们的分辨、判断和选择。符合时代发展要求、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传统文化，便应当继承；违背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代发展潮流相背离的传统文化，便应当抛弃。根据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来进行精华与糟粕的取舍。传统文化的取舍，不能单凭主观判断，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让实践来选择。将传统文化融人社会实践之中，通过社会实践证明是精华的内容，毫无疑问应当继承下来，通过社会实践证明属于糟粕的内容，则应果断抛弃。

上次由于篇幅的限制，更是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只能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讨论，太过肤浅。在评语中，李老师让我继续关注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这些天来，我一直在关注相关方面的资料，有了一些心得。没想到这次我所选的书也有与文化方面有关的章节，完善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于是便决意写出心里的一些想法，算是给李老师、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吧。

1.陈寅恪，《金明馆业稿二编》，上梅古籍出版社，1980

2.钱钟书为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所撰序言，中华书局，1

985

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学衡》1931年第4期

4.5.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上海，三联书店，19888王晓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准确把握》，《理论学刊》，2009年1月，总第179期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l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

7.梁启超，《孔子》，《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

8.洪峻峰，《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人民出版社，2006

摩罗，《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

12.艺衡，《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第二篇：中国环境保护战略政策70年历史变迁与改革方向

中国环境保护战略政策70年历史变迁与改革方向

战略政策发展演变历程

1.1

非理性战略探索阶段(1949—1971年)

建国伊始，国家主要任务是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上当时人口相对较少，生产规模不大，环境容量较大，整体上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大多是局部个别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尚属局部性的可控问题，未引起重视，没有形成对环境问题的理性认识，也没有提出环境战略和政策目标。尽管政府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方针，倡导了“爱国卫生”和“除四害”等运动，但主要是针对当时物质匮乏、环境污染威胁到人的生存时的本能反应，并不是有目的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1]。该阶段只是在水土保持、森林和野生生物保护等一些相关法规中提出了有关环境保护的职责和内容[2-3]，包含了一些原始性的环境保护要求[4]。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一些环境保护萌芽，但总体上是一个非理性的战略探索阶段。“一五”时期，工业建设布局将工业区和生活区分离，建设以树林为屏障的隔离带，减轻工业污染物对居民的直接危害[5];大跃进期间，“大炼钢铁”导致“三废”放任自流，污染迅速蔓延;从1966年5月开始的“文革”──“十年**”，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也迅速地由发生期上升到爆发期[3]。

1.2

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建立三大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1972—1992年)

该阶段是我国环保意识从启蒙期逐步进入初步发展的阶段，最后提出“环境保护是基本国策”。

从“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环境保护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经济发展形势，对乡镇企业的环境污染监管处于失控状态，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1972年发生的大连湾污染事件、蓟运河污染事件、北京官厅水库污染死鱼事件，以及松花江出现类似日本水俣病的征兆，表明我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同年6月5日，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推动下，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自此政府开始认识到我国也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问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拉开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序幕[6]。之后一段时期内，环境保护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1982年，国家设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环境保护局，结束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10年的临时状态[7]。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了“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1988年建立了直属国务院的原国家环境保护局，自此环境管理机构成为国家的一个独立工作部门开始运行。

该阶段主要推进“三废”综合治理，环境管理基础制度逐步确立[8]。1979年9月，我国第一部环境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开始步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其中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和排污收费等基本法律制度，并于1989年对其进行了修订，为实现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98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提出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1982年颁布《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排污收费制度正式建立。1989年4月底，在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系统地确定了环境保护三大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的三大政策，以及“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污染集中控制制度。这些政策和制度，先以国务院政令颁发，后进入各项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在全国实施，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三大政策八项管理制度”体系，有效遏制了环境状况更趋恶化的形势[9]，一些政策直到今日仍还在发挥作用。

1.3

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强化重点流域、区域污染治理(1992—2000年)

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3月，国务院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提升了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地位.最具代表意义的是，1998年原副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局被提升为正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但由于这一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开始进入第一轮重化工时代，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粗放式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全面爆发，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总体呈加剧趋势，流域性、区域性污染开始出现，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污染防治工作，环保投入不断增大，污染防治工作开始由工业领域逐渐转向流域和城市污染综合治理。

1994年淮河再次爆发污染事故，标志着我国因历史上污染累积带来的环境事故已进入高发期。同年6月，由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原水利部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沿淮四省共同颁布《关于淮河流域防止河道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决定(试行)》。这是我国大江大河水污染预防的第一个规章制度。1995年8月，国务院签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明确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目标[10]。1996年，《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作为《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突出重点、技术经济可行和发挥综合效益的基本原则，提出对流域性水污染、区域性大气污染实施分期综合治理。流域层面启动实施“33211”工程，即“三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两控区”(二氧化硫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危及人民生活、危害身体健康、严重影响景观、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问题[11]。

该阶段开始启动重点城市环境治理。1998年我国政府批准划定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涉及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5个城市/地区，总面积约为109×104km2，推进“两控区”大气污染防治。其间，大部分城市实施燃煤锅炉改造，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建立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开始规模建设城市污水治理设施，采取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大大改善了城市环境质量。这一时期，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开始实施，初步建立了以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创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主要内容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环境管理模式。

1.4

环境友好型战略：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推进生态环境示范创建(2001—2012年)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2005年3月12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2006年4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战略思想。2011年12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了“积极探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环境保护新道路”。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着力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12]。总量控制制度最早是在1996年8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其中明确要求“要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建立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和定期公布制度”。“九五”期间实施的《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明确提出了“一控双达标”的环保工作思路。“十五”期间虽然制定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0%~20%的目标，但五项总量控制指标并未完成，基本上是“有总量无控制”，总量控制目标“基本落空”。“十一五”期间总量控制提升到国家环境保护战略高度，环境保护规划实现了由软约束向硬约束的转变，其中将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作为两项“刚性约束”指标。这一时期在总量控制制度设计、管理模式和落实方式上进行了大量创新，突破了“有总量、有控制、重考核”的制度关键，实施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三大减排”战略，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双双超额完成减排任务。“十二五”期间，总量控制进一步拓展优化，在“十一五”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基础上，将氨氮和氮氧化物纳入约束性控制指标;同时，将农业源和机动车纳入控制领域。“十二五”末，四项污染物的总量控制计划圆满完成[13]。在总量减排推进过程中，环保投入大大增加，“十五”期间较“九五”翻了一番，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1%;“十一五”期间进一步加大，相当于过去20多年对环保的总投入[7]，有效提升了当时欠账较大的环境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005年的52%升至72%，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52%升至78%，火电脱硫装机比重由12%升至82.6%。

这一时期，生态环境保护示范创建工作蓬勃开展，在全国初步形成了生态省(市、县)、环境优美乡镇、生态村的生态示范系列创建体系。海南、浙江、福建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生态省(区)建设，近500个县(市)开展了生态县(市)创建工作。全国有389个县(市)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629个镇(乡)被命名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各地在生态示范创建过程中，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推进生态人居建设，培育生态文化，促进了所辖区域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围绕环境保护的重点城市，启动了大规模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相继评选出70多个“环境保护模范城市”[8]。大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创建、绿色社区创建等社会环保示范创建活动。

同时，在环境友好型战略驱动下，这一时期的环境监管和政策管理整体能力进一步提升。2008年成立环境保护部，组建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六大区域环境保护督察中心;并且，在实行总量控制、定量考核、严格问责的同时，多种政策综合调控开始受到重视，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14]，政策体系基本成型。《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适应新形势再次进行修改，《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相继出台;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账户首次设立“211环境保护”科目，在财政预算账户里开始有了环保户头，为以后深化环保财政改革打下了基础;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环境经济政策试点启动并逐步落地实施;2008年，国家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建设开始启动，环境与灾害监测小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环境监测预警体系进入了从“平面”向“立体”发展的新阶段。2005年2月16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出台，中国积极参加多边环境谈判，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务实合作的精神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1.5

生态文明战略：推进环境质量改善和“美丽中国”建设(2013年至今)

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党章》，这是国际上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行动纲领中。中央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文化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统筹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主战场，环境质量改善逐渐成为环境保护的核心目标和主线任务，环境战略政策改革进入加速期[15]。2015年4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到2020年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写入《宪法》，这就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国家根本大法遵循。特别是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第八次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是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理论成果，为环境战略政策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指南[1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已经成为指导全国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国际层面也提升了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

这一阶段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建设，改善环境质量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的核心，也是响应社会的迫切需求，环境政策改革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17]：①环境法治体系向系统化和纵深化发展。2014年4月我国修订完成了《环境保护法》，这是对1989年版本25年后的新修，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随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继完成修订;新出台的《环境保护税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也开始实施。②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这有望大幅度提升我国生态环境监管能力。2018年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生态环境部，统一实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③推进建立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随着污染治理进入攻坚阶段，中央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部署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中央名义对地方党委政府进行督察，如此高规格、高强度的环境执法史无前例。④环境经济政策改革加速。明确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改革方向，补偿范围由单领域补偿延伸至综合补偿，跨界水质生态补偿机制基本建立;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出台了国际上第一个专门以环境保护为主要政策目标的环境保护税，也意味着自1982年开始在全国实施的排污收费政策退出历史舞台;加快推进建设绿色金融体系，由我国主导完成的《2018年G20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18]。

环境战略政策体系构建

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变迁和发展，我国基本形成了符合国情的、较为完善的环境战略政策体系，对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美丽中国”伟大目标提供了重要政策保障。这一体系主要包括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法律、体制、责任制、政策、共治等五大领域和方面。

2.1

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从1978年《宪法》首次将环境保护列入，1979年我国第一部环境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2014年完成新一轮《环境保护法》重大修订，到2018年3月生态文明进入《宪法》，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随着环保工作的不断推进，经历了一个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中，依法治国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强大动力，对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国不仅在《宪法》《民法通则》《刑法》等基本法律中明确了有关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规范要求，而且在《城乡规划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利用等相关法律中也明确了环境保护的立法目标;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水、气、土、固废等各要素污染防治法以及环境影响评价、野生动植物保护等专项法或单行法已经出台实施并不断完善，共制定环保法律13部，资源保护与管理法律20余部，生态环保行政法规30余部，基本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的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增设了查封、扣押执法权限，并在处罚方式上增加了行政拘留、按日计罚等硬手段，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开启了系统的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加上实施最严格的环境执法，长期以来“环境违法是常态”的局面正在扭转。2018年全国实施行政处罚案件18.6×104件，罚款数额152.8×108元，同比增长32%，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前(2014年)的4.8倍。

2.2

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体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环境行政机构历经五次重大跨越，环保机构不断升格，生态环保职能逐步健全，环保机构和能力不断增强，环境监管不断提升。“三废”污染催生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成立。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持续加剧，环保工作日益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临时性的环保机构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保护部在各个环保历史阶段的需要下相继设立。随着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需要整体性考虑，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分散交叉、所有者与监管者职责不清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实施生态环境统一监管，增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就进入了改革议程，2018年成立生态环境部。新成立的生态环境部的基本职责定位统一行使生态环境监管，重点强化生态环境制度制定、监测评估、监督执法和督察问责四大职能，坚持所有者与监管者分离，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实施统一监管执法，污染治理实施城乡统一监管。为了解决现行以块为主的地方环保管理体制存在的难以落实对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监督责任、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等突出问题，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启动并逐步推进。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七大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设立，作为生态环境部设在七大流域的派出机构，主责流域生态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相关工作，海河、珠江、太湖流域还统筹了相关海域生态环境监管，太湖统筹了东海海域的监管职能，统一为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日益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改革为我国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打下了扎实的体制基础。

2.3

符合国情的生态环境目标责任制

我国在通过行政性管制政策来推进落实党委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责任方面开展了许多创新性探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确立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制;“十一五”开始实施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十二五”增加了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减排目标责任体系注重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开始关注政府相关部门常态化的环境保护分工机制;“十三五”期间，环境目标考核从强调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调整到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特别是污染防治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的考核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强调建立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部门常态化的分工机制。2016年以后，我国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体系建构进入了新阶段，引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考核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通过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责制度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来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19]，目前完成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央环保督察和“回头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通过制度得到了落实。在企业生态环境责任方面，推动从以环境影响评价为主向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共抓转变，正在建立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目前，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断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入全国试行阶段，全国已经核发完成24个重点行业约4×104张排污许可证，管控大气污染物主要排放口48 556个、水污染物主要排放口33 083个。

2.4

生态环境市场经济政策体系

环境经济政策在我国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总体上是一个上升发展趋势。我国环境政策改革创新的历史进程就是由过去单一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向多种环境政策手段综合并用转变的一个过程，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环境经济政策，手段越来越多，调控范围也从生产环节扩展到整个经济过程，作用方式也从过去的惩罚性为主向惩罚和激励双向调控转变。目前已经形成了环保投资、环境税费价格、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金融等在内的政策体系，在筹集环保资金、激励企业环境行为、提供环保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体呈现增加趋势，2017年达9 539×108元，占GDP的1.15%;已经建立绿色税制，环境税费改革已基本完成，资源税、消费税等环境相关税收也在为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进行调整;绿色金融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力量，我国成为全球绿色金融的积极倡议者，目前已经构建形成绿色金融体系，2018年全国绿色信贷余额近90 000×108元，发行绿色债券1 963×108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市场;全国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2017年为16 000多家企业提供的风险保障金额约300×108元。积极创新探索运用市场机制与模式，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在污水、垃圾处理领域探索实施PPP、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截至2018年8月，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地方试点一级市场征收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累计118×108元，在二级市场累计交易金额72×108元，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国政府这样大范围探索排污交易试点，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利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的强烈意愿。生态补偿制度不断完善，补偿范围基本覆盖重点生态功能区与流域以及大气、森林、草原、海洋等重点领域，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生态补偿格局。

2.5

多元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环保发展史也是一个不断强化治理主体责任、保护相关环境权益、推进环境共同治理的过程，实现了从初始的政府直控型治理转向社会制衡型治理、从单维治理到多元共治的根本转变，充分发挥各个治理主体的功能，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推动、企业实施、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随着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环境信息公开等系列立法政策的实施，到2018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从注重对公众环境实体权益的保障，向同时重视公众的环境程序权益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治理模式。政府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公开环境信息，各级政府的网络信息平台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平台，包括专题听证、投诉电话、信访体系等多种方式，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已成为社会各方参与和监督政府环境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基本建立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特别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通过向社会各方提供便利渠道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功能。民间环保团体在环境教育、倡议和利益表达上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环境法律实施执法检查，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201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为污染防治攻坚战贡献了“人大力量”。环境司法制度在不断加强，加强环境司法能力建设、完善司法救济功能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环境资源审判来落实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

新时期环境战略政策改革方向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环境战略政策体系，为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了坚实保障和支撑，但是依然面临一系列挑战。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变化对环境政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与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环境战略政策改革需要回应社会基本矛盾变化产生的改革要求，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为发展转型阶段提供新的动力。另外，环境政策无法满足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新需要。当前的环境政策体系还存在对行政管制型、市场经济政策和社会治理政策的边界和分工不清、认识不到位等问题，各个治理主体发挥的作用不平衡，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环境政策体系尚未充分体现对各类治理主体的有效激励和约束，社会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尚未充分调动起来。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法规和标准体系仍需要顺应环境质量转型、环境健康维护、生态系统安全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统一监管的需要，适应“山水林田湖草”这一“生命共同体”统一保护、统一监管需求等做出不断的改革和创新。

3.1

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基本走向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和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战略安排，2035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需要保持和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2035年之前，环境质量改善仍然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线，要继续稳步推进水、大气环境质量达标和土壤污染安全管控;协同推进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减排，促进实现2030年碳减排达峰目标和同期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历史性原因造成的结构性、布局性问题导致环境风险事故进入高发期，环境风险管控成为常态性工作，需要加快提升环境风险管控水平;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实践，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以及城市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增值，已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推进落实生态环境空间评价和分区分类管控，加强生态环境空间监管，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形成党委、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现代化治理格局，协调推进流域、区域、地方的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3.2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改革目标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推进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实施、企业落责、社会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大格局，也要重视统筹发挥好人大、政协、法院和检察院的作用，形成各司其职、互相监督、互相协作、互相促进、均衡有效的治理架构。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政治建设，提升各级党委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水平，落实各级党委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领导责任;要落实政府的生态保护投入责任和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达标要求，充分调动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要运用市场机制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优质生态产品供给的效率水平;要实施最严格的环境管理和监管执法，落实企业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要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环境权益，形成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的社会环境，发挥社会公众的治理力量。

3.3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改革方向

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对生态环境政策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创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紧紧围绕实现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改革[19-20]。

a

深化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核心，基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强调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和“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管理，强调流域综合治理和区域生态环境关联性，强调所有者和监管者分离。研究成立中央生态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强化对资源管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决策协调;继续完善国家、区域、流域、地方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和能力建设，整合涉及土壤、农田、渔业水域、森林、草原、湿地、荒漠、野生动植物等所有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内容，进一步突出生态环境的独立性监督和生态环境统一监管;明确规范各相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权责，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统筹协调和陆海统筹协作;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重点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监管;推进中央机构改革后地方机构的职责巩固和能力提高，强化基层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将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工作纳入统一监管体系，探索不同乡镇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与模式。促进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生态环境监管，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弥补政府能力有限和监管不足的缺陷。

b

构建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法治体系。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生态化“改造”，对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进行修订。推进长江流域、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立法。加快修订《土地管理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制定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保护、国家公园、海洋、应对气候变化、排污许可、生态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进绿色生产消费、生态环境教育等方面的相关立法，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加强流域、区域和地方环境标准制定和实施的引导和规范，积极支持和推动地方制定地方环保法规或者规章。健全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司法衔接机制以及环境案件审理制度，强化公民环境诉讼权的司法保障，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程序。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法合作，推动“一带一路”环境标准建设。

c

建立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制度。国土空间的资源属性和优化配置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需要强化生态环境空间管控的前置引导作用，建立生态、大气、水、土壤、海洋等要素环境管控分区，明确各要素空间差异化的生态环境功能属性和管控要求，形成以“三线一单”为基础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作为生态环境参与国土空间规划、政策和标准等的主要平台，同时强调空间管控在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的基础性作用。强化生态环境空间管控要求的落地性，把“三线一单”作为环境综合决策的手段，作为国土空间“双评价”的前提或基础，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区域开发、资源利用、城乡建设、空间规划和产业准入提供依据，为地方制定出台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土地、产业、投资等细化配套政策提供支撑，作为规划环评、建设项目环评论证的基础依据之一，为“放管服”改革提供支撑。推动生态环境空间管控的基础数据规范化、技术方法科学化、管理制度完善化，形成基本完善的“三线一单”数据标准、技术规范、配套规整和管理政策。

d

完善生态环境市场经济机制。改革节能环保财政账户，健全生态环境财政预算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稳步增长机制，实现中央和地方生态环境财权和事权相匹配。探索建立生态产品核算和评价体系，建立政府主动购买生态产品的机制，在“绿水青山”优化“金山银山”方面做好“加法”，增加生态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研究将挥发性有机物等特征污染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继续推进资源税、消费税、所得税、增值税等环境保护相关税种的绿色化。全面建立自然资源有偿、生态环境补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充分体现地方发展权保障和生态产品贡献的生态补偿政策，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深入调整生态环境资源生产关系，从根本上理顺经济关系和生态环境资源关系，促进各方全面建立生态环境资源资产价值理念。推进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全面建立环境权益交易的MRV(监测-报告-核查)能力，完善交易平台和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碳交易市场，推进碳交易机制成为碳排放2030年达峰的重要手段。在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探索的基础上，针对生态环境产品的市场化属性，创新推广不同的绿色金融产品，引导和鼓励长江等重点流域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探索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继续推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环境污染责任险等，不断完善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绿色贸易，从国内外统筹考虑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24日下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一场专题集体采访活动，介绍有关阅兵活动安排。

e

建设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体，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责任，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实施全民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行动计划，提高公众环境行为自律意识，加快衣食住行向绿色消费转变。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统一发布机制，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公开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信息，全面落实排污单位、监管部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环境信息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健全环境立法、规划、重大政策和项目环评等听证和评价制度，在基层推进网格化监管和人民环保监督员制度，引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对政府环境管理与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和深入参与;理顺环境公益诉讼体制机制，及时化解群众纠纷;建立健全环境舆论监测制度，提高环境社会舆情分析、研判和引导能力。

f

夯实绩效评估和责任机制。完善党政绿色发展监测、统计、评价、考核、责任和奖励体系，建立充分体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地区特征和绩效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建立尽职免责的环境监管制度，完善环保督察巡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生态环境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损害责任追究等制度，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督察制度化、规范化、精简化，形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部门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省级政府环境监察体系合理分工、高效协作的督察制度，发挥对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的震慑和“靶向”监管落责功能，强化对地方党委政府履责的监督力度，通过督察，强化落实“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以排污许可、环境司法、损害赔偿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基于地方环境质量目标管理的排污许可证“一证式”管理制度，积极推动建立企业排污许可信息耦合企业环境信用评价，通过打破信息不对称壁障，强化社会各方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和激励。

第三篇：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应对战略的历史演变

【内容提要】从历史阶段看，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世纪及其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二是20世纪上半期的帝国主义阶段；三是20世纪下半期的后帝国主义阶段。与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对应，中国的发展战略也经历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末）——全盘西化，但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民国）——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949-1978）——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1979-2004）。从中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是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也应该是发展变化的，并且可以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去。【关键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如果从世界近代历史看，从17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今天，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内涵发展的同时，还是一个在外延和空间上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早期资本主义阶段（17-19世纪），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前半期：1900-1945），后帝国主义阶段（战后至今）。从对内和对外看，资本主义制度也在发展和成熟，在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第二阶段，是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并失败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教训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对抗、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要求，都对资本主义列强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迫使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外方面，不敢再单纯以战争来欺压和掠夺其它国家（只敢进行有限的局部战争），对内，为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则加强了民主化进程和不断完善市场经济，这些都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164年里，其经历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在后帝国主义的第三阶段，则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侵略与中国的应对战略 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诞生到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对于这些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在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前，受生产工具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纪中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加速积累，只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才能使资本家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和消费而又不至于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求殖民地，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导向”，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普遍特点。在19世纪上半期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广大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可以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供给大于需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矛盾还不突出。但是到19世纪下半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扩张，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此时崛起的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辛丑和约》中的表现以及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即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代的结束。[!--empirenews.page--]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末随后的60年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移植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陷入困境。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2)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而且将教育纳入了官僚选拔，“学而优则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材进入政府管理阶层。在上述基础上建立的政府机构极其官僚，不可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包括政府的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却保持了强大的排斥力。这种排斥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府和统治阶级观念(任何上层建筑都必然要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教训下被迫推行工业化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的观念自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当然，近代中国对外部工业文明冲击的反应迟缓，也与清王朝经过200年统治走向腐败有关（中国农业文明存在着明显的以朝代更替为标志的政治周期）。[!--empirenews.page--]

二、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 从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由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而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不到20年（如果从1919年巴黎和会算一战结[1][2][3][4][5]下一页 束，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二战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时间和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了一战。其间还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既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约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后，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基本原因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自然被社会主义革命者所利用，从而掀起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俄国战争期间国内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和人民不满，迅速进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虽然内部条件是人民对沙皇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抛弃，但是从整个大背景来看，却是广大人民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恶”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这种制度。同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国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5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浪潮，即反映了这种现象。[!--empirenews.page--]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层次的演进，也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选择，而是那些作为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和人民的另一种选择，即在许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对另外一种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因此，除了选择时的预期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20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相反，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以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作为这个阶段的结束，那么中国在这个阶段则是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日本成功的经验证明了中国不仅需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还需要从制度上学习西方。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彻底学习西方的制度。但是在随后出现的“庚子拳乱”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危机压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瓦解封建政权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在“戊戌变法”失败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虽然在资产阶级中对改变现有政治体制上始终存在着“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但无论在政治上主张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却是一致的。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必然也导致政治上的软弱。政府的频繁更替和政治动荡，固然削弱了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钳制，但是也无力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无力制止军阀的横征暴敛，无力抵御外国列强的欺压，换句话说，政府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后者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则更为紧迫。于是，以“巴黎和会”中国“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了孙中山建立强大政府、节制私人资本观念的确立。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了国民党。并发动了由共产党积极参与的“国民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排斥激进的共产党而中途与旧势力妥协，虽然国民党于1928年形式上实现了大陆的统一。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建立于蒋介石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基础上的，因此，就政权的基础来说，它排斥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主张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左翼，为了对抗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南京国民党政府就不得不依靠旧有的地主豪绅、军阀甚至地痞流氓和黑社会组织。这些人一方面不愿意变革政治，实行民主，因为这样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搭政府的“便车”来捞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为了捞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进一步扩张权力。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大小官吏以权谋私、国家资本实际上变为“官僚资本”，就说明政府权力的扩张还有官吏自身的原因。[!--empirenews.page--]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宰割世界的时代，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则加剧了中国的衰落，涣散了民族凝聚力，使得中国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更严重的侵略和蹂躏。就南京国民党政府来说，其目的还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种目标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挤压：一是来自大地主、权贵资产阶级等旧势力的挤压，他们反对真正意义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二是来自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数众多的工农挤压，他们因贫困或破产、甚至没有活路而对现政权严重不满，要求进行激烈的改革，如迅速实行“耕者有其田”。三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欧美绥靖政策的挤压，使得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强烈反感和敌视态度。而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和影响都很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其弊病日益暴露，最突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也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自由竞争产生了批判态度，孙中山思想的变化可以说很具有代表性，他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思想即反映出对西方古典经济学将政府视为“守夜人”理论的根本修正，应该说这种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对后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统一后不久，1929年就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则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至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则走的更远，到1935年则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抛开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说，就是在知上一页[1][2][3][4][5]下一页 识分子中，受西方和苏联的影响，绝大多数也主张中国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1933年《申报》就中国现代化问题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征文，在收到的26篇短论和专论中，绝大多数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大体统计，主张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仅1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的5篇，主张采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即混合方式的，有9篇，其余未正面或明确回答。[2]在30年代和40年代关于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讨论中，绝大部分的学者，也都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政府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强调发展国营经济。[3]即使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批判态度的马寅初也认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官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设，是不合时代的需求，完全用苏俄式的建设，是非中国所能办到的；故不得已采用混合制”。[4] 上述思想可以说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中立的学者，在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和发展国营经济方面都是一致的，只是焦点集中在如何建立起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廉洁有效的政府，正是在这一点，才是阵线分明的。[!--empirenews.page--]因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上三大政策：没收官僚资本、耕者有其田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治上反对独裁和实行民主政治），自然就成为战后（1945-1949）中国人民的最终选择。

三、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建立及战略选择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联的诞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众多国家的独立。对于战后这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大力推行“冷战”和局部“热战”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在国内推行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在战后，美国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采取了支持腐败的国民党政策。随后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军队进驻台湾，明确表示阻止新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在建国初期，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成功，我国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朝鲜战争则加剧了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这种敌对，使得本来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迅速选择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从政治上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强大，不仅表现在没有任何政党或组织能够在政治上独立或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和权力；还表现在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具有坚实的基础。就社会各阶层来说，人数最多的农民，经过彻底的土地改革，不仅过去在政治上可以与基层政府抗衡的士绅阶层已经消失，甚至连可能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的小地主和富农实际上也被消灭了。农村中不仅形成了清一色的个体农民，而且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乡村干部和农会领袖）也是革命的获益者，不仅其财富，其权力和地位也来自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支持者。从城市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就业、工资和劳动保护和保险方面确实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他们自然要拥护这个从农村来的、自称是他们阶级的政党。至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经过日寇和国民党政府的摧残和战争的破坏，到解放时已经衰落，又经过新中国政府整顿市场、限制政策以及“五反”的整治，到1952年底不仅政治上没有了表达自己意见的地位，在已经上也远不能与国家抗衡。从经济上看，旧中国强大的“官僚资本”为新中国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本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产，控制了金融、重工业、现代交通通讯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另外，在建国初期，受战争和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市场混乱，为了保证供给和稳定市场，国营贸易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控制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在对外贸易方面，西方的封锁和贸易重心转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国营外贸企业在“统制外贸”后形成垄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投资方面，政府也成为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可能成为投资主体的农民太穷、资产阶级元气大伤、外资不能进入；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发行“公债”、控制信贷和限制资产阶级的结果。至于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很高比重的小农经济（约有一亿多户），不仅因为规模小、经营分散，无力与市场和国家抗衡；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所实行的无偿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动摇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本来中国传统社会这个观念就很薄弱），已经将国家的权力和意志铸入了农民的私有土地。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在农村掌握基层政权的贫下中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面前，不仅无力、也不愿意反抗。[!--empirenews.page--]从发展预期看，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实际上是实现中国强大的根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困、资金极为短缺的现实，要赶上欧美和周边的日本和苏联，必须要加快发展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此时，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依靠对外扩张来获取资源和市场显然不可能，苏联的援助也很有限。实际上新中国面临着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所面临的几乎完全一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1922年，列宁针对苏联需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情况说：“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5]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立即捉襟见肘，要么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按照市场化配置资源，这在今天看也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当时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却担心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再次成为“鱼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业化速度；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拿到国家手里，压低消费，并采取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加快工业化步伐；而后者这就是苏联的办法。因此中国在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都要比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更高的效益、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计划经济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危机，使资源得到最佳利用；而公有制则避免了资本主义阶级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劳资对立和劳动者的缺乏积极性。但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无论是哪个行业，都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相反，据统计，在1978年以前的五年计划中，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最好的是“一五”时期，而“一五”时期又不如恢复时期。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本来计划经济是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避免企业和个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资源配置不当和浪费。但是，由于计划经济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执行过程中的不可遇见因素多，以及官僚主义的阻碍，失误频繁，“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年计划，计划一年”成为形象的概括。即使改革开放前最好的“一五”计划，也是在执行了两年半后才正式确定和公布，其间还出现了两次波动。至于1958年以后的计划，更是缺乏科学性，经济运行几乎不是按照计划，而是按照行政命令，甚至领袖的随心所欲。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浪费和低效几乎成为1978年以前体制的代名词。在微观经济运行方面，公有制也同样没有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预期作用。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和平均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点与当时上一页[1][2][3][4][5]下一页 以及1978年后普遍实行的“包产到户”相比，结果是很清楚的，无须赘述。在城市，“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empirenews.page--]由于上述生产和分配制度，职工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不高，不仅与原来所预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去甚远，甚至不如过去的私有制和“单干”，因此“怀旧”和商品经济暗潮总是时起时伏，威胁到“社会主义”；同时，官僚主义、浪费和低效愈演愈烈，于是“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就成为不可缺少的督促机制，“增产节约”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几乎没有停顿过，并且间隔越来越短，声势越来越大，论调越来越高，直至爆发打倒‘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

四、1978年后中国应对战略的根本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重新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来推进本国的发展，不得不将其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和依靠技术进步来占有世界市场。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而也能够缓解国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和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制约，原来依靠武力来任意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的条件已经丧失（甚至在50-60年代资本输出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去依靠技术进步和优化经营管理来从经济上进行竞争，以保持和扩大在世界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份额。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加速，而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变化毕竟是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是一个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上逐步随着世界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即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作相应的制度变革。由于社会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纠偏浪潮，社会主义制度和阵营的产生，不仅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同步进行的，也是相互制约的，从全球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并行发展、相互竞争的，它们之间不是替代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发展的结果，但是在实际上，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它既是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阻碍，而不能顺利发展国家的产物（当然，这种阻碍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外，俄国、中国都是如此）；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阶段的纠偏和制约。而一旦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同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依靠高度集权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那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替代市场而取得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高积累优势，就完全被计划经济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抵消，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和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问题只是改革的目标和步骤怎样确定，这种变革需要支付多大成本、如何顺利进行。[!--empirenews.page--]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弊病的纠正。这种纠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建国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将失误归结到政权的好坏（中国共产党将其概括为政权的性质），那么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则不能够利用这个说法来解释这20年的失误，否则将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只能从另外的角度，即经济体制的缺陷来解释问题。这也为正确认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开了方便之门。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两个重要认识转变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两个重新认识和判断，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一是对社会主义的判断：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在５０年代末就曾经说：我就不相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取到副食品，如果结论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请蒋介石回来。[6]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7]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8]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革”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二是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50—6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长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下一页 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10] 正是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识到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了经济转型与和平崛起。主要参考文献：

1、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鲁振祥：《探索的轨迹——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黄安年：《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吴江：《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冷德熙主编：《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8、丁长清等：《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

9、程永林：《全球化进程中制度变革的历史路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

10、成保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依据的理论述评》，《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0期。[1]请参见严仲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2]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14-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参见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第82-88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册，第3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5]《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922年11月13日），《列宁论新经济政策》，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92。[6]转引自《李富春同志在各协作区办公厅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1959年6月10日。[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28页，人民出版社，1994。[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2-314页，人民出版社，1994。[10]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6—127页，人民出版社，1993。

第四篇：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

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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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洪华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压力、认知和国际形象三个变量，从历史角度剖析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概述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将1949年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历程划分为相对孤立、消极参与、部分参与、全面参与四个历史阶段，并具体剖析每一个阶段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战略。作者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在融入国际社会还是闭关自守几经摇摆，但没有停止深化与国际制度接轨的脚步，中国选择全面、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战略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

【关 键 词】压力 认知 国际形象 国际制度 中国战略

自19世纪中叶中国被炮舰外交强行纳入世界体系以来，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充满戏剧性波折，经历了从拒绝到承认、从观望到参与、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力争重要发言权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两个尚未最终完成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到“世界之中国”的转变、从世界体系的“局外者”到“局内者”的转变。中国崛起成为这两个转变的重要促动因素，而这两个转变过程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中国崛起的一般性标尺。

本文选取压力、认知、国际形象三个变量，从历史角度剖析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任何国家在制定战略时，通常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影响或压力，一是国内各种较显要的“压力集团”和舆论的要求。这种状况有时对执政者的决心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来自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战争与和平的交替转折，一个新格局的形成，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都会迫使一个国家改变其战略思路。[1]根据笔者的理解，鉴于中国的历史积淀和历史记忆，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充满了客观压力与对客观压力的主观认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与二者有着本质性的联系。中国所经历的从主导大国到任人凌辱的历史屈辱、从封建农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的巨大转变，决定了民族复兴、祖国崛起一直是仁人志士的宏大梦想，而国内压力与国际压力交相呼应构成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特定条件。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在压力下成长，首先是获得国际承认的压力，其次是经济发展的压力，最近是让国际社会放心的压力，这些压力造就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潜台词。面对压力，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和不同的领导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也做出了不同的战略反应，从而凸现了认知在战略决策中的重要地位。一般来说，对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会带来不同的决策，因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极端重要。所谓认知，即人们对感觉到的信息加以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反应。在战略决策的认知过程中，对国家面临的内外压力的认识至为重要，它是做出战略反应的基础条件。伴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是中国的社会化学习和规则内化过程，以及由此引致的自我认知变化及其对自身国际形象的关注。所谓国际形象，即一个国家在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诸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国际形象作为一种可信度的标志，对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逐步将国际形象纳入其战略框架，视之为制定大战略尤其是国际制度参与战略的重要因素。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递进关系，构成了剖析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一条主线。

历史的积淀：1949年之前的中国与国际制度

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从此开始了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曲折历程。

历史上，中国科技曾领千余年风气之先，其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初期仍雄居世界之冠，且早就确立了自成一体的帝国体系。但是，传统的中国社会固步自封，缺乏创新精神和扩张意识。相形之下，摆脱中世纪束缚的欧洲迅速崛起，并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17世纪，欧洲列强就把殖民触角伸到中国东南沿海。19世纪中期，在运用外交手段与清帝国建立更广泛、更直接联系的努力接连受挫后，西方列强诉诸武力，发动一系列对华战争，用坚船利炮砸碎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格局思想，肢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将中国本土强行纳入国际制度体系。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一统格局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由于被强迫纳入国际制度，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领土被肆意瓜分，更谈不上主权的维护了。几经挣扎、几经失败塑造着中国对待国际制度的心态：时而强烈期望全面参与国际制度，时而期望回复到闭关自守。

进入20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随着国际制度由区域性扩展到全球，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意愿增加了。1916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但是，在安排未来国际制度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无权参与战后的制度安排，其自身利益也无法得到维护，中国第一次亲身体验了国际制度的实质。加入国际联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然而，日本于1931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国一度对国联争端解决机制寄予厚望。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它主持正义，根据盟约规定制裁侵略。国联虽然派出调查团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但该报告偏袒日本，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中国试图搭国联便车未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承担了远东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任务，为打败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作为主要大国参与了联合国的成立过程，并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大国地位在联合国机制中得到肯定。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参与国际制度的建立并体味了实力对国际制度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大致如此。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全球性的现代国际体系从萌芽到基本成熟，全球性国际制度在逐渐确立，与此发展相对照，中国经历的却是百年屈辱，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运命，加上以被抛到谷底的方式被强行纳入国际体系的尴尬，中国始终将国际社会的既有秩序视为不公正、不合理的产物，并形成一种被凌辱的受害者心态。西方列强任意宰割这块沃土和国际联盟的外交失败对中国的震撼之大，时至今日尚有余音。如此，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国家的一个远景目标被历史锁定，成为中国崛起的本原性动力。同时，历史经验和教训往往成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参照，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或许不过是中国历史长河的一段激流，但就其影响力而言，却堪称一瞬造就的永恒。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均可从中找到历史踪迹。

相对孤立（1949-1970年）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而且支持国民党政府继续窃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席位，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中国领导人在权衡之后做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正式成为国际制度的局外者和挑战者。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力量呈现大分化、大组合：中苏盟友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宣告瓦解；资本主义阵营则呈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趋势；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中国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要求“两条线作战”甚至“四面出击”，进一步挑战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制度。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压力未有缓解。从国内角度看，经过数十年的战乱洗礼，社会经济百废待兴；蒋介石政权退居台湾，但仍时常给新生政权制造威胁。从国际角度看，冷战格局确立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和战略态势上的针锋相对，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不仅面临着美国组织的包围和遏制圈，而且受到苏联的挤兑和利益要挟，而且后者的威胁愈演愈烈，终于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是一波三折，国内建设的全面政治化无限放大了内部压力，并将之与国际压力结合起来，构成中国认识国际环境和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依据。源于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需要，中国曾积极寻求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地位——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也曾积极参与新独立国家组织的国际会议（尤以1955年的万隆会议为代表），但这些努力大多未果，并未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国际压力。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1949年以来，国际环境变化无常而且常常对中国是不利的。和苏联的关系影响深远，并有某些积极的成果，但她最后给中国带来的是失望，并导致几乎完全的闭关自守”。[2]接连不断的国内政治革命和“一边倒”、“反两霸”等国际战略，实际上决定了这一阶段中国对待国际制度的基本战略，即局外者和挑战者，这既是客观因素导致的，也与主观认知有着极大的关系。面对多变然而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偏差。受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经验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偏差一方面是由于外部压力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国内部日趋发展的左倾思想造成的，这种思潮部分来源于教条，部分来源于对以往经验的迷恋。[3]鉴于此，中国深为自己的革命者形象和挑战者地位自豪。

中国试图与各种国际组织建立联系，主要目标是获得国际承认，鉴于意识形态的追求，中国不可能认可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在努力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失败之后，中国进一步强调国际制度的局限性，宣称联合国是政治交易的肮脏舞台，呼吁建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中国不甘于苏联小伙伴和忠诚盟友的角色，追求“独立盟友”的地位，[4]强调对民族解放的热情支持和对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对。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时代，中国体现出充足的革命性，其革命者、挑战者的国际形象甚为鲜明。在国际制度方面，中国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将改变国际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目标。[5]

消极参与（1971-1978年）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调整国际战略，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也随之淡化了挑战者的角色。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标志着中国赢得了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但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摇摆于国际制度局外者与局内者之间，被动、消极参与者的国际形象甚为突出。

在这个阶段，中国首先为了打破国际孤立和敌对大国的包围而努力。1969年发生的中苏珍宝岛事件成为中国调整国际制度战略的转折性事件。中苏武装冲突的升级和苏联的核威胁使得中国深感国家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威胁也成为中美开始相互倚重的战略基础。中国意识到通过某种建立国家联盟加强国际地位的必要性，开始淡化自己的国际体系挑战者的角色。中国不再孤立于世界，逐步淡化世界革命与社会主义堡垒的角色，而强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对者和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这个时候的中国依旧充满了革命性因素，只是战略上更有明确对象罢了。以上因素构成中国改变其国际制度战略的基本条件，换言之，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基本目的仍然是政治承认和外交需要，由于对国际制度规则的不熟悉，中国在国际制度内的活动多是被动、消极的，实际上是以局外者的心态处理相关国际事务。一位联合国代表指出，中国人在联合国的行为是“他们来了，他们笑了，他们走了。” [6]这一幕堪称中国在国际制度内之形象的经典写照。

中国在这个时期着重发展对外政治关系，以加入政治性国际制度为重点。以恢复联合国席位为标志，中国逐步加入了联合国专门组织和附属组织，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并与国际奥委会、欧共体等建立合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参加国际环境机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周恩来总理1972年率团参加了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促动中国在国际环境机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总体而言，中国在这一期间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并不多（仅仅从1个增加到了21个），但毕竟成为了国际制度的真正参与者，尽管参与程度不够、参与态度也不积极。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因之而扩大了，中国追求的独立国际形象和大国地位得到了初步实现。

部分参与（1979-1991年）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逐步深化融入国际制度的步伐。中国终于放弃了“局外者”的身份，成为多数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参与者。中国开始采取建设性的态度，表明了推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愿望。中国已经放弃了挑战者的角色，但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景况的制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步伐还有些摇摆。鉴于中国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尤以参与国际经济制度为核心，充分体现出目标导向和经济利益导向的特征。

这个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迅速增加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国内进步基础之上的外交战略调整相关。斯时，中国再次面临百废待兴的艰巨任务，而提高执政党的威信、合法性和人民生活水平迫在眉睫。国内压力的增加与国际压力（尤其是本土安全压力）的部分减缓构成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条件。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了资本、经济、技术进步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认为世界大战可能避免，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决定把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开始实行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外交政策，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与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对外尽力争取相对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努力保障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概言之，邓小平以其雄才伟略造就了中国历史的新转折。邓小平时代的来临是以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角色作为基点的。中国开始强调与国际潮流接轨，完全放弃了国际制度挑战者的身份，并着力塑造积极参与者和严格执行者的角色。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社会学习阶段，即新加入者将国际社会的规则和价值观念内在化的过程。[7]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观念发生了变化，遵循国际社会的规则，参与主要的全球性国际制度，不再把革命当作变革国际社会的途径，而把广泛参与国际社会作为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途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阶级划线，而是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并从国家利益角度理解和认识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逐步但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并开始关注本国的国际形象。从这个阶段开始，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开始出现良性互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的国家角色，从一个坚持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国际经济组织援助的迫切寻求者。据统计，从1979年1983年，中国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接受了2.3亿美元的援助。促进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核心目标，因而中国的行动是从国际经济组织开始的，凸现了将国际制度视为国家利益促进工具的意识。中国1980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理事国，此后逐步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为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做出了积极努力。中国从国际经济组织获得了大量的技术、知识和资金。中国开始学会利用国际规则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表现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代表在国际制度内坚持讨价还价，然而一旦达成协议，中国的执行可谓无懈可击。[8]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它不仅引进了新的观念，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还促进了中国对其他国际制度的参与。即使在极其敏感的政治领域，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也是引人注目的。自1979年起，中国就参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并于1982年成为其理事国。1978年，中国决定参加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的活动。自1980年起，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并逐步签署了一系列裁军、军控文件与协议。参加裁军会议大致上与邓小平重新评估战争不可避免论调相适应，这种修正又与中国需要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相关。中国参与裁军会议与期望被视为负责任大国相关联，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强调负责任大国形象。

这个阶段，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但总体而言，中国在国际制度内的行为是被动的，中国很少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更多的是发表原则性声明，中国并不是议程的制定者，缺乏参与及议程创设意识。

全面参与（1992年—）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以1989年“六·四**”和1991年的冷战结束为界点，这是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变化以及应对这些压力的战略认知所导致的，其目标不仅是打破当时的外交孤立，更重要的是透过国际制度找到与各国重大利益的契合点，寻求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而且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先兆。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与国际制度良性互动的自逻辑。鉴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历和全国性思想观念进步，中国走向强大的历程也伴随着走向法治、民主和国际主流，国内政治条件、社会条件的逐步优化反过来成为促进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制度的推动力。在改革、转型、进步相约而行的时代，各种压力和要求不期而至，成为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推动力。还需要提及的是，冷战结束以来，台独成为中国主权安全的最大威胁，也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防止台独势力利用国际制度达到分裂祖国图谋的推动力之一。

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浪潮汹涌的时代。全球化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成为中国战略决策必须思考的重要外部变量。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化的推动之下，国际社会也开始步入转型时期，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国际政治让位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赖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观念深入人心，国际关系的主旋律由国际冲突转向国际合作。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可想而知。国际社会进入转型时期，各国将着眼点放在未来的综合竞争上，中国的特殊性益发凸现。打破外交孤立只是问题的第一步，而如何成为被国际社会接受、让国际社会放心的大国才是中国战略的重点，惟有如此，中国才可能确保实现国家发展基本目标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情势下，确保独立自主与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构成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基本思考点。由于美国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世界体系的接触政策和“织网”战略（Enmeshment）明显体现出经济接触与战略遏制的两面，[9]昔日中国自身需求所致的国际制度参与开始构成中国的外在压力因素。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中国的战略空间在扩展，但中国遭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在增加。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根植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层土壤中，具有相当强的惯性，短期内难以化解，也非靠少数国家的努力能够解决，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因而凸显。此外，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发展，“中国威胁论”在特定时段形成对中国的国际压力。欧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对中国所在的东亚经济合作其产生了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和发展机遇，成为中国促动东亚一体化的外在动力。

压力往往就是进步的动力。国际风云变幻是战略谋划的背景，更扩展了战略思维的空间。以上压力堪为中国实现向“世界之中国”和世界体系“局内者”转变最为强大的动力，促使中国的认知发生重大变革。中国对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有了更为准确的判断，对自己的国家实力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所设定的国家发展目标也更具有可操作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自视为崛起大国，在外交上开始大打经济牌，进一步确立了以经济主义促进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战略。进入21世纪，中国领导人对国际环境的认知更加客观，更加强调以提高中国的亚洲地位为战略基础，将区域主义视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核心手段。

中国对自身脆弱性的认识因“****”、苏东巨变、海湾战争、台独日益猖獗、亚洲区域和多边论坛的增加、美日加强同盟等事件而加强，失去了冷战期间的战略杠杆的中国将国际制度视为加强自身战略地位的重要途径，国际制度在中国大战略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这些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稳健而积极，经历了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逐渐适应、逐步深化的过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随着中国对国际制度认识的逐步深刻，参与欲望也进一步上升。中国已经基本认可了当今国际体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制度。中国对国际人权制度的参与堪为例证，中国参与了国际人权领域的所有重大活动，多次发表人权白皮书宣告自己的人权主张，中国的政策与国际标准越来越一致。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继续驶入快车道，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所加快，并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角色。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欲望和能力在增加，1997年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更是一个明确的战略宣示。它意味着，中国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主权为中心的、独立自主大国的传统认同与负责任大国的新认同相关联，后者与融入国际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国家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制度的调节，中国愈加期望自己被视为国际制度的积极而负责任的参与者，而对被视为孤立、顽固的角色分外敏感。建设性、负责任的国际形象目标就这样在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

在这个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为基本特征。中国明确意识到加入国际制度是打破包围、赢得负责任声誉的重要条件。在国际社会里或重大全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制度，变得更加合作。例如，中国签署了《生化武器公约》、《全面核禁试条约》等，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签署表明，中国愿意付出代价，争取负责任大国的地位，促进自己的国际形象。[10]中国接受苛刻条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积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制定相关实施细则，保持了遵守国际制度规则的一贯良好记录。江忆恩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贯支持全球自由贸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迄今为止支持现有自由贸易体系的最明确行动。[11]2002年9月3日，并非《京都议定书》签字国、没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指标和义务的中国宣布批准该条约，中国因之获得巨大政治声望。此外，中国不仅扩大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也越来越积极，开始体现积极参与者的特征，其议程创设能力也有所提高。

总体而言，当前国际制度基本满足中国的利益诉求，因而中国不是国际制度的挑战者（美国有时甚至将中国视为现状维持者），而是全球性国际制度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参与者、区域性国际制度的建设者乃至主导者。以区域国际制度的建设为例，1994年4月，中俄等签署了在亚太地区建立信任的第一个多边条约，确保周边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开始发挥建设性作用。两国推动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把莫斯科寻求控制其边陲的努力与北京建立多极世界的抱负结合到了一起，为中亚局势稳定提供了基础条件。中国积极支持和参加东盟地区论坛（ARF）、亚信会议（CICA）、朝鲜六方会谈等多边安全对话，推动建立多层次的亚太多边安全制度。中国在经济领域区域多边制度的建设上的积极作用更是功不可没。中国为自身形象计，在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承受出口竞争力被削弱的压力，博得周边国家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喝彩，开始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积极促动东盟与中日韩的全面合作，将东亚一体化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简短的结论

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在融入国际社会还是闭关自守几经摇摆，但没有停止深化与国际制度接轨的脚步，中国选择全面、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战略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从主要因素角度看，国内发展与进步的压力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最主要的推动力，而国际压力作用亦不可忽视，同时国际制度的约束力、国际制度内的互动改变了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成为中国战略调整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范逐渐融入中国的认知和政治结构之中，规范认同开始成为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条件。中国认识到，参与国际制度，可以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提供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轻视或抵制国际制度会损害国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和作为高度责任感国家的形象，损害国家利益，中国对国际制度的积极作用愈加肯定。与此同时，国际制度越来越打上中国的印记，中国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也得以提高。

[1]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2]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3] 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8页。

[4] Harry Harding,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Harry Harding(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4, pp.180-184.[5]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4, p.2.[6] Michel Oksenberg and Elizabeth Economy, “Shaping U.S.-China Relations: A Long-Term Strateg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1998.[7]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4.[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216.[9] Gideon Rachman, “Containing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19, No.1, pp.129-139;James Shinn,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6;etc.[10] Samuel S.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4th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p.75.[1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56.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