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第一篇：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从乡愁到美丽岛

作者： 龙应台（2010年8月1日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录，大标题有改动，内文有删节。）

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中国梦吗？” 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诵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份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台北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来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得当年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教导，把自己看成“士”，“士农工商”的“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的就是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嘛。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13岁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

甜甜的西瓜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海岸 一大张河床孵出

多少西瓜，多少圆浑的希望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19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清党时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对反对者采取大逮捕，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开心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用这张图片来代表。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做这些政治犯辩护律师的人，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不同意见，这，才是我在乎的。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是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在家祭时, 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所以，请相信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第二篇：中国没有希望工程

中国的慈善机构是很淡定的，因为他们都是政府机构，事态再失控，他们都不害怕。他们知道，他们拥有最后一道防线：舆论消灭权。在这些慈善机构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肯定有个部门会发出最后的吼声，然后一片寂静。比较著名的一次慈善机构行使舆论消灭权是在2002年，《南方周末》头版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任挪用亿元善款进行投资，最终导致亏损。结果这份报纸几十万份被收回销毁，仅存几千在人间。写这篇文章的新闻人方进玉遭到处理，提供线索的杨女士在2006年患癌症去世，审计报告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此前希望工程还有假信丑闻，上海一家规模不大的私营公司捐助希望工程17名学生，他们收到了所有学生的感谢信，结果经查证，仅有3名学生收到了善款，其余均为假信，他们踏访了那片土地，发现感谢信中的一些学生其实已经失学。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去做过深度报告，有一家未收到善款的失学的兰姓孩子家中母亲双腿瘫痪，家中孩子全部失学，由于当时中央还征收农业税，而残疾人可以免除农业税，孩子的母亲交不起五十元办理残疾证，所以爬到了当地政府门口要求减免，官员说，你没有残疾证，所以你不是残疾人。后来走访的学生虽然补收到了希望工程善款，但日期其实已经被涂改。

虽然在假信**中，有相当责任是地方的共青团和教委，因为是官方慈善机构的性质，所以善款会先到当地共青团，再到教委，再到学校，再到个人，但毫无疑问这是整套系统出现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类似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机构，臭名昭著，但官方一样不允许非官方的慈善机构或者NGO的产生呢？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官方担心管理混乱，因为NGO再混乱也混乱不过他们自己。而是由于官方机构做的实在太差，所以他们明白很多NGO的诞生势必会很快树立威信，吸引大量年轻人和各界人士，而NGO往往都与慈善有关，加上独立，透明，又有资金和会员的支持，又获得人心，等于是建党伟业，假以时日，势必会政权构成一定的威胁，就算没有威胁，被监督和对比着也是浑身不舒服，就好比金正日一定不喜欢金城武天天站在他边上。所以官方牢牢控制着慈善机构，管理媒体，审计和司法的又都是自己人，这便是中国所谓慈善机构的问题来源。

但是很明显，红十字会的后台没有希望工程硬，在新浪微薄搜索红十字，会出现很多内容，正面负面都有，但是搜索希望工程或者其娘家青基会，马上会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你所搜索的内容不予显示”，这就变成了没希望工程。而在百度和谷歌上搜索其丑闻，很多也被屏蔽。在丑闻出现以后，红十字会的各种领导虽然智商不济，但还硬撑召开了发布会，说了一堆不着边的傻话，而且新闻媒体也没有遭到报复。希望工程面对自己的丑闻则不会进行任何的回应，直接封杀媒体，销毁报纸，处理记者。红十字会表示，争取马上开通查询系统，可以让捐款者知道每一笔善款的去处。而希望工程则无法审计。面对一个这样霸道而神秘的慈善工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用最坏的心去揣测他，并要求对希望工程进行独立的审计。

在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曾经被要求为希望工程捐献，而且年复一年。如果你问我，我们还要为希望工程捐款么，我问你，如果美国人用TWITTER搜索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慈善工程，结果搜索不到任何信息，那他们会为这个慈善机

构捐款么？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不愿公布审计报告并压迫传媒的机构捐款，无论它救助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或者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如果我们以最好的心去揣测，那么希望工程也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如果现在退出，那也算功成身退，毕竟希望工程帮助过不少贫困学生，虽然这是拿老百姓的捐款来节省应该是属于财政的开支，但也是有善。当年邓小平推出希望工程，财政尚不富裕，需要民间慈善。但如今，公款吃喝一年数千亿，维稳一年数千亿，讨好各种生僻国家一家数百亿，而中国有失学儿童三百万，承担他们教育仅仅需要一年十亿。假设现在的中国没有一所小学，要给中国的五十万个村里每一个村都盖一个小学，包括华西村之流也给盖上，需要的全部资金也仅仅等于我们的全体行政人员一个季度不要进行公款消费。所以我觉得希望工程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向民间征集善款，教育本来是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支出部分。我们来看一个数据：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说到医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这两个数据说明了什么我就不说了。到了今天，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义务去承担基础教育和希望工程，老百姓无需去掏不明不白并不容质疑的捐款。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所占的GDP比例达到了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而基础教育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那才是民间慈善应该帮助和顶上的时候。但这些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慈善，我自己抄袭自己一下，引用去年一篇文章的结尾来给这篇文章结尾：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如果诸恶一直在作，甚至越做越过，乃至是非颠倒，这一切都不影响后面的那句，众善奉行。

只有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

第三篇：没有你我会哭的情感美文

我的心是一扇忘记上锁的窗

被你偷偷的遛进来

让你知道了我的内心世界

你就是我的全部

你的笑

是我爱你的理由

你的回眸

是我想你的借口

想你的每个深夜里

我孤独，寂寞

念你的每个梦里

我幸福，快乐

我因你而喜悦

因你而忧愁

醒来的每个黎明

身边没有你，我会哭

孤独的每个深夜

想起你，我会哭

没有你，我会哭

我想你，我爱你

第四篇：中国梦

“中国梦” 和“境外势力”

“中国梦”近来是个很热门的议题，人们往往将其比拟于“美国梦”，而忽略两者的重要区别：“美国梦”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成分，而“中国梦”则是集体主义的宣传口号。但是作为百多年来的强国梦理想，“中国梦”确实是力图赶超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

从这个角度，“中国梦”相对于“美国梦”的一个明显劣势，便是北京在大力宣扬“中国梦”的同时，出现要提防“境外势力”的宣传高调。除了藏、疆、香港等地，就连学术界里都提出要警惕“境外势力”渗透的说法。而防范所谓“境外势力”，实际便是排斥和控制有“海外关系”的人士。越是邻接“境外”，越是如临大敌。新近的香港普选争议是明显例子。

正是在对“境外势力”的态度上，如《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引用报道，美国华裔作家刘柏川的新书《华裔美国梦》（A Chinaman's Chance）点出了“美国梦”相对于“中国梦”的重大优势：“海外关系”人士实现“美国梦”的巨大机会和成功。

刘柏川强调的是华人华裔通过精英教育和个人奋斗被美国上层社会完全接受的事实。这一竞争优势，使得美国并不需要担心中国的崛起，除非中国也能同样接受容纳来自境外的人才。

刘柏川本人便是例子：作为台湾移民第二代，他是耶鲁大学本科和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双料常春藤精英，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演说撰稿人和内政顾问，后来创办了公民大学（Citizen University）。

类似的华裔人士，可以举出布什政府劳工部长赵小兰（哈佛商学院）、奥巴马政府要员卢沛宁（普林斯顿本科、哈佛法学院）和陈远美（哈佛大学），以及被北京官方传媒攻击为“香蕉人”的前华盛顿州州长、奥巴马政府商业部长和驻中国大使骆家辉（耶鲁大学）。

就是在近日的新闻里，也可以顺便举出2014年民主党纽约副州长初选候选人吴修铭（哈佛法学院毕业、首次提出“网络中立性”的法律专家），以及共和党罗德岛州州长候选人、得到罗姆尼支持的克兰斯顿市长冯伟杰。

这里牵涉到的题目，便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里总结的历史规律：国家强盛成功的长远关键，是具有“包容开放性的国家机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上述华裔人士，只是大量与“境外势力”有关系的美国移民第二代成功的一部分。

被茶党怀疑出生在非洲、暗里信奉伊斯兰的奥巴马总统，是美国容纳“境外势力”的最好例子：生父和继父都是外国人，而一位同父异母兄弟至今生活在中国。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美国是新大陆的移民国家。那么在欧洲旧大陆老牌列强中，前法国总统萨科齐是移民第二代，历届法国政府包括当今社会党政府部长中，穆斯林移民第二代层出不穷；在英国，当今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也是如假包换的移民第二代（父亲比利时波兰裔，母亲波兰人），新近因抗议加沙战争辞职的英国内阁大臣赛义达·瓦尔西（Sayeeda Warsi）女爵士是巴基斯坦移民的女儿，担任过保守党主席；在德国，上届默克尔政府副总理、前自由民主党魁菲利普·罗斯勒（Philipp Rosler）是被人领养的越南孤儿。

正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总结，这一历史规律不仅仅验证于现代社会，中国称雄世界的汉唐盛世，同样展示了对“境外势力”的包容开放性。

在“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朝，最敌对的“境外势力”是匈奴。可是匈奴休屠王子金日磾却是汉武帝的五名顾命大臣之一，其后裔 “七世内侍，何其盛也！”保护汉家皇室安全的最精锐御林军，则是长安的匈奴族骑兵——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

到了唐朝，中央政府中“境外势力”人物比比皆是。唐代“蕃将”为人熟知，曾经占据了朝廷官员的一半。比较隐讳的是通过当时“精英教育”——科举制度进入政府高层的境外移民后代。《北梦琐言》卷五记载：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诚、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

这就是说：连续四名唐朝宰相，都是西域外族移民的后代！大唐帝国包容“境外势力”的气度，绝不亚于今天的美国。两者都说明今天“中国梦”的重要缺失——封闭排他性体制。

第五篇：中国梦

中国梦·我的梦

□记者 阮宝夫

昨日下午，在市区迪荡新城财智大厦，白领沈女士登陆“鲜果派”水果配送网站，下单预订水果车厘子。不到两个小时，一箱新鲜的智利产车厘子就送到了办公室。“这真是太方便了，办公室一族能吃上新鲜水果了。”沈女士说。

开网站送水果的是绍兴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程化佳和他的4名同伴，他们瞄准了新鲜水果的配送空间，建起一个生活物流平台，意欲用“服务到门”的贴心物流叩开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

这群大学生的创业灵感，来自网络。前不久，程化佳在一论坛上看到一网友发的帖子，这位网友称自己很忙几乎连买水果的时间都没有。不少写字楼白领随后跟帖，附和说买水果确实是件难事。

既然存在这种商机，为何不开设一个水果配送专业网站帮助解决白领们的难题呢？程化佳的这一想法提出后，立马得到身边4名同学的认同。经过一番紧张筹备，昨天，“鲜果派”水果专业配送网站正式开通。

“尽管水果配送网站才开业，但已经得到不少消息灵通的白领一族的青睐，单子马上就来了。”程化佳告诉记者，他们实行24小时网络预订，并且承诺当天预订当天配送，最快可在一小时内将水果送达客户手中。

在他们推出的这个网站中，可供市民选择的水果琳琅满目，而且隔几天还会有一款特价水果推出。1.5公斤装的精品芦柑会员价仅需10元、精品猕猴桃仅需每盒98元、陕西特级红富士每箱108元……程化佳说，水果价格不贵，送货及时，白领们自然喜欢。

这位大学生创业者告知，如果碰到客户有亲戚朋友生日或是住院，他们也提供水果配送服务。客人通过网络下单，支付宝结完相关费用后，他们就立即将水果送到客户手中，“我们的利润空间，就是客户的时间”。

“日后，这种直投配送的方式将是种发展趋势，市场潜力很大，但要想掘这桶金也会有不少困难。”程化佳说，在他们之前，也曾有人意欲开拓这个市场，但坚持几个月之后，都悄然关门收场。不过他们却信心满怀，只要找准客户，并且保证水果质量好价格合理，客户一定会越来越多。

程化佳和他的伙伴们还有更大的设想，如果新鲜水果配送受到欢迎，业务发展良好，日后他们还会考虑给客户们配送农产品，像净菜之类。“只要客户有需求，我们就会努力跟进。这个市场，对我们充满了吸引力。”

女白领时兴微信买水果

精明商家抢占电商细分市场

本报讯（记者龚齐飞 实习生胡哲）两斤新鲜草莓，20块还送货上门。昨天，在中南路一家写字楼上班的陶小姐在朋友圈里晒出了自己用微信订购的水果，不少朋友回复询问详情。感觉不错的陶小姐积极向朋友推荐这家“武汉果农”微信账号。

记者在微信公众账号中，以“水果”为关键词搜到近两百个账号，“武汉水果”也可以搜到十多个账号。随着微信的兴起，在微信上卖水果的电商多了，但将水果精准卖到高端写字楼，瞄准女性白领的水果电商还不多。

一位老板黄川说，他今年2月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开始卖水果，最开始在中南商圈开展试吃活动，送水果求关注，一个月下来有了几百个微信订户，每天可以卖出去300多斤水果，日销售额1500元左右。目前，他只针对中南商圈写字楼配送水果，可微信预定，支持免费试吃、货到付款。除了每天亲自进货，把关水果质量外，黄川有时还要外出“练摊”，低价“消化”当天滞销的水果，“保证水果新鲜、品质好，回头客就多，七成客户是女性白领”。

做过团购网站、开发过网络点餐手机应用，黄川对电商有自己的理解。“卖水果是一个尚未被大型电商触及的领域。而针对商圈写字楼，正好满足了白领上班时间对水果的需求，这是一个细分的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