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政治历史意义

第一篇：“中国梦”的政治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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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梦”重要的时代特征。

（一）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这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梦”的基本图景。

（二）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将“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纳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对“中国梦”的阶段性特征作了更为清晰的描绘，也为“中国梦”增添了更加美丽的幸福光环。

（三）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

（四）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中国梦”具有多个维度，而其价值维度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

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必将极大提升“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二、“中国梦”蕴涵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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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梦”记录着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赢得独立解放的非凡历史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随着另一场梦的破碎产生的。1840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碎了“天朝之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这证明了一个铁律：落后就会挨打，生存必须自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任人摆布，在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入侵下随之而兴的，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唤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提出。真正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上实现“中国梦”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梦”演完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悲壮的第一乐章，掀开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新篇章。

（二）“中国梦”承载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伟大历程新中国成立伊始，老一代革命家就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建设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在国防和高科技领域中取得了重要突破，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全面推进。30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晰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接力奋斗的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部成就归结到一点，就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们“三位一体”，分别以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共同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了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有了道路、理论、制度支撑的“中国梦”距离我们不再遥远，它是必定实现的美好未来。

（三）“中国梦”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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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梦”的提出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梦”的提出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梦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在汇聚时代发展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梦，他的提出不是随口而出，其背后是有着我们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深刻把握，以及对我们人民群众社会期待地真切回应。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各种发展成果的升华与结晶，它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相承接，与当今中国发展的大趋势相契合，也揭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必然走向。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梦是时代的召唤。

一、“中国梦”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国梦，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2012年11月29日，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时代解读，既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为党带领人民开创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习近平强调：“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中国梦”指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历史任务和中国道路，就是让社会事业全面现代化，最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就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改革阻碍人的自由发展的体制、机制。总之，一切围绕对人民的责任、围绕人民的要求，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国家、社会和人民共同进步。

二、“中国梦”提出的背景

不断拓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道路背景。不断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理论背景。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制度背景。

（一）道路背景：不断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已经证明：实现中国梦走“老路”必穷，是死路；走“邪路”必乱，也是死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经过艰辛探索，开拓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要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不断拓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道路背景。

（二）理论背景：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指引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理”。不断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有力地指导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要坚定理论自信，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实现中国梦。不断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理论背景。

（三）制度背景：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制度是历史的河床，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保障。要坚定制度自信，就是要坚定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实现中国梦。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制度背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背景下提出来的，中国梦是经过长期酝酿、有坚实依据、可盼可及的蓝图之梦。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国家层面，在国内，中国梦既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在国际上，中国梦也是世界梦。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此都明确了中国梦有利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应时、应势提出了中国梦。

三、“中国梦”提出的重要意义

“中国梦”传递给世界的核心理念是：个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国家发展基础之上的，国家发展根本上是为了人民幸福。这种价值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既是中华民族几千年追求大同社会的时代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充分体现；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爱国主义情结，也深刻反映了中华儿女对美好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可见，中国梦传递给世界的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此同时，中国梦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

（一）对个人的意义

中国梦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创造活力，传递出一种强大的“正能量”，触动人们的心弦，激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共鸣。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二）对国家和民族的意义

第一，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崛起、四个现代化，以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国家社会层面核心价值的高度概括和精练浓缩，有利于聚焦目标、明确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对面临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中国人民来说，需要梦想激励、理想引领。中国梦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容易赢得老百姓的赞同，有利于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提升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坚定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

（三）对世界和时代的意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追求发展梦想的路径与方式，还深深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府决策，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而“中国梦”的内涵，决定了中国将继续推行负责任外交，是世界的“稳定因素”。中国对外政策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传承、善于包容、善于学习、善于创新、善于在逆境中奋起的民族。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不懈追求和探索，选择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走出了具有自己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中国道路。历史和时代也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全中国人民的中国梦。

第三篇：中国梦大版票邮票发行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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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大版票邮票发行的历史意义

中国邮政于2013年9月29日、2014年9月20日和2015年7月25日分别发行了3组中国梦系列邮票和小全张，分别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每组邮票均有4枚邮票和一枚小全张组成。第一组4枚邮票为：神州飞船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辽宁号航空母舰；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二组4枚邮票为：政治文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第三组4枚邮票为：安居乐业；社会保障；社会和谐；美好生活。

“中国梦”是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此后，他又在很多重要场合对中国梦作出深刻的阐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因而这也是3组邮票所反映的主题。中国梦大版票邮票的发行，将中国人民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固定在邮票方寸之上，并以鲜明的形象彰显出来。

中国梦的提出及中国梦系列邮票的发行，标志着以习近平为中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带领人民开创未来的坚强决心。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过去，在近代也因积贫积弱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因此，中国人民都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百姓的梦。中国梦有客观真实的内容，也有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绚丽色彩。

中国梦大版票邮票题材之大，无与伦比，印制之精美，也是历年发行的邮票中少见的。3组邮票3种色彩，而且每组邮票都发行了一枚小全张，足见国家邮政对中国梦系列邮票的重视。爱藏网(www.xiexiebang.com)征购旧纸币，邮票，金银币，大炮筒，连体钞，纪念币等藏品

中国梦大版票邮票是“主旋律”邮票，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系列邮票，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同时，它也是我国邮政发行的一个大题材、多组数、大制作的系列邮票，是一套涉猎范围广泛、内涵丰富、前所未有的综合性大套票，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中国梦系列邮票具有很强的美感，既有大气恢宏的壮美，又有清新简约的寓意之美。

（尊重他人劳动成果，转载请标明来源爱藏网。）

第四篇：历史意义

历史意义: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军事斗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成功尝试。通过这一斗争，驱逐了荷兰殖民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捍卫了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因而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台湾。清初，郑成功下决心赶走侵略军。1661年（清朝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三月，郑成功亲率2.5万名兵将，分乘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

他们冒着风浪，越过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几天准备直取台湾。荷兰侵略军听说郑成功要进攻台湾，十分惊恐。他们把军队集中在台湾（今台湾东平地区）、赤嵌（今台南）两座城堡，还在港口沉破船阻止郑成功船队登岸。

郑军乘海水涨潮将船队驶进鹿耳门内海，主力从禾寮港登陆，从侧背进攻赤嵌城，并切断了与台湾城的联系。

战斗中，侵略军以“赫克托”号战舰攻击，郑成功一声令下，把敌军紧紧围住，60多只战船一齐发炮，把“赫克托”号击沉。与此同时，又击溃了台湾城的援军。赤嵌的荷兰军在水源被切断，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向郑军投降。

盘踞台湾城的侵略军企图负隅顽抗，郑成功在该城周围修筑土台，围困敌军8个月之后，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1662年（康熙元年初，南明永历十六年），侵略军头目被迫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中国神圣领土台湾。

郑成功，是中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民族英雄，原名福松、森，号大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人。其父郑芝龙，是南明隆武朝“建安伯”，曾组织向台湾移民，积极开发台湾岛。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21岁的郑成功在福州受到隆武帝朱韦健的召见，颇多赏识，被认为本家，赐他国姓（朱），改名成功，因此中外尊称之为“国姓爷”。1653年（南明永历七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又封他为“延平郡王”。

郑成功领有台湾之后，建立了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也带来一波汉人移民潮。郑成功虽然在攻下台湾的同一年逝世，但继位的郑经与郑克塽持续统治台湾21年，并在陈永华的规划之下，引进中国明制的宫室、庙宇和各种典章制度，奠定了台湾在日后成为一个以汉民族文化为主的社会，而不仅仅是另一个海外华埠。因此有学者形容此役“决定台湾尔后四百年命运”。此外，郑成功是南明最后一个具有实力的抗清领袖，他将大本营移到台湾，使得反清士气崩溃，也宣告了反清事业的结束。当时明朝遗民对郑成功颇不谅解。张煌言就说成功此举“生既非智，死亦非忠”。郑成功的老师钱谦益也赋诗表示遗憾。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问题：改土归流。清朝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其中一支厄鲁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大部。公元1646年，清朝顺治皇帝赐给和硕特部顾实汗甲胄和弓箭，委托他负责管理厄鲁特蒙古。此后准噶尔部首领和土尔扈特部首领等随同顾实汗一同到北京，明确表示归顺清朝政府，以后不断向清政府朝贡。

土尔扈特部原来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县）附近，过着游牧生活。明末因受准噶尔部的严重威胁，被迫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定居下来。西迁后与祖国相隔甚远，但始终向往着祖国，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都与祖国保持着联系。他们的和平安定的生活不断遭到沙俄的破坏，沙俄还企图诱迫他们脱离祖国，归顺沙俄，但他们坚决予以拒绝。

土尔扈特部多次派使者回到祖国诉说苦难，清朝康熙皇帝曾两次派官员前往慰勉。其首领阿玉奇对使者说：“我们是蒙古族的后代，穿的服装与祖国的差不多。我们与祖国亲如母子，而与沙俄格格不入。”阿玉奇的儿子还向康熙帝赠送鸟枪一支，祝皇上长寿万岁，表达了他们对祖国的眷恋之情。

17世纪下半期，沙俄进一步加强对土尔扈特部族的压迫与奴役。大量征调土尔扈特部的青壮年充当炮兵；对他们征收繁重的苛捐杂税；强迫他们放弃本民族信奉的佛教，改信东正教。沙俄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使他们渴望早日回归祖国。

18世纪中叶，清政府镇压了沙俄支持的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叛乱，为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创造了条件。公元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月，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阿玉奇之孙）毅然率领部众169000人，离开居住长达170多年的伏尔加河地区，赶着数以万计的牛羊，冲破沙俄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难险阻，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行程万余里，终于在1771年6月胜利地回到了祖国，到达伊犁城。

在回国途中，他们在哈萨克草原上遭到突然袭击，90000蒙古族战士奋起低抗，壮烈牺牲。饥饿和疾病又使许多人丧失了生命，生存下来的只有70000人。到达伊犁后，渥巴锡向清政府献上了土尔扈特部祖先于明朝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受到敕封的汉篆玉印一颗，以表示土尔扈特部人民忠贞不渝、热爱祖国的赤忱。

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人民从踏上祖国疆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清政府乾隆皇帝在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接见了渥巴锡和其他人员，封渥巴锡为克里克图汗（蒙语英勇、刚毅之意）。

1771年，清政府又在承德避暑山庄狮子沟中，仿照西藏布达拉宫样式，修建了一座普陀宗乘庙，庙内有乾隆皇帝特地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碑高5米，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刻写，记述了土尔扈特部众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的动人故事。

原因:

1.中国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延续.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自我满足并昏睡在这种自然的庄园中，他们既昧于世界大势，又盲目排斥外国的一切东西。

2.中国封建统治着妄自尊大的心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向来具有“天朝上国”“四方皆蛮夷”“我天朝无所不有，焉用外求”的传统自大思想，这就导致了他们无视西方的存在，认为闭关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我天朝毫无损伤。

3.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闭关锁国政策”是清朝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由于满清贵族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斗争，满清统治者便企图通过“闭关”的办法将国内的汉人与外界隔绝，以防止外国人支持汉人形成反清力量。

4.同时，明朝中期以后，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和西方殖民者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也是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客观原因。

5.当时许多明朝残留的抗清力量如郑成功等，大都被赶到海上去了，为了维护满清的统治地位，断绝郑氏集团和大陆的经济联系.顺康年间,清政府施行了野蛮的禁海迁界政策

闭关锁国政策指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闭关自守，不与外国往来；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出处《周易·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1]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盲目的排斥外来东西，没有好好与外界沟通，选择了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最终导致自己的落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上难以追上世界的潮流。因此，我们必须要将自己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联系，了解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吸收外来先进思想、技术来不断的提高自我，不要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由于对出海贸易横加限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清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其结果正如魏源所说：“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

目的：明修长城是为了抵御蒙古族和女贞族的边境侵扰。

明代大规模修长城从明英宗土木堡之变以后。为了阻止蒙古人进中原，大规模地在在山西、陕西、内蒙修长城，防止蒙古人进攻。

明代万历后，蒙古一带被大将李成梁打得无还手之力，戚继光开始经营辽东防线，大修防御工事。威继光、李城梁去世后，女贞人崛起，戚继光的辽东长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后陆续且战且修，直至明亡。

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区别于由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采经近两年的调查与测量，于2009年4月18日首次公布明长城数据：其东起鸭绿江畔辽宁虎山，西至祁连山东麓甘肃嘉峪关，明长城从东向西行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百五十六个县域，总长度8851.8公里。

明长城中，人工墙体的长度为六千二百五十九点六公里；壕堑长度为三百五十九点七公里；天然险长度为二千二百三十二点四公里。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它对明朝防御掠扰，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开发边远地区，保护中国与西北域外的交通联系都起过不小的作用。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高度成就和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城墙是长城工程主体，墙体依材料区分为砖墙、石墙、夯土墙、铲山墙、山险墙、木柞墙、壕榨等类型，随地形平险、取材难易而异。除蓟镇长城的墙身全部用条石、青砖砌筑，其余诸镇长城多采用夯土墙，仅关门、敌楼包砖。

铲山墙指将天然山体铲削成陡立的墙壁；山险墙一般依靠峻峭的山脊用砖石垒砌；木柞墙指树林中的木栅栏墙；壕榨指挖掘壕堑后于一侧的培筑土垣。城墙断面下大上小呈梯形，高厚尺寸亦随形势需要而异．城墙顶面，外设垛口，内砌女墙，两面皆作垛口者。

砖、石结构的长城以北京八达峙居庸关为例，用整齐的条石砌城墙身外侧，内部填充灰土碎石，平均高7～8米，基宽6～7米，顶宽5～6米。

顶部用青砖砌成垛口、女墙，垛口高约1．8米，女墙高约1．2米。垛口开有隙望孔和射孔。墙体顶面用方砖铺砌，两侧设有排水沟和出水石咀。墙身内侧间隔修砌券门暗道，以供守城士卒上下。

小说：明清小说创作有三个高峰时期，明初洪武年间，产生《三国演义》、《水浒传》；明嘉靖、崇祯间，出现《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清康、乾时代，《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问世，它们分别是三个时期的代表作，也是古典小说的精华。徐渭，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著作《青藤书屋文集》，所作《南词叙录》，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南戏的著作，所作杂剧有《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翠乡梦》，合称《四声猿》，分别叙写弥衡击鼓骂曹，花木兰从军，女子扮男装中状元等轶事。传奇兴起后，杂剧逐渐衰落。徐渭的剧作品可视为明代杂剧的代表。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

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

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又可概分为五类﹐即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和公案小说等。

《红楼梦》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作者曹沾﹐号雪芹﹐满洲正白旗人。曹家曾三代居江宁织造任﹐后因事被抄而家道衰落。该书以曹家生活为原型﹐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为主要线索﹐描写了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反映出进入末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崩溃结局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红楼梦》情节缜密﹐细节真实﹐语言优美。作者善於刻画人物﹐塑造出许多富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像﹐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但曹雪芹只写完《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今通行本後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所续。

除《红楼梦》外﹐比较著名的清代长篇小说还有《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镜花缘》﹑《雷峰塔传奇》等。话本小说则有《醉醒石》﹑《五色石》等。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则是白话短篇小说艺术成就的代表。

第五篇：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人民要论）

王明生

《 人民日报 》（2016年12月28日

07 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中国道路）以其高远的价值追求、开放的世界胸怀、包容的文化视野、成功的伟大实践，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中国道路还打破西方发展模式主导世界发展的垄断格局，走出西方“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发展模式窠臼，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国家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应尊重多样性、尊重选择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枷锁、获得了独立，但西方国家通过建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中心论”等话语霸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裹挟进西方体系，继续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链条上薄弱且被动的一环。尤其是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格局出现新变化，西方国家似乎不战而胜。这不仅巩固了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而且将西方话语霸权推至顶峰，有人甚至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现代化发展道路预言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一个国家究竟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终要靠事实说话，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作出选择。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实现从一穷二白到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跨越，实现从物资极度匮乏、产业百废待兴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全球制造基地的跨越，实现从贫穷落后到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跨越。历史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大跨越和大进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的中国道路作出了最生动的诠释。中国道路的成功意味着西方“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说明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

中国道路的成功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世界上既没有唯一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自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与实践，是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中国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是一条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和内在规律。

中国道路提供了人类实现和平发展的新模式

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在实现自身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还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践行不争霸、不称霸、不结盟、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庄严承诺，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建设，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尊重其他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促进各国普遍发展繁荣。这些都与西方一些国家通过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实现发展的老路子根本不同。

纵观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暴力”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主旋律。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西方大国崛起之门，也打开了西方殖民扩张的潘多拉魔盒。工业革命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为抢夺市场、瓜分世界和获取霸权地位，新旧殖民主义者的矛盾不断激化，以致引发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不能再以赤裸裸的方式进行殖民掠夺，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国际“游戏规则”仍然主要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旗号，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念，甚至直接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美国学者亨廷顿直截了当地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历史上，西方穷兵黩武式的发展道路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国强必霸”的“自然”意识。中国道路的成功，走出了一条能够跳出西方霸权冲突历史周期率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发展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中国道路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面对中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就会成为其他国家的一种威胁。对此，习近平同志作出了明确回应：中国繁荣昌盛是趋势所在，但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身，又是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所需条件的深刻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文化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走出了传统“国强必霸”大国崛起模式的窠臼，是中国根据时代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它既为中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营造了有利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利益；又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范例。

中国道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将对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中国道路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实例”。

20世纪中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懈努力，陆续摆脱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随后，现代化建设成为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发展道路问题。选择发展道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复制移植、照搬照抄；另一种是独立探索、合理借鉴。一些发 4 展中国家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所吸引，试图通过模仿复制快速发展起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道路给这些忽略了本国国情的国家带来了经济畸形发展、社会矛盾凸显、政局动荡不安等诸多灾难性后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合理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

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曾经站在大致相同的发展起点上，但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得到的结果可谓天壤之别：中国道路使中国发展成就辉煌，而西方道路则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尤其是在拉美新自由主义政策破产、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世界形势下，中国不仅经受住了各种危机和困难的考验，而且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因此备受世界关注。很多发展中国家从事实中认识到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发现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优势和潜力，体会到了中国经验的宝贵价值，因此更加注重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加注重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

其实，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逻辑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是相似的，都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历史使命。在发展目标上，中国梦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都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道路的成功使中国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能够为具有相似国情、相似命运和共同使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实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它不仅彻底洗刷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根本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重塑了中国的世界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扩大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中国道路使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体现着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和不懈探索，是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