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Sample Email Request for Informational Interview
Dear Mr.Martin,Laura Neal, Industry Specialist at the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Career Center provided me with your email address.As a college senior studying photography and digital art seeking to learn more about careers in this field, she thought you might be able to provide me with useful information.If you are able to find time, I would like to meet with you in person for 20 minutes to interview you about your career.Thank you for considering my request.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I am currently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majoring in Criminal Justice.A colleague of mine, Desiree Cabinte, who previously worked for your Law Firm as an Office Clerk, suggested I contact you to conduct an informational interview.My passion and desire is to become a business law attorney, such as yourself.Ms.Cabinte, mentioned that you are an excellent business law attorney that could provide me with great insight about the field.Currently, I am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different professional law schools.Your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 in business law will be invaluable to me as I pursue my career in law.At your convenience, I would like to schedule a 20–25 minute informational meeting with you.The purpose of the meeting is to gathe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at will better assist me with my career decisions.I will contact you by telephone on April 26th to see if we can schedule a meeting.Thank you for considering my request, and I hope we can spend some productive time together in the near future.Sincerely,Sincerely,Tomas Li
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
沃夫對於當今匯率問題的觀點，在他的「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一書，明顯承繼自葛林斯潘，但其實是
倒因為果。
出口導向的新興國家政策，並不是新興國家自然生出來的，而是美國人製造出來的經濟生態。其根由可遠
溯至二戰後經濟迅猛發展所導致的工資提高，通膨壓力。美國尋求壓低成本的替代方案，才向外尋求低工
資國家的勞務，一開始是戰敗的德國、日本，再來是亞洲四小龍，再來是中國、印度。當這些新興國家的出口政策對美國人有利的時候，美國人大吹這是「全球化」的好處。等到美國人享受完了，外債過高了，葛林斯潘就製造出一個新的理論：「美國經常帳的龐大赤字，是因為新興國家壓低匯率搞出口導向的政策
作怪」
受美國人誘導也罷，作怪也罷，美國人的反擊一律是壓迫對手國升高其本國幣值，沖銷負債，誘導出口。
這在過去對付戰敗國德國、日本，及冷戰時期的附庸國四小龍，是無往不利的。然而美國的經常帳赤字跟
負債有減少嗎？並沒有！可見美國人自己不解決內部問題，這個問題是不會有減緩的一天的。中國、印度從社會主義經濟轉搭出口導向的班車，依靠亞當斯密國際分工的理論，用人民的青春血汗換來
了龐大的外匯存底。現在美國的大棒要故技重施，又開始大吹新興國家應該擴大內需。然而中國的社會機
制、經濟體系，要製造出美國等級的消費市場，豈是三年五載之功。粗看上海北京的消費水準似不輸歐美
大城。其實不然！中國要多久才能創造出一支產值數十億美金的美國大聯盟球隊？中國電影怎麼製造出一
個好萊塢產值？中國人民要怎麼負擔美國式醫藥支出？從這些簡單的問題就可以想見美國式的社會資源、資本運作方式，共產黨能學到吸引外資蓋工廠，卻學不來怎麼教人民過生活！因為這不是政府教出來的，共產黨的政策、制度也沒有辦法去學、生出這些東西。中國這條大牛固然難走回頭路，但十年都難見其功
。則所謂匯率問題的調整，既不能徹底解決貿易失衡，也不能化解強權爭霸的交鋒，充其量，只是自尼克
森以來美國政客找來的代罪羔羊。力量的交鋒，不是最終撕破臉，不然就得妥協。美國人是失業嚴重，日
子不好過，但還不到民不聊生，這個壓力需要宣洩，但還不到全面貿易大戰的地步。對中國雖然不像對戰
敗國德國、日本可頤指氣使，但中國既然向右轉，這個慣性已經是在美國佈局的經濟生態底下，美國經濟
收縮，中國也難避其禍。各退一步，再思良策，必定是雙方主政者當前不得不走的路。至於長期發展，中
國要脫出這個鳥籠（脫出陳雲社會主義的鳥籠，可還有一個更大的鳥籠，從來沒有真正自由放任的市場經
濟，這下鄧小平的傳人總該明白了！），還是只得接受美國人的指導擴大內需市場，內需市場的擴大，必
定會伴隨社會、政治制度的重大改變，這是經濟政治的鐵律，東亞的台灣、韓國、拉美的獨裁政權都在美
國人的經濟生態下一一改變，中國能例外嗎？這恐怕才是共產黨左右為難的一關！
有关“全球不平衡”的辩论已经“回到未来”。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提议为经常账户余额设定指标，这让我们回想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极力关注的事情。代表英国出席会议的凯恩斯执着的辩称，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之间的不对称调整存在种种危险。美国这个当时全球最主要的盈余国家，断然拒绝了要求建立一种对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双方施加压力的机制的呼吁。今天，美国站在相反的立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希望中国未来不再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提高生产率，还要有经历一场技术性的转型。中国需要寻找提升中国经济生产率的另一个渠道，不能再仰赖农民工。而且，将来可以以民营经济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主力。
如果能把投资占GDP的比重维持在20%－30%的水平，中国将仍然处在比较安全的状态。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要提高消费，这才是一种比较正确的发展路线。如何来提高消费呢？由于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在提到，所以必须要找到能刺激居民消费的有关经济措施，通过政策来扶持和提升居民消费欲望，这样的政策转型是必需的。
沃尔夫说的都对，但没有抓住核心。中国经济的核心风险，从来而且今后长时期内仍然是：就业。
为什么中国生产率提高面临瓶颈？因为人比技术、设备便宜。而人便宜来源于人口多造成的就业压力；同样，为什么中国迟迟无法转向消费驱动结构？因为人比物便宜；为什么投资占很大比重？为什么环境无法改善？为什么无法进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和农业产业化？以至于为什么无法民主化？背后的核心原因只有一个：人口巨大带来的就业压力。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农业起义最多的国家。农民起义的支撑力量就是流民，也就是失业农民。而流民的形成，一是天灾、战争，一是土地过于集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提高生产率的集约化。中国早在宋明时期，在经济、金融、技术、知识分子的“士精神”等各方面，都出现了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条件，之所以没有出现转化，很多学者归因于外族入侵，而根本原因，还是人口庞大造成的就业压力。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根本没有可比性。美国始终处于劳动力短缺状态，这是美国企业家不断进行生产率创新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工资高，消费驱动，没有革命，医疗改革难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中美之间的这个根本差别，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要认真向美国学习，一方面不可能照搬美国。
举一个例子。很多海归派经济学家和教条派经济学家都筒单地主张土地私有化，但他们不知道，土地是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如果没有这道屏障，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农民工就会转化为流民，农民也会由眼前的利益驱动卖掉土地而转为流民，社会风险极其巨大。中国农业必须走集约化道路，但在土地产权上，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需要非常慎重，需要走一条不同的路，需要过渡，需要与社会保障的发展相结合，相适应。
人口压力，就业压力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也是中国发展的最大机遇，它要求中国发展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它要求中国的发展要更公平，更节约，更渐进，更少危机与波动，也就是更科学和更和谐。而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正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最大课题和最大机遇。
沃尔夫所说的6个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但不是转型的切入点，中国必须找到能够平衡就业风险和实现6个目标（而不是6个风险）的切入点和可行路径，在这个方面，中国无法指望在外部观察中国的外国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要求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教条主义的经济学家曾经对引入经济学，引导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他们社会地位崇高的原因。但他们同时对中国经济带来的问题被忽略了，他们自己也成了一些学阀，学霸，不深入研究，张口就说，这种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打倒经济学教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实践检验真理，才能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
中国国民在基本人权意义上所遭遇的、对生存和发展的攻击，并非只来自来权势和贪腐化的政府，同时也来自血汗化和信奉资本原始积累理念的名声不好的私人资本。这两个在利益分争上看上去水火不容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国民基本人权的剥夺上却是出奇地一致。这一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得到了再明确不过的证明。——一项分明可以给现实民生的提高、更或国家、民族和全球带来好处的货币政策，却被危言耸听成“失业”和“国家经济崩溃”。——这才是当前和今后中国社会真正面对的危机。民主国家，对以浙商为代表的、已经政治化了的中国民企，以及为此不断炮制荒谬言论的“可疑”人物表现出的“热情”，是天真而危险的。这不过是讲给一个没有从左面坑里爬上来的人，再跌到右面的坑里就能爬上来的诡言。中国唯有全面彻底的政治改革，还原真正的产权关系，非此，80%的国民将无可避免此走向贫困。
那些歇斯底里者随后补充称，美联储不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削减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以避免过度的货币扩张。这也是一派胡言。如果经济已经起飞，一切都轻而易举。实际上，美联储在去年7月份提交国会的货币报告中，已精确地阐释了自己将如何去做。如果出现最糟糕的情况，美联储只须提高准备金率。既然许多批评者信任拥有100%准备金率的银行，他们为何要反对朝着这个方向的举措呢？
现在转到美联储有意让美元走软的说法。任何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美联储的使命中不包括美元的外部价值。自2000年1月以来，各国累积的外汇储备增长了6.8万亿美元（大多是以美元的形式），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都是成年人。最明显的例子是，不仅没人要求中国积累2.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相反，许多人还强烈要求中国不要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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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有道理，但有点强盗逻辑的味道。上帝欲让人毁灭，必先令其疯狂。美联储从职责和义务上讲是对的，因为它是为了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反对美联储购买6000亿美国国债的国家是错的，因为他们是为了自己。美国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为了提振经济，增加就业是合理的；中国是不值得同情的，因为中国是为了保障经济的平稳增长，保障社会稳定，虽然合理，但是为了自己，是自私的，即便中国的经济稳定对世界经济有贡献也不应该值得同情。美元是美国的，所以美元政策为了美国，别人不能有异议；人民币是中国的，人民币政策是“世界的”，如果为了自己的发展就应该受到指责。美国政府如果不在意美元是否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存在，那就赞成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吧！可能吗？即便奥巴马自己愿意，也没有几个美国人会同意他这样做。还是少说点谁对谁错，多做点能解决问题的事儿。------------------------------
文章写得比较好，虽然很多地方不正确，补充一些个人看法：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完全，无论是美联储还是奥巴马说得都十分明白，包括QE2在内的政策核心是就业和通胀（通缩），换而言之，是美国经济。至于美元贬值，新兴市场通胀等，是属于短期的外溢效应（或间接伤害）。如果中长期内，美国经济能够快速恢复，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因此，关键在于第三个问题，这些批评真得是荒谬的吗？对于第一条批评，马丁•沃尔夫提出银行不再借贷时，美联储注如更多流动性理所当然。但正如美国“破产重组之王”威尔伯•罗斯所说的：美国的银行已有1万亿美元的超额准备金了，他们依然没有将这些钱借出去。你再给他们几千亿美金，他们就会借钱出去？或者说，美联储的QE2诊治到信贷萎缩的根源了吗？对于第二条，马丁•沃尔夫的“如果经济已经起飞”更是有点搞笑。众所周知，美欧的去杠杆化过程将是而且只能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没有三五年很难见到明显效果，美国快速增长而且庞大的债务开支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中国或许的确不值得同情，中国的发展
模式已近走到了极端，美国与中国应该为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负上主要责任。但我们正在转型，正在努力调整经济发展结构。美国正在做什么？印刷美元让世界承担他们的错误而自己不做任何改变吗？在我看来，美联储的“开闸放水”可以理解，但并非明知，更非最佳选择，充其量算一个中策。至于最具投机性的大宗商品市场，政府的安抚效果能有几多效果十分怀疑，但市场自有其自身规律与调节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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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例如，就货币政策而言，美中之间可能出现暂时的僵局：前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行美元，而后者作为对策，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行人民币以购买美元。这种斗争的“胜利者”可能是受通胀影响较晚的一方。但此类“汇率战”肯定是场悲剧，包括对汇率相对灵活的无辜国家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肯定有比这更好的方式。的确，这种方式显然存在：一个均衡的中期调整计划。首尔峰会可能没有让该计划更进一步，但前进的路线图已经明确。各国领导人应该明白，沿着这条路快速前进符合自身利益。
It is far better to engage in a serious discussion of the path to adjustment than end up with such a battle for markets in a world of excess supply.政客有几个笨蛋？应该没有几个。家庭企业等私人部门的开支减少，根本原因应该在于收入的减少。既然解决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美国以外的购买力，那盈余国家是否可以考虑把购买美国国债的钱，用于购买美国的产品呢？当然可以。但话容易讲，事不容易做。美国愿意输出自己的“优势”，换回经济的复苏和健康发展吗？有点难。“盈余国家”愿意用钱买美国愿意出口的，但自己不需要的产品吗？也有点难。政客们和经济学家还是两码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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