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力反腐的外溢效应：西方理论到了中国都“失灵[共五篇]

第一篇：中国强力反腐的外溢效应：西方理论到了中国都“失灵

中国强力反腐的外溢效应：西方理论到了中国都“失灵”

2014-8-05

随着“你懂的”变成***，相信再没有人怀疑中共的反腐决心和毅力。

中国反腐的外溢效应

正如中国的崛起一样，这一场空前无比的反腐同样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

首先是中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更加稳固和增强。中国传统上，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执政绩效的基础之上。所以反腐败在中国才会上升到政治安全的高度。

其次，这场反腐尽显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也同样向世界展现了中共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的生命力。长久以来，不少海外汉学家和自由派人士，否定中国制度的一个理由是所谓的人才逆向淘汰。美国学者裴敏欣十八大前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阐述：中共为什么无法选择优秀的领导人。显然，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不到两年的表现，是对这些理论最好的回应。

外媒关注中国反腐，图为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29日对***案的报道

第三，拥有稳固合法性的中共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内外矛盾和冲突。从国内的角度讲，在中国改革进入所谓的深水区后，改革将会加速和深化，改革面临的难点和瓶颈也将会被突破。对外，一个更加团结、政治更加稳定的中国也将同样震撼和中国有领土冲突的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对于努力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美国，也同样是一个清晰的信号。第四，反腐也让公务员这个一度令人羡慕的职业开始日渐失去光环。不仅国考人数大幅下降，更出现了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另一波公务员下海潮。这一溢出效应效果如何，现在还难下定论。从积极的一面看，人才有了更多的选项，而更多的领域特别是商业领域也将拥有更多优秀人才。重官轻商一向是中国的传统，在市场经济下，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这或许有助于人才的合理分配，有助于人才的纵向、横向流动。从消极的一面看，一向以吸纳了全国最优秀人才而着称的公务员队伍，恐怕将难再现昔日的盛景，其治理能力难免会受到影响。

最后，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下行阶段的到来，海外一片唱衰中国之声。甚至不少学者充当起了算命者，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到十五年崩溃。其理由竟然是苏联共产党执政极限是75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71年，中国不可能打破这个极限。如此逻辑和推理，可见西方这些汉学家的学术水准，他们的学术被主观的立场所绑架。现在随着徐才厚、***等超级大老虎的落马，这些人的学术成果又必将成为世人的笑柄。

中国腐败的成因

***的落马，让笔者一下想到了曾任职于哈佛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就在此前，他曾信心满满地说为什么看好印度、看衰中国。因为印度民间可以成立“我行贿了”网站，揭露印度的腐败。而在中国却行不通。可是黄亚生先生不知为何忽视或者回避一个事实：今天的印度远远比中国腐败（据德国“透明国际”组织历年腐败排名）。我还真期待黄亚生先生给出一个解释：何以一个既民主又司法独立，还有新闻自由，民间还可以建立“我行贿了”网站的国家，远远比中国腐败？

确实，根据西方的理论，只要不是多党竞选的社会，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将无法治理腐败。看来中国又一次挑战了西方的理论。

其实，西方太多的理论拿到中国后都出现了显着的失灵现象。比如它们声称市场经济只能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兼容。但邓小平就不信这个邪，认为市场和计划都不过是手段而已。结果三十多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表现居然还优于西方。当然，昔日的印度也不信这个邪，在“民主制度”下搞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

不仅中国的反腐败挑战了西方的理论，中国的腐败也同样挑战了西方的理论。西方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可是中国三十

多年来，腐败一直很严重，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一直很高速。尤其特别的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腐败越是严重，查处的官员越是众多。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着《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不由令人想起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支持西方的学者们不断向世人重复一个词：创造性破坏。这大概和发展性腐败有一拼吧。

然而解读中国的腐败，不仅需要放眼人类共同的发展历史，还要回视自身的特殊因素。确实，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在经济起飞阶段，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十九世纪下半页的美国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制充斥着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参选各方都需要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贿赂、舞弊。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魏德安的结论则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似乎更类似于镀金时代的美国”。针对中国，还有更奇特的结论。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题为《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的署名文章。文章引述经济学家卡洛斯·拉米雷斯的研究成果称，剔除通货膨胀和物价差异，中国目前腐败程度可能跟同一发展阶段的美国差不多。按2005年的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在两国人均收入2800美元时（中国1996年，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腐败程度达到中国的七到九倍；到两国人均收入7500美元时（中国

2009年，美国1928年），两国腐败程度大致相当。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的成本增加，同时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败终于被控制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令腐败绝迹。

事实上，腐败的根源在贫困。根据“透明国际”的排名，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国家越贫穷就越腐败，廉洁国家都是富裕国家，这和制度无关。不管是廉洁还是腐败国家的行列中，什么制度的国家都存在。

这个结论同样可以解释中国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一直处于提升状态，这和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态势是一致的。这同样也是为什么“透明国际”认为中国是这个排名发布以来进步最快的国家。

然而除了腐败的共性因素，中国则还有其特殊性：超大规模和文化。

看一下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富裕国家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人口要么只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之所以如此，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拥有十三亿人的超大型国家，而且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排名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仅次于巴西。从中也可见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放大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诉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这一点，如果观察一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体，但贿选却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导致的。

可以说，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是中国产生腐败的三大根本原因。

中国有效反腐的原因

在西方看来，中国是一个非民主国家，然而却能够有效的打击腐败，其表现甚至远远优于很多民主国家，实在无法理解，可谓又一次挑战了西方的定律。大家可能还记得新兴民主国家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就非常羡慕中国的反腐败能力，认为中国可以将罪犯绳之以法，而乌克兰只能清谈，束手无策。

中国能够有效反腐，首先要归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即“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和“天命”理论。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如果看一下中国政治发展史，这个理念一直是主线。反观西方政治学史，强调的是国体、政体的划分，何人执政，主权在谁以及三权分立、制衡等等。

西方之所以要三权分立，要实行民主，是和专制为祸之烈有关。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的政治现象，则和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有关。中国没有产生，是因为没有必要。东西方分别有写给帝王如何执政的专着。中国的《资治通鉴》强调的是吸取历代教训，更好的治理国家，如何赢得人民的爱戴。而西方的《君主论》则是注重的帝王之术，其名言是令人恐惧胜过令人爱戴。东西方政治传统的区别可以从这两本书得到充分的表现。

有许多学者把西方的道路视为普世价值，显然没有看到西方出现这种政治现象和发展的背景。

此外，这一轮反腐的深度和广度远胜于往昔，其原因有二。一是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周期、结构调整期以及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期。此时的中国社会对腐败的不满更为强烈，更难以接受。也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中国的政治稳定。二是中国今天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阶段，发展和效率已经不是最为迫切的。相反公平、公正和消除社会消极现象已成为现阶段的首要任务。而且反腐败虽有成本，现在的中国已完全可以承受这样的成本。

随着***的落马，西方又开始解读中国的反腐败能走多远以及反腐前景。且不管西方这种瞎人摸象式的解读，我本人还是非常乐观。这不仅仅是由于此次反腐令人意外的“刑上常委”，更是由于中共本身对反腐败的清醒认识。主导此轮反腐败的常委王歧山，在行动之初就已经声明先治标，再治本，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而治标的方法就在即将举行的四中全会上。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轴的全会。显然，中国不仅有反腐败的决心、能力和清醒的判断，更有正确的反腐之路。

第二篇：邱振中关于中国书法在西方传播的若干问题

邱振中:关于中国书法在西方传播的若干问题

中国书法以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与汉语的共生、变化无穷而又精妙人微的图像系统、典型的意义生成机制等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成为激发人们思想与灵感的源泉。

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完备的信息社会中，任何民族的优秀传统都不只是一个民族的财富，例如中国书法，它必然要传播到世界，在人们的关心和培育下，最终成为全人类的传统。然而，文化的传播又是极为复杂的现象，它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同时还需要耐心——某些领域便需要若干世纪默默的耕耘。像书法这样一种与汉语言深深契合的艺术，可以说，对它的把握便是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把握，对于今天的中国学者来说，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更不用说处于另一文化中的人们了。

谈到西方人与书法的关系，我总忘不了贡布里希讲过的一件事。一位妇女问韦利(Arthur Waley)，学会欣赏中国的草书要多长时间，韦利说：“500年”。【1】（注：《贡布里希论杰作的产生及其验证》，列勃编译，《新美术》1985-4。）不过，书法的魅力似乎使人忘记了种种困难，只要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书法，总会有人不辞辛劳，投身于此。例如到中国学习美术的留学生，许多人最后都要求改学书法，他们凭本能察觉到，书法能给他们带来自身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1998年12月，我随中国书法代表团访问法国，参加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的有关活动，出席《中国书法国际讨论会》，与一批研究中国书法的欧美学者进行了交流。欧美学者为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这些，对于中国学者、艺术家思考中国书法的传播，以至我们自己如何深入中国书法，或许有所助益。

当然，这里我谈的主要是书法在西方的传播，书法在亚洲的传播，情况有所不同。

巴黎第三大学自1968年起开设书法课——此为法国大学中第一次开设书法课程，每年注册的学生在10—20人之间。此后，开设书法课的学校渐多，但规模与此相近。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书法班，最盛时巴黎有十几个书法班同时招生。这次中国书法代表团路过里昂附近的罗纳尔市，参加了一次罗纳尔法中友协“汉语—书法学习班”的活动。罗纳尔是个很小的城市，但那天参加活动的有100多人，其中包括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们，还有不少孩子。我与一位工程师、一位幼儿园教师、一位退休飞机驾驶员进行了交谈，他们对书法的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这次《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一个月的展期结束后，还应观众要求延长了两个月，参观人数估计接近7万。——据此，对法国关心中国书法的人数不难有个大略的估计：参与过书法训练的大约有数千人，关心中国书法，并多少有一些了解的，大有10万以上。此外，赴中国留学学习书法的留学生近十10人，归国后部分人继续从事书法研究、创作和教学工作。法国是中国书法在欧洲传播最好的地区之一。欧洲大部分地区没有有组织的书法活动，参与的人数也极少。

欧洲有影响的中国书法研究者有10位左右，重要论文与著作10余种。（注：据熊秉明先生和幽兰女士所提供的材料。）

美国因为开设中国文化类课程的大学较多，有关系科通常会请人上几节书法课，加上在美国生活的中国留学生、艺术家不少，美国人接触中国书法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早在80年代末期，便有人类学专业的美国学生把中国书法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此外，大学中有关中国文化的系科，有时会请懂一点书法的人们作作讲座；各大学和美术馆、博物馆中，亦有少量专业人员在进行研究，研究涉及著录、考证、文化史等领域，但是这些信息通常无法化作有关鉴赏的知识，传递给一般公众，当美国观众面对弗利尔美术馆的中国书法常设陈列时，仍然是一片茫然。（注：[美]安明远(S.D.Allee)《佛利尔博物馆所藏中国书法——藏品总览及中国书法的大众普及》。《中国书法国际讨论会》，1998，巴黎。）此外，中国的传播者也不断给对方带去错误的信息，例如电视报道，中国某公司在美国凤凰城斥资建一“文化城”，开幕式上，主办者请了一批人去宣传中国文化，进行书法表演的是一位左右开弓的“书法家”，他两手各拿一支毛笔，同时书写一样的文字，右手正，左手反。这与其说是传播中国文化，还不如说是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设置障碍。

以上材料，大致可以说明中国书法在西方传播的现状。

尽管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和创作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但在这个圈子之外，我们却见到上层知识界对中国书法出色的见解。贡布里希曾说过，书法在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与西方文化中音乐所起的作用相似。（注：《贡布里希论杰作的产生及其验证》，列勃编译，《新美术》1985-4。）伯克利加州大学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教授为西方有重要影响的美术史家，他把中国朋友送他的一幅草书挂在书房中，日夕相对。他说：“我向来歆慕中国，尤其是歆慕她的书法传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便是：这个传统赋予了中国文化一种深刻的特质，我愿称之为一种介于人人都具备的言语与视觉文化之间的‘中介语汇’(middle term)。甚至通过译文，我们西方艺术史家依然能够体会到中国的古典艺术批评缜密细腻、平稳连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中介语汇’的存在。”（注：[美]巴克桑德尔《意图的模式》，第168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我们已经注意到书法图式与语言发生学上的联系，以及书法与语言在发展中相互依存、制约的关系，也注意到书法批评中感觉与陈述的结构，但所有研究都立足于古代陈述与现代陈述的比较，（注：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重庆出版社,1993。）然而巴克桑德尔补充了另一面：相对于西方古代陈述，中国古代关于艺术的陈述由于书法的存在而显示出自己的特点。这里我们已经预感到，即使是书法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课题，西方学者同样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法国总统希拉克为《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的题词表现出他对中国书法深刻的感悟。他没有用法国专家为他拟好的文稿，而是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中国，书法乃艺中之艺。祖祖辈辈，她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世纪更迭，她代代传沿不息，在崇尚传统的同时，大胆创新。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我们画与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尚鲜为认知，她既使人惊诧，也使人着迷。我祝愿这个我们即将有幸观赏的中国的精彩展出，能使法国观众得以切近这门如此独特的艺术，并从中领略生发于动作之精与笔画之雅的快意。（注：《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作品集》，青岛出版社，1998。）

巴克桑德尔与希拉克的思想无疑出自个人的颖悟，但其中亦含有长期以来书法传播者和中国文化传播者所播散的影响。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关注，会在一种文化的内部缓慢地生长，然而一种文化要对另一种文化产生大影响，一定是出自另一种文化内部变革的需要，出自它迫切地向外部寻求借鉴的需要。如日本绘画对20世纪未欧洲绘画的影响、50年代日本现代书法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都是西方恰逢变动的关头，亟须寻找一新的支点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转变。这种情况不是传播者能够左右的。

今天，西方一小批敏感的知识者已经察觉到中国书法对于创作的意义，但对于整个西方文化而言，它还只是一种酝酿中的、潜在的需求。——50年代书法对西方美术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抽象表现主义的创作中，通过这些创作，对笔触书写意味的敏感已融入西方自身的艺术传统中，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从这些创作中即可获得有关的灵感，因此，今天西方的知识界和艺术界对中国书法的关心，除了对书法本源的关注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学术、艺术上的诉求。> 西方学者在观看展览时，明确表示希望看到中国艺术家富有新意的作品，看到我们带去的一批与书法有关的现代水墨作品（非“大展”作品），海德堡大学雷(Lothar Ledderose)教授说：“21世纪的书法作品。看到这些作品，感到中国书法有前途，对中国书法有信心。”比利时皇家美术馆东方部主任史蒙年(J.M.Simonet)先生指着其中一件作品说：“博物馆级的作品。”法国语言与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幽兰(Yolaine Escande)女士说：“西方当代艺术不能使我满足，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了。希望看到中国书法艺术家的新作，他们应该给世界艺术带来希望。”

他们的这些反映，确切地传达出一种信息：他们关心中国书法的终极目的，是给他们的文化注入活力。幽兰女士还写到：“不少欧洲年轻艺术家因中国书法而获得新灵感”，他们“转向中国书法，俾汲取西方传统所缺乏之作法、形状及与宇宙之新关系”；此外，“因文人传统非他们所属，故不受束缚，且对此传统所给予的新启示更加敏感”。（注：[法]幽兰《中国现代书法在西方》，《美术观察》1999-7。）

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对自身传统不断深入的认识和解说。如果强调自己已在传统中，从而怀有优越感，并放弃对传统的深究，这实际上承认自己只是传统的一个被动的载体，河川中一小股被裹挟的水流。你并不理解河川，更不可能帮助河川以外的人们真正理解河川。

中国学者、中国艺术家的困难在于怎样找到不断深入传统的道路。其障碍，首先是对自己深入程度的认识。

当我们仅仅以继承人的身份介入传统时，对传统感悟、认识的浅薄之处被忽视，而且出自人类固有的弱点，我们会对这一点有意无意地加以掩饰。然而，传播所要求的可陈述性以及对“道理”的追究，将迫使我们正视自身的缺欠。

认识自己的传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么有把握。例如徐复观先生，他是一位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对中国艺术也有极大的兴趣，著有《中国艺术精神》一书，讨论中国艺术的含蕴和某些重要性质。然而，他认为中国书法缺少精神上的蕴涵，至多是在技巧上为中国艺术作了一些准备。（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联想到巴克桑德尔、希拉克等人，他们对中国书法意义的判断，恐怕还要略胜一筹。如果巴氏和希氏的见解有道理，即中国书法中确实蕴涵了中国文化特异的质，那么徐氏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必然有重要的缺失。这里并不是对徐复观先生的非难，而是证明深入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书法之难，关切、沉迷、思考，都不能保证深入到事物的核心，更不用说不断地深入！不断地深入尤其困难，它要求对常识的警惕，对自己思想严苛的反思，对所获得的结论无休止的批判。批判需要高度的敏感加上严格的现代思维训练。

对书法不断深入的解说，几乎反映了对中国文化进行现代解说的全部问题。

中国学者对传统的阐释，一般都在题材含义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也就是说，仅仅在有关文献中搜寻概念或范畴内涵形成的踪迹，这是在传统内部一个特定领域展开的工作。它仅仅涉及概念或范畴的使用，本质上还只是某一方面现象的清理，它无法对人们认识概念或范畴形成的深层原因有所帮助。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生学研究。希望由此而建立起传统与当代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现实的。（注：例如古代文论研究便非常重视范畴的“转换”，但似乎不曾找到“转换”的有效途径，参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哲学界近年的进展，如《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两种研究路线在书中都有反映。）应该对作为思考起点的现象进行严格的审核，对文献与自己思考中所使用的所有的词语进行严格的语言分析，同时对范畴发生与运用中的所有感觉及感觉方式、思维过程及其机制进行彻底的思考。这是异常细致、异常艰难的工作，但是不这样去做，便不能深入到语言、感觉的基础之下，并从那里开始形成我们新的认识。

把传统以及人们与传统的关系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客观的思考对象，是一种典型的非传统研究方式，但它又是深入认识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一项在传统的工作方式之外（相对于古典文献范围之内、主体感觉范围之内）进行的工作。例如形神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诠释古人对形神关系的陈述，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但是，如果我们把形、神这两个概念进行一番语言分析，不难发现，由于观察范围的不同，人们一直忽略了它们某些极为重要的性质。被人们笼庞地称为“神”的概念，可以分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层面：存在、感知和陈述。“神”的存在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如何判断“神”的存在，以及“神”的存在方式，缺少现代意义上的讨论，这是思考无法深入的重要原因；对“神”的感知，前人深知其难，然而对于论说者是否已经感知到作品之“神”以及感知的深度，却全无判断的办法，从前人、今人的著述中，我们每每发现一些值得怀疑的文字：人们似乎并未感知到“神”，却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神”——在“神”的感知方面我们有许多必须弥补的知识；对“神”的陈述问题就更复杂，它牵涉到中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哲学中的各种问题，其中不少问题还从未被提出讨论过。这是对“神”认识深化途径最简单的勾勒。“形”同样可以分成存在、感知、陈述三个层面来进行研究。“神”、“形”各层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造成神形复杂关系的由来。当“神”、“形”各层面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我们对神形关系的认识或许有大的改变。（注：参见邱振中《“神”居何所？——形神新论之一》（《新美术》1998-1）等。）在对书法传统的深入探究中，存在大量的这一类的问题。而此类问题的解决，才可能将我们对书法的认识切实地向前推进，才可能使历来被认为“不可说”的书法变为可以用现代语言加以解说的艺术，变为可以为整个人类所理解、所接受的艺术。

训练方法是书法传播中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一个离开中国文化氛围的环境中教授书法，“对帖临摹，长期沉潜”的传统方法很难取得好的效果；此外，西方的传播者不能及时得到中国有关书法教学的研究、出版信息，也无法从他们所获得的有限信息中挑选出所需要的出版物。如果能定期出版一份以书法传播为宗旨的“通讯”，及时介绍、评述书法研究、出版情况，将有力地推进书法传播事业。史蒙年先生对我说：“我们缺少书法教材。你有没有好的教材可以推荐？”我告诉他，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部新的技法教材。我们把所有技法分成166个练习，复杂的技法分成几个练习，然后再进行综合；每个练习有清晰的解说和明确的要求，学完这部教材的学生将掌握全部的基本技法。（注：邱振中《中国书法：技法的分析与训练》，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台湾）蕙风堂，1998；[韩国]梨花文化出版社，1999。）史蒙年先生非常兴奋：“太好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个新闻。”他的儿子是一位小提琴家。接着，他就与我谈起音乐技法教材与书法教材的区别。他们要求科学的教学思想，要求循序渐进，要求了解所以然，要求付出努力时得到可靠的收获——而这些同样是我们今天的教学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为传播而做的工作与我们自身的需要是完全吻合的，对传播的讨论，只不过为我们对传统的现代阐释增加了某些理由。传播并不是单纯的“输出”——像出口商品换取外汇那样，换取中国文化、中国艺术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那实在是一种极幼稚的算计。传播的根本目的，是我们自身的需要，是维持我们自身活力的需要。

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自有其运行机制和价值准则，它是一个自足的存在。然而，它对于当代文化的意义是未知的，需要去求索的，同时它自身也需要补充和更新——它并不容易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支点。到异邦文化中去碰撞、磨砺，并寻找发展的契机，是一种文化在传播中可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收获——尽管在传播的早期，这一点并不容易见出。

书法如果有朝一日成为人类的传统，它必然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不断生长的传统，而我们作为这一传统最初的持有者，为保持它的生机，保持它面对未来时无限的可能，无疑应该付出我们全部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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