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教授们爱不释手的书(大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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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分享教授们爱不释手的书

分享`教授们爱不释手的书

利用校报编辑的便利,策划了一期报纸,是关于读书的。看来在书报摊混过,还是脱不掉这样推荐书目的情结。采访到一些老教授博导们,看看他们最爱看啥书,供大家一乐吧.编者的话: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大师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最具魅力的标志。在我校,这些耕耘在教学和科研一线上的教授们最好地诠释了“格高志远,学贯中外”的真正内涵。孔子有云:“君子不器”,说的就是君子应该博学广识,如此才不会像器物一样,只能作有限目的之使用。而若要博学,惟有博览。本期的特别策划,我们邀请了部分深受同学们喜爱的教授与你分享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几本书,它们或是启发过他们心智、陶冶过他们性情,或是帮他们敲开了理想之门、引他们进入学术殿堂,或是令他们爱不释手、不分享与人而不快。分享阅读,传递精神,希望通过这期策划,那些刚刚迈入学术大门的莘莘学子能从为师者的言传身教和榜样力量中得到前进的动力。(以下排名按照姓氏笔画顺序)

卫茂平教授、德语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德语组副组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德语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

◆吴承恩《西游记》它上天入地,文字优美,启发了了我无穷的想象力。

◆钱彩《说岳全传》是一部以岳飞抗金故事为题材、带有某种历史演义色彩的英雄传奇小说。它讲了一个精忠报国的故事,一个武将的出众武艺和报国之心都令我钦佩。

◆卡夫卡《审判》 德语文学现代派代表性著作,它书写了一个二十世纪处境最艰难的人,引起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思考。

史志康 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英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莎士比亚研究”、“美国诗歌研究”以及“英汉、汉英翻译”。史教授认为文学和生活密不可分,人类文明的最后表现就是不仅物质生活优越,而且还能懂得过一种非常艺术的心智生活。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因为它用“烂漫的春天”“青春的盛装”“豪爽的慷慨”“香花的精华”“和谐的音乐”“慈爱的心肠”“全盛的紫罗兰”“夏季的绿苗”“水陆的奇珍”“画家的绝技”“善战的勇士”“悬在夜空中一颗宝石”“破晓时分的云雀”“圣洁哀悼的眼泪”“疗治心病的爱”“万古常青的诗章”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美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美”。

◆罗素《对幸福的征服》

因为它用最朴实的语言指出我们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观和错误的生活态度,指出了我们感到不幸福的种种原因,教给了我们获得幸福的种种方法,帮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愚蠢,慢慢学会“放弃”两字,因为许多时候幸福在于退一步而获得的海阔天空。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因为它告诉我们要摆脱人生中种种“骗局”,尽情享受人生的盛宴。懂得快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道理。

朱威烈 教授,阿拉伯语言文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上外中东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所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等职。朱教授认为看书应当贯通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既要有理论体系的构建又要关注深层次的核心价值观。

◆罗贯中《三国演义》

人们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三国演义》就是我少年时代最喜爱的书之一。一是因为它较为通俗易懂,二是因为它里面包含的智谋和忠诚。

◆泰戈尔《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游思集》等

同是东方作家,相较纪伯伦,我更偏爱泰戈尔的诗,因为他的诗不仅充满了东方的哲理,而且充满了人生的美好,显得更阳光、更大气。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曾认真做了笔记。克里斯朵夫的一生是充满了奋斗精神与自强不息的一生,整部作品塑造了一个今日的贝多芬的形象,并且语言充满着乐感和激情。

◆余邵鱼的《东周列国志》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讲述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它不仅是史家的经典,其中包含的诸多外交思想,至今仍然可以为我所用。

何兆熊 教授,英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为语用学。做学问和做人同样需要修养,这是何教授送给我们的一句话。◆Halliday&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onsman, 1976

这部书是文革结束后,在英语学院的资料室里,我接触到的第一本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就是这本书将我引入了语言学的大门。

◆《傅雷家书》

这是我80年代读到的一本书,至今记得当傅聪问父亲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钢琴家时,傅雷答要成为真正的钢琴家,要先成为真正的音乐家,要成为真正的音乐家,要先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而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要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束定芳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外国语》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研究领域主要为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及外语教学法等。

◆ Sampson, Schools of Linguistics: Competition and Evolution.London: Hutchinson 1980

以此系统了解现代西方语言学的重要发展过程。

◆ Lyons, Semantics(2 volu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虽然书名是语义学,但实际上涉及到了普通语言学的诸多重要课题,至今仍然没有类似的书可以超越它。

◆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London: Spokesman 1993

此书是我在英国访问期间的惊喜之遇,如果说前两本书是学习语言学绕不开的两本著作,那么这本则是我在研究领域之外读到的震撼之作。这是罗素在1920年至1921年来中国讲学后所著的一部书,是一个西方智者为一个孱弱的东方古国开出的药方。它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看待中国文化,却一反当时西方人把中国视为“东亚病夫”的藐视立场,对中国抱着同情、欣赏的态度。罗素认为中国应当学习西方技术并保留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深入分析了日、美、英同中国的关系,个中观点一针见血,80年后读之仍不过时。

李维屏 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被教育部授予“跨世纪优秀人才”。◆ Cleanth Brooks, Robert Penn Warren, Understanding poetry,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美国新批评派的代表作,美国英文系的经典教材。无论对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还是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同学来说都是一本极好的文学自修读物,仔细研读本书对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与审美能力大有裨益。

◆Cleanth Brooks, Robert Penn Warren, Understanding fic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本书是一本小说鉴赏集,Understanding Poetry的姊妹篇。书中对多篇风格、题材各异的小说进行了分析,对此书的阅读有助于研究生同学提高对小说的批评和赏析水平。

◆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本书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品之一”,通过阅读走进James Joyce的世界,从他一生的生活、创作轨迹中感悟多层次的熏陶与启迪。此外,本书作者的写作思路与风格也是一个宝贵的学习对象,值得同学们好好琢磨一下。

陆培勇 教授,阿拉伯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东方语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成员,校一级学术骨干,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阿拉伯语专业教学指导分会副主任委员。

◆钱钟书《钱钟书散文》

钱钟书先生是宁静致远、淡泊名利的典范,他的散文既有学术著作中论述的旁征博引和认识的博大精深,又有语言的风趣幽默和文笔的精炼简洁,书中那些深刻隽永的人生哲理至今令我受益。

◆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 巴金《家春秋》

之所以一起推荐这两部书,是因为它们有很多的相似性。一部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语作家所著,描述了处于革命前夕的埃及各阶层在历史文化转型期下的生存与斗争;一部是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在五四时期用一个大家庭的兴衰刻画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冲突。两个国家,两个时期,却有相似的命运与遭遇以及共同的觉醒与反抗。读这两本书,贵在对比性考察与研究。

◆孔子《论语》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全都在其中了,学习外语离不开深厚的本国文化底蕴,否则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张祖忻 教授,教育技术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外语电化教学》、《开放教育研究》等多本专业刊物编委。

◆《咬文嚼字》月刊,上海文化出版社主办、咬文嚼字杂志社编辑出版

研究生同学多翻翻这本小册子,可以培养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避免因语法和遣词造句上不必要的错误而降低论文质量。素质是全方位的,而专业精神往往体现在细节上,希望同学们从小处做起,养成良好的学术习惯。

◆Jamshid Gharajedaghi , Systems thinking : Managing chaos and complexity: a platform for designing business

如何在混沌中构建秩序、如何在复杂中把握整体,本书介绍了系统思维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同学们可以将其作为科普性读物来阅读,从中领略思维的魅力与力量,借鉴系统思维学会自我管理,做一个睿智的当代人。◆William F.Arens, Contemporary Advertising, Boston, Mass.: McGraw-Hill, 2006.电子资源-URL: http://www.xiexiebang.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London,1996

这是一本很系统地介绍方法论的书,改变了我做研究的一些思路,对我很有帮助。

梅德明 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部教材审定专家、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外语口译资格证书考试专家,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会议和商务口译考试专家。梅教授认为有三类书应当是必读的,一是哲学类,它可以锻炼人的思维,帮助树立世界观;二是国学类,它可以培养人的民族意识,形成一种文化认同;三是西方的思想批评,开阔人的视野,形成理论体系。

◆老子《道德经》

哲学可以锻炼人的思维,帮助树立世界观。作为哲学类的作品的必读书目,它实际上是一本讲世界观的书,可能有些人不太认同,但是它能提供给你很多的想法,老庄的作品都有这个性质。

◆罗贯中《三国演义》

文革时代得到的一本书,在那个贫乏的年代,拿到手中如获至宝、如饥似渴。

◆达尔文《物种起源》

因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标志着19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和人类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们,每个人看了都会耳目一新。

谢天振 教授,比较文学、翻译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中国翻译》编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会顾问,上海翻译家协会理论组组长,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翻译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主要为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

◆屠格涅夫《前夜》

四十多年前,在我还是上外俄语系的一名大二学生的时候,突然萌生了退学的念头,因为觉得简单乏味的语言学习与自己瑰丽的文学梦相差太远。于是我的老师倪波先生介绍给我了这本俄文原版的《前夜》,并每周都抽出一个晚上陪我读这本书。就是这本书让我爱上了俄国文学,了解了它的伟大与优美,并从此坚定了专业方向。

◆伽·谢列布里雅柯娃《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这本书算是文革时期一堆干巴巴的书中比较生动的一本,我记得它的附录中附了马克思对女儿十五个问题的回答。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最信奉的人生格言是什么。马克思答:始终如一。我记住了这句话,并一直坚持着自己对文学的执着和爱,因而今天才能在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领域有所成就。

◆《法国总统德斯坦传记》

这是文革时期一本在内部发行的图书,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一些段落。德斯坦说:“我自己是一个宿命论者,但我是一个积极的宿命论者。”命运就是人生的机会,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当机会出现时,要果断积极地去争取。我自己就是抓住了一个个机会从而改变命运的。

虞建华 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上外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外国语》、《译林》、《外语与翻译》杂志编委。

◆钱钟书《管锥篇》

这本书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钱钟书先生视野开阔,淡泊清醒,举重若轻。

◆余秋雨《文化苦旅》

虽然饱受争议,但是我个人很喜欢余秋雨的作品,因为他具有大文化的视野,以深沉的理念将人生的意义和自然之美统合在一起。

◆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它通过一个没有被堕落社会污染的天真无邪的孩子之眼,描画出南北战争后的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图景,是一幅杰出的美国社会生活风物图。

第二篇:我手书我心

我手书我心

当大一下半学期已过一半之时,我才从那种浑噩中走出来。每日都在匆忙中度过。但终究不知我的忙碌有着怎样的意义。生活没有规制的时候,时间会被碌碌无为占据大半,这便是一种大悲哀了。

曾矢志大学四年要为自己出一本小说的,但纷繁的现实是我无能为力。因为没有计划,没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时间表。每日用于写日记的时间往往被殁去。于笔墨之作的时间是少之又少。也许制定计划的习惯始于大学,偶尔看到旧友的一篇日志,大抵是言十周将过却始终浑噩度日之类的感言。心中有些淡淡的伤痛,这何尝又不是自己的境况?于是遂草草拟定一份计划表,生活便这样起航了。我有了可以用来记忆思想回首往事的时间。匆匆下笔捕捉那些将要遗忘的物事。荟灵湖

不知这片静谧的湖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动人的名字,大抵是荟萃灵动之意吧。进入这所大学,也许是每日皆可面对的缘故,对水的情愫也就少了许多,只是在明媚的午后校园中已是一片嘈杂时,偶去湖边坐坐看看那水中游动的精灵。至于清晨与黄昏,以及入夜时分它又是怎样一番景致我是不得而知的了,只能从想象的空间中搜寻它的影子。写至此我的思绪又一次飘回了文瀛湖,那是一个浸透了我的情思的地方,欣赏它的时节是在那个冬日的清晨,落满寒霜的石凳,侵骨的寒风,冰封的感情,孤傲的心,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清晰。

那是一个夜色初上的春日的夜晚,轻柔的风,带着几许淡淡的愁。不知觉间走到了那个似乎专属于情侣的亭子。而我却是一个独行者,有时想想孤身一人的感觉倒是不错的,少了许多无谓的烦恼,朋友告诉我恋爱是件极为无聊的事情,我默许。没有那份累赘我会走得更为轻灵,更为迅速。我一直在等候我的归人,也许时间是一天.一年抑或我的一生,距亭子不远处是一块巨石,那是我休憩之所在。跳上巨石我席地而坐,一个人静静的听来自大自然的物语。不知何时起风了,水面在昏黄的路灯下泛着昏黄的浪,我想起了那个黄昏,独自坐在黄河大堤上看那缓缓流动的泛着浊

浪的河水,星星点点的光亮,啁啾的飞鸟,河中心露出的浅滩,一幅再也难以找回的画卷。

吹动的波浪与巨石相撞发出柔和的响声,今夜无月沉寂在柔和的夜色中,渐渐睡去,我梦中的鸿雁带着一尺素书飞向了东北方。

泡桐

作此文时,心中的情感是极为纷繁而复杂的,按照拟定的计划是要去看c语言的而此时我的心却莫名其妙的狂乱起来,这一切似乎来得那么突然,不知是何缘故,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她。我不知道此夜此景为什么会夹杂一份没来由的思念,这种难言的情感充斥着我的思想。字迹开始变的扭曲而模糊,我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压抑着,它使我没有喘息的机会。

我的文字开始变得浊重抑或言:自从我学会做文章以来我的文字便带着厚重的意蕴,轻灵的文章我是做不来的芦苇

09年5月2号作于南昌

文宇肃然

第三篇: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趣事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武汉、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平津告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最后来到云南昆明黄土坡的大普吉村,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称“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三校师生分批返回平津,恢复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三校。在前后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师生与云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享誉海内外的教授们身上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颇耐人寻味。

校长夫人卖米糕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家的生活随着时局的动荡而愈发艰苦。当时,梅校长家有五个子女:梅祖彬、梅祖杉、梅祖彤、梅祖彦、梅祖芬,孩子们都在求学读书。梅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当时没有工作,全家都靠梅贻琦微薄的薪金来勉强糊口。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让丈夫一心科研和教育事业,韩咏华与赵瑞云及袁复礼的夫人、潘光旦的夫人合作,“研制”出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她们别出心裁,把这种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取抗战一定胜利之意,并用红糖浆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糕”的标签。起初,她们把米糕批发给昆明“冠生园”糕点铺寄卖,可这种“二道手”的生意利润不大。为了多赚些钱,夫人们分头行动,背着背篓,手提篮子直接在街上叫卖。有一次,一个身穿旗袍、手提精致小包的贵妇人前来买米糕。当她得知韩咏华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时,十分敬佩地说:“清华大学校长夫人卖米糕,真是了不起啊!今后,我要邀约更多的姐妹来买‘定胜糕’让抗战早日胜利。”打那以后,教授夫人们的生意还真红火了起来。

(在当时的情况下,夫人人积极的生活态度,不被困难所压倒让人钦佩)

“特殊屏障”隔不开患难真情

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一家安在黄土坡上的一处简陋的房屋中,可是即便这样的陋室还是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而倒塌,所幸一家人当时外出,躲过了一劫。失去了住的地方,华罗庚一家只好在野外当“山大王”。闻一多得知后,热情地邀请华罗庚一家到自己家中共居。当时,闻一多租住的屋房是昆明地区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谓“一颗印”就是当时昆明人形容一般平民百姓的住房像印章那样狭小的代名词。这套住房两层楼,楼下为炊房,堆放杂物,楼上住人。华家搬来后,闻一多腾出稍大一点的一间给华罗庚。由于中间没隔墙,生活上总有些不方便。闻一多只好挂几条花花绿绿的床单隔开。华罗庚幽默地对闻一多说:“闻兄,你在室内挂屏风,我们两家人好似住进宾馆了。”一席话,逗得两家人围在一起捧腹大笑。后来,华罗庚回到北京,当他得知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遭特务暗杀的消息后,悲伤地翻出当年的照片,痛哭不已。

教授当街卖画

1941年2月的一天夜晚,龙院村惠家大院的一间破旧小屋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物理学教授赵九章的二女儿诞生了。小女孩的降临为小屋平添了许多欢笑,也给这狭窄的陋室增添了杂乱。仅十来平方的小屋既是一家四口的居室,也是赵教授的书房。室外破旧的门柱上贴着赵教授亲笔书写的一副楹联:上联是“宁静致远”,下联是“淡泊明志”。生孩子原本是人世间一件大喜事,可赵教授却整天愁眉苦脸说啥也高兴不起来。战乱时期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衣衫破烂,生活上更是营养不良。赵教授看着孩子们日日受苦,心里很难过,最终他含泪卖掉了一幅家传珍宝——赵子长临摹的山水画。据说,赵子长是明永乐年间进士,曾任山西太原巡抚。有一次,他去五台山巡游,画下了这幅蓝天白云、白塔、汾河山水美景图,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全国解放后,赵教授曾为卖掉这幅祖传真迹而捶胸顿足:“我对不起祖先,我是罪人,罪人啊!”

教授黑夜遭劫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经常往返于城边的家和学校之间。那时,虽说通了公路,但他们仍无车可乘或没钱坐车,进城主要靠开动“双腿11路”。当时社会治安很乱,回来晚了还会遭遇土匪抢劫。1943年5月的一天傍晚,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就在路上遇到了抢劫。两个土匪不但抢走任教授的交通工具——一辆破烂自行车,而且还把他身边的财物洗劫一空。为了防止他呼救,土匪将任教授的双手反绑,口中塞上毛巾。土匪走后,任教授反绑着双手一步一滑地走回家中。夫人见状大吃一惊,忙将丈夫身上的绳子解开,取出口中的毛巾,急问出了什么事。任教授幽默地调侃说:“土匪是要钱不要命,我是要命不要钱。他们搜走了我身边的一块怀表和那辆破旧自行车,然后将我绑起扬长而去。试想,如果当时我这个文弱书生反抗,还有小命回来向夫人请安吗?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还望夫人发落。”妻子一听无奈地说:“都啥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娃娃头”杨振宁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时间,是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家最为困难时期。杨教授家的人口多,有5个孩子需要抚养、教育。那时,杨教授的大儿子杨振宁17岁,已经是西南联大学生,其他4个弟妹都还小。为减轻父亲的负担,杨振宁主动当起“娃娃头”。为鼓励弟妹们多念书,他制定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好书、认真完成作业、听母亲的话、帮忙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满三个黑点的继续罚做家务,星期天不准休息;满三个红点的会受到奖励,由杨振宁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看一场电影。这种“奖惩”办法还真见效,弟妹们从此乖乖听话,再也不敢打闹生事。由于杨振宁当“娃娃头”出了名,西南联大教授的孩子们都喜欢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更为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发明了一个简单的幻灯机,制成遭到飞机轰炸人们“四处逃难”“哭爹叫娘”等土电影,增加孩子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并没有使联大教授们意志消沉。在严谨而紧张的科学研究之余,体育、音乐、桥牌、舞会等活动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最爱。清华三所墙外有一个排球场,只要不下雨,几乎每天各室或各所之间都组织排球赛。场上男女混打,拉拉队喊声震天,分外热闹。无线电研究所在公用的图书馆内安装了一个柜式收音机和电动唱机,由爱好音乐的陈绍玲主持,经常举行唱片音乐会。除此之外,所内还组织歌咏队,不定期举办歌咏比赛,获奖者予以鼓励。所谓获奖,一无钞票二无物品,仅是手持一张书本大的奖状而已。每当圣诞节来临,教授们都要到附近山上采来松树枝,做成圣诞树挂上各色彩灯。当彩灯点亮、壁炉燃起时,大家一起唱圣诞歌、跳起欢快的舞蹈。前方将士抗战英勇杀敌,后方的文弱书生也不甘落后。戴芳澜和夫人郑淑媛、段洪章和夫人许桂岚、俞大发和夫人陈绍熙、娄成后和夫人祝宗岭几个家庭联合起来,自编自演节目《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抗日名曲,极大地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

如今,西南联大曾居住过的大普吉村已经今非昔比,许多旧址都因岁月的流逝而不复存在。仅存的只有教授们居住过的惠家大院门楼、华罗庚旧居等少数遗址。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们团结友爱、忠于事业、忠于国家的无私献身精神,将永远铭记在后人心中;他们克服困难、乐观顽强的生活态度,值得后人们学习。

第四篇: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

近年来,写文章赞扬西南联大者可谓多矣,例如说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为中国教育史上之“奇迹”,它只存在了9年,却培养出后来成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二人;说建国后成为院士者有当年联大学生多少人,占全部院士的几分之一;说我国原子弹、氢弹这“两弹之父”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邓稼先;说西南联大教授中大师如云,联大教授的水平在世界上应届一流,等等。这些话都讲得不错,可是有一点,即:大家都只谈联大教授的业务水平非常高超,却很少人谈到他们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也同样是

第一流的我想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谈这个问题,得先谈“时代背景”,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他们的高风亮节才更加突出,也更加不容易。抗日战争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1937年上半年(即抗日战争发生以前),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抗日战争以前一元法币即一元银圆,350元大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一万一千元),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而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依靠这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呢?惟其如此,才发生了这样一件为我目睹并且震撼了我灵魂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了我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这一“惨不忍睹”的悲剧使我晨惊骇怪,把我吓得丧魂失魄,赶快逃走了。也惟其如此,闻一多先生才于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为别人刻图章卖钱!请看当时名震海内外的十二位著名教育家和学者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硕

学鸿儒为先生所写的“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住冻。惟是温摩(按:此字的读音为nun意思是“手气”——祥麟注)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

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闻一多先生如此,吴晗先生呢?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吴先生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乃于1946年4月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游费、医药费及最少五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再以法律系费青教授为例,费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1941年9月,北大法律研究部付了法币3000元,购买了费先生的藏书。书籍是知识分子的“命根子”,进行科研必须有大量的参考书,而今上述两位教授为了生活,居然决定出售自己的所有书籍,此中苦况,我们今天又如何想象!再如,教授中拖儿带女,家属人口众多、负担沉重者,为数不少。例如:全家人口有六人者为王力、冯友兰、冯景兰、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潘光旦、刘仙洲、游国恩等15人;全家人口为七人者有林文铮、袁复礼、马约翰、闻一多、罗常培、李继侗等14人;全家人口为八人者有蔡维藩、徐继祖两人;而中外闻名的大学者和作家的朱自清则全家有十口人之多。像朱自清先生家庭负

担如此沉重,他靠这每月8.3元大洋又怎样生活?老师如此,学生的生活也不好过。我举个自己的例子,说明经济困难对我个人学习的影响:我当时是外文系学生,由于物价飞涨,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各吃一餐。也就是说要在早晨8点至10点上两堂课后,再吃早饭。经济情况较好的同学可以在7点多时,在街上摊贩处买早点吃,我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太饿,无力气去上课。有时只好干脆不去上头两堂课,在床上睡觉。今天讲起来好像是“逃学”,很丢人,可是当时实在没有办法,肚子空空如也,委实无力气去“枵腹上课”。

我从有关资料中,读了不少联大教授或“教授会”因经济困难写给当时教育部或联大学校领导的报告,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感人肺腑。今举联大“教授会”1941年12月写给教育部的报告为例:„„同人等昔已为涸辙之鱼,今更将入枯鱼之肆矣。„„姑无论市井奸商操纵物价,转手之间便成巨富,即同为政府机关,而亦有司书录事之职,其薪津即多于教授者,至于自有收入之机关,其人员举动之豪奢尤骇听闻,一宴之资可为同人等数月之薪津!„„同人等上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下亦不忍用国家之锱铢如泥沙,固不望如前线忠勇将士之多得实物,亦不愿如后方豪奢机关之滥耗国帑,惟望每月薪津得依生活指数及战前十分之一二。无论数目之多少,总期其购买力能及战前之五十元,俾仰事俯畜,免于饥寒。

庶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以求国家最后之胜利。

然而,就是在如此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1942年10月联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学校的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所谓“特别办公费”者。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术语,就是系主任的“岗位津贴”)。

这一封信写得很感人,谨全文照抄如下:

敬启者:

承转示教育部训令总字第45388号附非常时期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部分主管人员支给特别办公费标准。奉悉一是。查常务委员会总揽校务,对内对外交际频繁,接受办公费谊属当然,惟同人等则有未便接受者。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予教深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风气,五年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之一也。且际此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九伤十丐,薪水尤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餮时虞其不给,捷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当局等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平均之谊,且今受之者无以对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之二也。准此二端,敬谙常务委员会

鉴其困难代向教育部辞谢并将原信录附转呈为荷。

此上常务委员会公鉴

冯友兰 张奚若 罗常培 雷海宗 陈福田 李继侗 陈岱孙 吴有训 汤用彤 郑天挺 黄钰生 陈雪屏 许浈阳

饶毓泰 燕树棠 孙云铸 查良钊 施嘉炀 李辑祥 章名涛 王德荣 陶葆楷 苏国桢 杨石先 陈序经

读到这封信时,我的灵魂受到强烈震撼。用咱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教授兼系主任,工作量增加了,工资贴补一点,天经地义,多劳多得嘛,有什么好说的!更何况是教育部统一的规定。但是,联大这些教授不要,他们宁可继续过自己的贫困日子。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们认为多做一些工作,是自己的责任,不应另外多得报酬。第二,他们不愿享受特权。固然,他们全家饥寒交迫,生活极端艰难,可是一想起其他教师同样困苦,他们不忍心自己单独拿这笔钱。信里面“九儒十丐”一词,叫人心酸。用的是元朝的典故,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对知识分子特别歧视,把全国人按职业分成十等,而最低下的三等为“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比妓女还要低一级!抗日战争时的知识分子,薪水太少,地位低下,其社会地位名次排于国民党兵痞子之下,人们把国民党兵痞子叫做“丘八”,而大中学生则被称为“丘九”。知识分子地位之低下,于此可见矣。正是在这种家庭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联大25位兼任行政领导工作的教授,毅然

拒绝了接受特别办公费,真是高风亮节,彪炳万里,正气凛然,令人景仰!

然而,联大教授的道德品质还不仅表现在这一方面,它同时还表现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的精诚团结上。某些旧大学,尽管组成成分比西南联大单纯得多,却不乏不同派系勾心斗角、窝里斗的“传统”。可是西南联大由三个学校临时组成,不论常委会、教务处、总务处,或者是各个学院和系,一般说都有三个学校的人,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没有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之事。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大家都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亲密无间。只此一点,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非常罕见,非常难得的。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一条,在于三校的传统好,和联大教师以及行政人员的素质高,思想品质优秀。人人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学校前途为重,不计较个人或原先“小团体”的荣辱得失。直到今天,虽

然西南联大早已于半个世纪前解体,不再存在,而“联大精神”却依然芬芳扑鼻,永留人间。

——摘自《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

以下是西南联大一些教授轶事

闻一多步行入滇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除了大部分乘火车绕道外,还有一部分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8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旅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初春阴雨绵绵,200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这年闻一多刚好40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终于到达昆明。

梁思成“屈才”盖茅房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到了昆明。联大校长、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就请梁思成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此时的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他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梁思成听着,心软了,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为西南联大设计茅草房,也许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最委屈的工程了。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

费孝通饱受磨难

1940年12月的一个下午,寒风凛冽,从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毕业的联大教师费孝通博士扶着即将分娩的妻子,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8架日本飞机从他们头上掠过,扔下了炸弹。“不好,我们的家被炸了!”妻子惊叫起来,随后感到腹部一阵剧痛,便跌倒在地。费孝通扶起痛苦挣扎的妻子,想找个小屋。然而别人一看,就知道他的妻子要生了。这儿农民的风俗是接纳别人家的孕妇在自己家生孩子就会倒霉。费孝通扶着即将分娩的妻子,走了一家又一家,始终没有人肯接纳他们。夜幕已经降临,妻子的腹痛一阵紧似一阵。5年前,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已经失去了一个妻子,她叫王同惠,是燕京(大学)才女,和费孝通同是社会系的同学。然而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108天。当新婚夫妇在广西大瑶山考察时,费孝通不慎落入猎人设下的陷阱,王同惠拼命奔走呼喊。结果,费孝通获救了,王同惠却在奔走中坠入深涧身亡。现在费孝通又急得走投无路。最后,听说县城背后的小山坡上住着一位广东医生,他赶紧把妻子背到那位医生家,这时已是子夜,妻子破水已经2个多小时了。医生同意他们在自己的诊室里把孩子生下来。但他十分遗憾地说,他是一名牙医,对生孩子的事一窍不通。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的寒风中降临人世的。那一夜,费孝通憔悴了许多。

华罗庚租住牛圈

1938年,华罗庚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6口与闻一多一家8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宿的。

而数学大师 华罗庚以其惊人的毅力,每天晚上拖着残腿,跋涉十几里路回家,伏案于牛圈的楼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老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常常搞得整个楼棚摇摇晃晃,人坐在楼棚上,那感受就像喝醉了酒或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一般。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大师的血液。在这样的条件下,从1938年到1945年这短短7年间,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10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不久,华罗庚的第5个孩子又降临人世,穷困中的华罗庚给新生儿子起了一个有意味的名字:华光。他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为了教育这些孩子,华罗庚在家中采取了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每天早晨,孩子们听到哨声起床穿衣,每人拿一个小盆,排成一列纵队,由华罗庚吹哨子,带他们到河边洗脸漱口,三伏三九皆不例外。

吴大猷化装捡牛骨头为妻治病

从1937年到1943年底,昆明的物价在6年中上涨了400倍,教授们的工资一天比一天

不值钱。吴大猷早年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他的博士论文《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结构》,对现代物理学的影响十分重要。吴大猷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肺病。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能治这种病,便每天到菜市场买牛肉来熬汤,送到女生宿舍给他这位女友当药喝。吴大猷的执著打动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国后两人结为终生伴侣。然而到了昆明,吴大猷的薪水,再也无法每天去买牛肉熬汤了。为了病妻的身体,有时吴大猷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场去捡拾剩余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们得知此事都很感动,常常将一些剩牛骨头替他留着。

第五篇:民国厦大对教授们的学术要求美文摘抄

1926 年,北京大学20 余名教授纷纷南下,赴厦门大学任教,其中包括林语堂、鲁迅、沈兼士等国学大师,时称“半个北大”搬到厦门来了。

厦门大学于1921 年由陈嘉庚筹资创办,当初校方对国内专家和海外学人,不论门派,只要学术上有成就有地位,一概重金礼聘,教授月薪最高可达400元。

这些精英中,鲁迅声名尤其显赫,他一人兼具海归、学者、作家、青年导师、专家型官员等多重身份。鲁迅早年曾东渡日本学医,后转向文艺,1912年赴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五四运动前后发表《狂人日记》、《阿Q 正传》等白话小说而蜚声文坛,1920 至1926 年间在北大、北师大与女师大等八所院校兼职授课。

1926 年9 月,鲁迅经林语堂引荐来到厦大,任国文系教授与国学研究院教授,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课程。

厦大办学之初即志存高远,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为己任,因此校方对高薪聘来的教授们也严格要求,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果发表,希望多出快出学术成果。

鲁迅曾表示,校方的这些急于事功的动作“令人看得心烦”,他打了个比方,厦大就像拿好草喂牛,得挤出牛奶来。有一段时间,校方频频催逼,鲁迅怒不可遏,向校长发了一通火。

不过在学术著作方面,鲁迅早已成竹在胸。若校方年终考评,将成果与薪酬挂钩,他也丝毫不必担心。鲁迅曾多年潜心于古籍整理和研究,在编撰小说史和文学史方面正是厚积薄发。除了花半天半夜时间,毫不费力地向《厦大国学季刊》提交了一篇四千余字的论文《<嵇康集>考》之外,鲁迅更有大部头成果保底。他说:“其实我只要将《古小说钩沉》整理一下拿出去,就可以作为研究教授三四年的成绩了。”

话虽如此,鲁迅却不是一个喜欢吃老本的人。鲁迅进京前曾编辑一部古小说佚文集,共辑录先秦至隋代古小说36 种,收罗宏富,又加以认真校勘,实乃研究唐代以前小说的重要参考书,此即《古小说钩沉》。北大授课期间,鲁迅又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论述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

鲁迅在厦大授课,却并未完全照搬过去的讲义,而是另起炉灶,着手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略》。

沈兼士曾任厦大国文系主任兼国学院主任,1926 年10 月底离职。沈兼士回京后致信鲁迅时特意提及这部文学史讲义,希一睹为快。鲁迅回信说:“文学史稿编制太草率,至正月末约可至汉末,挂漏滋多,可否免其献丑,稍积岁月,倘得修正,当奉览也。”

从当初的计划看,鲁迅本打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全部完成,最终共写了10 章,从文字起源讲到汉代司马迁。此书直至鲁迅去世后才出版,名曰《汉文学史纲要》。

鲁迅在厦大任教不过一学期时间,而这部《汉文学史纲要》堪称成果卓著,即使按校方的严格要求来衡量,他被评定为“教授”职称也是绝对称职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厦大付给他每月400元高薪,“可以觉得钱不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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